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阎真的《活着之上》和《因为女人》为例
◆ 游迎亚
自《曾在天涯》开始，阎真的写作就一直囿于知识分子题材，这可能是其学者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使然，颇有点“近取诸身”的意味。从早期的《沧浪之水》对官僚知识分子的刻画，到后来的《因为女人》对女性知识分子的关注，及至近作《活着之上》对学院知识分子的聚焦，阎真一直致力于表现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疑难，试图还原普通知识分子的日常琐屑和生活本相。“写出生活的真相”是阎真所秉持的写作原则，其曾有语，“作为一个作家，我是一个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写出生活的真相是我的最高原则，其他的考虑都必须让位于这个原则”。因其如此，阎真笔下的故事都有一种对当下现实的镜式再现之感。无论是《沧浪之水》里池大为的宦海蜕变，或是《因为女人》里柳依依的情感迷局，还是《活着之上》里聂致远的学者困厄，都确乎反映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图景和矛盾处境。
若单以现当代文学历史沿流论之，知识分子题材早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就已有诸多涉及。取其沧海一粟略观之，鲁迅的《孤独者》、《在酒楼上》，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倪焕之》，巴金的“三部曲”系列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知识分子问题，此期作家们的侧重点多在表现知识分子立于新旧文化交替时期的“历史中间物”处境，以及革命时代他们自身的游移性与软弱性。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品，知识分子则多是作为“文革”时期的受难者形象出现。及至九十年代以来格非的《欲望的旗帜》、阎连科的《风雅颂》等作品问世，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又沦为了欲望的俘虏。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阎真的作品作为当下现实的观照，表现的是市场冲击波下知识分子的矛盾处境，即市场经济所建构的功利主义价值体系与知识分子精神根基之间的抵牾。经济与市场的大潮让社会陷入了物质的空前狂欢，理想和现实的龃龉也由此而生。一方面，知识分子若坚守超功利化的立场，则安身立命都几成难题，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又使得他们内心犹疑、徘徊不定，因而趋离失措、进退两难。
一
早期的《沧浪之水》，阎真的笔力所倾在知识分子“堕落”与“同化”的过程，并且对知识分子的功利化抱以批判之同情的复杂态度——时世的变化实非知识分子力所能制，诚如阎真自己所言：“《沧浪之水》写的是环境对人温柔的强制性同化，市场的力量太强大了，权力的力量太强大了，功利主义的力量太强大了，因此，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跟随着功利主义的召唤选择人生方向，那不但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是别无选择的。”继《沧浪之水》之后，环境的“不可抗力”在新作《活着之上》也有所表现，只不过与前作相比，《活着之上》流露出了些微理想主义的情怀。阎真在《活着之上》中设置了聂致远这样一个在世俗化社会里稍显“迂阔”的知识分子形象，虽然聂致远的个人坚守实际上是一种折中主义的选择——现实固若金汤，理想无法以卵击石，惟余守住道德与良知的底线。聂致远所接受的传统文化令其对社会的蝇营狗苟嗤之以鼻，但困于生存之艰难他又必须做出适当的妥协与让步，这就构成了其内心的冲突与矛盾。小说中关于他的一段内心独白即是一例——“一个知识分子，他怎能这样去想钱呢？说到底自己心中还有着一种景仰，那些让自己景仰的人，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王阳明、曹雪芹，中国文化史上的任何正面人物，每一个人都是反功利的，并在这一点上确立了自身的形象。如果钱大于一切，中国文化就是个零，自己从事的专业也是个零。惭愧，惭愧”。聂致远以传统文化中的“圣人”群像为镜，越发觉出知识分子反功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诚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正面的知识分子形象向来自带穷困潦倒属性，而古人所云的“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诸多言论也都旨在证明物质与学问的悖反关系，但平心而论，这只是历史文化中的一个显见现象，并不能确证知识分子与物质的绝然对立关系。然而，对于聂致远一类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对立关系显然已经成了他们的精神圭臬。那么，聂致远的难题就在于，他认为追名逐利有悖于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但如若他无视“孔方兄”，逃避“潜规则”，在现有的学院体制下，他又难有立锥之地，甚至连个人的温饱、家庭的供给都成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聂致远所面临的房子问题、孩子问题都与“非知识分子”群体并无二致，但是知识分子的天然规定性又使得他不可能投身物质至上主义。《活着之上》虽然写出了知识分子的生存之殇，却没有道出知识分子超功利化的不合理性。知识分子固然不能唯钱是瞻，但也大可不必耻于谈钱。古人虽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古人也有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况且，一个人若连寒舍一间也无，大庇天下寒士的理想也就无从谈起。
