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岩

　　在《杜撰集》的《序言》中，博尔赫斯声称：“《南方》也许是我最得意的故事。”这个故事始于一个叫达尔曼的人与《一千零一夜》的相遇，这样的相遇却让达尔曼的生死成为未解之谜。因为他想早点读到这本书而在匆忙中撞破额头，这之后所发生的一切看上去虚实难辨，既像是他漫长的康复过程，又像是他弥留之际的幻想。所以，对于读者而言，达尔曼是否死亡、何时死亡确实是难以确定的事情。而对博尔赫斯来说，这可能就是他最得意的地方：达尔曼的死亡被无限延宕，他在用这个故事向他无比痴迷的《一千零一夜》致敬。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千零一夜》并没有死亡。《一千零一夜》漫无边际的时间还在继续走它的路。”就像这个故事的结尾，达尔曼迈向了辽阔的未知：

　　达尔曼紧握他不善于使用的匕首，走向平原。

　　在谈及阅读和写作时，《一千零一夜》是博尔赫斯最常提及的例子之一。他曾感叹：“每当我想到《一千零一夜》的时候，我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这本书的海阔天空。”类似的溢美之词还有“一本无穷尽的书”“所有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等。博尔赫斯对《一千零一夜》的推崇并不仅仅只是个人趣味问题，同许多有着类似观念的作家一样，他们对朴素甚至有些粗糙的故事形态（或者说比较原始的叙事形态）的偏爱，其实是反观、审视现代小说某些局限的结果。1967年的秋天，博尔赫斯在诺顿讲座上很直白地说道：

　　我认为小说正在崩解。所有小说上大胆有趣的实验——例如时间转化的观念、从不同角色口中来叙述的观念——虽然所有的种种都朝向我们现在的时代演进，不过我们却也感觉到小说已不复与我们同在了。

　　十一年后，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贝尔格拉诺大学做讲座时，重复了类似的说法：“我们的文学正在趋向取消人物，取消情节，一切都变得含糊不清。”在博尔赫斯去世多年以后，他的观念在英国作家A.S.拜厄特那里得到了热烈而深刻的回响，拜厄特以“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为基调讨论了相关问题：

　　《一千零一夜》是关于讲故事的故事——并且总是关于爱、生活、死亡、金钱、食物及其他人类必需品的故事。叙事是人类的一部分，就像呼吸和血液循环一样。现代主义文学试图抛弃故事，它觉得讲故事是粗俗的，于是以閃回、顿悟、意识流代替它。

　　很显然，现代小说的某些症候，比如在修辞、形式层面对技术的热衷，在观念层面对自我的迷恋，在经验沟通、共情传达等层面与世界之间有意或无意设置障碍等等，在博尔赫斯等人看来都是难以忍受的事情。在他们的心目中，《一千零一夜》意味着“起源”：在无穷无尽的时空中，想象力催生着想象力，故事繁衍着故事。这些故事以“镜像”或“原型”的方式映射着古往今来、连绵不绝的世界景象。或者说，这个世界的纷繁缭乱的景象其实就是那些故事不断变形的结果，它们是维持这个世界运转的永恒秘密。博尔赫斯转述过德·昆西的一个观点：“世界充满着对应关系，充满着魔镜，小事物里往往有着大事物的密码。”

　　拜厄特的观念显得更为激进。“人类必需品”“呼吸”“血液”等词汇都以较为直白的方式强调着“故事”与人类的基本状况及其朴素的精神诉求之间的密切关联。人类需要在时间的进程中不断审视自身与周遭世界的关联，而这种带有自我确认、自我安慰意味的情感、精神诉求都能在那些粗糙、原始的故事形态得以安放。换而言之，面对有限人世的各种困境和愁苦，无尽时空中繁茂生长的故事总能提供抚慰人心的场景和时刻。

　　这种朴素的文学慰藉，亦是博尔赫斯这些作家偏爱《一千零一夜》的重要原因。在其晚期小说集《布罗迪报告》的序言中，博尔赫斯还在强调：“我写的故事，正如《一千零一夜》里的一样，旨在给人以消遣和感动，不在醒世劝化。”阅读的愉悦其实涉及“故事”和小说的分野。简单说来，小说固然脱胎于“故事”，却在经历资本主义文化分工的洗礼之后成为其对立面，特别是经由现代主义的重构之后，小说成为一种知识门类。知识的首要目的在于认知和判断而非共情和交流，它在构造、传播和接受等层面都设置了技术门槛。如果再考虑到被“现代”发明的“自我”居于小说中的核心地位，那么就会形成那种以片面经验作为内容、以观念的独特性作为旨归的叙事形态。由此，小说成为语言编织的谜题，而阅读则成为以技能培训为前提的解密过程。简而言之，以知识、智力作为标榜的伪真理形式，强调的是一种文化象征意义上的等级感和优越性，由此带来的阅读难度及其挫败感，大概还是现代小说特别是现代主义小说引以为傲的地方。所以，博尔赫斯会认为“像乔伊斯那样的作家基本是失败的，因为他的作品读起来太吃力”。

