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杭州，我睡在出租屋的地板上，因为我没有钱买床。我睡在天堂的地板上。天凉了，秋天可能来了吧。

　　两天没去“人间烟火”喝酒了。也没见到小渠。怀念她掐我脖子时的感觉。

　　今天晚上，我去了“人间烟火”，还是和以前一样，点了瓶啤酒和一个凉菜，让小渠给我送到天台上去。天台果然没有客人。我坐下来，点了根烟。不一会儿就听到脚步声，她提着酒上来了，另一只手倒提着一只玻璃杯子。我问她：“我的菜呢？”她大声地说：“还没做好！”我就笑：“为什么不一起端上来呢？为什么要跑两趟？”因为她想找机会跟你多待一会儿。她说：“要你管，没事我下去了。”我从桌底下拖出一把椅子，请她坐。“不坐。”她说。低着头，看自己的手藏在围裙兜里玩弄一个什么东西，似乎挺无聊、挺沉浸。

　　我进来的时候，楼下还有两桌客人，他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喂，她问我，你眼镜多少度的？我说，三百度。不会脏吗？会啊。我取下眼镜吹了吹，用衣襟擦了擦，又戴上。她乐了，哪天我帮你洗洗，我可会洗了。你怎么会洗眼镜呢？你猜？

　　我没猜，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她终于把那个东西从兜里拿了出来，是啤酒起子。过来把啤酒瓶开了，帮我倒酒。“因为我洗过。”她说，“我下去啦。”

　　酒面微微晃荡，泛起雪白的泡沫。

　　楼下门口传来一阵很闹的说话声。那些客人吃完走了。

　　可能是收拾碗筷了吧，我慢慢地喝完一杯啤酒，她才把菜端上来。是卤鸡爪。我问她要不要一起吃点，她摇摇头，看着我说：“你真的好奇怪。”

　　帮我倒完酒，她就站在我身后，跟我说话。

　　“你那个猪一样的老板呢？”

　　“他不是我老板。”

　　“你不是叫他黄老板吗？”

　　“他是客户，我们公司的客户。”

　　“哼！那么胖的客戶。”

　　我再次确认四周没人，然后弯了弯手指，示意她伏下身来，要跟她说悄悄话。

　　“什么嘛？”她笑着把脸凑到我嘴边。我用我沾满菜油和酒的嘴唇在她脸上碰了一下。她赶紧跑远了，并骂我流氓。直到我下楼买单，她都没有再上来。买单的时候，她拿眼睛瞪我。我说干吗瞪我？一个菜吃这么久，她气呼呼地说，我要下班了！

　　于是，我就在外面等她。

　　她表姐没来店里接她，她一个人走了出来。我和她一块走，她故意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不愿跟我并排。快到路口的时候，我说，我带你去找你媛媛姐玩。她见过媛媛一两面，还有她那个利用暑假过来体验生活的高中生弟弟。他好像有点喜欢小渠，他们年龄相仿。

　　我不等她回答便拐进路边的巷子。她慢吞吞地跟了来。

　　杨柳不在。媛媛把院子里的灯开着，大家就站在院子里，闲聊。也许是因为见到媛媛和她弟弟，她今晚非常开心，和媛媛站得很近地嘀嘀咕咕，两个人时不时爆发出一阵咯咯的、裹挟着秘密的笑。她们那些长长的手指，似乎也一见倾心，时不时自然地碰在一起，相互轻轻地捏一捏，又松开，你帮我扫一扫刘海，我帮你掸一掸袖口上的毛絮。

　　媛媛个子娇小，有一口参差不齐的牙齿，特别可爱。三个月前，在公司的时候，我曾经跟她说过一次我喜欢她。我那样说是因为我以为她也喜欢我。但我真的很喜欢她那口牙齿。可她说她一直把我当好朋友，她很快就要辞职回老家了：“我只是有点舍不得你这个朋友。”我问她，是不是因为杨柳在追她？快别提他了，她说，他好恶心的。

　　公司临时把我派来浙江，协助杨柳推广新产品。浙江市场一直是杨柳在负责。没多久，媛媛就带着她弟弟从老家过来了。当晚，黄老板设宴给姐弟俩接风洗尘。媛媛在公司销售部做文员的时候，黄老板就是她对接的客户，早就很熟了。那也是我第一次去“人间烟火”吃饭。我注意到一个留着男生头发的女服务员，英气的长相配上一副看起来性格直爽、时常恍惚的神情，让我忍不住多看了她几眼。但我当时的心思并没有在她身上。我沉浸在原因被深深埋藏起来的快乐中。媛媛的弟弟也很兴奋，他第一次离开农村，来一个大城市，坐在一个包厢里吃饭——和一个胖胖的、充满活力的老板，还有两个连名字都没问就直接叫他弟弟的大哥哥，他可能感受到了我们身上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以及他非常向往的社交能力。再加上他还喝了点酒——姐姐说不要给他倒酒，他举着杯子凑到瓶口：“我下下下个月就满十八岁了！”——似乎有点晕乎乎的，于是显得特别放松，看上去那么腼腆的小男生，竟然时不时爆出几句把我们笑得发抖的俏皮话来。

　　我问媛媛怎么想起来杭州玩。来看你啊，她笑眯眯地望着我说，没有啦，我来给黄老板打工。

　　“真的吗？”或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想过到这一层，我当时觉得这真是太好了。

　　“你猜。”她仍然笑。

　　是真的。随后黄总也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媛媛的弟弟也会在他这里实习两个月。又是一轮碰杯。

　　当我还不知道在为什么事情开心的时候，杨柳（已经有点醉了）站起来说，我先送媛媛回酒店吧。我顿时警觉起来，仓皇四望。黄老板在翻他的皮包，媛媛别过脸去喝饮料，她那个傻弟弟已经离开餐桌，跑到门口跟那个留着男生头发的服务员说话，两个人都低着头，似乎聊得很生硬。黄老板从包里拿出房卡，递给杨柳：“房已经开好了，你先把媛媛的行李搬上去。房卡上写了房号。”杨柳接过房卡，用他那中气十足的声音说：“好的，好的。”那是他对客户最常说的，混含着赞同、迎合、感激、承诺、爽快的意味。接着就是——“走吧，媛媛？”——声音瞬间降到了温柔的刻度。

