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莫之

　　他晚年经常被人问及的一件事情，是当初怎么没去香港。八一年访日，有日本音乐家在接风舞会上旧事重提，他的沉默像在与对方的困惑跳探戈;随后，他问邀请他访日的大鹰女士讨了一支烟。烟他其实早就戒了，在戒烟这件事情上他完全是被动的，原因有时指向钱，有时指向健康。

　　“那时候唱片公司说要搬去香港，”他的声音与烟雾混作一团，轻柔得快被萨克斯的演奏吹散，“他们有叫我，但是我没答应。”说完他猛咳了起来……烟没抽几口，被他掐了。

　　八二年，湖南老家来信，说县里要编什么文史资料，编委会想跟他约稿，请他写点回忆录，想到什么尽可以写。他为此在回信中问外甥：“真让我写吗？”问东问西，不厌其烦。等到所有疑问圆满解答，他仍旧有顾虑，最后以文笔不好为由，把自己从作者的位置拉了下来。“还是口述吧，你来整理。”他在信里叮嘱外甥，然后哗啦啦写了二十多张信纸，寄到湖南。小半年之后，他收到了登载那篇文章的样书，书的印量是两千册。

　　他整个人年轻了起码五岁，找来去年定制的那套西服，问老婆讨五块钱。这毕竟是他二十六年来第一次发表作品。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作曲家，发表文章也属于发表作品，是好迹象。

　　他老婆满屋子地找钱，翻出三张皱巴巴的一元紙币，交给他：“我就不去了，我吃不惯那些东西。”

　　钞票揣进兜里，他走到镜子面前，为灰白、干枯的头发梳一个造型;手腕动作稍大，撞到了眼镜右侧，那一边的鼻托的托叶和螺丝散落在地上。托叶断了，只好先用胶布固定，能够将就一餐就行，胶布还不能贴太大，否则有损形象。

　　无论如何，今天是个好日子。他都想好了，去附近的西菜社，点一份鸡丝焗面，再来一杯红酒，最便宜的那种。

　　他独自出门，随手拿着那本样书，像教徒带了《圣经》去做礼拜。七十五岁的瘦老头子走在马路上，突然停步，对着正午的太阳眯了眯眼。

　　梧桐树越走越茂盛，再往前便是唱片厂，这条路，他走了大半辈子。他再次停步，一阵微风拂来，仿佛含了花香。某段旋律情不自禁地跃上心头，那是他三十八年前写的一首老歌，若非前几年被邓丽君翻唱，在大陆或许都要失传了。轻轻地，他哼给自己听，踩着自己的身影，一首歌还没哼完，西菜社到了。

　　店里顾客不多。他挑了一张能看见风景的桌子，点菜的过程像一个被无限延宕的音符，仿佛这顿饭是一次没有方向的远行，他从中感受到了自己的灵魂。

　　点完单，他把那本样书轻柔地在餐布上摊开。他在书里占了十页的篇幅，而且出现在颇为靠前的位置。“老同事劝我去香港工作，”他随手翻了一页，目光停在了这段文字上，“但我十分留恋大陆，我热爱民歌，我的事业在这里。”

　　1

　　他出土的故事要从七九年讲起。那年冬天，在北京签订了一份文化交流协定，一支日本文化使团于次年访问上海，团里有许多音乐界的名宿。那天，被日方尊称为会长的服部先生找到了中方的接待员，希望能见一个人;服部亲手写下一个名字呈给小李，说：“他跟我都是〇七年生的，你帮我找找看，人应该已经过世了，我的心愿是见一见家属。”小李看了纸面一眼，没有反应。站在服部先生身旁的本田先生，五十多岁，此时深深地鞠了一躬：“拜托了。”

　　小李得到了派出所的鼎力相助，他的地址来到了服部手中。让服部惊喜的是，自己念兹在兹的那个人居然还活着。

　　他住市南的好地段。房子本身很摩登，属于新式里弄，只是一踏进他家就觉得格外阴沉、压抑，像进了棚户区那种照明不足的旮旯角落，还有一股子霉味。小李的右手往门上一搭，都没怎么用力，门就吱呀一声开了，他的后背露了出来，靠着藤椅。他老婆躺在一旁的床上，病怏怏的，仿佛正在急救室里呻吟。

　　门内门外同时被某种惊讶、惶恐攫住，难以动弹。经过长时间的介绍与辨认，两拨人最终其乐融融地挤在一间屋子里;那屋子十来平米，堆了大量杂物，颇为狼狈地融合了客厅与卧室的性能。服部和本田坐在方桌的两边，桌上垫着玻璃，下面是桌布，几乎纯白，只在桌角露出一朵蔷薇花的纹饰。他老婆替三位客人倒完茶，像女佣那样退到门外，坐在板凳上剥毛豆、摘空心菜。

　　服部指着小李说：“我跟他讲，四四年我来过上海，还在这里从事爵士乐呢，他不信，现在好了，我找到人证了。”

　　他听了翻译，点点头：“没错，服部先生是四四年来的，来上海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美国跟日本开战之后，爵士乐在日本被认为是敌对的音乐，相当于被判了死刑，服部先生一怒之下跑到上海，还取了中文名字，姓夏。”

　　服部大笑道：“先生好记性，还记得我姓夏。”然后告诉小李：“不过我来上海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日本军方盯我盯得很紧，要我帮他们写歌，我不想写，就来上海避难了。”说完笑得愈加疯了。

　　他听明白之后也像是进了疯人院——赶忙用手托住下巴，因为他明显感觉到假牙松了。“那时候什么人都来上海，”他说，“我是二七年来的，最早跟着白俄学西洋音乐。那位老师号称是贵族，一堂课要一块大洋。”

　　“我记得你还跟犹太人学过。”

　　“你说的应该是辛格，辛格很有趣，很爱讲以前在欧洲的辉煌，跟哪个大作曲家是朋友，跟某某大指挥家称兄道弟。”说完他的手又回到了下巴上。

　　“都一样，都一样，你看看我们，现在不也是沉浸在往事之中难以自拔吗？”服部等小李译完这句，指了指旁边：“忘了跟先生好好介绍一下本田君。”原本毕恭毕敬在听的本田此时站直了，向他鞠了一躬。“本田君现在是JVC唱片公司洋乐部的部长，先生的作品，有一些在日本就是JVC出版的。”

