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写作者,我们有义务去观察这个世界,并设法去表现它。哪怕是善良的好人,也会犯错、懦弱,或者做出某些有道德瑕疵的选择。有些错误是显而易见的,读者不需要我的裁决和说教,不需要我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我把自己看成一个转换者,把现实转化为虚构作品,让读者从中获得某些对于世界的理解,关于它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人们是如何在其中生活的。”
过去十年间,爱尔兰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一大批新人作家竞相登场,每年的国际主流文学奖候选名单上,也总少不了爱尔兰作家的身影。2008年的经济危机“坠落的天空”虽然打破了爱尔兰自“凯尔特之虎”以来的经济繁荣,却转而催生了爱尔兰文学的复兴。
多纳尔·瑞安也是在这一时期踏入文坛的一员。近五十次投稿碰壁后,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旋转的心》终于在2012年由都柏林的一家独立出版商小人国出版社和双日出版社联合发行。多纳尔·瑞安擅用细腻的笔触勾勒不同个体的内心世界,进而拼缀出一幅大萧条时期爱尔兰普通乡村居民的群像。在困顿的黑暗时刻,瑞安的书写切中了时代的精神危机,立即得到评论界的广泛认可。《旋转的心》一经出版就摘获了爱尔兰图书奖、《卫报》处女作奖和欧盟文学奖,同时入围都柏林文学奖和布克奖。
次年,爱尔兰现任桂冠小说家塞巴斯蒂安·巴里在他关于《十二月纪事》(这本书其实是瑞安真正的处女作)的书评中赞誉瑞安为爱尔兰“首席病理学家和诗人”。之后,瑞安又陆续发表了《太阳斜照》《我们所应知道的一切》和《来自静谧的浅海》,并再度入围布克奖和其他几个重要的文学奖项。
相较于大时代的轰鸣,多纳尔·瑞安更偏向于描绘现代社会中个体的际遇。他的书写一方面根植于现实主义传统,对社会边缘人物的书写尤其精准,行文又如诗歌般优美,绵延的语流背后是密织的情绪堆叠,呈现出令人屏息的情感张力。他的叙事一再回到以童年故乡为蓝本的爱尔兰乡村小镇,用这个虚构的社区折射出整个爱尔兰乃至整个世界的破碎与哀恸。2020年,在又一次的全球危机时刻,瑞安发表了第六部作品《奇花异果》(获同年爱尔兰图书奖),这次他不再切近漩涡的中心,而是用一段逝去的田园时光讲述了一个关于父母与子女、失去与救赎的故事,重现了上世纪末爱尔兰乡村和爱尔兰民族所承受的多重外部压力,以及随之产生的复杂且深远的影响。
值得期待的是,多纳尔·瑞安六部作品的中文简体版将陆续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旋转的心》《十二月纪事》《太阳斜照》今年就将与读者见面。
至于瑞安的日常生活,听来其实并不特别:坚持创作和锻炼,喜欢跑步,在大学教授创意写作课程,出版一部作品后立即着手下一个写作计划,用日复一日的书写突破熟悉的日常的边界。他曾说过,小说的创作是一种非自然的行为,把叙事赋于某些看似毫无意义的事物,但在作者和读者的眼中,它又能成为任何一种他们希望它成为的样子。
多纳尔·瑞安 (Donal Ryan)爱尔兰当代最优秀小说家之一,被誉为“爱尔兰文学新浪潮的王者”。他最早的两部长篇小说《旋转的心》《十二月纪事》曾因大胆的写作风格被出版商拒绝47次,最终前者斩获都柏林书展十年最佳图书桂冠、爱尔兰图书奖(最佳综合图书和最佳新人奖双料冠军)、欧盟文学奖、《卫报》处女作奖;后者入围爱尔兰图书奖最佳小说奖、让·莫内欧洲文学奖短名单。他的短篇小说集《太阳斜照》荣膺爱尔兰图书奖最佳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我们所应知道的一切》入围爱尔兰图书奖最佳小说奖短名单,《来自静谧的浅海》入围爱尔兰图书奖最佳小说奖、科斯塔图书奖、让·莫内欧洲文学奖短名单,《奇花异果》荣获爱尔兰图书奖最佳小说奖。目前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
Q_《小说界》杂志
A_多纳尔·瑞安
坚持写作,确保你的作品值得一读
Q:你说过,你一直相信自己注定要成为一名作家。你还记得最早是在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吗?
