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

　　费兰特在《碎片》中说：“我做研究、翻译、教书。写作对于我来说不是工作，研究、翻译和教书也一样，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在翻译到这一段时也恍惚起来，这几乎也是我的生活方式，这些内容一点点在我的生活里扎根，像肿瘤一样不断膨胀，占据了生活的主体，而且相互争夺资源，挟裹着我，逼迫我交出灵魂，让我无法做出其他選择。所以每次有人问我，想不想和费兰特见面时，我总是断然说：不想。因为这些年精神层面的“交流”太细致入微了，让我疑心见面也不会超越这强度。在作者、讲述者和小说人物这三个层次的“埃莱娜”之间，我更愿意凝视那个讲述者。

　　我想象现实生活中的费兰特是一个年老的妇人，拖着沉重的肉身在意大利的罗马、都灵或那不勒斯生活。我猜测作为一个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女性，她一定经历过生育、背叛和被背叛、期望和失望、欲望、懈怠和厌倦，这些故事都像年轮一样记载在她的身体里，会让它显得愚钝而复杂。因为过度沉迷于文字和过去的生活，内心的声音分外稠密，她恍惚和失神的时刻一定很多。在年老之后，生命的能量是那么珍贵，要捍卫大段的写作时光，她拒绝和人会面是多么有理有据的选择。

　　会面与交流

　　会面当然重要，你永远也无法预料一场会面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多大的冲击，尤其是那种无意中遇到的人，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依然记得在2004年前后，我在意大利一个夏令营里遇到的一位老人，他拖着垂老而疲惫的身体坐在讲台上，给大家讲他在巴西的生活经历，那是义无反顾投身于一项事业、让世界变好的一种尝试。他的讲话非常平淡，但每个字都给人以尊严和力量，我身边的白发老教授也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庆幸自己当时的意大利语足够好，能够捕获那份力量和信心，经历那种近乎神秘主义的体验。

　　这些年我见过一些意大利作家，有的的确天赋异禀，自信与犀利的言辞让人觉得世界别开生面。而我已经习惯于用另一种方式和费兰特“会面”，这让我觉得完全可以淡忘真正意义上的会面。她一字一句进入我的头脑，她的声音变得熟悉，像一种深切的灵魂的共舞，我感觉我的句子在她的句子旁边，永远都是一种平行的关系。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原因，两种表达偶尔重合，这很像一种双人舞，是一种更深入、长期的交流，带着痛苦的凝视，看到她讲述的女性的生活真相，内心的喜爱和厌弃此起彼伏。

　　我从费兰特的文字里获得的力量，是一种绵长、日复一日的支撑。事实上在过去的六七年里，我有很长时间都在费兰特的世界里，有时我用汉语呈现她讲述的那不勒斯世界，有时我和别人交流，说出我作为读者和文学研究者对她的理解。但回头想想，我其实很少说到翻译，除了零星的几个词汇，有些虽然忠实但让人惊异的处理，都是引起读者关注的地方。比如说，意大利语有极其丰富、感情色彩多样的词汇用来指代男同性恋，汉语却没那么多，就像在沙漠地带，人们有很多词汇来形容沙子和沙丘;比如说在汉文化里，有诸多的词汇来具体说明七大姑八大姨，而欧洲语言却是几个词了事，意大利语里“孙子”和“侄子”是一个词，不做区分，也没带来太多不便。再说我对那不勒斯跨性别者阿方索出柜时的翻译，他说：“我是个飘飘。”这自然是我查阅了方言词典做出的决定，也引起了一些读者的讨论，译者因为不够用心或用力过度引起的关注，都不是可以称道的地方，对我也是算是教诲。

　　除了诗歌，我是一个选择和文本死磕的人，不想从作者那里得到任何暗示或解释。而且，费兰特笔下的女性写作者已经在文本中加入了足够的说明，让人掌控故事的语气和调子。“那不勒斯四部曲”是女性生存的范本，当然也可以调动与之相关的所有体验，这是女性译者的优势。文学世界大路朝天，费兰特选择讲述女性的隐秘体验，而女性写作本身也被当成一种事件来呈现。

　　写作是一种危险的行为

　　费兰特以女性作家自居，她思路清晰，试图推进女性写作的传统，这在她的访谈录中时有流露。她像其他早年投入写作的女性一样，开始于对男性作家的崇拜与模仿，因为他们丰厚的写作传统里有不容置否的东西，她最终找到了自己略显卑微，但属于女性的声音。她也以一己之力对抗时代与媒体的风潮，一直坚持隐身状态，只让作品和文字见人。从1992年写出《烦人的爱》，还有2011年开始出版的让她备受关注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她都没有从“后厨”走到读者面前。她呈现得最真切的人物是那些在生活里挣扎的女性，她们在世界的敌意和挤压中逐渐建立同盟，认识自己，接受自己。她笔下的人物，无论是“那不勒斯四部曲”里的埃莱娜·格雷科，还是早期作品中的女性人物，都会通过书面方式表达自己，作者的影子也会隐约透射出来。

