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福辉先生访谈录
◆ 吴福辉 尹 诗
尹诗：吴老师，您好！受《新文学评论》“新文学名家访谈”栏目的委托，能有机会跟您做一次访谈，非常荣幸。访谈栏目所请的都是像您这样的前辈杰出学者，想通过对您文学观、治学经验的采访，以使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从中得到教益。您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治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市民文学和京海派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演进的脉络中，具有一定的开启和标志性意义。我们先从《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下称《发展史》)谈起吧！您2010年出版了个人著述《发展史》，从合力写作文学史到独立完成文学史，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大家知道您之前和钱理群、温儒敏合著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该书自1987年面世、1998年修订后，一版再版，已是拥有读者最多的文学史教材之一，为大多数高等院校的考研指定参考书，真正的文学史畅销书。而这本《发展史》著作适逢文学史观念的变革时代，代表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倾向和大趋势，是“把过去线性的视点转化为立体的、开放的、网状的文学图景”。钱理群老师如此评价本书：这是集大成者，又是新的开拓。联系到您的文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今态势》中提到的消解主流型文学史，还有《大文学史观念下的写作》、《合力型文学史的一点设想》等文中出现的“多元共生的大文学史”、“合力型”文学史的说法，您能否借着《发展史》的由头，谈谈您的文学和文学史观念是怎样的？学术理路的发展轨迹又如何？
吴福辉：你从《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问起，倒是给了我一个追溯、回顾的机会。我后来出过一本《春润集》，你看过吧？它属于“三十年集”系列，所汇集的人文学者群体是由特殊的历史因缘造成的，都是“文革”后最早升入大学的清一色1977级、1978级本科生或1978级研究生。这批人如果要谈自己的观念，不论是哲学的、文化的、文学的，都已遭遇多次的转换，在原来的基础上扬弃又扬弃，吸收再吸收，整合了还整合，是复合型、反思型的。这几乎无一例外，只是年纪大到当年允考年龄的上线者，这个修复过程会更加痛苦复杂一点而已。鲁迅讲过大意如此的话，说像他那样从旧营垒里来的人，能将旧东西看得分明，反戈一击，恰能致敌于死命。我觉得他的概括不仅符合一个从小康堕入困顿家庭出身人的感受，也很易和时代大潮下一切由旧转新的人们对上号。
谈到文学观，我这个1950年代的“文艺少年”其资源不外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主要不是读原著，而是经过党解释的文艺政策小册子，加马列语录，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等，经灌输而明白了文学的阶级性，知道了什么是典型和现实主义，什么叫上层建筑，而文学是必须为政治、经济服务的。韦勒克在举20世纪最有影响的六大批评理论派别时，首先便提到“马克思主义批评”，认为有合理的成分，“是一门研究文学作品的社会决定因素的客观科学”(见《批评的诸种概念》)。“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信仰者、追随者曾经遍布世界，现在不那么吃香了，其实像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一样在各种文学流派里仍然存身。这一派的中外教条者，实在是辱没了它的门庭，增加了机械论和庸俗进化论色彩，是它的末流。