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宇

　　我不记得是怎么过关，怎么上的车，怎么谈的价。这些事你总是记得第一次做的时候。上一个印象还在戴高乐机场，亲脸，告别。拥挤的廉价航空，邻座大妈说，你应该学好法语，因为学了阿拉伯语Fusha（普通话）也听不懂方言，对你毫无帮助。她耸耸肩。下一秒钟，我坐在贝鲁特的公寓里，方经理打开厨房冰箱门，说进口的中国大米价格涨了三分之一。冰箱透出来的光照到她脸上。我们用两碗热米饭拌水煮的菠菜。

　　“你手上有多少美元？”

　　“不到三千，可以再取一些。”

　　“省着点，尽量用黎镑，美元越来越难取了。”方经理第二次打开冰箱，掏出塑料瓶，拧开盖子，把夹在中间的保鲜膜取下来。“你吃辣的对吧，来，拌着笋干酱吃。”

　　两分钟后，我端着碗和通红的脸，在阳台上吹风，吃完剩下的米饭。公寓斜对军队医院，戴贝雷帽的士兵正在换岗。

　　“维和部队上次送来的白菜种子快出来了。”

　　方经理指指阳台上的土盆。“出来了，我们还省下一笔新鲜蔬菜的钱。”

　　“贝卡谷地的学校怎么样了？”

　　“你想跟我去一趟吗？我每个星期坐巴士去一次。”

　　“我以为上次说要买车了。”

　　“我也以为是。学校课程照常进行，到了冬天可能会困难一些。多了二十三个学生。”

　　楼下戴墨镜的男人向我们打招呼，走进公寓的门庭。收房租的来了，方经理一边说一边转身往门口走去。男人没有换鞋，径直走到阳台和我握手。很重的手。他把美元数了两遍，正着数了一遍，反着数了一遍，然后放进腰包，拉上拉链。

　　“你们介意我抽烟吗？”他抽出一支烟点燃。我问他时局。如释重负地解决了经济事端后，他能毫无顾忌地谈些别的。“美国×了我们。之前是法国和英国×了我们。他们像×婊子一样。他们不仅没付钱，还说我们欠了他们钱。上街的年轻人，他们什么也不懂，被忽悠上了，最后上台的会是他们吗？！现在的年轻人什么也不懂。”他把烟屁股摁灭进土盆，戴上墨镜，和我们道别。我和方经理坐在阳台上到夜幕降临。

　　“你还在学法语吗？”

　　“每周去大使馆，偶尔打网球的时候学。”

　　“阿语呢？”

　　“在难民营学。”

　　“你现在自己进营地吗？”

　　“N带着我比较好。你去最好也是她带着你。”

　　“她一个人带我一个男的可以吗？”

　　“可以。你是外国人，是资方，其次才是个男的。”

　　“我们的资方怎么样？”

　　“能过完这一年。明年再说。”

　　“一年一续？”

　　“要不然呢？一年一续在这里就是长久。”

　　陆续有人出现在对面楼房的阳台和窗边，他们手上捏着金属器皿，折射路灯的光，在夜晚犹如一面面凹凸不平的镜子。紧接着，他们挥舞的锅碗瓢盆剧烈碰撞，金属敲击声响起，涟漪似的扩散到整个城市，起初的刺耳变成铿锵的波浪，像一场席卷全境的暴雨冰雹，用力地、持续击打铝合金的棚顶。

　　“八点了。”方经理看看手机。“我们最好移到室内讲话。”

　　“每晚都准时吗？”

　　“差不多。”

　　“要持续多久？”

　　“比刚开始的时候短一些了。是不是像暴雨？”

　　“是有点。”

　　“可是贝鲁特几乎不下雨。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

　　“Cacerolazo（敲锅打铁）。”

　　“什么？”

　　“Ca-cer-lo-za，像Casserole（砂锅）那个词。敲锣打铁的抗议。”

　　“你说他们为什么敲锅呢？”

　　“原本在拉美，用这样的方式抗议吃的不够。”