　　媛媛慢腾腾地站起来，她不敢望我，目光直接越过我和杨柳，搜寻着。“我弟弟呢？”弟弟跟那个服务员（她仍一脸恍惚）礼貌地挥了挥手，低着头小跑过来，还没来得及藏起那一脸的兴奋。“我们去酒店了，你去吗？”媛媛厉声问弟弟，似乎有点生气。

　　但她今晚的心情很好，搂着小渠的长腰，眼神间溢出蜜意：“姑娘，你怎么长的，比我高出一头。”细细的手指有半截躲在衣袖里，贴着自己的头顶平移出去，在空中滑翔，稳稳地抵达小渠的下巴尖，又顺势一把捏住它：“嘿，竟敢比我高这么多！”

　　小渠就说，可是你比我漂亮啊，他们都说我不像个女的。

　　我心说：荒唐！你不用留长头发也很美啊。而媛媛只是因为年龄的优势，显得比你成熟，女性特征更明显，更有韵味而已。

　　“我比她高，我比她高！”弟弟兴冲冲地跑过来，突然想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点子，跑到跟前却又迟疑了。姐姐立即化身慈祥的长辈，露出洞察且宽厚的笑，一手拨一个，将他俩拉到一起，背靠背。

　　弟弟稍高一点。（弟弟的神情是幸福中夹杂羞涩的，眼睛里颤动着清辉。）

　　小渠气坏了，不甘心，一扭头望向我：“你！过来比！”

　　你刚才已经偷吻过她了。在天台。在脸上。

　　我不想离那姐弟俩太近。我当时站在院门外边，自己在路灯下踢路边的石子玩儿。见我不动，她自己气呼呼地跑过来。

　　和她比身高的时候，又趁她挨我很近的机会偷袭了她，这次是她的嘴唇。我闻到一股气息。她拍打了我几下，“我看到你就讨厌！”她恶狠狠地说。有一下拍在我脸上。很重，还好声音是浑的，不响。

　　媛媛说：“小渠，打闹可以，但是你不好打他的脸的。你打他的脸，他就没脸了。”

　　“可是他那样……流氓！”

　　弟弟装着笑，不说话。我又想起——他刚来杭州的那天晚上，最终我们都去了酒店。好像是说，因为行李太多了吧，干脆都去帮忙了。“房间不错，房间不错。”黄老板在房间里巡视一圈，然后拍拍杨柳的肩膀：“早点休息吧，你今晚喝了不少，还行不行？”

　　“好的，好的。”

　　表情近乎谄媚，那两个朝天鼻孔被笑了一下的脸皮扯得更塌了，浓密的鼻毛探了出来，粗得骇人。“他好恶心的。”

　　床铺摆在房间中央，白色的被子，蓬松，没有光泽，像泡水的馒头。媛媛走过去捏了捏，若有所思，不知道是不是担心它太软，太厚……

　　只有一张床。可怜的弟弟被遗弃了。我看得出来，他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在来酒店之前，他还不知道姐姐今晚会被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男人压在身下。在刚才的接风宴上，他对这个有着磁性嗓音的男人毫无戒备，甚至充满了崇拜。

　　准备离开酒店房间的时候，我听见裤兜里手机在响。我接起来时，感觉像一个人戴着密封的面具在跟我说话，那些声音被闷在里面，撞得支离破碎。我说了声信号不好，朝门口走去，想趁机离开这里， 到外面去接听。可是对方却那么急着将电话挂断。我大吼一声“我去你妈的”，将手机摔在了地上。我的眼镜也飞了出去。

　　我蹲下去找眼镜的时候，听到他们在我头顶上说“他怎么啦？”“我不知道啊，突然就……”“可能是喝醉了吧。”他们蹲下来，帮我找到手机、散落的电池和键盘……

　　离开酒店后，黄老板自己开车走了。他叫我将弟弟送到杨柳的住处——这个带院子的出租屋里来。那天晚上，弟弟一路上也是这样装着笑，不说话。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痛苦赋予他的魅力，当他选择承受和慢慢消化（而不是试图立即赶跑）这种痛苦时，深沉的魅力就显现出来了。我真是虚长他几岁啊！想到摔手机那一幕，我脸发烫，太丢人了！

　　两个人哑巴似的走了一阵之后，我终于开口问他，刚才跟那个服务员聊得怎么样。他立马就兴奋起来，“啊！你觉得她好不好看？是我接触的女生太少了吗，我怎么觉得她那么好看！”我说：“好看啊。”他这才放心了：“我怕你们笑话啊，好像没见过世面一样。我以前没去过大城市，怎么一来看到一个女孩子就觉得好看得不得了。”我说：“喜欢就去追啊，你问她要号码了吗？”你姐姐就是这样被人家追到手的。他羞愧地低下头，说：“没要到。她说她没有手机。她的工资都交给她姐姐了。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可能是不想给我吧。”“没关系，”我说，“你还是找得到她啊，你可以去她店里找她——对了，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她说她姓渠。”“可以啊，弟弟。”

