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莫之

　　邱波在一套日版影碟里发现了任天牧。接着是一连串的疑问：他急切地想要知道任天牧的生平资料，是否健在，还在创作吗？当他把这些问题刻在心上的时候，本世纪还只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上网需要用到“猫”，拨号的叫声是支吾吾……就像信息在传输的过程中发生了时空扭曲。网上的资讯则非常贫瘠，搜索引擎都不敢用正眼看任天牧，给出的链接大多指向某家游戏公司。

　　只能猜想：应该是一位老先生。

　　那套影碟还是问朋友借的，与邱波是初次见面，也是久别重逢，因为里面收录的全是上世纪九〇年代之前出品的国产动画片，就像一起长大的儿时玩伴，如今却变得不敢相认。最明显的莫过于动画片R，如流星般划过，让邱波痴痴地望着，他忘了自己在看什么而只在意听见了什么。如此纯粹而醉人的电子音乐——鼠标贴心地在播放软件的时间轴上蹿过来又蹿过去——作曲是任天牧，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片尾打出“一九八〇年摄制”的字幕，意味着电子音乐在中国的起跑点要比邱波以为的往前挪了好几年。那个午后，空气里的启蒙味道见证了邱波对光驱的一系列暴行。他把几十张影碟尽数“拷问”了一遍，直到所有影片将与配乐相关的信息交待完毕。“审讯”的过程相当残忍：光驱嘎吱嘎吱地嚎叫;黑色水笔在白纸上乱涂乱改，还留下一摊摊的油渍。几个陌生人由此浮上台面，任天牧夹在中间，他不是最丰产的，却与国产动画的几部杰作密不可分。他创作的配乐就像是在玩一个不能重复的游戏，除了电子音乐，邱波还从中听到了京剧锣鼓伴着爵士风情的铜管乐器一起摇摆。可以肯定的是，由任天牧作曲的动画片至少有十六部，主要是一些十几二十来分钟的短剧。

　　当发现变得像顺水推舟那样轻快的时候，邱波不免有些懊恼。为什么以前就没有这种意识呢？他为此而自责，但是，很快就原谅了自己。谁会因为一家餐馆的菜肴美味而去追问厨子的姓名？邱波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视为某种进步。

　　可是影碟不久就该归还了。邱波跟朋友打招呼。他用一个周末的时间逛遍了申城最主要的音像店、仅有的两个批发市场，一无所获。与任天牧相关的录音制品呈现为某种令他费解的空白。在幼稚到给本市的几家唱片公司写请愿信之前，他不得已出此下策：用一组对录线将家里的电脑（组装的奔腾586）、双卡收錄机（夏普GF777）连成整体。由此，一盘TDK的空白磁带断断续续地从影碟里吸取魂魄，化身为《任天牧动画配乐选集》。这个名字用红色的水笔题在磁带的内页上，翻过来还有手写的曲目标题，每条都标有出处，所有名字都是邱波拍脑袋现编的。

　　由于唱片公司拒绝给邱波答复，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日里，那盘盗版磁带成了他与任天牧沟通的唯一媒介。单边的沟通常常使他陷入某种幻觉。他想到应该给动画片的摄制单位寄一封信，收信人就写任天牧。A厂的地址是从网上查到的。在那封洋洋洒洒的陈情信里，邱波以电子音乐发烧友自居，写下了好几页的听后感，还有更多的提问与建议。那封信因为超重不得已还多贴了一张邮票，经过大半个礼拜的市内漫游，神奇地钻进了邱波住的大学宿舍的邮箱。发信人伤心极了，倒不是因为没能联系上任天牧，而是这次行动的失败无异于吹灭了老先生的生命之火。

　　邱波没有放弃。他的下一封信在内容上略有调整，地址不变，是写给厂长的。这次终于有了起色。回信者自称副厂长，姓刘，这位好心人在单页的信中这样写道：“任老还健在，年近八旬了，据我所知，还住在本市。”其他情况就不便透露了，毕竟牵涉到隐私，况且任老并非A厂的员工，要说也应该是F厂出面。至于老先生与A厂的关系，刘厂长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同属一个系统，所以存在一些项目上的借调，这种合作已经停了好些年，主要分布在1956至1965年、1979至1982年这两个阶段。”

　　看完来信，邱波兴奋地跑出宿舍楼。他想办法找到了一本黄页，然后给A厂打电话。总机照他的意思，转接刘副厂长。等到听筒里的音乐消失，一个异常华丽的声音跳了出来：“你好，我是刘冰。”

　　邱波一时恍惚了，怀疑自己拨错了号码，打到译制片厂去了，而正与他通话的其实是佐罗的配音演员。“佐罗你好。”他情不自禁地蹦出这么一句，说完就意识到自己失态了，忙着道歉。“佐罗”被年轻人的解释逗得够呛，爽脆的笑声似乎足以让佩剑落地，让那张看不见的面具颤抖起来。又或者，那个声音被邱波的执着打动了，居然耐着性子坚守在话筒边。从中，邱波了解到A厂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转为企业，自负盈亏，而他念兹在兹的电影原声专辑即便是在不怎么过问效益的计划经济时代也是没有先例的，倒是一些人气作品的主题歌，因为有音像公司寻上门来，被包装成了几盘磁带，主要是一些儿歌，给小朋友听的。

