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王火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
◆ 欧阳光明
一百六十多万字的《战争和人》是王火先生的一部倾力之作，可谓耗尽了他的心血。在作者看来，这部小说有“阳春白雪般的高品位”，是一部“史诗性作品”。小说一经面世，立刻引起了批评界的高度关注，批评者更是不吝赞赏之词，纷纷将“壮丽的史诗”、“恢宏的气势”、“格调高雅、诗意浓郁”这样一顶顶桂冠献给了这部小说。该小说也趁势将“郭沫若文学奖”、“炎黄杯人民文学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等大小奖项纳入囊中。
《战争和人》果真如此成功吗？当我细细地读完小说，内心并无多少兴奋，甚至颇有些失望。我以为，该小说既没有“浓郁的诗意”，没有大气磅礴的理性辨析，也没有思想上的强大冲击力。有的只是贯穿始终的语言病象，是臃肿杂芜的结构，是想象力相当贫乏的修辞，是空洞的、令人厌恶的说教，是喋喋不休无关宏旨的议论，是扁平、雷同的人物形象。换言之，《战争和人》只不过是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在大量史实堆积的基础上，东拼西凑、生搬硬套、粗制滥造的一部失败的文学作品。所谓“史诗”，只不过是压在作家肩上的一块沉重石头，让他不堪重负。
一、贯穿始终的语言病象
语言是文学的主要载体，对语言的选择和运用，实际上决定了一部作品审美格调的高低。成功的文学语言，应该没有语病、通顺、流畅，还应该准确、简洁、鲜活，有密度。它圆润流畅，朗朗上口，韵味无穷，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所以，优秀的作家，无一不重视语言的锤炼。他们总希望寻找一种恰当的语言，将最细微的感受用最贴切的方式准确地表达出来。反观《战争和人》中的语言，病句随处可见；文理不通，用词不谨慎，搭配错误的现象触目惊心；重复、逻辑混乱非常严重。而且，小说语言僵硬、粗糙，没有灵动的气息，与上下文脱节的议论也十分常见。不妨以事实说话。《战争和人》第1卷第33页：“近年来，‘亲日派’已经是‘汉奸’的代名词。日本留学生都不愿意沾上一顶‘亲日派’的帽子。可又很容易被人戴上这样一顶帽子。汪精卫沾了这顶帽子，在中央党部吃了三枪。虽有人私下议论这是蒋介石蓝衣社干的，太不应该。可是喝彩的人比比皆是，很不少。童霜威平时就特别警惕这一点。问诸内心，对于日本，他有点旧感情，也有些日本好朋友，觉得自己是个日本留学生无形中就有了一种背景上的依靠力量。”这样的表述实在别扭，也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既然“亲日派”已经是“汉奸”的代名词，正在遭受排斥和打击，怎么可能还会有“觉得自己是个日本留学生无形中就有了一种背景上的依靠力量”这样的心态？逻辑上说不通。另外，“一种背景上的依靠力量”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难道还有一种“前景上的依靠力量”？用“背景上的”来修饰“力量”，显然是错误的。情感本来就是一种内心的感受，所以，“问诸内心”这个短语，用在这里也实属多余，应该删掉。“可是喝彩的人比比皆是，很不少。”“比比皆是”已经包含了众多的意思，加上“很不少”，就是重复，也当删掉。短短的一段话，就出现了如此多的问题，实在让人震惊。第46页：“那夜同管仲辉深谈后，又打了电话给叶秋萍。这几天，却有意避开他们，对他们两人实行等距离均衡外交。”“外交”一词用在这里显得不伦不类。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才称之为“外交”，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显然不能用“外交”一词。退一步说，如果是说俏皮话，大词小用也未尝不可，但是，就必须加上引号。而从这句话的语境来看，没有任何俏皮的意思，所以属用词不当。
《战争和人》第2卷，第139至140页：“她没有回答，抬起了头，脸上出现了一种勉强溅出来的笑容，说：‘我是怕我们加深了感情，对大家都不好。’”这句话也有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既然说了“她没有回答”，后面就不该出现直接引语，这里属于逻辑上的矛盾；第二，作者是想告诉读者欧阳素心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尴尬的笑容，这种简单的描述，却出现了严重的混乱，他相继用了“出现了”、“勉强溅出了”等动词，把自己绕得云里雾里，读者也跟着他晕头转向。第153页：“童霜威有一种八公山下草木皆兵的感觉，可怕的威胁一直无形地象彤云密布在心上。”“八公山下”纯属多余，删掉意思更清楚。“彤云密布”是有形的，能用肉眼观看，与“无形地”相矛盾。