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如羽

　　翻译大卫·冯金诺斯的《退稿图书馆》距离现在已经有些时间了。如同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那时的我好像也因为一本书而走过了一段长长的旅程。在与书里文字碰撞交融的那些日子里，我不断地在法语与中文、原文与译文间真切地往返，在每个字词的缝隙里进进出出，以译者的身份与文本进行直接的对话。

　　在我看来，在冯金诺斯的写作中，有一种“轻”与“重”的对比。在“轻”与“重”之间，文字似乎站在独木桥上行走，时时要失衡，却处处要留心平衡。无论是小说的叙事语言还是其主题内容，都体现着这组奇妙的对立，又因此生出了丰富的回响与复调。

　　“这座图书馆十分危险”，在《退稿图书馆》的扉页上，冯金诺斯引用了这句恩斯特·卡西尔评论瓦尔堡图书馆的句子。这句话很是简洁，初看之下不知是调侃还是认真，却轻轻撬动了书中的一整座故事大厦。这种以轻谈重、以轻化重的语言事实上是与冯金诺斯的整体叙事一以贯之的。如同这句引言，在小说中，冯金诺斯时常使用十分简单轻松、甚至有些天真稚拙的语言，而在轻描淡写之中，他却总是触及更广的话题和更深的情感。

　　冯金诺斯的小说语言之轻，鲜明地体现在了他笔下时时可见的轻巧幽默。作家是唯一一种“让人可以整天裹在被子里还能说‘我在工作的职业”;一款失败的发型“既巴洛克又古典，既超前又老土至极”;孤独终老的古尔维克仿佛“和一群艾玛·包法利谈着恋爱”。此般诙谐的飞来一笔在书中可谓不胜枚举，笔笔充满巧思，又妥帖无比。并且，冯金诺斯的幽默不仅体现在这些零星的点，还有起伏的波浪，有一种独特的节奏。例如，当退稿图书馆的创始人古尔维克想要招个助理，在罗列了他对于文学上的同道中人的一系列期待之后，作者笔锋一转：“这个雄心壮志只存在一个障碍：他心里很清楚，不管来的是谁，他都无法拒绝。”于是，他雇用了玛嘉利，因为“她拥有这项无可辩驳的优点：能够快速响应工作岗位的招聘”。这样的语言节奏不由得让我想起在《微妙》中，弗朗索瓦第一次遇见娜塔莉时所进行的“饮料学分析”。他一项项列举了饮料与女性第一印象间的关系，最后戛然而止，竟与娜塔莉的选择不谋而合，“仿佛幻想闯进了现实”。在小说中，幽默既是具体的修辞，也是隐于片段之中出其不意的起承转合，隐现在小说的书页之中。

　　同时，这些幽默绝非没有厚度的调侃。他的小说语言之所以幽默，有时是因为与其所唤起的世界之间遥远而巧妙的呼应。正如“既巴洛克又古典”这样的表达方式，冯金诺斯的轻松诙谐常常建立在广阔的互文网络之中，以奇巧的方式联结着深厚而丰富的文学艺术指涉。作者不时在无垠的文学艺术世界中自在游戏。诚如书中描写古尔维克时所说，或许，这便是“博学者的专属幽默，并且得是孤独的博学者”。有时，冯金诺斯的幽默又源自最真切的个人情感体验。卢歇失恋的导火索是他不慎剐蹭了女友的沃尔沃，于是，他检查路边停着的所有沃尔沃，发现每一辆都完好无损，最后得出结论：“所有人都在被好好爱着，除了他以外。”此般幽默并非轻浮，而是将逗趣与忧伤掺杂，写出了在滑稽背后人物深深的无能为力。因此，无论是以点还是线的形式呈现，冯金诺斯的幽默从不只是单薄地出现，而是与更加厚重的所指相关联。一贯严肃的话题被诙谐的语言所化解，玩笑式的语气又点出了引人深思的内容。这种轻重相对、轻重相连的幽默话语既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又为其注入了更为复杂的内涵。

