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佳维

　　

　　

　　2009年，刚去西班牙读书不久的我接受翻译《告密者》中文版的邀约时，盯着封面上“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这个陌生的名字，内心一片茫然——尽管拉美文学在中国读者中向来具有吸引力，“文学爆炸”和“魔幻现实主义”等术语，我们也耳熟能详，然而当面对巴斯克斯以及他这一代出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本世纪才崭露头角的拉美小说家时，我们总不免流露一丝犹豫和好奇：与前辈作家相比，他们究竟有什么不同？

　　2014年毕业回国时，我受邀翻译巴斯克斯斩获当年都柏林文学奖的代表作《坠物之声》。封套的作者小像上，昔日意气风发的小伙目光沉郁、满脸肃穆，让人不由联想起他小说中典型的叙述者，他们凭借支离破碎的线索，潜入历史裂隙探幽析微。彼时圣地亚哥·龙卡略洛的《红色四月》、亚历杭德罗·桑布拉的《回家的路》都已发行了中译本，它们与随后刊行的中文版《蓝鸦》（阿德里安娜·里斯本）《我牙齿的故事》（瓦莱里娅·路易塞利）等一道，令新生代的拉丁美洲作家闯入我们的视线，刷新了包括我在内的中国读者对拉美小说的认知。

　　作为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巴斯克斯领受了文学爆炸的前辈略萨与富恩特斯的赞誉;作家也从不讳言自己青年时代离开波哥大前往巴黎，是在追随科塔萨尔与马尔克斯的脚步;至于日后在创作小说之余，又为报刊撰写专栏，他也直承是继承了“文学爆炸留给拉美知识分子的其中一项遗产——社会责任感”。当然，老一辈作家的光环投下的阴影，也是他一心想要摆脱的。

　　除此之外，远离拉美期间，约瑟夫·康拉德与菲利普·罗斯的作品也令巴斯克斯茅塞顿开。巴斯克斯试图书写哥伦比亚历史已久，却自认对此知之甚少，迟迟不敢动笔，而康拉德与罗斯令他领悟了“小说家写的不是他们已知的，而是他们不晓得的。写作是探索被忽视的东西的一种方式，是照亮我们经验的黑暗区域的一种方法”。就这样，作家摆脱了误读祖国的顾虑，开始“痴迷于有关哥伦比亚历史的书写”。

　　从成名作《告密者》开始，巴斯克斯的作品便显现出一以贯之的主题：描绘公共历史与个人历史之间的隐秘关联，让“人如何被自己所不知道的力量损害”这一复杂问题的答案悄然浮现。《告密者》聚焦的是二战期间移居哥伦比亚的德国犹太群体，和针对这一群体的“黑名单”事件，主人公老加夫列尔青年时期对友人的出卖改变了自己和几个家庭此后的际遇;《科斯塔瓦纳秘史》中阿尔塔米拉诺家族几代人的颠沛流离与20世纪初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的事件息息相关;《废墟之形》中的卡巴约在自由党总统候选人盖坦遇刺一案发生多年后搅动涟漪，重入“暴力时代”的梦魇;《坠物之声》的两代主人公里卡多·拉韦德与安东尼奥·亚马拉，则成为这个国家20世纪六十年代至21世纪初毒品恐怖主义与城市暴力史的亲历者。

　　如果可能的话，想来巴斯克斯绝不愿见到哥伦比亚与“毒品恐怖主义”之类令人生畏的字眼频频相关联。遗憾的是，这大概是谈论这个国家的当代史时绕不开的话题。至于曾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麦德林毒品卡特尔首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则早已经由马尔克斯的《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和网飞出品的《毒枭》，让世界范围内的读者与观众对他的大名“如雷贯耳”。《坠物之声》的叙事，便是由出逃自废弃的埃斯科瓦尔动物园的一头雄性河马开始的。

