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复仇叙事价值反思
◆游澜
自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莫言及其作品的影响力已渐超出文学层面，日益成为一种文化征象。从书籍热销到影视改编，借由莫言获奖这一事件，业已边缘化的文学似乎一度重新回到公众视野。然而，大众文化市场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律。一旦具有国际公信度的诺贝尔奖成为招揽生意的金字招牌后，“红高粱”也就渐渐成为被盲目追捧的消费标签，成为一场裹挟着民族荣誉感与本土化情结的符号狂欢。
大众文化的消费机制本能地排斥异质的声音，然而，作家与批评家理应在众口铄金的局面下保持价值判断的独立立场。事实上，对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而言，并不存在绝对的结论，它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这意味着，对某时期具有代表性作品的再解读并非对既有文学史的单调温习，而是以当下视角对文学作品及彼时社会历史语境进行还原性的理解和超越性的反思。
1986年，莫言发表了包括《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在内的“红高粱系列”，并于1987年将其结集出版为《红高粱家族》。《红高粱家族》是莫言公开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个人风格确立的标志性作品，他的后续作品中出现的美学和思想元素，几乎都可以在这部长篇处女作中找到源头。
《红高粱家族》(以下简称《红》)的长篇体制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不同，历时性的叙述时间在这里被打乱，倒叙、补叙、插叙不断介入余占鳌抗日的叙事主线，并旁生出各个叙事支线，造成文本时间的断裂和错位，构成叙事时间的陌生化。在《红》中，历时性叙述时间不再是联结各章的结构线索，真正起到推动情节、转换空间、派生支线作用的另有其他叙事因素。
在《红》中，复仇冲动构成的因果锁链在这部长篇中承担起了线索性的功能。“复仇、反复仇、反反复仇，这条无穷循环的残酷规律”几乎贯穿了整部小说。它不仅是叙事空间与情节结构的推动力，也是小说内在价值的核心要素。
欲望，或曰生命意志，作为《红》中不可化约的核心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物的复仇行为体现出来的。欲望与复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主体欲望愈是强烈，其复仇意志就愈是坚决。在《红》中，莫言往往并不直接呈现生命意志的强力，而是通过描写欲望突破束缚的反抗——复仇，来宣告主体意志之坚决。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对复仇叙事的研究或许是通往《红高粱家族》价值反思的一条有效路径。
一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写道:“从形式上说复仇是主观意志的行为，主观意志在每一次侵害中都可体现它的无限性。”复仇行为以其否定性的力量显示主体欲望的无限性。个体复仇是个人欲望的宣告，民族复仇战争则是民族国家主体性的宣告。莫言对余占鳌“最英雄好汉也最王八蛋”的评价中就包含了这两种价值维度的粘连。余占鳌性格中冲决一切的“个体欲望”与“复仇冲动”，尽管有其张扬主体意志的正面作用，也有罔顾公义和自我反噬的负面性，对此，叙事者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最王八蛋”的余占鳌如果不曾参与集体历史的建构——民族国家复仇战争，那么，他所谓“最英雄好汉”的形象将无以确立，而民族战争也正需要余占鳌这般具有强大欲望内驱力的个体为其提供动力。
《红》中叙事者因血亲仇恨生发出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呐喊，以及篇末作为传统精神象征而出现的纯种红高粱的意象，就以口号和图腾的方式确证了个体仇恨、血亲仇恨与民族仇恨在价值维度上的同一。如此一来，民族国家复仇合法性就成了《红》价值维度上的最高担保，而余占鳌的抗日行为似乎也可简单地标记为詹姆逊所谓“特定集体故事向特定个人命运的运动”。
然而，个人与集体的价值维度在《红》中是否真的获得了无缝的衔接?当集体与个人价值取向发生错位时，复仇主体将何以自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是否《红》中唯一具有超越性的价值维度呢?