　　“厂里还有存货吗？”

　　当邱波提出购买意向时，刘厂长一脚把球踢给了音像公司。刘厂长没有想到，有那么多针对音像公司的评论正在排队。后来，也许是实在没忍住吧，他开始插队，问邱波是学什么专业的。后者如实作答。“哦，学新闻的，”刘厂长沉思道，“你看要不这样，等你毕业了，来我们厂工作吧。”恰在此时，听筒里混入了一些杂质，先是有人敲门，然后是女声的汇报……

　　“不好意思，我有点急事——”刘厂长没等邱波反应过来，就把电话挂了。

　　对于一个大二的学生而言，那的确是颇为魔幻的一天。打完电话，心事重重的邱波在校园里闲逛，迎面而来的伟人雕像不仅在向他挥手，还露出了微妙的笑容。冬风卷起一些落叶，从邱波身上带走一些暖意。回味与刘厂长的通话，那则提议无疑是好消息，任天牧还活着也是好消息，但是具体好在哪里，对自己的小小愿望能有多大的助力，邱波却答不上来。答案也许会长期缺席，但是那股高兴的劲头在邱波的体内如同血液那样奔涌着。

　　隔天，他开始给F厂写信，后来还打过一些电话，只不过他的所有尝试就像浪花，眼看着登陆了，却又被某种引力拽了回去。时光没有磨掉他对任天牧的兴趣，却足以改变他享受音乐的方式。自从有了宽带，他开始依赖一款名为Soulseek的点对点软件，主要用于和全球网友共享MP3。他喜欢这款软件的名字，让他想起果戈理的小说，想起那些哭笑不得的灵魂交易。但是人类对于光明总是一往情深。邱波从Soulseek免费下载的时候经常会在目标文件夹的名字里遇见这样一行英文，应该是网友的自发口号，译过来就是：“如果你喜欢这张专辑，请购买正版唱片。”他将此理解为国外乐迷在为任天牧摇旗呐喊。于是，他翻出全世界独此一盘的《任天牧动画配乐选集》，制作了一份数码拷贝，意在造福全人类。结果没有一个人领他的情，倒是他从国外下载的那些电子音乐，经常会像病毒那样在其他网友的硬盘里疯狂复制。

　　2003年的春夏之交，“非典”疫情即将退去，邱波荣幸地成为了一名媒体人。S周报给了他一份工作，这使他在每周二上午的编辑部例会上有了一些发言权。当时的例会弥漫着某种自上而下的气氛，概括来讲，就是尽量把版面留给抗疫的英雄事迹。邱波身为菜鸟编辑，居然在例会上大谈什么任天牧，仿佛是要策划某个大专题，或者封面故事，仿佛他负责的不是城事版，而是文化版。总之，一种堪比火车脱轨的大型事故现场令同事们精神一振，也有些人抱着看滑稽的心态，因为他们全都明白，此选题没戏。

　　女领导，同时也是邱波的学姐，她更关心任天牧的时效性在哪里？比方说，老先生新推出了什么作品，或者，他不幸刚刚去世。邱波虽说近两年收集到了一些任老的资料，还在不少剧情片、纪录片以及科教片的陈谷子烂芝麻里发现了任老的配乐，但是面对领导的质询，他就像是疫情爆发之初的医生，说来说去就是戴口罩，勤洗手，别熬夜，少走动。领导也是这个意思，反正也没什么时效性，不妨等过了特殊时期再说。

　　会后，仅仅隔了一顿饭的时间，女领导鬼使神差地从F厂打听到了任天牧的家庭电话。让邱波更加措手不及的是，那串号码来的时候还捧着任天牧的遗像。任老去世了，与“非典”无关，但是家属知会F厂的时候正是疫情最严峻的四月初，媒体圈的文娱版面全都沉浸在挥别某位巨星的悲痛之中。本着从简的原则，任老的讣告只在F厂的布告栏短暂地露了一脸，而现在，它猛地跳进女领导与邱波的MSN对话框里，把坐在邱波对面、正在吃桂林米粉的女同事吓坏了。

　　“哦，╳╳——”邱波先是爆了一句粗口，然后猛地起身，像个神经病那样把脸贴近电脑屏幕，等到重新落座，他把眼镜摘了，手掌遮没了眼睛，在额头上搓揉不止。

　　问题来了，这个姗姗来迟的联系方式还能为邱波的选题做点什么？“据说他老婆是个神经病，”女领导又加了一句，“人家叫我们当心点。”

　　“神经病嘛应该去宛平路600号呀。”邱波这样回答，倒不是为了自我安慰，或者与残酷的命运抗争到底。基本上，他已经默认这就是事实了，同时又在盘算，既然老太太能住在家里，必然有孝子贤孙在看护。至于那串号码，先是被邱波输进了手机的通讯录，然后抄在一张淡黄色的便签上，贴在工位电脑的右上角。隔了好几天，邱波才从遗憾的心绪里恢复过来，恢复到他可以端坐着，平视那张便签，就像那些刚经历高考的学生，知道成绩已经上线，打电话就可以查，可是，真到了查的当口，手难免会有一点迟钝。邱波几乎是每摁一个数字，就瞟一眼电脑的右上角。

