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 敏 王昳睿

　　论刘醒龙长篇小说创作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 肖 敏 王昳睿

　　刘醒龙在当代文坛中是一个比较特异的存在。一方面，评论界普遍认识到刘醒龙创作的意义，不能忽视他的文学地位；另一方面，在经历当代文坛各类翻新出奇的形式试验后，人们会对刘醒龙小说中的扎实而稳健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表示困惑，甚至有人觉得他是一个“落伍”的作家。这当中有一些误解，可能涉及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资源的问题。本文试图厘清刘醒龙长篇小说创作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关联，论述刘醒龙长篇小说的审美特征及其创作启示。

一、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资源与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创作

长期以来，刘醒龙以其描述现实、“干预”现实的创作情怀在当代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从揭示农村现实改革的种种弊端(《暮时课颂》、《白菜萝卜》)，到展现现实乡土文明在面对城市强势文化冲击时的惨淡现实(《大树还小》、《黄昏放牛》)，从“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对触目惊心的乡镇文化生态的刻画(《分享艰难》)，到对90年代乡村教师的富有人道主义的描绘(《凤凰琴》、《天行者》)，从百年鄂西乡土的革命风雨的书写(《圣天门口》)，到对知识分子群体形象的临摹(《蟠虺》)，作家从来是以现实主义的工笔手法直面我们的乡村和城市。这也是刘醒龙被认为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根本原因。梳理刘醒龙的小说资源，其创作的现实感乃重要一环，作家也善于对那些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进行有效的吸纳。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无疑影响到了刘醒龙的文学创作。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流行于19世纪欧洲等地区的一种文学流派。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广阔而深刻、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社会风俗、人情和社会矛盾，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堕落，把人间的现实和苦难，形象地昭示给人们。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它的社会政治主张主要是改良主义，它的创作理论的哲学依据基本上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普实克列举欧洲现实主义作家，其代表便是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此种现实主义之所以能风靡世界，就在于其蕴含着极强的社会参与功能与艺术精神。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全面崛起，批判现实主义从文学思潮上几乎被前者取代。然而，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方法，批判现实主义并没有消亡，在某些作家的作品中，批判现实主义成为其创作的艺术要素之一，并开启了对于本民族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特征的审视之路。而刘醒龙本人说过，“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不能主动放弃关注重大事态的能力。文学是抵抗死亡，拒绝遗忘的最后防线。能够抵抗文学被死亡和被遗忘的恰恰不应当是流俗，而是文学精神的清洁与高尚”。可见，在刘醒龙的写作理念中，对于民族重大事件的书写、对高蹈的文学精神的执着、对于大气磅礴的小说审美效果的追求，是一个严肃作家的创作要务。

　　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尤其青睐长篇小说这种文体，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等人的创作概莫能外。别林斯基曾经说：“一切别的诗歌体裁都汇合在这里面——抒情诗可以作为作者对于所描写的事件的感情底吐露，戏剧是使人物发言的最为鲜明而突出的手段。别的诗歌体裁所不能忍受的离题旁涉、发议论和教训，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里面都获得合法的地位。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给予作家以发挥其才能、性格、口味、倾向等等支配特色的充分广阔天地。”而实际上，长篇小说在中国更有其特殊的含义。

　　刘醒龙已经出版了多达10多部的长篇小说，并且还在孜孜以求于长篇小说的文体构建。长篇小说对于作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刘醒龙在不止一个场合谈论过，他要写“大作品”，大时代需要大作品与之匹配。这种“大”，我们可以有多种解读：一种是作家希望表现出时代的复杂内涵，所谓内容或曰主题的厚实；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小说艺术形式的厚重。显然，长篇小说作为一种巨型文体，具备了“大”的可能性。

　　无庸讳言，中国当代作家们内心深处总有某种或深或浅的“长篇小说情结”。陈忠实写作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初衷就是写“死后可当枕头的书”，并饶有深意地在扉页上引用了巴尔扎克的名言“长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但实际上，多年以来，长篇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受到各方质疑，这些质疑主要集中在它是否具有宏阔的体量、深广的内容和丰富的表现手段，是否能成为时代的文化标高，但长篇小说是文学家族中最受瞩目的成员之一，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义的。相当多的中国当代作家希图在步入中年之际能以一部或者数部成熟的长篇小说来打开自己创作的审美格局。刘醒龙显然属于这个创作群体中的一个。