症候批评家皮埃尔·马舍雷在《文学生产理论》中写道:“意识形态的存在是为了消除所有矛盾的痕迹，所以它的存在必会产生矛盾论争。它是封闭固化的，但它看不到自己的局限性……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是沉默的，是由未说出的东西构成的，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不可说的东西存在。”因此，他提醒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更多地注意文本的空白与裂隙，在其中找寻意识形态的矛盾症候，为不可言说者打开一种表达的路径。
在以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红》中，我们不能忽略作为次级叙事单元的《奇死》的存在。这是一条偏离了余占鳌抗日叙事主线的支线叙事，莫言在其中设置了一种有别于主线叙事的另类视角，在这里，个体复仇与民族国家集体复仇的关系获得了别样的表达。
《奇死》讲述了几个小人物的死亡与复仇。
耿十八刀的故事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当代演绎。耿十八刀抗战期间没被日军刺死，却在建国后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冻饿而死。莫言不直写耿十八刀在公社申冤无果后的心理，却用“狐仙作祟”这样一种魔幻笔法，来写耿十八刀的荒诞感受:“他感到周身燥热，像着火了一样……他从雪地里爬起来，一手抓住一根公社大院铁栅栏门上的铁棍，通红的铁棍烫得他手里冒油，他的手粘在铁栅栏门上，拿不下来了，他最后想叫喊的还是:‘热啊!热!’”在魔幻主义写法失去现实逻辑的语言当中，“热”究竟代表了什么?是极寒天气里物极必反的幻觉，还是一种内在情绪似“火”般地燃烧，是愤懑、仇恨还是绝望?
耿十八刀死前说过的那句话，因为他在象征公义的公社门口的死亡，而成了一句沉重的讽刺:“日本鬼子十八刺刀都没刺死我，我快要饿死啦。”在这句看似简单的申诉中，民族主义与社会公义被摆放到平等的比较系上，而个体生命的价值则成了天平的砝码。耿十八刀的自杀是一种弱者的复仇，他的复仇没有具体的人物指向，但正因为这种仇恨对象的空白，耿十八刀之死把无声的控诉指向了所有非正义。民族国家之间存在非正义的行为，难道民族国家内部的非正义是可以等而下之的吗?
在另一则故事中，成麻子用“因何赴死”质疑了民族国家复仇行为的绝对优先性。实际上，这是一个面对民族复仇战争征召时个体是否具有生命自主权的问题。
当成麻子不得已带领日军炸死十二个草鞋窖子里几百条壮年男性的生命时，当他面对着漂游在空气中不断向他发出仇恨诅咒的家人和乡亲的亡灵时，他内在心理结构中的超我要求其以自杀来偿还被毁损的人的良知。然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以集体复仇的名义征召了他的生命，于是，成麻子的自杀行为就此中止:“日本人杀咱还不够吗?你怎么还自杀?活着去报仇啊!”
就在他遗忘个人罪愆彻底投入这场民族战争时，却在不经意间重新面临超我对其良知的质询:“成麻子对准一个窗口，接二连三地投进去二十颗手榴弹，屋子里的爆炸声和受伤鬼子的惨叫声使他想起几年前日本鬼子往草鞋窖子里扔炸弹的情景。这种类似的情景并没有使他体会到报仇雪恨的快感，反而，却有一线锐利的痛苦，像尖刀一样，在他心脏上划出一道深刻的裂痕。”莫言并没有明写“裂痕”的指代，但是，文本中所谓“犯罪场景的再现”，以及成麻子在战役胜利后自挂枝头的行为，都为我们的解读提供了某种指向——场景再现提示了成麻子曾作为帮凶的罪恶，使其被民族仇恨暂时遮蔽的个人罪愆昭然若揭，并重新占据其意识中心。
成麻子的意识中存在两种不兼容的价值观:作为个体生命的悔罪冲动以及作为民族国家复仇机器的责任。成麻子的自杀是个体生命的悔罪行为，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复仇，是超我代表受害者在向他索要报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诚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了成麻子的生命内容，并为其生命提供价值支撑，然而，它终究为个体良知的价值维度颠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无法覆盖个体的悔罪冲动，为国复仇的价值感不足以抵消成麻子作为生命个体的悔罪感。所谓裂痕，可以解释为这两种价值观念的不相容——成麻子意识中的价值导向由民族仇恨向个体悔罪突转，使他放弃集体责任，去完成被延宕许久的个人良知的赎罪。