　　电话通了。

　　“啥人？”一位女士操着心情不佳的方言。

　　“侬好。”邱波赶紧把含在嘴里的那声“喂”咽了回去。他调整一下呼吸，问对方可是任老的女儿。

　　“侬啥人啊？”女士就像是在审犯人。

　　邱波清了清喉咙，开始自我介绍，光这一步，折合电话费就得几块钱，因为对方一直凶巴巴地插话，尤其是在邱波搬出F厂的时候。搬的目的是强调这个号码的获取走的是官方渠道，可结果却像是提油救火，非但没能给邱波带来ISO9000的认证，还让他成了伪劣产品。为了剥掉一切伪装，女士向邱波提了许多他已经回答过的问题。有些问题，女士会在几分钟内连提三次，第一次是为了走近答案，第二次是嫌答案还不够具体，第三次是为了验证，如果她在三组答案的比对中发现了差异，就会像现在这样追问：

　　“那么侬打这通电话，到底為之啥呢？”

　　“是这样的，”邱波重新汇总道，“如果方便的话，我想上门做个采访，因为老先生的资料非常少，家属的回忆对我写文章肯定会有帮助，还有就是照片，最好是让我拣几张扫描一下——”

　　“照片不行，照片不允许带走。”

　　“那么我带摄影师来翻拍。”说到这，邱波感觉头上正在冒烟。他留意到周遭的目光——同事们有的坐在滚椅上，有的站着，无一例外地看着他，仿佛正在马路上围观一起交通意外。

　　好在采访终于敲定了。邱波语带感激地又报了一遍自己的手机号码。几分钟之后，女士竟然真的传来了一条短信，包含任家的地址。“还有啊，”她在短信里追加道，“我不姓任，我是任天牧的爱人，我姓吴。”

　　邱波这才反应过来，更确切地说，是在向女领导汇报的时候脑子多转了几圈。吴女士难道是F厂的信源里提到的那个神经病？他不敢往那个方向远眺，所以，出于减少摩擦的考虑，他约了报社唯一的女摄影师，还特地关照她，可以晚两个小时再到。

　　“只是翻拍几张照片？”摄影师有此一问是为了少背个把镜头。邱波无奈地耸了耸肩。这又是一个需要时间来回答的问题。“还是备着吧。”摄影师说。长着娃娃脸的她，在确认地址之后的第一反应是那附近有非常适合创作的老建筑群。如果天公作美，她打算当天下午和邱波一道从编辑部出发。

　　那个午后在初夏的本市再普通不过了：阳光具有一定的催眠效果，微风轻轻摇着法国梧桐的枝叶。邱波和摄影师旁若无人地闯入一栋邻近市图书馆的老公寓，没有门卫出来盘问，也没有门禁需要解码，到了带有明显装饰艺术痕迹的底楼大厅，摄影师的创作欲已经渗透进了室内的方方面面。

　　“你看这窗把手，还有这玻璃的纹路。”

　　邱波只是叮嘱她，两小时之后会合。他对工艺美术和视觉设计少了一根弦，许多年之后，还能被他的记忆点亮的主要是公寓的老式电梯：门口有铁栏杆，进出需要推拉，里面大概只能容纳两个成人;目标楼层摁亮之后，电梯还恶作剧似的往下一沉，然后像喝醉了那样，咕咚咕咚向上爬，速度慢得让邱波浮想联翩。他预估等下还要摁门铃，然后出现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太婆。可事实并非如此，替他开门的那位女士看着不满五十岁，虽说没怎么化妆，但是印花衬衫与黑色阔腿裤的时髦搭配让邱波很难把眼前的这位与任老的遗孀对上号。

　　吴女士请他进去，就像给流浪猫喂肉骨头，递给他一双本该在酒店里出现的一次性拖鞋。他换上之后，跟着踱了几步。女士拐进客厅，因为身后没了动静而回头，她发现小伙子简直成了一尊石像，头微微仰起，望着挂在墙上的相框。望久了，邱波觉得那张彩照里的人在动，鼻孔在动，握着乐谱的手指在动，西服的褶皱在动，领带在动……越看越觉得呈现在他面前的任天牧是从某张相片上裁切而来的，然后贴在了这个主要由书架构成的背景之上。他想起大学课堂上的一段话：“我们读某个作家的书，到了一定程度难免会好奇——啊呀，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到底长什么模样呢？”他想起讲这段话的那位教授已经过世了，不禁对着任天牧的相片追思了起来：“从我最早在DVD里看到这个名字，到现在我晓得他长啥样子，一眨眼睛三年过去了。”架在邱波鼻梁上的眼镜有点撑不住了。那些与摩擦力作对的透明液体无意扮演采访的润滑剂，就像那些第一次登上长城的老外，未必都觉得自己成了好汉，也许心里满是遗憾。

　　“去客厅谈吧。”女士不动声色地提议。待到客人落座，她问喝什么茶，咖啡可以吗？邱波坚持客随主便。他当时正在研究客厅里的书架，想起它方才在照片里硕果累累的模样，而现实是骨感的，架上所剩的主要是一些大开本的硬面抄，像精装的画册，书脊多为天蓝色。

　　“我之前认为老先生肯定收藏了不少唱片。”

