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湛舸

　　一、梦里南海

　　他好像忘记了什么。旅店的预定单，背包里的止疼药，还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他用手掌覆盖住左腿膝盖，掌心的皮肤切切实实地感受着那块骨头的形状，等待心中的不安渐渐消减，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膝盖骨才是慌乱的来源，他必须竭力驱赶那种手掌就要变成吸盘的错觉——手掌不会变成吸盘，吸盘不能轻易地旋开膝盖骨如同罐头盖，他盯着手背上的青筋和汗珠告诫自己。

　　日近黄昏，天气炎热，出租车正在艰难地爬坡，司机摇下窗玻璃让风灌进狭小的车身，海风里夹杂着鱼虾的腥臭和廉价香水的浓烈。司机身边的饮料架上斜塞着一桶快吃完的罐头，那里面是香肠和黑豆。年轻的司机叼着棒棒糖哼歌，电台里一首接一首地播放着他听不懂的嘻哈乐。世上怎么会有他听不懂的嘻哈乐，他困惑地把视线从自己的手背转移到司机的后脑勺，那里，棕色的卷发在风中飘舞，就像是司机同他说话时眉飞色舞的神情。

　　他喜欢接近热带的地方，丰沛的日照意味着充足的热量，充足的热量能够让分子运动加速，于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也会不由自主地活泼起来，就连奇迹都有可能发生，比如他与司机在机场语言不通的交流，他给不出要去的地址，接着司机总也发动不了引擎，但他们还是顺利地沿着高架来到了海边小镇。司机兴奋地拍打方向盘的那个瞬间他就明白了，因为海出现在他们的正前方，巨大的、蓝色气囊般炸开的海。

　　海边小镇建在山坡上，狭窄的街道两旁密布低矮的小楼，最突出的建筑物是白色尖顶的教堂，但为什么教堂旁边有一座微型的摩天轮，是孩子们的游乐场吗？出租车停在小旅馆门前，他拉起背包跳下车，双脚着地的平衡感有点奇妙。司机嚼着嘴里的棒棒糖转过来想要帮他提后备箱的行李，却意识到那里什么都没有。他们俩笑着道别，像是一对兄弟。旅馆门前的长椅上坐着个穿碎花连衣裙的中年女人，手里攥着渔网，像是要缝补却又什么都不做。她默不作声地眯着眼旁观出租车离去而他茫然地四下张望，不乏温柔地叹了口气，像是兄弟们的母亲。

　　那女人就是旅馆老板，她查看他的证件，刷了他的信用卡，递给他装着房卡的信封，信封左下角印着玫红色的三角梅。她又做了个拿起刀叉的手势指向右前方，他转过头，注意到那个似乎应该被称为自助餐厅的地方，铺着米色桌布的圆桌上杂乱地堆放着冰块、柠檬和生牡蛎、油炸章鱼、黑面包、玉米薄饼和鹰嘴豆，还有一罐橄榄油，散落在桌布上的细丝是晒干的藏红花，却没有咖啡。他又看了一眼老板身后的酒柜，还好，至少还有足够的烈酒，朗姆、龙舌兰、伏特加，能够帮助他模糊意识扭曲记忆忘记自己身在梦境中。

　　他迅速抹了一把眼睛，還好，手和眼睛都是干燥的，他捂着自己的眼睛快步走向自助餐厅后方的楼梯。楼梯被鲜红的地毯所覆盖，吞噬了他沉重的足音。楼梯很短，很快就分散成几条彼此远离的长廊，他的房间在最左边那条的尽头。推开房门的瞬间，落地窗前的白纱轻微地颤动起来，他卸下肩上的背包拉开紧闭的窗，灌满海风的白纱窗帘像个生物或鬼魂似地撞向他、跌进他怀里，他伸手想要拥抱却扑了个空，只能盘腿坐在地板上，手边是地板上打翻的花瓶和绢做的牡丹，视线与床边的书柜平行，那里胡乱堆放着漫画，花花绿绿的封面上挤满了毒蛇猛兽妖魔鬼怪，还有钢铁侠、蜘蛛侠、闪电侠、绿箭侠、水行侠……

