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自古源头远，浪迹天涯也有声——黄河浪城市生活的人文书写_新文学评论_杂文_网络文摘

◆ 施议对黄河自古源头远，浪迹天涯也有声
——黄河浪城市生活的人文书写

　　◆ 施议对

　　“黄河自古源头远，浪迹天涯也有声。”这是长乐才子黄世鼎《寄语黄河浪》一诗中的最后二句。世鼎为世连堂兄。二人古典诗词造诣，皆甚专精。见此二句，无比钦羡，因借为本篇小文命题。本人对于被称作中国现代文学及当代文学的作品及书写，包括世界华文文学的作品及书写，向来缺乏了解及思考，未敢轻易为文。但作为黄世连、谢逢云的老同学，大学本科，同窗四载，对于长安山上这对才子、佳人以及黄河浪其人、其诗，并不生疏。谨撰为此文，以表达自己的思忆及怀念。

一、长安山上的才子与佳人

长安山，福建师范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前身)所在地。自福州台江过闽江大桥出城，到达仓前山，经过对湖路，即已进入其范围。山脚下有物理、化学二系，还有艺术系，中文系在山顶上。从山脚下走上来，经过清华楼，登上五九山坡，就到中文系的学生宿舍。宿舍计二栋，各三层。一栋住男生，另一栋的一、二两层住男生，三层住女生。我和黄世连、谢逢云于1960年考上这个学院的中文系。一个年级三百多学生，划分为八个班级。世连、逢云在七班。我在八班。升上二年级，将七班、八班拆散，分配至前面六个班级。我和世连、逢云都到二班。有一段时间，我与世连在同一寝室居住。

　　一个年级，这么多同学，对于入读师范学院，是不是个个都心满意足呢？这么多同学，又怎么能够认识得过来呢？刚刚入学，自己感到受委屈：明明知道考试成绩并不错，为什么被录取于第九个志愿。不少同学亦有同感。后来听说，省里有意留下一批学生，自己培养。果然，没隔多久，某些同学的名字，已在年级传开。陈章武、萧国森，一个三班，一个八班，名字已出现在《福建日报》和《热风》上。这是新体白话文的书写。至于旧体文言文的书写，近体诗的创作，我在八班时，还不知道有个黄世连。到了二班，方才获知世连能古诗，教授古典文学的老师，都很赞赏。年级同学众多，但陈章武、萧国森、黄世连，很快成为同学心目中的偶像。

　　那个年代，男生多，女生少。男生出名靠才华，能够突围而出，并不容易。而女生少，个个引人注目。在很短时间内，年级的男生，很快就给年级的女生送上花名，起了绰号。有的花名、绰号，特别富有创造性，竟取代其正名，久久不忘。不过，大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女生本人并不知情。当然，也有很正面的。比如，小麻雀、洋娃娃。女生本人似乎并不介意。尤其是洋娃娃，圆圆满满的，天真、活泼、可爱。这就是谢逢云。五十年前如此，五十年后，似乎也没太大变化。

　　当时我知道，洋娃娃，干部家庭出身。在年段，许多同学都知道她。而黄世连则默默无闻，一心一意只在书本上。两人相爱，也许因为还在地下阶段，班上同学有点估计不到。黄世连学有专长，但他并不愿当学生干部，并不太热心集体活动，也不争取加入共青团。按照当时的说法，有点接近于只专不红，但并不在批判之列。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虽已经历过教学改革，下乡劳动，但读书的风气仍较浓厚。相信就在那个时候，世连和年级中的一群优秀学生，都有成名成家的梦想。我本人也不例外。洋娃娃和黄世连，情有独钟，二人的因缘，就缔结于这么一种环境当中。

　　大学毕业，各奔前程。上世纪七十年代，长安山上的这对才子佳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辗转来到香港。黄世连以黄河浪和《故乡的榕树》，名扬天下。而今，黄河浪的书写，已得到全球华人社会广泛的认同和推举。作为这对才子佳人的老同学，也感到与有荣焉。

二、人本书写与人文书写

西方文艺批评家，将世界、作者、作品及读者，概括成为文学活动的四大要素。东方的相关阐释文章，什么范式、中心，往往将它说得玄之又玄，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实，四大要素，只是说明一个问题，作者如何依据自己对于世界的观察和理解书写世界。过程与结果，都包括在内。从哲学、文化学的角度看，我将这种书写，概括为人本书写和人文书写两大类别。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区分。形下层面和形上层面。而作者自身，其对于世界的观察和理解，用王国维的话讲，则有政治家之眼和诗人之眼的区分。