　　本田随后介绍起那些作品在日本的出版情况以及相关唱片的销售数据。“什么，卖了两百多万张？”他被本田讲的东西彻底迷晕了，半晌才意识到对方居然一直站着。他请本田坐下，坐下再讲。本田坚持站着，十分愧疚地说：“这次来上海，有幸得见先生，看到先生家里的这般情况，我有件事情想跟先生确认一下。”

　　“你先坐，有什么事情坐下来说。”

　　本田勉强坐下了，说：“敝社出版先生的作品，但是版税一直无法结算。我们曾经给英国唱片公司在上海的地址写过信，提到有歌曲版税要支付给先生，始终没有回音。几年后，再给英国公司的香港分部致函，请他们帮忙寻找先生，还是杳无音信。直到一九七三年，一个中年男子找到我们部门，自称是先生的朋友，说自己千辛万苦来到日本，受先生之托来领取这笔钱，还说：‘但是我不能给你们提供任何证明或者委托书，因为我怕我带着这些东西路上不方便。’”

　　他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我果然被骗了。”本田激动地又站直了。

　　“多少钱啊？”他面露关切的神色，随后像是意识到了什么，老脸一转，对小李说：“这件事情我完全不知道啊，更没拿过什么版税。”

　　一个大概的数字经过翻译、经过兑换报了出来——只听见外面“啊”的一声惨叫。

　　“没什么，剥毛豆的碗打碎了。”他老婆极其狼狈地趴在地上安慰大家，“不用帮忙，不用了，我自己捡就行。”

　　他显得异常激动，从藤椅上站了起来：“哦，这件事情太吓人了，小李，你得给我做证明啊，我绝对没收过一分钱。你也看到了，我跟他们就是叙叙旧，没有金钱上的往来。”他说的时候，动作几乎是在指天誓日，隨后他果真开始赌誓，发最毒的誓言。服部和本田以为出了大事，催小李赶紧翻译。小李说：“没什么，老先生就是有一点激动，反复在说自己没收过你们的钱。”

　　他们在他家总共待了一个多小时。前一半时间有说有笑，话在他嘴里就像黄浦江汛期的潮水，仿佛他们带给他一张自由发挥的考卷。可是这一切都被版税事件改变了，考卷换了一面，从论述题变为是非题、选择题，偶尔来几道填空题，他答或者不答变得越来越拘谨、犹豫。

　　临近饭点，他们提出要请他和家人出去吃饭，他婉言谢绝。

　　没人再提钱的事情。这根刺深入肌体，到了当天夜里，他跟老婆躺在床上，对着漆黑的空气，刺痛像盖在他们身上的一块毛毯。窗外的雨啪嗒啪嗒地响，他老婆突然缓缓地翻过身来，想在他的身上找到那根刺，看看还能拔出来吗。

　　“哭什么，”他嘀咕道，“你老头子还活着，没必要急着表忠心吧。”他又说了几句俏皮话逗老婆。雨下得更大了。他宽慰道：“你要这样想，在日本还有两百万人买我的账，你想想，只要唱片还在出，钱以后还会有的。”

　　“也是哦，还会有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老陈的事情你难道忘啦？”

　　他老婆不响。

　　2

　　他们离开之后，一切如常。除去若干波折，八〇年几乎是无病无灾地在他身上走到了句点。年末他还续上了另一段东瀛传奇。那天他正睡午觉呢，突然惊觉窗外有电喇叭在喊他的名字。他带着起床气来到弄堂口的小亭子，抄起公用电话的听筒，凑近说道：“喂，哪一位？”耳边窸窸窣窣传来了大鹰的声音。

　　她说中文，报中国名字——大鹰是她东渡嫁人以后冠的夫姓。她仍旧叫他先生，仿佛三十多年的光阴就如同光影的一次转身。

　　“噢，噢，噢……”他激动地背转身来，无法面对传呼电话值守员的凝视。“你好呀！”他原本闲置的那只手此刻将话筒捂得紧紧的，仿佛那是风中的一支蜡烛。

　　那通电话打得并不尽兴。那个年代的公用电话都像是语音的电报，很少有人会用传呼电话来写一封抒情长信，即便有人这样乱来，体量上也像是旧上海生产的七十八转老唱片，通常一面只有三四分钟。他的思绪腹背受敌，要兼顾周遭的眼神以及异国他乡的情谊。

　　“要不你给我写信吧，”他告诉大鹰，“后面有人等着打电话。”

　　“那我长话短说，我正在运作请先生来日本访问，您如果不反对的话，这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

　　“好的好的。那我挂电话了哦。”一等来对方的许可，他立马把话筒搁上，向值守员道谢，跟身后的人致歉。

　　就这样，访日之行像不明飞行物在他面前一晃而过;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倒不失望，俨然把整件事情给忘了。

　　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不下雨时，吃好早饭去唱片厂转转。他可以像小孩子玩西郊公园那样在厂里转一整天，跟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聊业务，聊人生，聊一切可聊之事。负责录音的小黄楼，有一架旧钢琴位于楼道的尽头，他趁大家不注意，在上面弹点东西，即便被人撞见，因为没有谱子，天晓得他在干什么。其实他只是在为自己的新歌的配器工作定和声，这些工作，本该发生在一首歌曲确定要发表之后。此外，他最常去的地方叫版库，那里汇聚了唱片厂自创建以来所有作品的原始母版，还有从英国公司那里接收来的母版。临近饭点，他会识趣地回家，午饭他通常吃得很少，甚至不吃，但是十一点半，调频792千赫的栏目《外国音乐》是不容许错过的。吃饱了音乐午餐，他会上床眯一会儿，然后去街道的阅览室翻翻报纸，通常要看一个多小时。晚饭吃得很马虎，因为夜里他要潜心创作。他有一个紫檀木做的纸筒，跟着他南征北战，大多数时间都摆在单位的办公桌上。四十年代他最忙的时候，那筒里插满了他未发表的作品，有时女歌星来录音，闲暇时便像小孩寻糖果那样掏那个纸筒，他经常会听到这样嗲糯糯的声音：“先生，先生，这首歌要不我来唱吧。”