　　“我们日食时会这样敲打。你们那边是不是一样？要把吃太阳的天狗吓走。”

　　憤怒的暴雨停了。我探出头去，“今晚有月亮吗？”

　　“我就没在贝鲁特见过月亮。”

　　我上午去拜访国际援助机构，下午去沙提拉难民营，晚上回家的路上，准时的暴雨声又响起来了。我习惯性地走到沿街餐厅的雨棚下。道路坑坑洼洼，仿佛锅碗瓢盆真的落下来砸过一番。昏黄的灯光打在楼房外墙上，阴影蜷卧在残留的弹坑里，谈话声从半开的窗户泄出，空气中有一丝陌生的寒意。当地朋友告诉我，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取款机还能取出美元。我将信将疑地打了一辆车朝海岸去。我常去的汉堡店门可罗雀，店主站在柜台后面和车窗内的我迅速交换了眼神。越往海边去，空气反而温润起来。大学是夜色中最明亮的地界，像有无尽的火焰在烧。我按照朋友给的地标，从侧门大树向东走了三百米，果然找到一处亮灯的取款机。三百美元散发绿色光芒。我把钱折起来，放到背包内侧的口袋，找了咖啡店等方经理从车站过来。她听说可以取钱，我们再出发，取款机已暗淡无光，只好折回咖啡店，点了两杯热拿铁。

　　“所有机构都说缺钱。”

　　“他们当然这么说。比我们预算多一百倍的也会这么说。你要知道，这是一份花钱的差事。要是连钱都花不了，就说明你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没得做不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吗，国家好了，机构也可以撤了。”

　　“你看周围的样子，能好起来吗。一旦你觉得好起来，便会有一个新的状况，新的筹资，新的项目。那个按下去又跳起来的游戏叫什么来着？”

　　“打地鼠？”

　　“你不觉得做人道主义，就是在世界地图上打地鼠吗？层出不穷。地鼠没有变少啊，你的锤子只能敲打表面，永远进不到底下的洞里。”

　　“那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我们现在告诉别人，来买我们家的锤子。”

　　“你还要待多久？”

　　“我想至少把今年做完。”

　　“然后去日内瓦？”

　　“但愿如此。”

　　“那锤子就要变成软绵绵的棉花锤了。”

　　她看看我，把咖啡喝完，手没有离开杯把，杯底在桌面绕圈，规律沉闷地嗡嗡回响。

　　“你一個人在这里坚持一年，也很不容易。”我说。

　　“很多东西都要时间。你们总想把项目扩大，我们连自己的三十四个学生都还没熟悉。就这样，孩子上学还要靠N一家一家拉过来。”

　　“但规模越小，后面就越难维系了。现在资方要看beneficiary（受益人），要看宣传度，要看名声。小而美，就会消失。”

　　“回到要做事还是要存在的问题了。”

　　“这不是个矛盾。”

　　“仅仅理论上不是矛盾。但时间是有额度的，生命是有限的，我只是一个人在这里，我要决定，有限的时间是给项目里的人，还是写报告，还是写新闻稿。”

　　“还是学法语。”

　　“你难道没有一个exit plan（撤出计划）吗？有限的人生，是不能耗在无限的危机里。”

　　“营地里有没有我可以去访谈的人？”

　　“你认识A吧？”

　　“好像有印象。”

　　“他在Daesh待过。”

　　“什么？！”

　　“他跟我提过一次。说起来很痛苦，不愿再讲下去了。”

　　“你应该问下去。”

　　“我是来做难民保护的，不是来提问的。”

　　“这是核心的信息，不是吗？”

　　“这是说他信任你了，不是说他可以提供信息了。不是所有人都是访谈对象。”

　　咖啡店要打烊了，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学生正收起电脑，结束他们的赶工和闲聊。我和方经理返回住处，一路上没什么话讲。

　　租的日产小车是下午送到楼下停车场的。我和方经理即刻决定开去买菜。车道没划线或线条模糊，加塞的车不多，只是大家变道不习惯打灯。车速远高于路况条件的允许，开起来蹦蹦跳跳，像在游乐场。经历过下午，我找出了规律，虽然不开转向灯，但变道前司机侧头往后看或车头微微一偏，发出信号，这时候就该减速让行了。

