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圣天门口》、《天行者》和《蟠虺》为中心
◆ 赵 斌
恢复“现实主义”的“尊严”是刘醒龙长期以来最为重要的文学理想。这一恢复的努力是通过两次“跨越”来实现的。第一次“跨越”是指上世纪90年代《分享艰难》、《痛失》等小说中的“新现实主义”对80年代政治学式现实主义和“新写实”的超越，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侧重于客观叙述。第二次“跨越”是指以《圣天门口》、《天行者》和《蟠虺》等为代表的“新世纪现实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超越，是一种文化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即在客观叙述的基础上尽力调动主观描述的能动性。迄今为止，学界对刘醒龙第一次“跨越”比较关注，称之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对第二次“跨越”则研究不多。本文拟在梳理两次“跨越”的基础上，从再“启蒙”、再“寻根”、再“历史”和再“浪漫”等角度观察其恢复“现实主义”的“尊严”的努力。
一、 两次“跨越”
一般认为，“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核心概念”，“是中国现代性的一种凝聚和集中表达”，它在历史转折、社会转型时期总会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走向新生。在新时期初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接连出现，是现实主义的一次重要回归。不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清算“文革”文学的道路上，却又吊诡地倒向了政治叙事的怀抱，“作家首先要小心地揣摩着意识形态的风向与许可限度，时时将叙述的模式纳入到业已规范好的框架之中”。在小说《班主任》的结尾，班主任张俊石很自然想到“四人帮已经被扫进了垃圾箱，想到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已经在短短的半年内打出了崭新的局面”……在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中，老寿站在山顶上高声呼喊着老甘——“回来，党的光荣！回来吧！咱们胜利的保证……”很显然，党及党的代言人仍然是小说无法躲避的叙述对象，且小说经常对历史和个人的责任进行粗暴处置甚至粉饰，以此满足“潜意识”的政治诉求和强烈的情感表达。相对而言，改革文学走得远些，《乔厂长上任记》是代表作。但改革文学的思维方式还是陈旧的，小说主人公有英雄主义烙印，也有“高大全”人物的胎记。如小说《新星》中的李向南就是一个典型个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悖论呢？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思维方面的惯性，一切还不可能很快发生根本的转变，人们仍习惯于使用与‘文化大革命’相似的批判方式，使用同样的一套思维逻辑和话语，来对失败者进行讨伐，帮助胜利者完成权力的转换”。也就是说，80年代现实主义中的政治意识还很浓厚，80年代现实主义还主要是一种政治学式的现实主义。不过，即使这种政治学式现实主义也在不久后的形式主义实验中备受冷落，甚至面临被除名的危险。刘醒龙对此无比感慨，他说：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从来都是存在的,然而不知为什么仿佛在一夜之间,“现实主义”突然消失了。在文学的空间里,只是偶然才能见到它们沾满尘垢地塞在一处处宛如商业街精品店处所的角落里,眼明手快口齿伶俐的赏鉴者,极少光顾它们。
刘醒龙觉得必须恢复“现实主义尊严”，以扭转此种创作偏颇。他说，“中国的现实主义需要在课堂上彻底正名，只有摒弃对现实主义文学鱼目混珠的解读，恢复现实主义的尊重与尊严，文学才能真正地融入当下社会生活。”
为现实主义彻底“正名”，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写作的天敌是惯性和类型化，私人性质的惯性，一个人的类型化也是不被允许的，除非想成为文学史中失败的典型”。刘醒龙的现实主义有建构、再建构的历程，即艺术成长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刘醒龙说：“早期阶段的作品，比如《黑蝴蝶，黑蝴蝶……》、‘大别山之谜’，是尽情挥洒想象力的时期……以《威风凛凛》为代表，直到后来的《大树还小》，这一时期，现实的魅力吸引了我，我也给现实主义的写作增添了新的魅力。第三个阶段是从《致雪弗莱》开始的，到现在的《圣天门口》。这个阶段很奇怪，它糅合了我在第一、第二个时期写作的长处而摈弃了那些不成熟的地方。”简单地说，刘醒龙创作经历了浪漫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世纪现实主义”的三个阶段。而“新现实主义”是恢复“现实主义尊严”的第一次“跨越”，其主要是针对80年代政治学式现实主义而建构的一种社会学式现实主义。