　　这种声音现在变成了老婆的叮咛，通常会在夜里八点多钟响起：

　　“老头子啊，赤豆汤帮你热好了，要吃自己来端哦。”

　　还像以前那样，谱子不管写成什么样子都卷进那个纸筒里边。他知道，他的一天又结束了。

　　平日也没什么朋友来看他。他的朋友要么死了，要么在国外，要么跟他一样垂垂老矣;经常会来拜访的年轻人唯有小陆。小陆可以说是他的关门弟子，因为他这三十多年来只收了这么一个徒弟。

　　春节临近，小陆带了年货来看他，这个习惯小陆从七〇年的夏天拜他为师起保持至今。在他的记忆里，正是小陆的出现冲淡了七〇年的悲凉：那年开春，他被厂里要求退休，全家人赖以生存的工资从三十多块锐减了三成。

　　小陆闲聊时翻出新写的曲子，请他斧正。

　　“你这个配器特别精彩，很大胆。”

　　“谢谢老师。说实话，老师教的那些东西我一直不大敢用。我们最近排了一个作品，用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曲调，我在配器的时候感觉特别适合用一点拉丁节奏，我忍不住就用了，当时心里还有点慌，结果全团震動，还问我，什么时候学会写这个了，好听。”小陆把好听两字念得又脆又响，脸都笑花了。

　　“真棒啊！”他比小陆更高兴更兴奋，“你这个情况让我想起五六年。当时有一批老干部热衷跳交谊舞，但是缺舞曲，缺能写的。领导有一天就找我谈话：‘要不你来一首吧。’差点没把我给乐坏了，我就硬憋着，不能让领导发现。”

　　“老师说的是《送她一枝蔷薇花》吧。”

　　“对对对，也是少数民族的曲调，我是根据新疆民歌改的，往里面加了很多拉丁的节奏，还有一点点爵士的韵味。结果跟你一样，好听。”说着，他开始哼那首舞曲，脚底打着欢快的节拍;小陆插话，又夸了这首曲子几句，他完全不受影响，一直在用嘴和双脚演奏，此时还加入了手部动作。

　　他仿佛正在去新疆的路上，至于日本，他已经忘了。可是春节过后，大鹰女士在电话里又把日本从忘川里救了出来。她说自己联合日本广播协会、JVC唱片公司，已经向驻日的中国大使馆发了函件，正式邀请他访问，名义是文化交流。她让他静候佳音，流程估计会比较拖，但是她会一直盯着的。

　　从他知道邀请落实到他真正踏上飞机，时间过去了将近半年，其间，他订做了一套新西装。“万一去不成怎么办？”他老婆无法理解这种盲目行为。他穿着样装在店家的镜子前面比来比去，说：“去不成也值得庆祝。”

　　那年夏天，一架飞机将老迈的他送到成田机场。出了接机口，他发现不少举着相机、扛着摄影器材的人守在外面，他想当然地认为同机的应该有某位大人物，还回头瞄了一下，不曾想，后来那些闪光灯都往他的身上打。原来现场来了好多日本新闻界、文艺界的人士，主要是大鹰请来的。

　　那十天，他的感受是无比熟悉、极其遥远，所见所闻后来大多成了一缕云烟，他回国后很少回忆，更不会主动对亲友同事提及。譬如接风舞会，他只说大鹰为他献唱了一首歌，服部担任钢琴伴奏。那首歌最早他是为周璇写的，但是周璇唱下来并不舒服，没有录成唱片，最后阴差阳错地成了大鹰的代表作。又譬如，有一天本田先生请他去镰仓参观老唱机博物馆，博物馆是本田私人开办的，收藏了一百多台古董唱机。那地方虽然让他叹为观止，但他在回溯时通常几句带过，更愿意聊后来发生在视听室的密谈。

　　那间巨大的视听室位于博物馆的地下，里面摆放了许多影音设备。本田为他放了一盘自制的磁带，包含他某首曲子的九种海外改编，有波兰的酷爵士版，还有捷克的重金属版。“这是我目前收集到的，只是一小部分，我相信还有很多国家在传唱、演绎先生的作品，但是很遗憾，这些都是盗版，他们都没有给先生支付版税。”

　　原来，JVC公司看中了他的作品版权，想签下海外的独家代理权。关于签约的好处，本田是这样对他讲的：“先生的著作权，今后我们会认真管理，任何商业使用或者出版，都将为先生带来版税，哪怕是那些违法的使用，我们也将追诉。”

　　“哦，那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他迟疑了起来，把眼镜往上推，接着沉吟道：“我们国家现在不讲版税，只有稿费。稿费都是一次性结算的。版税是以前的事，那时候我记得每卖出一张唱片，周璇能拿六个点，她比较特别，能拿六个点，其他歌星一般是四个点。”本田没有打断他，随他开“无轨电车”，等他津津有味地讲完，本田恳切地问道：“那么签约之事，先生意下如何？”

　　“我还是回去再问一问，等问清楚了再给你答复。”

　　本田的懊恼可想而知，因为跟他谈事情就像在跟一堵墙打交道，后来跟他谈版税结算的时候也是如此。

　　“不是说被人冒领了吗？”他听闻还有版税可以拿，又惊讶又惶惑：“这个还能补吗？”

　　“被冒领的是截至到七三年的版税，之后的我觉得还是趁先生在日本，赶紧结算清楚。”

　　“哦，是这样啊。这个不急。我现在不急着拿。等到我想拿的时候再联系你。你的名片我有，到时候给你打电话没问题吧？”

　　“没问题——但是先生，您确定现在不结算吗？”

　　“我确定。哎，对了，我现在不拿，存在你这里，是不是还有利息可以拿？”他见本田为难，赶紧解围道：“开个玩笑，你别介意。”

　　眼下，真正叫他无法割舍的是那盘磁带，他厚着脸皮问本田，能不能帮忙复制一盘，他想留个纪念。

　　“这正是做了送给先生的。”