　　我回去之后，躺在地板上，睡不着。不断地想到媛媛的脸——被杨柳的鼻毛扎得很不舒服。

　　2

　　昨晚，第一次送小渠回家。虽然因为她表姐在，我连牵她手的机会都没有，但我还是很开心。不过，她这个人说话不算数，说好今天一起吃早餐的，竟然不来，害得我白等。

　　中午，小渠终于从那恼人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她借别人的手机打电话给我。我叫她来家里坐坐，她答应了。结果，跟昨晚一样，还有她表姐。她们一起来的。她那个傻傻的表姐（又矮又胖），一见到我就想用我的手机打电话，不知她哪来那么多电话打。我亮出一台刚买的PHILIPS，薄薄的白色机身，真是漂亮。“咦？怎么有两台呢？”那个傻表姐还说着这样的傻话。“我买的。”我说。“什么时候买的？”表姐又问。我想，其实小渠一定是知道的。怎么回事她早就猜到了。“我刚买的。”“多少钱呢？”那人怎么这么喜欢问？“两三百咯。二手机嘛。可是真的很漂亮。”我说。表姐还在感叹：“怎么这么便宜。”好了，我可要说了。虽然小渠肯定猜到了。我说这是为小渠准备的生日礼物。虽然旧了一点。“不要说！不准说！”小渠双手直冲我的脖子叉过来。“过来！”她好像变得严肃了。“到那里面去！”她把我叫进卫生间，又狠狠地瞪我两眼。“我叫你不要说……把门关上。”于是门也关上了。一开始，她肯定是似笑非笑的样子，又好像在生气。“怎么啦？”我说。“不准你说。”“为啥呀？”“不说！”“是不是不喜欢？”“不是！”卫生间真是太狭窄了，我们几乎无法转身，肢体磕磕碰碰。那个表姐又在外面用我的手机打电话给谁了。“不要让她知道！”小渠这才说。可是她一直是知道的啊。是她把表姐扯进来的。后来，我们一起坐在洗衣服的台子上，瓷片使我们感到冰凉。我把脚搭在对面的墙上。她非要拔我的腿毛，痛得我嘴都歪了。表姐的电话打完了，推门进来看我们在干什么。小渠说是在帮我清理卫生间。她又出去了，说是还要打个电话。我们开始搂在一起。说了些什么有点记不起来了。过了一会，她好像累了，把头埋进我怀里，说是让她睡一会儿。由于窗没开，不一会儿，她的脸上冒出了汗。表姐在外面说好无聊，问我们出不出去。我们已经不理她了。小渠的脸红红的，她干脆把门给反锁了。这时，我才鼓起勇气寻找她的嘴唇。我们在里面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不断地吻啊吻。那个表姐，招人嫌的监护者，爱情的绊脚石，一个劲地催我们出去，我们一声不出。外面又传来打电话的声音。（我的电话费！）当我问小渠爱不爱我的时候，她不再像以往那样调皮，直说好爱。我搂着她，她像刚睡醒的樣子，又像是大病一场，头上冒着汗，发丝粘在额角。她再也不舍得出去了。后来，才开始清醒过来，我们亲密地谈着话。她说她妈肯定不会同意，因为太远了。四点半，她表姐才见到我们，她们两个一起匆匆忙忙跑去上班了。那些吻——她会跟她表姐讲吗？

　　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躺在地板上。想起刚刚离去的小渠（临别时，趁表姐转身，我们匆匆一吻），感到那么美。不一会儿我入梦了。在梦里这个可爱的影子还是不断亲近。后来，窗外一声粗鲁的呼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那似乎是在呼唤我的名字。天色已晚，我懊恼不已：一切，又随梦而去了……

　　坐起来，过了片刻才明白过来：那些事发生在做梦之前。是真的。

　　3

　　我接到一个让我心碎的电话，小渠用我买给她的手机打来的。她心事沉沉地说，要把手机还给我。她不要我的手机。她说等我回了贵州肯定不会再回来了，我肯定是个骗子。我们不要再见面了吧，她说。你也不要去店里找我了，她说，我过几天就辞职。她说，我觉得自己很不好，可能会让你失望。说着说着就哭了。她说她以前不懂事，在学校的时候和一个男生好了，她本来不喜欢他的，看到他就讨厌的，是因为他给她写了几百封情书，让她不知道怎么拒绝，她没办法才跟他好的。你都不知道那些情书堆在一起有多可怕，把我课桌都塞满了。但那人是个骗子，他还让另外一个女生怀孕了。这件事情她家里人都知道了，他们都骂她，让姐姐把她带到杭州来打工，看管好她。她说，我觉得自己很坏，可是你老说我很单纯，让我觉得你是不是在嘲讽我。我还是把手机还给你吧。她哭得很伤心。

　　可是我的心在那一刻碎了。我觉得自己更需要安慰。我在电话里哀求她，你快别说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你让我透一口气。我轻声地咆哮（根本提不起力气大吼），你不要说我是个骗子！（这个词让我怒火中烧）我注定没有当骗子的命。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同意……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先挂了，我真的快不行了，我要去透透气。

　　外面下很大的雨，我开了窗，被雨沫打湿的空气中夹杂着一股呛人的泥腥味。看到雨，眼泪便汹涌而出，像泥石流一样滚落，擦伤了我的脸。我想起媛媛的脸，怎样被一撮鼻毛刺伤。我以为小渠那么小，总不至于也曾被爱情所伤。我以为她只是为某个人洗过几次眼镜而已。但现在……我望着雨中的世界，才发现它那么冷漠无情，尽管被雨水浇得像只落汤鸡，却仍然强大无比，不但已经发生了的不可挽回，就连现在和未来都不容改写，如同铁板一块。我的目光仿佛看完了整个世界。整个世界都在下雨。整个世界布满了我爱的女人，过去、现在和将来，她们都躺在布满整个世界的男人的怀里……

　　第二天下午，小渠到我家里来还手机。她神情恍惚，跟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但是她吻起来多么用力！我们倒在地板上，钻进又脏又破的被子里，这回，她没有像之前那样推开我的手。她的牛仔裤很难脱。我不得不掀开被子，跪在她脚边，俯下身去扯她的裤管，可是纹丝不动。直到她微微抬了一下屁股，那裤管才顺利地沿着她的双腿滑脱，仿佛两列平行的火车在雪地上急驰。我看到了女人雪白的身体，与其穿着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存在本质的殊异，有如天壤之别。这一闪念在我心尖上犁过，翻起一片哀凉。小渠坐起来抱住我的头，用力地吻我，使我无法盯着她的身体看。后来她一把拖过被子，盖在我们身上。

　　不久之后，我回到贵州。

　　4

　　到年底，我决定去看小渠。我先在网上查了贵阳到杭州的车次，然后去火车站花五块钱买了一张贵阳到贵定（附近的一个县城）的站票。我凭票上了火车。火车上挤满了人，我挤在人堆里站了三十六个小时。看到有穿制服的过来查票，我就躲到厕所里去。列车在杭州境内的一个小站停靠，我主动找到乘务员补票。乘务员问我从哪里上车的，我说，我就从这个站上车的，我买了去杭州的票，进站后不小心把票弄丢了。补票花了九块钱。