A:大概是1986年,我十岁的时候。当时巴里·麦奎根在一场世界轻量级比赛中输给了史蒂夫·科鲁兹,丢掉了拳王头衔。他是我的童年英雄,当时我的心都要碎了。爸爸安慰我说,肯定会重赛一场,巴里会赢回腰带的。结果当然没有重赛,但我决定以此为主题写一个故事,从中我得到了巨大的安慰,不仅感觉好多了,同时也感受到了文字的力量,以及在虚构中创造真实的无限可能。十岁的我还无法确切表述自己的感受,但我用自己的故事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由此产生的兴奋和快慰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每次开始写作,我都希望能重温当初那个故事带给我的满足感。
Q:你在利默里克大学教授创意写作。在你看来,写作是某种可以后天习得的技能吗?
A:我确实相信,写作的能力是可以后天习得的。写作要求特定的方法、步驟和技巧,还有其他帮助我们建立自己风格的必要元素。在利默里克大学,我们着重鼓励学生,敦促他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借用谢默斯·希尼的话来说,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学校提供的课程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支持,创造一个友好、安全的空间,让他们随心所欲地表达、试验和尝试,从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写作模式。
Q:利默里克是你生活的地方,也是你好几部小说的背景地。你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启发了你的写作?如果读者认为这些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会让你觉得困扰吗?
A:我生活在利默里克,而我的创作大多以一个虚构的村庄为背景。它大概位于蒂珀雷里郡和利默里克的边界,靠近蒂珀雷里郡的一侧,结合了我童年的家乡和其他几个地方的特征,比如尼纳镇、基尔丹根、纽波特。我在创作这些人物时,借鉴了当地居民的部分特征,包括他们的外貌、言行举止,进而构想出他们生活的环境,这让我的作品与现实有了某种共通之处。我认为读者难免会在我的小说里看到现实的投影,甚至自觉认出了某些熟人。我记得发表第一部作品《旋转的心》后,我太太的亲戚打电话来,为我童年的悲惨遭遇表示遗憾——她认为小说里那个冷漠、暴力的父亲就是我自己的父亲!当读者产生这样的错觉时,我会感到别样的满足,(我希望)这意味着我笔下的人物形象是真实可信的。
在我看来,所有的作家都会从自己的经历里提炼出某些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作中;也会借鉴他们身边的人、他们爱的并且了解的人的经历去塑造角色的个性和生活,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
Q:你花了很长时间才为自己的前两部作品找到出版社,其间你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很多年轻作家在起步阶段都有类似的经历,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你的经验吗?
A:当时我以为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在文学界没有熟人,也从来没在期刊或其他地方发表过短篇小说。我尝试去发表一些作品,而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多地投稿。当时的经济环境非常糟糕,很少有出版社敢在这时候推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纯文学作家,还只写过两部篇幅不长的作品。最后都柏林的小人国出版社接受了我的投稿,他们是爱尔兰著名的独立出版商。之后,双日出版社同意联合出版,我的作品才得以在全球发行。
至于给年轻作家们的建议,我的回答也许没什么新意,但也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坚持写作,确保你的作品值得一读。如果你相信它是值得出版的,就坚持去尝试,但不要畏惧失败。大多数作家在取得突破前,都少不了被退稿。参加写作比赛,向期刊、报纸和杂志投稿。作品被发表会让你格外兴奋,也能增强你的自信。好消息总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临。
我把自己看成一个转化者,把现实转化为虚构作品
Q:在《旋转的心》这本小说集里,你描绘了经济衰退期间的一个爱尔兰小镇,它的倾颓、破败,令人印象深刻。书写那些真实发生在你身边的事件,会让写作更容易吗?另一方面,你没有在小说中直接提到爱尔兰的经济危机,而是借由个体的经验,用一种更隐晦的方式去记录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这是你有意设计的吗?