　　世界在旋转，无奈间，他只能弯腰跨过窗棂跳上勉强可以算作阳台的消防通道，海风中除了鱼虾的腥臭和廉价香水的浓烈还有孩子们的笑声。他双腿悬空坐在阳台上，望向不远处的摩天轮，几个孩子正身手敏捷地攀爬铁架，背景是努力与蓝色气囊融为一体的鲜红夕阳。太阳每天都会沉入海底，海每天都会把不情愿离开的太阳托出水面。他忽然想哭，双手紧握双腿的膝盖，它们都还在，他也能够像孩子们那样轻易地离开地面又轻飘飘地挥舞双臂从高处落地。

　　真好，这个梦真好。梦里的孩子们背倚着摩天轮用陌生的语言向他打招呼。生活在一起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会越长越相似，因为共用的词汇调动同一组肌肉群发声从而塑造特征一致的面容。那么，能够说很多种语言的人是不是会受累于太多面具而面目模糊？他惊诧地发觉自己与孩子们对着话，他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但他知道，友善的孩子们问候他新年快乐，孩子们也很惊奇：新年快乐，你也是来参加狂欢舞会的吗？

　　天还没黑灯就亮了，路灯、店铺的霓虹灯，甚至还有只在几十年前的电视剧里见过的在舞池里旋转的彩色灯球。原本捂着膝盖的双手不由自主地移动到了眼睛上方，他迟疑地张开十指，从指缝间眺望微微发红的天空，浓厚的云层像是画布上凸起的颜料，他想要用指尖去触摸那些颗粒，如果不是因为这些灯光的污染，他还能摸到星星投向地球的微茫。它们来自多少光年之前，它们是否早已毁灭了，如果他想要逃避的现实也能够彻底消失该多好。所以人们才热衷于跳舞吗？跳舞就是把彼此接触的身体焊接成新的生命从而抵御从天而降的恐慌，跳舞的每一刻都是新年，新的轮回即将开始，死去的人们换上新身体和新衣裳抚摸彼此的脸庞。原本躺在阳台上的他揉着眼睛直起身来，不能这样，即便在梦里也不能轻易放弃脚下的实地，可他双腿悬空，脚下是旅馆门前人头攒动的小广场。

　　桌椅被搬出来了，游客大声喧哗着，金发白裙的女招待一手提着霞多丽一手托着大盘鱼饼穿行在人群中，她被跳探戈的人撞了一下却并没有摔倒。那两个跳探戈的男人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衣黑裤，修长的双腿时而交缠时而上下翻飞，他们及时松开搂着彼此肩膀的手去扶酒瓶和餐盘，而女招待被身后的那面人墙稳稳接住，如同海浪最终静止的地方是沙滩。他从未见过这么多戴着面具跳舞的人，长着尖嘴的鸟、沉睡的法老、白骨嶙峋的死神甚至还有货真价实的防毒面具。最离奇的是，有个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是左腿、地雷和海星，我是你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他分辨不清脚下的一切是动荡的还是静止的，人群散发的热气代替了暂别的太阳，他侧身抓着阳台的雕花铁栏向女招待挥手，她仰面微笑的脸似曾相识。他想要那瓶给客人满杯后还没倒完的霞多丽，她毫不犹豫地爬上路边缠满三角梅的花架伸手递给他。

　　“军舰就要来了。”她用手背把被海风吹到眼睛前的散发拂开，眼睛望向街道尽头的海，粼粼的波光竟然还依稀可见。“军舰上的人会用很多种语言说一句话：时候到了。”她笑着直视他，带着点挑衅，他想要开口，却被头顶传来的爆炸声打断，原来是烟花啊。明知道那是绚丽却虚妄的烟花，他还是失控地战栗起来，不能回去，不能回到那个瞬间的白光和白光闪现后的漆黑，不能醒来，不能回去漆黑散尽后支离破碎的现实……

