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昱宁

　　一

　　于思曼还叫于晓红的时候，我每周六见到她。在一个无法预知几年以后就会有双休日的年代，周六下午的每一个钟头，都有现在的两个或者三个小时那么长。

　　我在空了一大半的校园里出墙报，用两根手指将淤积在美术字里的一团红色或者黄色晕开。我把时间掰碎，塞进边框和题花里。我在一篇文章的最后一行折断一支粉笔，把更小的那一截扔向操场上的沙坑，最后却落进操场边的一丛冬青树。“你这点力气，”我的表姐于晓红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学人家男孩子做什么？”

　　我知道她说的男孩是谁。他住我楼上，老宁波窦家的外孙，大名叫什么宝。我从来不知道中间那个是什么字。我只知道，在我两年级的时候，他还是工人新村的第一千个小宝，到我四年级，他已经成了新村的第一个阿B。

　　“侧面，侧面，”他斜着身体，脖子扭出一个奇怪的角度，在眼角的余光里捕捉于晓红嘴角的弧度，“不像阿B吗？真的不像吗？”

　　摊在于晓红面前的是一张黑胶唱片，封套上的男人脸上打着橙色的光。于晓红说，她从来没有看过能把眉头皱得那么好看的男人。

　　“不像。你的头发烫得太卷了，哪有人家的自然。你看你哪有那样的下巴，那样的鼻梁，那种边框的眼镜，”于晓红细长的手指在空中画出大大小小的矩形，然后轻轻一甩就像弹开一串泡沫，“你看你，根本连眼镜都没有。”

　　“我没烫，”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我是自来卷。”

　　但是阿B这个绰号还是飞快地在新村里传开。他们說，阿B脑子活络卖相登样，迟早要发达;他们说阿B家里来了贵客，穿烟灰绿圆点衬衫的香港姨婆要吃大闸蟹，阿B大清早到小菜场旁边的岔路上找南通小贩，差点让人坑了。他们说，反正他乐意的呀，姨婆千里迢迢地来，总不见得空着手，不作兴的呀，窦家媳妇这下该有周大福的金项链戴了。

　　我从来没见过阿B的妈妈戴金项链，我只知道那张黑胶唱片，确实是阿B的香港姨婆顺手从家里拿来的。“我不要听的啦，”阿B学着姨婆那半咸不淡的港味宁波话，“他们讲现在的细路仔欢喜听这种时代曲。”

　　还要再过好几年，我们才找到一台可以放那张唱片的电唱机。皱眉头的男人唱的是咬舌头的广东歌，听起来像那种带着沙瓤差一点点就要馊但终究没有馊的西瓜。唱针打滑，沙瓤微裂，于晓红的肩膀轻轻耸动。

　　那时候电台里的播音员开始小心翼翼地捏细声带，管自己叫DJ，学着用各种小名花名英文名称呼港台明星，他们又唱歌又演戏又主持，哪哪儿都是他们的脸。那时候三五年的差别就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所以邓丽君只是邓丽君，但谭咏麟就是阿伦张国荣就是哥哥。直到那时，我才弄清楚楼上的阿B是跟着香港的阿B叫的，而香港的阿B大名叫钟镇涛。

　　可我还是没弄清楚于晓红跟阿B到底算什么。

　　“算同学啊。”于晓红拍拍我辫子上的粉笔灰。

　　他们是小学同学。整个新村的孩子都上同一所小学。我上六年级的时候，于晓红和阿B已经毕业四年。于晓红是他们那一年唯一考上区重点中学的，然后继续升上了那所学校的高中。阿B去了普通中学，然后进中专。那是仪表局最好的中专——窦家媳妇特意从三楼跑下来，向我妈宣告——分数线也不比于晓红的学校差多少呢。

　　她并没有太夸张。仪表局的中专都是定向培养，踏进校门等于捧住了几十家无线电厂里的某只饭碗。所以，那几年（当然仅仅是那几年），应该选高中还是选中专，真的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晓红妈这个人就是心思重。”我妈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就好像晓红妈只是晓红的妈妈，并不是她的亲姐姐。晓红妈七岁得过肾炎，干脆晚上了一年学，高中毕业正好赶上六六年。

