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冰夏

　　“‘如果我第二次从死亡中重生，我该说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于是我回到我阴暗的房间，又躺下来，开始检验一个想法，永恒是扭曲的基督徒们开的恶作剧玩笑。”

　　——达拉斯·韦伯《天蓝散文集》

　　我们玩个游戏吧，她是这么说（打）的。什么游戏，我问（打），没有用问号。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她说（打）。然后她发来两个表情符号，一个上面有只肥猫滚来滚去，大概意思我理解为“捧腹大笑”。另一个比较叵测，是个漂亮女明星，色眯眯地看着你，十分魅惑地眨了眨眼睛。我想我回什么呢。我从来都不存这些玩意。好不容易在同学群里翻了又翻，找到个极傻，也不会动的，图，上面写着“你们城里人真会玩”。我发了过去，没回音。第一天没回音，第二天还是没回音。到了第三天，我想，“呵呵”。虽然我们见到一个真人，从来不说“呵呵”。但毫无疑问，我就是这么想了。

　　需要交代一下前因后果。讲一个故事，用普通的方法，可以暂时没有后果，但不能没有前因——前因，发展，后果。当然也可以用倒叙的手法——一半的后果，前因，另一半的后果。现实生活中，如果你听一个不具备以上好莱坞编剧班教授的三段式叙事结构能力的活人——比如我隔壁桌的同事张大明——讲故事，那么再简单的故事也会变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你不仅搞不清“时间线”，也搞不清人物的年龄、性别、职业，以及数量，更弄不明白哪些情节属于前因哪些属于后果。一开始你以为自己在听一个有关张大明和他女朋友吴阿敏在张大明讲故事之日的早晨发生的足以让110抵达现场的口角的故事，听着听着，你却发现你知道了张大明老家的村子里养了多少口猪，以及吴阿敏她妈嗓门有多大，却对当天发生了什么依然一无所知。如果你在半小时午饭时间的第一个十分钟内意识到这点，那么这出好像大部分缺乏真金白银的甲方敲打的小制作烂片，开头总是冗长无比，拍到一半发现钱袋空空，于是一言不合就乒铃乓啷对着你的（或者导演、编剧想象中你的）G点狂敲一通最后猝不及防迅速完事一样——尚且有补救的可能。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剪辑师为民除害的鼠标，提前删了没用的信息，迅速把张大明的大嘴巴导向主题。一旦你错过了那个节点，就感到无力回天了，这个时候张大明通常已经沉浸在养猪、杀猪或者其他什么乱七八糟无关紧要的事情的细节里不可自拔，彻底把本来要讲的故事全给忘了。于是我只能把脑袋自动转换成看全片是刮胶片实验电影的待机模式，自行靠主观能动想象填满午饭时间，至于张大明跟吴阿敏为什么吵架，那是个悬念。所谓悬念，一直悬着，才能让你念叨。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大明深谙叙事，让他唯一的读者——我，愿意（或不得不愿意）听他胡说八道。

　　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公众号“小编”。张大明是什么人呢，他是个给我写来抄来拼来的傻×文章配图、弄视频的人。前文提到的女性是什么人呢，她既是我们的甲方（金主），也是我们所谓的乙方（读者）。这些基本信息，理论上是重要的。