　　二、瘟疫之城

　　他醒了，头还在痛，黑暗中半隐半现的天花板已经稳定了，不再旋转了。他松了口气，头向后仰，让视线正对床头的窗户。这里是地下室，所幸高处还有狭长的窗，开向楼前的绿地和花圃。整个冬天窗外都积着雪，据说三月下旬才是十七世纪时的新年，显然早期殖民者对物候更为了解也更遵循自然规律。新年过后，明黄色的连翘开得最早，粉色的樱花要等到三月底才绽放，然后是梨花，雪一般洁净却散发着腥臭。只要看一眼窗玻璃上粘着的花瓣就知道春天是怎样一步步占领这座城市的。整整一年了，瘟疫肆虐的一年，装满尸体的冷藏车从这里的街道经过时，他盯着床头柜上的酒杯，看杯中水与酒精与冰块的混合体如何颤抖。与心理医生视频时，他从未提起自己对酒精有多么依赖，哪怕痛哭流涕他都还在竭力控制自己。他总是把话题集中到左腿上，此刻，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左腿膝盖上方撕心裂肺的疼痛，他弓起身子想用双手抱拢左脚脚踝，这是个自我安慰的动作，被褥之间却空空如也，他的左腿从膝盖上方开始消失，虽然疼痛还在，不存在的神经仍然连结着他的大脑，时不时地提醒他，生活不可能回到从前，就像这场瘟疫搅乱了世界，一切不可能回到从前。死去的人们对于人类整体而言，就像是他不知所踪的左腿，从此残缺的他还得活下去，就像是起起落落的人类整体。

　　他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床的对面是占据半堵墙的水族箱，前任租客留下了一缸蛇尾海星，他接手了那个男孩的租赁合同和他的宠物。起初还有事无巨细地短信指示和近乎监视地视频通话，关于水温、盐度和海星的食物，后来发生的事无非是人之常情，男孩忘记了他留在这座城里的一切，而他丧失了为海星准备腐肉鱼虾的耐心，沉在水底的珊瑚和砂石渐渐暴露于空气中，水族箱变成了荒漠，他熟悉的、文明被摧毁后危机四伏却又美得超越人类语言的荒漠。也许他应该把这方受玻璃围困的沧海荒漠扔出去，扔到街角的垃圾箱旁，但他不想寻求帮助，即便不是踩着假肢，他都需要与人搭手才能抬起这具巨大的水族箱。留着它吧，就好像我们都只能活下去，如果没有死于这场瘟疫——还有什么理由比死于瘟疫更能够合理化放弃这个世界的冲动？

　　他去了隔壁办公楼的楼顶平台，昨晚。宵禁时断时续，如果入夜后还能出门，他就会去附近的几栋高楼，住宅楼的看门人认识他，办公楼货用电梯的密码他早就牢记在心，只要戴好口罩遵守社交距离，他可以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他知道自己的膝上假肢造价高昂，膝关节处植入了电脑芯片，如果当初做了植入式骨整合手术，他甚至不用每天把接受腔套上大腿的残余部分。对，他甚至不必每天穿脱假肢。正因为穿脱过于麻烦，一旦套上假肢，他就急着到处走走看看。他喜欢出去工作，但替人遛狗的工作实在过于狼狈，先是登堂入室再得牵着十几条狗在街上奔跑，狗吠声令他烦躁不安，而弯腰处理狗屎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咖啡馆、果汁店或者可丽饼铺子打工相对现实，他只需静静地站着，至多在狭小的空间里转圈，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手上，用手给咖啡拉花，用手调配果肉颗粒，用手把面饼摊得越来越圆越来越薄。他的手很稳，在射击训练中总能取得好成绩，同伴们都争着与他一组，与他同组意味着在战场上有更大的存活几率。后来，他们去了遥远的战场，有人死了，有人活下来，还活着的他丢了大半条腿。他不想回到位于大陆中心的家乡，于是躲在这座人头攒动的北方沿海城市里，租了数人合住的公寓，打着可有可无的零工。