　　冯金诺斯的语言之轻，亦来自于小说在词句表达上的轻盈舒展。行文中，冯金诺斯常常使用十分简单的词语和句法进行写作。有趣的是，往往，在感情趋向浓烈之时，语言则退向质朴。在布列塔尼，黛尔菲与弗雷德里克一起散步，一边走，一边讲述自己成长的故事，于是，冯金诺斯写道，“他可以在所有的时光里去爱她了”。在讲述弗雷德里克与前女友的相遇时，他寥寥几笔结束两人的情感故事：“他们爱过，然后他们不再爱了。”而最触动我的是，当古尔维克的德国妻子玛丽娜离开他时，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会吃牡蛎，我也会想你。”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禁停下一会儿。在难以言表的感情里，几个词语不动声色，却最是动人。而在《夏洛特》这样的诗体小说中，更是常常可以看到简短的言词承载了高密度的情感。例如，当作者描写夏洛特和阿尔弗雷德的初吻：

　　雷声过后，世界变得好干净，他说。

　　他靠近她，亲吻她。

　　不过是简单的两行文字，却勾勒出了天地之间的纯真爱情，充滿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事实上，在冯金诺斯每部小说中，时常可见重复的用词、绝对的表达、看似无关的并列以及干脆利落的断句。话语在情感理应爆发之处“缴械”，却或许以孩子般的真挚触及了更深的情感。

　　如此这般，在轻巧与深刻之间，冯金诺斯建构了一种独特的小说语言。阅读冯金诺斯的小说时，我们会常常遇见他诙谐俏皮的表达、点到为止的语言，而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言词却总是召唤着联想与共鸣，在叙事的语言层面便已注入了举重若轻的力量。

　　冯金诺斯的语言交织着轻与重，而这种对比也体现在了情节内容之中。在《退稿图书馆》的故事中，我似乎可以读取冯金诺斯作品中常见的几个主题，而它们往往在情节的轻重交错之中被呈现、被表达。

　　首先是关于生死的探讨。死亡自然是个沉重的话题，但在冯金诺斯的小说中，它却常常以更“轻”的方式出现。在古尔维克垂死之际，玛嘉利并未多言，只是对他说，“谢谢你给我《情人》……这本书真美”;亨利·彼克的死是因为“一次，他在雨中走的时间有些太久”，甚至“很难说是不是一次伪装好的自杀”;身患绝症的销售代表玛鲁图与卢歇在喜气洋洋的庆祝晚宴偶遇，貌似随便地抛出一句“我要死了”。在《微妙》中，故事开始不久，本以男主角之势出场的弗朗索瓦便令人猝不及防地死于一场车祸，他的最后出现是“一个男人在客厅里蹦蹦跳跳的滑稽画面”。而在《夏洛特》这样通篇弥漫着死亡气氛的故事中，当悲剧已成为身不由己的基调，夏洛特对生命和世界的热爱依然时时涌现在诗行之中。但这并非声嘶力竭的对抗，而是呈现在了习以为常般的平静之中。在正文的最后，当夏洛特走入毒气室，迎接死亡：

　　她站在人群中，一动不动。

　　仿佛从这一刻抽离。

　　只为存在。

　　可以看到，在冯金诺斯的小说中，死亡的凛冽没有被过多地渲染，而是被作家以一种平常的姿态讲述，在或诗意动人、或琐碎荒谬的细节中得到奇异的消解。但此种消解并非逃避生死之重，而是承认其必然存在于偶然之中，无可逃避，亦无需过多沉湎。正如《夏洛特》一书中女主人公的作品名所说，人生如戏，小说的世界无法直抵现实中的人生，却以其虚构和非理性的特質或“特权”点出了某一种生命的真实。

　　其次，冯金诺斯笔下的爱情故事也常常在轻与重间转换。在《退稿图书馆》中，一部《爱情故事的最后时分》召唤出了许多个爱情故事的最后时分。此般时刻总是痛苦伤悲，抑或破碎不堪，但在冯金诺斯处，分手的时刻诚然伤感，却不会得到过于浓烈的演绎。如前文提到的，古尔维克与玛丽娜的分别应是全文故事中情感发展的高潮，却在一张小小的字条处简单了结。相反，冯金诺斯着墨更多的，往往是一些感情中的言行细节。例如，黛尔菲在表白时脱口而出的短短一句“因为我在等您”引发了对两人心理活动的大幅描写，暧昧男女的患得患失、思前想后被作者呈现。又如，当退稿图书馆现任负责人玛嘉利为将要接受的电视采访紧张不已，和感情早已转淡的丈夫发生口角，就在此刻，丈夫又转身安慰妻子。于是，作者写道：“盛怒时，我们会想要决绝地抛弃一切;然而我们仍然相爱，这事实让我们自己都惊讶不已。”感情本来复杂，爱中自然有沮丧失望，但爱又有其坚韧之处，平凡却奇妙。冯金诺斯总是如此，向感情中貌似微不足道的时刻投以光亮。在《微妙》中，冯金诺斯更是描绘了众多感情的千回百转之处，以微妙的笔调将感情的微妙细细铺展。因此，在冯金诺斯的作品中，感情的轻重似乎被分配了并不均衡的笔调，但在这种错落的书写中，感情的层层样貌却似乎被丝丝缕缕地剥开，读者对于爱情的感知也将随之被调动和挖掘。