耿十八刀与成麻子的自杀式复仇分别以公义和良知的超越性消解了《红》中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绝对优越性与优先性。我们可以看到，在《红》中，一方面是个体欲望、血族情感与民族国家仇恨的融合带来的“个体—家族—民族国家”的整体信念，另一方面却也存在着个体价值与民族国家主体性之间的错位与矛盾。
如果说莫言在《奇死》中对民族国家复仇意识的优越性与优先性进行了反思，那么，余占鳌抗日叙事主线中的这个片段，则把我们引向了对民族国家复仇合法性本身的思考:
日本马兵那两只漆黑的大眼睛不停地眨动着，嘴里吐出一串串圆溜溜的话，父亲知道他是在求饶。他用那只颤抖的好手，从胸兜里掏出一个透明化学夹子，递给我爷爷……父亲凑上去，看到那个化学夹子里装着一张涂着彩色的照片。照片上有一个年轻漂亮露着一条雪白胳膊的妇人，抱着一个胖墩墩的男孩子。孩子和妇人脸上挂着平和的笑容……
“畜生，你想用这个来打动我吗?”爷爷把化学夹子用力抛起……对准那下落的化学夹子轻蔑地劈去，刀刃闪出一线寒光，化学夹子跳了一下，裂成两半，落在父亲的脚前。
父亲眼前一片漆黑，一阵冰凉的寒气贯通全身。绿色和红色的光线照射着父亲紧闭着的双眼。父亲感到心中痛苦万分。他不敢睁眼去看那个肯定被劈成了两半截的美丽妇人和那个天真无邪的男孩。
…………
“爹——”，我父亲长叫一声，双手抱住了我爷爷的胳膊，说，“爹，别杀他!”
…………
爷爷一抖胳膊，把父亲摔开。
“兔崽子!你怎么啦?你的眼泪是为谁淌的?是为你娘淌的?是为你罗汉大爷淌的?是为你哑巴大叔他们淌的?”爷爷厉声呵斥着，“你竟为这个狗杂种流泪?不是你用勃朗宁打倒了他的马吗?不是他要用马蹄踩烂你要用马刀砍死你吗?擦干你的泪，儿子，来，给你马刀，劈了他!”……
父亲眼前一道强光闪烁，紧接着又是一片黑暗……当他恢复视觉时，那个俊俏年轻的日本马兵已经分成两段……父亲不敢看日本马兵圆睁着的睫毛上挑的眼，他的眼前不断重复着人的身体在马刀下分成两半的情景。爷爷这一刀，仿佛把什么都劈成了两半。连爷爷也成了两半。父亲恍然觉得，有一把在空中自由飞旋的闪着血红光芒的大刀，把爷爷、奶奶、罗汉大爷、方家兄弟、“痨病四”、任副官……如同砍瓜切菜一般，统统切成两半……
在这段与异族个体相遭逢的叙事片段中，真正的戏剧紧张感并不是物理攻击性的，而是思想对立性的。这种思想的紧张感甚至不是由异族个体间的文化差异造成的，而是来自父与子之间的价值对立，这也是莫言在处理民族国家复仇合法性问题时，在价值层面上的自我对立。
列维纳斯在《整体与无限》中写道:“面对面是一种最终和不可还原的关系，任何概念都替代不了。”它是“存在的始源发生”，也是生命个体平等无差的本然面貌。民族复仇战争中的个体是为民族主义所附灵的“能指”，而非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然而，当敌对双方处在“面对面( face-to-face)”的遭逢时，“自我”与“他者”将以平等生命个体的关系显现出来。莫言对异族敌人的样貌、五官和情态都作了真实细致的描写，并没有加以妖魔化歪曲。就是这样一张“脸”，召唤着“自我”中的“他性”，反映着与“我父亲”同样的、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人世的留恋。也就是这张“他者之脸”不仅“抵抗着我的占有和权力”，而且向“自我”表明了一种对“他者”的责任——“‘他者之脸’上写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可杀人’”，而“我爷爷”的杀戮行为把“一切都被劈成了两半”。它意味着“自我”中“他性”的丧失，也意味着“自我”与“他者”“共在性”的丧失。
在这里，“我父亲”站在了生命伦理的角度乞求宽恕仇人的性命，“我爷爷”则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坚决行使复仇的权利，在他看来，任何有损于复仇意志的行为都是对个体及民族主体性的折损。在这个叙事片段中，“我父亲”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寻求一种基于“生命意识”的平等，“我爷爷”在民族主义的概念范畴内，为“自我”与“他者”划下界限，执着于一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复仇平衡。