　　“是呀，他是蛮欢喜买唱片的。”女士罗列起任老的音乐口味，喜欢哪些作曲家。但是唱片都被她寄走了，包括几十张胶木唱片，近百盘磁带，还有一些书，与鲜花一起装饰了任老的棺木，寄的时候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谈话间，邱波问及任天牧是否出过唱片。

　　“出过两张薄膜唱片，还有一盘磁带。”全都发生在上世纪八〇年代中，对任老来说，其实和没出也没什么区别。两张薄膜唱片的抬头写的是“影视音乐精选”，磁带的封面印了济公的卡通形象——女士盡管空口无凭，却愿意为邱波演示，模仿丈夫为了看清印在片芯上的作曲家署名是怎么戴老花眼镜的，拉长了意犹未尽的脸。“任天牧这三个字印得实在太小，太模糊了。”女士说。

　　“所以老先生还是蛮看重这个的。”

　　“看重，怎么不看重？”女士反问，“搞艺术怎么离得开名利这两个字？那些口口声声讲不要不要的人其实骨子里是最要的，任天牧没那么虚伪。”她接着从书架上翻出两册平装的乐谱：《双生恨》（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民乐丛刊），《电影音乐〈黎明枪声〉选段》（人民音乐出版社，1975年）。

　　“这两本我倒是在图书馆看见过的。”邱波说。他更想知道女士如果想听任老的音乐，该怎么办？女士打开钢琴，随意从书架上抽出一册硬面抄，翻开居然是曲谱。她娴熟地弹奏了几个小节，回头对邱波说：“我每天早上都要听半个钟头他的音乐，对我来讲，这就像每天跟他聊聊天一样。”

　　那个下午，他们总共聊了两个小时。其间，邱波一直握着一台银灰色的采访机。微型磁带每面三十分钟，录到头了，红色的按键就会咔嗒一声弹起，然后邱波跟女士打招呼。第一次换面的时候就像足球比赛里的换人，女士是领先的那方，悠闲地品着茶，直到她发现邱波的茶杯依旧毫无动静。

　　“侬茶吃呀。”

　　被她这么一提醒，邱波仿佛听到了补水的哨声，跑到场边开始咕咚咕咚牛饮。女士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起身提来热水瓶，要为他续茶。“哦——谢谢。”邱波惶惑极了。方才的那一笑完全搅乱了他的采访提纲。原来女士是可以笑的。这着实叫人懊恼，可是，又仿佛看到了她对自己的态度大为改观——在邱波的思绪里，有悲喜两股力量在火拼，还有一支队伍灰头土脸地急于查找采访的下一个话题。磁带有条不紊地转动，发出丝丝的声音。他清了清喉咙，挤出一句：

　　“前头讲到82年，老先生退休了。”

　　“对的，退休非常关键，相当于从牢里放出来了。”女士把她先前的观点重复了一遍。还是那则禁令：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个电影制片厂都拥有各自的作曲队伍，这些作曲家只能为本单位，或者本地方系统服务，不允许跨省市的合作。同样是禁令，女士觉得，这对某些庸才来说就成了保护伞。F厂的规模足够庞大，庞大到每年出品那么多影片，一大把的导演都希望把配乐交给任天牧。“有些片子他不想接，但是领导要他接，有些他想接，但是他身为作曲组的组长还要考虑大锅饭，每只碗都要摆摆平。”

　　邱波回家后就开始整理当天的录音。女士用了接近一盘磁带的篇幅抨击F厂，五花八门的不公与怠慢，体制的弊端，人性的丑陋;剩余的时间还有一半用于回顾上世纪的历次运动对任天牧的冲击。可以无痛融入文章的内容并不多，里面还有几分钟是女士在采访邱波。她想知道邱波为何要对任天牧如此上心。这是一个邱波从未考虑过的问题。“我欢喜老先生帮动画片做的那些配乐。”他不假思索地答道，随后，就像是换了一个人。怎么说呢——任天牧给故事片创作的音乐，通常是西洋弦乐与中国民乐的搭配，比较传统，过于规整，很少有能打动邱波的，但是他替动画片、科教片、纪录片做的配乐，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倒像是囚犯出来放风。这些真实的想法，邱波没打算对女士吐露，也不会允许它们在即将动笔的文章里出现，直到若干年后，邱波才为它们在一篇公众号的推文里留了位置。

　　“就那么简单？”女士的口吻有点咄咄逼人。

　　邱波承认还有其他原因。

　　“讲讲看。”

　　“我讲出来，侬会生气的。”

　　“不要紧，侬讲，我不生气。”

　　“也许是因为老先生的资料太少了。”邱波说起他看过的一本英国的音乐杂志，有一个栏目叫“Unsunghero”，专门介绍被人遗忘，或者绝版已久的优秀专辑，港台地区的杂志也有类似的版面，栏口写着“沧海遗珠”。邱波说，这些专辑以及专辑背后的音乐人，他们之所以会被遗忘多多少少总能找到一些缘由，但是发生在任天牧身上的遗忘实在是让他百思不解。

　　“侬这马屁拍得……”女士大笑起来，那笑声仿佛塞壬在歌唱。邱波后来在写文章的时候会着了魔似的陷入到那个场景中——女士殷切地望着他，突然之间笑得如此恐怖——直到他把新写的段落删除。