　　这座动物园是埃斯科瓦尔曾经的“私人天堂”——占地三千公顷、极尽奢华的那不勒斯庄园内，向公众开放的一部分。1982年，当小说的主人公安东尼奥瞒着父母前去游玩时，那里已经变成“举国上下皆知的一个传奇”、孩子们心心念念的乐园——因为在那儿他们得以见识本不属于美洲大陆的长颈鹿、大象、犀牛、袋鼠、“五彩斑斓的大鸟”……以及河马。毒枭于1993年被击毙，动物园也随之荒废。2009年，报章杂志纷纷报道了一则从昔日的动物園出逃多时的河马被射杀的消息，这令安东尼奥不可抑制地回忆起了里卡多·拉韦德——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台球室结识的球友，一个曾在毒品贸易早期驾驶满载可卡因的私人飞机往返玛格达莱纳河谷与迈阿密的“毒贩”，一个与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结了婚、接着又妻离子散的哥伦比亚男人，一个蹲了二十年牢狱的释囚，一个终于盼到妻子前来团聚却因空难失去了妻子的飞行员……一个曾在打球的间隙对着电视上河马出逃的新闻慨叹“真可怜，它们又有什么罪过”的人。

　　小说的标题“坠物之声”能够引发多种解读，其中最直接的一种来自于故事的重要线索——一架失事航班的黑匣子的录音。1996年圣诞节前夕，美航965次班机坠落在哥伦比亚卡利附近的山区，小说中，里卡多的美国妻子伊莱恩正是遇难乘客之一。巴斯克斯在访谈中表示，正是他本人曾经获得某架失事航班黑匣子录音的经历，构成了写作《坠物之声》最初的契机。巴斯克斯将这份录音存入了脑海中某个虚拟的抽屉，以“正在诞生之物”为其命名。那是1998年。四五年后，他在二手书店淘到一叠旧日被派至哥伦比亚的“和平队”志愿者写给父母的信件，随即将它们也放入先前的“抽屉”。经年累月，“抽屉”里的内容越积越多，它们“开始互相对话”，“互相抛出线索”，直至小说家领悟，原来它们正暗示着同一个故事——“这里有一部小说，你必须坐下来开始写它。”

　　“整理抽屉”的过程总是十分漫长：《废墟之形》耗费了七年，《坠物之声》是十年。事实上，这样一种创作方式从《告密者》时期一路延续至今：《告密者》的故事来源于拉美犹太人“黑名单”事件亲历者的述说。小说出版后，当事人为作家写出了自己多年来一直想与家人分享、却感到难以启齿的经历致谢，此举为巴斯克斯带来了满足感，也带来“更多主动找上门的线索”，可说是正中下怀。

　　不过，从《告密者》到《坠物之声》，巴斯克斯创作上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在《告密者》中，充当叙述人的调查者、当事人老加夫列尔的儿子小加夫列尔，是作为一个线索人物，抑或说功能性人物出现的。他抽丝剥茧地寻访旧日的真相，自己却不免面目模糊——作家一笔带过了小加夫列尔的调查动机，似乎他费尽心思的寻访仅仅是出于对父亲种种反常言行的困惑。也许正因如此，当历史的本来面貌终于水落石出时，其震撼并不及读者期待中那样强烈。相较于小加夫列尔，《坠物之声》里年轻一代的主人公安东尼奥的形象则要鲜活得多——与“前毒贩”里卡多偶然的相识彻底改变了他的一切，使他不得不承认，长久以来自以为是的平静生活原来如此不堪一击：覆盖了历史阴影的遮蔽物，只需轻轻掀开一角，浓重的黑暗便会将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比如他的人生，拖入不可逆转的下堕。