　　那都是瘟疫爆发前的事了。瘟疫爆发后，室友纷纷逃离，留下的人大约都像他这样，不但年轻而且穷得无畏。打工的地方都只能送外卖，他没有车，也不想继续工作，反正有政府的纾困支票和他应得的伤残补助。漫无边际地坐地铁似乎太过危险，他迷上了去高楼的楼顶平台眺望这座始终陌生的城市。如果天气不是太冷，他就怀揣啤酒为自己助兴，楼顶的护墙有半人多高，无论是否喝醉，他都爬不上去更跳不下去。

　　看啊，太阳沉下去的地方是接近寒带的海，数条入海的河流之上横亘着连成一片的钢铁桥梁;海边的那片空地是机场，去年春天时安静得令他恐慌，好在航班的灯光从未彻底熄灭，近来天幕上移动的亮点又渐渐密集起来;这座城市的街道异常平整，东西走向为街，南北是道，好像棋盘或者网格纸。他曾经梦想过成为漫画家，他又梦想着抹平这些建筑物，这样他就能够在铺展在地的网格之间勾画心爱的怪兽，在顶天立地的怪兽和无影无踪的病毒之间，他宁可选择前者。可这是个没有怪兽的世界，只有病毒和不断死去的人们，有时候活着的人们会不约而同地在阳台上拍手唱歌，他在楼顶踮起脚往下张望，却只感受到大腿接触假肢接受腔处的钝痛。他站得太久了。

　　回到房间卸下假肢后，他从床头的小冰柜里取出威士忌，不小心喝了太多，整夜都在迷迷糊糊地做异常清晰的梦，梦见去南方，梦见临海的旅馆和新年狂欢舞会。醒来的他嘶哑着喉咙问亚马逊智能音箱现在几点了，温柔的女声回答：早上九点十三分。房间里漆黑一团。他繼续问：外面在下雨吗？答案是肯定的，其实他已经听见了窗玻璃上啪嗒啪嗒的雨声，然后就又睡过去了。再次醒来后，他起床，穿戴衣裳和假肢，去这间卧室自带的浴室洗漱，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琢磨着是否有必要拿电动推子剃个秃瓢，最终决定放弃，他的寸头与马尔万的齐肩卷发相比完全无需打理。这套公寓里只剩下睡地下室的他、住一楼的马尔万和独占二楼的娜达莎。白男、中东男和斯拉夫女人。

　　当他终于喘着粗气爬楼到一层的厨房、把冰牛奶倒进堆满麦片的瓷碗、用双手捧着脑袋等热咖啡滴满玻璃杯时，马尔万正坐在餐桌的另一头，对着电脑翻阅一堆乱七八糟的厚书上网课。疫情前的世界里，金发碧眼胸大腰细的娜达莎是飞南方旅游专线的空姐，棕色卷发面颊消瘦的马尔万每天四点就开着出租车去机场拉客，这俩人很少同他照面。去年春天，整座城市悄无声息地陷入崩溃，娜达莎、马尔万还有他悄无声息地围坐在餐桌边各玩各的手机，玩着玩着，终于搭讪起来，他终于知晓了他们的姓名，他们也终于注意到他运动短裤下的双腿由不同物质构成。被迫休假的娜达莎注册了州立大学在家修课，马尔万主动教她写读书笔记。他从没进过马尔万的房间，但他知道马尔万总能从房间里拖出一本又一本遍布令他头疼的单词的书籍。他怀疑自己有阅读障碍，所以毫不怀疑马尔万的宣言或炫耀或诉苦：我在机场开出租，我必须在九点前结束工作，博士生的课最早那时候开始。这套公寓在绿线的尽头和银线的起点，绿线地铁通向城里的几所私立大学，银线是轻轨，连接着机场和环城的几条线路。