A:从很多方面来说,《旋转的心》都是一本很好写的书。当时,和我周围的很多人一样,我自己也承受着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而我当时的工作让我每天都能接触到这类人,他们都陷入了小说里鲍比·马洪和他的工程队员那样的困境。我的工作和我自己的生活就成了我的素材库,小说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也都与我生活的环境一致。小说中的人物就是我自己、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他们是在用我们的声音说话,我无须挖空心思去塑造某个特别的人物。
我用一系列个体的独白串起了整部小说。因为,在手握权力的人眼中,这些普通人总是会被看作一个无名的群体,似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很自然的事情,有些人注定要受苦,而那些能够适应变化、掌握了优质资源的人就可以幸免于难。那些背负了巨额债务的人被银行无情地催逼,但恰恰是银行的轻率大意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那些坐拥巨额资产的人可以重组债务,或者得到谅解。用政府的话来说,那些大机构和关键人物的影响力过大,必须“对他们进行救助”,而我的国家里那些正直、善良、努力工作的普通人却在为前者的贪婪和欺诈行为买单。
Q:在《十二月纪事》和《我们所应知道的一切》中,你采用了相似的线性叙事手法,前者用自然月份、后者用怀孕周期作为每章的小标题,并且都只有一个(性别不同的)叙事声音。在你的短篇小说里,也常常以不同人物的视角来重述同一个事件。这是巧合吗,还是你倾向于用自己更熟悉的方式写作?
A:我认为作家确实应该懂得发挥自己的长处。我知道自己最擅长的写法,也清楚什么样的叙事策略能最好地表达我想要表达的内容。我认为重要的是享受创作的过程,尽可能建立你自己独特的风格。所以我总会自然地,或者说无意识地使用某种特定的叙事方式,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我身为写作者的目标。当然以后也可能发生改变。
Q:《我们所应知道的一切》讲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也呈现出巨大的情感张力。你为什么选择一个女性的视角,又是如何把她寫得如此让人信服的?你会担心某些读者会批评主人公在道德方面有缺陷吗?
A:如果作家需要担心小说人物的道德问题,并且自我清除文本中所有的道德模糊地带,那我们的文化就会变成一片有害的荒地。身为写作者,我们有义务去观察这个世界,并且设法去表现它。哪怕是善良的好人,也会犯错、懦弱,或者做出某些有道德瑕疵的选择。有些错误是显而易见的,读者不需要我的裁决和说教,不需要我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我把自己看成一个转化者,把现实转化为虚构作品,让读者从中获得某些对于世界的理解,关于它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人们是如何在其中生活的。
这本书是围绕一次怀孕展开的,所以女性的声音必不可少。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设定梅洛迪的个性和语言风格,她是一个我投入了很多情感的角色。她的女性身份丝毫没有妨碍我的创作。我是一个擅长倾听的人,也喜欢观察身边的人,我觉得创作她和创作其他男性角色相比并没有特别的不同。
Q:在《我们所应知道的一切》这本书里,有一个中国读者相对陌生的群体,“游民”,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A:爱尔兰游民是爱尔兰的土著游牧民族。人们有时称呼他们为“修补匠”,因为过去他们通常是锡匠或其他金属加工工人,如今还有很多人从事这类职业。他们有自己的语言、风俗和传统,往往过着独立的氏族生活。如今,很多游民家庭都“安顿”下来,有固定的住所,但也有不少人到处经商,或者从事别的职业,比如铺柏油路、修建屋顶等等。在爱尔兰还是一个农业国家时,游民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他们的技能对于农民和商人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过去的七十多年里,他们逐渐被边缘化,政府为他们设置了固定的“定居点”,并且要求他们融入社区。
Q:你曾数次在采访中提到自己温馨安适的童年,这令你在长大后面对严酷的现实世界时感到十分震惊。这是否帮助了你的写作,尤其是当你在小说中描写那些被欺凌的人时?