　　另外一些信息，则很难说重要，但也不妨提供给我的读者。今天的读者不比过去的读者。当我们讨论读者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这是上个礼拜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女性转发给我的付费课程的名字，我没花原价199、现价9.9去听，因此并不知道这道题的答案。这位女性——我们姑且叫她小A——因为今天的读者并不会因为作者用神秘莫测的“本文一开始提到”而把大拇指往上滑动，他们只会把文章关了，把你的号取关了。小A作为一名女性，不失其风采与魅力（此处省略300字对其风采或魅力的描写。传统叙事认为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即需要作者事无巨细的描写才能想象出人物的样子。而实打实的数据显示，网络读者抽象思维能力极强，对作家用来炫技的人物描写毫无兴趣，连人名也不想记，因此人物通常由小A、小B、小3等代替，构成读者立刻能理解的三角关系。面对抽象能力极强的读者，我们只需提供一些简单信息，比如小A不失风采与魅力，读者便能判断，这位小A年纪已不能算轻，过了其充满风采与魅力的时候。）但作为一名甲方，这位女士的歇斯底里程度堪比每个马斯特罗以阿尼的银幕情妇。每个礼拜一，我们的小A女士会从她市中心的高级办公楼脚踏高跟鞋坐十站地铁来到我们这夹杂狐臭脚臭螺蛳粉臭的互联网行业联合办公室。数据，小A走进会议室就开始嚎叫，我们的数据不堪入目、惨不忍睹、惨绝人寰。听到这个我和张大明是无动于衷的，因为我们作为员工，拿的是工资，不是数据，好像老黄牛生产的是牛奶，不是奶厂的股票。这一类型的类比我可以无限比下去。小A又提高了一个八度——安布罗斯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你们出不了数据，可以立马解约滚蛋。这话我和张大明听了依然无动于衷，但我们这小外包公司的陈老板一张大盘脸开始发红，面露他最为擅长的便秘表情，两根眉毛往他大肥脸的上方抽动，刻薄本薄的嘴唇忽然像香蕉皮一样外翻，张大明将其形容为在Photoshop里把圆形拉成椭圆形的过程。我们的这位陈老板通常是个淡定的人。作为一名资深外包转包又转包的皮包公司老板，他深谙我在前文提到的逻辑——一旦你熬过了签约，以及该合同期三分之一甚至不用那么多，五分之一、十分之一的时间，你就很难被解约，好像微信上的读者如果看到文章第四段才发现这是篇无聊至极的烂文章，通常也会拉到最后看看评论，成本虽然沉没，多少得点利息，能捡回来一点算一点，总比重来一遍省时省力。这位老板也只在每周一的这个时候出现在我和张大明工作的地方，因为他还有其他五个疏于管理的皮包公司，每一个公司最重要的业务都是套取政府补贴。哪里有小微企业园区补贴，哪里就有我们的陈老板。

　　安布罗斯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电子游戏。这公司据说是家美国公司，但我从未见过小A和她四位下属之外的人，他们各自操着东北口音、蜀地口音、中原口音、广东口音，来自美国的可能性完全没有。另外，谁也说不清公司为什么叫安布罗斯，就小A的说法，好像是从什么科幻小说里来的。小A的下属小B则说，美国大老板用的是自己叔叔还是舅舅的名字命名的公司，这位叔叔或舅舅是位美国大作家。两种说法均找不到证据证明，但安布罗斯公司是家游戏公司，是无法反驳的事实。安布罗斯最为出名的游戏是个路人皆知的密室逃脱手游，过关难度大到一度全网五千多人进行了24小时不睡觉解谜活动也未能成功。这类游戏自然不需要我和张大强添油加醋地宣传。我们最近主要攻克的是个增强现实游戏，也就是玩家必须物理意义上出门才能完成这游戏给他们设定的目标。有的时候玩家被要求去家门口的小菜场捡几块金币，随手可以买一大瓶肥宅快乐水和两包香烟，这尚且在玩家接受的范围之内。有的时候玩家则被要求去离家至少一个小时的荒郊野岭，不是旧厂房就是垃圾堆，那种除了烟蒂、可乐瓶、避孕套、破电线、烂木头、沾满狗屎或人屎的塑料袋，只剩下凶神恶煞的保安的地方，往往就为了捡把游戏里的钥匙。这钥匙的用处是去开游戏里此类旧厂房或者垃圾堆的门，以便捡更多游戏里的破烂——这游戏的互文程度、变态程度、扭曲程度，超出以受虐著称的安布罗斯玩家物质与心灵上的接受范围。无论我和张大明如何把这些垃圾场描述得天花乱坠，把这垃圾场一日游的经验用乌立波、得利服、法兰奈尔等外国词语高大上化，每天我们的微信后台收到的全都是玩家一脚掉进泥潭或者因为手机没电被困十幾个小时的配图投诉。这个游戏，叫“废墟乐园”。