　　“啊呀，这太感谢了。”他笑着把整盒磁带插进西服的内口袋。后来在回东京的车上，那盘磁带就像一只松鼠，接二连三地从他的胸前跳到他的掌心，几乎是车子一吃红灯就成了他抚摸、欣赏的对象。他那灼热的目光会在轿车起动之后从磁带上的任何细节挪到车外的世界;透过车窗，陌生的街道在一场新雨中变得泥泞、模糊。

　　临别之际，大鹰要送他一组家电。他又犯了犹豫不决的毛病，可是大鹰非要他接受，几乎是恳请道：“先生成就了我的演艺事业，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先生受得起，受之无愧。”两人像两国在密谈领土争议，来来回回拉锯。最后他一狠心，决定赌一把：“我就拿这个双卡收录机吧，电冰箱跟电视还是免了，实在是太过贵重。”

　　正是这份礼物，后来让他在回国入境时被海关拦了下来。他需要交两百块人民币的税，那数字把他吓得只想做丢盔弃甲的逃兵。

　　“老先生，你再考虑考虑，真不要啦？”

　　“要啊，当然想要，但是我交不起这个税。”

　　“要么你给家里或者亲戚朋友打电话，让他们来交税。”

　　他听了劝告，找来一台电话，向老婆求助。他老婆哭穷的本事与程度远胜于他。“我知道，我知道，”他一边讲一边用人家给他的毛巾擦汗，“要不你先问邻居借借看，你跟人家写欠条，实在不行，我回来之后就把机器卖了，钱自然也就还上了。”天热得要命，他还穿着西服，海关办公室里的人见惯了西洋镜，此时却都盯着他看。

　　3

　　他回家一安顿好就给音乐家协会寄去一封信，把日本人与歌曲版权的事在信中写清楚，请求指示。可惜没有回音。有那么小半年的时间，他每次散步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凑到自家的信报箱里检查检查，瞧瞧有没有北京来的消息。

　　年底時，日本行的余温已经散去，版税之事在他的心底也就凉透了。他庆幸自己的决定。那段日子，他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五七年的秋天，想起他跟二哥参加文化局为老陈举办的作品研讨会。大会像野火烧山，蔓延了整整五天，最激烈的那个上午，扬声器轰的一下突然炸响，然后开始宣读周璇的死讯，还点了他跟他二哥的名字，请两位同志速去电影局研究治丧事宜。离开会场时，他禁不住回头探了老陈一眼，他记得在那张微颤发灰的老脸上挤出的一丝善意——老陈跟他点点头，那也是他跟老陈的最后一次互动。

　　他近来好几次梦见老陈。比梦境更可怕的是，他的那位好友兼对手活像《还魂记》里的杜丽娘，有时他夜里创作，若有所思，对着稿纸发愣，仿佛那上面有老陈的画像，有一回他不禁叫出声来，喊老陈的名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邓丽君唱了你写的歌，”他对着稿纸说，“我现在有机器了，要不下次我借了磁带放给你听。”

　　他托小陆借来了一盘邓丽君的原版磁带。放之前，他把门窗统统关上，把音量调到不轻不响，把磁带快进到老陈写的那首歌。

　　“老陈，你听好哦，我要放了。”

　　一曲唱毕，他起身去关机器，喟叹道：“听这样的歌，感觉自己更老了。”小陆不懂他什么意思。

　　“我有一种跟不上时代的感受，很狼狈，很狼狈。”他缓慢地坐回到藤椅上，继续说：“有一件事情我应该没跟你讲过。”

　　“老师请讲。”

　　“就是我、老陈、老姚、老严，还有几位同仁，我们不光作曲，还填词，我们在三四十年代创作了大量歌曲，这些歌当年被称为时代曲。为什么是时代曲？因为这些歌紧追时代。我们唱中国民歌的旋律，伴奏用的却是西方的爵士音乐，甚至是拉美的探戈、伦巴音乐。这样的歌曲当年无疑是最摩登的。可我现在老了，我的时代触觉就像我的眼睛耳朵一样，老了。最明显的就是我现在写不了歌词。你让我作曲，我还行，但是歌词我就……”他挣扎着，仿佛在找一个更为精准的表达，“我没有生活，即便让我重操旧业写情歌，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还能不能接受从我这样一口枯井里打捞出来的爱情。”

　　小陆不响。当学生的很熟悉老师的脾气，这时候最好是把话题扯远。小陆说起明年即将面临部队转业，自己有两大方向：一是去文艺院团当专职作曲家，二是去唱片厂工作。

　　“老师您有什么建议？”

　　“老头子啊……”此时从门外传来他老婆的声音。那声音推门而入：“红枣赤豆汤热好了，我帮你们端进来哦。”

　　“好的，红枣多一点。”他对付完那边，重拾起这边：“都挺好的，去院团可以专心创作，去唱片厂嘛，近水楼台先得月，发表作品会更便利。”他告诉小陆，自己最早在英国公司当差就是负责录音，那是正职，创作严格来说只是业余爱好。

　　“我也是这样想的，去唱片厂还能继承老师的衣钵。”

　　八二年三月，小陆入职唱片厂，在录音科上班。小陆的转业，给了他进小黄楼更多的积极性与合法性，他仿佛是自家小孩新进学堂，必须天天接送。以前在家里，他只教作曲，现在进了小黄楼，他发现要教的东西陡然增加：话筒摆放的讲究、处理笛子声音的诀窍、演奏状态不佳时如何与乐手以及歌手沟通。他见多了小陆直言不讳的工作方式，有一次借了抽烟，把学生拉到外面开小灶：

　　“下次再遇到类似情况，你不妨这样讲：‘刚才那段录得蛮好的，就是有一点还可以再提高，某某某，我觉得你的小号可以稍微离话筒再近点。’你这样讲，人家是内行，肯定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小陆不响，指间的烟抽完了，给自己又续上一支，然后抬头问道：“老师，您在厂里一直都这样吗？”

　　“你呀，下次来我家，我跟你讲讲老陈的事情，到时候你就懂了。”

　　“我懂，您跟我讲过。”

　　“小陆，你干录音会有大出息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作曲家出身，你比他们更懂音乐，可越是这样你要注意的地方就越多，你懂吗？”