　　费兰特倾慕意大利小说家阿尔巴· 德赛斯佩德斯（Alba De Cespeds），在她的《秘密笔记》中就暗含这样的故事：叙事本身是一种自我认识和塑造。写作是一种危险的行为，会让一个处于无意识状态、被社会文化塑造的女性看到自己，看到一个“自我”像冰山一样隐藏在水里。小说中，作为母亲和妻子的瓦雷利亚有一天买了个笔记本，想在上面写下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她一直偷偷摸摸，为了在家里藏好笔记本绞尽脑汁，并为自己浪费太多时间写日记而感到内疚。在写作的过程中，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对与之一起工作了很多年的主任产生的情愫，并在周六通过加班的借口与之见面，成为一个有些漫不经心的妻子和母亲。女性对写作的行为感到羞愧，这就像她们对拥有自我感到羞愧一样，就像把时间用在了错误的事情上。这是女性私人写作的纠结，因为写作行为里有某种背叛的、破坏性的东西，身边的人无法承受的东西。这位小资产阶级妇人很快发现一切无法掌控，自由像深渊一样在眼前打开，她及时烧掉了日记，抹去了那个在暗处已经成形的自我，调整心态，打算为儿子带孩子。她在女儿、妻子、母亲的身份之上，又附加了一个奶奶的身份。善于自省的瓦雷利亚心里自然清楚，脱去家庭的身份，一层层脱掉妻子、母亲的外衣，她会是自由的女人，要面临痛苦的重建。她烧掉日记，也是源于对自由的恐惧。

　　费兰特最初的几部小说，也是女性在讲述自己的经历。她们都非常依赖写作，她们要讲述故事的细节，她们要通过句式、用词和语体找到自己、塑造自己，她们要露出笃定坚决的目光，要进行真诚的思考和感受，同时也保留内心挣扎的痕迹，在愤怒、嫉妒和仇恨时也要保持真实。在《被遗弃的日子》里，弃妇奥尔加要面对生活的解体，要对抗自杀的渴望，要揭示情感的真相，正是写作——一种清晰的内心的声音，让她在最崩溃时保持清醒，走出仇恨的迷宫。

　　费兰特在《碎片》里坦言，写作是一种虚荣的行为，而她一直瞒着身边的人在写作。她的体验和之前的很多的女作家类似，要拿起笔来说出自己的观点，先要突破重重的文化的关卡。这一方面是女性的自卑心理作祟，另一个方面是女性还是缺乏自己的叙事。“四部曲”里的埃莱娜写出第一个故事时，虽然畏畏缩缩，但也很快激起了争议，正是因为这种声音虽然怯生生的，但也是陌生的，是读者和评论家都不习惯听到的。

　　写作是一种傲慢的行为

　　“四部曲”中的莉拉虽然天资过人，但她最突出的品质还是高傲，她有一个坚实的“自我”，这在她父亲把她抛出窗外、摔断胳膊时也没破碎。桀骜不驯也是一种天赋，埃莱娜就是看到了这种罕见的品质，她的唯唯诺诺、对世界的讨好需要这种倨傲的平衡，这正是她离不开莉拉的原因。年老的埃莱娜在回忆中追寻的，也是莉拉的力量的支撑，因为她也忧心这一场延续了一辈子的斗争，结尾会陷入颓败。

　　费兰特在《成年人的谎言生活》中，又用了一种白描的手法，揭开了少女生活的几个脓疮，书中那个充满心机、傲慢又虚荣的少女，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成长起来了，正是身边的人，她最爱的父亲让她认识到女性人生的险恶。她在学校遇到麻烦，打了一个羞辱她的男生（这是多么傲慢而罕见的行为！），父亲去帮她摆平麻烦。父亲的圆滑、对女校长的恭维和摆布让她看清了女性在一个男权社会遭到的玩弄。

　　这部小说是主人公乔瓦娜成年之后的回忆，她虽然没有想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但她依然带着一种决绝的心理在远离。往常的叙事往往给少女以受害者的心理暗示——少女受到诱惑和胁迫，懵懵懂懂失去处女之身，这种叙事虽然受到读者认可，但却散发着旧时代的气息。

　　少女乔瓦娜虽然并不明白自己的行为，但她是敢作敢为的女孩，她的桀骜不驯让她确信这是她一手策划的：米兰之旅，第一次性爱，少女间的吻等等。写作是一种傲慢的行为，首先源于一种对自我领地的态度。费兰特对于女性生活存在很多忧虑，她总是疑心女性会失去在过去一百年里争取到的空间。无论写作是多么傲慢、虚荣的行为，还是要拿起笔来，绘制出自己的生活，才会看清处境，找到出路。费兰特说：“我总是带着激动的心情读女性写的东西：小说、日记，那些能触及女性生活最深处、最阴暗之处的东西。我希望那些难以言说的东西能出现在字里行间，这些奇迹有时候真的会出现。”总之，关于女性体验的讲述，女性似乎也要放弃对“正确性”的追寻，要保持警惕，保持个性，还有适度的傲慢，在内心挖掘，突破那些既有的叙事，虽然写出来的东西让人不适，但也要好过那些现成的东西。

　　费兰特早期的三部作品在众人的期待中，也會在未来几年出现在中文世界里。对于我来说，译完一百多万字之后，费兰特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不管别人如何评价，我依然会做那座桥梁，尽量无声无息地突破语言的屏障。我相信，即使是躲在安逸的书斋里，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经历惊心动魄的人生，传递一种温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