　　“什么叫六六年，你们哪里想得出来。突然之间，到处都是滚滚烫的。好像什么都有了，就是高考没了。晓红妈哭得一天世界，尖着嗓子叫：腰子上一点点小病，做啥要休学。你说说看，对你外婆哭也就算了，对我哭有什么用？我比她还小三岁零八个月，她没有书念，我也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最后几个字，听起来就像是从我妈鼻子里哼出来的。

　　在我妈看来，于晓红的妈当年生了一场肾炎，便注定了于晓红从认字的那一刻（也许是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坚决地走向了中专的反面，阿B的反面。她觉得，这跟历史问题、时代风尚或者分数线高低都没什么关系。

　　所有与于晓红和阿B有关的记忆，所有的时间线，都是在那个六年级的下午，在那面黑板前才突然汇拢的，从此便有了一个确凿的起点。此前的散漫线索就像是在史前，远古，某种透明的气泡中飘荡，说有也有，说没也没。就是那一天，于晓红闪烁的眼神，以及她每周六早放学先跑来找我——我是说这行为本身——突然都有了崭新的，真正的意义。并不是因为于晓红的家就在小学旁边，并不是因为她需要来跟我炫耀高中有什么新鲜故事——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成了她和阿B之间唯一的纽带。

　　二

　　初夏的夜总不够夜。太阳终于被按下去，但斑斑点点的天光还在把墙的边缘照得异样的亮。隔着马路站在地势高处，我住的那栋楼看起来小得不成比例。依稀望见三层楼顶上刚刚搭好的脚手架——这一排旧房子都在加层，我们这些底楼的住户，天天有人敲着脸盆骂房管所。

　　阿B和于晓红站在我身后的两侧。我想我身上也许早就装满天线，不晓得为什么今天全都给接通了。两个小时前，我对于晓红说你快来吧我妈成天念叨你。一个小时前，我到三楼送一碗菜肉馄饨给窦家，冲着正在对着镜子吹口哨的阿B多眨了两下眼睛。我就像童话里老谋深算的仙女，手指向哪里，哪里就画出一道彩虹。

　　晓红姐姐带我去看灯，这是个奇怪的借口。但我妈也只是挑了挑眉毛：“你都六年级了，还要看这个？”

　　要看要看，看了可以写作文。于晓红忍不住推我一把，在我耳边说你差不多行了啊。

　　从我们家出门，过一条大马路就是光学仪器厂。关于这家厂的记忆，横穿我的童年，我甚至怀疑它伸进了记事前的混沌地带。那四盏大红灯笼，我被抱在我妈怀里看过，骑在舅舅脖子上看过;然后，拉着我看灯的手，渐渐地不能再把我的手，整个捏进拳头里;最后，看灯时再也没有人担心，不拉紧我的手就会把我弄丢。这四盏灯笼，穷尽了我看它们的角度——虽然知道不可能，但我总觉得，由始至终，都是同样的四盏。

　　光学仪器厂是整个新村的地标。一条几乎干涸的河道，一座陡然爬升的桥，把大马路分成两段，一头通往城乡接合部的农田（最多再过三年，就会有房地产商人跑来画圈），一头分布着好几座工厂。光学仪器厂是其中看起来最不像工厂的工厂。门面高大宽阔，没有厚厚的、既然扫不干净就没人扫的尘土。大铁门几乎总是开着，上下班时的人潮不算汹涌，约在那里等人，似乎比别处更体面一点。

　　谁也不知道光学仪器厂为什么喜欢挂灯，好像僅仅是为了证明招牌上的“光学”两字并非多余。起初，这里亮灯多半跟敲锣打鼓同步。那时候有的是可以敲锣打鼓的理由，有人当兵要敲锣，有人退休要打鼓——哪天若是敲锣打鼓经久不息，多半是因为终于抓到了什么坏人。这两年已经听不到锣鼓，但光学仪器厂的灯还是时不时地亮起来——过年过节是一定的，但有些亮灯的日子也让人摸不着头脑。