　　出站后，一股冷空气迎面袭来。我不由得抱紧了身子。正是凌晨，马路上车辆稀少，亮着车灯速度飞快地从我眼前驶过，轮胎碾在路面上的声音显得潮湿、绵长。我拎着行李袋，站在冷风中抽了根烟，等来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往座位上一靠，顿时感觉腿已经没了，浑身瘫软如泥。我干脆蜷缩着躺倒在后座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是司機把我叫醒的。到了。我站在“人间烟火”外面，透过紧闭的玻璃门看见那些桌椅的轮廓从一片暗色中显露出来，这才开始有了那种感觉——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的感觉。天色渐亮，路灯次第熄灭，从一些巷口开始有零星早起的人汇入街道，或骑着电动车，或介于疾行与小跑之间……这些零零星星的人，像约好了似的朝着某个地点集合，很快就聚起一小堆，又一小堆——在附近的公交车站台，或围绕着路边的早餐摊。卖早点的少妇（颇有几分姿色）抱起几层蒸屉，一团白色的水汽似浓雾腾起，马上被风卷着，张牙舞爪地往人们脸上扑去。风钻进我的毛衣，刺在我的皮肤上，寒凉啮骨。

　　在一条巷子深处，有一间小酒店，开张还不到一年，给人的感觉挺干净。我在离开杭州前，就已经看上这家酒店，当时想，如果有一天回来看小渠，就住这里吧。房钱差不多花光了我逃票省下来的盘缠，贵是贵了点，但房间的装修和布置都让我挺满意，跟上次黄老板给杨柳和媛媛开的那间房相比，虽然档次低了一点，但是胜在温馨。那家酒店的房间更大，床也更宽，而且还垫着厚厚的地毯（拜它所赐，我的手机才没被摔坏），但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多大的意义，一米五的床够了，二十平米的房间够了，再大则适得其反——特别是想到我在火车上站了三十多个小时才将我们之间的距离从一千公里缩小到相距几条街。我脑子里还闪过不久前看过的一本小说，里面有一句话被我画了波浪线：这世界哪有那么宽广，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去退缩？不过当我试图将这句话套用在我和小渠的身上，又觉得未免有些夸张——我们好像并没有爱得那么深刻。

　　我洗了个热水澡，用手机给小渠发了条短信（她应该还没起床吧），然后就上床睡了。

　　醒来是下午两点多钟。小渠没有回短信，也没有未接来电。我出去吃了一份炒年糕，然后慢慢地走到“人间烟火”门外，拨通了她的手机。我感觉一首彩铃都快唱完了，她才接。她问我，你在哪？我说，我在“人间烟火”的门外。她咯咯笑了，好像特别开心，但是又不无质疑地说，你真的来杭州啦？我说，是啊，我骗你干吗？啊！真的来了？她又笑，可是我不在那里做了啊。我马上意识到，她可能已经离开杭州了（她居然从没跟我说起过），所以听到这句话之后掉头就走，我怕被“人间烟火”的老板看到（他可能已经透过玻璃门看到我了），那将被传为笑谈。那个傻小子横跨了几个省来看——甚至可能被粗暴地言说为“来睡”——他店里的一个女服务员，殊不知人家早已不在杭州。那你在哪里？我耐着性子问她，并已经准备好当场发飙。我现在在延安路上班。哦，幸好还在杭州。你跑去那里上什么班，那么远？卖衣服啊。帮你姐姐卖吗？她说过，她姐姐和姐夫是做服装的。不是啊，我姐姐是在服装厂上班，又不是开服装店。

　　我们约好在西湖边碰头。我打了个的过去。她还是一头短发，恍惚的神情中透出一丝羞涩的笑。我朝她走过去。她背着手，看我走向她，不时垂下头，一条腿离地，作金鸡独立状，仿佛怕我对准她身上一头撞过去，在我快靠近她的时候，轻轻地往一侧跳了一格地砖的距离。我已经从现场微妙的氛围中预感到了，这将是一次平淡无奇的见面，不会有牵手，不会有拥抱，甚至不会有情人之间轻佻的玩笑。如果这时候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礼物就好了，说不定立即可以冰释这种距离感——爱情中这种怎么挤也挤不破的空气泡。可是我什么也没给她带。我们像是又回到了恋情开始之前，在去看媛媛的路上，她不敢和我并肩走，时而走在我前面，时而又落下一段距离。我感觉我们的爱情正处于无处不在的严密监视下，我们必须躲躲闪闪，装作没谈恋爱。

　　我问她：“怎么你换了工作也不告诉我？”

　　她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不知道如何打破这种僵局。更不知道如何将她带回酒店的房间。

　　我们不知不觉离开了西湖边，朝那些熙熙攘攘的街巷深入。在拥挤的人潮中，爱情中不容忽视的距离得到了掩饰，我们行走得更加自然，和不同的人接踵摩肩、擦身而过，不断地与陌生肢体发生碰撞，隔着衣服也能感受到肉身的柔软和骨头的坚硬。但是没有人会对这个现象生出狐疑，或在它面前停下来想一想它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有一次，正低着头走路的小渠，一头撞进一个年轻高大的男生怀里，那男生举起一只手来挡在胸口，非常绅士地说了一声：“对不起。”小渠吐了吐舌头，一脸窘迫地急于从他身边溜走。我忽然心情大好，追上去，摸了摸她的头，肆意将她的头发揉乱。我发现这样做并不需要很大的勇气。她笑了。

　　在一个蹲在路边的中年女贩面前，她突然停下来。“我想吃核桃，”她扭头冲我说，“你给我买一点嘛。”核桃在竹篮里堆成小山包，山头插着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正宗萧山薄壳山核桃，35元/斤”。我说：“你真的要吃这个吗？”她充满期待地点点头：“嗯嗯！”我说：“看上去丑不拉几的，一点都不好吃。”她说：“好吃！不过有点贵，买一点点就好了。”我确实也没买多少，接过女贩递过来的塑料袋，抓了两捧放进去，看上去未免太少了，于是又添了一捧。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吃秤，女人捡起脚边的杆秤称了一下，说：“老板，五十块钱。”说着又抓了几颗放进袋里。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顿时想到可能得被坑了，但又不可能不买，只好硬着头皮，默不做声地掏出钱包，把钱付了。