　　后方传来激烈的鸣笛，车子超过了我们，后座的人把头伸出窗户，用英文大喊：“后门！关……后门！”我降低车速，方经理把门关了一遍。之前没关紧，仪表盘没有亮灯提醒。我心想他们是怎么看出来的。没几辆车是光洁亮丽的，前后左右都有刮蹭和掉漆。即便如此，我在车里也有万分的安全感。它是坚固的金属壳，铁包肉，我的肉身也因此变得坚强不摧。车过一个坑，猛地向上跳了一下，我差点碰到头。

　　“那是汽车炸弹留下的。”方经理说。

　　汽车炸弹是打破安全感的悖论。驾驭保护肉体的金属冲向死亡，用金属撕开金属。在此之前，铁从来没有给我留下冰冷的印象。滚滚流动的红色铁水，铁厂的高温和出汗的湿润身体，金属是炙热的，只有当它穿透肉身，另类的红色液体喷涌而出时，它才有深不见底的冷。

　　“应该不是哈里里遇难的那个坑。”1

　　“你别再开这种玩笑了。现在的局势，哈里里又要成敏感词了。”

　　“我们明天开车去维和营吗？”

　　“一早出发，能赶上吃午饭。”

　　我们九点出发，带了面包和水，经过市中心的时候，店铺大门紧闭，说下午还有游行。拉门上尽是涂鸦，橱窗被砸破，鸡蛋大小的洞不规则地排列。沿高速一路向南，空气里弥漫着烧轮胎的刺鼻味道，道路被莫名的火和石头阻拦，我们跟着前面的车绕道，总能回到海岸线。看到海岸线，就能回到向南的路上。我们经过赛达的时候补充了饮用水，古老的石头建筑顺着海岸线延伸出去，一晃而过，车进了光秃秃的山区，有了寒意，我们把车窗摇起来。过了两个检查站，到了最后一关，我们被拦了下来。

　　这是隘口。一道路障，两个方向的来车都要停车检查。我们照例下车，拿着护照到检查站的小屋，里面有三四个士兵，围着一个西瓜大小的电视。那电视似乎是我能轻松举起抱走的。还有一台吱吱啦啦的收音机。他们看了文件，把护照还给我们，说你们不能过去，你们没有上级的允许。我们解释说，开车是要去维和部队。他们坚持要一张凭据，要我们去赛达市政府获得批准。于是，我们又从光秃秃的山间绕出来，午后三点回到赛达。政府大门紧闭，栏杆放倒，说是下班了，等明天吧。我们沮丧地开车在赛达城里打转，吃了东西，味同嚼蜡。方经理提议说去看海边古老的房子。

　　沉重的黄褐色石块一路延伸到海水中，穿过桥便能抵达“海上城堡”的遗址。面向海的墙壁已坍塌，穹顶几近消失，水中是被淹没的腓尼基古城。沿梯子向上，风吹得猛烈，方经理把帽子压住。城堡的底层是东征十字军建的，上层是马穆鲁克留下的，尚存的小穹顶屋子是奥斯曼时期的礼拜室。我们正在石头间漫步的时候，老年旅游团排队进来了。他们的脸蛋晒得红扑扑，躯体上带着过长时间在空调旅游大巴里的疲劳。我和方经理向外走，穿着西服外套的男士站在桥头，没有往里走。

　　“你可以往里面走走。”我说。

　　“不了，我站在这里吹风。”他晃了晃外套，腋下和胸膛的衬衣汗湿了。

　　“你从哪里来？”

　　“荷兰。”

　　“这个时候来黎巴嫩？”

　　“这个时候才便宜吧。我退休前在欧盟工作，就是负责沙姆地区的。”

　　“比你上次来的时候好吗？”

　　“上一次？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负责管理项目，只是给钱，现在才来看看钱都花在哪里了，哈哈。”

