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屏瑾

　　

　　

　　杜鲁门·卡波特并不是“一本书作家”，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已经达到了某种写作的巅峰。重读这本《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无非是在重温这一结论。以这部小说为坐标，后来的《圣诞忆旧集》《蒂凡尼的早餐》《冷血》等，每一部与之相比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很难用“渐渐成熟”来描述卡波特这样的作家，他在写作上的成熟表现在不尽相同的层面;也很难用“风格多变”来描述他，并不是哪几种风格在引领他的创作，他的每本书都像是被神秘的闪电击中一样，灵光乍现，自成一体，再难重来。如果说有一种风格属于卡波特的话，那应该是他生命的风格，这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里已经展露无遗。

　　《别的声音，别的房间》出版于1948年，卡波特从21岁起就开始构思这部半自传体作品。一个男孩奔赴异乡寻亲，同时也找寻自我的故事，从小说这一门类兴起到它的黄金时代，这一故事就不断被重写，一些基本的线索已在阅读预设中了：经历了一路艰辛，男孩抵达神秘的庄园，遇到几位神经质的人物，及至见到了他的父亲，却是瘫痪在床的废人，父亲的地位遂由另一位成年男性所取代，后者对男孩的身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没有遭遇叛逆，在经历了一场出逃-回归事件之后，主人公觉得自己终于长大了，且把过去的自己“抛在了身后”。

　　过去有人指责卡波特不会讲故事，这并不公平，至少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里，他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完整，甚至太完整了。但是，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卡波特是怎样去精心建构这个故事的，后来出版的叙事学和小说鉴赏类书籍里，谈到类似的成长主题小说，也罕有人引用卡波特的小说来做例子。可能是因为卡波特以一种近乎扭曲的浓墨重彩的笔法，将这个故事层层涂抹。小说的言辞极为华丽，借用部分的儿童视角，毫无顾忌地挥洒各种各样的奇崛想象和绝妙比喻，意象层层叠叠，浓得化不开，传达出一个毫不节制的文字享乐主义者初生的激情，使它成为了一部充满“伪饰”又十足坦诚的精彩作品。

　　小乔尔走出新奥尔良，向老南方的腹地进军，这次迁徙事件的原型是，卡波特在童年时期被父母从路易斯安纳州送往阿拉巴马州生活。在小说里，小乔尔的目的地是中天城，这是一处虚构出来的地点，自始至终被描绘得如梦境一般，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梦，也是一个饱含冲突感的梦。13岁的男孩走出家门，口袋里没几个硬币，随身带着一口巨大的旅行箱，箱子上贴着世界各地的旅行标签。他长相清秀，讨人喜爱，却对世界充满敌意。在快要迷路的时候他几次被搭救，指引和搭救他的不是童话故事中的英雄，也不是他喜欢的魔术师，而是粗鲁的卡车司机，善念不怎么够用的咖啡店老板，以及衰老颟顸的黑人车夫。

　　这趟旅行的吉兆不多，哪怕是路上的风景。对美国老南方的描写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点，几乎有两幅笔墨同时展开，一幅表现南方的现实，破败荒芜、烟尘漫天、好人难寻;另一幅描绘出一个幻影重重、哥特式的南方，乔尔的眼里看到的是：池塘像巨大的沼泽地滚着人头似的睡莲，马路边破败的房子像没有眼珠的眼窝，腐朽的阳台伸出碎玻璃的牙齿，大地沉没在黑暗的水中，忙里忙外的黑姑娘像是哪个溺死的老海盗的美人鱼新娘……这太符合一个敏感、脆弱，缺乏安全感的男孩的感受，他刚刚经历母亲的死亡，很久以前就已经出走的父亲如同已经死去，现在却突然从死里复活，召唤他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所以，这趟旅程注定与死亡的记忆和体验有关。

　　斯卡利庄园就是这死亡与没落的中心，这里没有水管、电器这些现代化设施，住在这里的人都懷抱着伤感或是不甘，就像伦道夫堂弟说的“每年我们都下沉四寸”。庄园的主人，乔尔的父亲桑瑟姆先生遭遇枪击后，卧床不起，非但不能清晰地说话，连眼睛也闭不起来，他靠仅有的一条胳膊朝床下扔网球，表达自己的情绪。在尚未目睹这一现实之前，乔尔看到那些绿色的、红色的网球不时从楼梯滚落，惊异、恐惧和迷惑令他不知所措。庄园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挫败感，如果不用追忆、幻想和梦境去填补，简直无法忍受这种死气沉沉的生活。

　　这同时也是男孩经历成长和身心成熟的日子，充满破土而出的躁动，充满生与爱的渴求。出于与生俱来的坦诚性格，卡波特把这一过程描写得极为细腻，又由于超乎寻常的审美力和观察力，这种细腻并不流于世俗，而是深入心理与内在的视角，极为生动地解释了在男孩的生命过程中，一种重要时刻的来临，一些重大选择的发生。在我看来，还没有一部小说像《别的声音，别的房间》那样，在男孩的性意识生成这一点上解释得如此成功。难怪当时就有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充满了弗洛伊德学说的符号”。