　　怎么说的，以上为背景。冗长无趣，总是冗长无趣。

　　在我心想“呵呵”后过了两天，一大早，就在我刚半梦半醒摸到牙刷，上衣都还没穿上的时候，听到有人猛敲我家的门。门外的快递员迅速递（扔）过来一个很薄的快递信封，瞪了一眼我赤裸裸营养不良的上身和裆前碰巧有个破洞的短裤，马上消失不见。很少有人快递信封到我家，我感到惊奇，立刻用还没刷上的牙咬开信封，倒出几张纸，一张是机票，几张是打印出来的某个地方的地图，上面的地名全是英文，另外还有一本护照，护照是我的，意思是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印着我的照片，里面还夹着美国签证。我看了看机票，是张单程机票，时间是当天下午一点半，浦东机场到芝加哥奥黑尔。

　　怀疑叙事逻辑不通是读者常见的毛病，游戏玩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总能找到道具回到游戏主线，有确定性的心理保障，碰到硬bug也不依不饶，体现出读者对作者的充分信任。比如我的护照理应在我家里，为何会出现在来路不明的信封里。事实是，我的护照早就丢了，我已经几年没出过国，也没想过重新办一本。用游戏的思路，这护照本来就在某个地方，找到了捡起来就完事了。我看了看手机，和小A的对话依然停留在“你们城里人真会玩”。我写（打）了个问号给她，没有回应。

　　我并沒有几件像样的衣服，我想，这省去很多麻烦。我也并没有什么宠物需要找人投喂，或者女朋友需要告知，这省去了更多麻烦。从拿到信封到拎着小箱子坐上2号线地铁我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其中还包括刷牙洗澡剃胡子的时间。到了地铁上我才想到，也许应该带点武器，哪怕一把小刀，也是好的。我从没去过美国，我只听说美国街上有很多抢钱的黑人。

　　在机场我一眼就看到了小A。才11月，外面至少有18度，小A穿着件大红色的加拿大鹅羽绒服。我这才想到，没有带冬天的外套，那里应该很冷，恐怕必须要去买一件。即便如此，我没有走过去找她，而是去机器上刷护照，打登机牌。我想知道这护照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我会问小A，你从哪里搞来的护照。如果是假的，那我会问小A，你从哪里搞来的假护照。本质区别不大，对故事进展几乎没有影响。就在我在屏幕上按来按去的时候，后面有人拍我。我一看，张大明。我说，张大明，你也来了。他说，你也来了。我说，小A在那。他说，我也看到了。我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他说，不知道，但你是公务舱，我为什么只有经济舱？我仔细看了看屏幕，他说的是事实。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小子是不是有奸情？我说，没有，我发誓。他摇摇头，表示不信。我说，那你的护照又是怎么来的呢？他说什么怎么来的，我们的护照不就是安布罗斯给我们办的吗？我说，吴阿敏对你一大清早被叫起来去美国没有意见？张大明没回答，他在四处张望，他可能没听见，也可能不想回答。我忽然意识到，我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所以只有我什么也不知道。

　　小A这时候不见了。我又看到她是在飞机上，在我旁边的座位。我说你好。她放下手里热气腾腾的湿毛巾，猛地点点头，招呼我坐下。她的表情过于热情，仿佛对这一瞬间不仅有准备，准备得还有点过于充分。在游戏里，我们预期从对话对象那里得到有用的信息。用来做什么？有时候要很久以后才能知道。我问，你是怎么搞到我的护照的？（我对这一瞬间同样做了准备，我意识到。）小A笑了笑，说，我都说了，我们玩个游戏，总得有道具吧。说完她把脚底下的一个旅行袋扔到我脚底下，说里面有羽绒服、雪地靴、手电筒、美国号码的手机，还有点干粮，就当是盘缠吧。你会明白的。我说我什么也不明白。她说，谁能什么都明白呢？这话把我问住了。有那么一小时，飞机滑出机场，乘务员重复谁也不听的安全指南，声音浑厚的美国机长用嘻嘻哈哈的聊天口吻报飞行时长与天气，前座的老年女性已经打起了呼噜，我和小A一句话也没说。小A一直看着窗外，把脸糊在玻璃窗上。这一小时内我注意到两条我此前从未注意到的信息，第一，小A的手腕上有道疤痕，谈不上新鲜，但也不像是陈年旧伤;第二，她喜欢抖脚。