　　“今天是他们厂庆吧？”我听到于晓红的声音从身后飘来。他们俩起初还装出不期而遇的样子，后来想到只有我一个观众，就没再往下演。

　　“没有的事，”阿B显然在往她跟前凑，“去年冬天不是刚庆过一次？”

　　背后睁开一双眼睛的感觉无比美妙。耳朵收集到的零碎词语，毫不费力地拼成画面。我听到，某年夏夜桥那边田埂上曾经充满猪圈的气味，听到阿B顺口哼起的“我从陇上走过”。那以后，于晓红说，我就再没有过桥。

　　猪圈早就拆了，阿B说，你这高中生太两耳不闻窗外事了。那边——我想象着阿B按住于晓红的肩膀把声音压得更低——迟早会造大房子的你信不信？听说已经有人来看过地了。

　　不信，于晓红嘟嘟囔囔，鞋底来回擦着地面。那边以前是坟地，我妈说不吉利。

　　“我姨婆也这么说，”阿B的声音里几乎带着笑意，“但姨婆还说过，人要发达，地要发达，都是挡也挡不住的。”

　　信不信以后我们会住到那里去，有一屋子唱片？阿B的声音飘浮在半空中。他说“我们”的时候拖了个奇怪的长音。我竖起耳朵，还是没有听到于晓红怎么回答他。

　　马路对面的脚手架已笼上一团暗影。我想，如果现在飞到脚手架上往这边看，黑夜里的光学仪器厂一定亮得晃眼而失真。灯笼里大约新换了功率更大的灯泡，纱笼灯罩看起来就像要烧着了一样。门楣上添了一圈白色灯泡缀成的光带，它散发的白炽光与灯笼的橙红色光晕彼此冲撞，谁也不服谁。已经好久没听到于晓红和阿B说话的声音。我没有回头看，我想象着他们突然获得了武打片里的那种轻功，轻轻腾空跃起，消失在厂区深处的草丛里。

　　三

　　后来桥那边果然起了高楼。然而，在我跟阿B彻底失散之前，并没有见到他住进去。有一阵子，他倒是离“一屋子唱片”比较近。我亲眼看见他的床底下，灰色的印着“上海”字样的旅行包里装满了来历不明的碟片和磁带。

　　我仍然是他们之间的信使。阿B从床底下翻出一盒封套模糊得根本看不清人脸的磁带，让我交给于晓红：“希腊的金嗓子娜娜。这个不好弄，翻了两版，封套复印走了样，让她将就将就吧。我再去打听有没有好的。”

　　“你的……姨婆怎么什么都有？”

　　阿B抹一把额头上挂住一层薄灰的汗水，嘴角抽动着想说点什么，却只是摇摇头。

　　“那跟他的姨婆没什么关系。”于晓红打开盒带，随手拿起铅笔在滚轴上用力转了两圈，再塞进双卡收录机，“先是有人从外面弄到母带，翻录个几十盘，摆个摊就能卖。这个人啊，不好好念他的中专，什么时髦干什么，现在卖上拷带了？他没有本钱，最多也就是个二道贩子罢了。”

　　娜娜·莫斯科莉的歌声总是在紧要处打两个颤，心刚刚揪起又被痒痒地松开，就像是凭空起了一阵小风，从里向外吹，经过鼻腔时我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我很快从阿B那里打听到他在电影院旁边的弄堂里卖拷带。“那可不是一般的电影院，”阿B昂起头说，“你跟于晓红讲，那里是只放艺术片的。法国电影周知不知道？那边的黄牛我都认得，我可以用一盘‘达明一派换两张票。”

　　然而，在电影院边门外的那条弄堂里，于晓红冲着阿B一字一顿地说，“两张怎么够呢？”她一边说一边把我拽过去。她的半边脸在阳光下，半边脸在阴影中，以至于脸上呈现出某种悲喜交集的表情。我可以自己回家的，我在她耳边轻声说。她没理我。

