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头马

　　生与死之间有一团密云

　　1

　　“现在我们对这种疾病已知的几点病状有：病人会在一段时间内——从第一批病例到目前最新出现的病例来看，这个时间在越变越短——丧失对机动行为的兴趣，对于机动行为的病理学定义亦在不断变化，它们首先似乎是病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愉悦目标所做的行为，譬如运动、阅读或消费，接下来会逐渐发展到基于人性本能的生存欲望，例如食物或性。第二，伴随机动兴趣的下降，病人的机动行为亦呈不断降低的倾向，表现为社交活动的降低，与外界接触的减少，一种总体生命力倾向上的自我封闭。与过去近百年来我们对于精神病理学的研究结论不同，此种疾病在国际标准的疾病分类ICD系统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六版中接近‘抑郁症分类定义内的疾病群，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它的传染渠道及传染源目前仍在紧张的研究中，尚无法给出明确的解释。根据本广播接收到的信息来看，目前美国汇报病例15730例，确诊病例尚无法统计，因对于该种传染病的确诊尚无法给出临床医学上的定义……”

　　我把车载广播关闭，熄火，拔出钥匙——这条路上停靠的一排车里可能只有我还需要进行这个操作，这辆我十五年前学会开的、现在仍在开着的本田曾经是这个僻静的大学家属楼里比较时髦的车型，现在看简直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产品。那是我十六岁考完驾照后父亲买的——他自己至今也没有学会开车，对于我当时的年纪来说买一辆车还是那个时代同龄人中少有的事情，但父亲买车的用意十分实际，为的是我可以尽可能避免接触人群，每周一次独立去郊外的那个科研所报到，检测身体各方面的数据。和妻子离婚后，我又重新开上了这辆车，为的也是尽可能避免接触人群——但目的已经完全不同了，我已经不再需要去科研所报到，只需要尽可能地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基于个人的生存目的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整个人类。

　　——我知道这个故事若有一天能够被有机缘的人，比如你，看到，你可能会不耐烦于我的絮叨，急着知道有关于此的关键发展和核心结论。况且，随着人类科技文明不断滚滚向前，人脑负责记忆的海马回变得不再被人取信，这或许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的一部分，当比人的大脑更精确和机械的机器被发明出来，任何一点信息都能经由这些机器帮助人类留存档案，人的主动记录信息的器官便被动地退化了。根据马尔萨斯的经济发展原理，达尔文进一步描绘了他的假设：演变一般趋向于最经济地使用资源。经济原则可以同时解释进化和退化现象，可以解释自然界中最完善的构造之一——脊椎动物的眼睛——的退化，也能解释最微妙的动物本能行为的进化发展。人类不总是在进化的。这些事情是我长大后才在父亲的筆记本上看到的。为了记叙的方便，我颠倒了事情发展的顺序，还是从我和张湛再次会面的那天说起。并且，请你放心，我的记忆力略胜于一般人，自我的大脑结构成熟至可以记录接收到的所有信息以来，它的准确程度就超乎一般地高，甚至在我理解这些信息之前。从此点看，我的大脑的某些器官的过于发达在现代似乎是多余的。

　　我关上车门，从后备箱里拎了两袋东西出来，一袋是书，一袋是吃食和一些生活用品，然后走上这栋低层居民楼的二楼。自父亲患上阿尔兹海默症以来，虽然有已经照顾了这个家二十年之久的汪阿姨继续照料他的生活起居，我仍每周一次来看他，通常是周末，我的病人比较少的时候。他已经不记得我的全名，只记得我姓冷。也不记得我同他的关系，但看到我也不把我当作陌生人。我们像有默契一般，我每周带些书给他读，修理屋子，添置生活用品，丰富冰箱，通常他就坐在阳台的摇椅上听广播，没有太阳的时候就坐在客厅研究棋谱，广播仍开着，放西洋音乐或是几十年前的相声、昆曲。我们基本不交谈，他有时会问，方舟去哪儿了？我不回答，汪阿姨就会说，就在你面前哪，还老问老问的。他眉头一皱，说，他不是小冷么？汪阿姨便懒得再答。有时他问，令令去哪儿了？我不回答，汪阿姨也假装没听见。他就继续看棋谱，摆棋子，有时欣喜地叫道，打吃！有时发出一阵怪笑，说，天机不可泄露。我不懂围棋，小时候没人教过，总觉得围棋这种游戏，小时候没有学，以后就算学也不会懂，所以我长大后也再没懂过。父亲发出的那种怪笑总让我心里感觉有些异样。通常我做完琐事，就在一旁陪父亲坐着，看书或是打打游戏。我打的是一个名叫“明日方舟”的手机游戏，这是二十年前的游戏了，基本上已经无人在玩，游戏虽然还在运营，但早已停止更新，一个网络游戏硬是变成了一个单机游戏。和妻子离婚后不久，有时汪阿姨还会趁父亲在阳台晒太阳的时候问，令令就没再联系过你？我摇摇头。后来，每次都是摇头，汪阿姨也就不再问了。

　　我敲门，照例是汪阿姨来开的门。见到我，她脸色有些异常，接过我手里的袋子，我还没开口，便已经看到客厅里有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父亲单人沙发的对面，听到声响，他扭过头，见到我的那一刻，一股条件反射式的喜悦出现在脸上，又很快消失。他站起来，伸出右手，“方舟，好久不见。”

　　我没有去握他的右手，只说了一句“好久不见”。父亲仍然盯着面前的棋盘，抬头看了一眼是我，没说什么。汪阿姨放下我带来的东西，从厨房走出来，替我介绍，“方舟，这位……他说是你的朋友。”

　　我说，“我知道。”我又说，“他是爸爸的朋友。”

　　张湛走上前来，用那只游离在半空中的右手朝我肩膀拍了一记，“也是你的朋友。”

　　我没接他的话，只说，“汪阿姨，你不记得了吗？他来过我们家的。”

　　“不记得，以前来家里的客人那么多，一茬一茬的，我什么事都得忙，哪儿记得每个人啊。”汪阿姨说完，又钻回了厨房。

　　张湛还是老样子，和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相比没什么变化，变化的是我，可以承受得住他的猛力拍肩了。他头一次见我，跟我聊的是一门语言。他说，在美国的西南部曾经通行过一门语言，叫做纳瓦霍语，属于纳-德内语系阿萨巴斯卡-埃雅克语族德内语支的一种。这种语言有个特点，它的语序是按照生命力排序的。比如说，老虎吃了羊，他们就会说，老虎羊吃。动词放在最后面。前面的主语呢，是按照他们认为的这种东西的生命力来排序。老虎比羊有生命力，他们就不会说羊老虎吃。假如我们俩放一起，有天只剩下两具躯骨，他们就会猜测说，张湛方舟吃。你说有意思没有？