　　为了打破沉默，我说，我以为你是个成熟的人。她说，这是什么意思？我指出了如上两点。她看看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选了你吗？我说，不知道。她说，因为你从来不问问题。至少以前不问。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想，呵呵，但我没说话。坦白说，她说，其实我和你一样是个打工人，你可能觉得我凶神恶煞，母夜叉一样，那全是装的。我说，谁不是装的呢，我看起来唯唯诺诺像个傻×，就不是装的吗？她说，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听吧。我说，对不起要问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她说，人都有个故事。你讲你的，讲完我讲我的，这样算公平，也能消磨点时间。我说，我很普通，大学毕业，各处混了段时间，待过一阵北京，待过一阵广州，最后来了上海，就那么回事。她说，捡重点说。我说，什么是重点？她说，你是写公号的，你不比我明白？我说，好吧，我讲给你听，我15岁时离家出走了，我家是个小镇子上的，上海附近的一个镇上，我爹死了，我妈第二个月就跟给我爹治病的医生好上了，所以我就跑了。我跑到北京，跟网上认识的几个搞摇滚的混在一起，摇滚没怎么搞，基本都在网吧里打游戏。过了几个月我妈找到我，让后爹把我打了一顿，开刀的医生手劲非凡，打人稳准狠，绝不留疤。那时候我妈已经怀孕了。我并不喜欢我妈，我妈在我们镇上是个狠角色，不是你想象的搞计生什么的，我妈就是个超市收银员，但谁见她都怕，因为她什么八卦都知道，嘴还特别毒，拆穿了不知道几对野鸳鸯，所以我爹死了，她跟给我爹开刀的医生好了，因此儿子跑了，镇上的人都有点窃喜。很快我就又跑了，北京去不了，因为我妈把北京那些网友的身份证全复印了一遍交给警察。我就去了广州。反正我就挑离家远的地方去。这回我妈没来找我，因为肚子太大了。最穷的时候我确实没饭吃，我其实不是没钱，我爹留了些钱，够我过几年的，但年轻人都倔强，我不想花我爹的钱。但是未成年，能干什么呢？我就去给人讨债，打下手，结果有天去讨债的时候碰到一个老女人，五十多岁，刚死了儿子。编完了吗，她说。没有，我说，你不想听后面的吗，精彩的在后面。不想听，她说，你编故事水平有限，这我早看出来了。为什么，我说。你编得太像模像样，没有真情实感，nobody cares，她说，你写的公号，总是这个路数，所以数据很差。我耸耸肩，说，那你来讲讲。你不是问我手上的疤么，她说，我就说说这个，我不会编故事，我说的都是真的。大概五年前吧，我那时候刚从一个学费很贵的美国商学院毕业，经济不好，我投了几百封简历，只有安布罗斯让我去面试。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安布罗斯公司，但我还是去了。面试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我从纽约坐飞机到芝加哥，从芝加哥一个散发恶臭的大巴站又跟十几个自言自语的流浪汉一起坐了好几个小时的巴士，到了个大农村。来接我的男人大冬天戴副墨镜，中长发上喷满了油，因为太冷，没几分钟就冻住了，像一根根冰柱一样。他不跟我说话，后来我知道他是个哑巴，不是天生的哑巴，后天的那种，自己不愿意说话。就这样又开了半小时的车，到了安布罗斯所谓的总部。天早就黑了，所以我什么也没看到，哑巴也没带我参观公司，就把我扔在一栋房子门口。房子倒是正常，就是普通美国房子的样子，很小，是个平房，就一间卧室。然后你半夜被哑巴猥亵了？我忍不住问。不是那种故事，她白了我一眼，我真喜欢她翻白眼的样子，我想，这是她真正的样子。第二天哑巴来敲我房门，她说，扔给我一只大旅行包，走了。我拉开窗帘一看，外面什么也没有。我说什么也没有，是真的什么也没有。美国农村你去过吗？没有，我说，我从来没去过美国，这你恐怕很知道。美国农村，她说，到了冬天，只能看到白茫茫的一片，偶尔有条路，几辆车，过了夜也都被盖在雪底下，晚上一望无际的黑，白天一望无际的白，闪瞎眼的白，所以哑巴戴很厚的墨镜。美国农村没有火车，也没有热腾腾的饭馆，更没有搔首弄姿的人，什么也没有。中西部的农村，冬天狂风吹过去像死人脸一样面无表情，风从死人鼻孔里吹进去，从死人耳朵里吹出来，一点没打折扣。我打开包，里面有件厚羽绒服，一双雪地靴，一副墨镜，几张地图，还有安布罗斯公司的简介，就一张纸。我知道了，我说，密室逃脱是吧，但不是密室，荒野逃脱，雪地逃脱，哦对，废墟逃脱。她说，就你知道得多，我倒要问，你编个十五岁离家出走的故事是为了什么？不为什么，我说，不就是人设么，我选个人设罢了。你这算是什么人设？她说。少年孤狼人设，我说，一般是这个情节。