　　阿B整个人都在阴影里。这是那种外面就算是大太阳里面也永远有一摊积水的弄堂。他的灰色旅行袋搁在身边一处废弃门面的第二格石阶上，袋口拉链半开。他立在墙边，一副简易木架支在墙上。一大块塑料布被分割成几十个透明的插袋，拷带封套样品挨个插在上面。他夸张地做出一个咬牙的动作，弯下腰从旅行袋里摸出一张CD，说，“行，三张就三张。”

　　那时候CD刚冒头，大部分人家都没有CD机，阿B家当然也没有。我在封套上看到歪戴着礼帽的外国男人，看到盒子边缘有一大块刺眼的豁口，从盒子直裂到里面银色的光碟，像阿兰·德隆在电影里演过的那种英俊光滑的面孔上闪电一般划过的刀疤。

　　“听说这些海关打口碟，听到某一首歌会突然停下来，或者发出那种……可怕的声音。反正我只管卖，从来没听过。”

　　我猜，那感觉就像一只用不锈钢做的仙人球，慢慢滚过胸口。

　　用打口碟换来的电影票，位置还是有点偏，我离安全出口只隔了三个座位。那天连着放了两部片子，一个是《水源》，另一个是《甘泉玛侬》。故事是接着讲的，演员也是同一拨，更像是一出戏的上下集，加起来足足有四个钟头。

　　我至少睡了三觉。第一次醒来，银幕上漫山遍野地跑着一大群兔子，于晓红笑得歪倒在阿B肩膀上，又很快弹起来，坐直。第二次，女主角光着脚爬树，好像有风吹起她本来就没有好好穿着的衣服，浑圆的光屁股在我眼前闪过一道白光。于晓红的手下意识地去捂我的眼睛，手伸出一半却被阿B拉住，不肯放开。这回于晓红没有挣脱。第三次，我被于晓红的抽泣弄醒，阿B凑在她耳边说着什么，我听不见。音乐响起，女主角倔强的侧影，影院不同角落里飘散着同一股霉味。我彻底醒过来，又饿又渴。

　　影院门口就是一条美食街。晚上八点半，晚饭点已过，夜宵还没开张，阿B说这条街还没醒过来。“那醒过来是什么样？”我问他。

　　“我有一回收摊以后还逛了一会儿，十一点，这条街上就跟变戏法一样的停满了车，桑塔纳都排不上号。我见过一辆这么长的，”他双臂平举，指尖努力往远处拉伸，“就跟吃喜酒似的。老板和老板的女朋友，都来吃蛇羹。这条马路，家家都养着几缸蛇。”他的手指顺势划过去，凌空罩住了整条街。

　　于晓红像蛇一样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没事，”阿B的手垂下来去握她，这回她躲开了，“一条也逃不出来的。你看那些大老板，一个个都横着走，有人怕吗？”

　　那个晚上终结于街口的小吃店。只有那家店在卖阿B买得起的盐水花生、油煎带鱼、金瓜丝海蜇、生煎和啤酒。于晓红似乎故意没有擦干脸上的泪痕，眼睛里保持着刚刚看完法国电影之后的那种动人的湿润。在小吃店油腻的灯光下，这种湿润变成一层轻雾，使得阿B跟她的距离既格外亲近，又十分遥远。

　　阿B开始唱歌，没头没尾，副歌连着副歌，唱到筷子飞出去两回，我给他一根一根捡回来。他喜欢唱广东歌，从来没有唱准过，却好像要把每个字都咬出牙齿印来。才起了个头，于晓红就嚷起来：“这明明是个美国歌，英文的， right here waiting……你唱的这叫什么呀？”

　　两瓶啤酒下肚，阿B也顾不上看于晓红的脸色了。他扯开嗓门嚷嚷：“英文就了不起吗？读个高中就了不起吗？在此等候，这几个字儿一点腔调都没有。你看看钟镇涛是怎么唱的——”

　　他把粤语字一个一个翻成普通话，硬邦邦地砸在桌面上：“秋色信内藏，凭红叶暗示，常期望春天早些飘至。”