二是苏俄文艺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多半也是经苏联官方阐明后输入进来的，如“左联”的每一次理论论争，实在是苏联那个震中出事以后的余震；再如“文学的党性”的最权威解释当然是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书(后来说“党的文学”是错译，应译成“党的出版物”)。但苏俄当年对我们的影响另有民主主义作家一路，也不可忽视。你们现在外国理论看的是心理分析、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女权主义，我们那时外国理论读的是“车、别、杜”。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美是生活”的命题，别林斯基所述现实主义(如果戈里)在俄国文学史的地位，杜勃罗留波夫的“人民性”概念，都曾开启过我们。三是中国的“文以载道”传统。虽然我们也知道历史上有屈原、关汉卿、李贽，有不绝如缕的反儒精神，作为“五四”新传统还有鲁迅，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管着你呢。就以鲁迅为例，他坚持文学某种独立性的立场我们在读他杂文的时候也多有感受，不过在整体上还是要把他纳入“遵命文学”听将令的范围。这样形成的混杂而主旨分明的文学观念，随着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时紧时松，多有起伏。大体上都是围绕着文学本身有无独立性，有多大的独立自由度，来波动的。到了新时期，则从原来批评传统的营垒里逐步脱身，经历多次的变动：我在校期间正逢机械论的轰毁；后来是“重写文学史”对京海派作家的重新评估，对自由主义作家的重新评估，再折回来考虑如何看待左翼作家；进入新世纪，认识20世纪文学的经典化，反观“现代化”的负面；到近年来写两种新的文学史，思考文学史观念和叙述、结构的更新。我自己对“什么是文学”的思考，不知不觉也发生变化。从文学的外部它同自然、社会相关，与经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相关，但都需通过文学内部的过滤，经人的心灵，使用语言文字，来想象世界和人生。所谓广义的“文学想象”，包括文学的叙述(达到“偏至”便是客观写实)、抒情(感情激越以浪漫主义为甚)、象征(现代派的中心是隐喻、讽喻)等基本因子在内，形式即内容。岁月匆匆，对“什么是文学”的认识三十年来有所深化，但也很难有终止的一天。
至于文学史，我大概从小就喜欢阅读，也不知为什么。初高中的时候即1950年代前中期，我们比现在的你们幸福，能够读一大批自己喜欢中外作品，比如重要的中国古典小说、全套的鲁迅全集(红布面在沦陷区上海出的第一版)、开明版的新文学作家选本、苏俄文学的主要作品和到海明威为止的欧美文学作品。读到一定程度也不知道是听谁指点的，就开始找大学文学史的讲义来自修了。觉得是一种系统的梳理，还可以拿自己的读后印象和文学史的结论去碰撞，以磨砺自己欣赏、分析文学的能力。记得考王瑶先生研究生的时候，手上就有《新文学史稿》上下册。那里有“爱美剧”这个题名，却被我忽略了它和一般话剧、文明戏的区别，那道小题并不比别人答得好。我买过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觉得他有见地，买过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觉得平稳全面，还买过各种中国古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其中有高尔基一人所著的《俄国文学史》)、中国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和民间文学史。我热衷读文学史简直到了着迷的程度。关于现代文学史我接受的，当然是以左翼文学为主流的书写模式。到写《发展史》的时候，我把左翼—京派—海派—通俗，作家—作品—读者，发表—出版—传播—接受—影响，物质生存—思想心态—迁徙流动—写作方式，梳理出多样的文学史的链条来，它们互相串连，用多元共生的立体的、开放的、网状的文学图景来呈现“史”的轨迹，中间便含了我经过激烈演变、重新整合之后对文学史的全部看法。我给《文艺争鸣》写过四篇谈文学史的连续文字，其中以第三篇《“主流型”的文学史写作是否走到了尽头》稍有看头，被几种讨论文学史的书籍所选用。在这本《发展史》的自序里，我基本说清楚了带有个性化色彩的文学史观念，加上实践，我的现状已经置于光天化日的解剖台上了，任凭你们切割无可逃遁了。