A:我认为是的。童年的我被保护得很好,备受宠爱。直到现在,我仍然会对某些事情感到震惊,这些都是我本该了解、过去却只能想象的事情。我是个天性乐观的人,到现在也是,我认为几乎每个人的天性都是善良的,但我也意识到很多后天因素会让我们的心和灵魂产生裂隙,黑暗由此进入我们的内心。
Q:2020年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也催生了很多以新冠为主题的作品,而你的新作却是以上世纪70年代的爱尔兰为背景的。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点呢?
A:原因之一是我想要把主角约书亚·埃尔姆伍德设定为跟我一样年纪的人,因此他必须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生的。我也想向我的出生地致敬,一个位于德格湖附近的美丽村镇,我在那里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我想要重拾记忆中祖父母生活的某些部分,重回我童年时明朗的岁月,让时光停驻片刻。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处于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写作抚慰了我的伤痛。
Q:你的小说里写到了很多爱尔兰乡村居民,你曾说过“备受压抑的爱尔兰乡民几乎成了一种老套的固定形象”,这句话有什么深层含义吗?同时,你的小说里也有很多被边缘化的,甚至生理上有缺陷的人物,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能制造更多情节上的冲突,也更有可能唤起读者的共情吗?
A:我现在挺后悔用“老套”来形容自己的作品的,通常这个词没什么正面的含义。我认为我尽可能细致、中立和真实地描写了爱尔兰乡村居民的生活。我自己就是一个爱尔兰乡民,我的大部分男性亲戚和朋友也是。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关注点、习惯和表达方式,但我不会再说它们“老套”了。初涉文坛的我可能是在用这种类似自我批评的措辞去避免批评性的评论。
我没有刻意想过要用某些人物形象来唤起读者的共情。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有缺陷的人,我的小说里自然也会出现这样的人。我尽可能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或者在我有所了解的领域内写作,这样才能真实地描写,并且不至于弱化这些人的困境。我希望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
短篇小说的成败没有任何借口
Q:你发表过短篇小说集,也发表了好几部长篇小说。在你看来,这两种体裁有何不同?
A:我认为短篇小说的张力更强。在写作短篇时,每一个句子都需要承担更多的功能。篇幅的限制让作家必须不断往前推进,没有任何放任情绪或题外话的空间。就像迈克·麦科米克所說的,“长篇小说提供了完美的栖身之所”,而短篇小说的成败没有任何借口。我在创作短篇时耗费的精力要比创作长篇多得多,身心两方面都是。
Q:你的小说有很强的画面感,对色彩的运用也相当丰富,你会考虑把它们改编成影视作品吗?
A:我的第二部作品《十二月纪事》被改编成了一部爱尔兰语的电影《庇护所》。还有一个短篇《激情》被改编成了短电影。我的前两部长篇都被改编成了舞台剧,《奇花异果》已经卖出了电视版权。我不会过度干涉改编,只偶尔参与讨论。舞台剧本和电视脚本的写作跟小说创作的差别很大,我不认为自己能够胜任。当然,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搬上舞台或银幕,这总是令人激动的,而且这种感觉不会轻易消失。
Q:你有固定的写作习惯,或者一定要遵守的作息规律吗,还是说你会根据每本书的写作调整自己的节奏?
A:我确实会根据不同的写作项目来调整自己的节奏,不过通常我不会连续工作三小时以上。我希望每次至少能写满500字,要是能写到1000字就更好了。我喜欢在早晨写作,晚上修改,当中的时间就用来锻炼。遇到创作瓶颈的时候,我尤其喜欢去跑步,有时能帮我解决很多问题。
Q:你曾经两次入围布克奖,也斩获了其他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你认为文学奖项对作家来说有多重要?
A:不幸的是,对“文学”作家来说,得奖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本书才能被公众注意到。我第一次入围布克奖的经历为我的书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有时我希望这些文学奖项压根儿不存在,它们在作家中间创造了一种错误的竞争的氛围,这对我们的心态毫无益处。但我仍然感谢它们曾经给予我的认可。
Q:近年来涌现了一大批受到全球瞩目的爱尔兰作家,例如伊弥尔·麦克布莱德、萨莉·鲁尼等等。你是否认为爱尔兰正在出现一波文学的“新浪潮”?你认为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吗?如果必须选择一位作家来代表这个国家,你会选择谁?