　　我提着袋核桃，刚走出几步，她就追上来，两只手拖着我的衣袖说：“对不起对不起！”语气急切，好像闯了大祸一样，边笑边不安地望着我。我说：“怎么啦？”“这也太贵了！”她说，“我以为只要十块钱就能买很多。”

　　5

　　第二天，我就把酒店的房间退了。

　　在这个我只住了一天一晚的房间里，并没有如我所愿发生爱情。那天下午，我们只在街上逛了不到一个小时，她就回去了。她说：“我要回去了。”“啊？那我怎么办？”她一脸茫然，好像根本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她甚至没问我这次来杭州停留几天，所为何事，住在哪里。我提醒她：“我是专门来杭州看你的啊。”她挠挠头说：“我出来没有请假，只是跟同事说了一声，让她临时帮我顶一下班。”所以她不能出来太久。我说：“那我等你下班？一起吃晚饭？”“不用。”她爽快地回绝了，“我要晚上十点以后才下班，晚饭就在店里吃。”我说：“那么晚下班？你怎么回家？”“跟我表姐一起坐公交车回去。”我早该想到她那个傻表姐，一定也在这条街上，甚至很可能跟她在同一家店上班。不过我已经懒得问了。我只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她（我们单独相处，很久很久），她说明天不行，明天是周末，店里生意很忙，不能请假。“那后天呢？哦，后天也是周末。”“对不起对不起！”她急死了，又开始愧疚起来，“你放心你放心，我一定会抽一天时间来陪你的。等我电话呵。”她提了核桃走了。我只吃了两颗——是她剥给我吃的。

　　正因为是这个情况，所以我当机立断联系了宝玉——他是我在杭州时认识的另一个厂家的业务员，八月份刚被派到杭州来的时候，还短暂地在我那里借住过，和我一块打地铺，直到他找到合适的出租屋。宝玉说，我可以在他那里住几天。于是第二天我就把酒店的房间给退了。宝玉还住在原来的地方，离我之前的住处以及杨柳的住处都不远——为了方便和客户保持联系，我们一般会住在市场附近。“就是以前那个小姑娘啊？”宝玉给我开门后，饶有兴趣地问我，脸上带着那种长者的微笑。我说：“就是她呀。”宝玉见过小渠，以前他还住在我那里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小渠躺在地板上亲嘴，他进来了。当然，他啥也没看到，因为一听到开门声，小渠就像只兔子一样蹦起来，跑到窗邊去了，假装在看外面，只剩下我一个人躺在地板上，显得特别怪异。“靠，你玩真的啊？”他说，“我还以为你过来谈业务呢。居然是为了一个女人。”我说：“人各有志，我对谈业务没兴趣。”宝玉便看着我，像看树上的果实：“你还是太嫩。大学才毕业吧？” “毕业两年了。”我说，“我只是不懂人情世故。”宝玉哈哈一乐，不予评价。这使我感激。我其实挺喜欢和这位前辈相处，他敦厚尔雅，不具备侵略性，在同行里面算是很有教养的。他虽然调侃我的爱情，但并无不敬，语气和眼神中透露出的鼓励成分比较多。所以我有什么事情都喜欢跟他讲，而他不经意间也都听进去了，仿佛他是一块海绵，能吸纳我所有的泛滥，使自己变得饱满。我好像还跟他说起过媛媛，尽管我已经忘了我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就说不清楚内心的那些芜杂的枝节和缠绕的藤蔓），但我仍记得他听完之后整个人神采奕奕，满脸红光。

　　“媛媛还好吗？”“分手了。”“啊？为什么？”“你去问杨柳啊。”我才他妈的懒得去问。“那……媛媛，”我本来想问有没有伤心什么的，话到嘴边却变成了“还在老黄那里干吗？”“她已经回老家去了。”“就因为跟杨柳分手吗？”“才不是，他们早就分了。好像是因为家里出了什么事吧。”啊，会出什么事呢？虽然心里咯噔了一下，但我其实什么也不想知道了。一切都与我无关了。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我如释重负。原本还计划着下午去黄老板店里看她的，又实在不想碰到杨柳和黄老板，但现在不必了，一身轻松自在。

　　宝玉上午十点出门见客户，要到晚上才回来，所以整天就我一个人待在他家里，幸好我随身带了两本小说，可以消磨时间。

　　我想起——不是突然想起，其实是一直记得的——上次回贵州之前，因为提前把租房给退了，临行前的两天就是在宝玉家里蹭住的。想到爱情才刚开始，就要面临分别，心里多有不甘。小渠白天上班，晚上住在姐姐家里，要约她出来很不容易，经常三天两头见不着面。我还是得像追她的时候一样，需要去“人间烟火”的天台上装模作样地吃个夜宵，才能趁她的工作之便见她一面。我走之前一天，在我的再三恳求下，她才翘班跑了出来。我将她带到宝玉家里（他白天都不在家），还不小心弄了一点在宝玉的被子上。

　　6

　　周末的第一天在宝玉家里看看小说就过去了。我故意没有联系小渠，她也没有联系我。第二天是周日，宝玉在家休息。我睡到十点多钟才醒，看了一下手机，发现有一通未接来电，是小渠打来的。我立马按了回拨。“喂。”她接通了，声音里毫无波澜。我也说：“喂。”见她没说话，又问：“你找我啊？”“嗯。你还在杭州吗？”我说：“在啊，我在朋友家里呢。怎么啦？”“没怎么呀。”她说，沉默了一会儿，就笑了，“我告诉你，我和同事把核桃吃光了。”“你分给同事吃啦？”“嗯。”“你在上班呀？”“我在家。今天请假。”“啊！你怎么不早说？”“怎么啦？”天哪，她好像什么都不懂！我说：“那……你能出来吗？中午一起吃饭吧？”“好。”她说，犹疑了一会儿，“要不你来我家里吧，我给你煮东西吃。”我说：“你姐不会把我赶出去吧？”“她今天加班，我姐夫也陪她加班去了。我一个人在家。”