尹诗：吴老师说得很形象！我还想从您近年来出版的新书来谈文学史的话题，因为文学史写作毕竟是我们学科发展的生命轴心呵！2013年5月，您和钱理群、陈子善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下称《编年史》)出版，这是您在独立著作《发展史》完成三年后的又一部文学史大作。用您的话说：自己书的纸张还在发烫，油墨还未干呢！这部新型文学史，创造了新的结构方式、叙述方式，在文学史写作形式上又有一个新的突破。它内在的写作理念，同您搭建未久仍在发烫的文学史架构是否相配呢？您能否谈一下“大文学史”的理论形态是什么？
吴福辉：理论问题应当由理论家去谈，写过文学史的人最多谈谈你是怎样写的就可以了。譬如一个小说家、诗人已经写了小说和诗，一般无须要求他再写出什么小说学和诗学。艾青聪明，他写的《诗论》你不妨去翻翻看，那是语录体的散文，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像漫天繁星，他才不写什么正襟危坐的诗歌概论呢。
我现在只能说，后写的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编年史》，与我的《发展史》完全相通，本质是一体的。因钱理群和我目前都持“大文学史”的观念。所谓“大”就是将各样与文学有关的“链条”都连锁起来，在“作家—作品—读者”这个链条中间，文学广告正是“读者”(执笔写广告的编辑、发行甚或作者自己，这时都具有“读者”的角度和立场)、“传播”这一环，能将“作者”和“读书市场”衔接。“文学广告史”实际是最初的“文学接受史”。
我对于“大文学史”，有如下的一些体会：第一，这文学史不是“线性”的，而是“立体”的。只有“网状”的世界，才是拥有上下左右的真实世界。这可概括为“上下文”的认知方法。什么人事万物，无不在特定的“上下文”里产生，然后在“上下文”里才被认识。普通的一句骂语，在日常人际交流的环境里是粗口，到了抗争场合就可能成了英雄主义话语，而在《阿Q正传》里便化作了塑造巨大典型人物的伟大文学语言。一本文学史要将有意义的文学现象突出，就要将产生这一现象的“上下文”交待清楚，如同栽一棵树要把土壤的“盘子”开得大一些。第二，文学最重要的一根链条是“作者—读者”。当2000年(还存2001年才是“21世纪初”一说)到来的时候，我看到许多中国百年经典文学的评选揭晓，第一位的都是《阿Q正传》。我明白了，正是读者与作者共同创造了经典，文学史是作者和读者共同生成的。“接受”不是文学外部的事物，而是文学内部的催化剂。把“接受”纳入文学史叙述，文学就“大”了。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第三，与此相关的，今日的文学史不是单纯给予读者结论就算完成了，还要引导读者参与。典型的作家作品应当逐渐“少”下来，硕果仅存的要能引导别人有细读的欲望。要抓得住文学史的细节：讲百年的“接受”有一两部作品就行；讲作家生存状态有抗战作家的自杀、贫病、“千字斗米”运动就可窥全豹；讲文学现场有重点年的大事记，有丰富的照片、图表、手稿也就足够读者去联想揣摩。文学史要能提供讨论一代文学的话头、线索和场景，富有启发性，能沿着小的切口进入，却能探到大的文学天地。第四，现在是文学史的“分解”时代，而不是“归纳”的时代。既然历史可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会有以分为主的年份和以合为主的年份。以往文学史的封闭体系业已打开，一时间会有更多的作品作家、更纷纭复杂的现象涌现，但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必会沉淀。文学史越写越薄才合乎规律，但那是以后的事情。今天着急“归纳”，像我们出版了那么多的作家全集，几乎刚一出版就要补正轶文，必然会让“归纳”胀破，不可收拾。历史太近，开放一段时间、冷却一段时间再说不迟。