　　文章刊发之后，邱波打电话问女士，样报寄两份够不够？

　　“哦，文章出摊啦，”女士显然心情不错，“那么我出去买一份。”

　　“还是我来寄吧。”

　　“寄过来也没人收啊。”

　　原来她马上就要去澳门了，去任天牧的故乡好好瞧瞧。

　　那天回到家里，邱波把自己关进卧室：用磁带为任天牧开了一场低保真的个人音乐会;把报纸上的任天牧形象剪出来，夹在《任天牧动画配乐选集》的内页里。这样一位大艺术家，如此丰产的一生，无论邱波再怎么不甘心，还是被那盘盗版磁带浓缩掉了。房内的照明随后全都亮起，邱波躺在床上，问天花板：“自己还可以做点什么？还能够做点什么？”从那以后，邱波再没有碰过那盘磁带，也停止了对任天牧的钩沉，但是网上陆陆续续出现了几张任天牧的照片，显然是从S周报上面扫描来的;还有一篇文章，也许是热心网友一个字一个字在键盘上敲出来的，或者，出自某些以“搬砖头”为生的网站。版权方面，邱波不在乎，他心里想的是，最起码现在搜索引擎不会一见到任天牧就躲躲闪闪了。

　　之后的几年，买唱片似乎成了邱波的生命支柱，经常是碟贩子打来电话，通知到新货了，他就会匆匆离开编辑部。女领导并不拦他，知道这家伙大概正用百米冲刺的速度下楼梯，然后在街边拦下一辆出租车，火速杀过去。那一时期，他听唱片的速度远远跟不上买唱片的节奏，更别提他的Soulseek就像MSN那样常年挂着。他那个时候已经搬出来一个人住了，等到夜幕降临，唯有音乐与红酒能够提升他的睡眠质量。偶尔，只是非常难得的一些时刻，他会想起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任天牧这样一号人物。

　　2008年的夏天，有人通过Soulseek下载了《任天牧动画配乐选集》。这张专辑从邱波上传那一刻起，苦等了七年才迎来第一位知音。邱波根据下载记录点开了对方的共享文件夹，里边基本上都是电子音乐，有几个子目录里出现了简体汉字，所以他斗胆用中文打了一声招呼，没过多久，对方也回了一句中文。他和叶力就是这样相识的，一直都是网友。叶力住北京，在五道口开了一家唱片店，夜里还去Club打碟，这些都是营生，他对自己的定位，或者说目标，是成为中国的Aphex Twin。

　　Aphex Twin在他们喜欢的音乐家名单里位列前茅，任天牧也在那上面。他们认可任老是中国的电子音乐先驱，但是叶力看问题的角度与邱波不同。他把电子音乐与任老的结合视为美丽的误会，也不愿意像邱波那样贴标签，什么Techno、Synth-pop，老爷子怎么可能在八〇年代初就知道什么是Synth-pop？在这点上，邱波倒是没有强烈抗议。叶力还有一个观点：“任天牧对现在做电子音乐的中国人毫无影响，但是我们在‘出土他的过程中对他产生了误读。”

　　这段友谊很快就翻篇了。叶力去了北欧，外籍友人帮他策划了一系列的跨国巡演，还为他在演出海报上安了一个头衔——来自中国的顶尖DJ。因为时差，加上别的原因，邱波与叶力失去了联系。与此同时，他还送别了另一位朋友。S周报最照顾他的女领导要随丈夫去美国生活了。辞职之前，她送了邱波一套《沈从文全集》。邱波在报社仍旧是基层编辑。又过了几年，他也成家了。婚姻给他的第一份惊喜与任天牧有关。邱波的妻子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所以夫妻俩在领证之后还特地去滨海古园跑了一趟，向二老汇报。这种操作邱波虽然理解，却多少有那么一点别扭，所以汇报的过程他老是走神。那些扫墓用的香烛还有富余，妻子说，那就给爷爷奶奶的邻居都点上吧。邱波摊上这么个差事，像只螃蟹那样横着摆弄，出于敬畏，他当着墓碑的面必要双手合十地鞠一躬。

　　只有一块墓碑例外。那上面刻了任天牧的名字，没有照片，但是生卒年月和那位作曲家完全匹配。立碑的是他的吴姓妻子，没有后人。眼前的这一切，仿佛在为十年前的那次采访添加注脚，并且开通了一条时空隧道。

　　难道是任天牧在向我托梦？邱波思忖。此后的几个礼拜，他一有空就去图书馆查资料。比起十几年前，国内在电子文献这块被欧美甩得更远了，但是迅速成长的规模已经足够撑起任天牧的形象，就连老爷子在建国初发表的几篇学术文章也能搜到泛黄的扫描件。参考《中国建设》杂志在1983年刊发的文章《任天牧印象记》，吴女士应该是任老的第二任妻子。文章没有披露她的本名，而是以“柔柔”的小名相称，说她在A厂工作，比任天牧小了二十多岁，替他的曲子填过歌词。为了勾勒出“田螺姑娘”如何改善了老艺术家那一团糟的生活，文章的作者无可避免地触及了一些家庭隐私：“任天牧的结发妻子是一名演员”，“在六〇年代末用一种激进的方式离开了人世”，“他的子女在七〇年代末相继出国了”。