　　的确，从“忧愤深广”的现实关怀的角度来说，刘醒龙的小说似乎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有相似的地方，但毕竟刘醒龙是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中国当代作家，他创作中的现实感和批判感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二、刘醒龙长篇小说的现实批判性所产生之文化背景

刘醒龙小说的现实批判性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20世纪的中国社会现实和作家的创作资源。批判现实主义主要盛行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方，而20世纪中国的社会现实可谓是变幻纷呈，其复杂的历史进程、斑驳的现实背景、普通人所遭受的苦难事件，任何一个严肃的中国作家都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刘醒龙小说的现实批判性的产生有以下几种原因。

　　其一，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进程，为古今历史所罕见，这也是另外一层意义上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刘醒龙往往采取乡土文学的观察方式来切入这种复杂的社会进程，而这种切入方式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试图宏观地把握世界的创作取向有类似的地方。

　　其二， 灾难深重的中国现实景象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刘醒龙自己坦言，“我就在扉页上写道：作家有两种，一种是用思想和智慧写作，一种是用灵魂和血肉写作，我希望成为后者。现在我依然不改初衷”。“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一个具有良好艺术修养的作家将国家、民族的命运乃至自己的际遇，用小说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体现出一定的现实批判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三， 作家具有一定的文学自觉性，能将现实和历史中的民族现实苦难，批判性地表现出来。刘醒龙秉承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的各种文学来源的滋养，自身早年的坎坷经历,又内化为体察世情、观察人性的视角，使得作家出入于乡土中国的现实历史中，以文学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批判现实主义其实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潮流。从鲁迅的批判国民性的文学创作，到当代形形色色的“官场小说”，尽管这些作品的审美视野不尽相同，其艺术质量有霄壤之别，但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潮流却是长盛不衰的。刘醒龙身处中国文学的场域中，可能会受到某种影响。

　　就主题学而言，刘醒龙的创作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现实性，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的种种现实状况，在刘醒龙的作品中皆能找到痕迹。刘醒龙的小说体现出关怀现实、关注底层的现实主义情怀。譬如，当年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中篇小说《分享艰难》，尽管有学者提出谁与谁分享艰难的命题，并尖锐地认为作品最大的缺陷是“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双重缺失”，但小说的确揭示了90年代的经济转型期普通民众所承担的巨大阵痛，这当然是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情怀。在刘醒龙的创作中，“黄冈叙事”是最重要的一极。“黄冈”既是作家出生、成长，曾经给予他创作资源的黄冈鄂东山区，也是作家想象中的现实乡土中国的写照。从早期的《凤凰琴》、《倒挂金钩》，到后来的《生命是劳动和仁慈》、《威风凛凛》、《弥天》、《圣天门口》，及至较近的《天行者》，刘醒龙构建了一个绵密的乡村叙事体系。这个乡村叙事体系，从时间跨度上来说，上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下及新世纪前叶；从叙事维度来说，作家着力展现了转型期鄂西乡镇的种种嬗变，并借此开掘中国乡村与城镇文化相互融合背后的种种原因。哪怕是像晚近的长篇小说《蟠虺》，尽管其故事背景主要在城市，但小说与楚文化这一地域文化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作家的创作终究不能脱离于这片现实土壤。

　　可见，刘醒龙的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从创作背景到取材，都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现实批判的可能。不过，刘醒龙的长篇小说之所以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存在着对话的可能，也许还体现在二者在艺术方式上有共通之处。

三、刘醒龙长篇小说的艺术方式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经典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表现时代的大命题、全景展示时代面貌方面，一直有其独特的艺术方式。在刘醒龙的长篇小说中，也存在着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相通的艺术方式。

　　首先，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往往具有宏大叙事的冲动。《弥天》实际上代表了刘醒龙小说创作的重大转向，即从这部小说开始，刘醒龙开始关注乡村历史的宏大叙事，并试图开始用人性的角度全面剖析我们民族中不可回避的重大事件——“文革”。在《弥天》之后， 刘醒龙的创作境界得到提升，到了2005年， 刘醒龙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出版了，作家历时6年,废了17万字,写坏了3台电脑，一问世立即引起了评论界广泛的注意。《圣天门口》的宏大叙事冲动体现在对于历史发展脉络的追索，作家在这部作品中成功地借一个鄂东小镇的“小历史”勾勒出20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演变的“大历史”，在写作上实现了自身的突破和转型。南帆评价说：“……里面有对历史的追问。认知历史是个艰难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如何整理成合乎逻辑的脉络，如何在历史中为我们自己定位，这才是历史。我们过去对历史有一套解释的概念，但历史之中有不解之谜，因此历史之中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圣天门口》就试图寻找说明其他的因素。”不论是《弥天》还是《圣天门口》，作家都试图为风云变幻的20世纪乡土中国树碑立传，从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宏大叙事创作策略。