　　最后，在我看来，对于文学艺术本身的思考始终在冯金诺斯的写作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其对于这一宇宙的态度亦值得玩味。他的小说中有着众多对于绘画、电影、音乐、文学作品的指涉，这些元素构成了一张广阔的互文网络，将故事包裹其中。显然，对于冯金诺斯来说，文学艺术充满了力量。《退稿图书馆》是关于一本书的故事，彼克书稿的出版是小说的主线，同时，又以蝴蝶效应一般的方式改变了书中人物的生活。有的人因为这本书获得认可，有的人因为它遭受打击，有的人的隐秘过去因此而被揭开，有的人的生活轨迹因此而改变。书稿及有关书稿的话题蔓延到了书外的世界，对人物产生或具体、或抽象的一连串影响。《夏洛特》里，艺术对于女画家夏洛特而言有着非凡的重要性，是她在世间存在的某种依托，而她的作品更是她的“全部生命”。的确，在冯金诺斯的小说世界里，文学艺术时常影响和改变着作品外的人生，他也常常借小说人物之口，对许多作品献上溢美之词。但同时，这种频繁的指涉和引用似乎并没有将众多文学艺术杰作捧上神坛，而是将其与人物的生命和生活相互交融穿插。比如在《微妙》中，冯金诺斯常常以有关文学、绘画、音乐的元素点缀故事，有时甚至将书名、画名等文字单列一节。例如，马库斯问娜塔莉为何突然吻他，后者却答不上来。“这个吻像是一门现代艺术。”冯金诺斯总结道。随后，他在行文之中插入一节：

　　卡西米尔·马列维奇一幅作品的题目

　　《白色上的白色》（一九一八年）

　　此般插入看似天马行空，与情节发展并无直接关联，但却巧妙地为娜塔莉的“无动机行为”做出了注解。对作品的引用并未搭建一条单向朝外的意指路径，而是在导向外部后转而指涉自身，成为作家在自己搭建的世界中丰富小说内涵、调节故事节奏的方式。可以发现，在一次次信手拈来般的引用中，一方面，文学与艺术的深刻与宽广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另一方面，这些原本固定遥远的作品又亲切而真切地参与到了小说人物的故事之中，增加了文本的乐趣，也丰富着文本的意义。

　　于是，惯常被神化、被严肃对待的话题在冯金诺斯的小说内部得到了戏谑和拆解。死亡可怕但平常，爱情任意又微妙，文学艺术值得无限的尊重，却也可以成为一种游戏。或许，世界的复杂本是无解，不如在轻重的跌宕中直面无解，承认无解自有其意义。不仅重是力量，轻也是一种力量。正如作者在《微妙》中描述一颗小糖果时所说，“那样渺小可笑的物件，却是那样动人”。如此轻盈的故事，却探索着有时深沉的世界。

