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小名叫阿毛,姓董,副队长到嘉定拉队伍时,他正在路边讨饭,不知怎地跟定了副队长,就一起到了镇上,听口音是上海本地人。福元问了好几次,小孩不肯讲他的身世,只说爹娘都被日本人炸死了。问他几岁,回答十三。大队长对福元说,这么小的孩子,不会是奸细,就带在队伍上吧,只是不要给他耍刀玩枪,出去贴贴标语也好,暂先住到你家。福元点头,我们不管他,他就饿死了。小孩是读过点书的,国民革命、江抗、新四军、抗日救亡,全都会写,只是缺乏管教,满口脏话,两个队长调教了好些天,现在可以带出去了。
这支队伍上,大队长是体育教员,三十一岁,副队长是学会生的读书郎,只有十八岁。小孩有一天问福元,阿叔,我是不是跟错了人,我娘批想跟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王,天天与日本人干仗,能一刀劈开汉奸的脑壳。我怎么跟了两个先生?不但不发枪给我,还要读书写字,要练游泳和跳马。福元大笑,说你要是实在不满意,就去投靠孙庆荣的队伍,他们除了抗日以外还打家劫舍。
昨天夜里,两个队长去见抗日救亡队的徐主任,商量关于孙庆荣公开投敌的事。徐主任说,不劳贵军动手,我自己清理门户。又说孙庆荣素与大队长有仇隙,如今得了日本人的钱粮军火,必来寻衅,提议队伍撤出上海。两个队长告辞出来,连夜召集人马,大队长却崴了脚,只得回家休养,副队长孤身往西走了。
天亮时,福元带着小孩去看大队长。大队长说,咦,你们两个还在?福元说,副队长留我下来做你的警卫员。大队长说,你带小孩去芦苇荡避避风头吧,若有情况再说,让你老婆也去娘家。福元嫌小孩走得慢,大队长说,这小孩在外面贴标语多日,也早就暴露了,不要留在镇上。临别,大队长摸摸小孩的头,问说,跳马练得如何?小孩说,报告司令,矮一点的木箱能跳过去。大队长说,你记得我说的话,练好体育,等你长大,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人的跳马水平很高,不要输给他们。小孩说,司令,都打仗了,还参加什么运动会,开运动会也是跟日本人拼刺刀罢了。大队长说,体育和读书写字一样,让你学会做人,亡国奴才是没有资格上赛场的。
两人一出门,小孩就骂,福元,娘批,我什么时候动作慢了?我跑得比你快!福元说我只是找个由头,你话太多,动静太大,带着你容易暴露。小孩说,你终归是怕死,你去参加运动会吧。福元不语,回家找他老婆阿娣。阿娣很胖,她才是那个跑不动路的人,但她比谁都不怕死,她说随便好了,老娘嫁给你,脑袋就挂在裤腰带上了,你逃进野地里,总要有人给你送吃的,不然你们两个互相吃屎吗。福元又劝了半天,阿娣答应去莲芳家的茶馆躲一躲,再也不肯多跑半步。
福元背着步枪,唉声叹气,带着小孩往西走。走了一段,福元数落小孩,阿娣前年嫁过来的时候,讲话细声细气,现在被你带坏了,你嘴巴太脏了。小孩背着箩筐,一颠一颠敲打着屁股,正要还嘴,福元大声说,副队长有命令,不许你再骂脏话!小孩闭了嘴。
这是八月的天气,没有一丝风,到了湖边,福元口干舌燥,掬了水要喝,小孩大声说,司令有命令,不许喝生水,染上痢疾掉队死得快。福元把小孩拽过来,翻他身后的箩筐,只翻出两卷标语纸,写着抗日救亡驱逐日寇等等。福元说,你娘批,吃的喝的不带,带这个。过了一会儿又说,我都已经是游击队员了,还能指望天天早上去茶馆泡茶喝吗?小孩卸了箩筐,脱掉衣裤往水里跳,福元氣急。小孩说,我捞虾给你吃,你这个不会游水的旱鸭子。