　　听懂了么于晓红？凭红叶暗示，凭，红叶，暗示。听懂了吗——你？

　　于晓红还在嘟嘟囔囔地说那些人就会抄日本人的抄美国人的自己什么都没有，我拽拽她衣角。她一抬头撞见阿B瞪大的眼睛里布满的血丝，只好把剩下的话全吞回去。

　　我想起阿B的香港姨婆第一次出现在窦家时，于晓红过来探头张望;我想起她那时跟我闲聊，说楼上这一家子，大概再过两天就出远门去了，再也不回来了。我想起她说着说着就走神了，好像自己也跟着去了。突然间，我觉得阿B的强词夺理，也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四

　　新村里的老住户，原先有一大半都在附近的工厂里上班。到于晓红考上大学、我上中学的那一年，往外搬的已经明显比往里搬的人更多。我们楼顶上加的那一层，原先是某家单位得到了房管所的默许，想出一笔小钱给职工改善住房待遇的。这一层刚刚加上，楼下三层的住户就天天跑到房管所抗议——房子结构动了，底下愈发潮湿难耐，找谁去要补偿？這个架势吓得那家单位只好往回缩，房管所也不表态，于是这一层就一直空关着，莫名其妙地成了这栋楼的公共空间。在尚未粉刷过的水泥空房子里说话，有空落落的回声，适合小孩子捉迷藏，也适合大人处理某些不适合在其他地方处理的事情。

　　这样的房子似乎有一套神秘的情报系统，所以于晓红的妈妈前脚进来串门，三楼窦家阿婆就打发外孙女下来。“你外婆有话讲？”晓红妈眉毛一挑，欲言又止，到底还是跟着上了楼。

　　她这一去，我妈便坐立不安，我一时弄不清她是在担忧还是在兴奋。她逼着我上去看了三回，前两次送两把竹椅子，第三次送一把南瓜子。

　　从三楼的木质楼梯转到四楼的水泥台阶，我的脚步声好像突然被吸进了黑洞。我放慢节奏，三步一停。我听到，窦家阿婆中气十足，明显盖过了晓红妈。

　　“现在小孩的事情我是不要管的，有辰光不会乘乘风凉？但是弄着弄着就不对头了，事情搞到我老阿姐那里，丢人丢到香港，我就要问一问了，你说是不是？”

　　“关我们家于晓红什么事呢？”晓红妈的怒气被她竭力稳定的声调裹成四四方方的形状。按我妈的说法，晓红妈在厂里的资料室上班，所以“把自己当成了知识分子”。

　　“我这个阿姐啊，别看从香港来，那也是吃过苦的人，这几十年不比我们这里熬得容易。早年跟着她当海员的男人坐远洋轮过去，人才落脚，孩子刚生下一双，男人就死了。她能怎么办？跟这头又断了联络，六六年……”

　　“关——晓红什么事呢？”

　　“看看……嫌老太婆啰唆？你听我往下讲。阿姐这辈子过得那么辛苦，新闻里一说开放了开放了她就一个人寻过来，两个儿子根本不管她的。她千辛万苦，好容易摸到这房子，认了老亲眷。小辈不懂事体，当她那里有金山银山？担保？拿什么担保？我阿姐几十年前认得我，又不认得我这个孙子。他要是想跑到日本去洗盘子背死人，那要看他自己的造化，让姨婆出这个钱，担这个保，哪能开得了这个口？”

　　“怪了，你外孙的事情，要怪我们晓红？”四方的形状绷不住了，我听到晓红妈在水泥楼板上来回走动。

　　下楼跟我妈汇报的时候，她的眉眼从鼻子周围慢慢散开。“我当什么大事呢……于晓红再有心机，写信要留学担保的事，她也没法按着阿B的头写，你说是不是？窦家老阿姐驳了阿B的面子，不接那个茬——这种事情到底伤面子的呀。他这个大姨婆，老早我们不晓得内情，现在看看，在香港也没过上好日子。儿子出息那是儿子的事，年轻的可以一抬脚移民去加拿大，年纪大的孤零零守着窝，要钱没钱，要力气没力气。叶落归根这种事么电视里拍拍的呀，真回到这里她也住不惯了。这样比比，倒是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

