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_米亚·科托
Q：您最近在创作什么新的作品吗？
A：是的，有一部长篇小说正在收尾。这本书讲述的是我出生的城市，围绕着我的少年时代，当时正处于抗争葡萄牙殖民的全国解放战争末期。我亲身经历了那个高度对立的时代，个人故事与社会矛盾一样丰富。
Q：与最近一部作品《帝王之沙》（三部曲）相比，新书有什么不同？与更早期的《梦游之地》《耶稣撒冷》又有何异同？
A：的确有不同。如果没有足够的差异，我不会有意愿付诸笔端。也许可以这样说，新书中关于世界开端的想法在《耶稣撒冷》当中已有触及。但在新书中，取自现实的部分总是要面临梦境和记忆的挑战，而后者又往往是人为建构的。
Q：在您为《耶稣撒冷》写的序言中，您将“机场”看作体现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场所，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时空观念。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同样揭示了世界连接更加紧密所带来的后果。这些对时局的思考是您写作的一部分吗？
A：这场危机重大且会绵延持久，必将意味着此后我们将有所不同。不能天真地认为全世界都会天翻地覆，但我们也许会开始质疑世界上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某些长久预设。这是好事，因为我相信会产生更广泛的共识，人们将意识到新自由资本主义对我们的失效。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例子，研究机构和医药企业之间的合作取代了竞争，但也有朝另一个方向转化的风险。鉴于经济危机已经开始出现苗头，社会也会出现逆流，有人试图杜撰出全球冲突的局势，为此需要找到替罪羊：我们已经看到有说法将罪责归咎于中国，或是世界卫生组织。
Q：当您收集材料、构建故事里的世界，让您更为着迷的是历史还是现实？
A：秘诀是尝试将历史（虚构）和现实这两者混合起来。其实我觉得，不管我们想法如何，它们本身就混杂在一起。我们所受的教育让我们太过重视被呈现为“现实”的东西。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将现实看得那么重，而是去相信存在着许多种现实，而且它们全都是真实的。
Q：《母狮的忏悔》源自您的亲身经历。当拥有材料时，您如何选择以何种文学形式将其呈现？
A：与其说是我在选择，倒不如说是故事自身选择了它的走向和媒介。当它出现的时候，虽然还处在原初的形态，但已经携带着自身体裁的印记了。它出现的时候就是一首诗，一篇短文，或是一篇更长的文章。是文中的人物在引领我前进。这些人物慢慢获得力量，也获得提出建议的权力。是他们允许我接近最私密的内心，也是他们向我揭露故事里的秘密。与这些人物的对谈才是我的灵感缪斯。
书写可以是一种祷告
Q：身为葡萄牙移民的后裔，又在莫桑比克长大，您的创作灵感更多地来自葡萄牙文学还是非洲文学？
A：我相信，作为生活在边界上的个体，两者都影响了我。对于这两种灵感来源的先祖，他们最久远的根，我都很感兴趣。我得说，这种根基比我们通常以为的要更加普遍。很多神话传说都离我们很近，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但同时我也要承认，非洲的想象对我有强烈的诱惑，而且这种影响是鲜活的，每时每刻都在自我更新。莫桑比克人是注重口头性的民族，面对强加其上的霸权逻辑，他们讲述故事，创造平行的世界，以此实现生存。在这种意义上，创造即是存活。
Q：将口语和书面词汇合并创造新词，巴西作家吉马良斯·罗萨是这方面的先驱。您也是佩索阿的忠实拥趸。您还有哪些喜爱的作家，以及您在文学上还受到过谁的影响？
A：让我们从费尔南多·佩索阿谈起吧，他对我的影响要早得多。这位葡萄牙人是以医生的形象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的。在我的少年时代，我曾深陷存在主义危机之中，而他写作的诗篇是一剂良药。十四岁的时候，我感到居住在自己体内的不单单是一个人，而我想成为所有人。而在当时，周围环境的共识是：我的状态是一种心理疾病，我只应当选择一种身份。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诗歌则向我打开了新天地，让我可以接纳身体里有许多人存在，他们现在依然居住在我体内。
吉马良斯·罗萨则教会我在书写中融入口头性。前面已经提到，我所居住的非洲世界满是不同的声音，生者与逝者之间并无界线。它影响到的不只是文学。我的父母于五年前去世，但我从未感觉他们远离了这个世界，他们生活在我的身体里，也生活在我的体外。吉马良斯·罗萨启示了我，书写可以成为解救声音的方式。书写可以是一种祷告。
Q：您有三本书被译介给了中国读者，其中有关生死的概念对中国读者来说颇为陌生，但也富有魅力。逝者可以与生者交谈，哪怕是风雨山林都有自己的声音。如果魔幻现实主义不是恰当的描述，您自己会如何形容这种写作风格？