八月的湖水是温热的,岸边的芦苇长得很高了,福元点了一根香烟,蹲下身子,一会儿又站起来手搭凉棚看远处。道路明晃晃,无人经过,另一边是树林,福元在里面搭了两个窝棚。他数了数口袋里的子弹,还有六发。
阿叔,你手上这杆枪是我搞来的。小孩从水里冒出头说,当天副司令只带了我一个人去警察局,为什么?因为我年纪小,副司令说就扮个书童吧,给我换了件干净衣服,说我们去借东西,借了也不会再还,必须穿得体面些。警察一问副司令才十八岁,胆气冲天,又不像土匪,又不像帮会,吓死了,不肯借枪。后来司令进来了,司令是本地人,警察有点相信他了,问他会不会打枪。司令借了一杆,哗哗地拉了枪栓,走到街上,又往对面巷子里走了五十步,一枪就把警察局的招牌给打下来了。警察很生气,副司令就说,日本人马上要到了,你这招牌反正要换,至于你的枪嘛,日本人能留几杆给你?警察一听就服了,问他们的来头,副司令说,区区一个学生,江抗嘉定青年团副队长。司令说,鄙人曾是中学教员,教体育的,如今是队长。警察就说,二位的气度,能带十万兵,备长枪十支,短枪两支,子弹五箱,送至府上。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司令,我问他教体育的为啥会打枪,他说射击也是体育嘛。
你不用介绍大队长,我从小就认识他。福元说。
小孩在水里扑腾,福元扔了烟屁股。小孩嚷道,阿叔,你这样会暴露。福元说,你动静忒大,游起来哗啦哗啦的,要静悄悄地游。小孩说,游得快,动静肯定大。福元说,我们是游击队,要静悄悄地游,日本人养的狼狗,耳朵很灵,你哗啦哗啦的,我们就全暴露了。
日本人就是狼狗×他娘的×出来的。小孩游了回来,递给福元一只虾。福元放嘴里嚼着。小孩说,我饿了,我游了娘的半天才摸到一只,你将箩筐给我,我好捉多些。福元让小孩噤声,大路上有马车经过。小孩矮身,摸到岸上套裤子,福元看了看他,忍不住又打趣说,莲芳讲了,等你毛长齐了就把她堂妹许配给你,王桥村的那个小姑娘,叫啥名字。小孩说,叫芳蕙,不大识字,跑得比我还快,司令说她可以做田径运动员,司令天天想开运动会。福元说,大队长就是这样的,他是体育教员。
福元决定进树林,日近中午,想着夜里未必能睡好,窝棚里可以眯一觉。小孩却不肯跟他走,一再嚷道,跟日本人干仗,宁可跳水里,不可躲树林里。福元又气又笑,说,你搞得自己像老兵似的,你跟几个日本人干过仗?小孩还嘴说,我当然见过日本人,倒是你们,拉队伍三个月没朝日本人放过一枪,干来干去都是汉奸,徐有芳、孙庆荣、卢得奎,还有几个打家劫舍的土匪。福元说,斗争形势复杂,大队长讲过我们全凑齐了才五六十个人,大概都算上你和阿娣了,你想怎么打?小孩说,反正孙庆荣已经投敌了,砍他的脑袋就像砍日本人的脑袋。福元不想再听小孩嚷嚷,拉着他的胳膊进了树林。
这片树林很深,背靠一座小山包,林间一片空地,是平日练兵的场所。枪靶和人形草垛早已收走,如今仅剩一个大木箱,是大队长亲手量出的尺寸规格,并辟了一条跑道,让队员们练习跳马。小孩撂下箩筐,沿着跑道奔过去,箱子于他而言太高,停住了招呼福元,你来试试。福元摇头说,我也不会跳马,弹跳力不行,只是力气大,大队长说我应该去练举重。小孩哈哈大笑,爬上木箱,腾空起来蹦到福元面前,做了三个侧手翻。福元让他动静小些,找到窝棚,用树枝扫了扫,抱枪钻了进去。