　　大家住在这里都是有原因的，虽然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出现在这里。他与别人不同，他的生活尚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此刻，马尔万正坐在他对面，激动地对着电脑屏幕低吼一些他听不太懂的话。他尽量文雅而礼貌地嚼麦片喝咖啡，尽量不打搅马尔万的课堂讨论。他们过于熟稔以至于视彼此为透明。其实文雅而礼貌的马尔万曾经试图回到自己房间，但被央求留在厨房上课。谁都渴望坐在活生生的人对面。他读了马尔万遗忘在客厅沙发上的那本《漫长的二十世纪》，作者的名字是杰奥瓦尼·阿瑞基。他以为自己的脑容量只够处理超级英雄漫画，但他居然读完了这本书并且自以为看懂了：帝国主义霸权的根基是到处驻军并且由此收取保护费。但无论是否苦于宿醉，他都想不清楚这个故事里自己的意义是什么，听起来像是亞马逊智能音箱的女声在他脑海里回旋：别想了，想清楚了只会更痛苦。

　　马尔万身上有娜达莎的香水味。当他沉溺于梦境而窗外风雨交加的时候，马尔万已经完成了开车去机场送娜达莎上班再接几单客然后赶回家冲澡上课这一系列任务。去年秋天娜达莎的航班就复飞了，在回去上班之前，她跟马尔万睡到了一起。去年夏天他们三个人并排坐在客厅沙发上刷网飞的电视剧，他指使他俩分披萨拿啤酒，他俩在冰箱前接吻，发出湿哒哒的呻吟声。他想要抱怨，可是电视剧里的场景大多也就这样，电视机里外看什么不是看，这么一想他便获得了心理平衡，更何况娜达莎哪怕坐在马尔万的大腿上玩他的卷发都不忘了审问房间里的第三个人是否酗酒过量。

　　他们学会了相依为命。去年初夏大家都病倒了，起因大约是他喜欢坐地铁满城乱逛，或是娜达莎去参加抗议警察暴力的示威游行，还有可能要怪马尔万在食物银行当义工时没有戴紧口罩。先病倒的是马尔万，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用短信群聊请求室友给他送饭，然后娜达莎也不得不加入了自我隔离，整套公寓里只有他爬上爬下送盒装食品，就当是养了两只不见踪影的人形宠物。他也发过烧，但很快恢复如初，马尔万和娜达莎不到一周就痊愈了，只有黑色垃圾袋里的那些罐头和纸盒和塑料瓶见证着曾经的危险。他们有血氧仪，曾经时刻准备着给附近的医院打电话，虽然打了电话也未必有用。

　　为了庆祝劫后余生，他们共同清扫了整套公寓，扔掉十几袋垃圾，晚餐时瘫倒在沙发上吃披萨喝啤酒看网飞爆款剧，马尔万想看《王冠》，娜达莎喜欢《性爱教育》，他却选中了《猎魔人》，最后只能靠猜拳决定哪天刷哪个剧。追剧时马尔万和娜达莎都会时不时接到亲友的问候电话，因为各自说阿拉伯语和俄语，他们并不费心回避谁，直到某天娜达莎忽然醒悟过来，问他是不是一直在偷听。其实他只能听懂零星单词，军校没教过他们这么多日常脏话，阿语和俄语课的教员觉得只需教会他们“缴枪不杀”之类的短语就够了。敌人的语言——马尔万笑了——现在你跟两个敌人被困在一起，在这个国家的心脏部位。

　　马尔万的父母从摩洛哥移民到比利时，他又从欧洲来到这里读书。娜达莎家大约一个世纪前就离开了俄国，沙皇的俄国。至于他嘛，他家祖上在南方种植烟草，后来从阿巴拉契亚搬去了落基山。他们三个人交换家族史，最后达成共识：无论这个国家还是别的什么国家都同我有个屁关系，既然挣扎于无所不在的粪坑，我们还是赶在没顶前抓紧彼此吧。所以娜达莎和马尔万自然而然地睡到了一起，他们并没有排斥他，他却对性提不起兴趣，他早就对生活丧失了兴趣，某种意义上，他还活着甚至要感谢这场瘟疫。太多人死去了，他就连悲惨死去的特权都被剥夺了，只能往肚子里填冷麦片和热咖啡，把自己当作机械运转的食物搅拌器。