第202页：“三个人在程心如的小房里关起门来谈心。听家霆含泪详细讲了昨晚发生的事以及前前后后有关的一些事。三个高中一年级学生都热血沸腾。”童家霆说的是爸爸被特务绑架的事情。被特务绑架的人，如果不就范，最有可能受到的待遇是毒打甚至残杀，童家霆显然知道这些，要不然就不会“含泪”了。这时，他心里的感受应该是伤心、恐惧、愤怒，而不应该是“热血沸腾”，除非他没心没肺。所以，“热血沸腾”一词属于误用，应换为“义愤填膺”。第307页：“其实，我并不想走，我舍不得离开工作。但怕我有危险，一定要我走，也只好走。”谁“怕我有危险”？不知道。从上下文的语境来看，应该是“组织”。这里缺主语。第686页：“生计就只能主要依靠‘中华实业信托公司’那个‘设计委员’的挂名差使按月拿‘车马费’当作薪水了。”这个长句更能显示出作者思维上的混乱情况了。“只能”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的意思，“主要”则有多个选择，至少还有“次要”。两个矛盾如此之大的词语放在一起使用，着实让人哭笑不得。其实，这个句子意思很简单，即，童霜威一家的生计，靠“中华实业信托公司”支付的薪水维持。但在饶舌长句中，变得毛病百出。
《战争和人》第3卷，第501至502页：“为了喝水，家霆只好摸黑到附近村子里讨水喝。嘴渴得难耐，他高一脚低一脚地在黑暗中走进了村庄。发现这是个无人的村子。既无人声，也无狗吠。找个高门墙的人家走进去，门敞开着，里面黑黝黝的……主人大约是逃难走了，也许遭过抢劫，满地散乱抛掷着许多旧衣烂袜、破碗碎瓦。家霆怀着一颗紧缩的心打量着布满恐怖气氛的房子和长满了荒草和蒺藜的院子。在屋右一间厨房似的屋里看到了大水缸……人感到困累了，忽然想：已是半夜，何不在这里找个地方睡上一觉，明天拂晓继续赶路向前走……这屋子一定久无人睡了。索性把门大大敞开，把窗户也推开，走近大床，家霆想：就在这床上躺一会儿吧。但离床越近臭味儿越大，扑鼻而来。家霆奇怪，靠近大床仔细一看，黑暗中，瞅见床上躺着个精光的赤条条的人体。臭味就是从那里发出的，是个死人！呀！黑暗中，隐约可以看出是个长发的裸体女人！家霆吓得浑身冒汗，心咚咚地跳，‘呀’地大叫一声，拔腿就跑。他明白：准是个被强奸杀死的女人！死了也许好几天了。”这段话，语病就多了，主语缺失，逻辑混乱，重复啰嗦等等问题一一出现。这里给出的时间是“半夜”，此时房子“里面黑黝黝的”，也就意味着没有一丁点光线，而童家霆手上也没有带照明的东西，所以，从逻辑上推断，他不可能看到房间里的任何东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不但看到了“满地散乱抛掷着许多旧衣烂袜、破碗碎瓦”，还看到了床上躺着一具全身赤裸的女尸，而且发现女尸的头发很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另外，在这段引文中，还不停地出现“黑、黑暗、黑黝黝”等词语，这种重复性的描写实在让人感到厌倦，保留其中一个，将多余的全部删除，也不影响语意的表达，相反，却更简洁，更明确。还有，既然女尸已经发臭，就说明女尸躺在床上已经很长时间了，这是常识，根本不需要再做说明。而作者却还要画蛇添足地加上一句“死了也许好几天了”。可笑的是，这句话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也许”表示不确定，而女人死了好几天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因为都腐烂发臭了，前后文之间相矛盾。作者就用这种梦呓般的语言，津津乐道地诉说着一个漏洞百出、逻辑混乱的悲惨故事。这不但反映出作者思维上的极度不严谨，还反映了他写作时的随意性和武断性。
无需再继续举例了，如果要将这部小说中所有的语言病象全都更正过来，恐怕要将小说重新书写一遍。小说语言的僵硬和空洞的说教，这里也无需多说，只要看看那些以“啊！啊！”为标志的人生感慨，就可见一斑了。
以上的例子，已经说明这样一个事实：这部小说的语言是随意的，不准确的。语言准确性的丧失，不但直接影响到审美空间的开拓，也极大地影响了内容的深度。记得卡尔维诺曾经说过，“有时候我觉得有某种瘟疫侵袭了人类最为独特的机能，也就是说，使用词汇的机能。这是一种危害语言的时疫，表现为认识能力和相关性的丧失，表现为随意下笔，把全部表达方式推进一种最平庸、最没有个性、最抽象的公式中去，冲淡意义，挫钝表现力的锋芒，消灭词汇碰撞和新事物迸发出来的火花”。《战争和人》无意间暗合了卡尔维诺的这一判断，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二、孱弱的说服力