　　他笑起来的时候脸蛋更是红扑扑的了。

　　“那你们是做什么的？”他问。

　　“我们是路过。”方经理说。

　　回到停车场，我花了一阵子才把车打着。太阳离海面不远了，把城堡凹凸不平的墙染成橙红。

　　“我们应该再试一次。”方经理说。

　　“没用的，他们还会以同样的理由拒绝。”

　　“你尽管往那里开。我们应该再试一次。”

　　我拗不过，转过市中心的三角路口，再一次往山里去。夕阳下，光秃秃的山景变得可以忍受，随着日光的退去，山石快沉没在灰色的阴影里了。我们又到了小屋前，士兵听说我们没带文件来，有些恼怒地挥挥手。方经理用中文对我说，我要说你生病了，我们要去维和部队的医院。她用法语对小屋说了一通，士兵们听得似懂非懂，用狐疑的眼光打量我。天黑下来，隘口的路灯点亮，两盏探照灯分别对着道路的两个方向。方经理的语气变得急切，用肢体语言跟他们比划起来，我不知道她是在表演还是真的急躁了。

　　突然之间，她想起了什么，指着我的肚子说，“Alam， alam.”我问说什么意思，她說，阿语，疼的意思。我没想到第一个学会的阿语词就是在骗人。

　　她不断说，“alam，alam，alam”，用手捂着肚子。士兵们都笑了，不知道是信了还是没信，或是看到把不懂阿语的外国人逼出阿语觉得好笑。无论怎样，气氛放松下来，他们决定打电话请示。长官打电话的间隙，年轻士兵从屋里探出头和方经理说笑。他说，你结婚了吗，嫁给我吧，嫁给我吧。比起一般的搭讪，士兵不让人生厌，他找不出来别的英语词汇，又努力要把轻松的氛围维系下去。我们都知道这不过是消磨时间的社交礼仪。长官回来了，他登记了我们的信息，命令士兵把栏杆抬起来，让我们通行。一屋子的士兵挎枪出来和我们挥手道别。我在后视镜里一直看着隘口的灯光，直到翻过一个山头，身后全然成了黑暗。

　　黎巴嫩的维和部队有两所医院，一所印度的，一所中国的，中国的维和医院在西班牙的营地里。和门口的西班牙人寒暄后，他让我把车停到防爆墙的后面。我和方经理把外套穿上，山里的夜晚像是秋冬之交。黄干事出来接我们，他个头不高，说起话来带笑，十分亲切，觉得我们在路上受了不必要的折腾，在办公室备了泡面、火腿肠和鸡蛋作为夜宵。我们边吃，他边给我们介绍营地的情况和三餐时间。中国在黎的维和部队一共有三部分，工程、扫雷和医护，明天可以先去见医院的老大，然后是印度的通讯官来访。病房诊室、宿舍和食堂，三排平房成三角形。我们被安排在病房住下，条件比宿舍好，白净床单和厚实棉被。方经理住的地方更胜一筹，ICU病房，独占一间，床也更宽。旁边像是垒了一排集装箱，上面写着mortuary。

　　方经理问我是什么，我说停尸房。黄干事说，你们别怕，停尸房都没用过，只是程序上的要求。他给我们一人打了壶热水。把水倒进玻璃杯，杯子雾了，热气腾腾冒出。没等到水凉，我倒头便睡了。

　　半夜，我被打雷的声音吵醒。山雷像在地面裂开，震耳欲聋。这是第一场在黎巴嫩碰到的大雨。没听到雨声，板房的屋顶颤颤作响，窗外因为闪电忽明忽暗。我打开手电筒，伸手拿水，竟还有余温，有一圈圈的震纹。干冷的房间里，那一口水给了我莫大的舒缓。没等到雨滴，我就又沉沉地睡去。第二天，七点多醒来，晴空万里，空气格外清新。战士们在房外集合，穿薄外套，三三两两走去食堂。

　　“一起去吧。”戴墨镜的长官招呼我们。黄干事从后面快步走来，“这就是我们的两位客人了，昨晚到的。这是我们的连长。”长官摘下墨镜，寸头，黝黑的皮肤，跟我们点头问好。进了食堂，饭已有人帮我们打好放在桌子上，还有乌江榨菜和老干妈。

