◆张欣杰

　　新时期女性文本中知识女性的身体病症与性别意识

　　◆张欣杰

　　朱虹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病妇形象》中考察了新时期初期女性的“生病”现象。她认为这一时期女性文本中出现的大量病妇形象，是“由于男性对女性肉体的占有在文学规范中有很深的印记，妇女只有在她们重新拥有她们的身体之后才有可能真正无拘无束地写自己。将妇女置于医院这种富于想象力的做法，打开了更深入地体验妇女生活的新天地，指出了表现妇女的新途径”。朱虹的眼光无疑是敏锐的。新时期女性文本“病妇”形象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女性身体信息，也带来了诸多疑问，有些也许是朱虹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的。那就是:为什么“病妇”形象大多出自女性文本?为什么这些“病妇”大都是知识女性?是什么原因导致知识女性躺在了病床上?……

　　文本表述中的身体状况绝不止于血肉之躯的表面意义，它往往承担了更为广阔的时代话语和性别话语等，而成为一种象征。新时期女性文本中普遍出现的知识女性“生病”现象，启发了本文对新时期知识女性的社会性别文化境遇、自我认同问题以及性别意识状况的探讨。新时期的女性文本为我们展现了相当全面的知识女性在此时社会实践中的多重选择，以及她们在所选择的生活中面临的多重困境。本文正是从女性文本对知识女性生命经验的多层面、多角度的立体展示及其困境揭示中，来诊断女性文本中知识女性“生病”的原因。也许并不是所有文本中的知识女性都“生病”了，然而这时期文本所展示的大多数知识女性左冲右突、进退两难的性别文化境遇与自我认同危机，也许正可以引导我们去寻找最终导致她们生病的文化层面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女性的“生病”不仅仅是一种身体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一、新时期知识女性的书写背景:最初的匮乏与错位

在男权社会，一种长期建立在男性性别经验和维护男性性别权力和利益基础上的性别文化已经形成一种漫长而稳固的传统，即男权文化传统。它成为安排其他客体角色比如女性、儿童、生物界之命运的意识形态依据。它渗透到社会现实层面、日常生活以及人们的观念、感知、经验层面，固化为一种无意识的思维方式，以维持男权制的运转与延续。性别文化传统为性别主体的成长与归属感提供文化资源与文化空间。在男权社会，女人无“史”。这注定了知识女性无法从女性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

　　历史上知识女性的主体经验几乎可谓是一片被抹杀、被掩盖了的空白。知识女性是辛亥革命之后成长起来的，她们在中国革命战争、妇女解放运动、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等领域作出了艰辛努力和卓越贡献。然而关于知识女性生命经验的书写却少之又少。即使有，也一直生存在被男权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所压制、歪曲、同化与抹杀的恶劣环境中。萧红作品的女性自我言说之意义被由男性宰制的文学批评实践和民族国家话语曲解和遮蔽;丁玲的女性写作被民族国家话语所压制并渐渐同化;张爱玲的作品在大陆则一直被排挤、打压，以致被长期遗忘。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强大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在“男女都一样”的神话下仅只认可男性性别，女性作为主体的性别经验完全消失不见。女性性别经验总是被排斥出男性创造的历史文化之外。“女人在何时何处在这个机制内被表现出来，也就在何时何处被抹杀。”

　　在新时期，知识分子由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知识男性从男权文化传统和主流意识形态中汲取力量成长为稳固自信的时代主体;而缺失了的女性文化传统却不能为新时期知识女性的主体成长提供文化资源，同一时期的主流文本更无法为其提供营养和经验。