　　这样打磨了一年之久，他见小陆在录音科已经足以独当一面，就主动避免在厂里出现。以前他像一份日报，天天都要跟门房间打招呼，现在变成了一张周报，厂里有人意识到这点变化，问他，他就长叹一声：“老了，老了，身体吃不消了。”

　　可是几个月后，他的煨灶猫形象不见了。厂里预备明年元旦在卢湾体育馆办一场迎新音乐会——那天，厂长在门房间外面与他不期而遇，顺便把他叫到一边：“这次音乐会我们要向社会上隆重介绍一批新歌手、新作品，我知道你一直还在创作，你看能不能找几首积极向上的好歌，为音乐会增光添彩。”

　　领导的话在他身上起了化学作用，沉淀之后的他在小黄楼的排练厅化身为一根灯管。他有三首歌入选，唱他作品的是歌剧院来的明日之星。小姑娘黑黑瘦瘦，一头秀丽的长发，活泼爱笑，因为名字里带苗字，又是歌剧院的栽培对象，大家都叫她苗苗。

　　他跟苗苗一见如故。刚碰面时小姑娘比他更激动：“李老，太好了，我听过您写的《送她一枝蔷薇花》，特别喜欢。以前我还跟同学一起找您的其他作品，可怎么都找不到，我还以为您就写了这一首呢，没想到这次能唱您写的歌，我实在是太荣幸了。”然后握紧他的手，仿佛老战友重逢。他受宠若惊到必须用手托住下巴，以防假牙松脱。“我也很荣幸，”他笑得活像是在过八十岁生日的老寿星，说，“好几位老师跟我称赞过你，说你演过不少革命英雄，特别优秀。”

　　“那都是老师们对我的爱护，我其实离优秀还远呢，像这次的音乐会我就挺紧张的，因为我从来没在公开场合唱过通俗歌曲。”

　　他以为她这次参演是单位给安排的。

　　“没有，是我要求的，单位里开始还不乐意呢。”她说她平时就对通俗歌曲有好感，喜欢邓丽君，爱唱几句，但是父母跟单位的老师都有意见，说你怎么能唱这种歌。

　　他不响。

　　音乐会当晚，他老婆特地化了妆。如此场合，他翻出一件旧中山装。老婆问他：“怎么不穿那套西装？”他不响。“我看你里面已经穿得够暖和了。”他仍旧不出声，穿整齐之后反问镜子里的她：“怎么样，有没有年轻几岁？”

　　“十三点。”

　　夫妻俩手挽手出门，去公交车站，一辆26路把他们送到体育馆附近。他迫不及待地把票捏在手里，然后被黄牛党堵在了馆外：“卖掉算了，小青年看的，你们来凑啥热闹，还不如卖给我，拿了钞票去对过的食品店买点吃吃。”

　　迎接他的还有淮海路的夜色，被阴风刮得呼呼响。

　　他的三首歌原先被安排在节目单的中间，但在现场却非常诡异地改为压轴。当他听到报幕员用播音腔念苗苗和他的名字，他的目光随了汹涌的掌声从舞台的中央分散到了观众的身上。苗苗当晚唱得好极了，正如他在排练时建议的：“别去拔高，别去炫技，要像与人聊天那样娓娓道来。”她的歌声里有周璇早年的烟火气。唱到第二首的时候，她的身形仿佛经受了烘烤，渐渐膨胀、模糊起来——他摘下眼镜，另一只手化为拳头顶住湿漉漉的鼻尖，他的这个模仿罗丹雕塑的姿势维持了一两分钟，后来调整是因为右肩上吃了力气。他转头一看，原来是他老婆，轻轻地把脑袋靠了过来。

　　演出圆满结束。有人提议全体演职人员聚到舞台中间合影留念。大家不顾苗苗的反对将她拱到了正中央，小姑娘羞红着脸，左右环顾，似乎在找人，目光最终落在台下前三排的某个位置。“李老……”苗苗用力喊了他一声，挥手的动作还没有做完整，就觉得胳膊被后面猛地拉了一把，她纯粹是下意识地往回探。一整组镜头恰巧落在他的眼里，他一身的嶙峋瘦骨仿佛通了电，按照内置的设计驱赶着皮肉往边上退，远离舞台，一退再退。他老婆追着问他：“人家叫你上去合影呀。”

　　“我去上厕所，上厕所。”

　　4

　　江苏的同行看了那场音乐会，想办法要到他的住址，隔天拎着一罐乐口福、一袋黄苹果找上门来。他老婆热情招待了这位四十多岁、自称在音像出版社担任主编的男子，泡茶、切水果，然后退到门外听里面聊昨晚的感受。

　　“我跟先生直说吧，我这次来是想出版您的歌曲集。”

　　主编的话把他点亮了。他强忍着激动，以免它们冲到嗓子眼里为那一声“哦”化上浓妆。他清了清喉咙，说：“我还有许多新歌，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们好好选一选。”

　　“那个不急，我想，我们先从您的老歌做起。”

　　“什么老歌？”

　　“就是您在舊上海发表的那些老歌。”

　　“你听过那些老歌？”

　　“听过。”

　　“从哪儿听的？”

　　“旧货市场淘的老唱片，都是七十八转的。”

　　“难怪，我说你怎么可能听过，说起那些老唱片，我现在是一张都没有。”

　　“您要是不嫌弃，下次我给您带一些。”

　　“不用不用，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挺吃惊的，你居然听过那些过气的老古董。”

　　“哪有，没过气，大家没那个耳福罢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很有做的必要。”

　　他换了一个坐姿，感觉脚都在发抖。

　　随后谈的都是实际问题：老歌大概要选多少首，找哪些年轻歌手来唱，录音得在上海，由他全程监督。基本上他提要求或者建议，主编都应承了，甚至主动从包里摸出三百块钱，说是预支稿费：“我就一个要求，歌词得改，怎么改我现在说不上来，反正不能是原来那样。”

　　他像是孔明在周瑜面前把写了字的手心摊开，缓缓念道：“我跟你想的一样。”