A:爱尔兰的文学和艺术一直充满活力,别具一格,这要感谢爱尔兰的独立出版商和大出版社的子出版社,越来越多过去会被忽略的书籍得以出版。它们愿意冒险一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推出了很多备受瞩目的作家。无论爱尔兰人在其他方面有什么过错,我们总是懂得欣赏好故事。
我没法单独选出一个作家来代表我们,不过当我看到这个问题时,立刻就想到了我的朋友和同事约瑟夫·奥康纳。还有很多作家都可以承担(并且确实承担了)这一角色,例如爱尔兰桂冠小说家安·恩莱特和塞巴斯蒂安·巴里。
奈芙蒂斯和云雀
文_多纳尔·瑞安
译_温 华
因为风的声音,过了黎明她就不能再睡。它似乎总是涌进这条路,在一排排房屋之间被挤压成一阵狂风。她想象屋顶从屋檐那儿被整个掀起,或者一棵倒下的橡树砸穿了椽子。可他们家附近没有橡树,根本就没有树,只有铁线莲灌木丛和半心半意的树篱还有瘦弱的花园柳。它们简直算不上树,窝窝囊囊的。她丈夫总说他爱那风暴的呼啸和雨点敲打窗玻璃的声音。这让他感觉舒服,他说,置身其外,躺在温暖的床上。他的鼾声里确乎有种满足,好像那暴怒的天气真哄他睡得更加安稳了。她在考虑把一只脚伸出床边去,等它够冷时去踩他的下背部,他的睡衣边总在那儿卷起来,但她拿不准自己的脚够不够灵活,能不能把睡衣掀开。她也拿不准自己够不够坏到要用这种方式弄醒他。
熟悉的叽喳声填满了阵阵狂风间的空隙。云雀的歌声总在二月开始,整个星期她一直在听它唱。前一天早上她开车离开家时,看到它低低地掠过草地,降落在草地中央假山的边上。她认识它靠的是它凸起的羽毛,那镰刀似的冠羽,就像用发胶固定上去的。一个年轻人去跳迪斯科的样子。它的嗓音,再想到它的小巧发型,冷脚丫的恶作剧,丈夫会发出的大叫,他喊滚蛋时的大笑,都汇聚成她胃里的一团暖意,一种孩子气的快感。大风随着天空的明朗平息下来,在闹钟响起之前,她静静地躺着,几乎是快乐的,等待着丈夫醒来时的咕哝和窸窣,他的叹息和哼哼,少年们的呼啸和尖叫,一所房子醒来时的乒乒乓乓和咔嗒咔嗒。
她告诉三个孩子他们得吃麦片粥。最小的那个想知道要是他们不可以吃可可脆米她干吗要买。它们溜进了我的手推车,她告诉他,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你们可以吃加蜂蜜的麦片粥,也可以饿着肚子去上学。她弯腰亲了亲他生气的额头,他往后一缩沿着后脑勺擦他的手。呃,妈咪。最大的男孩把一根球棍放在大腿上,他和他爸爸正在检查那上面的一道裂缝,两人的额头都快碰到一起了。她的女儿正在化妆,涂眼睛,擦唇膏,她的裙子离膝盖太远,但她穿着厚裤袜,似乎不值得为此争吵。她的女儿一只手里拿着她的iPhone,另一只手里是片烤面包。她的拇指缓缓地上下移动,有节奏地咀嚼着,眼睛盯着那小小的屏幕,屏幕的光反映在她眼中。雨停了,风也泄了气。一道彩虹从远处的山坡上升起,横跨过淡蓝色的天空。