　　我说，那只是猜测。他笑了，像刚刚他对我做的那样猛力拍了拍我的肩膀，跟父亲说，钟老师，我小瞧这孩子了。

　　其实当时我还没太弄懂他那一番话是什么意思，只是如实地记录在了脑中，包括那串很难记住的语系和语言的名字。后来才知道，张湛是研究语言学的，他曾经是我父亲的学生，十四岁就考进了我父亲所在的学校，十八岁大学毕业，然后去了美国，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语言学，他读博时研究的是一门伊朗语的旁支，叫作于阗语，是一种曾经在塔里木盆地于阗国与图木舒克使用的语言，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和田附近。不过这门语言早已死亡。为研究这门语言，张湛成了一名伊朗学研究者。博士毕业后他本来应该在美国拿到教职，继续他的研究，但因为二十年前那场席卷世界的灾难，没能在美国待下去，草草回了国——也就是他与我头一次见面那会儿。回国后，他的专业完全派不上用场，本科所学也全部扔掉了，一个懂得二十多门语言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却骑虎难下。他本来有两个副业，一个是当黑导游带人去中亚游学，另一个是经营一个名为“天书广播”的播客，后来，前者就变成了他的主业，混口饭吃，后者依然是他的副业。在我下车前，听的那个广播就是他的天书广播。

　　我没有什么朋友，张湛算半个。这主要是因为他了解我有问题，心理问题，概括地讲叫作阿斯伯格综合征，是一种泛自闭症谱系中的社会化障碍、信息读取与过滤异常、行为方式刻板化的综合神经性问题。在第一次见面时，这是我对他告诉我的纳瓦霍语这门知识回换给他的信息。但当时我只能流利地背出这种疾病的病理学定义，无法更好地向他展示这是一种什么病——如果我能迅速让他理解这是什么病，我也就没有这个病了。随着他登门拜访父亲的次数的增多，他慢慢理解了我——我的问题。这让我感到轻松了一些——这就是我对朋友的定义，那些让我不再需要反复地介绍自己的问题、理解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甚至不再觉得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的人，那就是我的朋友。严格遵循这个定义的话，我的朋友仍然非常地少。张湛算半个。因为我们也差不多十来年没见了，他并不了解这些年来我的变化，我或许需要再一次地让他对我的某些异常行为进行理解。比如说，和钟令结婚。比如说，和她离婚。又比如说——

　　“我听说你现在成了一名心理咨询师。”张湛坐回了沙发上，我愣了一会儿，说，“对。”

　　他说，“坐呀，站着干吗。”好像他才是这个家的成员，我便坐在他旁边，另一张单人沙发上，和他保持两个人的距离。这是让我感到安全的距离，也是我做心理咨询时，病人通常与我保持的距离。

　　“没看出来啊。你是怎么会……”他斟酌了一下，不知道应该怎么提出对这件事的看法，或者说，质疑。

　　“你是想问我怎么会选择这个职业？我是否能够胜任这个职业？还是我是怎样让自己胜任——不管与否——这个职业的？”我替他将问题分解。

　　“都有。”见到我仍旧以过去的方式讲话，起初他对我产生的陌生感一点一点瓦解，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笑了，一个表示人类这种种群面对同类时在心理上卸下防备的表情。虽然我能看出，他的整个状态仍然是紧张的——从他双手交叉相握放在两膝之间的身体姿势，另一方面，如果不是因为什么事，他不会在这么多年没见之后突然登门造访。他与父亲在十多年前不知为何闹翻了，此后再未和父亲及我有过联系。

　　“因为我发现这是一种帮助我解决我自己的问题的方式。具体去说的话，意思就是，当我以心理咨询的方式与人相处时，我发现这不仅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也能让我以这种特殊的交流形式解决我与人相处的困扰。当然了，我所针对的是一部分具有特殊心理问题的患者，我能也只能帮助这类患者。世界上99%的心理咨询师可以解决99%有心理问题的人群，我是那1%的心理咨询师，我帮助不了有问题的那99%的人群，但我可以帮助那1%的99%的咨询师都帮助不了的人群。”

　　我不确定张湛是否理解了我的话，我讲得有些过于笼统了，诚然也有些绕口，也许在旁人听来我这堆话等于一个字没说，但我想，其一，张湛比绝大多数人都要聪明，他既然可以通过一个族群的语言理解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结构，当然也可以通过我这类人群的语言理解我的价值观和生活结构，其二，张湛也并不真的对我从事什么职业有兴趣，这只是阐明正事之前的寒暄。

　　“天机不可泄露也！”

　　张湛吓了一跳，然后才明白是父亲在说话。

　　父亲像往常一样盯着棋盘“嘿嘿”笑了几声，是了，我还没来得及顾上父亲。从他这副状态看，他应该并没有认出张湛是谁。

　　“爸爸。”我说，“张湛来看你了。”

　　“谁是你爸爸？！”父亲头也不抬。

　　我只好转向张湛。

　　“我爸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症。这是一种……”我說。

　　“我知道。”他打断我，犹豫了一下，又说，“我应该早点来的。”

　　“你确实。如果你五年前来的话，他说不定还记得你的名字。”我丝毫没有安慰他的意思。不是不想。这是事实。我不擅长撒谎——这意味着我不能说出那些具有安慰剂作用的客套话，也即谎言。这也是事实。

　　“我没想到钟老师会病得这么严重。”他说，又问，“他真的什么也不记得了？”是征询的眼神。显然他已经从汪阿姨那里得到了一些信息，但不确认。

　　我点点头，“连我也不认识了。只记得令令和我的名字。不过，你要是想跟他下围棋，应该还可以。”

　　张湛露出了极为失望的表情，似乎父亲清醒与否事关重大。

　　“还是说正事吧，你来是为了什么事？”我直接问道。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件事非得同钟老师商量。”

　　“是跟什么不知名的传染病有关的？”我问。

　　张湛有些吃惊，“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是天书广播的忠实听众。”又说，“而且，你来找爸爸还能因为什么呢？总不能是因为什么语言学的问题吧。”

　　他尴尬地笑了笑，又想到什么，“钟老师不记得人了，还记得事吗？我是说，他的那些研究……”

　　“你是想问，爸爸虽然丧失了记忆力，但其他方面的认知功能是否还有所保留？”

　　“正是。”

　　“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可以跟他下围棋，所以他的逻辑思维能力还可以，但这也是因为他保留了对于围棋这种技艺的晶体记忆，如果你拿其他方面的东西来问他，说实话，我也不确定。自从爸爸得了这个病，再加上他退休后，这些年没发生什么值得让他出马的事……登门拜访的人也基本上没有了。”

　　“那就是说，我还可以一试？”张湛的语气中透露出一丝希望。

　　我点点头。

　　张湛立马从旁边的包里掏出一份厚厚的文件，抽出了最上面的几页，试图放在父亲面前，“钟老师，您能看看这份文件吗？”

　　父亲的眼神只向那份文件撇了一眼，就游移开了，回到棋盘上，右手的一枚黑子重重落下，“吃！”

　　张湛有些着急，把文件盖在棋盘上，“钟老师，拜托您看一眼吧，实在是事态紧急，不然我也不会来找您。”