　　他们找了一家本帮菜馆子讨论细节。起因是他说拿了稿费得请客，硬要拉主编去红房子吃西餐，人家抵死不肯，坚持反客为主，去吃饭的路上还在他家弄堂口打了一通公用电话，打完了才对他讲：“您不介意吧，我叫了一个朋友过来，他是你们上海的诗人，帮我们写过歌词，等下您跟他聊聊看。”他说不介意。改歌词的人选后来是稀里糊涂在饭桌上敲定的。

　　隔天苗苗来延安饭店的客房试音。在一把木吉他的伴奏下，她的歌声让主编相中的三位人选黯然失色。主编痛并快乐着，来回踱步，最后定了调子：“就苗苗吧，不出拼盘了，改做她的专辑。”

　　苗苗用双手捂住嘴问：“这是真的吗？”

　　“真的，你好好唱。”

　　可是失望的情绪随即弥漫开，苗苗说这件事情她得回去先跟父母还有单位那边请示。客房里的三人预想、分析了各种可能。主编建议他陪小姑娘一起去请示。他不置可否，转而关照苗苗：“你先回家吧，回去跟父母说一下，如果不行我们再想办法。”等小姑娘的脚步声彻底消失，他关上门跟主编商量：“我去不行，绝对不行，这种事情你去更适合。”等主编理清楚思路，他又叮嘱道：“你到了那边，尽量少提我，最好是别提。”

　　次日下午，他急匆匆地跑到弄堂口去接电话。主编告诉他：“能讲的我都讲了，人家还要再考虑考虑。”主编当日必须赶回江苏，在那通电话里，他们至少达成了一点共识：“等过了春节再说。”

　　录音工作推到三月初才真正启动。苗苗不知使了什么手段，如愿进到小黄楼来录音。为了进小黄楼录这张专辑，他也费了许多心力与租金，他对这栋楼的感情太深。当着苗苗的面，他在休憩时自夸，说唯有像他这样的老古董才知道这里被称为小黄楼的秘密。

　　“英国人当初盖楼的时候，”他给自己点上一支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说靠南的那面墙帮我刷上颜色，承接的粉刷匠是川沙人，黄楼村来的，二话没说，直接把南面的墙刷成了黄色，然后就有了小黄楼的雅号。”

　　“老师又逗我玩呢。”

　　“还有一个原因，他们说这里以前是录黄色歌曲的，所以叫小黄楼。”

　　“这感觉也是瞎编的。”

　　“但愿吧……”他说，“不过我能很明显地感受到某种进步。最早我在这里录音，乐团和歌手要花很长的时间排练，排熟了才敢录音，那时候没有剪辑技术，都是从头录到底，录两遍，那个刻板进口的，特别贵，只舍得录两遍，然后选一个更好的版本，刻成母版。”

　　“录完该下班了吧？”

　　“继续上班，夜里还有应酬。英国人在百乐门租了一个包厢，夜里那些歌星都去喝酒跳舞，谈明天的工作。要玩到深夜才回家。”

　　“那您哪还有时间写歌啊？”

　　“我回家大概十一点多，倒头就睡，睡到凌晨一二点钟，爬起来，写第二天的歌。”

　　“您都是凌晨写歌？”

　　“也未必。”他以大鹰女士首唱的某首歌为例，“那首就是在这栋楼里写的。那是四四年的夏天，日落黄昏时候写的。我当时跟你一样站在这个位置，对着窗外满园的美景，微风吹来花香，沁人心脾，然后我就回到办公室，很快地，用一顿饭的工夫就写好了。”

　　苗苗沉浸在他所描绘的世界里，对着窗外的花园许了一个愿：“等到了夏天，我再来看风景。”

　　“可惜那首歌这次没选，我实在是不忍心改它的歌词。”说完，他走到楼道口的垃圾桶，把烟灭了。

　　他们回棚里继续录音。经过诗人润色的歌词充满了风、花、鸟、虫这些字眼，像是一只只咬破情歌的茧壳飞向大自然的蝴蝶。“这美丽的龙华，我深深地爱上了它……”苗苗唱完这句，话筒边接着刮起了“七月的风”。

　　这年春天，一支小交响乐团陪着他们在小黄楼里打草稿。他一直在适应、寻找新的感觉，不然很难说服自己，更无法为苗苗的演唱指引方向。他不知道歌里的情绪来自少女抑或新妇，是欢快抑或感伤，尽管绝大多数的歌词都出自他之手。

　　最后他想通了，在休憩时对苗苗说，“想想雨后惊蛰、万物复苏的感觉。”江苏那边后来只来过一次上海，来取母带，顺道请了摄影师帮苗苗拍摄专辑的封面。这部分的工作，音像社不准他插手。

　　夏天来了。如此漫长、灼热的一个夏天。不知为何，期盼中的专辑迟迟没能上市，扇子在他的手里每天不知道要摇多少回。等他在音乐书店见到这盘磁带时，街上已经能闻到桂花的香气了。

　　音像社寄给他十盒样带。他还算满意，分发给湖南的外甥、自家的子女、上海的老友、爱徒小陆。小陆的那盒是最早给的。好几次，他见到小陆，忍不住想要打听苗苗的近况;专辑录完之后，他跟小姑娘彻底失联了，他很关心苗苗对于这盘磁带的评价，正如他非常在乎社会大众怎么看待他这些歌的复活。

　　他一直没能等来当面询问的机会。

　　八四年元月，某个阴郁的上午，他正在灶头上热豆浆，邮递员的二十八寸自行车哧一声停在他家门口，绿色的邮包里夹着一封北京寄来的信。他见信封上娟秀地写着苗苗的名字，拆了站在灶头旁边看。信只写了一页，但是明确表达了苗苗对专辑封面的遗憾：“实在是太委屈老师了，明明都是您写的歌，可这封面封底上连您的名字都没有。”她的父母更加无法原谅那封面，觉得印在上面的苗苗穿着旗袍，像极了旧上海的风尘女子，为此下了死命令，不允许女儿再与他有任何走动。

　　他读完那封信，把信塞回黄色的信封，拿到灶头上烧。

　　5

　　苗苗的专辑销量惊人，唱片厂眼见江苏同行成了吃螃蟹的人，吃了安然无事，觉得很有必要宣示一下自己的主权。说起那些老歌，真正的母版都躺在唱片厂的版库里积灰，如果要做，还缺个舵手。厂里为此开了几次会，他的肉身无缘出席，他的灵魂像一团浮游的海蜇被正反两波的声浪拍到了岸边，忍受着烈日的烘烤;说到底，那成百上千首的老歌母版，绝大多数是他录的，好些歌曲还是他写的。

