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陆忆敏与1985年女性诗歌的起飞
◆ 凌孟华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85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三十年不长，三十年也不短，整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不过30年！余生也晚，1985年还只是山里那所以“红石”为名的乡村小学的三年级学生，对文学和外面世界缺乏基本的了解。每当从文本阅读或师友交流中看到对20世纪80年代，对1985年的神往与追忆时，却也常常不由自主地跟着激动起来，然后是艳羡与遗憾！我的硕士导师在琐忆80年代诗歌生活时谈及北京进修“近距离感受到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北京，似乎沐浴在80年代亢奋的文学新潮中。1985年既是文学新潮年，也是所谓文学方法论年”，我的博士生导师也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论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时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曾经拥有令人十分自豪的辉煌历史，也是当下被边缘化的过程中不断被唤起的怀念和梦想”。据《我与八十年代》著者马国川先生披露，“李泽厚先生和刘再复先生曾经建议本书书名为‘八十年代：激情·理想·梦幻’。在他们看来，激情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只有触动了灵魂，人们的眼神才会焕发出光彩。激情就是开启八十年代灵魂的钥匙”。“激情”，对于三十年后的中年和青年，显得多么珍贵！另一本产生强烈反响的査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5月版)封底所列35个“和八十年代有关的常见词”的第一个也是“激情”，还有与之相关的“反叛”、“理想主义”、“疯狂”、“膨胀”、“使命感”……这些激动人心的词汇，都在吸引着我们回望80年代，寻找1985年。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1985年都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在社会大环境上，1985年是中国历史上充满激情的改革加速之年，3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的两个重要决定，传递着令人亢奋的文化领域深化改革指令。在文艺界，1984年12月29日胡启立“受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委托, 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的祝词中坚定又明确地重申“创作自由”思想，其“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 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 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 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 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够起教育作用的作品。列宁说过, 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 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的讲话可谓掷地有声，对当时作家产生的振奋和激励可想而知。于是西方文化思潮、文艺名家及其创作方法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于是《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冈底斯的诱惑》、《小鲍庄》、《透明的红萝卜》、《爸爸爸》、《山上的小屋》等一批在今天看来仍旧相当优秀的小说作品在1985年纷纷问世，于是《诗潮》双月刊、《诗书画》报、《飞天青年诗报》、《诗神》双月刊、《当代诗歌》月刊、《黄河诗报》、《当代诗》报等有影响的诗歌报刊在1985年先后创刊，于是1985年被论者认为是“任何敏感而有历史眼光的文艺史家都不会不郑重记下”的“令人困惑的神秘莫测的1985年”、被形象而不无夸张地形容为“1985年前后中国艺术领域中发生的那场雪崩式的巨变”、被指证“公认为是当代中国文学或至少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新的起点”。在1985年波涛汹涌的文学浪潮中，有一片迷人的浪花：女性诗歌！在1985年众声喧哗的文学合唱里，有一段动人的乐章，女性诗歌！在1985年色彩缤纷的文学画卷中，有一组袭人的图案，还是女性诗歌！
“女性诗歌”这一命名自1986年因唐晓渡的论文《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引起众人瞩目以来，评论界对其内涵核心与外延边界的理解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我们所理解的女性诗歌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它是接受修饰语“女性”限定的诗歌，是女性诗人借以用女性的方式发出女性自己的心声的诗歌，强调的关键词是“女性”。这既是对创作主体的性别的强调，也是对创作对象背后的性别色彩的规定。简言之，女性诗歌就是以抒发女性基于自身独特生理结构和感知方式的个体经验、实现女性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为旨归,用女性独立的自我意识反思历史时代，书写自己心灵宇宙，以女性话语改造诗歌语言，突破男性权力话语的遮蔽，拓展诗歌表意空间的诗歌。女性诗歌在新时期诗歌发展史上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不是有意放大的夸张，而是不容回避的风景，是实实在在的成绩。诗评家谢冕先生对女性诗歌曾有这样一个判断,“在‘文革’结束之后的诗歌成就中，除去‘朦胧诗’在反思历史和艺术革新方面的贡献是别的成就无可替代之外,唯一可与之相比的艺术成就，则是女性诗歌创作。这是仅次于‘朦胧诗’(当然，女性诗人中某些人也是‘朦胧诗’的参与者)而加入了中国新时期诗歌实绩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这是相当有见地的。关于女性诗歌，洪子诚先生在广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中有一个一致的判断：“翟永明的《女人》(组诗)及其序言《黑夜的意识》，陆忆敏的《美国妇女杂志》，常被看做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开端的‘标志性’作品。”这既是文学史的客观事实，也是诗歌史的理论共识。关键的是，翟永明与陆忆敏的这三篇“标志性”作品，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重要年份——1985年。以下本文就试图通过史料的爬梳和细节的呈现回到1985年的女性诗歌现场，回望1985年翟永明、陆忆敏的女性诗歌创作与生活，重温女性诗歌起飞过程中的精彩时刻。
一、翟永明
二、陆忆敏
1985年，还有一些自印书刊登载了陆忆敏的诗歌作品，如油印刊行的贝岭编《玩火之光——八人诗合集》刊有陆忆敏的《我在街上轻声叫嚷出一个诗句》，《海上》诗刊作品第二号刊出陆忆敏的《温柔地死在本城》，《他们》第二期刊登陆忆敏的《一点晚间音乐》等。
三、余论
从以上不避琐屑的史料爬梳和细节呈现中，应该可以看出1985年之于翟永明，之于陆忆敏，之于女性诗歌的重要意义。简言之，就是1985年既是翟永明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女人》真正走向广大读者之年，也是陆忆敏的代表作和成名作《美国妇女杂志》广泛走近各地诗人之年；既是翟永明的重要理论思考《黑夜的意识》的完成之年，也是“生发出对中国经验进行表述的语言奇迹”的《静安庄》组诗的创作之年；既是陆忆敏的经典诗歌作品《可以死去就死去》的写作之年，也是“如果我抬起手/推开窗户要一点/外面的空气/得了，这也是教条”(《对了，吉特力治》)等名句的流传之年；既是女性诗歌的“标志性”诗歌作品《女人》与《美国妇女杂志》的广为传播之年，也是女性诗歌的“标志性”理论文字《黑夜的意识》的修改定稿之年。如果我们以作品的广泛传播和接受为诗歌创作活动的终点，那么1985年有理由被称为女性诗歌元年，是女性诗歌的起飞之年。如果我们以文本的作者停笔与完成为诗歌创作活动的结束，那么1985年也是女性诗歌起飞、爬升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年。
注释：
①周晓风：《1980年代诗歌生活琐忆》，《红岩》2014年第3期。
②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知识谱系》，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页。
③马国川：《写在前面的话》，《我与八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6页。
④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文艺研究》1985年第2期。
⑤陈晋：《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4页。
⑥李陀：《往日风景》，《今日先锋》丛刊第四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6页。
⑦李洁非：《反思八五新潮》，《光明日报》1989年4月11日。
⑧谢冕：《丰富又贫乏的年代——关于当前诗歌的随想》，《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
⑨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3页。
⑩翟永明：《阅读、写作与我的回忆》，《纸上建筑》，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21页。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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