　　父亲用右手把文件移开，把刚刚吃掉的几枚白子从棋盘上拿走。

　　张湛站起来了，把文件递到了父亲怀里，压着声音说，“钟老师，之前是我不对，您骂我骂得应该，我不该不相信您。可现在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我开始意识到，您的理论可能是正确的……这一次的病来势汹汹，又极其古怪，除了您，我想不出更好的帮我的人了。”

　　父亲终于注意到了张湛，也终于恼羞成怒，站了起来，把文件扔到地上，怒道：“走！都走！我不认识的人怎么会在我家里？小汪？小汪？”

　　汪阿姨从厨房走出来，看到这幅景象，一边安慰父亲，一边冲我们使眼色：“哎哟，怎么啦？”

　　我从地上捡起那几张纸，把它们交还给张湛，“爸爸这些年确实再没碰过他以前研究的那些东西……我看，今天还是算了吧。”

　　父亲转身走进了里屋，见此状，张湛没再多说什么，把文件整理好重新放回包里，脸色沉重，在我的陪同下走出了屋子，离开前向那扇还没关上的里屋门说了声，“再见，钟老师。”

　　父亲把门重重关上。

　　张湛站在楼下，似乎还不愿就此离去。他从裤兜里掏出了一包烟，抖出一根，给自己点上，冲我说，“方舟，陪我抽根烟吧。”

　　我从他手上拿过那包烟，也抖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被呛得咳起来。张湛笑了，说，“不是让你陪我抽，是让你陪我，我抽。你还是小时候那样。”

　　我咳了半天，又试着吸了一口，这回没咳，学着他吐了口烟，“看来抽烟也不难。”

　　“是不难，可戒烟就难了。”张湛说完这句话，眉头又慢慢拧起来。

　　“你是在哪儿学会的抽烟？伊朗、约旦还是塔吉克斯坦？”

　　“我也不记得了。”张湛幽幽道，仿佛这些名字已经离他很遥远。

　　“这么多年你也没结婚？”

　　“没。好过几个，都分了。你呢？”他看着我，又补充道：“你和令令结婚我倒不奇怪，你俩为啥又离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只好又抽了一口烟。

　　见我这样，张湛知趣地不再追问，“算了，这也不稀奇。”

　　我清清嗓子，把话题转到别处，“你们天书广播向来播的都是有关什么语言、考古遗迹啊、小国文明之类的东西，怎么最近一直在播有关精神疾病的内容？”

　　“你确实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啊。”张湛说，见我主动提起这个话题，似乎解开了一些他在父亲那里受到冷落的郁结，“这就是我来找你父亲的事情。你既然都听了我们的广播，对这件事应该也有所了解。”

　　“你是说，有一种类似于抑郁症的精神疾病正在流行，而且，它还是一种传染病？”我总结了最近天书广播所播的内容。

　　“我知道这很难让人相信，但……我们所得到的信息确实如此。”张湛说。

　　“你们是谁？”我问。

　　“最开始是我的一个大学师兄来找的我，他后来也去了美国留学，跟我一个学校，不过他在医学院。我虽然没有往医学方向深造，但和师兄怎么也属同门，在美国这些年一直都有来往。他后来去了加州的一所医院工作，从事神经学和精神病理学方面的临床研究。前段时间，也就是三个月前吧，他接收了一位同事那里转过来的急诊患者，患者被诊断为急性抑郁症，他按这个诊断为对方施诊，注射了一些类血清释放药剂，又留院按常规流程观察几天，觉得可以出院，便开了药方，叮嘱对方三日后来复诊，就放他回去了。结果没几天就接到对方在家自杀的消息。”张湛一开口就停不下来，似乎背后有无数的来龙去脉要说。

　　我看了眼手表，他便停顿了一下，“怎么，你有事？”

　　“哦，是。一会儿有个定期的患者分享会。”我说。

　　“那我就长话短说吧。”张湛把那根烟灭了，“这本来也没什么。我師兄只是有些自责，毕竟签了出院同意书的是他，他又把患者的资料拿出来看，按患者自述，他之前并没有抑郁症病史，大概在就诊前一个月开始出现抑郁症的症状，发展速度很快，但他的生活环境中并没有出现能够诱导疾病产生的变化……总之，从病例来看，不应当出现救治转好后突然自杀的情况。”张湛一口气说完。

　　“是有些奇怪，但也没什么。”我说。

　　“是。问题就出在，这名患者自杀后，他全家在一周内接连自杀而亡。这其中包括了患者的父母、妻子、他们正在读高中的女儿。”

　　“是集体自杀？”

　　“不，先走的是父母，然后是妻子，最后是女儿。”

　　我想了想，说，“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家人接受不了打击，接连受到影响的结果？”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确实是警方和医院一致认定的结果。除了这种解释，也没有更合理的原因了。此类情况虽然悲惨，但并不多么罕见。”张湛说。

　　我又看了一眼手表，张湛留意到了我这个动作，抓紧继续道：“但接下来，这家医院在短短一个月内又接诊了十来例类似的患者，均按急性抑郁症类处理。这次，医院受之前那名患者的影响，没有过早地将这些患者放出院，一律留院观察，就在这时，我师兄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巧合。”

　　“什么？”

　　“之前那位得病的患者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定期去当地一所教堂做礼拜，这些陆续接诊的患者，也都是那个教会的教徒。”

　　听到这，我终于明白了张湛想说什么。

　　“那有没有可能是集体暴露——是这个教会某些方面导致的缘故？”

　　“这点也被排除了。我师兄觉察到古怪之后，迅速联络了他在其他地方行医的同行，这才意识到他们医院的病例并非个案，美国其他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均出现了这类奇怪的现象。发病快，传统医治无效，且找不到集体发病的病因。”

　　“也就是说……只能用一点来理解。”

　　张湛看着我，凝重地点点头，“哪怕以一个不懂医术的人来看，这都已经不能用各自独立的小概率事件来解释了。毕竟，我们都是经历过二十年前那场灾难的人。”

　　2

　　其实父亲并不真的记得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冷阳，阳光的阳。小时候，我通常会这么介绍自己，“你好，我叫冷阳，虎落平阳被犬欺的阳。”

　　父亲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好，我姓钟，你可以喊我钟叔叔。我哦了一声，然后又继续埋首于手中的智能机上那个叫作“明日方舟”的游戏。当他们把我从那艘游轮上带走，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最后让我一直待在那间明晃晃的病房，整个过程中我都一直在打那个游戏，就快通关了。后来我终于可以出院，但无处可去，钟叔叔认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一直在打那个游戏的缘故，钟叔叔领我到他家时，给我改了一个名字，“他姓冷，叫方舟，诺亚方舟的那个方舟。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那个比我年长一岁的女孩，一脸茫然，下巴上还挂着一滴眼泪，但在父亲的注视下还是伸出了右手，带着哭腔结结巴巴地说，“你好，我叫钟令，今天的今，下面加一点，那个令。”