　　八四年夏天，返聘的消息正式下达，他为此连吃了三天的西菜社。他回去上班的第一天穿了一件皱巴巴的灰格子衬衫，送了门房间一袋大白兔奶糖。小陆特地守在门房间迎接：“老师，欢迎您回来。”

　　“千万别叫老师，”他像拍苍蝇那样挥了挥右手，“我们现在是同事了。”

　　他在同事的陪护下回到了叫他朝思暮想的那间办公室。厂里为了支持他的工作，把原先在这里办公的人都请到楼上去了。他选了他最熟悉的办公桌，从包里翻出紫檀木纸筒，摆在他最熟悉的位置。“蛮好蛮好。”他平时都讲湖南普通话，此刻突然蹦出一句洋泾浜沪语，把在场的两个上海人逗得不轻。这间办公室从此属于他们三人，他和小陆，另一位也是老员工，他们组成了某个并不成文的委员会，前缀是“三十年代流行歌曲精选”，打头阵的项目是再版周璇。

　　为了吸引年轻听众，他建议老歌再版只取周璇的原唱，配器伴奏则推倒重建，必须融入当下最时髦的流行元素，要重塑时代曲的精神面貌。他的意见得到了与厂里经常合作的青年指挥家的力挺：“对的，要把电声乐器加进来，电吉他、电子琴、电贝司，还有架子鼓。”

　　这般添油加醋之后的“周璇专辑”于八五年春天问世，销量相当喜人，可他却提不起精神。大约是磁带上市的几周之后，每天都有近百封听众来信寄到廠里。起初，他去门房间取信比去领工资还起劲，回办公室后迫不及待地拆了认真研读，可是越读越伤心，就把来信原封不动地摊在桌子上，堆成一座山，对着发呆。过几天，老鬼心不死，再拆一封试试，胸口又中了一箭。

　　那时候小陆已经被其他项目借走了，有一天小陆回来“探亲”，被那座山吓了一跳。

　　“你看看这些信，”他说，“全是中老年，没一个年轻的。”

　　小陆默默接过一封，读到了这样的感叹：“到了我这个年纪，经历了那么多悲欢离合，没想到还能重温这些往日的旋律，这些歌能够再版，使我找回了逝去的青春。”

　　“你看，他们写信庆祝重获青春，可对于读信的我来说，我的青春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他抱怨青春永逝，与此同时，几乎每天都忙着修复他的青春。委员会后续又出版了李丽华、姚莉的精选辑，时代曲的出土工程一路推进到八七年，然后被厂里空降来的新领导叫停了，理由是销量不佳。他被架空了，无事可干，他极为罕见地找到领导交涉，还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摩擦。

　　“大不了再赶我走，我都这把年纪了。”他对小陆解释道。

　　那时候他还瞒着单位，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几项歌曲比赛。在某洗衣机品牌冠名的赛事中，他的作品力压厂里推荐的作曲家，夺得了原创作品的优胜奖，跟他同获该奖项的不止十人。那首歌最伤他的一点不是没能传唱开来，而是连录成磁带的机会都没有。

　　“以前写了新歌，往抽屉里一塞，什么结果你不知道，现在好了，可结果呢？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我有多老，离时代有多远。”

　　小陆不响。

　　当失望突破了临界点，他封笔的决定来得突然而彻底。一切涉及到创作的行为统统停止了。在他的体内，一直隐藏着某种倔强，以前支撑他不肯放弃，现在力挺他不愿动笔。

　　他以为手中的笔将就此报废，不曾想它还有被迫营业的时候。某个黄昏，小陆为了一封检查忿忿不平地跑到他家里来：

　　“老师，为什么让你写检查？”

　　“你都知道啦？”

　　“前面同事告诉我的。”

　　他长吁一口气：“哎，湖南的音乐出版社要出我的歌集，我精挑细选了五十多首歌，抄好了给他们寄去。书出没出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收到样书，但是他们给我寄了五十块钱稿费，这事情居然都没跟我打过招呼。哎，我要是知道有稿费就一定告诉他们往我家里寄。哎……结果前天，稿费单寄到单位。我上班的时候被门房间叫住，说有稿费，叫得还特别响，好像生怕我是聋子。我估计门卫是想让我请客。哎……结果碰巧被那个人撞见。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通，他说：‘我跟你讲哦，你是厂里的员工，你所有作品的版权都属于厂里，不是属于你个人的，你这么大年纪了……’哎，不讲了，他后面那话讲得真是难听。”

　　“他这是外行瞎讲，他哪懂什么版权。”

　　“懂不懂版权已经无所谓啦，我现在关心的是我的歌集到底出了没有……要是出了，怎么也不给我寄一本啊？”

　　“死要面子活受罪。”他老婆一直在外面热桂圆红枣汤，此时不知怎么插了一句，“五十块钱，一个多月的工资，是谁那天一回家就躺在床上心疼得起不来啊？”

　　“你给我闭嘴，谁允许你进来的？”

　　“小陆你帮我们想想办法，看看怎么把那五十块钱要回来。”

　　“小陆你别听她胡搅蛮缠，她脑子坏掉了。”

　　6

　　他向唱片厂打了退休报告。这回是真退，彻底退，连每天散步的路线都与唱片厂反着走。他退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日本人结算版税，但是版权仍旧没有签给他们。

　　八〇年代，上海的出国风刮得很凶，他有一个儿子原先在交响乐团吹小号，儿媳吹长笛，这对中年夫妻一直想去加拿大发展;他的小女儿想去日本留学，为了她，当父亲的曾经还硬着头皮给大鹰打过电话。现在他领了版税，终于有能力帮子女办点事情。

　　他还从“淮国旧”淘来了一架英国产的钢琴，跟他家里原先的那架同品牌同款式。这架新来的替代品在他家里只待了一个多礼拜，就被他转赠给了小陆。

　　“老师，您不是一直想要钢琴嘛，您这是演的哪一出？”