　　“这些都是稀有资源。”连长说。

　　坐在后面的战士相互传看手机上的视频。连长转过头去询问，一位战士说，“这是昨晚的落弹。”

　　“你们从哪搞来的？”连长问。

　　“扫雷部队那边拍到的。”

　　“拿过来我看看。”连长拿过手机。“这是以色列的还击了吧。瞧瞧，”他把手机递给我，“戈兰高地方向。”

　　视频里的炮弹像夜晚的烟火，流星般地穿过天穹。

　　“我以为昨天下暴雨了。”方经理说完，战士们都吭吭笑了。

　　“这里不下雨，只下铁。”连长说，“这是一个欧洲人说的。”

　　他吃饭很快，把空碗和筷子拿去水池洗了，甩干，倒扣过来，铝合金的碗在水池边发出清脆的敲击声。吃完后我们去连长的办公室，他的帽子挂在墙上，墙上有联黎部队的嘉奖信，一沓订上去的流程指示。

　　“我们来这里快一年了。你看，其他部队的驻扎时间比我们短，三个月、六个月的都有，我们来了就是一年。粮食是我们自己运来的，厨房后面是我们的储备，等到再过节的时候，我们把牛羊肉拿出来。每次我们的活动，只要做吃的，联合部队的人都要来。”

　　“我们是两级医院，服务整个联黎部队，他们大病小病都能来。当然，老百姓也能来看病，你知道，联合国的医院是对当地民众开放的。我们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是去乡村展开巡诊。我们做过几回了，黄干事，三回了吗？你看西方国家的部队不敢随意下村，但是我们能去。”

　　“是的，我们的沟通要靠两位当地的翻译。她们和中国的联黎部队合作快十年了。她们把阿语翻译成英文，我们这边再理解理解。是的，你当然可以见她们，你可以去和任何愿意和你聊天的人聊。没人会拦着你。”

　　连长站起来，把帽子戴上，送我们出办公室。五分钟可以穿过医院的全部走廊。每一个科室坐着一位医生，前台有三位护士值班。护士长是唯一来回穿梭的人。她表情严肃，我要是问她什么问题，回答都是“一切正常”。要是我问患者，她会说“生命体征正常”，告诉我“体温、脉搏和血压都正常”，然后快步走掉。

　　“你聊得怎么样？”从外面拍照回来的方经理问我。

　　“冰雪皇后什么也没说。”

　　值班的护士笑出了声，“她可是在忙的，你一直追着别人。”

　　“我也没看到什么病人呐。”

　　“我们最受欢迎的诊室已经来过两拨人了。”

　　“最受欢迎？”

　　“你没有经过理疗室吗？”

　　“唯独那个门是关着的。当地人来看病，应该什么科室的病人都有。”

　　“理论上来说，他们是可以来。但你看你们来都费了那么大的周折，那他们呢。只有翻译偶尔能带人进来，凤毛麟角。”

　　黄干事走进来，“正找你们呢，我们的翻译没来，印度人已经来了，需要你们帮个忙。”我和黄干事走到接待室，沙发上坐着的两位印度士兵站起来向我们问好。表情轻松的一位是要回国的长官，另一位手足无措的是他的继任。握过手后，我们一起坐下。我帮忙翻译了见面的寒暄，但注意力都在回国长官的胡子上。他每说完一句话，等待翻译的时候就要去摸摸他的八字胡。他对我的存在表示出兴趣，我说我不是军人，也不是记者。

　　“那你来这里干吗？”

　　“和你们一样，为了人道主义事业。”

　　“哈哈。”他听到这个答案很是得意，向我介绍了他的军人家庭出身，他的部队番号，认为我应该听说过。他告诉我他曾在克什米尔服役，告诉我不希望有冲突爆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寒暄的一部分，在翻译中省去了。