　　我认得路，有几个晚上，她下班后，都是我送她到楼下的。

　　小渠穿着家居服跑来开门。“要脱鞋吗？”“不用脱。”我正要跨进去，她又说：“你还是脱了吧，换双棉拖鞋暖和。”房间很局促，狭小的客厅一角放着一张很窄的床，上面的被子还是乱的，小渠捂住我的眼睛不准我看：“我还没起床呢！”在远离床的另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台机器，用一块布盖着。小渠说，那是她姐姐的缝纫机。我说：“你跟你姐姐姐夫睡一张床啊？”她使劲捶了一下我的背：“你神经病！他们睡那间房。”她指着缝纫机的后面，有一扇房门，是关着的。房门的旁边是扇小一点的铝框门，嵌了磨砂玻璃，一看就是厕所。城中村的出租房都不带独立厨房，所以他们在客厅的另一角（缝纫机的正对面）自己搭了排洗碗槽和一个简易的碗柜，又在窗前靠墙摆了一张小方桌，上面放着电磁炉（油烟刚好可以通过窗户上的排气扇排出去），电饭煲则挨着冰箱搁在地板上，地上还搁着一个插线板，上面插满了白色和黑色的插头，而冰箱离床只有不到一米。床头和一边床沿都靠墙，床头上方是另一扇窗，拉得严严实实的布窗帘已经泛旧。除了床上，根本没地方坐（其实应该是有凳子的，但我没去找），再加上她已经冷得钻进了被窝，所以我也很自然地躺倒在床上。漫长的接吻。有几分钟时间我一直睁着眼睛，看她紧闭的眼皮和两排翘檐似的睫毛，离得如此之近！后来，我仿佛感应到了她心里轻微的波动，知道她马上会睁开眼睛。她的眼皮果然撑开了一下，又闭上了。然后细细的手指从天而降，冰凉的，将我的眼睛捂严了——她闭着眼睛完成了这个动作。我笑了一下，说：“好，我不看。”我说这话时，嘴唇仍然轻轻地贴在她的嘴唇上，像是在吹一个柔软的乐器。她这次的衣服很容易脱。这身画着卡通图案、起着毛坨的家居服多半就是她的睡衣。如果说以前脱她那些坚硬的外套、牛仔裤甚至显得孩子气的背带裤，像是在剥一个柚子或橙子，那么这一次，简直像是剥了一个熟透的橘子。她的胸罩，小巧的两瓣，白底黑纹，图案是一边一只可爱的小猫。我说：“你睡觉也穿着它吗？”“不啊。那不是因为你要来吗？”她曲起一只手臂护着它，但随即便遭到了我的摘除。她吻起来仍然很用力。

　　她跳下床，光着屁股跑去厕所，拿了一叠粗糙的厕纸丢给我，然后又朝厕所跑去。她关在里面很久才出来，腿上还沾着水珠。我拿纸小心翼翼地帮她擦干。她穿上内裤和裤子，又拿起那两只可爱的小猫，被我一把夺过：“别穿了嘛，好不好？等下又要脱，多麻烦。”其实我就是想让她不穿内衣跟我待在一起。她笑，没再坚持，直接套上了家居服，然后又在外面披了一件外套。天气有点冷，我也把衣服穿上了。穿好之后，我拿起眼镜，哈了哈，正准备用衣服擦。她伸出手来：“我帮你洗。要用洗洁精才洗得干净。”她拿去洗碗槽那边洗，把水龙头开得很小，水流声淅淅沥沥。不一会儿，“给！”非常得意，像是在邀功。我接过眼镜（确实很干净），逗她：“你把镜片扔啦？看不到镜片！”“瞧你那傻样。”她说。

　　除了躺在床上，这小小的房间里似乎沒有我们的容身之地。长时间静静地抱在一起，有时漫无目的地接吻，除此之外，面对时间的流逝，我感到束手无策，只能每隔几分钟就掀起她的衣服，亲吻她的小腹、肚脐和乳房，我感激她没穿内衣，使得我这样做非常方便。

　　后来，她下床去煮开水，说是“等下给你泡面吃”。插好烧水壶之后，她不知从哪里变出一桶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来朝我晃了晃，然后就站在房间中央，窸窸窣窣地拆。我伸了个懒腰，手伸展进枕头底下，摸到一只手机，拿出来看，正是我送给她的那台PHILIPS，机身上已经镶了一圈假钻，摸上去有点硌手。这时，她提着一串钥匙走过来问我：“这是你的钥匙吗？”我看了看——其实我不用看都知道那不是我的，因为我只有一片钥匙，塞在我的钱包里——说：“不是我的。”那串钥匙沉沉的，把她的食指都压弯了。“奇怪。”她嘀咕一声，歪着脑袋在想什么。但是水壶突然发出呜呜的报警声，打断了她的思绪，她跑过去开始泡面。

　　吃完泡面——她开始说不吃，后来还是吃了几口，并喝了大半碗汤，一脸陶醉的表情——我们又倒在了床上。

　　“哈哈，一嘴的泡面味！”她觉得很有趣。

　　7

　　幸好她姐夫回来拿钥匙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完爱了，穿戴齐整（她的内衣也穿上了，说是不习惯），像两个清空了欲望的孩子，挨在一起平躺在床上聊天。突然响起砰砰的拍门声：“开门哪，仙。”——那是她名字中的一个字。

　　小渠猛地坐起来：“我姐夫！他怎么回来了？”她吓得脸色发白。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害怕，我们又没做什么——我是说我们现在没做什么。我说：“没关系的吧，就说是你朋友好了。”“不行的不行的！我姐会把我杀了的。你得藏起来！”她眼睛鼓得大大的，像探照灯一样在房间里扫来扫去，搜寻合适的藏身之地。姐夫又拍了拍门：“仙，你在家吗？快点开门。”这使我觉得，我们已经失去了坦然面对他的最佳时机，因为没有及时开门——这本身就是很可疑的。我现在只能藏起来了。我指了指厕所。“不行不行！万一他是回来上厕所的。”她这时已经站在床上，像个卡通人似的将头扭来扭去，最终将目光停留在床头上方的窗帘上。她拉开窗帘，露出玻璃窗，示意我从窗口爬出去。我推开一侧的窗玻璃，探出头去，看见窗台下面约一米高的地方，沿外墙延伸出一道又窄又长的水泥搭板（我不知道在建筑学上它应该叫什么）。我踩着枕头，小心翼翼地跨上窗台，蹲着转过身来，双手扒住窗台的沿口，小心翼翼地探出腿去。“小心点。”小渠说着，还用手拉了一下我的手腕。我的脚终于够到了水泥搭板，站稳了，但肩膀以上的部分还是露了出来。“蹲下！”她说，然后就将窗帘猛地拉上了。