你既然睡觉了,枪不妨交给我。小孩说。
我怕你拿了枪就去找孙庆荣拼命,你一个人冲过去还不够人家填牙缝的。福元又打趣。
我娘批才不想死在汉奸手里呢,小孩说,老子的命要留着跟日本人拼刺刀的。
福元只想浅睡一会儿。小孩也算是老兵了,不必交代就能自觉地放哨站岗,迷迷糊糊听到他跑动的声音,猜想是在跳木箱。大队长曾经叹息,说我军颇有些十五六岁的少年兵,小小年纪便要上阵与日人血战,思之不忍。福元想,仗是打不完的,过了今天,还是求队长把小孩送到酱菜店去做个学徒吧。
小孩站在林间空地上,有一会儿听到福元打鼾。远处窸窸窣窣的声音,必是有动物钻过。小孩怕蛇,想起大队长教的,便捡了一根长树枝,往草丛里扫一圈,一些灰蓝色的小蛾子飞了起来,在树木阴影里浮动。小孩知道这是坟头上的蛾,又爬到木箱上,向镇子方向眺望,那一带起了薄薄的烟,没有枪声或叫喊声,必是有人家在做午饭。福元的鼾声大了起来,小孩想,像这副样子是做不了游击队的,倒头就能睡死。小孩渐感无聊,走过去看了看木箱,大队长曾说找漆匠来刷一下,日本人来了几次后,队伍化整为零,练兵场便也荒废了。他上了跑道,踢掉鞋子,挺腰抬腿,按大队长教的做了几个预备动作,随后跑向木箱。这一次居然跳了过去,且稳稳地落在地上。小孩十分高兴,寻思是否要叫醒福元,让他也看看,这时听到树林里有布谷鸟叫。游击队的暗号,不是学鸟叫,就是学猫叫。小孩喝道,是谁。只见芳蕙从一棵树后面绕了出来。
福元也醒了,吓得不轻,摸到枪,从窝棚另一头爬出去,这才站起来看。芳蕙与小孩同岁,个头比小孩还略高一点。福元问,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芳蕙笑嘻嘻说,阿娣带我来的,阿娣在后面,她跑不动路了,挎了一篮子烧饼。福元松了口气,又打趣,说你来看你卵子阿哥了。芳蕙脸涨得通红。春天时,她让小孩教写字,小孩抬手写了个卵,被副队长训斥一顿,自此福元在芳蕙面前就喊他是卵子阿哥。说话间,三人听到沉重的喘息声,树枝哗啦啦响,知道是阿娣。福元心想,要都像阿娣这动静,有多少人马都得落在敌人手里。等了好一会儿,阿娣才出现,左手挎篮子,右手拎着一罐水,热得两颊通红,几乎累成一摊泥。福元和小孩欢呼一声,揭开布头各抓了一个烧饼啃,又喝饱了水。小孩说,大事不妙,我要去拉屎。从箩筐里捡了一张纸,直往山丘后面跑去。
福元还在啃饼,阿娣拽他,说,我和芳蕙来时遇到一队兵。福元即刻警惕,问是哪家的兵,有多少人。阿娣说,中国兵,二十多个人,都穿便装背长枪,往镇上去了,有个看上去是长官的还拦住盘问我,我说送自家妹子回村,他就放我走了,顺手拿了我一个饼,还拍了我的屁股。福元问,他们是鬼鬼祟祟地走,还是大摇大摆地走?阿娣说,我看他们鬼鬼祟祟的,不如你正派。福元说,你不要觉得我是你男人就正派,我是游击队员,我们出去干仗都是鬼鬼祟祟的,大摇大摆就暴露了。阿娣说,那我觉得他们大摇大摆的。福元说,这时节敢集结人马往镇上去的,十有八九,是孙庆荣的兵。