　　首先，从对知识女性的生命经验书写来说，新时期主流文本对知识女性的人生选择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暴力干预、对其生命感知进行歪曲和涂抹。主流文本中知识女性的命运和生命感知常常为政治意识形态和性别意识形态合谋而决定。如在《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将爱情献给了“右派”知识分子罗群，在命运的百般折磨中依然强调自己非常幸福;而宋薇因为抛弃了罗群而一直处于良心的愧疚之中，她与革命老干部的婚姻生活虽物质充裕，却与幸福无缘。冯晴岚所谓的“幸福”生活显然是政治意识形态对献身于知识男性的知识女性的虚幻奖赏。假设此文的意识形态背景是“文革”，那么宋薇的选择无疑会被象征系统奖赏为一段“幸福”婚姻，相反，献身于知识男性罗群的冯晴岚则一定会被钉在“文革”历史的耻辱柱上。在《天云山传奇》的男权视角下，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奖赏、夸赞为知识男性牺牲的知识女性，通过谴责、惩罚抛弃了知识男性的知识女性，来明确时代的政治风向，确立知识男性的时代主体地位。这样，政治意识形态就和性别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极端暴力地干预了知识女性做出独立自主的人生选择的权利。这样，“叙事完成一个重要的文化任务，即性别整合任务，它已经把女性的进入秩序由一种真实的奴役变为一种唯一的理想乃至幸福，由对女性的剥夺变成赐予，由对女性的排斥变为接纳，一句话，把这一秩序的强制性本质藏得天衣无缝”。主流文本中知识女性的生命价值是在为神圣的民族国家建设事业以及与其深刻同一的伟岸的知识男性的献身中实现的。“承受男性特质的意指行为的镜面仅仅返还了一个(虚假的)影象，保证了菲勒斯中心的自足性，却没能为自己做任何贡献。”《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为罗群献身，《蓝蓝的木兰溪》中的赵双环为肖志军献身，她们都结局悲惨，却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褒扬的“伟大”女性，不得不在文本中露出“幸福”的笑脸。作为被公共政治和性别政治双重压迫的客体，她们丝毫没有话语权，无法讲述生命中所经历的痛苦、欢乐与悲伤。主流文本中的知识女性主体经验呈现出一片空白。

　　其次，从对知识女性的角色定位来说，主流文本将知识女性固化在传统女性角色上。男权文化对女性传统性别角色的定位是为了满足男性对女性的本质化性别期待，即依据女性身体的再生产功能而将女性束缚在以身体为中心的日常生活中，这又延伸出了女性的性别气质、劳动分工等。性别角色问题是一个再古老不过的问题。无论是在“五四”的“妇女解放”年代还是在新中国的“男女都一样”年代，男性文化都没有放弃过对女性传统性别角色的固化。新时期知识男性由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时代主体，知识女性同样也以时代主体身份自居:“几乎所有登场于80年代的女作家、艺术家，都分享着男性知识分子、艺术家们颇为悲壮、包含豪情的思考与行为基调。她们几乎没有迟疑地分享着男性精英知识分子与现代社会公民的自我想象与自我定位，充满了巨大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当知识女性也沉浸在将主体生命投入民族国家伟大的建设事业中来实现人生价值的梦想中时，知识男性则感受到了一种深刻的危机感:谁来照顾“我”的生活呢?如果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无法进行，“我”还如何作为时代主体投入民族国家的建设事业呢?于是婚姻家庭中知识男性和知识女性的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问题，就成为关系到民族国家建设事业的迫切问题。主流文本《黎明潮》通过苏文戈的思索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展示出来:“我正在业余时间思考着爱情、婚姻、家庭、就业和社会分工等问题，而且我认为这是迄今人类尚未解决好的问题，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全球性的，就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亦并非不重大的事情。”通过苏文戈的观察，文本展现了几个双方就职的知识家庭争吵不休的不幸生活。他意识到“我要找的是一位主持家政的妻子，也就是一位‘家庭总理’，而不是一位直接向国家领取工资的职工——干部”。而这才能保证知识男性专注于民族国家的建设事业，保证家庭的温馨和谐。主流文本对知识女性的性别角色期待的呼喊是鲜明而嘹亮的。这毫不遮掩地揭示着，主流意识形态所热切呼唤的时代主体，仅仅是知识男性:“男女平等，可实际上男性仍然是支撑这个社会的主要力量。如果男人庸俗，没事业心，没理想，我们的民族就会平庸，就会失去生存能力。”(《寻找男子汉》)新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和性别意识形态)对知识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期待，与知识女性对自己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定位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和错位，这不仅无助于她们的性别主体成长，更为她们的自我认同走向危局埋下了祸根。