　　外面的气温比室内起码低了几度，冷得我双腿不住地打颤。有冰碴子伴着若有若无的雨丝从半空中掉下来，掉在我的脸上。天空阴沉沉的。这里是三楼，从这个高度看地面的行人，大小好像没什么变化，只是身体有些倾斜，好像都站不直似的，显得比正常身高要矮一些。斜对面的旧厂房的传达室门口，一个六十岁上下的女人蜷缩着身子，双手插在大腿之间，坐在那里和那个保安说话。我能看清楚她的脸，她的嘴皮不停在动，但声音却传不了那么远，到达不了我耳朵里。那保安跟她年龄相仿，他正面朝我的方向坐着，脸上挂着困惑的表情，仿佛根本没有认真在听，也始终没有搭腔。我想他是不是已经看见了我，他却站起身来，仰头望了一眼天空，然后就别过脸去跟那老女人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呢？一些完全对不上口型的话音从我背后传来，恍如隔世。“刚起床啊？这么久才开门。”“嗯。你怎么回来了？”“看到我的钥匙没？”“在那。”静场。“我就说今天出门总觉得忘了拿什么东西。你好点了吗？”“好点了。”“中午就吃方便面啊？还能再懒一点吗？”“我没胃口。”“我看看。嗯，还有点烧。你今天就在家好好躺着吧，等你姐下班回来做饭。”“嗯。”“我走了。”开门声和关门声。

　　小渠拉开窗帘，忍住笑：“进来！他走了。”

　　我興奋地说：“外面下雪啦。”

　　8

　　顶多五分钟之后，楼梯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没有一句废话，她已经刷地拉开了窗帘，我将玻璃窗一推，拱起身往窗口一钻，一跳，双脚就稳稳地落在了水泥搭板上。刚拉好窗帘，重重的拍门声就响了起来。门马上开了，她姐夫说：“出来吧，我知道你躲在窗户外面。你慢点，别摔死了。”

　　传达室外边，聚集着三五个老女人，都仰着脸看着我，还冲我指指点点。那个保安正在朝我这边沉着地走过来，让我觉得他一定想好了对付我的办法。

　　当我摆脱她姐夫的问讯，从楼上下来时，这些告密者仍然围聚在一块，正聊得热火朝天。我装作不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一个尖刻的声音钻进我耳朵里（那老女人故意抬高了音调）：“以后怎么做人？才多大……造孽啊！”我脑子里顿时一片混乱，一切都对不上号了。她姐夫刚才明明说：楼下的大妈看到他家窗户外面站着一个人，便好心提醒他家里可能进了小偷。为什么我从他们这里听到的却已不是入室盗窃，而变成了桃色新闻？难道他们早已心知肚明，但是在向她姐夫揭发我的丑行时，却自觉地使用了某种隐晦的说话艺术？反正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不管是盗窃，还是偷人，她姐夫都会立马跑回家来，将我抓个现行，而他们只管等着看笑话。雪越下越大了。

　　晚上，我躲在宝玉家的卫生间里拔通了小渠的手机，本来想跟她告别，结果是她姐姐接的。她在电话里对我很不友好（她老公比她客气多了），她骂我畜生、人渣、猪狗变的。她说，你要再敢来家里找小渠，信不信我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说，你别那么大火气，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可以跟你解释清楚的。她说，你有什么资格管我的火气？我火气正没地方撒呢，今天他们两个都被我骂得狗血淋头，我男的，我差点就扇他耳光了，我问他：你为什么放他走？啊，为什么要放他走？你打不过他吗？还是因为仙不是你亲妹妹？呜呜呜……她说着就哭了，我问他你为什么……放他走啊……呜呜呜……为什么！她泣不成声。

　　我想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碰爱情了。

　　我坐在卫生间的地板上，把头埋进马桶里，想呕。我说：“姐，我没有玷污小渠。也请你不要把自己的妹妹看得太贱了。放心吧，我以后不会找她了。”

　　9

　　第二天上午，我走了。

　　我在宝玉家楼下拦了辆的士，“去火车站。”我说。打开车门的瞬间，暖气扑面而来，让我的心又热了起来。“兄弟，你穿得有点少啊？”司机说，“我把暖气开大一点，看把你冷的。”我这才意识到我抖得牙齿都在打战。我说：“谢谢啊。我来的时候衣服没带够，不知道会降温。”他说：“没事，火车上应该有空调的。”汽车悄无声息地行驶在雪地上。大片的雪花飞舞着，在车窗外斜着飘过，落在地上也是悄无声息的。人行道上那些人迹罕至的边边角角，已经开始现出“霜鬓”的那种花白。等我离开之后，这里必将变成一片银白吧。车载电台里，男女主播正在喜气洋洋地谈论着今年的第一场雪;那些绵密温润、设计巧妙的话语，轻盈地落在我的耳廓，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里的另一场截然相反的雪：只有声音，没有形象的雪。它很快就在我的体温中融化了。

　　你会买一张到贵阳的卧铺票的，对吧？你不用再躲躲藏藏，逃避一切，也不用再卑微地挤在人群中，站上三十几个小时。你应该配得上一张床铺，好好地睡一觉。休息吧，休息一下。无非是钱嘛，我会给你挣的，要多少都可以，但是我们得慢慢来。

　　司机说，兄弟，你别吓我，你在自言自语吗？

　　想到这里我笑了。因为司机的话也是我想象出来的。他残忍地启动了雨刮器，像掸去头皮屑一样，扫落挡风玻璃上的雪。

　　“一段好听的旋律之后，又到了我们的阅读时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也是非常的应景——有什么适合下雪天阅读的小说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今天的特别嘉宾。”磁性的电台男声从隐蔽的音箱里传出来，这个话题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在連线之前，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吧。”女主播说，“他是生活在杭州的一位非常年轻的小说家，但我听说他的人生阅历非常丰富，可能比他同龄人要丰富得多。同时作为一位作家，他勿庸置疑，也进行过大量的阅读，阅读量非常丰富。所以我非常期待，他今天会给我们推荐一本什么小说呢？不如让我先猜一下吧，嗯，我猜一定是跟雪有关的。你觉得呢，亚奇？”