福元咽不下饼了,蹲在地上想了一会儿,将长枪背上肩,说要回镇。阿娣不解。福元说,孙庆荣已经投敌了,我得去通知大队长,实在不行就把他背出来,总之不能让他落在敌人手里。福元拍拍芳蕙的肩膀,又说,卵子阿哥拉屎回来你就让他去找副队长,我们的人都在你家王桥村的祠堂,告诉他赶紧带救兵来。说罢往镇上飞步奔去。阿娣两头不是,抱起水罐喝了几口,对芳蕙说,你就跟卵子阿哥一起回家吧。追着福元也走了。
芳蕙还是笑嘻嘻的,小孩从山丘后面跑出来时,她已经骑在木箱上。小孩说,这个木箱你跳得过去吗?芳蕙说,司令讲过,木箱是男人跳的。小孩点头。芳蕙说,司令讲我跑得快,可以去参加短跑比赛,要是他的学校没有被日本人炸掉,他就推荐我去那里训练了,专门教体育的学校,将来我可以做个女体育老师。小孩端起水罐,发现里面已经空了,问福元和阿娣去了哪里。芳蕙說,有一队兵进镇了,他们回去救司令啦,让我带你去王桥村的祠堂找副司令,找来副司令,就可以去救司令啦。小孩说,娘批啊,这么重要的任务你为何不早说,还在这里与我闲聊,笨得要死,只会瞎跑。芳蕙愣了一会儿,哇哇大哭起来,几乎从木箱上掉下来。
芳蕙是个爱哭的小姑娘,她父母是王桥村上弹棉花的,她虽然不识字但一门心思想跟着游击队走,因为大队长说她可以成为体育老师,副队长说她聪明伶俐可以成为读书郎,福元说她相貌标致可以成为女演员,总之不必跟着父母学弹棉花。这样一来,她就变得不一样了,任何人训她都会招致她大哭。小孩连忙拍打芳蕙的后背,她抽抽噎噎,讲不出一句话。小孩想,这样下去简直没完没了,便说,你再哭的话,我只能一个人去王桥村了。芳蕙说,你走,你走,你晓得王桥村在哪里?小孩摇头,说,那你别再哭了,赶紧带我去王桥村,若去晚了,只怕副司令也遭了暗算,你堂姐这一腔单相思就落进棺材板里去了。芳蕙说,呸啊。
此地距王桥村尚有十里路。两人出了树林向西走,太阳高照,没有一丝风。芳蕙步子快,一会儿工夫就走到小孩前面去了,又慢下脚步等他。小孩说,司令说过你能跑,你也不必这样吧,真跑起来我不会输给你的。说完拔腿狂奔,芳蕙喊了一声,在后面急追。跑了有半里路,芳蕙早已遥遥领先,站在一棵树下等他。小孩喊道,不行,这么跑的话,用不了多久我就瘫了。芳蕙得意,说,我能从王桥村一直跑到娄塘镇上,要不然,你在后面慢慢走,我先跑去找副司令。小孩说,那也不行,我是传令兵,任务被你做掉了,我军法从事。芳蕙问何谓军法从事,小孩说,轻则关禁闭,重则砍头。
小孩走到树下,在阴凉处喘了一会儿。芳蕙将他的箩筐背在自己身上,问道,我堂姐的事你是如何知道的。小孩吐了一口苦水,说,莲芳想嫁给副司令人人知道。芳蕙说,堂姐也跟我说过,只是不让我告诉别人。小孩说,大家看得出苗头,副司令一到镇上,莲芳就涨红了脸,催着阿娣带他去茶馆。芳蕙问,你觉得莲芳配得上副司令吗?小孩说,福元阿叔告诉我,大敌当前不可儿女情长,不过副司令少年儒将,有好女子相中他,也是人之常情。芳蕙说,我问的是他俩般不般配。小孩说,般配,般配,我现在歇够了,赶紧上路。
芳蕙从箩筐里拿出了标语纸,边走边看,那上面的字多半不认得。小孩说,这一张写的是驱逐日寇、抗战到底。芳蕙又展开一张,小孩说,这一张是今早写的,孙庆荣临阵投敌,死无葬身之地。芳蕙说,孙庆荣为啥投敌了?小孩骂道,孙庆荣这个婊子养的,全队人马齐刷刷做了汉奸,司令早就说他匪性难改,墙头草两边倒,孙庆荣的嘴就是婊子的×,靠不住。芳蕙说,副司令不许你再骂脏话。