　　邱波把这些发现、新近的感触汇总进了十年前的旧文。修订稿还包含吴女士的采访实录，那部分从未公开过，搭配当年翻拍的照片，现在借由邱波的微信公众号一股脑儿全都登场了。那感觉，后来被人解读为是在捅F厂、A厂的马蜂窝。有同事发给邱波几张截图，评论里已是剑拔弩张，仿佛作者发这篇文章只有一个目的：挑起争端。类似的留言在公众号的后台也能遇见。还有一些留言说这篇文章是一次不错的怀旧之旅，让自己想起小时候看过的老电影，老动画片。邱波惊讶于这两种误读，却无能为力。后来，他想到了一个疏解的法子。他回了一趟父母家，从自己的卧室翻出十几年前录的《任天牧动画配乐选集》。那盒磁带由自封袋裹着，因为常年在抽屉里冬眠，品相特别好，但是家里已经没有能让它出声的器材了。

　　磁带不久便搬进了邱波的婚房，与书架上的《沈从文全集》当了邻居。有时候，邱波进书房翻资料，目光够到某处，就会想起妻子的爷爷奶奶在另一个世界得了一个作曲家邻居。而在这个世界，他多了一个每年都会见上一面的故友。

　　为了避开人潮，扫墓通常选在正清明前后的周六清晨，所需的物品由邱波的妻子准备;邱波只有一个要求：给任天牧也备上一份。2014年4月12日，进了园区之后，邱波留意到任天牧的墓前除了燃尽的香烛，还有一盒几乎風干的青团、一捧暗红色的玫瑰花。妻子的爷爷喜欢吃红烧肉，奶奶最爱红烧鳊鱼，任天牧想必并不挑食，两样就都给他供上一点。邱波还把大学时写给任老的信带来了，一封接一封地重新寄给他。2015年3月28日，任天牧的墓前空空如也，邱波为此还忧愁了好一阵子。所以等到来年开春，妻子说起扫墓的事情，问他哪个礼拜方便，他毫不犹豫地选了4月9日。还好，那次的经历稍稍缓和了紧张的情绪，就像方才，邱波正为任天牧点红蜡烛呢，火苗眼看着要被一阵风吹没了，忽然腾地一下，它又跳了回来，将邱波的手心烤得暖暖的。邱波半蹲着，心想此时此刻吴女士应该是在公寓里弹着钢琴，用她的方式与任天牧神交冥会。

　　那些孤本曲谱最后会去向何方？离开园区的路上，邱波想到一个词——鲸落。这个词在收藏界通常是悲大于喜，可将来若是发生在任天牧的身上更像是某种恩赐。邱波只怕等到吴女士过世了，那些曲谱会被当成垃圾收走，抑或与逝者的衣物一道被火舌吞噬。代为保管的念头就像鼹鼠抖抖索索地破土而出，外面竟然有无数个愤怒的吴女士把守着，吓得它又钻了回去。更糟糕的是，邱波清楚自己不通音律，曲谱在他家里只会沦为一件摆设，其实跟失传也没什么分别。如果谁能把任老的音乐广为传播，邱波倒是宁愿让贤的，他这样想，仿佛自己已经是曲谱的法定继承人了。

　　数月之后，有人在邱波的微信公号留言，说读了那篇写任天牧的文章，有一些事情想要求教作者，还留下了手机号码以及微信号，希望小编能牵线搭桥。邱波读到留言的时候正在大润发超市的收银区排队，低头推着购物车，眼里只有手机屏幕。

　　好友申请很快就通过了。开门见山，对方自称华浩，向邱波打听任老家属的联系方式。他在成都经营着一家专门为华语电影出原声专辑的音乐厂牌，和邱波一样，他对任天牧1980年为动画片R所做的配乐情有独钟，有意推出黑胶、CD两种格式的电影原声唱片。这显然是一个情怀项目，毫无经济效益可言。抱着一试的态度，华浩首先联系了A厂，因为那是R的出品方。A厂派人去库房调取了R的原始拷贝，发现对白和配乐合并在一条音轨上，根本没有办法分离，所以要出原声专辑的唯一办法就是编谱重制。可是乐谱已经遗失了，相关人员是这样回答的：“只找到手稿的三分之一。”

　　对话框不断地往上翻，主要是华浩在打字，或者发来一连串四五十秒的语音。原来任天牧家里的那些曲谱并非孤本，但很有可能是唯一的善本，邱波不断地劝自己：“放松，放轻松，调整呼吸。”他和那辆载满了年货的购物车突兀地滞留在原地，好像经历了好几波的股市震荡，好像有人找上门来通知十几年前买的彩票中奖了：“快来兑奖啊！”然而彩票却找不到了。如果没记错的话，任家的电话号码是在手机智能化的初期遗失的。所幸那栋老公寓应该不难定位，只是吴女士具体住在几零几室确实记不得了——好像在八楼，反正是中间偏上的楼层。