总之，大文学史即“文化史中的文学史”。这个意思不是说文学从属于文化，而是说文学在独立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同时，也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渗透。在彼此发生影响的一系列关联中，文化对文学的作用尤其直接，如出版、媒体、教育、学术、思想、艺术、语言，以及被称为集中体现某种文化的某种生活方式，凡与文学最紧要的文化因素都可纳入文学史家的视线之内(有的并非要正面写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的视野应该非常开阔。而《编年史》正是入口较小，却风光无限的一种文学史。它由历史材料的改变引发了对文学史写作的一点冲击，随之带来“史”的散点状、条目状的结构方式、叙述方式和写作方式的变动。这应当是个有益的尝试。当初的设想，并非没有“冒险”的意思，但现在看来读者对它还是有足够的宽容。至少说明了，世界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史。
2）结果评定。dxy及dz应在给定的限差pxy及pz之内（pxy及pz由相关的测量任务规定），说明该台全站仪可以满足待定任务的需求；如果没有规定pxy及pz，则及 SISO-TS-z为同一台仪器按照完整检定法获得的水平位置及高程位置的标准差。SISO-TS-xy及SISO-TS-z的限差可以由仪器生产厂家给出，也可以按照方差协方差导出。
尹诗：其实，要想了解您学术思想的发展还可以看《春润集》。我看过您的《春润集》，这本书是对您三十余年学术道路、脉络的勾勒。您的治学经验，正如该书封面上您肖像下面的一行字所言：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份信念、一种姿态。您至今还在写，笔耕不辍。2012年出版的《春润集》就恰恰与2013年《编年史》一书出版这件大事失之交臂。您还有钱理群、赵园等老师都是吾辈敬仰并心向往之的导师，你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是我们学生晚辈难以企及的。吴老师您在指导我们做博士论文时候就曾启发我们：个人的学术追求要和自身的生命体验相结合。如何能将自身人生体验和学术道路完好地融合起来？您能否谈谈您的人生经历、性格气质对自身学术追求和学术个性的影响？
吴福辉：这个问题我过去谈得比较多，不知道还能不能谈出点新意来。简而言之，研究生学位论文刚做“讽刺”的那会儿，我并没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题目。而每一个学者是否找到自己的课题自然是命悬一线般的重要。但这一段在校期间的摸索，不是可有可无的。我其时的“过渡”状态十分明显，手里做的是左翼和京派的讽刺比较，眼光却已经从我往昔读的文学史旁掠过，发生偏移了。京派作家当时作为流派是不入“史”的，将左翼和非左翼放在一起思考也算得是个异数。这起始于在导师指导下直接阅读原始旧报刊。在渐渐读下去也沉浸下去的时候，1930年代的断代文学史仿佛自己获得了独立生命，以与过去任何时候都不同的全新面貌进入脑际，施蛰存和新感觉派作家便浮出了。而一旦抓住了海派，我童年1940年代的上海记忆(由于与1930年代紧紧相连，它成了我理解穆时英等人的根底和渠道)，最熟悉的中国南北都市的记忆，我青少年时代来到北方城市因与东南沿海城市反差极大而引起的我对中国经济、文化不平衡性的体验，就一齐奔集至我的研究视野下了。我不是由上海看上海的，我天生便是由中国看上海，一开始就取得了和上海本地研究者不太一样的眼光，不至于落进单纯赞美或鄙视的境地，而能将“海派”看得比较透骨。这是我的学术出发点，一个与时代和个人历史充分融和的出发点。
《春润集》的编辑过程，恰恰给了我一次绝好的总结机会，一次自省、自查的机会。我感到，是我自己给自己设计了研究海派文学的全局(包括我的学生的海派研究)，并尽量完成它。也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加上时间与努力可以走多远，边际在哪里。我还觉悟到我的市民家庭的熏染给我的海派研究带来的两重性：一方面我很能体验市民日常生活的平凡之美，人间生活的有声色、有滋味的鲜活之美；另一方面我也时时警惕它的负面侵袭，它的低俗、媚俗等调动人性趋向庸碌的黑暗力量。这是我与海派文学这个研究对象相互激荡，引发的生命感觉。