　　父亲不是我的父亲，父亲是钟令的父亲。而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死在了那艘游轮上。瘟疫在船上爆发得短平快，尽管船上有医疗队，经过远程指挥，在游轮上迅速采取医护抢救及人员隔离等措施，但由于迟迟接不到准许上岸的通知，整艘船就像一个自繁殖的病毒集中营一样，人们迅速地陆续死去，父亲和母亲各自坚持了一周和两周。隔离的客房只够一个家庭一间，等我从那个被锁住的衣柜里出来的时候，看见客房的床上躺着母亲的尸体，父亲的尸体缩在浴室的浴缸里，而客房桌子上那个插了蜡烛的蛋糕，已经发霉变质不知多久。那是我的十岁生日蛋糕，为了庆祝生日，父母不惜从他们微薄的工资里挤出一笔钱，买了全家人一起去济州岛的游轮船票，却不想那成了一趟通往地狱的旅程。

　　幸存者并非只有我一个，近千人的游轮，最终确认被感染者占80%，死亡者占30%。我并非是其中最悲惨的一个，灭门的家庭有好几户。可不管一个家庭中死了几个人，对那个家庭来说无疑都是无法承受的巨痛。亡者的尸体除了部分用于解剖研究病毒的病理学特征外，大部分被直接送去流动性的焚烧舱集体高温焚烧了，他们的名字最终被刻在一块高大完整的墓碑上，像牺牲的英烈一样，虽然他们对这场瘟疫并无贡献。对此，家属们虽感无奈，却也没有反对的理由。等我们下了船，上了岸，才逐渐明白这场瘟疫已经成为一场全世界的灾难，每个国家都尽可能地调动了所有资源去应对这场危机。无数个悲伤的故事都隐藏在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底下，人们不敢去追忆，不敢去悼念，在残余的一点点庆幸中将其努力从记忆中抹去。年纪轻一点的，没想到他们度过的二三十年和平盛世仅仅是历史上的一段偶然。年纪大一些的，没想到在经历了战争、资源紧缺和社会巨变的动荡之后，命运又一次地将他们放在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的考验之下。

　　在我被锁进那个衣柜时，父亲和母亲在里面放了足量的水和食物，还有用来排泄的空水壶和洗脸盆。对缺乏科学知识的他们来说，这个衣柜是整艘船上他们能想到的最安全的地方。自那之后，我明白我每天只能打开手机玩一小会儿游戏，从两局，逐渐地变为一局，又逐渐地变为只给角色换换服饰、买点装备。手机每天都有新闻推送，我从未点开过，因为那并非是我感兴趣的信息。很多年后，我才慢慢地学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不感兴趣的事物上，但那时，我还未学会。最开始，父母每天还会跟我说会儿话，或者是我听见他俩在悄悄地议论当日的新闻，询问各自的身体情况。后来，在母亲忍不住地一阵哭泣后，我听见有人进来的声音，一系列的动作，似乎是将某个房间封上，父亲的声音消失了。又過了一周，母亲的声音也消失了。在那一周内，母亲时而跟我说几句话，时而低声啜泣，还有剧烈的咳嗽声。我总是问，妈，船什么时候才到济州岛啊？母亲总是回答，明天就到了。母亲的声音消失后，恶臭不断地升级，灌满我待着的衣柜，我可以从不同的臭味中分辨出，那股不一样的恶臭，是不同于来自我的排泄物和腐烂发霉的食物的另一种臭味。

　　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游轮被准许早几天登陆任何一个口岸，事情会变得如何不同，母亲和父亲或许就不会死去。因为那是一场精准打击在整个人类全体身上的灾难，岸上的残酷和海上的悲惨，没有孰重孰轻之分。悲剧的普遍性削弱了将其怪罪于任何一个个体或局部共同体身上的理由，人们只能怪罪于上天、不确定性和历史循环论，而作为幸存者的我们，也许应当如同瘟疫后文学家们写的那样，“相互拥抱，吻尽彼此脸上的泪水”。

　　我不是这样的人。父母罹难在旁人眼中对我似乎没有形成太大的打击，大家或许觉得我年时尚幼，或是因为我天生具有的心理“残疾”，令我不能明白失去至亲的悲伤。我也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新的名字，和新的父亲。新父亲是那场瘟疫中起到作用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是这方面医学研究的专家，对于那场瘟疫，是他最先确定了病毒的性状，又在接下来的抗疫部署工作中准确果断地起到了关键作用，最重要的是，他成功地将从极少数幸存者身上发现的特定性抗原迅速投入治疗药物的研发，救下了那场瘟疫后半场中的感染者。几年后，几个国家几乎是同时宣布了疫苗的发明。在疫苗被投入临床使用之后，人们最终宣布战胜了那场瘟疫。

　　尽管居功甚伟，那几年父亲每天回家之后，面色仍然是阴沉的。客厅里挂着一幅遗像，那是他的妻子，钟令的母亲。她也死于这场瘟疫。我们住着的这间家属楼的旧屋子，是钟令母亲生前任教的大学分配的房子。虽然国家在瘟疫过后奖励给父亲一栋郊区的小别墅，我们仍旧住在这个不到90平米的三居室。客厅放着的一架钢琴占据了最大的位置，那是钟令的母亲留下来的，后来成了钟令的。父亲雇了汪阿姨做保姆，负责照顾我和钟令的起居。父亲仍每天天不亮就离开，晚上我和钟令完成作业后才回来。我和钟令从一开始就有差距，她总是班上的第一名，擅长演奏乐器，虽然母亲死于瘟疫，她却很快地恢复了乐观的本性，总拉着我陪她弹琴，我只能站在一边为她鼓掌。大学，她考上了首都的音乐学院，我则在本地的普通学校学习。我们结婚是她提出的想法，我虽然很意外，但也没有拒绝。于是，毕业后，我们搬到了同一间房间，那就是我们的新婚居室。虽然已经不需要汪阿姨，但我们照例留她继续承担这个屋子的家务工作，多出来的那一间屋子供她休息使用。那几年是这个家庭看上去最平静的几年，只是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

　　坐在车里等待红绿灯的时候，我照例打开了手机，点开那个熟悉的游戏，查看有没有新的消息。玩家的人数越来越少了，现在还在这个游戏里的玩家，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人。新信息一共有28条，我一一读毕，大多是互通战绩的，少数几条是讨论何时结束计划的，目前看来我们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大半，就快接近终点了。既然张湛能注意到最近冒出来的这些奇怪的病患，一定也有其他的人发现并且在四处搜集相同的病例，他们终将汇合，彼此相认，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向权力结构上层反向施压，以引起更加广泛的关注，权威最终将接受这是一起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然后开始调动力量追杀病原。这个过程应该很快。少数发来的几条消息，正是担心这个问题，是趁人们采取行动之前继续推动一下，还是就此收手，减小我们暴露的几率。

　　还有最后一条消息，显示来自一个陌生玩家，ID叫做Prophetxxx，先知某人。我点开来，有那么一瞬间，我窒息了。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停下吧

　　只有这么一句话。我点开对方的玩家页面，显示对方的游戏级别是92。“明日方舟”是一个塔防游戏，用不同功能的抵抗军角色组合守住每一关前来攻破防守的被矿石感染了疾病的怪物，越往后关卡越难，对角色的要求也更高，必须通过不断地练级提高角色的功能属性才能过关。92级，已经足以通过全部关卡了。一位老玩家。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对方已经追踪到了我？这不可能，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计划，更没有人知道我们是通过这个游戏进行联络的。莫非是有人泄密？也不可能，这个计划长达十几年，如果有人泄密早就泄了。况且，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要泄密无异于翻船一起死。