　　这里并不是暗示要降低叙事的智识水平来换取阅读的愉悦感，只是在重提一些朴素的常识，“故事”这种叙事形态在经验、意义的沟通、传递层面采用了那种更为平等、开放的邀约姿态。讲故事的人热情地邀请听故事的人共同参与意义的创造，而非如某些傲慢的现代作家所为，要么制造那些刻意隐藏入口甚至拒绝入口的迷宫，要么强迫读者按照指定路线进行意义寻宝。当博尔赫斯说《一千零一夜》中“魔法乃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因果关系”时，他并不是在鼓吹怪力乱神的叙事逻辑，而是提醒，在人类有限的视野之外，世间万事复杂、丰富、隐秘的意义关联。要知道，《一千零一夜》中魔法并不属于特定的人群或职业，在各种身份、阶层的群体中随时都会出现懂得法术的人，但是每一次魔法的实施其实都是事物之间的联系、事情的真相、种种意义被掩盖或揭示的过程。魔法权利可以被开放、民主、平等地拥有和使用，是探索、发现意义的工具和手段。把工具和手段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对读者而言是一种坦诚的邀约。在这些故事里，时间虽然无穷无尽，但是它缓慢的流逝状态却营造了某种相对平稳却又淡化特定色彩的空间感，像是稍显简陋的戏剧舞台上永不更换的朴素背景，于是那些具体而又具有普适色彩的人、事、物得以凸显在前台，形象、直观地演绎种种联系和意义。这也就不难理解有些故事何以会有寓言的意味，但这并不是故事的本意。那些鲜活的画面不断地从故事中涌现、叠加。借助魔法的帮助，读者总能从中辨认出自己所信赖的意义世界，沉浸其中，愉悦，安稳。就像博尔赫斯说的那样：

　　人们希望迷失在《一千零一夜》之中，人们知道，一旦进入这本书就会忘记自己人生可怜的境遇;一个人可以进入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原型人物构成，也有单个的人。

　　所以，《南方》是一个人与一本书、一个世界相遇的故事。对博尔赫斯来说，他写下这个故事是为了抚慰那些对遥远的、激动人心的过去保有零星记忆却在生活中郁郁寡欢的人。像大部分故事一样，开头通常是简洁的背景介绍。达尔曼的家族并不显赫，却充满了传奇色彩，这让如今身为图书馆秘书的他羞愧不已。他勉强维持远在故乡的庄园，与其说是守护一份财产，倒不如说是保存一段记忆。用小说的原文来说：“他满足于拥有一注产业的抽象概念，确信他在平原的家在等他归去。”于是，达尔曼此后的一切遭遇都像是热切的返乡之旅——“达尔曼几乎怀疑自己不仅是向南方，而是向过去的时间行进”——至于是实际行动还是精神谵妄时的想象力狂欢，都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向过去张望的姿态，过去会被讲述成故事，而故事里有寄托。

　　无论如何，达尔曼这个有着“心甘情愿但从不外露的低人一等的心理”的男人从一开始就拥有了那种越出虚构的边界召唤同类的气息，即那些在庸常的生活里既无法振作亦没有沉沦、心中时有星火明灭却又秘而不宣的人们。这些人是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

　　达尔曼撞破脑袋卧床在家被高烧折磨得神志恍惚之时，死神大概已经站在了他的身旁。“《一千零一夜》里的插图在他噩梦里频频出现”，这样的表达似乎在暗示：依次出现的疗养院、城市的街道、咖啡馆、火车、杂货铺、平原这些场景及其发生的故事，皆来自达尔曼在想象中铺展的归家之旅。这些场景的前后衔接正如故事不断生长，以致于没人记得现实中即将降临的死亡。故事在抵御死神的触摸。