每个人原有的性格气质，会在长期的政治、职业训练下做出某种改变和调整。1950年代教会我全身心地投入集体事业，这在中国人“精忠报国”的传统里是很容易解决的。加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保尔形象的强力影响，只要在服从国家的前提下再跨前一步，把个人一丝不留地全部献给人民的想法便完成了。这之间有什么矛盾，自不是一句话可以说完的，那是一代人用生命代价谱写的。但是等进入1980年代，大的震动来到了，我们在一个新意义的层面上又一次发现了“五四启蒙”，发现了“个性解放”，而在学术领域里便是强调研究的“主体性”。我对海派文学的研究自然也跑不出这个大背景，可以有“我的鲁迅观”，当然也可有“我的海派观”了。后来提倡的对研究对象给予“了解之同情”，也最对我的心思，因就性格来说如我们宁波人本是内在倔强、外表和气的。不过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对“了解之同情”很容易望文生义，以为便是“我”去“了解”、“我”去“同情”而已，其实这里还有研究主体性的“反题”在内。陈寅恪在提出“了解之同情”的时候，便说过“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为的是如果主体性过度扩张，对待历史材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这些话今天听来，好像与“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今人目光相去甚远，但因我是过来人，一边懂得1980年代以来提倡写作“主体性”对打破僵化格局的积极意义，一边引出以上的话只是为提醒自己，也提醒你们，文学史叙述的主体性也是有边际的，同做人要有边际一般，过度侵犯了历史的“客体性”是要受惩罚的。
尹诗：您曾说过“所有我带过的研究生，访问过我的大学教师，都感兴趣于我的学术课题和生命历程的融合无间”。但您刚才提到有边际的主体性，这的确是以前较少论及的，我们也不难看出您在研究中做到“不逾界”的特性。自然，这得说说您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了。这本书是我们研究京海派文学、城市文学的必读著作，1995年初版，2009年重版，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喜爱。您自己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此书的偏爱：写作这本书堪称一次精神返乡之旅。冯亦代先生自动为这本书写了书评，说自己从不知道自己是“海派”，看了《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还真正服气，才找到了自己的根。和故乡的深情凝望激活了您内心深处的都市海派因子，以至于今天您的同学和朋友随意即可觉出您的海派风度来。这本书开创了对海派文学的研究：为海派正名、界定海派文学的定义、划定并阐释了20位海派作家，是中国海派文学、都市文学文化研究的奠基作之一。今天在中国谈海派，作家的范畴还都在这里面。您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京海派文学流派研究”作为招生方向的博士生导师。2005年，由您指导的博士生李楠发现了张爱玲《郁金香》一文，引起了文坛不小的轰动；现在你又指导学生研究海派话剧、海派文学生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延续流转等课题，可以说都是您的海派情结尽显无疑。我读过您的散文，了解到您生于上海，长于东北的经历，您这位长住北京的江南人与生俱来的海派情缘是挥之不去了吧，是否也“几回回梦里回故乡”呢？海派文化作为您学术理路的重要源头，您对它的前世今生、未来趋势有哪些感慨或憧憬呢？
吴福辉：生命感同我的海派文学研究的纠结，其实在上一段里已经谈了不少了。海派文学研究是我的一个长久课题，但它与一般的课题不同，也是我的学术原动力，正像你说的在我非海派的研究里，甚至在我的日常行为里，同样可以发现“海派的因子”。比如我的知识源头、知识系统，我的注意日常细节，吸纳南北文化，对地方籍和地域性颇感兴趣，对都市文学的长久涉猎的习惯，都能寻到海派的根源。许多文章的起因如对市民文学的发言，对画刊小报的关心，写过自己和中国四城市关系的文字，给自己的散文集拟名起的是《京海晚眺》、《游走双城》、《多棱镜下》，都透出海派的影响。这是确实的。
我曾经很赞成杨晦在“京海论争”浪潮过去之后，所表明的观点(我入学的时节杨晦先生还是我们的系主任)。他兼有历史的现实性和前瞻性，曾高屋建瓴地声称：“至于所谓海派的作家呢，虽然是跟工商业都市的兴起一样，是挟带着污浊和罪恶的，却要从这种污浊和罪恶里逐渐成长，壮大起来，有着他们的进步性，有着他们光明的前途。”(《京派与海派》)这是理解海派的另一要点。否则为什么毛泽东的时代我不研究海派，到了邓小平的时代却研究了呢？为什么我还在不断地推动你们如有兴趣可研究海派呢？就因它既可以借历史说现实的话，又指向未来。现在我长久地坐图书馆不行了，可你们几人在不懈地研究市民报刊、上海小报、报载散文、海派话剧和海派的流徙，我们师生合起来将是生生不息的第一代中国海派文学研究系列，这使我尤感欣慰。海派研究和海派文学就在我们身边，它是一种充满人间滋味的文化，而从事它的研究也可说是一种人间学术。