　　我看过高行健的《灵山》及莫言的《生死疲劳》。高行健和莫言，二人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名与实，当无可厚非。但其书写，依我看仍有层面上的区分。高行健的《灵山》，采用人称代词，我、你、他，有如陶渊明的形、影、神，进行书写，以八十一章布置全书，既表现其对于“我”漫游长江的经历，其间，亦包涵着“你”的见证以及“他”的思考。所谓纵身大化，似亦颇得渊明神采。莫言的《生死疲劳》，对于中国农村半个世纪所经历的变革作历史重述。其文学的幻想，怪异、变形、荒诞，无所不用其极。主人公为驴、为牛、为猪、为狗、为猴，生死轮回，却始终停留在高密的地面上。他的“颠覆性叙事”(刘再复语)，似乎仍缺乏一种向上的思考。同样是对于自己国家和民族过去一段历史的审判(阎连科说：作家应该审判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两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与莫言，如从书写的层面看，我以为，高行健的获奖应当更加有他的理由。有人说，这是政治的理由，高行健说，这是文学的理由。高行健以《文学的理由》为题，作领奖演说。这是诺贝尔文学奖所提供的两个典型事证。刘再复论高行健创作，以为是一种冷文学。相比之下，若以之论莫言，可能就是一种热文学。冷与热皆获大奖，可见其眼光独到，亦华文文学的一大盛事。

　　我说层面区分，并无褒贬意思，只是一种个人的体验。两大类别，人本书写和人文书写，一个着眼于人与人的关系，讲的是人本；一个着眼于人与天的关系，讲的是人文。不同层面的书写，不同层面的思考，体现不同的审美标准和价值。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以下再以另外两名作者，余华和阎连科，作为事证，看其在书写层面上的区别。余华和阎连科，创作实力皆甚雄厚，两部小说，《兄弟》及《炸裂志》，都是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三十年的审判。余华将自己的创作划分为上、下二部，上部说“文化大革命”，下部说“开放改革”。而阎连科则明确宣称，他的炸裂村，就是中国的缩影。二人的小说，依我看，都足以挑战诺贝尔文学奖。两部小说，就其审判力度看，都甚足够。一个写李光头发迹三部曲：一、自己先富起来；二、将镇上的女人都干掉，包括最看不起自己的女人；三、当上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三部曲，概括三十年的历史。一个写孔明亮和朱颖，一男一女，一组织村民爬火车“卸货”，一创立天外天娱乐城招商，或盗、或娼，带头先富，以推广三十年的经验。小说的主人公，皆为捕鼠高手，绝顶好猫。三十年的历史创造，已在他们身上构成模式。借用刘再复的话讲，两名作者，两部小说，所谓“讲故事”，都讲出大气象、大格局、大悲悯，是一种大叙述。我佩服作者的勇气，也佩服作者的才能。而就书写的层面看，我觉得，余华和阎连科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一区别，主要体现在对于主人公结局的处理上。阎连科的《炸裂志》，既在小说中安排主人公死去，又在小说外让他还活着。无论其死与活，都没给读者留下太多想象空间。余华于小说末了，让主人公说俄语，准备上太空，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余华让自己的主人公造梦，阎连科不肯，他的主人公只能按照开拓者的梦，去实现自己的梦。余华想到人以外的事，涉及人文层面的思考，阎连科则未也。因为他只是执着于审判。应当说，这就是书写层面上所出现的区别。当然，余华的这一安排，犹如凭空增添的玄学尾巴，既有些牵强，亦难以破解。直到最近，莫言获奖，我才发现，这可能就是中国梦。莫言获奖归来，在范曾主持下，与杨振宁有个对谈。亦文学，亦科学，满场精彩。临近结束，范曾提出，能不能以最简短的话，说一说什么是中国梦？杨振宁没正面回答，而说中国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如何如何不一样。莫言说，美国有个太空计划，安排上太空，报名的人，据说多数是中国人。同一问题，科学家没答出来，文学家可能一语破的。可见，莫言并不傻(刘再复说，莫言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点傻)。莫言没让自己的主人公造梦，而他的话，却可能用来破解余华小说中的梦。甚可钦敬。

　　说完诺贝尔文学奖，现在就该说说黄河浪，看看他的书写，究竟在哪个层面？

　　1964年，黄河浪大学毕业后，在内地于中学执教。1975年，移居香港。在以画谋生之余，写作散文、诗歌。1979年，以散文《故乡的榕树》获香港首届中文文学奖冠军。1995年，移居美国。1997年，创办美国夏威夷华文作家协会，并出任会长，兼《珍珠港》文学报主编。黄河浪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已结集出版的个人著作有诗集《海外浪花》、《大地诗情》、《天涯回声》、《香江潮汐》、《风的脚步》、《海的呼吸》以及中英文对照诗集《黄河浪短诗选》、《披黑纱的地球》，散文集有《遥远的爱》、《生命的足音》二种。