　　人对叙事的需求为何要从对话中获得？大部分时候对话毫无意义，只是种形式主义，可以全部省略，我国相声艺术能完全证明这点。但毫无疑问我们在玩这个游戏，就必须把对话继续下去。小A在提供给我她所需要提供给我的信息，而我呢，说什么都是一样的，无非是得到信息的过程长一点，或者短一点，而飞机要飞13个小时。所以我说，那我说个真的故事，你听吗？小A说，你说。我说，几个月前我还有个女朋友，张大明都不知道。我从来没承认过我有女朋友这件事，对张大明没承认过，对别的朋友也没承认过。女朋友是个有夫之妇，有个几岁的孩子，但就她所说，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我可以不用担心，也就是默认她爱我，允许我爱她。但我怎么可能爱她呢，大部分晚上她从我的床上回到她的床上，睡在别的男人边上，这样的女人，男人是不会真的爱上的，这是事实。但我需要她，因为我很孤独，仅此而已。后来她自杀了。从港汇五楼还是六楼跳下去的。我是看了别人用她微信发的朋友圈才知道的。这之前一周她没来找我。通常都是她来找我。她死了，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跟我有没有关系，我没人可问，也就是说任何她认识的人回复那条宣告她死亡的朋友圈，我反正都看不到，所以这事就像没有发生一样。讲完了。小A扑哧笑了出来。你觉得我还是编的，是吗？小A说，不一定，但不重要。我说重不重要，不是你决定的，你把我弄来陪你坐这飞机，玩不知道什么游戏，让我坐在这听你慢慢说游戏怎么玩，还用个莫名其妙的故事想把我套住，以为我愿意干很多事，就为了听你为什么自杀，这公平吗？小A又开始疯狂抖脚，她很容易紧张，我不喜欢她抖脚，但也没法阻止她。或许我可以把她的腿绑起来，我低头打开脚底下的包，想看看里面有没有粗绳。你在找什么，小A问。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刀，觉得需要一把，我说。刀过不了安检，想什么呢，她说。我不信任你，我说，这是问题所在。为什么，她说。因为你很明显是个焦虑症患者，一天不出点KPI就浑身不舒服的那种，你根本没耐心玩安布罗斯公司做的那些游戏，我自己，有时候非常喜欢，有时候烦透了，何况我还以写安布罗斯公司的公号为生。在接你们这个客户之前，我和张大明写的是方便面广告、辣条广告、自嗨锅广告，全是垃圾食品，写完了我们俩胃口很好，高高兴兴吃麻辣烫去了，现在呢，成天吊人胃口，什么样的人玩废墟乐园，你不是不知道，精神不正常的人，时间多得用不完的人，钻牛角尖能从牛屁眼里钻进去的人，最后就是自己也他妈开发游戏的人，以这种人为最多，难缠透顶，数量呢，加起来也没几个，是谁一天到晚朝我们吼要出数据的？所以我不信任你，我不知道你要干吗，但我觉得我需要一把刀。你脾气还挺大的，小A说，张大明脾气比你好，可惜太土，不然我不会让你坐我边上。告诉我吧，我说，你到底为啥割腕？小A说，你说得对，之前那些情节都是安布罗斯设置的，我也没有别的办法。美国人的说法，别开枪打信使。我不觉得无聊吗？我当然觉得无聊。我的梦想是高盛银行，再不济也可以去个硅谷科技公司当个产品经理，可我鬼使神差做了这份工作，拿了钱，那必然要办事。公司要我找两个人空着脑袋去测试游戏，我就找了你和张大明。别扯这些，我说，你为什么割腕？我知道你不想说，但我多问几遍，你就会说。小A这个时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可能戴着美瞳，或者天生哭得不自然，总之视觉效果非常卡通。那我就告诉你吧，我以前一直是个顺风顺水的人，没碰到过什么问题，一直到商学院毕业，找不到工作。好几个月找不到工作。签证快过期，学费是问银行借的，账户里只有几百块。我觉得我该死，我就割了，很形式主义，坐在浴缸里割的，看着浴缸里的水一点点变红。室友把门踢开把我救回来的。就是这样，这是真的。哑巴是我室友的叔叔，安布罗斯的设计总监，她介绍我去安布罗斯面试。就是这么回事。安布罗斯救了我的命罢了。满意了吗？我说，我累了，要不睡一会吧。飞机还要飞12个小时。她好像在抽泣，可这已经与我无关。