她丈夫拿起那根球棍,让它斜靠在后门上,这样他出去开车时就能记得带上它。吉米·瑞安会给它加箍的,不用担心,他告诉儿子。差不多你从学院回家的路上就能取走它了。我会发短信告诉你。太棒了,爸爸。每天早晨她丈夫的脸颊上总是有片红晕,他浓密的头发像男孩一样结成一团。他总是早饭后沐浴更衣,因为他说他不喜欢带着饭味去上班。他总是在下楼前脱下睡衣穿上短裤和T恤,还有一双人字拖。这些天的早晨他一直因为那双人字拖生气。我的人字拖他妈的哪儿去了?嗵嗵嗵上下楼,砰砰砰进出房间。姑娘会翻翻白眼,男孩们会咯咯傻笑,她会告诉他注意用词,拖鞋在前一天他踢进的随便哪个角落,她有比提醒他小心人字拖更重要的事情。一个五十岁的男人还不能小心一双人字拖嘛。我才四十九。不会太久了。她会嘲弄他,但同时对他绽开最美的笑容,因为她知道一想到自己快要五十了就让他很烦。
他在一个商业中心做大楼管理员。他操心的事没完没了。石膏的裂缝,排水沟里的苔藓,过载的电路,渗入墙壁的潮气,松垂的电线。他发现派活儿很困难。他手下有人但你会觉得不是那样。你会以为他是独自一人支撑着那个商业中心的每栋大楼,就像阿特拉斯撑着全世界一样。她为他担心,他英俊脸庞上的红晕,眼角加深的皱纹,眼白上的红血丝,对他这个年纪的男人就不可能是好事。为砖头和灰泥操心。那些大楼在他走后还会挺立好久呢。好在他一直睡得很好。睡眠很重要。她自己的眼睛倒感觉有点干涩,她浪费了好多时间去听风的呼啸。
最小的家伙在学校门口不再给她一个吻了。在车几乎还没完全停稳之前他就冲了出去。初中头一年很棘手。她不会当着他朋友的面强迫他那么做,让他难堪。可是每天早晨这件事仍然让她有点刺痛。她和他的部分联系在流失,这令她痛苦。那些吻会回来,她知道,等他再大一些以后,但那会变成男人的、尽责的、敷衍了事的吻。最大的儿子现在正在这么做:去年夏天他和曲棍球队出去度假前吻了她的脸颊。她听到他的伙伴当中有一个好像在说哦呀你给了你妈妈一个吻?他回敬了一句是的没错,我也给你一个吻如何?这话让那个自作聪明的人安静了下来。她为儿子感到一阵强烈的骄傲,眼里泛起了泪花。他是那么像他父亲,他已经是这么大一个男子汉啦。
她女儿有个男朋友。镇上的小伙子。十六岁当真还太年轻了,但事情就摆在那儿。很难跟她沟通,很难想象她会有压力,会感到被迫,会过早地放弃自己,任凭自己被利用和抛弃,任凭自己小小的心被撕成碎片。这种痛苦似乎无法避免,没办法保护她不受伤害。女兒的世界有时候好像都压缩进了手机的方屏幕里,她的全部的情感潮水都随着它的引力变化,她的整个存在似乎都是为了嫁给它。她告诉过女儿把男朋友带回家来,但她一直没有。她渴望正式看看他,听听他的声音,了解一下他是否值得尊敬,至少要知道他是不是有礼貌。
从镇上回来的路上她停在了教堂前。停车场是下沉式的,铺着砾石。四周一片片积水。雨水常常在松软的地面上凿开小洞,形成危险的水洼等待着车轮。她生气地啧啧出声,停在马路边上,主路旁边。这儿的资金本来是准备修柏油碎石地面的,已经筹集到了,却一直没有使用。几个月前,她本人也为资金筹集出了力,通过信箱推送捐款信,卖彩票抽奖的书,排队参加募捐长跑。她的车刚过税期,她不想让任何吵闹的停车系统扫描她过期的磁盘,认定那些并不真实的事情。她差点要再次开走,但又想起她还欠圣安东尼一笔债。上个星期她把奶奶给她的显灵圣牌弄丢了,她承诺要点蜡烛,两欧元一次。后来她终于在秤盘里找到了灰头土脸的圣牌,在此之前承诺的蜡烛数量已经从五增加到十。她包里就有那些硬币,欠债要被收回了,一个声音温柔而坚定地在她脑海里低语。