如果说语言的病象大大降低了《战争和人》的艺术含量和审美空间，阻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那么，孱弱的说服力，则直接动摇了这部小说可能成为优秀小说的根基。说服力，是小说安身立命、岿然挺立的基础。略萨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曾说：“当小说中发生的一切让我们感觉这是根据小说内部结构的运行而不是外部某个意志的强加命令发生的，我们越是觉得小说更加独立自主了，它的说服力就越大。当一部小说给我们的印象是它已经自给自足、已经从真正的现实里解放出来、自身已经包含存在所需要的一切的时候，那它就已经拥有了最大的说服力。”小说的说服力体现在许多方面，包括情节的自然发展，性格与人物的统一，结构的浑然一体，情与景的完美交融等等。然而，在《战争和人》中，情节发展异常突兀，人物性格不合常理，结构杂芜、枝蔓繁多，情与景严重分裂。所有的这些，无一不在摧毁小说的说服力。先看小说的情节、结构。在小说中，表示发生突然转折的词语频率非常高，“突然”、“刹那间”、“不由得”、“忽然”、“蓦地”布满了整个文本。这些醒目的字眼，有如平缓流动的河水所遇到的一块块巨大的拦路石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注意。它不但造成了情节的突然转向，还破坏了小说的“似真幻觉”，使读者迟迟进入不了这一虚构的世界。略举两例。《战争和人》第2卷，第410页，童家霆跪拜在母亲的“墓碑”前泪流满面，悲伤不已。看到几只蝴蝶飞舞、听到几只鸟儿悲鸣之后，“童家霆站起身来，心里漾起了一种神圣感，说：‘欧阳！我以我有这样一个母亲骄傲，因为她有高尚的品格。品格是难以下定义的，但它却是人最宝贵的东西。’说这话时，他又想起了杨秋水阿姨，不！杨秋水舅妈！”看到这里，我几疑这是一本与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比肩的意识流小说，要不然，就是一个高烧之人在说胡话。但是，王火先生一直在强调，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因此可以肯定，这与意识流无关。而且，童家霆也异常清醒。这就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了，为何他的思维跳跃得如此之快？刚刚还悲痛欲绝，马上就来了一种“神圣感”，进而对“品格”一词发表议论。然后不想妈妈了，想舅妈。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战争和人》第3卷，第10页：“童霜威忽然感到鲁冬寒这种特务使自己睁开了眼睛，对当前国家政治上的许多事情都看得更清楚了，也感到自己正在写的那本《历代刑法论》太学究气，没有什么意思。正因如此，写时常常辍笔，一直也未完稿。而心里酝酿着的另一本《三朝三帝论》，是想写唐朝武则天、明朝朱元璋和清朝雍正这三朝三个皇帝的特务政治的，却在心胸间跃动不已，呼之欲出。此时此刻，如果摊开纸张，拈起笔墨，一定能洋洋洒洒落笔千言。文章之道，如果心中无所感，是写不好的；心中有真情实感，想借文章抒发，才能下笔若有神。刹那间，他几乎要下决心放弃《历代刑法论》而来动手写《三朝三帝论》了。”这里出现了“忽然”、“刹那间”两个短语。就不再分析这段话中的众多语病了，只说说结构上的混乱。在遇到鲁冬寒之前，童霜威已经有过被特务抓捕的经历，并时时为国家没有法制、只有特务政治的黑暗事实感慨不已。而且，自己在官场上一向不如意，经常被别人排挤，平时也牢骚满腹。应该说，他早已看清了“这个国家的事情”，而不是遇到鲁冬寒才“睁开了眼睛”。这与事实不符。而后，他竟然大发对“文章之道”的认识，思维走向另外一端。认识过后，马上又有了放弃写作的决心，思维再次转向。就这样，作者的思维，犹如在波浪滔天的大海上行驶的孤舟，一会儿被冲向左边，一会儿被冲到右边，刚刚被抛到浪峰顶，瞬间又卷下了谷底，让人头晕目眩，不知所云。
整部小说，就这样在“突然、忽然”中不断向前滑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思维的惯性和惰性。本来，一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必须在起承转合的过程中，做到圆润平顺，先行铺垫，平稳过渡，尽可能消除突兀之感，而这，需要作者具备良好的叙事功底。把“突然”这类词放进小说，在情节的推进中，无疑少了类似的诸多麻烦。因为他可以不用铺垫，不需要对思维进行打磨，不必要精细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也不用考虑事情应该有的自然进程，作者只需跟随自己的喜好，任意编造即可。而一旦叙事进行不下去，或者思维遇到阻碍，就用“突然”进行转折，这当然是省时省力又讨巧的做法，更是一种思维的病象。在《战争和人》中，我们很难看到一个情节是经过细心铺垫而呈现出自然发展的态势的。对于人物的“突然”出现，作者就更加随意放纵了。只要愿意，他可以让任何一个人物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突然”出现，不管可能还是不可能，也不管逻辑上能否说得通。这种情况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就不再举例说明。