　　我想了想，回复了一条：

　　-你是谁？

　　红绿灯再次扭转，车流开始移动，我不得不把手机放下。等到下一个红绿灯时，我又拿起手机来，点开游戏。显示新消息数为0。这时突然来了一个电话，显示来电是我的助理，应该是问我到哪儿了。我已经迟到了几分钟，这在之前很少发生。我掐了电话，同时发送了一个快捷回复短信，告知助理我马上就到。

　　几分钟后，我将车开进大厦的地下车库，然后直接从车库的消防通道上了一层楼，到达B1层，这一层除了做车库使用外，还有一个略能容纳二三十人的地下室，是改建时我租下的，租期五年，眼看就快到期了，我还在想怎样和经纪谈接下来的续租问题，租金虽不高，年年增长也让我颇有些吃不消。再加上我的病人越来越少，还能定期参加这个每周一次的患者分享会的人，一小半是风一般来了走的流动性病人，一大半都是逐年沉淀下来的老病人。对此种局面，其实我应当负责。病人去医院看病，只有一个目的——尽快从医院病愈离开，心理咨询也一样，咨询师应当帮助病人尽早自助，而非永生永世绑定在咨询师身上，将咨询师当成了一根走到哪儿都要带着的拐杖。而我的病人又更加特殊——

　　我推开门，走进去，十几个老面孔夹杂着几个新面孔，我认出那几个新面孔是我近期接收的患者。我的咨询室并不在这，选择在这里做群体治疗是因为这里靠近市中心，方便尽可能多的患者前来。我努力把刚刚收到的那条消息从脑海中驱除，进入到咨询师的角色中去。

　　助理小莫看到我，急匆匆地上前几步，低声告诉我，大家已经等了十分钟了。我点点头，把外套脱下，让小莫帮我拿去挂起，然后走到那个围坐成一圈的病人中唯一空出来的座位前，“不好意思，今天家里有点事，来晚了。如果不妨碍大家的话，我们可以把这次分享往后延十分钟。”

　　无人表示异议。

　　我于是坐下来，把座椅往前移了移，让这个圈子看上去更紧密一些，“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我按照往常的规则，先把分享活动的主旨传达给所有人：这是一个匿名的、自主的分享活动，来的人既可以说说自己的问题或是治疗的情况，可以分享对他人有用的建议，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疑问或遇到的困境，當然，也可以什么都不说，只是聆听。来者不拒，新人旧友我们都欢迎。离开也不用特意打招呼。我们有不少病人，都是来了走，走了来，有的甚至在几年不见后，又突然出现了。

　　“没办法，人生就是这么无常。我有些同行，比如做婚姻咨询的，有那种每隔两三年就又突然出现了的咨询者，带着不同的妻子，结了离，离了结。不过，这种情况，你说他是无常还是有常呢？”

　　大部分人都笑了。这点幽默感是我在学习社会化的过程中一点一滴习得的，用于让病人放松。其实我不明白这些话有什么可笑的，但经验证明它们总是有效。

　　我继续说：“这次分享会，大多是老朋友，彼此之间也比较熟悉了。我们还是照例让新朋友先说，新来的朋友中，有没有想说点什么的？”我的目光从那几张新面孔上滑过，让每个人心里知道我注意到了他的存在。

　　一段短暂的沉默后，新来的人里头有一位男性似乎有说话的意思，但又有些踌躇，大概是头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的缘故。我看着他，让自己露出鼓励的微笑，“我看到有朋友似乎想说点什么？”他看到我，又犹豫了两三秒，在众人的注视下站了起来。

　　“不用，坐着就好。又不是开批斗会。”他旁边的人跟他说，那是一位六十多岁的阿姨，姓蒋，是我多年的老患者了，为人很热心，常替我扮演主持的角色。

　　“哦，哦。好的。”他又坐下来，因为有些紧张，引发了大家的一阵友好型的轻笑。“我应该说点什么？”坐下去之后他又问。

　　“先说说你为什么来这里吧。”蒋阿姨说。

　　“我是从邻市过来的。最开始是我儿子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心理咨询室的信息，说是专门针对瘟疫后创伤人群的，推荐我来看看。我一开始不想来，我儿子就隔三差五地劝，我想，要不死马当活马医吧，这才来看。看了几次，还是觉得心里有个疙瘩解不开，冷老师就说有这么一个分享会，建议我有时间可以来参加。”他说了这一段之后，又停下不说了，大家沉默着等待。他于是继续开口道：“我孩子他妈，二十年前去世了。当时我儿子才三岁，是我一个人把他带大的，这孩子很听话，从不让人烦心，考上了好大学，现在又在省会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我们家里就剩下我了。按理说从此我应该放心了吧，可儿子一走，我心里反而有个念头，白天的时候想，晚上做梦也想……我总想着跟孩子他妈再见一面，怎么能见上呢，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

　　这话说到这儿，大家的神情都严肃起来了。

　　“我知道我这么想不对，可我实在是憋得慌。有一晚孩子他妈托梦给我，说别想她了，她在上面过得好得很，还找到了新的伴侣，又生了一个孩子……醒来之后，我反复地想，当年死去的为什么不是我呢。我想不明白啊，孩子他妈身体比我好得多，为什么当年我们俩都感染了，她死了，我却活下来了呢？这不公平啊。”

　　男人说罢抬起头看着在场的其他人，有些人与他目光相交，流露出同情的眼神，有些则低下头，想要避开这样的探寻。总是这样，虽然人们已经听过无数个类似的故事，坐在这里的人无一不是那场瘟疫的受害者，但每听到一场新的悲泣，人们仍然会回忆起他们自己的故事。

　　蒋阿姨开口了：“我也这么想过。死掉的是我儿子，活下来的是我。我也不明白是为什么。”

　　男人看着蒋阿姨，又将目光转回到在场的其他人那里，“你们……都是这样？”

　　“不，我不是。”男人对面一个坐着轮椅、体重看上去有两百斤的胖子说，他不断地用纸巾擦着脸上冒出来的虚汗，“我们家只有我感染上了那种病毒，但是治疗药剂派发到我时已经太晚，虽然活下来了，但是留下了一身的并发症，每天得吃四五种药……前几个月医院告诉我，因为常年吃药，我又得了肾衰竭。每天早上醒来看着桌上的一堆药，我都要犹豫很久，想到底是吃还是不吃。”

　　“那怎么办？”那男人禁不住问。

　　“我申请了肾脏移植手术，但不晓得匹配的肾脏什么时候才轮得到我。家里这几十年为了我的病已经没钱了，也一直找不到女朋友，后来终于谈上一个，知道我又得了这病，前不久跟我分了。我也不怪她。”他自嘲式地笑了下，“不过我倒是因此瘦了二十斤，再瘦一点，说不定我就不需要这玩意儿了。”他拍了拍轮椅的手靠，“反正左右都是个死，我已经想开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能多活这么些年，我知足了。”