　　以下，《香江潮汐》中的几首小诗，都市生活的一角，将为展现黄河浪诗世界中的思绪与情怀。

　　其一，《上班族》：

　　从两头涌过来从海面卷上来从山顶泻下来从地底冒出来人的潮水车的洪流在这里轰然澎湃撞击升腾裂碎成缤纷的七彩然后沉重地落向写字台在冷冷的气压下凝成冰块像同一模子印出的公仔

　　一个庞大的族群，都市上班族。朝九晚六。每日所出现的景观。两头、海面，山顶、地底，八面四方，犹如潮水般涌现。轰然澎湃，撞击、升腾，交汇成缤纷的七彩。诗篇的前半，展现上班族出现的画面。然后，在写字台。集中描绘上班的画面。这是诗篇的后半。两个片段，两个画面。一为流动的水，一为坚硬的冰；一为活动的人，一为同一模子印出的公仔。从族群的画面，到上班的画面。两个画面，两相对照，表现出都市生活中现代化的必然。现代化，把流动的水变成冰块，把活动的人变成公仔。这就是人的异化。人，变成为现代化机器中的一个部件。诗篇的书写，为诗人的第一体验，亦为诗人的思考，是对于现代都市文明的一种全面观照。不仅仅是每一个体，而且是通过各自的位置，将个体汇合成为整体。既是每个打工仔的写照，也是整个都市的写照。篇中二物，水和冰，通过韵脚的贯穿，联系在一起，展示都市文明所造成的结果。

　　其二，《空中走廊》：

　　黄金的地面已经没有通途尽属于千眼的怪兽四轮的动物人呢被自己的聪明偷偷放逐气喘吁吁爬上无水的桥无基的路匆匆的都市人来不及回头踏着文明的步伐横跨过人造的山谷

　　文明创造，既造成人的异化，亦导致人与物的错位。黄金地面，寸土寸金，已没有人走的路。地面上已被物所占有。四轮的动物，有明显所指；千眼的怪兽，应指较长的列车。都是人用以代步的交通工具。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文明，却被文明放逐。诗篇通过桥和路，将人与物的矛盾激化，天与人的整体被撕裂；天地之间，一切都被颠倒。物，占居所有；人，爬上无水的桥，无基的路。这是都市人的现在和将来。已经来不及回头。眼前所面对，就是一座人造的山谷。既走不出困境，又不得不困守其中。这就是社会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所谓空中走廊，既不靠天，也不着地，正是现代都市人的生活写照。

　　其三，《城门水塘》：

　　平湖如镜台映四面青山如黛深涧幽泉潺潺可曾将桃花漂来密密丛林蔽天露几圈清凉日光斜照水边青苔有人静静垂钓在碧玉湖中钓天上的云彩

　　人与物，亦即人与自然，人与天，原本为一和谐的整体。我们的老祖宗说天人合一，就是这一意思。天地之间，人与物，各居其位，各司其职，相安无事。现代都市，人与物的协调，人与天的融合，仍然是一种美丽的追求，美好的梦想。诗篇中的城门水塘，一弯平静如镜台的人工湖泊，映照四面青山，犹如美人的眉黛。诗人对之，展开无数遐想。谓深涧谷幽，泉水潺潺，可曾将桃花漂来；丛林蔽天，透露几圈清凉日光，照见水边青苔。令人仿佛进入王维所绘制的画境。这时候，诗人突然发现，有人正静静垂钓，在碧玉湖中，钓天上的云彩。一个特写镜头，将人和自然完全融合在一起。和前面的诗篇相比，诗人将赋体白描，改作比和兴。赋体用于揭示矛盾，语语如在目前；比兴重在兴发联想，意象真切动人。回归自然，颇能体现其对于都市未来的关怀和思考。

三、当代价值与永久价值

书写的层面之分以及价值的久暂之别，尽管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当代价值与永久价值，也只是相对而言，说明这个世界颇难以一个什么意见，或者主张，就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但作为一名读书人，文章千古，得失寸心，对于书写层面以及价值久暂的分别，仍不能不知。

　　当今世界，以人为本。人大于天，大于自然，人就是世界的主宰。在许多情况下，人本、人文，既已混淆不清，也就干脆以人本取代人文。只讲人本，不讲人文。依我的理解，人本、人文，或者以人为本，或者以天为本，二者还是有一定分别的。人本，以人为本。中国在孔子、孟子的时代，已有清晰的说明。而人文之作为一种信念，一种精神力量，则未也。在中国，人文与天文相对应，天理与人欲，向来就互相节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互惠，这是中国人最原初、最朴实的世界观。我讲人文，不讲人本，目的就在于，以天理节制人欲。尤其是人欲大闸被打开的时代。人本、人文，不同层面的两个概念，对于书写与书写的批评，应当留意其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