　　还能说什么呢，高潮要来了。等得再久，总会来的。

　　首先是张大明，他的角色是开车。小A说得没错，这地方平到让你的眼睛无处可放。下了飞机她马上消失不见。我知道她还会出现，在所谓的大结局之后。只可能是这样，总是这样，无趣到令人反胃。张大明的开车技术很不错，平时在上海热衷于开着皖牌车在单行道掉头，但高速公路上没什么真正的用武之地。很快我们就迷了路。到达地图上标注的地方的时候月亮正在头顶上，比我包里的纸头上预计的时间多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筋疲力尽，虽然穿着巨厚的羽绒服，依然感到自己像块冰柜里的肉，融化的时候骨头里会出水。张大明一路骂娘，骂得并不那么诚心。实际上他挺愉快，不用和吴阿敏吵架（在不知道开了几个小时的车程中，张大明终于说明白了他们吵架的原因，主要是结婚以后生几个孩子的问题，张大明最少要两个，吴阿敏最多要一个，吵架从生几个孩子发展到买哪里的学区房以及首付从哪里来贷款谁來还最后广场舞界见多识广的未来丈母娘参与进这场与她什么关系也没有的小打小闹指出张大明开养猪场的爹妈配不上自己这个时候张大明没忍住在未来丈母娘往门口移动的时候伸出了一只脚于是110、120等等等等。实际上张大明对生孩子毫无实际概念。），还能在空无一车的乡下马路上假装逆向超车。

　　其次是哑巴。哑巴的人设正是哑巴，你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信息。哑巴戴着墨镜，头发正如小A所述，像一条条冰冻的麻花。哑巴还有一些小A没有描述的特点，比如其身材魁梧，毛发旺盛，像极了北极熊，又比如他虽然不说话也不打手语，却一直在手机上打字，还戴着蓝牙耳机。

　　唉那，安布罗斯是个人吗？张大明问我。可能是公号排版的职业病，他的问题在我已经快出现幻觉的脑袋里以安布罗斯是个人吗、安布罗斯是个人吗……、安布罗斯是个人吗？？？等形式出现。我没回答他。我想这是个“修辞性”的问题，但我此刻发现自己这么想，是因为斜体字、双引号都是修辞性的字体。它们放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

　　张大明跟着哑巴开往废墟乐园——废墟乐园，真的叫这个名字，字写在路牌上，那种公路边的路牌，上面写着通往它的距离——30英里、18英里、5英里。

　　有的人在意识恍惚的时候只能说短句，张大明是这样的人。我们在哪，他说，要干什么？这啥？什么鬼？我是谁？我在哪？

　　安布罗斯废墟乐园门口写着一行字——“乐园让谁快乐？”