　　“驻外半年后回去对你的职业生涯有帮助吗？”我问。

　　“大家说会有。所谓的国际经验。对了，如果你想知道以色列部队离我们多远，可以打开tinder看看。”他又站了起来。我们的翻译到了。她带了位看上去有眼疾的当地人，先扶着她进医院，又回来，脱掉围巾，跟我们连声道歉。印度官员说，没事，我们已经在闲聊了。他们简短告别，说还要去其他营地打个照面。

　　翻译送他们出去后，重新用中文跟我打了招呼。

　　“你会中文吗？”我说。

　　“十年了，多少也会一点。十年前，新闻上还没多少中国，我对中国人的印象都发生在这个营地里。”

　　“中国人去村里是你安排的吗？”

　　“对，都是在附近。”

　　“很安全？”

　　“当地人很欢迎他们去。中国人去和欧洲的部队去不一样。欧洲的士兵让当地人想到十字军。”

　　“在当下想到十字军？”

　　“这里的当下一直都在过去里。”

　　“你要待多久？”

　　“待到他们下班。”

　　“不，我说你要在这里待多久。”

　　“待到我的舌头不再会讲另一门语言的时候。”

　　两位中国士兵走到招待室。一位走进医院，一位在招待室喝热水，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贝鲁特来。他说，不是，我问你从中国哪里来。他们是扫雷部队的，过来拿常用药。只要天气允许，他们就按日程出勤。我问他们扫雷还要多久能完成。

　　“完成？”他笑了，“我们永远都完成不了。我们和柬埔寨的扫雷组一年清掉一千多枚。蓝线周边可能还有四十万枚。”2

　　“Mission Forever.”翻译说。

　　“我们的联黎长官每年是怎么说的来着？”

　　“We still have much to do.”翻译说。

　　日光又快要消失在山头了。翻译结束一天的工作，要驾车离开了。她开的车盘在山间小道，扬起的灰尘，烟雾般的萦绕在山腰，像是整个山在夕阳里蒸发。

　　“看上去就像没走远，对吧。”黄干事说，“但就像是夜里看车灯，觉得和自己近，实际上隔着很远的路了。”

　　等尘埃落定，山恢复了原貌，本来安静的营地更显寂冷了。连长这时候出现了，提议带我们去看边境的涂鸦墙。他从墙上取了防弹马甲和头盔，递给我和方经理，叫上黄干事，我们四人上了一辆悍马。车门很重，座位硬邦邦，我不自觉地找扶手。相比之下，租的车是塑料玩具，这才是钢铁猛兽。边境墙从约旦河西岸开始，现在出现在黎巴嫩南部。这里已完成了二三十公里，说还有一百公里。建成之日，以色列会被高耸的水泥包裹起来，成为墙中之国。

　　墙体有三层楼高，顶端盘着铁丝网，每隔一段设有瞭望塔。墙体覆盖连绵不绝的彩色涂鸦，像一圈围墙下的花圃。反战、咒骂、和解和憎恨的标语并排而立，一米多高，往上是灰蒙蒙的混凝土，和夜幕低垂的天空一个色调。前不久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边境的地下暗道，最深的地方挖到地下八十米，二十层楼高。我想，交界之处，地上和地下，敌对双方共同完成了一栋加起来二十三层的建筑奇观。

　　墙的那一边亮起了灯，一片片地连起来。我才发现那边也有村庄和乡镇。这一边仍然黑黢黢的，只有零星微弱的光亮。

　　“看出差距了吗？”黄干事说，“有人在明处，有人在暗处。”

　　他话音未落，和灰墙融为一体的天空里出现了绚丽的烟火，像涂鸦墙上的红色玫瑰缓慢地升起到天上，完成最后的绽放。光芒到达顶峰的时候，照亮了这一边的土地，依稀可见房屋、树木和砂石。绽放的光定格在一霎那，像是寿命到头的恒星，在空中爆裂、萎缩、消耗殆尽。随之凋零的花瓣和花茎，在风中四处飘荡，失重，加速地冲向大地。可是铁在土里不会再生出花来。