　　冯金诺斯以轻重交错的语言讲述着轻重变幻的故事。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也尽量把这种冲突与和谐并存的复杂体验引入中文。“（……）翻译就是一种从自身、从自我（也可说是已知、日常或熟悉）出发，向着他者、异者[即未知、神话或不熟悉（Unheimlich）]前行的过程;随后，凭借着上述经验，翻译又会完成对自我的回归。”1在《异域的考验》（Lpreuve de létranger）中，法国翻译理论学者安托万·贝尔曼（Antoine Berman）如此说道。诚然，贝尔曼评述的是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翻译，并且他也有自己的神学旨求。然而，此种去往他者而后返归自身、走向陌生继而重构熟悉的历程，或许是每位译者都会拥有的体验，只是每个人各有其进退的尺度、异同的取舍。对我而言，我想要传达出原文的种种特点，以中文译文映射出法语文本的面貌。但同时，事实上不同于贝尔曼所提倡的“形译”，我并不希望译文对原文的呈现显得过于生硬直接。因此，在翻译《退稿图书馆》时，就像之前翻译《微妙》《夏洛特》，我曾用心投入书中的轻重宇宙，然后竭力将那里的独特风景再现于中文语言之中。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希望在语言层面尽量保留住冯金诺斯文本本身的特质，将其中的跳跃和连绵呈现出来。翻译《退稿图书馆》之前，我翻译了诗体小说《夏洛特》，因此对于冯金诺斯小说语言上的特殊性和其在翻译中的重要性已经有了许多认识。在翻译《退稿图书馆》的过程中，我便延续了此种关注。原文中重复的用词我会照样重复，那些看似突兀的分行和断句我也设法保留。法语文本中，句子有长短缓急，因此在译文中，我也会将这种错落布局着意再现。例如，当玛嘉利要做出决定，是否与杰瑞米私奔时，她经历了一番长长的思索。原文中，作者用了延续一整页的长句子讲述其复杂纠结的心理活动，此处摘取其中一小段：

　　……充斥在书页里的一个个故事让我没法拥有自己的故事，所有的这些句子，所有的这些词语，所有的这些年，小说让我疲惫，读者让我厌倦，再加上那些失败的作家，我再也受不了书了，我多么想逃离这座书架搭成的监狱，冷静，冷静下来玛嘉利，每个人一定都会这样想，在一段时间之后，每个人都会对生活、对工作厌烦，但我爱过书，我爱过若泽……

　　因为是内心独白，其中有来来去去的表达，不断重复的用语，以及并非全然合理的断句。此种语言形式本身便展现了玛嘉利在这一时刻的状态，想必是作者写作时的着意安排，也是我在翻译时需要尽力引入的原文风貌。因此，在中文里，我也用持续了一页半的长句重现了这个在断续中连绵的语句，也尽力复制了其中的分句长度和种种句式。自然，在两种迥然的语言间，完全的等同几乎无法实现，我想达成的，或许是两种不同语言间在形式上的相对平衡。

　　在展示语言形式上的节奏的同时，我又希望能够在中文中体现出冯金诺斯小说流畅的内在意趣，再现原文营造的轻重交织的气氛和景象。在与我的导师王东亮教授共同翻译《微妙》的过程中，我从老师那里学到，面对冯金诺斯这样洒脱灵动的文本，在翻译一些描述文字时，有时并不需要过分拘泥于每个词语的一一对应，重要的是用同样有生命力的语言将文中的画面呈现在读者眼前。《微妙》中，原文行云流水，因此，我们也希望在中文译本给读者以一气呵成的感受。例如，娜塔莉走路的方式“孩子般无拘无束，却又挥洒自如”，弗朗索瓦“不喜欢逐渐过渡，他喜欢大起大落，大开大合，从默默无声到一鸣惊人”。在《退稿图书馆》的翻译中，我也希望以更加自然自在的中文呈现出原文的神韵。在恋爱的男女之间，“所谓一见钟情，其实是一场重逢，是对早已存在于我们内心的某种感觉的回响”;在沮丧失意的记者处，“在这条漫长道路的尽头，在渴望和失望反反复复交替的最后，卢歇最终决定放弃”。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时常以读者的心情感知原文的色彩，再在中文中找到对应的表达，期盼在另一种语境中召唤出原文中的悲喜和平淡。

　　作为一名年轻译者，翻译于我，仍是在不断的尝试中不断反思的一种练习。另外，在翻译时，我也会思考，在原作与译本之间，作为译者的我应在何处？在我看来，忠实于原文应是译者最基本的原则甚至是道德。在翻译时，尽管会动心动情，尽管也定有疏漏，但如前所说，我始终力求严谨，尽可能多地传达出原文的形式和意旨。但同时，我也做翻译研究。我清晰地看到，古往今来的译者在其翻译时身处注视异域的此岸，从各自范式和目光出发，在有意或无意间变换着原文的面貌。我对冯金诺斯写作的理解永远源自个人的诠释，我的翻译定然有着我自己文字的样貌。在读者眼中，译者或许只是隐身于作品之中的中介角色，但對译者而言，我们却必然参与到了文本在他国的书写之中。或许，这一悖论无法走出，也很难求解。作为译者，惟愿能够在迂回中舒展出作者书写的内在空间，也将自身的体验融汇于文字的又一次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