再来看人物塑造。童霜威是作者精心刻画的一个人物，觉得已经成功塑造了其性格特征。但是，当我们走进童霜威之时，才发现，这是一个言行与身份、地位、职业严重错位的人，一个虚假的、给读者以怪异感觉的人。
作者在《战争和人》第1卷第21页给出了童霜威的简历。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是法律系毕业，著有《历代刑法史论》等有关法律的著作，目前正在政府部门任“司法行政部秘书长、中惩会委员兼秘书长”等职务。这样一个司法系统中的人，在一百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叙述中，只办理过两个案件，当事人分别为褚之班和江怀南，而且都是虚写。在办案的过程中，他没有显示出一丁点法律知识。读者之所以还没有忘记他是司法界人士，是因为有这样两个渠道：一是他满腹牢骚时透露出来的信息，二是作者还时不时提醒读者，童霜威还在写一本叫做《历代刑法论》的书。除此之外，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他与司法界无关。那么，他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呢？诗人。一个牢骚满腹、心口不一、只知吟咏古代诗歌(以唐宋诗歌为主)而创作乏力的蹩足诗人。或许，这样的评价还抬举了他。于是，小说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奇观”：只要有童霜威的地方，必定会有诗词出现。不管是遇到高兴的事，还是伤心的事；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不管是对小孩说话，还是和老人交往；不管是和政府要员打交道，还是和司机、佣人说话，他都必定吟诗。更有意思的是，他所吟之诗，有大部分与语境不合，将它们强行搭配在一起，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司法界人士吟咏诗歌的正当性，也不是怀疑他们在文学方面有较深的修养，而是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司法界人士口不离诗，不管是说话、办事，还是日常生活，都要以诗为证，或者吟诗抒情，可能吗？有必要吗？如果我们将他引用的那些诗歌全数删除，童霜威将会变成一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可怜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解释，即作者希望引用古诗词来增加小说的“诗意”，期望它能“散发出中国古典的美学风韵”，只不过其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弄成了一个笑话。
不错，童霜威的性格是比较复杂。他既希望得到当权者的赏识，谋取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又对官场上的黑暗现状持批评态度；既想保持清高的一面，又知法犯法，行贿受贿；既不满别人两面三刀，自己又具有同样的品格……但是，这种心口不一的两面性格，从小说一开始就已经成型，在后来的叙述中，他的性格基本没有变化。即便后来他同情共产党、认可共产党，也是在文章开始就定下的基调。可以肯定地说，他只不过是一个乏味扁平的人物形象。
童霜威如此，其他的次要人物就更加没有生命力了，甚至还不时出现荒诞的场面。如陈玛荔热恋童家霆这一部分，作者更是不顾事实，极尽夸张之能事。作者的本意，是希望通过这场热恋，增加童家霆的个人魅力。事实证明，结果与作者的主观愿望相违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谎言”，它“是造作，是随心所欲但没有生命的编造，它活动起来沉重而又笨拙，仿佛蹩脚艺人手中的木偶，作者牵引的细线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人们看到了人物的滑稽处境，无论这些人物有什么功绩或者痛苦都很难打动我们，因为是毫无自由的欺骗谎言，是被万能主人(作者)赐予生命而操纵的傀儡”。还有童家霆动辄发表宏论，哪怕是纯粹私人的情感波动，都要上升到民族、国家甚至全人类的高度，进行一番夸张的抒情和不着边际的议论，也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在小说中，这其实不是童家霆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正派人物共有的特征。他们具有一样的心理波动，一样的语言，一样的举止。作者始终无法达到“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这样的境界。