　　胖子的乐观似乎感染了那个男人，还有新来的其他几个人。那几个人的情况我都记得，一个是父亲最近死于瘟疫遗留下来的并发症，一个是经历过那场瘟疫后虽然没被感染、却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后遗症的前线医疗人员，还有一个情况是相对来说最好的，是个因瘟疫而失去了宗教信仰的教徒，由此引发了家庭危机。

　　胖子表达出来的乐观并不是我想看见的。他的乐观不是以我一直以来对他们的指引所希望达成的那种。因此，胖子看到我的脸色并没有因为他刚才的那番话而表露什么赞许的时候，他适时地闭上了嘴。

　　那位教徒似乎有话想说，我咳嗽了一声，大家迅速安静了下来。我将目光投向他，一位年约六七十的老者，穿着整齐干净。这种患者通常是我想尽力避免的，他们往往过于理性，不会很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想法。他开口道：“和你们相比，我应该是受那场瘟疫影响最小的了。我孩子是医生，比较早觉察到了不对，在她的劝诫下，家人都平安度过了那场灾难。刚刚那位先生说，他觉得不公平，我想他可能是想求得一个答案。”第一个发言的男士听他这么说，向他投来感同身受的一眼，他继续道：“其实我也是想求得一个答案。我和我老伴都是几十年的教徒，事情发生时，我们在女儿的强烈劝诫下，停止了教会活动，但没想到，其他的兄弟姊妹却……”他没有说下去，但在场者都明白。

　　“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反倒是那些最虔诚最相信神的人，遭遇了这样的下场。已经隔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是没想明白。我老伴总说，你想那么多干吗，只要相信就行了。她是跟我结了婚之后才皈依的，结果反而是我先不信了。”

　　差不多是时候了。我下意识看了眼手表，想确认下还剩多长时间。按照商议的那样，这时候应当是我的追随者发表意见的时候了。但今天，我有些犹豫，今天是恰当的时机吗？如果不能一击必中，解决这几个老大难，反而会暴露我的存在。我又想起了那条游戏里收到的消息。

　　“这样想当然想不明白。”一个人拉了把椅子加入了我们这个圈子。是我的助理。

　　小莫其实比我大几岁，可能是常年下棋的缘故，他看上去比我还年轻一些。一年多前，他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帮助他解决他的困境。和总是最快地信任我的那些人一样，他身上有同样的特征：对某项事物有狂热的信仰，年纪尚轻，瘟疫是他们这辈子经历过的最严重的灾难，也是最容易让他们因为命运的改变而放弃某种信仰的事情。对于我提供的答案，他们很快就能相信，并且，在这样的相信中，得到解脱。

　　小莫按照我们的约定开始了他的工作，只要我低头看表，他就会适时地坐下来，成为患者中的一员。他并不是每场活动都会加入，我会根据每次安排来的病人的情况，对他下达指令。但今天，我还不确定是不是他行动的正确时机，也许是之前张湛的话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胜利的曙光已经照耀在这片土地上，正不正确还有必要吗。

　　“归根结底，是我们的人类本位主义思想作祟。”小莫接着道。大家不由得一愣，不知是因为小莫的突然加入，还是因为无法理解这个陌生的词语。

　　“哦对，我忘了介绍自己。我是冷阳老师的助理，也是他的患者之一。从来都是站在一旁听大家讲话，今天，我也想讲讲自己的故事。”小莫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他已经非常熟稔这一套台词，并非死记硬背，而是他纯然地相信他自己说出的句子。

　　“我的故事可能没有你们那么沉重。”他顿了顿，然后继续道：“我曾经是一个围棋棋手，从小就喜欢下棋，也有这方面的天赋。如果没有围棋，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但坐在棋盘面前，我就成了一个天才。父母看到了我身上的禀赋，从小就努力培养我，给我找当地最好的老师，四处参加比赛，希望我可以走上职业棋手这条路。为了学棋，我放弃了普通孩子的学业，每天主要的时间精力都花在下棋上。从记事起，我的世界就只有面前的那个棋盘。”

　　也许是说了太多遍，小莫的话语中已经自然而然地带有一种吸引人的声音，驱使着在座的人屏息凝神地听下去。也可能是他们听过了太多类似的凄惨的故事，小莫的故事令他们恍然想起还有另一种叙事的语气。

　　“想要成为职业棋手，就必须在20岁之前通过定段赛。不知怎么，虽然我参加别的比赛总能获得好成绩，考定段赛时，却总是差那么一点。或许是因为压力太大。从16岁到19岁，我考了三次定段赛，都没有通过。父母焦急得很，假如最后一次我还是无法通过，这十几年来的训练就全废了。他们甚至已經开始让我重新学习文化课，这样，万一做不了职业棋手，我还能参加高考，上一所大学，过普通人的人生。”

　　小莫笑了一下。那笑意已经比他第一次在我面前笑时减少了许多绝望。

　　“最后一次定段赛，正是在二十年前。那天，就在我父母收拾好行李，准备带我去首都比赛的时候，我所在的那座城市突然宣布全城戒严，因为瘟疫爆发的缘故。我没能参加这最后一次比赛。定段赛在那天照常进行，我们市只有我一个选手没能有机会参加那次比赛。因为其他选手通常会提早几天去首都，做些准备，我的家境并不宽裕，每次都只是提前一天走。由于每年的棋手有固定的名额，我也没能在次年参加补考。从此之后，我就与职业棋手无缘了。”他又笑了一下，然后说，“这就是我的故事，让你们失望了吧。”

　　在场者均不知如何回答。

　　“我重新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不过在那场瘟疫里，我和家人都平安无事。在旁人眼里，这也许已经十分幸运。可对我来说，我的人生道路却就此关闭了。我也怎么想都想不明白，假如我能有机会参加那次定段赛，我会幸运地通过呢，还是依然被拒之门外？也许，我的命运就是要让我成为一个普通人？我下得确实不够好？这样的假想在我脑中盘桓了很多年。如果没有这一丝可能性，我也许反倒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可就是因为这一丝可能性，我不断地想，不断地想。它成了我几十年来一直的噩梦。”

　　小莫看了我一眼。

　　“直到我认识了冷阳老师。他帮我摆脱了这个噩梦。”不知是不是这次发挥得实在太好，小莫站了起来，走到了圈子中央，低着头，双手比划着，继续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可能性。在历史上，作为人类的我们，曾经遭遇过无数次灾难，有些是灭亡性的，有些是像这场瘟疫一般，仅仅消灭了一部分人群。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每一次的灾难固然可怕，但换一种思路想一想，假如这个世界，这颗地球，并不是围绕人类而转，那又会是怎样一副情形呢？”小莫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他全情投入在自己的讲述中，开始在人群外绕圈，像是一个萨满，也像一个大师，人们的目光追寻着他，在这件事上，他比我有天赋，“假设说，这个世界才是中心，而对于它来说，我们人类才是病毒呢？”