这种新世纪现实主义在《圣天门口》、《天行者》和《蟠虺》三部小说中有清晰的体现。新的超越针对了更广泛的文学传统：启蒙现实主义、寻根文学、新历史主义和“新写实”。那么，第二次超越是怎样发生的呢？
二、 再“启蒙”
在《天行者》中，民办教师的精神困境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的力量对精神的挤压。在小说中，摩托车和机动三轮车等现代性物质力量，“也敢往界岭开了”；界岭人钱迷心窍，“让孩子外出打工，趁容易赚钱时多赚几个钱”；界岭人以前为了给孩子买几样必需的文具都会愁破头的，如今“不知道从哪儿弄到钱，也能站在路边招手拦车了”。这些“异变”让余校长很无奈，他说：“现在什么事情都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他交不了钱，就转不了正。”更让余校长惊诧的是，“年底发给民办教师的工资，是用村长余实妻子开代销店赚的钱垫付的”。这必然导致一个结果：盐到了各家各户，“几年下来，男苕女苕的确减少了，大家的口味却变重了”。这是一个绝妙的比喻，“盐”表征着现代性物质力量，“苕”象征着界岭人的德性品质，“口味变重”是指现代物质力量侵袭下的界岭人逐渐重利轻义。另一方面是来自精神困境。对民办教师来说，转正一直是他们的精神“软肋”。如小说中写道：“你们这些民办教师，最不愿见到自己身边有公办教师!”“村长”余实也故意指责他们小心眼，“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民办教师素质多么差，而将上面派来的大学生老师排挤走了”。这些精神的创伤让民办教师们受尽屈辱。
《蟠虺》中的曾本之、马跃之等“之乎者也”派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小说以文物曾侯乙尊盘的真假之辨及斗智斗勇的故事为线索，描绘了老一辈知识精英曾本之、马跃之，青年才俊郝文章、万乙，民间的老三口、华姐，以及唯利是图的郑雄等各色人等。在小说中，“皓首苍颜的曾本之是如今仍将写信与收信作为日常对我联系方式的极端少数之人。他不喜欢打电话，也不喜欢发电子邮件……”马跃之亦然。“沙璐下去拿上来四份麦当劳套餐。马跃之一边吃一边说，自己实在不明白沙璐和万乙这一代人心里怎么想，这种垃圾食品有什么好吃的……”曾、马二人都给自己套上社会和自我设置的精神枷锁。曾本之作为一个人，有七情六欲和人性弱点，最终却以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良知，勇敢揭发、纠正自己学术上的谬误，选择做一个“不识时务”的君子，经受住了各种精神的“炼狱”。
三、 再“寻根”
刘醒龙再“寻根”，从物质到文化的转向是通过地点的转移来实现的。小说《分享艰难》的地点西河镇是客观写实的，物质现代化的力量充溢于整个小说空间；而《天行者》的地点界岭是一个充满着文化玄想的叙事空间，是虚化的，充满神秘色彩。这和寻根文学的空间设置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真正的“传统”存在于“不规范”的边缘地带,如《爸爸爸》的鸡头寨就是一个封闭、静止而又神秘的地方。界岭是鸡头寨的投射，作者故意虚化一个狼群或是狗群出没的偏僻乡村，以此来增加小说叙事空间的神秘力量。更意味深长的是兔子从“村长”余实屋顶上摔下来的故事，小说把兔子拟人化、神奇化，化成一股神奇的民间力量冲撞着乡村政权，彰显了民间传说的动员力量，显得很荒唐。
但是到了新世纪，人对文化的认知有很大的转变，人们渐渐从马尔库塞的“理想的俗化现象”中走了出来，不再把传统文化看做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传统文化的价值被重新激活了。刘醒龙对此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新世纪小说很少有90年代那种物欲横流的现实图景，即使有也是以反衬的面目出现的，传统文化的现实图景在小说中却日益丰富起来。例如，《天行者》的主人公有不掺杂丝毫物质因素甚至反物质或者因物质匮乏而献身的“内圣”精神，主人公具有超强的传统文化内驱力，用来消解现实与欲望的纠缠，使人物趋于平静。即使梦寐以求的转正名额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只能给即将咽气的明老师。明老师咽气了，又给了资质平平的张英才。这似乎不合常理，但作者有意这样设置情节来突出传统文化巨大的调制力，最终让他们不约而同地“想通”了：孙四海说：“假如自己一走，李子和王小兰怎么办？我的一切都在这儿，转不转正，已经无所谓了。”精明的邓有米也说：“明老师这一死，我也彻底想通了，不能把转正的事看得太重。人活着能做事就是千般好，别的都是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者》本来就是“献给在二十一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的赞歌。