现实的滑稽在于，按自己内心生活的聂致远与按潜规则生活的蒙天舒两者的境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蒙天舒作为聂致远生存方式的对立面，可谓仕途平顺，左右逢源。这是聂致远的愤懑不平之处，也是现实当中诸多知识分子终被同化的原因之一：当能力不如己之人却能平步青云、扶摇直上时，许多知识分子也就背离了自己的初衷，选择同染于社会之缸。不过，因为阎真本人所想要保留的“理想主义”，聂致远在小说中并未成为一个彻底的悲剧人物，所以即使聂致远的事业之路荆棘丛生，颇为坎坷，他也固守着自己的底线，并最终评上了教授。虽然这个结果实际是派系斗争所生出的意外之喜，颇有点“渔翁之利”的意味，但就聂致远本身的学术实绩而言，他的教授职称是实至名归的。在小说最后，大学校园的“潜规则”已然出现了式微的迹象，蒙天舒之流的生存规则开始遭遇壁垒。可以说，作者是给读者也是给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族群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
二
如果说《活着之上》是从男性视角出发，刻画了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存悖论，那么《因为女人》则立足于女性视角，表现了知识女性在市场经济时代，命途多舛，尤其是她们所遭遇的情感困局。小说中的柳依依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却并未挣脱传统观念的窠臼，依然把自我的价值依附于男性之上。她认同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并希望从中受益，所以她安于燕雀之心，绝无鸿鹄之志，人生理想就是“找份好工作，再找个好男人。还有一套房子，一个孩子”，并对自己的退守感到如释重负——既然她是女人，那么性别有分，安于凡庸也无可厚非，颇有种理所当然的意味。正因为柳依依“男性附属物”的自我定位，她把青春与美貌视为取悦男性和觅得良人的资本和筹码，而没有女性独立的自觉。然而，生活并没有对柳依依格外宽厚，而是将她抛向了一个又一个“无物之阵”：柳依依将少女的爱恋与处子之身交付于初恋夏伟凯，却落得被抛弃的命运；之后委身电台记者秦一星作情妇，对方亦无法予之以完满的归宿；而当她耗尽青春，选择嫁作他人妇后，却依然不能拥有理想的爱情和婚姻，丈夫宋旭升事业有成之后，经不住诱惑而出轨。表面上看，柳依依的悲剧是个人性的，因为她把爱情和婚姻作为等价交换的商品来衡量得失，从而沦为了欲望社会的奴役，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整个社会包括女性群体自身对女性的倾轧。时代的自由与开放风气并没有给女性带来真正的相对平等，仅以性自由为例，身体禁锢的释放在倡导人欲合理性的同时也将女性推向了深渊，诚如柳依依在小说里所怨怼的，她“为女人感到委屈，在第一个男人那里，要用身体来证明爱情，在第二个男人这里，又要用纯洁来证明爱情”。这是因为男性的包容度并未同步于观念的进步性，传统男权社会的贞操观、处子论在当下仍然有大肆生长的土壤。男权本位意识的盛行并非危言耸听，只要对阎真本人的言论略作一窥，就可发现即令是作为大学教授，旨在立于女性角度为之发声的作家本人也是个男权主义者，正如他所说，“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时代氛围对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的情感生存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什么特别是知识女性？因为她们面对的男性更加优秀，她们成功的唯一道路，就是由爱情及亲情，除此无路可走”。此种言论的潜台词即是，女性的成功只能以她们婚姻的成功作为衡量标准。但是，这一观点显然有失偏颇，阎真的言论实则窄化了女性的生存空间和性别内涵，按此逻辑，女性只能通过男性来成为她自己，唯有征服男性才是其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所在。而令人唏嘘的是，阎真的言论并非个例，甚至几成风气，社会对于女性的衡量也的确如此，一个事业成功的女人倘若婚姻不幸即是失败的，而一个婚姻成功的女性即便自身乏善可陈也是成功的。
除了男性群体，女性的自我戕害和相互倾轧也是造成女性悲剧的一个方面，而这种内部倾轧主要源于女性的自我认知仍然囿于男权价值的评判体系。比如小说中的柳依依，当她听到年轻女孩对着已婚男性发出“(男人的妻子)差不多就是个黄脸婆了，还想把持着政权”的诘问时，她内心对这个女孩的态度并不是憎恶，而是同情，因为“她(年轻女孩)也会有那一天的，不会太久”。柳依依是将自己与他人一并置于男权价值体系进行认知的，所以当她身陷生活的囹圄之时，她指摘的对象不是男性，而是女性自身，并且希望透过她人的悲剧来达到一种报复性的快感。撇开小说，转观现实，女性内部的自我倾轧和相互攻讦在之前王菲和谢霆锋的世纪复合事件中可见一斑，明星恋爱本是私事，但成千上万的咒骂之声却不绝于耳，舆论攻击的中心点即王菲作为一个离异两次、有女一双的“明日黄花”，不配与集容貌与财富于一身，且比王菲年轻近一轮的谢霆锋恋爱。这个虽然只是娱乐事件，但网民对此事件的态度却反映出社会的病态和男权意识的根深蒂固。