　　其实，刘醒龙长篇小说创作的宏大叙事冲动还体现在对所谓史诗品格的追求上。宋炳辉是这样评述的：“正如刘醒龙明确表明的那样，他并没有回避这部小说中对于长篇小说的史诗性追求和现实主义回归的雄心，他的建立一个独立自足的艺术世界的理想在《圣天门口》中得到相当完美的体现。”这种史诗性追求是刘醒龙长篇小说创作的长期目标。

　　多年来，长篇小说的史诗追求一直争议性颇大，学界一方面会用“史诗”来高度评价某部长篇小说的艺术追求，一方面，学界也注意到史诗性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甚至有的学者用“史诗情结阴魂不散”这样的表述来对当代长篇小说的史诗追求进行批评。但不管怎么样，史诗性的确是长篇小说众多审美特征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刘醒龙也在长篇小说史诗性构建中孜孜以求地进行过若干探索。

　　在经典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其史诗追求往往体现在对于“历史本质”的探索、结构上的宏阔时空以及繁复的人物形象，譬如《战争与和平》对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前后15年的俄罗斯社会进行了极其庞大而精巧的描述，人物多达559人。《圣天门口》的人物没有那么多，但是却以别的手段达到了类似宏阔的效果。作家有意设置了“说古”作为画外音出现，这种“说古”又与天门口50年的风云际会构成了同质关系，形成了回旋往复的叙述效果。然而，与一般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的是，《圣天门口》对于“历史本质”是持深度怀疑态度的。傅朗西一生孜孜以求的政治乌托邦，在小说中从老太婆质问为何革命到后来人民连裤子都穿不起的时候，已经被彻底解构了。

　　在刘醒龙最近的长篇小说《蟠虺》中，我们又能密集地见到繁复、具体的细节刻画，而这同样亦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显著特征。“蟠虺”是个经过了精心设计的好题目，用青铜重器上繁复美丽的纹饰为题目，体现出曾本之、曾小安、郑雄之间利益关系的错综关系，以及人物内心活动的纠结、事情发展的一波三折。有的人说蟠虺是龙，有的人却看成蛇。这句话当是全书的点睛之笔。围绕着尊侯乙盘，作家以宏阔、悲悯的气度描述了知识阶层的沦落和自赎，展现了楚文化的博大精深。在细节方面，不论是对于悬疑的故事设置，还是青铜重器的锻造方法，或是人物之间的命运纠缠，无疑达到了精细、绵密的程度。

　　此外，在经典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里，他们格外注重对于语言的锤炼，而个人化的语言方式也是刘醒龙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总体来说，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试图通过具有实感的人物语言和干预性的叙述语言而达到反映生活本质的创作目的。刘醒龙的文学语言较少体现为对于事件的切入感，更不会做出所谓“归纳”、“总结”之类的努力，但他小说中的细密的语言肌理、恣肆的语言感觉却不经意间与很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有暗合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蟠虺》中的一段：

　　曾本之收到的信中，虽然只有四个字，却没有书法家对于原始甲骨文可以模仿时，误将粗暴、鄙俗、衰微当成风格的迹象。相反，那种自然天成的峻傲瑰丽与深邃雄伟，恰恰体现了甲骨文时期，文明初步兴起的那种令人身心愉悦的景象。又因为甲骨文总共只发现两千多个字，其中还有相当部分至今无法辩读。信中的“拯之承启”四个字，正好是甲骨文所能够书写。换做一般书法家，可能从金文、秦简或者楚简中找些字来替代，再不然就用拆字拼字的方法，写出甲骨文中本来没有的字，不用过于典雅的拯之承启，而换成直截了当的四个字：开始救人！据此判断，只有成天与甲骨文打交道，对甲骨文背后的历史与文化有较深研究的人，才能写出这种能够体现夏商周时代人文气节的甲骨文。