　　“没事，离我们很远，只是看着近。”黄干事说。方经理拿起相机，曝光时间不是太短就是太长。黄干事提醒她录视频，才能记录裸眼看到的。有光栽在了地里，地面开始无助地发抖，车的座椅变得更硬更干。车没有停，稳稳当当地在黑暗中驰行。黄干事还要说些什么，被连长打断。连长把头盔戴上，指指前方。车灯光的尽头，急促颠簸的黑影晃动。

　　“别停车，慢一点。”连长说，“枪呢？”

　　“我们没带枪。”黄干事说。

　　“妈的。”

　　车速越来越慢，黑影加速靠近，是一群牛，在夜里眼中发出锐利的光。大家歇了一口气。突然，牛群散开奔跑，在它们的后面，人影出现在了车前。一双眼睛，两双眼睛，紧皱的眉头，扭曲的皮肤，衣服上的白灰，张开的嘴，静默的呼喊。男人，女人，红色，男人的手臂，手臂上的躯体。孩子，卷发，看不见脸，红色血迹，红色外套。不，那是白色的衣服红色的血。他们拍车，用手掌拍车头，车只是微微发出低沉的颤动。他们走近，拍车架，拍车窗，把车窗拍得咚咚响。

　　“别动。”连长說。他检查了口袋，扫了一眼周身。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武装人员，上次西班牙人……”黄干事说。

　　“我知道。”连长说。

　　他的头一动不动地望着车前方的黑夜，脸上的肌肉僵硬。只有咚咚的响声和车内隔板的微颤。

　　“妈的。你们留在车里。”

　　连长开门，迅速把门关上。窗外，他伸出双手，试图让两人镇静些，仔细想要看清孩子的状况，时不时抬头观望四周。他确定完毕后，敲敲后窗，示意我们把门打开。门开的时候，外面的烟火味和夜里的冷空气窜进来，汗味和血腥味，成人的哭喊声。男人把孩子交给连长，连长把孩子抬进来，我和方经理站起来让出座位，让孩子躺下。连长让黄干事从前面递过来纱布，把孩子的衣服卷上去。一块黑色的铁片出现了，斜扎进他的肚子。连长用绷带和纱布沿着铁片把伤口包扎起来。血渐渐地浸进纱布。

　　“创口不深，在隔膜，跟医院说准备手术。”连长转过头对车外的人说，“Hospital，we are the UN Hospital. Go there first.”

　　他指了一下医院的方向，让我到前排去，他和方经理在后排看孩子。我们把门关上，哭喊的感谢隔着铁，闷闷的词句击打车身。眼前又出现了烟花，我们不觉地仰起头，一时间的光照亮了车里车外的脸，车里的红色变得鲜艳，下一秒又沉入到阴影中。车往前走了，我往后看，尾灯照亮的地界都是腾跃的灰尘，再也看不见两人的身影。

　　孩子睁开眼，他因围绕他的陌生面孔感到一丝的惊讶，但惊讶很快被疼痛的呻吟夺走。车轮压在石子路上持续地发出碾磨的响声。他想对方经理说什么，张开口，过了一阵子，才冒出声音来，

　　“Alam，alam.”他嚅嚅地说。“alam alam”回荡在车里。

　　方经理用法语安慰他，“ ?a va aller， ?a va aller……”

　　两个人像是在彼此重复对念着经文。孩子安静了，闭上了眼睛。方经理探身过去看。

　　“没事，他只是需要休息。”连长说。

　　孩子的呼吸没有那么急促了。伴着他的呼吸，肚子上刺眼的铁片微微起伏，像鲨鱼背鳍在水面。医院门口灯火通明，士兵们在等待。他们把孩子抱下来，放在移动病床上，推向手术室。黄干事去换衣服，恢复他的本职工作：全医院只有他一位麻醉师。护士招呼我和方经理进消毒室，用肥皂把暴露的皮肤清洗一遍，再拿碘酒清洗一遍。我闻到隐隐约约的血腥味。战士招呼我们去吃饭。我意识到气温降了，外套还在车里，战士给我们递来军服大衣。