这里，并不存在价值判断的绝对结论，而是一种历史叙事语境中价值困境的艺术表现。“我爷爷”的杀戮行为尽管在表面上继续肯定了“个体—家族—民族国家”的整体信念，但是，我们仍能从“我父亲”失败的劝阻中读出“生命伦理”对民族国家复仇叙事合法性的质询。
在“生命意识”的价值维度上，个体之间的关系本应是“平等”的。这种价值维度在《红》中倘若成立，那么，对于被卷入民族国家战争中的个体来说，不论是主动施暴的强势方，还是奋起复仇的弱势方，在生命伦理的观照下，犯下的就近乎是同样的罪行了。当民族国家复仇叙事的合法性受到“生命伦理”的质疑时，它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相对性呈现了出来，而莫言在《红》中所着力构建的“个体—家族—民族国家”的整体信念，也就面临着来自写作者自身价值分裂的解构。
事实上，在《红》中，莫言并没有就这个价值困境继续探索下去，而是在小说叙事情节推进中自然而然地把它悬搁在某个片段里，但是，其中涉及异族个体之间“自我”与“他者”关系的问题，却成了莫言创作的某种“情结”，再次出现在他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中:“元帅(孙丙)刚想继续地敲打他的头，突然看到德国兵天蓝色的眼睛跟那只祭了旗帜的绵羊的眼睛一样，可怜巴巴地眨巴着，元帅的手脖子顿时软了。但元帅的手并没有收住，枣木棍子从德国兵的脑袋正中偏过，落在了他的肩膀上。”在这一“面对面”的异族冲突叙事中，《红》中“父与子”的价值对立，内化在了孙丙杀戮动作的犹疑中。莫言试图采用一种折中的方式来调和“生命伦理”与“民族主义”的价值对立，然而，就《檀香刑》全篇来看，这种调和始终是在以民族国家复仇意志为主导的叙事框架内进行的。孙丙对异族个体生命的共情与怜悯在《檀香刑》中只此一处。在《檀香刑》中，“生命意识”仿佛一种无关紧要的辅料，被强行添进民族主义的原始素材中，没有能够引出对战争、复仇以及人性本身更深层的思考。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红高粱家族》还是《檀香刑》中，更具超越性的生命伦理价值维度始终处于一种半遮蔽的状态。它潜藏于民族国家复仇的主线叙事中，显示着一种未完成性。
二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也曾描写过异族骑兵之间的遭遇战，我们很难说莫言在写作《红高粱家族》和《檀香刑》相似片段时不曾受过他的影响，可以下列叙事片段与莫言作品比较:就在这一刹那，尼古拉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举起马刀向法国人砍去。就在这样砍去的一刹那，尼古拉的勇气顿时消失了。……法国龙骑兵军官一只脚卡在马镫里，另一只在地上跳着。他恐惧地眯着眼睛，仿佛等待随时再挨一刀，皱起眉头，惊惶地自下而上打量着尼古拉。他的脸年轻、苍白、溅满了泥，头发淡黄，下巴上有一个酒窝，眼睛浅蓝。整个模样一点不像战场上的敌人，而像家里的自己人。尼古拉还没决定怎么办，那军官就叫道:“我投降!”他慌张地想从马镫里抽出脚，浅蓝的眼睛恐惧地盯住尼古拉……尼古拉跟着别人往回跑，感到一阵揪心的痛苦。他俘虏了这个军官并砍了他一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情……奥斯吉尔曼-托尔斯泰伯爵的赞扬和答应予以奖赏本应使尼古拉受宠若惊;但精神上难言的负疚还是使他觉得难受。“究竟什么事使我痛苦啊?”他从将军那儿出来时问自己。“是为伊林吗?不是，他安然无恙，是我做了什么丢脸的事吗?不是。都不是!”使他痛苦的是一种悔恨的感觉。“对了，对了，就是为了那个下巴上有酒窝的法国军官。我记得很清楚，我举起刀来，又放下了。”……
尼古拉一直思索着使他意外获得圣乔治勋章和勇士名声的光辉战功，可是有一件事他怎么也无法理解。“看来他们比我们更害怕!”他想。“难道英雄气概就是这么一回事?难道我这样做是为了祖国?那个长有酒窝和蓝眼睛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他是多么害怕啊!他以为我要杀他。我为什么要杀他呢?我的手在发抖。可我却要得圣乔治勋章。我不理解，完全不理解!”