　　“仔细想一想，如果你们读过进化论的话，就会发现进化不总是朝前的，进化总体来说会朝着最经济的使用原则发展。假如把我们，人类，当作地球这个生命体上的一部分来看待的话，人类的急速扩张也许就像地球得了癌症一样，最终会导致整个世界的覆灭。这时候，地球会把人类当作侵染它身体的病毒来看，它会产生抗体，将病毒消灭到一个合适的程度，病毒不会被全部杀死，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会和世界继续平安无事地相处，直到我们——不管是我们还是其他物种——再一次危及这个生命共同体。”小莫脸上露出古怪的笑容，如果不是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些话是我一字一句告诉他的，连我都差点儿要相信他的讲述了。

　　3

　　“生物繁殖的速度如果太快，会使其数量超出环境所能承载的容量，结果必然导致这种生物自身的大量灭亡，不管是哪一种生物都一样，我们人类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人类总认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的物种，实际上，说一种动物比另一种动物高级是很荒谬的，是我们主观地认为那些大脑构造或智力最发达的动物是最高级动物。如果从群体生存智慧的角度来看，蜜蜂无疑是本能最发达的。”

　　我瞧着助理小彭在人群中间说出这番话，他说得尚且有些生疏，这不怪他，这是他第一次表演。我低头看了看表，时间差不多了。

　　一个月前，警方来找我，我这才得知小莫的死讯。他走得很快，没有承受太多的痛苦，留有遗书一封，遗书上写，他一度丧失了求生的欲望，感到人生漫长而没有目标，后来经过心理治疗才获得解脱，他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他死，不是因为觉得活着痛苦，而是明白了生而为人真正的意义，对于他来说，活着已无意义，死反而才有意义，所以他作出了这个选择。

　　“一个蜜蜂群体内，有一只蜂王，数百只雄蜂，和上万只工蜂。工蜂负责采蜜，雄蜂负责和蜂王交配，蜂王负责繁衍。工蜂身上的刺针有倒钩，刺针的另一边连着内脏，所以蜇人后会死去。为什么蜜蜂会进化出这样的生存策略？工蜂蜇人后不用死去，回到蜂巢继续工作难道不是更有利吗？和直觉恰恰相反，工蜂由于没有繁殖能力，它们主要负责营建蜂巢、采集食物、照顾幼体，所以它们的核心价值是保证蜂王和雄蜂的繁殖过程顺利。所以，从蜜蜂的整体来看，工蜂蜇人后死去的策略代价是很小的。另一方面，工蜂蜇人死亡后会发出化学信号，给其他工蜂同伴起到警示作用，并且，工蜂死亡，还避免了蜇人后将感染的病原物带回蜂群的可能。”

　　我再次看了一眼手表，小彭终于注意到了我的动作，适时地停了下来。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以示对小彭的演讲的认可，同时提示大家时间到了。人们开始陆续站起来，穿好外套，向外走。我留在最后，检查有没有人遗忘东西，关灯，拉下电闸，锁门。新助理小彭的住处跟我顺路，我便载着他一起开车回去。

　　小彭是半年前来我这儿咨询的患者，年纪约跟我一般大，所以他认得我是谁。也因此，他成为我的追随者要比其他人快一些。开车回去的时候，我照例打开了车载广播，张湛的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来。

　　“……据目前为止的统计，欧洲、亚洲加上美洲，汇报病例已经超过三万起，但由于我们缺乏对此种流行病的正规医学观察和统计，这个数字仍然是个未确诊数，我们恳请世界各地有关于此种疾病的专家联络我们，以便尽快让世卫委相信这是某种传染病，必须尽快引起世界各地卫生组织的注意，这可能是一场新的瘟疫，并且，比我们过去经历过的还要棘手……”

　　“一场新的瘟疫？”小彭本能性地抽选出了其中的关键词。

　　“哦，这是我朋友的广播，他经常播一些听起来匪夷所思的内容，你当故事听就好。”我说，同时把广播音量调低成背景音。

　　“是么？”

　　“你知道在美国的西南部曾经通行过一门语言，叫做纳瓦霍语吗？”我问。

　　“不知道。”

　　“这门语言属于纳-德内语系阿萨巴斯卡-埃雅克语族德内语支的一种。这种语言有个特点，它的语序是按照生命力排序的。比如说，老虎吃了羊，他们就会说，老虎羊吃。动词放在最后面。前面的主语呢，是按照他们认为的这种东西的生命力来排序。老虎比羊有生命力，他们就不会说羊老虎吃。假如我们倆放一起，有天只剩下两具躯骨，他们就会猜测说……你我吃。”说完我笑了笑，“你觉得这像不像一个故事。”

　　“确实，听着挺有意思的。不过……”

　　“不过什么？”

　　“方舟老师，和你放一块儿，应该是，你我吃。”小彭说，以为自己说了个不错的笑话。发现我没有什么反应后，又说，“毕竟，你是拯救了我们的人啊。”

　　“别这么说，我什么都没有做。”这句话这二十年来我已经不知说过多少次。这是实话。

　　小彭还在兀自说下去，试图表达他对我的感激，“幸亏有你，我妈妈才活下来……”

　　我打断他，“我不是说过了么，生与死对个体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群体的存亡，个体没有意义。从这点看，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更有价值。你今天表现得蛮好，可你自己好像还不太相信自己说的话啊。”

　　小彭有些尴尬，“对不起，方舟老师，你跟我说的理论我还没有完全消化吸收……”

　　“这不是理论。”我让自己的语气强硬起来，“这是世界运行的客观真理。半年前治疗的时候，我向你展示的那些史实证据，你没有仔细看么。对了，还有，以后叫我冷阳，方舟已经是过去的名字了。”

　　“抱歉冷老师，你知道我的后遗症导致我的脑子转得比较慢……”

　　我在心中叹了一口气，也罢，现在已经无所谓再多一个还是少一个超级传播者了，不如放小彭去吧。日后他可能会庆幸于自己的迟钝，上一场瘟疫导致的残缺却成了他躲过这一次瘟疫的武器。

　　我没说话，把车停到路边，“到了。”

　　“嗯？”小彭不解。

　　“你家。”

　　小彭这才明白过来——他的脑子确实受到不小的损伤，反应和观察总是比正常人慢一拍。他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下去，又转过身来，脑袋伸进车内，朝我露出一个讨好式的笑容，“冷老师，那么下次治疗还是下周三？”

　　我点点头，没说话，小彭应该感受到了我的不快，没再说别的，关上了车门，又冲我挥挥手做再见状，我踩下油门，再次上路。没有下一次治疗了，今天是最后一次。这句话还是留待他自己发现吧。

　　小莫的死是我不希望看到的结局——至少我没想到会这么快，在我的追随者中，他有着不错的成为一个超级传播者的潜能。这一年来我对他的治疗几乎没花太多的工夫，他很快就对我希望他领悟的东西深信不疑。培养一个超级传播者并不容易，但收益率极高。当然，超级传播者的结局也可想而知，病毒最开始的毒力总是最强的，当它不断迭代，為了自身繁衍的需求，会朝着传播力更强——也即毒力更低的方向进化。我唯一遗憾的是，尚未把小莫送上更大的舞台。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新瘟疫的收效超出预期，我的任务，也快完成了吧。