　　我不喜欢我妈用这种口气说话，截住她话头，“那么，他们，我是说晓红姐姐，跟阿B，以后会怎样？”

　　我妈瞪大了眼睛，像电视机出了故障似的定格。“什么怎么样？你知道了什么——难道你知道他们现在——有点什么？”

　　我不知道。我没法告诉我妈，有那么一两次，于晓红撕掉了阿B夹在信封里的纸，又用透明胶粘好。“你要是好奇，”于晓红冷冷地说，“可以拆开看，反正以后都不会留的。”我向她发誓，我不要看，我没有好奇心。

　　最后一次上楼的时候，晓红妈和窦家阿婆已经像没事人一样地把手拉在了一起。新村里的邻里关系，自有一套迅速而柔韧的逻辑。整栋楼似乎都跟着安静下来，所有竖直的耳朵全都耷拉下来，各忙各的去了。

　　晓红妈抱怨无线电厂开始下岗——搞不好我这年纪就要提前退休了您说凭什么。窦家阿婆似乎觉得刚才摆完了那些重话，已然耗尽了力气，眼睛一大一小地半眯着，就像一只犯困的猫头鹰。她心不在焉地接着话，说你提前退就退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孙子耗在仪表局的中专那才叫——

　　“唉，这些我不懂，他们也不要我懂。我只晓得我们宁波人不靠别的，就三条：做人家，劳碌命，还有，懂事体。你放心，我的外孙我晓得，跟你们家晓红走不上一条道，他不可以拎不清。拎不清要摔破头的。”

　　猫头鹰垂下头，发出低沉的鼾声。

　　五

　　很多事情，若不是隔了一大段时光，重新把它们归拢在一起，你不会感觉到它们其实是同时发生的。那一年，于晓红大学毕业，改名于思曼，而我考上了南京的大学;那一年，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的阿B宣布破产，跟老婆——那个以前跟他合唱过《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的老婆轰轰烈烈地离婚;那一年，窦家阿婆去世，而在此之前，她至少有三年没有收到香港姐姐的任何音信——“一定是死了，只是没有可以跟我们报丧的人。”窦家阿婆冷静地说。

　　那一年，夏天，上海的阿B来敲我家的门，递过来一只寿碗，低声说：“大学生，我要找你说件事儿，这回我真的要发达了。”

　　光学仪器厂周围的旧屋已经拆了大半，厂房本身也在等待重新整合，拆分归并入一个或者几个有限公司，只是工人们每天传说的方案都不太一样。我们站在大门口，头上还挂着前年春节的灯笼，垂下来的穗子抽丝脱线，像一团残破的红色蜘蛛网。

　　“眼看着就要搞出一个商业区了——你说在这里创个业怎么样？就这里。”阿B乱蓬蓬的卷发倒向一邊，被抹了过多的摩丝结成沉重的硬块。

　　“拷带，还是VCD？”

　　“咳，早就不干那个了……长大啦，得搞点稳重的事业。”

　　我想起有一阵，阿B卖的片子落到扫黄打非办手里，搜出两张有点嫌疑的，罚掉了本钱不说，学校里还贴了张处分的告示。没人知道阿B后来到底有没有拿到中专毕业证，有没有去哪家工厂上过一天班，只看到窦家媳妇逢人便说仪表局的国营企业不比从前，如今的年轻人，万万不能在这棵树上吊死了。

　　我懒懒地追问了两句，总算弄清楚，阿B说的“稳重的事业”，是要跟人合伙盘个小店面，卖拷机。“拷带哪里比得上拷机来钱，”他的眼睛开始放光，“你看看现在，传呼电话间嗓门最大的长脚阿四，已经越来越没活干了吧？”

　　我使劲想了想，阿四扯开喉咙便能传过三栋楼的绝活，确实有大半年不怎么听到了。

　　这一回阿B的计划似乎比以往更长远。他给我算账，卖掉一台拷机，成本和利润对半，每个月还能净收台费，这一块没什么成本，人拉得越多钱来得越快。“你想想看，咱们这一带还看不到几家店面吧，我先下手为强，赚够钱了就再盘一家……说不定哪天买一段频率，包一个发射台，那就真是出头了。”