　　更令他崩溃的是，结束了网课的马尔万走到他面前，面色凝重地扶着他的肩，给他看手机上的新闻推送：拜登总统宣布，五月一日起，美国自阿富汗撤军。他背对着通向阳台的落地窗，从马尔万的眼镜镜片里能看见对面的楼房、街道上缓慢驶过的公交车还有屋檐下粗重而倾斜的雨点。雨又大了起来，楼下花圃里的杜鹃已经萌发出新芽，等到了五月，姹紫嫣红的杜鹃就要盛开。他对红色的花怀着复杂的情感，它们太像迅速蔓延的血。人只能损失百分之十的血液。任何红色的物体都会引发他头脑里紧张的计算：这样的血量，相当于多少人的生命？抽象并超越敌我的“人”是否存在？这个“人”有必要维持所谓的独立和完整吗？

　　三、我的左腿

　　他曾经梦想成为漫画家，他对机车和橄榄球都没有兴趣，却在拍纸簿上画满外星人入侵地球的连续剧。他有个弟弟，今年刚进本州军校。他的遭遇并没有打断家族传统，再或许他和弟弟都深受“保卫地球”这样的主题影响。他不想回家，也从不回复弟弟的短信，他宁可躲在陌生的城市里喝酒、睡觉、画漫画。他每天都在构思一个叫作“我的左腿”的故事，是的，他很想知道自己的左腿去了哪里。他的同伴里，有人坐着装甲车被火箭筒炸死，有人在进攻时被弹片削掉半边脑袋，有人不幸踩中地雷变成了四分五裂的尸块，但他们都会被拼凑起来，装进冠冕堂皇的棺材，坐飞机回国供人凭吊。他是幸运的，他活着回来了，可是他的腿不知所踪，很有可能被鸟或者老鼠啃了然后被当成屎给拉了。他想了一下猪排和牛排，又考虑了一下人腿大概能有多少热量，最后却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我的一部分已经进入了自然循环。

　　可他还是不甘心，他在拍纸簿上画了包括膝盖在内的半条腿，脚上还套着高帮军靴。如果有平行宇宙，如果平行宇宙里有不一样的自然法则，那么“左腿”可以有自己的生命，对，独立于他的、属于左腿的生命。左腿有两个好朋友，地雷和海星。更确切地说，地雷引爆后剩下的铁片和不该出现在荒漠里的蛇尾海星。左腿性格腼腆，所以躲在军裤和军靴里，它那崎岖不平的脸是被地雷碎片切断的横截面，能看到涟漪般的骨头、血管、神经、肌肉、脂肪和皮肤。在某种意义上，地雷创造了独立存在的左腿，左腿诞生的瞬间，地雷也变得不再完整。炸药炸了，壳体碎了，落在左腿旁的碎片居然会说话，它问：你是苏联人的腿吗？左腿回答：我不知道，我只是半条腿，我可以叫你地雷吗？碎片不高兴了：为什么你只是半条腿，而我要做地雷，你看我现在还有地雷的样子吗？这时候开始下雨，从天上窸窸窣窣掉下来星星的碎片，左腿高兴地说：星星的碎片还是星星，地雷的碎片还是地雷。星星的碎片里夹杂着完整的海星，有一只落在左腿和地雷之间，海星用左边的触角碰了碰左腿，又用右边的触角碰了碰地雷，海星的触角潮湿而冰冷，左腿和地雷互相呼应着打起寒战来。海星哭着请求：你们能送我回家吗？

　　左腿觉得很沮丧，它想念自己的同伴右腿，只有当左右腿互相配合，人才能走路，它很想摆脱人的世界，可是孤零零的它不知道怎样才能移动自己。海星怯生生地问左腿和地雷：你们能长回去吧？海星即便被大卸八块都能长回原来的样子，所以它以为只要耐心地躺在荒漠里，左腿就能变成人，地雷也会恢复成它曾经圆溜溜的碟状。它显然错了。哪怕在平行世界里，左腿还是腐烂了，而地雷的碎片被沙子掩埋，就快彻底消失了。于是左腿和地雷变得比海星更着急出发。它们讨论过被鸟带走，只要地雷能够用鞋带绑紧自己，海星能够钻进左腿的裤兜里，而左腿能够被某种猛禽叼在嘴里，它们就能飞上天空。另一个方案是搭便车，美国人撤走时摧毁了带不走的装备，万一阿富汗人修好了没被炸烂的军车甚至坦克开进荒漠，它们就能粘上去离开这个鬼地方。它们越想越美，可沙漠里没有鸟也没有车，海星大概早就死了，只剩下海星的鬼。只要浇水，只要浇了水，鬼就能长回海星，只要去到南边的海，左腿就能变成人，而地雷，也许可以被做成花园里的铲子？