　　1970年出生的安东尼奥是巴斯克斯的“同辈人”。巴斯克斯生于1973年，正是在这一年，美国缉毒局成立，“毒品战争”爆发，墨西哥等地的毒品原料供应链遭到破坏，哥伦比亚的毒品出口贸易趁机兴起。于是这一时期，小说的第一代主人公里卡多——一个热爱飞行、与美国妻子新婚不久的哥伦比亚小伙，被妻子在和平队的同事看中，懵懂地加入了他们赚钱的买卖。小说中，里卡多的婚姻与“事业”、他不平常的际遇与悲剧结局都隐藏在宏大历史的褶皱当中——是什么力量损害了他？巴斯克斯令我们思索“官方历史”的讳莫如深之处。比如，既然和平队的宗旨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友谊，为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有能力且愿意在艰苦环境下在国外服务的美国男性和女性公民，以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获得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为什么它的志愿者却引诱里卡多走向犯罪？为什么他们居然成为带领哥伦比亚农民种植大麻的“开路先锋”？自然，作家不会说出答案，毕竟在他看来，写小说是“进入未知领地的一种方式，进入一片有着更多问题而不是答案的领地”。

　　以上这段遥远的历史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波及了安东尼奥的人生——不，不是这样，安东尼奥很快便会了悟，是这段从未走远的历史以无可逃避的态势，迫使他不得不开始正视自己作为一个哥伦比亚人的人生。在我看来，《坠物之声》对于年轻一代主人公在发掘历史的过程中复杂心理体验的描绘，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于国民“集体无意识”的揭示，正是小说超越前作的关键之处。事实上，安东尼奥与巴斯克斯们的人生从来都不是平静无波的。早在1948年，以《废墟的形式》中提到的盖坦遇刺事件为标志，哥伦比亚便进入了“暴力时代”。从共和党与自由党长期内战，到六十年代游击队相继成立，再到七十年代政府对贩毒势力的非法活动态度放纵，哥伦比亚社会一步步走向了病态。而到了八十年代，毒品卡特尔、游击队和准军事组织等暴力集团开始对民间社会进行侵蚀，各种暴力活动数量激增，除了针对政治领袖的暗杀，针对平民的无差别城市暴力——比如绑架和投放炸弹，也令普通民众人人自危。然而，暴力的永久化与常态化在哥伦比亚人身上不仅刻下了恐惧的烙印，还致使他们诡异地陷入了集体无意识与结构性失忆——恐惧潜藏于心，每天的生活还得照过。就好比安东尼奥，作为一名春风得意的年轻法学教授，每天在课堂上侃侃而谈享受学生的崇拜，下了课或去台球室消磨时光，或在自己公寓的床上与女学生“探讨法律问题”。

　　大概是出于对残酷真相的本能抗拒，安东尼奥无意发掘里卡多隐秘的过往——尽管对方曾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倾诉的欲望。然而，偶然同里卡多并肩走在街头，令他与后者一起遭遇了枪击。安东尼奥被一颗“没有写着他名字的”的子弹打中了身体，他终于不得不正视那个被自己和周遭的人刻意忽视的事实：波哥大的暴力是无差别的。暴力事件——航班遇袭坠落、商业中心被投放炸弹等等，早已为他这一代人的“人生标注了节点”，“恐惧是我这一辈的波哥大人最为常见的疾病”。

　　安东尼奥的人生再无回复以往的可能，“他这是走不出来了”，人们在他背后私语。然而巴斯克斯试图提醒安东尼奥们的是，那种看似安逸的人生，是否当真好过如今？面对这个国家过去与现在的种种令人困惑之处，除了视而不见的隐忍，是否还另有选择？在小说的终章，安东尼奥会合里卡多的女儿、自己的同龄人玛雅，一同前往那座曾经令他们流连忘返、而今却荒凉破败的埃斯科瓦尔动物园。昔日毒枭收藏的古董车油漆剥落、锈迹斑斑，让被一代人经意或不经意地忽视的、有关暴力与恐惧的一切无所遁形：“我们那共同的过去是无处不在的，仿佛氧化物般让我们瞧它不见，却能当着我们的面将那些车门、车轮、挡泥板、仪表盘与方向盘一一腐蚀殆尽。”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相同的恐惧对于人们内心深处相似的孤独，有着一种奇异地抚慰作用。与玛雅的相交令安东尼奥体会到了休戚与共带来的混合了痛苦的喜悅与安宁——也许，的确到了与一代人的命运和解的时候。

　　（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拉丁美洲新历史主义小说研究”（TJWW16-001Q）之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