她本来应该去健身房,她已经连续两周没上动感单车课。但教练换了,她跟新来的小伙子处得不太愉快。他的样子非常年轻,喊声有些过于尖厉。他们把那些没提前交费的人十欧元一小时的价格涨到了十二。所有聪明人或那些屁股最大的人都一次性付钱。他们觉得这样的话,一想到付了钱而没得到应有的服务,就会强迫自己每周都来。她决定在下班前走一个街区,准备好蔬菜和晚餐用的肉,给丈夫留个写好的便条贴在冰箱上。她了结了自己的债务,说了几句祷文,什么都不想地坐了一会儿,眼睛紧盯着极度痛苦的耶稣基督。前排座位上那人的一个动作把她从温柔的遐想中惊醒了,一个老人正作势要离开。她自己先离开了,免得卷入八卦和闲聊或者被莫名其妙评判的感觉,感觉自己没有资格与基督为伍。
她削了土豆切了胡萝卜和牛蒡,把它们放进炉盘上炖锅的水里,准备好。她从冰箱里拿出一大块牛里脊,把它放在砂锅里,配上洋葱和苹果片,盖上盖子放回冰箱。她在一个ESB信封背面写上:
1.把烤箱开到180度。2.红灯灭时放入冰箱里的肉。应该烤两个小时。3.沥干汁水,把OXO牛肉汤块和水混合成肉汁。4.肉烤熟后放入土豆和蔬菜烤大约20分钟。
他知道怎么做但她总是要留字条,用大儿子在一次学校旅行时给她买回来的艾菲尔铁塔形状的磁铁贴在冰箱门上。她穿上运动服快速走过街区,注视着灌木篱墙和花园及草地,寻找她的云雀,她的小男子汉。看不到它,但她又听到了它的声音,令人心颤,叽叽喳喳,渴求着爱。她脸红红地回了家,小腿有点疼,但感觉良好。她的早晨过得很好,离二到十点的轮班还有一点时间,所以她可以轻松地洗个澡,往楼上爬时她唱着歌,想着这个周末她准备给丈夫五十岁生日的惊喜,想着做点什么让他的心思从年龄上移开。
她到的时候休息室空着。主管让他们全都去工艺美术室做手工。主管上过一门这种类型的课,她觉得她把他们给她的那个证书太当回事了。证书被镶了框挂在工艺美术室的墙上,就像挂在那儿的一个指控。你够资格待在这儿,给这些人展示如何把一颗纽扣粘在一卷手纸上吗?你就是个笨蛋,你没有证书。不管怎样,无论如何。主管正在宣布被溅到地板上的颜料码数,而那个洒颜料的人正弯着腰悔恨地站着,一只胳膊举过头顶,另一只还在用滴水的画笔胡乱涂抹。坐下,你坐下,主管说着,可是洒颜料的人没有动静。当主管在那亮蓝色的水洼里浸泡一块脏兮兮的抹布时,她的声音变大了,脸也更红了。
她很高兴能够再次从那儿抽身而出,那一团乱麻啊。她被安排到那间小屋值班,那里有三个严重残疾的病人,年纪比较大,哑巴,通常都够温顺。从主楼的后门走一小段路就到了那间低矮的小屋,小屋的两侧是格架花园和一丛新栽的果树。沿着狭窄的小路往那里走时,她感觉到起风了。她看看黑下去的天空。她希望不要又变成风暴。她忘了听天气预报。她会在那间小屋里用谷歌查。她在起居室的窗户上看到了那个新来的女孩,站着,双手放在脑袋两侧。她在小屋门口与尖叫声相遇。那个新来的女孩和她擦肩而过,低着头,差点撞上她。感谢上帝一天过去了。他们三个一整天都很古怪。我搞不懂。我在桌上留了条。祝好运。
注意:巴里在12:10分撒了尿,没有拉。尽管他需要拉,却憋着。玛丽·L整天都在玩游戏机,着了迷,不吃午饭。玛丽·M像个泼妇,挠人,指甲太长。已经告诉护士巴里没有拉。