另外，小说中的景物描写，也孤立在整体氛围之外。作者显然缺乏写景的才能，更没有将抒情与写景完美融合在一起的能力。但他没有放弃这一领域，还要勉为其难的在事件发生之前，手忙脚乱地安排一段景物，不管合适不合适。由此我们看到，小说中的景物是单调地、沉闷地、千篇一律地存在着。雨成了景物描写中最重要的元素。小说中总是在下雨，小雨、大雨、沉闷的雨，把小说世界淋得一片泥泞。除此之外，很少出现其他的天气。一个事件在雨中发生了，结束了，另外一个事件又在雨中发生了，结束了。一场接着一场的雨，没有为小说带来“诗意”，相反，却将一个单调的世界冲刷得更加满目疮痍。
上述这些，其实都破坏了小说的说服力，将小说推向了一个摇摇欲坠的境地。众所周知，小说是一门虚构的艺术，是人类所创造的“第二世界”。它虽然与现实世界有关，但是，它存在的根本，还在于有自己的行事逻辑，应该有自己完备的道德、律令、行为规范和法则。小说世界中的人物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应该有独特的精神取向和生活空间，而不是作者观念的传声筒，不是没有主体性的牵线木偶。因此，它必然要求作者适当地隐藏到小说文本的背后，给小说人物充分自由的活动空间，同时给读者造成一种“不在场”的幻觉，而不是时刻高举着一把刻板的戒尺，任意驱使人物东奔西走。小说中的景物描写，也应该完美地融合在小说所虚构的世界之中。作者如果不顾事实逻辑，任意胡来，粗暴地干涉小说世界中的一切，结果只能在自顾自唱中，窒息了小说的审美空间，窒息了小说的生命。《战争和人》中，作者不顾一切的强行出场，主观上，他想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东西，实际上，却堵塞了小说所有的经脉，将小说的说服力降到最小值，最终变成了一部经不起任何推敲的作品。
三、不能承受的“史诗”之重
在《战争和人》三部曲创作手记中，作者说自己希望用“史诗”般的大手笔，反映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风云。从内容上看，作者选取了抗日战争作为书写对象，从国统区、沦陷区写到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展现了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勇于牺牲的优秀品质，也把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举动和罄竹难书的罪恶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作者并没有孤立地看待中国的抗日战争，而是将其作为“二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对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恶进行了正义的审判。精神视野不可谓不宏阔。从这一方面来看，小说似乎具备了“史诗”的品质。但是，他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记录一个对民族国家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本身，并不是“史诗”的充要条件。所谓“史诗”，一方面，确实应该包含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别林斯基所言：“它是这样一种历史事件的理想化的表现，这种历史事件必须有全民族参与其中，它和民族的宗教、道德和政治生活融汇在一起，并对民族命运有着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它还必须具备“诗性品质”，“就史诗本身来看，它是一种用诗体写成的关于英雄冒险事迹的叙述”。所以，“诗”是“史诗”作品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史”和“诗”，是“史诗性”作品的两翼，缺少了任何一方，都不会成功。《战争和人》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有“史”而无“诗”。因此，它是一部失败的“史诗”，或者根本不能称为“史诗”。毫无疑问，小说中囊括的历史事件确实丰富，而且影响巨大，但是，作者并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些历史事件，只是将它们强行拼凑在一起，并以此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他显然缺乏一种强劲的思想穿透力，一种足以击穿事件的表层，深刻把握住历史本质特征的能力。没有独到的洞察力，不能打探隐藏在深处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民族精神；也没有独到的审美表达能力，无法将新的发现和精细的情感通过准确、诗性的语言呈现出来。于是，作者只能就事论事，在庞大的历史文献中，笨拙地重复诉说着公众早已熟悉的、陈旧的历史观和价值判断。