路越来越窄,周围尽是稻田,又经过一片小树林,远远看见一座小石桥。小孩问,前面是不是王桥村。芳蕙摇头说,那是张家桥。就在这时,听到一阵嗡嗡的声音,不知从哪里传来。芳蕙四处张望,小孩顿时紧张起来,不好,日本人的飞机来啦。芳蕙大骇,往树林里跑,小孩一把拽住她背后的箩筐,说,躲到桥底下啦。两人奔了一阵,下到河里,那水却很深,不敢往桥洞下钻,只得紧贴在桥堍北侧。果然两架飞机从南边过来,飞得很低。小孩说,这是要回他们虹口的飞机场。想了想,又说,遇到飞机,你要记得,不可往树林里躲。
飞机像是在头顶盘旋了一圈,发出巨大的声响,芳蕙捂住耳朵。又等了好一会儿,见两架飞机掠过头顶,向北飞去,像两只大鸟。芳蕙觉得小孩在发抖,拍了拍他,等到飞机远了,听到小孩的牙齿发出咯咯哒哒的声音。芳蕙说,你害怕了。小孩没说话,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方才镇定下来。
芳蕙爬上岸,鞋全湿了。小孩光着脚,从她的箩筐里拿出鞋子,套在脚上,又跑回河边,蹲下喝了两口水,洗了洗脸。芳蕙也想喝水,小孩却说,你要记得,不喝生水。芳蕙说,你刚才喝了。小孩说,我实在渴得忍不住了,我是传令兵,完成任务要紧。他站起身,看了看远处,飞机已不见踪影,这才说,孙庆荣投敌,我们的人马在镇上待不住了,要往西撤,找主力部队,什么时候回来只有天晓得,你在这里不要说认识我,也不要说认识司令他们,也不要说认识福元,这是我要交代你的第三件事。芳蕙说,前两件是什么?小孩说,飞机来了不要躲树林里,不要喝生水,其他没了。小孩说完上桥,走出几步回头去看,芳蕙捂住了脸,站在桥上不动。
我想跟你们走但我阿爸不答应,他说你们迟早都会死光。芳蕙哭道。卵子阿哥你不要去跟日本人拼刺刀。
司令说过,等到要拼刺刀的时候,哪有什么你情我愿的,是个活人就要上去。小孩说。
太阳已经西落,逐渐沉到他们眼前。小孩加快了步伐,到黄昏时,看见远处两棵大树,一间大屋,芳蕙说,那是王桥村的祠堂。小孩松了口气,跑进祠堂,见队伍里的王大贵正在香案边上抠脚底板。小孩过去踢了王大贵一脚,问副队长在哪里。王大贵说,副队长刚走,有些人肯跟他撤,有些人不肯跟他撤,有些人不知道该不该跟他撤,他在想办法。小孩说,你屁话多,找到副司令,我有要紧的情报。王大贵哦了一声,慢吞吞穿上鞋子往外走,小孩追上去问,娘批,你的枪呢?王大贵说我没领到过枪,我只有一颗手榴弹,一把刺刀。小孩揪住王大贵,说,武器留给我,天黑了你要是寻不到副司令,老子就把手榴弹丢到你家里去。王大贵一道烟地跑了。
小孩觉得很累,脱下鞋子看了看,脚上没有起泡。大队长说过,若走路脚上打泡,便没有资格做游击队员。芳蕙不知道去了哪里,猜想她是回家了。小孩想找个地方睡觉,看了看香案,觉得太短,高度与他下午跳过的木箱几乎是一样的。他只能坐在地上,背靠墙壁,双手抱腿,一会儿就打起了瞌睡。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进来,抬头看是芳蕙,她端着一碗米粥。
这碗粥怕是你的晚饭吧,我吃了,你吃啥?小孩说,与你一人一半吧?芳蕙说,我已经吃过了,你不用分给我,吃饱了去我家睡一觉。小孩说,军令如山,我得在这里等副司令。接过碗筷,粥是凉的,上面放了一块咸豆腐干。小孩说,你对我的好,我决计不会忘的。芳蕙也坐到地上,与他并排靠墙。芳蕙说,你好讲讲为啥飞机来了不能躲到树林里吗?