四、 再“历史”
《圣天门口》是一部以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为线索，对于传统的暴力文化进行深刻批判与反思的优秀长篇巨著。小说以武汉附近的天门口小镇为切入点,对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行了一番个人化的民间讲述。围绕着雪、杭两家的恩怨情仇,围绕着红军与白军、日寇的存亡之战,小说的故事充满了血腥与暴力，但以雪家为核心的仁爱意识消解了革命暴力，使小说趋向和谐。这是小说对新历史主义的超越。
五、 再“浪漫”
另外，刘醒龙的浪漫根源于他的文化保守主义。他对楚文化甚是酷爱，曾多次流连于青铜器大厅里。他仰慕屈原的兰草隐喻，效仿屈子浪漫想象。他把青铜重器视为古代君子的象征，在一个实用的器物时代，寄托遥深，更有浓郁的浪漫情调。《蟠虺》中一首《春秋三百字》赋是小说主旨的隐晦表达，也是作者的心声写照。他说，“古典文学的春秋笔法，在现代汉语中丢失得格外彻底。……文章有限，天地很宽，别说一点古典元素，就是再多一些，也应当容得下。写作的佳境，一切想融入其中的元素都应当没有障碍。”言外之意，新世纪现实主义有容纳古今的浪漫气象。
小结
注释：
①在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刘醒龙、何申、关仁山、谈歌等的小说创作，努力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关注当下的厂矿企业、农村乡镇的生活，关注社会下层的生存状态和经济困境，努力写出基层干部与平民百姓分享的艰难，生动地写出社会转型期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引起文坛的瞩目，被人称为“新现实主义”。参见杨剑龙：《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得与失》，《学术研究》1999年第12期，第115页。
②在《圣天门口》(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天行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由三个中篇组成，其中有90年代的作品，暂统一归置在新世纪小说中。)和《蟠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等新世纪小说中发现一种更加丰富、更具美学范式的现实主义，其在“新现实主义”社会学式的客观叙述的基础上发挥了文化学意义上的主观描述，笔者把这种异质性现实主义称之为“新世纪现实主义”。
③旷新年：《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中国新文学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接受与阐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81页。
④张清华：《“80年代文学”论略：一个文学史的考察》，《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37页。
⑤张清华：《“80年代文学”论略：一个文学史的考察》，《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36页。
⑥刘醒龙：《现实主义与“现时主义”》，《上海文学》1997年第1期，第78页。
⑦刘醒龙、汪政：《恢复“现实主义”的尊严——汪政、刘醒龙对话〈圣天门口〉》，《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83页。
⑧周新民、刘醒龙：《〈蟠虺〉：文学的气节与风骨——刘醒龙访谈录》，《南方文坛》2014年第6期，第90～91页。
⑨周新民、刘醒龙：《和谐：当代文学的精神再造——刘醒龙访谈录》，《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第62页。
⑩《钟山》编辑部：《“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钟山》1989年第3期。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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