　　我忍不住打断他：“如果钱真那么好赚，别人也不是傻子啊……”

　　他没接我的茬，视线落到更远方，沉浸在某种远比他现在的话题更为柔软而飘渺的情绪里：“你不懂，我再不混出点样子，她就真以为我都是在骗她。”

　　一股浑浊的热流堵在胸口。我差点冲口而出，说她可能早就不在乎你有没有骗她了。在师大的这几年，于晓红好像一直在并不相干的两极间摇摆：考托福去美国，还是跟诗社里的某个才子谈恋爱。被美领馆拒签的那个晚上，她对诗歌和才子的迷恋达到了顶点。

　　“签证是个玄学，”她对我说，“当你把每一条‘移民倾向都背熟以后，就只能听天由命了。然后，那个章还是在你的护照上敲下来。一道伤口，一个判决。你知道吗，我甚至看到那个签证官笑了。答应我忍住你的痛苦不发一言穿过整座城市——你需要有个人在那种时候给你念这句诗。”

　　阿B弄不到签证也不会念诗，更要命的是，他似乎并不相信遗忘是人的本能。那几乎断绝了往来的几年，被他一厢情愿地冻进了冰箱——随时取出来，一切都可以再接上。

　　“进货是要本钱的——你哪来的钱？”我只能用最实际的问题来抵挡跟他搭不上调的焦虑。

　　“外婆——”他的双手下意识地合拢，微微抬起，看起来像是对着破烂的灯笼穗子祈祷，“她藏过一点私房钱……你知道我们宁波人是最最做人家的。我要是不肯拿，她自己也不花。本来是让我去日本上语言学校的，数不太够，至少不够带走一个人。这些钱，过个太平洋不行，过条马路开个店，正好。”

　　那也是你和你外婆的全部身家啊，我差点冲着他喊，到底还是忍住了。

　　那天有没有看到烟花，我其实说不准。阿B说他听到夜明珠噗噗弹射的声音。我沿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西北方向的夜空亮得失真，一道晃眼的弧光仿佛划过，却又迅速归于沉静。太远了，阿B说，你念书念太多，近视得厉害。

　　“是不是看错了？今天有什么理由放烟花？香港不是上个月就回归了吗？”

　　阿B没接话，他似乎更深地沉入了自己的世界。他的嘴角明明还挂着微笑，眉头却已微微皱紧。那么多年，我第一次觉得，他的侧影，从额头到鼻翼的那个部分，真的有一点像唱片封套上的钟镇涛。

　　“你听我说，阿B哥，”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远比我预想中的柔软，“我打包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再过两星期就搬到南京去了。你看，南京虽然不远……我好久没见过晓红姐姐了——噢是思曼姐姐，我临走前会想法见见她的。”

　　于思曼正在青岛毕业旅游，跟诗人在一起。我没有告诉阿B，我觉得他也不想知道。

　　“没关系，”他打断我，反反复复地说，“等她再看见我的时候，我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六

　　一个故事总是有结局的，差别在于你把句号画在哪里。于思曼的轨迹一直在我眼角的余光中延伸，我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她像所有人那样，结婚，后悔结婚，在合适的年纪收窄自己的人生。有时候，我会宁愿这样隔着距离的注视，在某个更有戏剧性的时刻戛然而止。就像阿B那样。最后一次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是在我们家从老房子搬走的时候。那天，楼上窦家兵荒马乱，我妈说阿B又给请进了公安局。

　　“这一次高级了，是协助调查。”我仔细看看我妈的表情，确定她没有讽刺的意思。

　　“前一阵楼上不是一直说他赚到了，要买桥那边新造的大房子吗？”

　　“赚嘛是赚过一点——”我妈说，“可是，这孩子我从小看到大，好好的，踩在平地上都会有坑……”