　　在这里，作家通过对曾本之收到的信件的分析，抽丝剥茧地分析出发信人可能具有的身份，叙述语言冷静客观，对于字迹的分析又细密精微，与整部小说叙事风格高度一致。

　　刘醒龙曾经坦言：“长篇小说需要较高的境界。这样想来，就会发现，世上各类事物，形而上也好，形而下也好，一直被我们用艰难系数分解得清清楚楚。无法例外的写作，将长篇小说当成人所景仰的青藏高原。那样的海拔，那样的敬畏，完全由不得我们。”作家就像世人景仰青藏高原一样景仰大气磅礴的长篇小说。这种大气磅礴的效果其实也曾经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追求的艺术效果。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里，有时可能是采取百科全书式的全景描写(《人间喜剧》)，有时可能会烘托主人公的奋斗道路的悲壮氛围来达到那种大写的效果(《红与黑》)，总而言之，批判现实主义会对作品的时代性进行细致入微而又大气磅礴的书写。

　　更进一步地说，刘醒龙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一直在探寻着类似于美学意义上的“大气磅礴”的艺术效果。对于那些在社会转型中付出巨大牺牲的底层民众、对于那些曾经推动过历史进程的小人物、对于那些给予民族以巨大精神滋养的社会脊梁式的人物，作家不遗余力地烘托他们的伟大、坚忍，也不回避他们的卑琐，最终形成时代与人物的大气磅礴的辉煌旋律。在《天行者》中，作家以精神意蕴的融通性和内容的连贯性，谱写了一曲真实感人的理想主义壮歌。继《凤凰琴》之后，对民办教师群体的文化考察在长篇小说《天行者》(该作品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拓展。《天行者》中的民办教师没有受到过系统的高等教育，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彼此之间经常发生一些蝇营狗苟的矛盾冲突，甚至在转正的时刻可能为了一个名额争得头破血流，但是，他们在对待教育事业上，却兢兢业业，付出良多。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却胸怀教育的理想，每天都要进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这个仪式正是对自身乡村理想的坚守。正如吴义勤所说的：“《天行者》的成就首先就在于其以真实饱满的笔墨立体地呈现了众多底层民办教师的形象……其次，小说的感人之处还在于作家对民办教师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和灵魂景观进行了深入细腻的剖析……总之，《天行者》堪称一曲现实主义的悲歌，小说通过一群底层民办教师的悲剧命运对社会现实进行了严厉的拷问。”这种拷问是站得住脚的。倘若说，多年前作家的《分享艰难》在价值论上尚有争议之处，但《天行者》因其向下沉的价值取向和稳健踏实的民间叙事，显得更为厚重。《天行者》冷静地剔除了主流价值观对民间英雄书写的干扰，以坚实的民间精神，还原了这个群体的本来面目，小说中的理想主义情结和启蒙主义色彩，极大提升了作品的文化品位。尽管作品在艺术上尚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小说中的那种理想主义情结无疑是建立在作家多年对农村底层生活的细致观察和真诚理解基础上的。

结语 两点差异

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产生的若干争议，譬如长篇小说文体意识、长篇小说的史诗追求、长篇小说的语言问题等，可能也存在于很多作家的创作中。但我以为，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尽管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天然的亲近，但还是存在着差异性的。

　　其一，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并不完全认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逻各斯系统”。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别称，这是德里达继承海德格尔的思路对西方哲学的一个总的裁决。经典的批判现实主义基本上认同“逻各斯系统”，试图通过表现资本社会上升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来到达对世界终极目的和原因的本原追问。但刘醒龙小说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对于世界的所谓本源追问。譬如，《圣天门口》中着力描写雪家几代人以基督教作为抗击外在政治环境的手段，这种神性审美冲动无疑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所罕见的，小说中对20世纪革命叙事伦理进行了解构，对于世界的“本质”也是表示了深深的怀疑。

　　

　　注释：

　　①刘醒龙：《与生活辩论》，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0/2010-04-04/84211.html。

　　②[俄]别林斯基，满涛译：《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时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437页。

　　③刘醒龙：《愿用灵魂和血肉写作》，《武汉晚报》2009年 10月19日。

　　④李鲁平：《刘醒龙〈圣天门口〉学术研讨会纪要》，《文学报》2005年12月22日。

　　⑤刘醒龙：《一个圣字解开心中八百年郁结》，《长篇小说选刊》,http://cpxsxk.com/creation/581.html/trackback。

　　⑥吴义勤：《远去的精神风景——评刘醒龙新作〈天行者〉》，湖北作家网,http://www.hbzjw.net。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 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