在此事件中，一个匪夷所思却显而易见的现象是，年轻女性竟然占据了谩骂非议人群中的绝大多数。侯虹斌曾撰文《“贞操至上”的咒骂大军为何多是年轻女孩》讨论此现象，并发出“回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时，文学作品、电影作品里，年轻人强调的是追求爱情、寻找自我……而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思想解放了那么多年，就解放出一个个不求上进，但求当原配捞房子的模样吗？女孩子们就这点出息了吗”的感慨。“但求当原配捞房子”一语虽有失尖刻，却道出了当下女性的矛盾处境。现代知识女性追求经济与人格的独立，但这又实非易事，当女性不能成为经济的自足体而转向男性寻求庇护之时，她们所谓的人格独立也就只能沦为纸上谈兵，供人一哂。与此同时，女性的悲剧性还在于，男性的经济庇护面临随时崩塌的危险，而法律又并未予女性以合理周正的保护，这从新婚姻法里就可略窥一二。如果说具有经济依附性的女性实难抽离男权的价值评判体系，那么，对于那些经济自主、事业有成的女性来说，她们是否就能独善其身，跳出男权的包围圈呢？事实也并非如此。社会大众对于成功女性的衡量亦是性别角色优先，譬如成功女性如若婚姻不幸或是教子无方，那么她仍然是个失败者，这在前文已有提及。而倘若成功的女性是高学历者又恰好选择了跻身不婚主义者或者丁克族的行列，社会又会认为她们没有履行女性的义务，甚至用传统的人伦和孝悌观进行道德的绑架，并将她们的选择归罪于“知识”，认为“知识”是其背离主流价值观念的根源。这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即无论女性是否追求个人的独立属性，社会的评判标准总是系于两性关系一维，即以男性作为女性价值的度量衡。而知识女性由于现代观念的熏染，在一定程度上对男权秩序构成了挑战，因而更容易受到大众的攻讦。现代知识女性力求保持经济与人格的相对独立，并非意味着将女性作为男性的对立面存在，而是说知识女性应该在承认男女差异性的前提下，正确地看待两性关系、爱情和婚姻，并力求自我价值最大化的实现，无论是个人的兴趣发展还是两性的情感需求，都应是基于成为自我而非取悦男性的选择。
就上述两部长篇而言，阎真分别从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展现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压力、情感困境等现实问题，反映出当下知识分子的矛盾境地。不过，无论是《活着之上》还是《因为女人》，阎真意欲表现的都是知识分子作为普通人的私我性一面，对他们作为“社会的牛虻”的公共性层面则较少涉及。这与当下的现实不无关系。正如阎真所谈到过的，“知识分子也好，‘士人’也好，都是有承担精神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要去思考与自身的生存利益无关的事情。我不无遗憾地看到，这种角色定位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已经淡化了”。
知识分子的退守除了现实的生存压力，也与其公信力的下降不无关系。近年来出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贬义化现象，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公知标榜者假借公知之名暗行沽名钓誉、揽财聚物之实，加上一些公知本身学养的匮乏和道德的沦丧，都使得公众对知识分子群体颇有微词甚至心存轻蔑。生存空间的逼仄与社会价值的褪色加剧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怀疑，造成了这一群体的退守甚至堕落。
注释：
①阎真、赵树勤、龙其林：《还原知识分子的精神原生态——阎真长篇小说创作访谈》，《南方文坛》2009年第4期。
②参见南帆：《八十年代：话语场域与叙事的转换》，《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③阎真：《从〈沧浪之水〉到〈活着之上〉》，《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5年第1期。
④阎真：《活着之上》，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⑤阎真：《因为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⑥阎真：《因为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页。
⑦阎真、赵树勤、龙其林：《还原知识分子的精神原生态——阎真长篇小说创作访谈》，《南方文坛》2009年第4期。
⑧阎真：《因为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⑨侯虹斌：《“贞操至上”的咒骂大军为何多是年轻女孩》，侯虹斌新浪微博，2014年9月22日。
⑩余中华、阎真：《我表现的是我所理解的生活的平均数——阎真访谈录》，《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