　　那个叫亚奇的男主播就说：“我觉得你猜得八九不离十。不过我们还是废话少说，赶紧来连线我们今天的嘉宾，他就是作家——”他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和女主持人一起说出了那个作家的名字。这是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名字，也根本不可能记得住。

　　作家的声音毫无特色，尤其在电台主播的衬托下，几乎可以说是黯然失色。他的普通话也很怪，带着浓浓的湖南口音，我感觉他不是不知道正确的发音，只是话一到嘴边，就跟预期的方向背道而驰了。他先是跟电台听众们打了声招呼，然后在主持人的诱导下，描述了几句他此刻正透过落地玻璃窗看到的这场落在杭州的雪，让他想到了一些难忘的阅读的瞬间（说到落地窗的时候，他好像还毫无必要地提了一句，其实他今天才搬到这套位于高楼层的公寓里），不过在那些瞬间里，现实世界是没有下雪的，正如他第一次翻开某本他还不了解的书的时候，也并不知道书里面会有一场雪。但是此刻，当他望着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好像永远不会停下来，这个时候他就特别想重读一本书，也是他今天要向听众朋友们推荐的一本很适合在雪天阅读的书。

　　“那就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集《都柏林人》这本书，不过我真正想推荐的是其中的一篇，也是这本书中的最后一篇——《死者》。这篇小说将我们带到差不多一个世纪前的爱尔兰的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我觉得那是文学史上必须经历的一场雪，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必要去感受一下的雪……”他的话语开始陷入某个怪圈：一种语义的漩涡。后面的词将前一个词的意义吞噬，最后，费力说出的大段的话刚刚落音，就仿佛雪落在水里一样，立即消释不见了。

　　最后，也许是因为没有得到主播的极积回应，他似乎有点急了，便干脆念出了那篇小说的结尾段落：“报纸上说：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雪落在阴郁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光秃秃的小山上，轻轻地落在艾伦沼地上，再往西，轻轻地落进香农河汹涌澎湃的黑色浪潮之中。”

　　这恰好是我非常熟悉的小说，所以我很容易听出来，他跳过了中间关于那个少年的墓地的描写（因为他觉得那些文字在电台里念出来不合时宜？），直接念了小说的最后一句：“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轻轻地穿过宇宙落下来，轻轻地，就像他们的结局似的，落在所有生者和死者身上。”

　　我非常不满他没有提到那个为爱情而死的十八岁的少年。

　　后来，当我躺在火车的卧铺车厢里，望着窗外铺天盖地的雪时，我的脑子里仍然装着那个男孩的形象。我总觉得这个形象在哪里见过。当列车驶进隧道，车窗映出灯光和一些模糊的图像，我突然发现那个形象就站在窗外，直视着我的眼睛。我差点失声叫出来。那是媛媛的弟弟。他已经死了。

　　10

　　大约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在贵阳的出租屋里，接到小渠打来的电话。我发现这个名字在我心里唤醒的，全是美好的东西。你得告诉她，你还爱她，你只是每天都在努力忘记她。你得把你这两个月以来不断想到的东西说给她听，让她知道，爱情和战争一样，伤亡经常发生。有的人会死在里头。而你们只是幸存者，伤痕累累的幸存者。但不管怎么样，只要她一声召唤，你还是会朝着她所在之地狂奔而去，哪怕前途叵测，生死未卜。

　　但我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只听到她冰冷的一句：“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我以为我们早已分手了。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要我了。”她说完，就挂断了。

　　自问自答

　　小说写完后，你自己读过多少遍？

　　三四遍吧。这算是读得少的了，因为太忙了——这篇小说就是在各种琐事缠身中写完的。十年前，我每写一篇小说，至少会读十遍以上，而且每年都会重读，不止一遍。当然那时工作也没现在这么忙，有的是时间。我喜欢读自己的小说，应该说我喜欢读自己写的任何东西。写不出小说的这几年里，我会写日记，就是为了可以读到自己新写的东西。我疯狂地迷恋我写的东西，这种迷恋不涉及对自己作品的评价。这是病，但我改不了。我读卡夫卡的次数和程度，都远远不如读我自己的次数和程度。我很羞愧。

　　写的过程中有犹豫的地方吗？

　　只有一个地方犹豫了，就是在写到电台嘉宾的时候，我曾想过，要不要采取一种模糊化的处理，即不明确指出那位作家推荐的小说是乔伊斯的《死者》，而是用一些对这篇小说不甚专业的描述去暗示它可能是乔伊斯的《死者》——让有的读者猜得出来，而有的读者却猜不出。当然这样一来，也就不能直接在小说中精确地引用《死者》里面的句子。这种处理好像更真实——因为一个普通的电台听众，特别是当他的身份是业务员的情况下，他是不大可能知道乔伊斯的，所以他在复述的时候也不大可能说出这位爱尔兰作家的名字和他小说的篇名以及里面的句子。在写的过程中我曾受到这个想法、这种真实效果的诱惑，但我还是选择了另一种处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为此我不得不做了些铺垫，让读者提前知道他是一个闲时会读小说，甚至会在小说句子下面画波浪线的文学爱好者。我很感激我这么做了。现在我读它，我会觉得它不只关乎爱情，也关乎小说，关乎文学在这个社会上某些个体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那个电台嘉宾——那个带着湖南口音的作家是你吗？

　　他是我。或者说，他代表着彭剑斌的文学世界，是从那个世界里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声音来自未来。我正在构思的另一篇小说里，本来就有这一幕，一位刚刚搬家的年轻小说家，在一个雪天里接受了一次电台的电话采访，话题当然是雪天适合读什么小说。我将正面写到这位作家如何在新居里完成这次电话采访。那篇小说还没写，但我提前让他在采访里说的话被这篇小说里的人物听到了——唯有文学慰藉文学，唯有文学温暖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