我吃完了告诉你。小孩说。
天色渐暗。芳蕙忽然又跑了出去,片刻后回来,手里摇着一把蒲扇。芳蕙说,我帮你赶蚊子。小孩已经把碗吃空,让芳蕙坐到身边来。
去年,日本人是从海上登陆的,离我家不远,打了七天七夜,炮声越来越近,我爷娘不敢在家待了,带着我和我阿妹逃难。到了大路上一看全是人,拖儿带女,拎着大包小包的。日本兵从后面追了上来,远远地开枪,一枪打死一个,有时一枪打死两个。大家拼了命地逃,大包小包都不要了,儿女都不要了。我被人群冲到了一个水沟里,日本人的飞机来了,很多人往树林里躲,我爷娘带着阿妹也躲了进去,喊我快点跑过去。那树林里全是人,比庙会还挤。飞机往他们头上扔了一串炸弹,轰的一下,整个树林全飞上了天,起了大火。我又被震飞到了水沟里,起来一看,很多冒烟的人尖叫着爬出树林,衣服都被炸没了,还有人在火里面跳,跳着跳着,就变成了一段焦炭,倒了下去。
我懂了。芳蕙说。
小孩讲完这些,睡了过去。梦见大队长带着自己练跳马,福元与兄弟们围观,皆尽扛着长枪短炮,歪把子机枪三挺,刺刀明晃晃。小孩沿着跑道奔跑,那木箱却越来越远。小孩转头去看大队长,他已经变成一个体育教员,穿运动背心,脖子上掛着铜哨,四面全是哨声,催促他往前跑。小孩醒了过来,睁眼看到外面天色已黑,月光笼罩田野,芳蕙仍在身边扇着蒲扇,间或扑打着他的脸和腿。问是什么时辰,芳蕙说,天刚黑不久。小孩说,我刚才听见司令吹哨子。芳蕙说,司令没在,你刚才听见的大概是蚊子叫。
小孩又睡了过去,这次睡得沉,上一个梦没有接续上。不知过了多久,被一阵讲话声惊醒,眼睛却睁不开。那声音他一听就知道是福元。福元说,大队长已经牺牲了。福元哭了起来,接着是副队长的声音,问怎么牺牲的。福元说,我要背他出来,他不肯,给了我一份名单,全是我们的人,然后让我快走,我来不及出镇,只得躲进茶馆,过了一会儿莲芳跑进来告诉我,孙庆荣的兵进了大队长家,绑了他,在后院开了枪。
小孩心想,我肯定是在做梦。努力睁开眼,见祠堂外面点着几束火把,副队长带了七八个人站在空地上,福元蹲着。大队长是条汉子啊,福元边哭边说。
小孩爬了起来,向祠堂外面跑去,被芳蕙的腿绊了一下,直剌剌扑倒在地,摔岔了气,喊不出声音来。芳蕙醒了,连忙爬过来看他,往他背上拍了好久,小孩放声大哭。
娘批啊,司令都不知道我能跳过木箱了。
自问自答
没有经历过抗战的人写抗战,是否有说服力?
作为小说而言,说服力的重心似乎不在凿凿真实的历史层面,终究和“人”这一主题的关系更大。写作技术上,短篇小说略好处理些,长篇则更需深究。这道理说起来比较容易,落实好挺难的。当然,如果没写好,这不是借口。
以前是否写过这类题材?
没有。我不太擅长看资料写小说,主要是这些年一直在写90年代到当下的诸多题材,没时间腾出手写更早年代的。我家族中有一个长辈在抗战期间因为营救中共太湖游击队的战士,被日本兵点了天灯,叔叔们曾说起这件事。经他们描述过的故事,似乎更具备一种“讲述的可能性”。
会将这类故事写成长篇吗?
也许会,那将考验我的历史观,同时希望在文学上也有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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