　　女性文化传统的匮乏、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和性别意识形态)对知识女性“幸福生活”的误导，使得相当一部分知识女性陷入了男性中心主义所编造的幸福家庭骗局。《啊，碧青的橄榄》中的佳“甘愿以自己的理想、青春甚至生命铺作他的底色。当不了玛利亚·居里也要当燕妮·马克思”。《迷乱的星空》的惠文“为他献出的，岂止是十年!健壮的身体，优裕的生活，还有当一个文学家的少女的梦”。《金灿灿的落叶》中的莫愁为丈夫牺牲自己的梦想，因为她认为“丈夫拥有的，也是属于她的，他们的一切都是共有的”。《名人和她的女儿》中的郭闵为了前夫失去毕业机会:“我失去一点没关系，重要的是你。”而一旦她们依照男权意识形态而放弃自我追求，投入传统女性角色，马上就体验到了残酷的后果。这些进入骗局的知识女性，要不就是在操劳一生后孤独死去，重复传统女性的命运;要不就是因为成为家庭主妇而在精神上无法与丈夫比肩，很快就连同那被牺牲了的前程和青春一起被决然抛弃，更遑论主体价值的实现。这充分说明了新时期主流文本对为知识男性牺牲奉献的知识女性的赞美之辞，正是别有意图的性别政治话语。这些受到主流文本意识形态蛊惑的女性文本中的知识女性并非性别主体，只能说是意识到男权意识形态诡计的半主体，她们成了试验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牺牲品。这些女性文本是新时期最初的知识女性生命经验书写。她们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发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为知识女性编写的美丽骗局，警醒着后来的知识女性:为知识男性而牺牲奉献与知识女性的主体价值实现之路恰恰是南辕北辙。

　　接下来便有了更为鲜明地揭露知识家庭男权意识形态的女性文本:陆星儿在《在他远行之前》中塑造了一位一切都顺从丈夫的意愿生活的“幸福”女人，她对个人追求的坚守被以温柔的爱情为外表的男权所冲垮，生活完全在丈夫的掌控之中。个人主体缺席的女性生活空洞、苍白、无力。她最终鼓足勇气撕破这个“玩偶之家”表面的温情，决定去追求自己喜爱的表演艺术。走出了丈夫的家，并不意味着娜拉获得了独立、解放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她们往往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不能承受之重”。

二、主体价值的探索途径之一:妥协的悲剧

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和性别意识形态)对知识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期待，与知识女性对自己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定位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和错位。女性文化传统的匮乏，使得新时期知识女性无从汲取建构性别主体性的文化资源。不少知识女性选择在男权制社会对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期待和自我价值追求的错位中寻求妥协和折中的办法，那就是一方面顽强地学习、工作，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以期得到社会和时代的认可;另一方面承担起传统性别角色为她们安排的劳动分工(围绕身体再生产的劳动)。当然，她们所期望获得的认可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对其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认可，一方面是对其贤妻良母性别身份的认可。这就使得她们的自我认同分裂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社会认同层面，一个是性别认同层面。这两个层面在同时期的知识男性身上是同一的，而在知识女性那里，它们是激烈冲突的、以极为不和谐的状态纠缠在一起的。

　　对于知识女性来说，获得社会认同对她们来说异常重要。经历了十年动乱的知识女性异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尊重知识的年代，她们努力学习、工作，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顾不得爱美的姑娘》、《关于候补中年知识分子的报告》、《写给未诞生的孩子》、《路遥遥》、《保姆》、《人到中年》、《啊，青鸟》等，都描写了十年动乱结束之后终于获得学习机会的知识女性，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如饥似渴地为学业、事业争分夺秒、努力拼搏的场景。《人到中年》中的眼科医生陆文婷工作认真勤奋、业务精湛、医德高尚，是医院的骨干;《写给未诞生的孩子》中怀孕的建筑系女大学生坚持去工地参加施工，不分日夜写论文，以优异的成绩中选了毕业论文选讲;《啊，青鸟》中的榕榕熬夜搞翻译，成果卓著……她们确实勤奋而优秀，实现了主体的社会价值，获得了社会认同。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无限的认同，而是受制于传统女性角色，进而以身体健康为代价的有限的认同。