尹诗：其实不仅仅海派文学研究是“人间学术”。您的著作，好读耐读，像《多棱镜下》、《游走双城》里的学术随笔都写得雅致，性灵气十足，呈现的是一片善感多怀的有情世界。而如果再回头看您的《发展史》，对文学图景的全方位观照渗透出文学史的厚重感，却又不乏敏锐细腻的艺术感悟，很容易察觉出你文学研究著作丰厚多重的审美特质中贯穿如一的“人间味”。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对史料不能说是“敬而远之”，但也有点儿“望而生畏”，可在您的笔下，“古”材料也变得可近可亲了，这是不是也缘于您的“人间学术”情怀呢？
你说你和一些人喜欢我的学术文字，这和我主张把学术论文写得漂亮些、好读些有关。说起来，我也是由学院派训练出来的，而且并不一味地排斥学院派的研究风格。但是我确实头疼那些诘屈聱牙的像从外国翻译过来又翻译得不高明的论文文字，我怕读以方法论开路的堆积词汇却没有文学感受的文学论文，见到剪贴式、挪用式的长篇论文躲之唯恐不及，好像看见一个穿着“皇帝新衣”的赤裸裸自称为是思想和学术的怪物。有人对我说，她的一个学生借来拙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是一宿没有停一口气地读完的。这真是对我学术和文字的最高奖赏了。这让我想起年轻时读《青春之歌》的情境。也想起读汪曾祺《大淖纪事》写女性挑担，和《异秉》写小城吃食摊头切卖熟肉的那些文字，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论文自然不是创作，但也应有人间气味，尤其不能写成高头讲章。包括论题和文字都要有一股“活”气，是我所追求的。
尹诗：吴老师：我知道您现在不说走遍了整个中国，也有大半个了吧，像这次暑假陕西行，我和师兄们有幸陪同随行，深感您将旅游与风土人情、历史人文传说相结合，无意中践行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句古话。对于我们学生亦是一种学习，而且是书本上无法得来的一种感悟和体会。在韩城党家村游历时，您不期然地在景点宣传画上发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几个字(因您在《怀念王瑶先生——以此纪念他的百年诞辰》一文中引用过这句话，是王瑶老师给其女儿新居的题字，我还记得)，便欣然买下这张画，你那种“他乡遇故知”的愉悦简直溢于言表。而在勉县参观武侯祠时，途经定军山，您又告诉我们中国第一部电影是拍谭鑫培的京剧《定军山》片断的。您到各地游学有个小爱好，就是搜集当地的纪念章，那么您可否谈谈您的游学方式，如何选择景点和确定文化欣赏的倾向，或者是否可以猜测一下您有没有要写一本游记的远景计划，记录您走过的每一处地方呢？
吴福辉：我已经完成了到达中国任何一省，和去过世界几大洲的目标(南极洲去不成了，时差之外还要申报)。国外的目标是次要的，认识中国最重要。在中国各省做完深度游才是我的理想，你说的陕西游便是一例。近年我有一个九省的深度游计划，希望如愿实现。至于说到“游学”已经太迟，一定要称是“游学”也无不可，不过需要加以说明，就是偏于看韩城、阆中、新绛、随州、荆州、浚县、寿县这样的历史名城，看各地的作家故居、祠堂、墓地和文化街市的那一种。这是与宽泛的专业联系着的文化旅游。你在如此的游走中，能看到五彩斑斓的历史遗迹，看到人间气象，接近和体会一下古今文学漂泊者那种躁动的、自由不拘和浮想联翩的心态。你无法想象杜甫、李白不漂泊便能写出他们的诗篇，冯至没有在抗战漂泊能写出他的《伍子胥》和十四行诗来。所以我也去走，走着就是美丽的(套用“工作着是美丽的”这句熟语)，暂时并无写游记的计划。老实说，我对于“游记”有些打怵(东北话)：良辰美景都差不多，文物历史不免掉书袋，要说发现风景和发现人间哲理，何其难也。人说郁达夫的游记胜于小说，我看不尽然。我想象中的最佳游历，是能独得自然和人文的绝佳景观，获取历史民间的知识气息，将其锻成一种精气神的。如能化千一或万一于我日后的学术散文写作之中，我还能求什么呢。
尹诗：哦，学术散文？听说不久之后，您又要有新的著作出版，是不是一部学术散文集呢，可不可以在此透露一下？与过去出版的《游走双城》、《京海晚眺》、《且换一种眼光》有什么不同吗？