　　受了各种委屈的乔尔，就和所有的孩子一样，觉得所有人都和他过不去，甚至上帝也是。“这一串事儿里有谁很卑鄙地捉弄了他。只是他不知道应该怪谁或者怪什么。他觉得自己被隔离了，不知道自己是谁。”当他的朋友劝他好好祷告时，乔尔祷告道：“上帝，让我被爱吧！”爱与被爱让人行过死荫的幽谷，在乔尔这里，就是顺利度过在斯卡利庄园的日子;但是爱也充满了艰辛，充满了试错，最后淬炼出什么样的一种天性，才是卡波特认为重要的。

　　在卡波特笔下，我们看到的就是天性在萌发过程中，不断地遇到试探，横冲直撞，反复掉头寻找出路。乔尔失去了母爱，姨妈埃伦曾短暂地照料过他，但他现在已断了后路，没法给她写信，也没法向她诉说自己在斯卡利庄园的不如意。他原先想要重新获得父爱，但这个愿望完全破灭了，他反而陷入了对父亲的惧怕和厌恶中。父亲的续弦艾米是个平庸的女人，对乔尔不可能产生任何理解，他倒是在与黑人女仆苏的交往中，得到了一种类似母爱的补偿感，但苏的肤色与地位注定其卑贱的命运，她给予乔尔的情谊并不能获得充分感知。在小说的结尾处，苏告诉病中的乔尔，她在旅途中曾惨遭过路人的蹂躏，一种巨大的悲戚之感笼罩着他俩的谈话，但乔尔不能确定自己的想法，只能感受到这桩丑陋之极的事件带给他的冲击和难以承受的痛苦。

　　斯卡利庄园里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乔尔的两个人，是小女孩伊达贝尔和伦道夫堂弟，也是这部小说里写得最出彩的两个人物。伊达贝尔是个厉害的假小子，她叫乔尔“娘娘腔”，两人走上了共同探险的旅程。这种基于性别错置的亲密友谊，是卡波特一生中写得最好的几种情感类型之一，但在这部小说里只是开了个头，主要作用仍然是帮助乔尔“认识他自己”。

　　他們曾经一起赤条条地在河里洗澡，伊达贝尔总是对性别这件事不屑一顾，也对乔尔的害羞不屑一顾，但乔尔注意到了她已经开始变得女性化的身体。在他们共同出逃的那个晚上，两人又一起目睹了一场成年男女的野外交欢。乔尔觉得自己几乎就要爱上伊达贝尔了，至少对她产生了强烈的依恋之情，他大胆地亲吻了她，为此挨了她一顿揍，但这还不算什么，在暴雨如注的狂欢节之夜，伊达贝尔对长不大的紫藤小姐产生了爱情，就这样把乔尔抛在脑后。

　　对乔尔的爱的难题来说，假如伊达贝尔是一种反作用力，那伦道夫堂弟就是一种正作用力。伦道夫是这部小说中唯一一个懂得什么是爱的人，也是唯一一个知道死亡与爱之间并不遥远的距离的人。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会记住伦道夫堂弟那段对爱情的动人追忆与诉说，也会记住他对爱的定义，虽然这两者都很难进入爱情书写的正册之中，因为伦道夫是同性恋。

　　伦道夫爱上了一个墨西哥拳击手“佩佩”，从对他一见钟情开始，才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但“佩佩”与伦道夫的前女友私奔了，这几乎毁了伦道夫，从此他日复一日地朝地球上所有的城镇与村庄写信。与此同时，他也成为了一个在斯卡利庄园飘来荡去的幽灵，成了乔尔的导师，不断地告诉他有关孤独的各种秘密，和死亡的各种形式。在乔尔从自己那一场伤心事件中痊愈过来后，伦道夫就成了他最后倾心的人，是伦道夫带领乔尔去他一心惦念着的“云中酒店”，这座残破的废墟，昔日曾名流云集、盛极一时，因为卷入了几场死亡事件而成了幽灵出没之所。“云中酒店”的含义非同一般，它的故事先是由一个隐士般的看门人告诉了乔尔，后来它反复出现在乔尔的梦中，最后他才和伦道夫去那里梦游一般地行走了一番，也正是在那一时刻，他对伦道夫说，“我们是一样的人。”在这座象征死亡、去势和终结的废楼之中，他确定了自己的性与爱的本相。

　　像“云中酒店”强烈的充满死亡气息的暧昧感一样，乔尔觉得伦道夫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是一个身份否定另一个身份，是自己反对自己，是“一口袋伪装”。这让我们想起《蒂凡尼的早餐》里的女主人公霍莉被人说成是“一个冒牌货”。作为空虚生活本身的伪装，或是虚假产品的冒牌货，往往反过来意味着令人难以承受的真理。

　　伦道夫堂弟说，“头脑可以接受劝告，但是心却不能，而爱，因为不懂地理，所以不识边界。”“任何存于人的天性中的爱都是自然的，美丽的，只有伪君子才会追究一个人所爱为何，那些不懂感情的人，还有那些醉心神圣信仰的人，他们为此焦虑担忧，反而频繁将指向天堂的箭头误认为是指向地狱的。”这就是卡波特或许过早地体悟到的真理，既甜蜜又苦涩，带有声辩的意味，又那么温和、天真。几乎所有的传记作家和批评家都喜欢摘出这些话，它们甚至被刻在了卡波特死后的纪念碑上。《别的声音，别的房间》里的乔尔13岁，伦道夫堂弟35岁，而卡波特23岁，最终，这部小说像极了他与他的过去、未来之间的一场有关死亡、爱与天性的三者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