　　你指望在这里找到什么呢？我们只知道得先睡一觉。安布罗斯搭了个有暖气的大帐篷。帐篷上写着大字：安布罗斯。我们不是这里唯一的访客。大帐篷里有几十个小帐篷，哑巴指了指，示意我和张大明各拥有其中一个。哑巴走了。邻居从帐篷里爬出来，一个小男孩，不超过18岁，穿着条短裤。我知道，我们需要和他说话，我知道。但我不想说。我不想动。我感到非常绝望。张大明没有极端的虚无情绪，他有现实问题，比如去哪里上厕所。少年指着手机告诉他，地图上绿色的点是厕所。张大明去了，只剩下我和他。我知道我要听到我最不想听到的话——So， whats your story？我想告诉他，任何我的故事，除了假的，就只剩下你也听过的。斜体字代表我内心的声音非常响亮，比我本人的声音响亮得多。但我没有这么说，因为这话不仅是假的，恐怕他也早已听过。我问他，你来了几天了？两天，他说，刚来不久。我说，你不怕冷吗？他耸耸肩。我说，这是什么地方？他说，有人几十年前在这造麦当劳主题乐园，造了一半，人死了，自杀，这地方就荒废了。你看，他又指了指手机屏幕上的某个点，有个麦当劳城堡，在那，他妈的，今天没去成，路被雪埋了，杰夫和山姆弄了一整天化雪的盐，不知道够不够。钥匙在里面吗？我问。你开玩笑吧，他说，不会那么容易的。他拍拍我的肩膀。我说，Is it fun？他掏出根烟，抽了口，说，Sometimes。我是被骗来的，我说，By mistake。要来一口吗，他问。好的，我说。很快我睡了过去。

　　再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我承认，我是被冻醒的。我走到帐篷外面，那所谓的城堡，依稀能看见一点。谁的梦想在这里破灭，谁又把人骗来这里纪念那梦想？这个故事，不管多离奇，网上搜一搜，就能知道。没法知道的是他究竟为了什么自杀。我朝着城堡的方向走去，我只想更近距离地看一看这片废墟的样子。雾气很重，我看不清自己呼出的气。有一刻我想，再见到小A的时候我要告诉她，我不是冷漠无情的人，我也不是唯唯诺诺的人，我甚至不是不善于讲故事的人，但我学会了这些，忘了我本来是什么样子。即便我能想起来，原来的样子肯定更糟糕一些。此刻，我是个还没找到钥匙的人，毫无头绪。想到这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迷路了，因为我不再能看到那所谓的城堡。这雾恐怕是游戏的一部分。我继续往前走，地上的雪因为撒了盐，踩起来像泥浆，哪怕在黑暗里也发出污浊的声响。我可能在往前走，也可能在往后走，取决于你从哪个方向观察。有一刻我想，如果我冻死在这里，不失为一条完美的公号文章，小A梦寐以求的流量。没有人说钥匙在城堡里，甚至所有人都认为钥匙不在城堡里，但他们还是会朝着城堡的方向而去，然后在一片雾里，迷路，等待天亮，或者哪个负责指路的哑巴恰好出现在面前。我走了好几个小时，天却依然没有亮。我看到几个人在不远的地方走过，各自孤单地走着。我没有跟他们说话，他们可能没看见我，也可能像我一样，选择了什么想象中的孤狼人设。除了那已经消失不见的城堡，我还看到一座平房，就像小A说的那样，最普通的美国平房。我打开第一扇门，里面有咖啡的香味，第二扇门里有条狗，我感到恶心，不想再打开第三扇。令人绝望的圈套，人拒絕不了的一切，咖啡、狗，等等，最基本的诱饵，最基本的逃脱，基本而有效。我想告诉小A，让她转告哑巴或者哑巴背后的什么神仙，我同情并理解他，但这游戏不能让人感到愉快，无论你如何用头脑或者药物说服自己穿着短裤走在天永远不会亮的雪地里，它与快乐没有一点关系，相反，无非是种割腕式的表演行为罢了。没多少人能成功靠割腕获得快乐。小A的幸运不适用于大部分人。后来我被别人扔下的手电筒绊倒在地，头破血流，裤子也摔破了。在仅有的一盏路灯下，鲜血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一个年纪很大、浑身破洞的女人帮我贴了块创口贴，她过于友好，也意味着过于孤独。一个长相清新、干净到发光的年轻人送给我一条他的裤子，他不友好，以慷慨取代友好。他们有备而来，我却没有能与他们交换的东西，于是我离开了他们，没说再见。有个女人跟着我走了一段。她问我，天为什么还没亮呢？我知道她问的不是这个问题。她问的是，你可以爱我吗？我回答不了她，我请她不要继续跟着我。后来我后悔了，因为这女人看起来比我更绝望，对我有所安慰。在一大群人当中我看到张大明，顺着他们指指点点的方向我又能依稀看到城堡，但我没有加入他们。我找到一只带盖子的大垃圾桶，钻进去坐了一会，比外面暖和一些，但不知道为什么，每秒钟都想出来。后来我又找到一只垃圾桶，里面也有个人，一动不动，我偷了他所有的东西，把有用的埋在雪里，只留了块破布头，用来擦我脑门上的血。我想起小A的话，这是块平地，没理由看不到城堡，我无非在人工的雾气里不断打转罢了，但我想起来得太晚了，何况我已经不再想去城堡。我尝试跟着别人的脚印前进，把别人的脚印变成我的脚印。我用脚在雪地里挖了个洞，又用手拿雪把它填满。