　　“我都封笔了，要钢琴干吗？”

　　“真封笔啊？”

　　“不写了。”他说，“写了也不会好的，我没有生活，上个礼拜有人约我写溜冰的歌，我懂溜冰吗？怎么可能写得好。”

　　“那把钢琴当家具摆着不也蛮好嘛。”

　　“看着难受……从它进家门的第一天起，越看越难受……就像上海人讲的，戳心戳肺。”

　　他对那些慕名而来的圈内人士也是这样的态度：“封笔了，我的艺术生命结束了。”

　　到了九〇年代，还会出现在他家里的不速之客多为记者，说要采访他，他不曾怠慢过，与人家讲述自己的从艺经历、创作脉络，却发现只是对牛弹琴。有一次，某日报的记者在他家里坐了一下午，还借走了两张老照片，结果那篇文章见报时只写了周璇那代女明星的轶事，他气得好几天罢看报纸。再有类似的拜访，由他老婆接待，讲几句老头子身体欠佳。对方若是执意要借什么东西为文章添色，她就哦的一声：“都借走了，上次借出去的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呢。”

　　他的身体也的确是欠佳，去西菜社吃饭，以前点一碗焗面要跟馋虫搏斗好几分钟，现在钱包默许他纵欲，但是他的胃口矜持得活像一根插在六百四十毫升啤酒瓶里的吸管。红酒也喝不动了，但总是要点一杯最好的，晃杯时的目光仿佛是在欣赏雨后的上海。

　　他转入隐居的状态，八十三岁之后几乎不怎么在公开场合露脸，偶有例外，除了参加老友的葬礼，便是问日本人领取版税。版税是每年一结，唱片公司当天会办一桌酒宴，把大陆这边与他们有业务往来的宾客请到花园酒店一聚。这套社交，后来被香港的唱片公司发扬光大，他很享受听取香港人的提问，五花八门的问题，享受用湖南普通话与香港国语摩擦，为那些大半个世纪之前的轶事擦出新时代的火花。在这样的场合，他屡屡喝醉。

　　九三年的元旦刚过，他的邻居突然跑到唱片厂找小陆，说老师让你去一趟。邻居是个下岗工人，对他一直挺照顾的。小陆进屋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精神不错，正在撕日历，撕下的那一页揉成团没有丢掉，一直攥着。

　　“香港那边想做我的专辑，把我的一些老歌改成轻音乐，据说要刻激光唱片，发烧碟，曲目由我来定，乐队和录音也是我负责。”

　　“太好了，恭喜老师。”

　　“是呀，我也特别高兴，我写了那么多歌，从来都是为人家做嫁衣，从来没自己出过一盘专辑，只是……”他歪坐在沙发上，语速突然放缓，“我年纪大了，你能不能帮帮我？”

　　“没问题啊，我来录音，后期我也能做。”

　　“那你要收多少钱？”

　　“老师，我一分钱不收的，您从七〇年开始教我，到现在一分钱学费都没收过——”

　　“哎，提七〇年干吗——”他嘴上这样讲，自己却进一步把话题扯远，说起那时候为何坚持不收学费，又为何愿意收这个学生。

　　“不管老师怎么讲，反正我不能收您的钱。”

　　“那不行的，你现在是角儿啦，这要是传出去……”

　　师徒俩无法达成共识。临了，他送小陆出门，又追了一句：“钱的事情再议，到时候还要请乐队、租录音棚，你先等我一个礼拜，等我把曲子先选了。”

　　一周过后，那邻居果然又来找小陆。这回是打电话，话才说了几句，小陆把话筒一撂，心急火燎地从单位奔到老师家里。家里没人，人都在医院，他的邻居刚从那家医院回来。

　　“前天他说感冒，”邻居见到小陆，叹了一声，“他老婆刚巧出去买菜，我就陪他先去医院，医生让他留院观察，谁知道……”

　　“可是上个礼拜我来的时候人还好好的。”

　　“是啊，前几天我陪他去南货店买年货，人还好好的。”

　　他是元月十五日去世的，一周后便是大年夜，沒有一家媒体及时捕捉到了这则新闻。春节后，讣告在上海的一份日报上刊出，严格来说，那不算讣告，只是记者为了大鹰女士的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而想到应该去采访他，结果扑了空，非常遗憾地将他的死讯在文章里提了一笔。

　　他的追悼会定在二月三日的下午，由唱片厂新任命的厂长主持。厂长事先特批了小陆的申请，允许动用厂里录音科的专业器材——录音机、监听音响，把那些他心爱的、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朋友一件一件往龙华殡仪馆搬。

　　告别式上没有放哀乐，替代哀乐的是大鹰首唱的那首歌，现在世人公认那是他的代表作、最高杰作。那首歌有近百个版本，他最喜欢邓丽君的翻唱，所以现场放的是七八年发表的那版录音。向遗体告别时放的也是他的得意之作。他后半生虽然发表了一些作品，但是唯有《送她一枝蔷薇花》真正深入人心。没有歌词，那是一首纯粹的舞曲。此时，来现场送他的亲友，人手一枝蔷薇花，大家跺着爽脆的、庆祝的舞步，将他团团围住，围成一个不断变化的、重复旋转的圆圈。

　　自问自答

　　 你不是一直想为《小说界》写篇新疆小说吗？

　　我真写了，而且那篇小说就叫《致那个声音》，写了一千多字，然后因为最近都在做一个非虚构的项目，整个人沉浸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九三年的上海，我琢磨这个状态不对，过了国庆节，紧急调转方向，写了这篇《时代曲》。

　　 《时代曲》好像有点长？

　　其实是短。我的初稿从五〇年写起，写到五一年已经五千字没了，赶紧刹车，镜头切换到七〇年代末，推倒重建，只写“他”的晚年。这个版本我很喜欢。

　　 《时代曲》的“他”最吸引你的地方是……

　　他的转变，他的坚持与放弃，他说：“为什么是时代曲？因为这些歌紧追时代。我们唱中国民歌的旋律，伴奏用的却是西方的爵士音乐，甚至是拉美的探戈、伦巴音乐。这样的歌曲当年无疑是最摩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