　　——最好还是问厂里要，他们肯定有

　　——问了，说家属是神经病，问也没用，然后我看了你的文章才知道根本不是神经病

　　——那再问他们要呀

　　——要了，当场就翻脸了，说最近怎么怎么忙，有很多经典作品要高清修复，没空管这档子事儿

　　邱波恰恰相反。回家后，他与华浩几乎是彻夜长谈，对话框里充溢着他们为任天牧的明珠蒙尘而流露的遗憾，为彼此的那一点坚持而奔涌的激赞。

　　——做这个厂牌我的目标就是尽量少亏一点

　　——以前我也想过的，当时门槛太高了

　　——现在门槛是降了，实体唱片的销路也跌到了谷底

　　华浩并未就经济问题有任何展开，只是在邱波向他接连致敬的气氛下急需一个交待，就把功劳归结为妻子的支持。邱波不好意思追问，转而翻看起了华浩的朋友圈，里面有许多探讨电影音乐、介绍国外配乐大师的文章，不然就是晒厨艺。与之相比，邱波的朋友圈就像是一碗白开水，或者说是皇帝的新衣，因为只有邱波的同事们才有那个眼福。这事情追溯起来还得怪S周报于去年不幸停刊了，邱波目前在一家新媒体供职，他的工作包括替短视频配上鸡汤文，编辑金句，最为关键的是，拟一些会让他产生孕吐幻觉的标题。就在邱波快要被呕吐物溺毙的时候，华浩带着他的项目出现了，把另一只手伸向邱波，向后者施救。

　　邱波获救以后仿佛成了导演，正在筹拍某部艺术电影，把华浩视为制片人，甚至于，他蛮横地建议制片人更换主演，因为比起A厂举荐的什么80后作曲家，叶力才是重制工程最合适的执行者。首先，R的配乐当年只用到了一台合成器（型号不明），而叶力对于八〇年代的合成器非常熟稔，想要完美复刻离不开像他这样的专家;其次，叶力是任天牧的乐迷。邱波尤为看重第二点，事实上，叶力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他答应只要邱波把乐谱搞定，他就愿意无偿参与，而在此之前，他们俩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了。

　　面对“无偿”的命运，华浩没说话。

　　压力现在全部落在了邱波的身上。他托关系试图撬开A厂，或者F厂的嘴。据说那边一听到任天牧的名字就开始摇头，没有人愿意再往自己的光头上放什么虱子了。

　　春节将至，邱波通知华浩，自己将在元宵节之后行动。他做好了逐户排查、遭受斥骂的准备。那栋公寓已经实地考察过了，底楼大堂经受住了岁月的侵蚀，就连窗把手也还是女摄影师当年赞赏过的模样，有着贴合的曼妙弧度，似乎只有电梯变得让邱波不敢相认了，变得普通而庸俗，与楼内的装饰艺术氛围格格不入。邱波犹豫了好几分钟：是进电梯碰碰运气，还是在楼下守株待兔。可是门卫并不打算让他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下做这道选择题。“干啥呢？”也不知道这位小伙子是何时出现的。邱波情急之下佯装成一个老建筑爱好者，这招的保质期只有几分钟，随后他被小伙子轰了出去。

　　邱波没等元宵节现身就又行动了。这回他干净利落地潜入公寓，直接搭电梯上到八楼。他先从804入手，轻轻地摁住门上的白色按钮。后来，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士隔着防盗门问他话，不知是法语还是西班牙语。邱波硬着头皮讲了一通英文，大意是：我找804的吴女士，请问这里是804吗？然后，门嘭的一声合拢了。后续的其他尝试也是碰壁，虽然在结局揭晓之前有过一些戏剧性的转折。让邱波措手不及的是，八楼的排查还没完工呢，门卫却念念有词地贴了上来：“怎么又是你！”还拒绝听邱波解释，生拉硬拽地把他往电梯里推。当电梯开始往下坠的时候，邱波想的是：如果任天牧还活着，这一幕他会怎么配乐？

　　那栋公寓离邱波常去的唱片店“無伴奏”并不远。败退中的邱波郁闷得只想去“无伴奏”喝啤酒。闲聊间，店主老姚建议他印一些寻人启事，往楼内的每个信箱都投上一张。邱波照做了，把那叠启事藏于帆布包内，特地选在饭点溜进去。他记得在被门卫暴啐之前，电梯里曾经走出来一位戴墨镜的老阿姨。他后来在“无伴奏”复盘道：“估计她是拿我当贴小广告的举报了。”这一次，门卫的态度非常强硬：“你要是再敢乱闯，我就报警。”

　　只有让邮递员来帮忙了，邱波对老姚说。

　　他寄了超过一百封信。那些信就像是克隆出来的，由内到外只有一处差别。可叹邱波等了一个多月都没接到一通与之相关的来电。华浩觉得，吴女士大概率是搬家了，或者已经去世了。

　　答案也许藏在滨海古园，需要有人发掘，或者说是苦苦守候。那是邱波一开始就设想过的下下策，还得征求妻子的同意，把扫墓的时间调整到正清明，而且是天蒙蒙亮就得出发。“我看侬也要变神经病了。”难听的话，妻子就讲了这么一句。祭扫完了，她捂着鼻子对邱波说：“我到外头透透气，你好了打我电话哦。”邱波点点头，说他的心理极限是下午一点。可是生理的极限不乐意。滚滚浓烟被调皮的风一个劲地吹向邱波，呛得他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抗议。所以在吴女士奇迹般地现身之际，邱波的模样是一把鼻涕，几滴眼泪，手里攥着湿嗒嗒的餐巾纸，就像那些用力过猛的肥皂剧演员。