　　左腿问地雷：你是怎么被造出来的？地雷说：我是被造出来炸苏联人的，可是苏联人撤了，美国人又来了，对不起我不想炸你的，你踩了我，我就只能爆炸，除非我们改变这个世界里的物理法则，或者改写所谓的历史怎么样？阿富汗才是世界的中心，苏联太冷，美国太远，都是弹丸小国，苏联人和美国人即便来到阿富汗都只能被繁华街景震撼得屁滚尿流走不动路。左腿不知道曾经与自己一体的那个人怎样了，但它记得军服上的美国国旗在右臂上，它有点困惑，没有被国旗标识的它到底算什么，孤零零的半截腿也有国籍吗？它曾经试着向那个人发射神秘能量，提醒它自己还存在，激活那些早已灰飞烟灭的神经和由神经传递的痛感，它也接收过来自那个人的信息，关于拍纸簿上的漫画连载。好呀，原来我是漫画主角呢！它终于想到了送海星回家的方法，既然自己生活在被想象出来的异世界，那么离开荒漠的方法就是让那个人在纸上画出跟这个异世界截然不同的另一个异世界，根本不需要什么合理解释，左腿、地雷和海星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个人是会因此而快乐起来呢，还是陷入更深更黑的忧伤？算了，那个人跟左腿、地雷和海星有什么关系，哪怕它们是他的幻想投射在纸上的形象，或者，他才是它们的幻想投射在纸上的形象？帝国、战争和瘟疫跟那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哪怕他是浮游在这些超然巨物腹中无处可逃的微生物。每当左腿陷入软绵绵的虚无感，它就知道那个人又喝醉了，它有时甚至能因为假肢所承受的重量而感到疼痛。那个人早就用假肢替换了自己，那么我呢，我能找个东西替换掉那个人吗？哦，难怪我有朋友，我的朋友是地雷和海星，我们要去南方，去南方的海滨，地雷要再生成铲子挖土种花，海星要跳进海里补充蒸发殆尽的水分，那么我呢，在旅馆门前的广场上融入新年舞会的是那个人还是这半条腿？

　　左腿忧伤的时候，地雷试图唱歌安慰它：

　　有些人拿我们点火，

　　有些人用长矛刺穿我们。

　　谁都忙着展示碧绿的花园，

　　却只为能够刺穿我们挂在荆棘上。

　　我们被亲人所掳掠，

　　现在他们把外国人当作替罪羊。

　　许多铜做的狮子成了英雄，

　　勇敢者被掩埋在土的深处。

　　有些人真是不可理喻，

　　他们的肩膀上扛着枪。神啊！

　　救我们，从残忍者手里拯救我们吧，

　　他们拿土浇灭了我们的希望。

　　海星想要抖落身上的土，太多的忧伤充满了它的身体，像海水那样把只剩空壳的它给盈满了。它的每只触角末端都有眼睛，可是那里不会有眼泪流出。左腿更是没有眼睛，属于那个人的眼睛在地球另一端。海星和左腿问地雷这首歌究竟什么意思，地雷说：我怎么知道，我只听过这一首歌，是路过的塔利班唱的，我喜欢这首歌因为我就是被掩埋在土的深处的勇敢者。左腿说：我也喜欢这首歌，还有，我觉得地雷一点都不勇敢，这么多年来它一直在睡觉，它醒来的那刻我才诞生。海星说：我也喜欢这首歌，谁叫我的希望也被土浇灭了呢，我想要回到温暖潮湿的南海，你们也离开这里吧，南方的海是比碧绿的花园更像天堂的地方。