她深深呼吸了两三次来镇定自己。她握紧拳头又松开。她的双手在下巴下面握住,胳膊肘紧紧收起来夹住自己,就像健身房那个做瑜伽的女孩说的那样。她没有理睬一只手抓着自己屁股另一只手在空中疯狂画着弧线在房间角落里恸哭的巴里,走向玛丽·L坐着的那个巨型豆袋椅,儿童游戏机那闪烁的灯光映在她棕色的大眼睛里。玛丽·L,玛丽·L,看着我。你必须扔掉那东西一分钟来吃你的饭。玛丽·L,玛丽·L。她伸出左手,握住灰色塑料游戏机的顶部,当玛丽·L抬头看时,她把右手挥到身后,只差一点就用上了全部力气,回手甩到玛丽·L的脸颊上。玛丽从豆袋椅里侧身倒在地上,躺在那儿呜咽着躲避她。她抓住玛丽·L脑后的一把头发缠绕在自己的手指上,猛地往上一拉,玛丽·L因骇人的疼痛尖叫起来,四肢张开。她扯着那把头发,弄得玛丽·L开始往前爬行以减轻压力和疼痛,这样一来她就能把玛丽·L拖過生活区拖到一张椅子上。她从那天新来的女孩早就准备好的三明治里拿了一小块,玛丽·L嘴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哀号时,三明治进去了,玛丽的眼睛鼓了起来,她猛地一挺,咳嗽起来,双手伸向她的脸,但又被打了回去,一块块湿乎乎的面包、火腿和搓碎的奶酪从她嘴里掉到桌上和她腿上。
吃了,该死的。三明治。玛丽·L,吃了它。吃了它。她把沾满唾液的三明治块收集在一张方形厨房纸上,又从玛丽·L干裂的嘴唇和牙齿缝隙之间塞了回去,她的一只手掌从她下巴下面往上推,另一只手掌从头顶向下按,这样玛丽·L就只能用鼻子呼吸,空气通过她的鼻孔出出进进,一道道水汪汪的鼻涕流出来,顺着她的下巴往下流。玛丽紧紧拑住抓着自己嘴巴的她的胳膊和双手,但是没有用,她能做的只有吞咽,因为她知道那是她应该做的,然后这事就会结束。
玛丽·M和巴里现在安静地看着。巴里仍然抓着他的屁股。她擦干玛丽·L的脸,吻了她的脸颊,还说好姑娘,玛丽·L,现在看看你吧,你到底还是个能吃午饭的好姑娘,他们还能说你只是个坏女人吗?你根本不是,你是个好姑娘,你就是。现在把剩下的吃光。她绕过桌子走到厨房区,在那儿打开热水冲手,打上抗菌肥皂擦洗,然后慢慢地擦干。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巴里的眼睛。他懂。他指着厕所的门,抬起了眉毛。没错,巴里,她说,马上到那儿去拉你的屎,不然我他妈就把它踢出来。进去,你这小杂种,拉屎。你自己会擦屁股。玛丽·M,坐到你座位上,看你的DVD,管好你他妈自己的事。
这个晚上就这样安顿好了,每个人都知道要安静要乖,这就不算太坏,她还能用谷歌查天气预报,看看《艾玛镇》和《加冕街》 2,从厨房送来的所有炸鱼条、华夫饼和豆子,他们几乎都吃光了。护士大约在八点左右拿着药片进来,对玛丽·L那青紫的脸只字不提。第二集《加冕街》演完后,三个人一点没麻烦地穿上睡衣,摇摇摆摆走向了自己的床。
她开车回家时,空气清澈宁静,低压锋已经离开。星星在云朵间的空隙眨着眼。她希望丈夫煮的肉正合适,她希望他这一天不是压力山大。她希望早晨能听到云雀歌唱。
(本文选自短篇小说集《太阳斜照》,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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