　　手术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我坐了一会，躺了一会，但都不能消退持续的不安感。我只得站起来，开始在营地踱步。西班牙酒吧开门了，里面挤满了人，很暖和的样子。后面是停车和装卸设备的库房，我被库房面前平整的地面吸引了。它的反光如此均匀，像是一块光滑的镜子，结冰的水面。我想象它曾受到的重压，而在重压之后，就再没什么是能与其相比的不堪忍受的沉重。越野车、救护车和装甲车碾过它的时候，一如既往地反射出那些金属的光。我以为现在的白光来自营地门口的探照灯，直到方经理提醒我说，今日的月亮好看。我抬起头，月亮就在山上，像是韬光养晦后冒出头颅了。它的白光第一次让我觉得比红色和黄色的光要亲近。

　　“你会不会觉得孩子是幸运的人。我是说，他是不幸的人在不幸里走了运。如果我们没有经过那里的话……”方经理接着说，“我们是要为他最初的不幸感到愤怒，还是要为他最后的运气感到庆幸？”

　　“这里都没有他可以选择的余地。”

　　“为什么大人不搬走，让孩子在这样的地方长大？”

　　“为什么是他们要搬走？”

　　“你不要和我讨论一个应不应该的问题。”

　　“他们搬走了，就能有选择吗？你觉得人道救助能给他们一个选择吗？”

　　“至少他们能活得下去。”

　　“选择不离开，有时候胜于选择生死。”

　　“活下去，如果不活下去，这一切都毫无意义。”

　　“在今天之前，他们认为是活得下去的。”

　　“那是一种侥幸。他们为他们的孩子做了选择。”

　　“他们为孩子选择了在家乡生活下去。救助有暂停的一天，我们都是要离开的，到时候他们还是要回来。”

　　“活着回来。你怎么不明白呢。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战士向我们跑过来，告诉我们手术结束了，我回到病房的走廊，护士长走出来，我问她情况怎么样。

　　“手术很顺利。”她点头说。像遗忘了什么又猛地想起来，“他能活下来的。”

　　半夜的时候，走廊里传来一阵骚动，我想是孩子的父母来了。我听了一阵，那骚动很快平息下来。第二天一大早，我和方经理就要驾车离开。她下午还要去上课，我还要继续去拜访机构。方经理去病房看了孩子一眼，说他还在睡觉，医生查过房了。护士长在和年轻的护士说药物的用量，预约了理疗的人早早到了门口。饭桌上没有人讨论昨晚的炮火，大家像是有意岔开了话题。我们尽可能地和每个人道谢。连长来送我们，他说黄干事太辛苦了，今天早上给他放个假。战士把我的外套放在袋子里递给我，我把它放在车的后座。

　　天气好得出奇。在翻过山头的时候，我们遇见了翻译的车。她向我们打招呼，我们减速了，但都没有停下来，一团扬起的灰尘分隔了我们两辆车。回去的路上，没有在关卡上碰到任何困难，抵达贝鲁特市区的时候甚至还不到中午。公寓还是我们离开时的样子，只是多了一层灰。方经理把背包放下，把阳台的推门打开，突然，她兴奋地朝我喊：“快来！”

　　“怎么了？”我快步走到阳台上。

　　“白菜种子出来了！”

　　黄色的泥土上，歪倒的烟頭旁，近乎看不见的渺小和脆弱的嫩绿芽。方经理提着水壶，把绿点周围浇湿，泥土的颜色深了些。

　　“也许我们不在的时候，贝鲁特下过了雨。”

　　她一边说，一边把水壶放下。

　　自问自答

　　 这是一场真实的旅行吗？

　　疫情开始前的最后一次旅行经历。其中多数的人和事都发生过。

　　 又写到了国际发展和人道主义工作？

　　上一次给《小说界》的文是写日内瓦的，这一次到了国际发展项目点黎巴嫩。人道主义工作很有意思，有极大的使命感，不是直接为了钱、为了自己的生存，另一方面是极大的虚无感，时刻怀疑到底这一切有没有用。在虚无感中怎么看待希望是核心的命题。

　　 什么时候再出发？

　　可以的话，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