同样身处民族国家复仇战争中，托尔斯泰笔下的尼古拉比莫言小说中的余占鳌和孙丙多了一种自我反思的能力。“内疚”、“难受”、“痛苦”、“悔恨”的情感体验把尼古拉引向对“他者”的理解，以及对民族复仇主义价值观的怀疑。当然，我们不能罔顾小说中俄法战争与中日战争的具体历史语境来谈论主人公的“人性”深度，但是，渗透在两部小说中的不同文化背景确实值得辨别和比较。
《战争与和平》之所以能够建构起超越民族复仇主义的价值维度，与托氏深厚的东正教思想背景不无关系。在尼古拉与异族骑兵的遭逢中，在安德烈宽恕情敌的内心独白中，在库图佐夫善待法军战俘的态度中，无不渗透着托氏超越民族复仇主义的上帝之爱。托氏并不质疑民族情感的天然性与正义性，但表现民族主义战争的正义性并非其文旨归，而是他进行战争与人性思考的叙事试验场，这使他能够以更加客观的立场来把握异族间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超越的视角来探究历史的内在动因。
反观《红高粱家族》与《檀香刑》，莫言对战争与历史的反思并不热衷，在他传奇化的叙事中，欲望和生命意志才是真正主角。就《红》中叙述者表现出的对欲望逻辑的熟谙程度而言，他本可以使《红》抵达“欲望形而上学”的维度，然而，在触及人物灵魂问题时，叙述者却回退到祖先崇拜、血族伦理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惯性内。《狗道》中“千人坟”的意象虽然以死亡的绝对性消弭了同民族不同党派、阶层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乃至不同物种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但这种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平等观，其实无法承担起净化仇恨和救赎灵魂的价值功能。
传统复仇叙事对复仇行为多持鼓励和宽纵的态度，这与儒家忠孝悌的价值导向有着紧密联系。忠孝悌的伦理诉求是原始护种本能与王朝家姓意识形态的融合。复仇行为，尤其是血亲复仇，意味着对受损害的种姓进行心理象征层面的修复，因此，尽管复仇的私杀性破坏了法律公义，但在传统社会中，它还是受到上至统治者下至庶民的同情。为封建王朝家姓制度提供意识形态话语支持的儒家典籍，对复仇的赞同态度也十分明朗。《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载:“九世犹可复仇乎?虽百世可也。”《礼记·檀弓上》载:“子夏问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在儒家价值观主导的社会中，复仇的正义性已然成为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使浸染其中者对仇恨的负面价值缺乏反思能力。
尽管如此，传统文化中仍不缺乏超越复仇主义二元对立逻辑的思想资源。道家的以德报怨与释家的怨亲平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复仇的绝对性。然而，《红高粱家族》中，莫言的寻根之旅并没有把他引向超世出尘的释道观，民间，尤其是以余占鳌为代表的游民的民间才是其主要的叙事资源，然而这也正是传统文化负面价值最为盘根结节之处。
以当下的眼光看来，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所寻到的游民之根未必是合乎未来指向的思想资源。余占鳌式的英雄形象，其张扬恣肆的强力意志，在八十年代，曾经是解放生产力/生命力的旗帜，如今却渐成为一种对欲望缺乏控制力的人格征象，不太可能是符合理想的未来人格。它更像是在乍开国门重新进入全球语境，面对众多他者目光打量时，某种民族主体焦虑感的投射。
彼时，莫言在《红》中，以民间视角对中日战争进行新历史主义的重述，恰好撕开了民族心理结构中一道尚未痊愈的创口，以原始血族仇恨的疼痛，来唤醒民族国家的主体意志。作为《红》中理想人格的载体，余占鳌以其复仇欲望的执着与生命意志的张扬，完成了对他者象征层面上的征服，以及自我主体性的确立。然而，一旦离开时代语境的辖域，《红》中的民族复仇主义还能为未来的读者提供具有超越性的价值滋养吗?