　　“是侬啊！”吴女士完全惊呆了。她老了，头发灰白，提着一篮祭品，另一只手搭在玫瑰色的拐杖上。邱波有点语无伦次，把问候与诉求，以及所遭受的委屈混为一谈。女士对于那些仿佛难民一样从他的口腔里仓皇逃窜的信息与情绪表现出了极大的冷漠，除了他为何知道任天牧葬在这里。

　　“原来是侬啊。”她笑自己误会了那么久，一边笑，一边把目光低到她的拐杖上去，那玩意正在扎墓前的泥土里。“信我收到了。”她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击垮了年轻人的信心，还开出了一个十万元的授权条件。这远远超出了邱波的承受能力。面对此等回应，女士生气了，表情和语调都变得像任天牧的墓碑那样坚硬。她觉得邱波完全没能领会到事情的关键，那十万块钱对于一个孤老来说能有多大的意义？“连这点钞票都出不起，我怎么能相信这个项目能做得好？”女士冷笑道，“你们搞定了我，还有电影厂要搞，他们可比我难搞得多。”

　　僵局大概持续了几分钟。邱波唯一能做的决定就是给华浩打电话，而后他就成了一块三夹板，或者说是双方的出气筒，还要避免他们直接起冲突。后来，女士提出了另一种解决方案：让A厂的领导亲自来找她。“人来了，我可以免费授权。”女士见邱波不吱声，接着说道：“这帮家伙一直讲任天牧对他的音乐只有署名权，版权全部归厂里，讲啥计划经济的文艺创作就是这样，哪怕侬是导演，是编剧，也是一样，只有署名权……”一切仿佛回到了十几年前，回到了公寓里的访问现场。邱波一边听她训话，一边观察她的着装——藏青色的毛呢大衣。他们没有离得很近，这给了邱波一些余地去打量周遭：地是灰的，泥土是褐色的，树木和天空都在冒烟。

　　临别之际，女士感喟道：“我没想到是侬，之前我对这个世界还抱了一点点的希望。”

　　“对不起，让侬失望了。”

　　女士把脸别了过去，乏力地挥挥手，像在驱赶蚊蝇，又像是在说：“我们还是别再见了。”她也许真说了。邱波只当她说了。他没有忘记这个约定，更无法忘记任天牧，他能够做出的改变仅限于把扫墓的日子往前挪，固定在每年的三月底。只是2020年兴许会有调整，因为新冠疫情，今年国家提倡“云扫墓”，是否出行，邱波的妻子还在观望。倒是邱波早就憋不住了，自从“无伴奏”恢复营业以来，他去老姚那里喝了好几次酒。还有别的朋友，大家聚在一起，无可避免地聊起“非典”岁月，聊起那段有惊无险的隔离期，聊起当时在做什么，听了什么唱片。

　　“我好像在查任天牧的资料。”邱波陷入了回忆的迷思。

　　“对了，”老姚接话道，“那个成都朋友啥情况了？电影原声还在出吗？”

　　邱波说不知道。他反思自己对任天牧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不知道他讲话什么声音;不知道他是否接受过电视采访;不知道他的处女作或遗作的名字……他一口气列了一堆“不知道”，旁人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啤酒喝空了，有人主動下楼去买。等到那位仁兄拎着沉甸甸的两大塑料袋回来，他让老姚帮忙接一下，然后把口罩摘了，长舒一口气。他说方才去对面的烟杂店，看到店主聚精会神地对着电视机，正在欣赏中国电子音乐的鼻祖之作。邱波问是哪首电子音乐？

　　“老《西游记》的片头曲啊。”

　　然后在座的几乎都开始用嘴模仿合成器，演奏起了那段节奏;然后邱波就不乐意了。他说《天宫音讯》无疑是国产电音的早期杰作，但是称之为鼻祖并不合适，最起码，任天牧为动画片R做的配乐要比它早了整整六年。他煞有介事的语调把大伙彻底逗翻了。一阵阵的哄笑声就像是接了功放，通了喇叭。“丢丢丢……”还能听到唇齿、舌尖、空气相互间的摩擦，“登登等登，瞪登等登，登登等登，瞪登等登，登登等登……”

　　自问自答

　　你写了一个关于原声专辑（Soundtrack）的故事，

　　好像小说的名字也脱化自Soundtrack这个单词。

　　是的，track可以解释为音轨，也有追踪的意思。小说里出现了六次空行，如果分小节的话就是七节。我觉得这对于演奏者来说是调整呼吸，对听众来说是某种提醒，就像听专辑，曲子与曲子之间有两三秒的静音留白。当然，这些虚的标识后来都被我删了。叙事也是，这次尤为朴实，插叙啊，倒叙啊，尽量都请它们出去。

　　本期杂志的主题来自《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你留意过这部电影的配乐吗？

　　这部电影有配乐吗？（查了一下）居然真有。好吧，让我们记住作曲家的名字——Amine Allah Hessine——尽管我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如果任天牧还活着，他会喜欢邱波吗？

　　一开始肯定会被邱波感动的，这点我很确信，只是，久而久之，感动一直往下流就会出现失望。我估计邱波也是，他似乎只对任天牧的一部分作品来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