A：我相信这里涉及的不仅有文学，还有宇宙观和世界观。在莫桑比克，一条河、一棵树、一座山不是一个死物，也不是静止的生物。因此，在文学作品中，这些生灵永远不会仅仅作为布景或风光出现。它们也是人物形象。当作家在书中如此对待它们，并不是在选择一种文学风格，并不是在魔幻现实主义上下注，而不过是在传递这种世界观。
Q：您建立了一个写作基金会，用以资助本土的青年作家。在这一过程中，您在他们的文字中看到的最重要、最令您惊喜的特质是什么？
A：诗歌是莫桑比克人最亲近的体裁。许多初露才华的年轻人都在写诗。但我相信，当下最重要的文学事件来自于散文。有些来自都市的年轻人在第一本书里就拥有了自己的声音和独特的风格。文字是他们批判社会的工具，但他们铺陈文字的方式非常讲究。
我和家人于五年前设立了基金会，主要目标就是要支持青年作家。我们举办比赛，发表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建立对话和辩论的空间。对于这些青年人的回应，我感到十分高兴。我确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将成为大作家，成为帮助建立更美好世界的艺术家。
Q：您看到的年轻一代的写作有何种趋势？影响他们作品的因素有哪些？
A：正如我上面回应的，诗歌占据了创作的绝大多数。有趣的是，這一现象也许来自个别诗人的影响，他们奠定了莫桑比克文学的根基。我指的是若泽·克拉韦里尼亚（José Craveirinha， 1922-2003）和诺埃米亚·德·索萨（Noémia de Sousa， 1926-2002），他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迎来巅峰，但影响至今犹存。
Q：回首您过去的写作，哪个阶段的写作是您比较满意的？
A：当我回顾过去，我更倾向于聚焦在负面因素上，即有什么是我本来不应该做的。我回首过往是为了从中学习。也因为这样，我很少会将赞许给予自己。
上海和北京向我打开了新世界
Q：您在2018年受邀前来中国参加上海书展。这里和您之前的想象有什么不同？有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分享？
A：上海和北京向我打开了新世界，让我着迷。我所目见的现代和繁华是我之前没有预想到的。许多中国的年轻人对外部世界富有好奇心，并且所知甚多，这让我深受触动。有关中国内向、封闭的刻板印象在当今世界仍然很盛行。然而，我亲眼目睹的却截然相反。展现在我面前的文学宇宙、文学评论家们的学术储备、高质量的书籍和书店，还有充满活力的文學节，这一切都让我惊讶。在中国以外仍然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发展。
Q：如果您再次来到中国将会如何规划行程？有哪些必须要做的事？
A：我感觉我需要看到不那么国际化的地方。我希望能用不那么游客的方式来把握中国。说到底，我希望中国人向我讲述故事，希望能和作家交流，希望能看到这个伟大国家的不同的文化现实。同时，作为一位生物学家，我也想看看中国如何处理生物多样性，如何对待国内的自然遗产。
Q：您阅读过中国作家的作品吗？
A：我得说自己缺少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我的父亲是个诗人，我记得小时候，他组织编纂了一本选集，收录了古代中国女性诗歌的译本。他将这本选集命名为《北极星》，我还记得里面的中国诗歌是如何感动了我们所有人。
Q：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您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写作最终会趋同吗？
A：别说一个国家了，就连同一个作家产出的文字中也不会有同一性，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多样性是我们人类的自然条件。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存活了下来，原因就是一对夫妇的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Q：生物学家的职业如何影响您的写作？作家想要全面理解这个世界，是否需要拥有这样的角色，即与写作保持足够的距离，又与生活息息相关？
A：我不觉得有一种公式。对于我个人来说，这种与生命、与他人、与团队合作的关系至关重要。生物学滋润、养育了我的文学创造力。与此同时，诗歌也帮助我理解生物的逻辑。科学与艺术的界线很大程度上是编造的。我的感觉是，它也是将男性与女性世界人为分割的界线。按照它的逻辑，科学和男性站在一边，更加强调智力和知识;艺术则站在女性一边，更加强调感性和直觉。这种陈词滥调的结果就是，我总被询问如何让表面上迥异的两者共存，但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成见。
（葡语中译/王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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