诚如郜元宝对莫言作品中所谓中国风格的评价:“所谓‘中国风格’，可能给人以力量，也可能把人淹没。在某些文人学者呼吁对‘全球化’做出反应的今天，中国文学中仅仅出现了这种对‘中国气派’的追求，这难道就是中国文学对‘全球化’所能做出的唯一的回应方式吗?”换句话说，拘囿于本土化情结的文学想象，会否演变成又一次文化上的封闭固化?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写道:“文学作品或文化客体尽管第一次生产出那种环境，但它同时又是对那种环境的反动。”一部文学作品，其经典性——在未来时空中的价值留存性，是以其对当下历史语境的反思力与超越力为保证的。通过文学想象，也许我们还应该继续追问下去:没有共通意义上的人性认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了解是可能的吗?非暴力的交往对话是可以希冀的吗?
注释:
①莫言:《红高粱家族》，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07页。
③杀死母亲的情人;杀死单氏父子;杀死土匪花脖子;火并江小脚和冷支队……《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各式复仇行为的原因不可胜数，但血亲复仇与侠义复仇是促使其参与民族战争的主导因素。
④余占鳌不仅是复仇行为的发出者与受益者，同时也是他人的复仇对象及受害者。他向县长曹梦九报三百鞋底之仇，却反失八百兄弟的性命。他夺了年秀才的棺材，也被其刺伤了右臂。例证颇足，不一一详述。
⑤莫言:《红高粱家族》，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页。
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⑦Pierre Macherey: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trans．by Geoffrey Wall，Routledge＆Kegan Paul，1978，pp．130－132．
⑧莫言:《红高粱家族》，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⑨莫言:《红高粱家族》，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页。
⑩莫言:《红高粱家族》，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页。
?莫言:《红高粱家族》，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137页。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79，p．291．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79，p．305．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79，p．197．
?Emmanuel Levinas: Ethic and Infinity，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85，p．89．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国家( nation-state)视作一种文化上的人造物，一种有限的“想象的共同体”。他并不否认民族认同作为“返乡”情感的原始本质，但在分析其历史形成的过程中，安德森更强调其相对性与有限性。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他写道:“民族的本质是每个人都会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而且同时每个人也都遗忘了许多事情”，这遗忘的内容包括“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以及在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驱策下“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194、197页)。
?莫言:《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944～946页。
?“千人坟”的意象:“那座埋葬着共产党员、国民党、普通百姓、日本军人、皇协军的白骨的‘千人坟’……周围站着一些人，个个面露恐怖之色。我挤进圈里，看见了坟坑里那些骨架，那些重见天日的骷髅。他们谁是共产党、国民党、谁是日本兵、谁是伪军、谁是百姓，只怕是省委书记也辨别不清了。各种头盖骨都是一个形状，密密地挤在一个坑里，完全平等地被同样的雨水浇灌着。稀疏的雨点凄凉地敲打着青白的骷髅，发出入木三分的刻毒声响……乡亲们把飞出去的骨殖捡回来，扔回坟墓中人的头骨堆里。我眼前一眩，定睛再看时，坟坑里竟有数十个类狗的头骨。再后来，我发现人的头骨与狗的头骨几乎没有区别，坟坑里只有一片短浅的模糊白光。”(莫言:《红高粱家族》，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
?李宗侗注译:《春秋公羊传今注今译(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页。
?孔范今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