　　新时期的知识女性在忙碌事业时不放弃男权文化为女性角色安排的繁重劳动:生育哺乳、照料家人、维持生计。一方面承担起事业的压力、参与残酷的社会竞争;一方面要照料家人、担负家务劳动，她们不得不压榨、牺牲自己的健康。《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在繁重的家务劳动和工作压力下最终病倒，《啊，青鸟》中的榕榕一边照料宝宝一边为学业拼搏而身体亏损，《写给未诞生的孩子》中的怀孕女大学生毫不顾及孕期身体的健康。在知识男性方面，无论是《天云山传奇》中“困苦只是磨炼了他，却并没有能够损伤得了他，相反，他好像比以前更健壮更高大了”的罗群，还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性能力失而复得的、“髋肌是有力的”、“血液里掺进了原始的野性”的章永麟，或是《北方的河》中那个“半裸着的宽肩膀男人正张开双臂朝着莽莽的巨川奔去”的“研究生”，都描绘了知识男性生气蓬勃、强健伟岸的身体图式，展现着社会认同与性别认同、个体与民族国家主体和谐统一的完满场景。无论是象征系统还是日常生活中所呈现的强壮健康的知识男性身体或虚弱疲惫的知识女性身体，都是性别权力机制运作的结果。知识男性日常生活的运转依赖于承担着传统女性角色的知识女性，这正是一种深刻而持久的性别政治:他们通过压榨知识女性的身体成本而拥有强健的体魄，成为高大自信的时代主体，超越了身体的局限而获得了社会认同的无限性;知识女性则额外承担起本该由知识男性承担的那部分身体磨损，而被束缚在身体的有限性中。身体的物质性后果全部由知识女性承担，这“不能承受之重”使得她们的社会认同也具有了有限性。一旦身体难以承担双重负荷，她们的社会认同就会被迫终止。

　　新时期知识女性受制于身体的劳损而使社会认同走向困境本质上源于她们不清醒的性别意识。她们一方面对男权制妥协、承担传统女性角色，甚至宣扬传统妇德(如航鹰《东方女性》)，一方面为学业事业拼搏努力，期望在社会中实现主体价值。然而将这二者兼而得之无疑是天真的幻想。附生在男权制之内并不是知识女性主体成长的正途，而这也正是她们“生病”的文化原因。

三、主体价值探索途径之二:拒绝与逃离

新时期女性文本还塑造了一部分选择拒绝男权文化传统为其安排的传统女性角色和女性气质的知识女性。此部分关注这些知识女性的身体状况及性别意识状况。

　　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的主人公是位失却柔弱、被动的女性气质，具有刚强、进取的男性气质的知识女性，张洁《方舟》中抛弃婚姻、离开男人的曹荆华、柳泉和梁倩是“雄化”的知识女性。女性文化传统的匮乏使得僭越了男权制的新时期知识女性缺少表述其性别气质的文化资源，她们将拒绝传统女性气质的知识女性所表现出的性别气质想象和定位为“男性气质”。男性气质的中心议题是权力，然而仅仅是男人而不是具有男性气质(不考虑性别)的人从男权制中受益。也就是说，只有当男性气质与男性身体建立起联系，才具有权力意义。而当男性气质与女性身体建立联系时，她们则被以男权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主流社会所抛弃，从而面临着自我认同的深度危机。对于僭越了男权制而拥有所谓男性气质的知识女性来说，她们的自我认同感突出地体现在性别认同层面。