　　当然，也可以认为前述的一切真实地发生了：达尔曼被送到了疗养院，康复后踏上了归乡之途。只是与疗养院有关的痛苦记忆不断闪现在本该明媚欢快的归乡之路上：达尔曼在咖啡馆想起“疗养院禁止他喝咖啡”;在火车上想起自己“关在疗养院，忍受着有条不紊的摆布”;在杂货铺他觉得店主面熟，“疗养院有个职员长得像他”，且这个此前从未谋面的店主居然知道他的名字;在事关生死的决斗面前，达尔曼居然還在走神：“疗养院绝不允许这种事情落到我头上。”在本该愉悦享受的场景里或者需要全神贯注的生死攸关的时刻，何以那些痛苦的记忆总是毫无理由、猝不及防地出现？还有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在旅途开始时，达尔曼将城市的街道和广场与记忆中老宅的门厅和院落相混淆。这样的梦幻场景以及那些可疑的记忆闪回，或许在提示另一种可能：达尔曼的肉身一直被困在疗养院，“极其痛苦的治疗”可能是达尔曼关于现实的最后感知，“听人摆布”不仅是他在疗养院的真实遭遇，也是他在尘世生活的写照。于是，一直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达尔曼在谵妄中想象了一场归乡之旅，在疗养院里康复，是想象的起点。这样看来，那些记忆片段在归途想象中非常突兀地出现，大概是因为肉身察觉到了死神在加快追杀脚步吧？痛苦的记忆片段不断闪进迷狂的想象，还构成了奇妙的隐喻：现实从未放弃对想象的压迫、破坏和渗透，它的阴影总是能够透过那些想象的缝隙浮现出来，提醒着想象的脆弱和虚妄。

　　在抵达终点之前，达尔曼提前一站下了车，博尔赫斯甚至懒得追问原因。终点本是故乡，可能也是现实中的早已命定的死亡。这次，故事再一次推迟了直面死亡的时刻。这个情节让人想起博尔赫斯讨论时间时所转述的一个例子：

　　让我们假设有一段五分钟的时间。为了度过这五分钟的时间，必须度过这五分钟的一半，为了度过这两分半钟，必须度过这一半的一半，如此直至无穷，因此永远也不可能度过这五分钟。

　　这种带有诡辩性质的时间观念如果被空间化，就是著名的芝诺悖论。在这样的观念中，一段旅程将永远在路上，而故事的发展，则是一个被无限推迟结局的过程。可以说，时空的诡计是故事的天然属性。故事里的意外、巧合等正是故事时间或空间的切割点，由此逸出的情节便逃离了当初设定的终点或结局。故事可以被这样无限切割下去。《一千零一夜》里故事不断地旁枝逸出，便是如此切割的结果。

　　所以，达尔曼提前下车后，注定将有新的故事发生。于是，便有了一场生死决斗。可以说，这是达尔曼为自己安排的一场冒险或奇遇。高乔人是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长期通婚造就的混血人种。那么，那个扔给达尔曼武器的高乔人会是当初用长矛刺死达尔曼外祖父的印第安人的后裔吗？或许，这场即将发生的决斗，就是他向传奇般的先辈和梦幻的故乡回望、致敬的方式。只是当他准备决斗时，粗鄙的现实再次浮现，提醒着这一切都可能只是幻想：

　　他跨过门槛时心想，在疗养院的第一晚，当他们把注射针扎进他胳膊时，如果他能在旷野上持刀拼杀，死于搏斗，对他倒是解脱，是幸福，是欢乐。他还想，如果当时他能选择或向往他死的方式，这样的死亡正是他要选择或向往的。

　　或许正是当初那一针击溃了达尔曼的理性及其施加的自我压抑，陷入谵妄之中的达尔曼终于摆脱了现实的羁绊彻底释放了自己。于是，一场混合着深情返乡、亡命天涯等主题的浪漫主义旅程开始了。其实直到最后，我们也并不清楚达尔曼是否参加了这场决斗，只知道他手握刀子走向了平原。或许，新的故事将在那里发生，故事的结局依然遥遥无期。借用拜厄特评价《一千零一夜》的话来说：“用无穷无尽的新的开始抚慰我们对结局的恐惧。”她同时也对博尔赫斯的小说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优雅精巧的故事的小古董，叙事好奇心的粗俗满足，却可以对抗死亡。”所以，《南方》就是博尔赫斯与《一千零一夜》相遇的结果，它脱胎于粗糙、朴素的故事形态，成为了“优雅而精巧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在《南方》中出现了四次，它的每次现身，都是现实退隐、故事浮现的时刻。

　　达尔曼有点纳闷，当它什么也没有发生，打开《一千零一夜》，似乎要掩盖现实。

　　所以，博尔赫斯会说：“既可以把它当作传奇故事的直接叙述者来看，也可以从别的角度来看。”但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南方》的故事都是发生于第一千零一夜之后的又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