之所以出现这种主观上的追求和客观上的效果严重错位的情况，并不是作者的倦怠造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对“史诗”的错误认识，也是对自己写作能力认识不清的结果。在《战争和人》的创作过程中，王火不可谓不严肃，不可谓不认真，不可谓不努力。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在一种高度责任感的驱使下，竭尽全力地全面展现那场战争，鞭挞丑陋与黑暗，礼赞美好与光明。遗憾的是，他始终缺乏宏观的调控能力，也缺乏深厚的精神视野，更丧失了对“诗性”品质的精确把握。主观上，他确实希望小说有浓郁的诗情，为厚重的历史插上腾飞的翅膀。所以，他才不厌其烦地引用前人的诗句，才会勉为其难地进行景物上的描写，才会固执地书写童家霆和欧阳素心看似“浪漫”实则诗意全无的爱情，才会发出那些激情似火、满腔热情却空洞无比的感慨。客观上，小说中的“史”和“诗”始终是不相容的两张皮，它们的强行组合，并没有如期产生“史诗”的效果，反而撕裂了本该完整的内容。
“史诗性”的“大”作品，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涉足的领域，也不是经过努力就能完成的任务。它是少数人的事业，不可强求。老黑格尔曾经说过：“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如果我们同意这一判断，那么，就应该知道，“史诗”对作者天赋的要求有多么苛刻。它要求这个作家必须谙熟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必须有穿透历史表象、把握历史本质的宏阔视野。同时，他还必须提供一种超越时代拘囿、具有永恒性的精神视界，给不同时代的人提供精神养料。否则，即便小说具备足够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广度，叙述的历史事件也具有足够重大的意义，仍然不能成为“史诗”。
从这个方面来说，《战争和人》对“史诗性”的追求，显得不堪重负。从表面上看，它确实“厚重”，因为它够长，可以让今天的读者望而生畏。但是，一旦进入小说叙述的世界，我们只能无奈地发现，所谓“厚重”只是“杂芜”、“拼凑”出来的假象。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视界，是平面的、浅薄的，缺乏深度和广度，没有让人沉思的品质。它所传达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看，是被严格限定的主流意识形态言说，与主流话语构成了奇妙的共振。
从语言到思想，从形式到结构，《战争和人》都缺乏活力。所谓“史诗”，只不过是压在作者肩上的沉重巨石，令他难以承受。小说也如折翼的小鸟，匍匐在地上，留下了一声沉重的悲鸣，难逃溃败的命运。
注释：①王火：《战争和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本文中的小说引文均出自该版本。
②王火：《〈战争和人〉三部曲创作手记》，《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③[意]卡尔维诺著，杨德友译：《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④[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赵德明译：《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⑤[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赵德明译：《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文论卷》(第3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⑦[苏]别林斯基著，梁真译：《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97页。
⑧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
⑨[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8页。
暨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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