吴福辉：这本已编成待出版的书，题名《石斋语痕》，是我的纯学术散文的集子。谈起我写散文的由来，自然就涉及我的写作史了。我们从小学习中国语文，将“读写”连说，实在是读得多了就会产生写的欲望的。我五岁上学，识字不久读的是带图的白雪公主与灰姑娘的故事、小人国大人国的故事(后来才知道是《格林童话》和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你看我现在很老实吧，小时候颇顽皮，捉迷藏钻衣柜找各色台子打乒乓球画图唱歌样样都来。两次落水，跑步跑入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的湖池里，打老牛(陀螺)掉进东北的冰窟窿。后来迷上读书才安稳了。我第一次用零用钱买了本子写所见所闻，是1950年的春节在沈阳，为的是记录新奇的北方习俗。初中开始写日记。1960年前后于所在城市的市报发表印成铅字的教育随笔，我已是中学语文教师。后来陆续为省里报刊写东西，都是短文。散文写作大大先于论文应该是通常的情况。1980年第一篇学术论文发在《文学评论》上，是论张天翼的。真正有学术题旨的散文是1987年访吴组缃斗胆做的报道记述，后来就时有书斋余兴的东西溢出，尚可一览的如《京海两难》、《书刊广告琐谈》、《话说信件》、《沈从文的上海观》等。2010年，河南大学改刊后的《汉语言文学研究》来约我写专栏文章，我就想了个栏目名字“石斋语痕”，每一期写我五千字左右的文章，至今进入了第五年个年头。所谓学术散文的写作从不自觉到自觉，进入一个专门的时期了。
我对何谓“学术散文”的回答，写在最近为此书准备的“自序”里。所求的“学术散文”的理想境界，便是唐弢谈他书话时说的“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晦庵书话〉序》)。此为我的奋斗目标。学术散文而能达到这四个“一点”，还不够吗？
我现在又开始想明年的“学术散文”选题了。我晚年的写作计划因某种缘故现已大大压缩，但原来想给少年儿童写一本文学史的想法仍没有绝。这个“学术散文”本是副业，但它是“轻量级”的，写起来快捷，一日两日倚马可待，易读，现在似有转为正业的苗头。我觉得一篇篇积累起来，如果加以筹划，未始不是一种通向文学史讲话的普及文字。我又回到了人间。
尹诗：相信这本书会成为一部别开生面的散文集，能使读者深深体味到您仁爱善感的生命关怀和浓厚的知识气息，是您学术兴味的“全新升级版”！我们期待它的早日问世。作为您的学生，近几年来，我有幸见识了您创作《发展史》的风采和编写《编年史》的奋发状，以及多部书籍文章的刊发付印的实景。您自己感觉出来没有，但我们学生都觉得您的性格气质里有一种追求卓越的品质。您常常用王瑶先生对您的告诫来教导我们，说写文章不能随便进入某一领域，而是要做到别人再涉及此领域就不能完全绕开你的程度。还有您常挂在嘴边的：做学问盘子要开得大些，坑要挖得深些。这些谆谆教诲都体现了您对学生的高规格要求。学生们是否能达到您的要求暂不好说，但是您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标杆。您豁达洒脱的人生态度、追求卓越的学术姿态，是我们学生奋进的楷模和动力。作为您的学生何其有幸，在此我谨祝您身体安康，万福！在访谈结束之前，请您对我还有更多的后辈晚学再说几句鼓励的话吧！
吴福辉：“追求卓越”虽不等于是达到“卓越”，那也是把我抬高了。我本是自学出身，论资质不过中人(我小时的伙伴都比我机敏，他们在上海市民社会环境中吸收了“浅陋”的一面，反没有发展起来)，只是努力不懈，比较勤奋而已。我现在身边的同学有的比我才分大，勤奋也超过我，那便是真正的历史人物了(历史人物有因机缘为主造就的一类，不论)。我的优点是对投身学术不死心，当年考研好友劝我把学校报得低些用了凤尾鸡头一说我没听，毕业分配我有升迁的远大前景也不顾，至有今日。
回想我的三十年或五十年，兴趣和职业能融为一体已够幸福。我没有搞文学创作，因并未拥有与领会一段特别的生活(鲁迅如没有家道中落的经历，茅盾如不参加北伐“大革命”，就不会有他们的小说)，研究文学史遂成为我的宿命。关于文学，说到底它是“人学”。研究文学便是研究人，包括别人、自己，历史的人同现实的人，其目的是一句大话：转着圈子促进人类的进步。我既然每日食的是人间烟火，就该一日做自己想做的和对别人也是有益的事情，那么此生足矣。
中国现代文学馆；郑州师范学院传媒学院]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