　　这个坑是阿B的上家埋下的。这两年拷机生意好，人人都想在城里的哪个制高点树起一柱发射台，卖机器那点赚头真不如入网送机赚台费，何况手上只要有个几千用户，就可以连台带用户一起卖给大公司。阿B的上家徐老板心思太活络，年前从中国台湾进了一大批便宜货，发票出了问题，被海关查封。这一查不要紧，拔起萝卜又带出了泥，有人发现徐老板公司申请频率的手续根本没办完，邮电局并没有批准，那个发射台完全是违法使用信道频率。

　　阿B押上了一大笔钱，从徐老板那里购入机号，这下全砸在手上。他本是协助调查，公安局并没有追加什么严厉的处罚，可到底还是把他的货给一股脑儿没收了。好比踩空一级台阶，落下去虽然不是万丈深渊，也不见得能立马拍拍屁股站起来。

　　“本来倒是赶上一个好风口的……别人做这行，赚了钱又去建台，建了台卖了号，再打包卖给国脉。他们凭着国资收购赚来第一桶金，转个手就投进了房地产——看看他们现在是什么身家！”几年以后，我妈学到一大堆新名词，跟我和于思曼兴致勃勃地算起了这笔老账。

　　于思曼猝不及防地听到这个名字，脸色一变，匆匆跑进卫生间。

　　“所以……阿B还干这个吗？”

　　“我怎么知道，”我妈冲着我挤挤眼睛，向卫生间努努嘴，压低声音说，“搬走以后就再没回去过，有什么意思呢？我巴不得把那里全忘了。”

　　卫生间里的水龙头开到了最大。顿时，整个空间里都是哗啦哗啦的泼溅声，还有水龙头里发出的鸣响。洗手，洗任何东西，都没有必要发出那样大的声音。

　　“也是。咳，现在都用手机了，我还在问拷机的事儿……”我讪讪地给自己打了个圆场，把话题转向别处。

　　然而故事终究是由人来讲的。你完全可以往前折个半页，把句号画在一个更明亮的地方。也许应该选在被拆掉的光学仪器厂旧址，阿B的通讯器材小店旁边，那一年新开张的卡拉OK厅。

　　那时的卡拉OK已经有包房，却没有全套的数字点歌系统，只有半手动的点歌机。你得在厚厚的点歌本里查到你要的那一首的编号，然后输进去，等着那几排红色的小灯再亮上一盏。你伸着脖子看花眼，你被头上转动的灯球闪得太阳穴一跳一跳，你听着耳边全然失真的混响，忍受著别人的荒腔走板，可你还是傻乐傻乐的。

　　阿B的酒量比法国电影周那年大得多。他点了金汤力，要我也尝一口。我摇摇头，说我喝芬达吧，他说芬什么达呀，妹妹你喝鲜榨的橙汁——对对，叫柳橙汁，姨婆是这么说的。我说别费那事了，我坐坐就走，哥我知道我错了，我没办成事儿，我一个人来算什么呢？思曼姐姐是忙，真的忙，她那是外企——

　　在阿B店里帮手的小伙计把歌本从头翻到尾，嘴里嚷着大哥啊哪有《一切随风》啊，钟镇涛过气啦，只有一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

　　“俗，”阿B鄙夷地说，“这店真没品味，粤语歌那么少。”

　　我愿意把句号画在这一刻，我相信阿B也是。在灯球的照耀下，他整个人通体闪亮，仿佛成了某种抽象的存在，身前身后都不再奔跑着时间的猛兽，张开血盆大口。

　　“这算多大点事儿啊，”他的笑声的后半截被朋友们的嘶吼淹没，有人唱着要在雪地里撒个野。

　　“等一件事儿等得久了，你猜你最怕什么？就像排个老长老长的队，前面越来越短，你这时候突然就慌了。这事儿闹的，你都要排到头了你怕什么？你怕什么？”

　　是啊，阿B你怕什么？

　　“怕排错队嘛哈哈哈。你要买大排骨的，排了半天才发觉大伙儿都在买葱。这下好了，葱倒是有了，大排没了，你拿什么做葱烤大排？”

　　我笑出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