　　“一个人不能基于她(他)自身而是自我，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我。”对于性别主体(自我)来说，两性关系无疑是一种深刻而必然的对话关系;而对于僭越了男权制的知识女性来说，沉重的男权文化传统无疑是一个具有压迫性的强势对话者。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的知识女性在爱情关系中，难以应对知识男性以主体自居而对女性持有的双重期待:做“温文尔雅、慢声细语”的传统女性难以在精神上与他比肩，而如果“自信要强”却又有了太多的男性气质，同样难以博得他的青睐。“既要女人觉醒又要女人沉睡的话语，为男性造就了完满的意识形态神话，而给女性带来的却只能是自我分裂——如果她还坚持这份自我的话。”在男权制以男性为主体和中心的爱情关系中，男权意识形态的压迫不仅使知识女性无法获得平等的对话权、无从获得独立自主的性别主体身份和自由的主体成长空间，还使她们的自我走向分裂。有鉴于此，张洁《方舟》中的三位知识女性毅然走出婚姻，离开男人，然而这并没有引领她们走出自我认同的困境。抛弃了男权世界的三位“雄化”了的知识女性，实际上也被整个世界所抛弃。风雨飘摇的“方舟”是她们的藏身之所，“方舟”作为一个空间意象，象征着僭越了男权制的知识女性自身发展空间的逼仄与狭窄。只要男权制的洪水不息，“方舟”就永无登岸之时。三位知识女性与外界互相充满敌意，失却了对话的橄榄枝，她们饱受挫败，不仅无法确立一个自信而稳定的性别自我，反而对自我的性别气质充满了怀疑，以至于她们会感慨“多么愿意做一个女人”。一方面性别意识已然觉醒的她们不可能回到蒙昧混沌的客体时代，一方面因缺乏内在外在力量的认同和支持而不足以成就强大的自我，新时期僭越了男权制的知识女性又上演了一出“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悲剧，她们只有感觉到“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

　　实际上，僭越了男权制的知识女性自我认同的困境，本质上是由她们对自身性别气质想象与定位的思维局限造成的。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性别意识形态，“人们使用这种意识形态可以帮助自己想象那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男女之间基于性别的差异的存在”。男性气质意识形态“总给男性以系统的特权，他们特别享有比女人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的社会，并通过宣称男人凭借其性别而自然优于女人来维护其合法性”。知识女性试图通过抛弃“女性气质”拥有“男性气质”而分享男性的社会权力与资源，来使自我实现与男性一样的社会价值，这本质上并非是对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超越，反而是对其深深的认同。

　　僭越了男权制的知识女性将自身独特的性别气质定位为男性气质，无疑是一种错置。“我们可以把二元式中塑造的女性特质理解成镜像女性特质，把从二元式中被抹杀掉、排除出去的女性特质理解成剩余的女性特质。然而，这样的命名不能用，因为在后面一种模式中，女性特质严格说来，根本无法被命名，而且实际上，它也根本不是一种模式。”女性文化传统的匮乏使得新时期知识女性无以寻找表达这种独特的剩余女性特质的话语资源。这充分体现在《方舟》对三位知识女性面色暗黄、枯如槁木，如女巫一样有着“麻杆一样的身体、干瘪的胸、蜡黄的脸”的身体想象中。知识女性对男权制的僭越来自性别意识的初步觉醒和“剩余女性特质”的自然生发。面对新的自我在男权制中无法获得认可的尴尬境遇，她们无法从女性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来填充丰富多维的性别自我以与男权世界对抗，更无以获得建构自信饱满的自我形象的想象力与激情。病态的身体形象，正是缺乏必要性别文化力量支持的虚弱无力的内在自我的写照。内在的匮乏导致她们不仅受制于男权世界的目光，还不得不依靠男权文化传统来补充、定位和想象自我，这样，文本中的女性话语就和男权话语互相胶着而存在。客观来说，《方舟》将剩余女性特质形象化为病态的女性身体，是对将女性作为美丽性感的性对象客体描写的突破，却同时抹杀了这些知识女性身体的性别特征，将僭越男权制的知识女性丑化、妖魔化:这恰恰暗合了男权意识形态对僭越男权制性别秩序的女性的他者化想象和塑造。以男性为中心对女性作他者化书写的男权话语在此并没有被怀疑，反而被深深地认同。“一如中国妇女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与中国的历史命运与中国社会的变迁胶着在一起，新时期的女性话语亦相当繁复地与主流(男性)话语呈现出彼此合谋又深刻冲突的格局。”新时期知识女性文本中的女性话语在与男权话语的深刻冲突与合谋的困境中，使剩余的女性特质之形象的多种可能性丧失了打开的契机。