　　左腿、地雷和海星依偎着彼此，太阳落山后，荒漠的上方悬挂着璀璨得好像随时都能旋转起来的星空。左腿问海星：你是海里的星星，你认识天上的星星吗？海星试图闭上每只触角末端的眼睛，只有这样它与左腿交流的声音——或者说意念流，毕竟它们都没有发声器官——才显得足够严肃：我生活在海里，天上的星星都拥有各自的海，每颗星都曾经有许多海，可是那些海曾经存在的瞬间离我们太过遥远，好吧，我想说的是它们绝大多数都早已干涸。地雷是它们中相对理性的那个，地雷说：你的意思是，它们其实跟你一样，都弄丢了海，不同之处是你生活在海里，而海生活在星星上，浇灭了我们的希望的土是地球的一部分，地球也是星星，可是幸运的是地球这颗星还有海，对吗，我们仍然有希望去到比碧绿的花园更像天堂的地方。

　　左腿一直在哭，虽然它和眼泪隔着整个地球，它能够感受到那个人在哭，哪怕地球的另一端仍然天光大亮。那个人不敢也不肯向心理医生揭示的真实生活里，他只能借助酒精来达成情感宣泄，他需要的不是麻痹而是太多痛苦的出口，为此，他有足够的热情在拍纸簿上描绘野蛮生长的三角梅和海滨小城里略显突兀的微型摩天轮，还有孩子。只有眼神清澈的孩子们才会为被土浇灭的希望而失声痛哭，也只有他们才会衷心欢迎远道而来的左腿、地雷和海星，它们也想参加天黑后的新年舞会，它们也向往着劫难后的新生，人类所能感受到的痛苦和希冀其实都来自于它们的挣扎。

　　它们，是被留在荒漠里的半截人腿，爆炸后地雷的残片，还有，多亏了漫画家时空折叠的魔法才出现在内陆的蛇尾海星。它们想要去到南方的海，坐马尔万开的出租车，喝娜达莎送来的霞多丽，梦见自己是那个人，那个没有姓名且面目模糊的人，他不想要姓名和面目，他因为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新闻而哭得像一团烂泥。

　　自问自答

　　这个奇怪的小说的源头是什么？

　　很久以前读卡尔维诺，看到他说他写小说是从头脑里的某个意象或者说画面开始的。对此我曾经很困惑，因为我的确是这样写诗的，但小说似乎是另一套游戏。我对小说的理解非常反现代主义，我就是想看到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酷炫夺目的人物设定。但喜欢什么往往因为自己缺乏什么，我读的最多的其实反倒是现代主义的东西，所以现在开始逆反，想要往狗血通俗小说那里靠。小时候囫囵吞枣了太多未来派荒诞派超现实主义啥的，结果养成了现在的“阴间审美”，注定与大众趣味背道而驰，虽然恶补了很多故事跌宕人物酷炫的网络小说却还是摆脱不了幼学如漆，讲不好故事也立不好人设。归根结底，我在意的，还是头脑里的某个意象或画面。卡尔维诺是对的。何必要刻意区分诗和小说呢？这次我就是拿出写诗的状态写这篇小说的。至于它的源头，应该是我做过的梦，我经常梦见类似电影情节的画面，比方说某个住在纽约中城的年轻人出发去机场，他大概要飞去佛罗里达或是意大利过冬，然后其他的画面也慢慢汇聚起来，疫情，战争创伤，还有故事里的漫画故事……

　　对这次的写作尝试有怎样的反思和总结？

　　我的问题大概是一旦涉及思辨性写作就会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要是换到写诗写小说的频道上来心态又会变得破罐破摔一败涂地。我觉得自己一会像块横冲直撞的铁板，一会又跟漏气的气球一样飘都飘不起来。反思下来结论是：我大概有郁躁症吧？

　　“美国系列”還有哪些奇怪的故事？

　　给自己继续定目标：接下来想写印度或者东南亚移民，感觉用汉语写欧美世界的非白人故事会比较有趣，有好几个层面的去中心含义（鸡血蓄力中）;风格上我想学习高尔基的《在人间》和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他们能写出来小老百姓的那股子颓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