　　有那么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没看到任何一个人，也看不到那座荒废的M形城堡，我早已饥肠辘辘，走不动路，天却还没有亮。接下去该怎么办？

　　自问自答

　　这是个什么狗屁不通的小说？

　　过去几个月活得比较不堪。人在虚无主义黑洞边上挣扎多年，磨磨洋工打打瞌睡，假装镇定，最后腿那么一软，终于栽了进去，自不令人意外。我思考自己与思考自己的关系，是否解构自我当消磨时光，把心肺早拆成一地垃圾，像乐高玩具一样重拼成人的形状，拼不上糊一糊，存在当然一样存在下去（是否“活”则另作评价），关节偶尔发出别扭的声响，是作为忍无可忍之反面——忍而又忍其本质为自吹自擂的酸（舒）爽感受。我想这是显而易见很糟糕的，很想多加几个副词的那种羞愧难当，对能否靠意志力主观能动戒掉更是抱有彻底的怀疑态度，以至于听到自己的第一人称叙事（也就是说话）便感到萨特的《恶心》（这句话多么令人作呕，却又准确）。《废墟乐园》是个写废了的小说非常不假，但从立意来看，倒也并非不点题。

　　当然《废墟乐园》是对约翰·巴斯的《迷失在乐园》与之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致敬约翰·巴斯《迷失在乐园》的《帝国西行》的致敬。就我个人看来，纵然这两篇小说在美国小说史上地位不低，它们也是比较狗屁不通的。我自己狗屁不通有力不能及的成分，这两篇小说的狗屁不通则主要来自感伤，对文学本质的感伤。篇幅限制，我只能说，文学（乐园？）不是写作或生活（生产力），甚至两者很多时候相互嫉恨，迷失在对方的高大与伟岸之下。

　　元小说的感伤可以理解为第一人称自我怀疑的感伤，好比在饭桌上依照同伴脸上问号的形状编个半真半假的故事，讲着讲着可能同情起自己来。我总想它是普遍的情愫，又总遭遇窘迫，从张口开始，进入困顿（讲不下去）与感伤（为什么要讲）的三段式。而人生无非就是这么一回事情。这篇小说，也无非就是这么个意思。

　　小说和《雪国》有什么联系？

　　有个问题，川端康成的人物总是太过坦诚，脸红的时候我也替他们感到脸红。我最近玩了一个游戏叫《极乐迪斯科》，用的就是这种玩家第一人称自我心理剖析的叙事手段。岛村的故事另让人写一篇，想必是另一种样子？或许真实于我依然是无解之谜。追求实感到体肤的小说，无论如何都让我疑惑。

　　最近还有什么其他想法？

　　有。我发现有些人笑完以后并不想哭，我试图理解这点，做了一些尝试，终于理解辩证法在这时代的无效。福柯嫌厌辩证法的原因适用于这时代的所有。大动干戈摒弃对情绪修辞的基本不屑，好比大动干戈黑格尔式逼供，似乎倒也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