　　无论是对男权制的妥协、在努力拼搏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同时主动承担起知识两性的身体磨损，还是僭越了男权制却赋予自身病态身体形象，知识女性的身体问题都体现为一种性别文化象征意象，反映出新时期知识女性在自我追求与社会期待的对立中其自我认同极为焦虑，无法获得稳定的社会归属感和性别归属感的文化症候。主流意识形态和男权文化传统固然是造成知识女性认同危机的外在原因，然而其根源却在于知识女性内在的匮乏——女性文化传统的缺失不能为知识女性提供建构自信饱满而有力的主体形象的文化资源，以至于她们在面对危机时或主动选择对男权制的妥协，或无意中与男权话语合谋。新时期的知识女性无法超越男权文化而找到自我。由此可见，性别话语的困境，是女性身体病症的根本原因。

　　然而“女性的出现、女性的自我命名所显露的唯一真实，不是她获得与男人一样的平等，而是在她主体成长中的一个结构性缺损、一个女性自身的反神秘化过程，一个使女性的隐秘经验，包括历史经验、心理和生理经验，从一片话语的涂盖之下，从一片话语真空中发掘和昭示于世的过程”。从这个层面来说，新时期女性文本又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男权文化传统的极度发达与女性文化传统的空白，显示了人类性别文化的结构性缺损。新时期女性文本开启了女性生命经验言说，展示了女性的性别文化境遇，萌生了当代文化中最初的女性话语(即使那是充满了不彻底性和矛盾性的女性话语)。这不仅使得女性文化传统的“空白不再是纯洁无瑕的被动的符号，而成了神秘而富有潜能的抵抗行为”，还开始了修正人类性别文化结构病症的伟大工程。

　　［本文系铁道警察学院2015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新时期以来文学文本中的性别文化”( 2015TJJBKY023)的部分成果］

　　注释:

　　①朱虹:《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病妇形象》，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性别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73页。

　　②一般女性文本被理解为有女性意识的文本，主流文本则是与男权文化象征系统合一的文本。是否主流文本或女性文本，最重要的区分标准是其中的性别意识，而并非作者的性别。但是本文为了考察新时期知识女性的性别意识状况，把女性文本的范围预设为女作家所写的文本。在这些文本中，女性作家主体和文本中的女性主体是合一的，女性作家主体作为知识女性，其性别意识通过文本中的知识女性主体的身体形象、性别境遇、认同状况体现出来。比如航鹰《东方女性》并没有体现出女性意识，按照有无性别意识的标准来区分，这篇小说算是主流文本。但是它作为新时期知识女性写作的文本，反映出了当时知识女性性别意识的局限，有助于体现新时期知识女性性别意识的整体水平和发展状况，因此在本文的研究视域内它算是女性文本。

　　③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微》，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

　　④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5～301页。

　　⑤朱迪丝·巴特勒:《身体至关重要》，汪民安、陈永国主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

　　⑥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⑦朱迪丝·巴特勒:《身体至关重要》，汪民安、陈永国主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⑧戴锦华:《新时期文化资源与女性书写》，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⑨康奈尔:《男性气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页。

　　⑩约翰·麦克斯因:《男性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约翰·麦克斯因:《男性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约翰·麦克斯因:《男性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在这里，女性作家主体和文本中的知识女性主体无疑有着同样的精神立场。文本中僭越了男权制的知识女性形象可谓女性作家主体对此情此境下自我形象的想象。

　　?朱迪丝·巴特勒:《身体至关重要》，汪民安、陈永国主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204页。

　　?戴锦华:《新时期文化资源与女性书写》，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作者单位:铁道警察学院;作者亦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