　　警察来找我的时候没有问太多的事，只是按照流程摸排了一下小莫生前的人际网络，从我这里得知小莫近一年多来都在接受心理咨询，反而更让他们相信小莫是因为饱受精神的摧残而选择了自杀。

　　我把车停入一栋二层楼别墅的车库，这就是奖励给父亲的那套房子，五年前，和钟令离婚后，我搬到了这里。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其实颇不方便。我一般只在一楼活动，一间带洗手间的卧房，一间厨房。客厅被我改造成了用于做心理咨询的咨询室，兼做书房。和群体分享的选址不同，我相信愿意跑这么远来我这个咨询室的人，一定饱受足够强的精神折磨。还有一点，培养瘟疫的试皿也在这里。二楼的实验室在父亲的打造下原本极为专业，但毕竟十几年过去了，所有的设备都已过时老化。我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实验室的所有东西，对我来说，它们是非常好的教具。父亲的思想一目了然地体现在实验室的方方面面。

　　但是现在，是时候让父亲退场了。小彭是我最后一个培养的零号病人，也是最后一位看到这些资料的人。和其他人不同，我并不幻想自己将逃过制裁，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是生还是死，已无所谓了。我已经准备好自己的结局。

　　我走上二楼，继续清理这个实验室，将所有器皿设备用泡沫纸包上，套上塑料布，用胶带封好，所有的纸质资料分类装订放到文件袋里，贴上胶布。最难处理的是父亲按照严格的方式保存的各类冻藏的病毒毒株，我已花了不少时间将它们一一灭活。我把这些东西一一搬到地下室去，等把实验室全部清理干净，我会将这个地下室浇筑上水泥，永久地封存。

　　现在，实验室基本已经空了，唯独剩下一整面四块活动黑板上父亲写下的东西。我把遮掩着这面黑板的布帘拉开，又一次地审视这些由文字、分子式、图表以及杂乱的构想组成的思想，黑板中央写着四个大字，外面画了加粗的圆圈：方舟计划。下面是几行方舟计划的总思想：

　　1. 进化一般趋向于最经济地使用资源，因此，倒退是可能存在的。

　　2. 选择的结果是判定是否“有用”或“适应”的唯一标准，因此，在进化中最重要的是不要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3. 生物繁殖的速度若使其数量超出环境所能承载的容量，结果必然导致生物的灭亡。因此，生物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斗争，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人和其他所有生物，人类必定要遭受由于人口过多而带来的屈辱和困难。如果要寻求安慰，那也只能是在现实困境所激发的对美好生活的渴望里寻求，但不要指望这些渴望全都会实现。

　　4. 谈论个体进化毫无意义，进化是指由个体组成的种群从一代发展到下一代时其总体平均结构的变化。个体的消亡乃是适应性或建设性变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5. 灭绝也许可以通过适应性变化避免，但也有可能避免不了。没有法则可以保证任何生物或生物群体无限地存续下去。

　　6. ……

　　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文字是十六岁。那时父亲刚给我买了那辆车，让我可以方便地在每个周末去郊外的科研所报到，作为他们的试验品，测量我的身体数据，抽取血液，提取我体内产生的抗原，研究那场消灭了我父母的瘟疫病毒。在此之前我已经和他们打了五年交道，很熟悉整个过程，所以父亲可以放心地让我独自前去。那时，我出门其实已经不会再被人认出，“你就是那个幸存者”，但父亲仍小心翼翼地对待我，唯恐我患上什么疾病，他也逐渐认识到我天生具有的人格缺陷。和始终试图“治好”我的病症的生父生母不同，父亲不会逼迫我去做不想做的事，不会要我门门功课都取得优秀的成绩，不会要我在学校试着交朋友，不会让我学习正常的说话方式，一切都由着我的天性自然发展。瘟疫之后，我作为为数不多的感染上那种病毒，并且体内自发地产生了病毒抗体的幸存者，被父亲领导的医疗小组带到了研究所，通过对我体内抗体的研究，他们很快地研究出了第一批临床治疗药物，挽救了剩下的被感染者的生命。幸存者当然不止我一个，但我感染上的病毒是尚未变异的零号病毒，毒性最强，也因为我尚未成年，又是孤儿，没有太多的自主选择的能力。世界各地接连被瘟疫席卷，陆续出现的带抗体的幸存者有几百名。我们国家虽然不止我一个人参与了这项实验，也许考虑到我的身世最凄惨，形象也适于宣传，我便成为了那一年的抗疫小英雄，被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当然，那些报道中，父亲才是真正的英雄。后来，他收养我便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一直以为我的名字是来源于那个我一直在打的游戏，直到十六岁那年意外闯进父亲这个藏匿于别墅的实验室，才知道我早已被命名。

　　那天是周末，我照例去研究所报道，汪阿姨照例带着钟令去学钢琴，父亲照例消失了好几天，我正在研究所伸出胳膊，准备被扎针，突然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这是父亲头一次给我打电话。电话中他已经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只是拼命地咳嗽，我努力听，才听出他似乎在唤我的名字“方舟”，后面断断续续地跟着“救我”两个字。我让父亲冷静，把他的定位发给我，然后立刻出门开车。很奇怪，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虽然刚拿到驾照，上路以来却从未犯过什么错。那天开车去父亲定位的地点，我却感到心跳得很快，车开到了180公里/小时。别墅的门是开着的，不知道是父亲提前打开的，还是他从来没想过会有第二个人来这里，所以没有锁门的习惯。我冲进别墅，看见父亲躺倒在客厅，立刻叫了救护车。

　　就是在等救护车的时候，我头一次看到了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就写在父亲手中的那个玻璃器皿上：方舟零号。我才知道，原来这世上很多人的命运，都在父亲捏着的这个器皿中。

　　现在，我站在这块黑板前。把这些擦除，这个世界上有关方舟计划的一切证據就都不会存在了。父亲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罹患得恰好到处，他曾经的思想已经从他的脑海中被完全地抹去。即便偶有残余，现在，他也已经无法表述给任何一个人知道了。半个月前，去父亲家看望他时，我向他坦承了一切我的所作所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晚上十点，我接到汪阿姨的电话，说父亲突然中风了，她正在救护车上。等我赶到医院，父亲已经被救治回来，只是完全地丧失了语言功能。看到我，他双目圆睁，不知是因为愤怒还是因为激动。汪阿姨问，钟老师怎么了。我说，他可能终于认出我是谁了吧。

　　我拿起板擦，准备把这些笔记擦除，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卷起袖子，看到手臂上的水泡已经越来越多。

　　楼下的门铃突然响了。会是谁呢？除了病人，没有人知道我住在这里。况且，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把布帘重新拉回去，整理了一下仪容，下楼去开门。

　　门打开，我一惊，确实，除了病人，还有一个人知道这里。

　　“你回来了。”我说。

　　她没有说话。五年没见，她憔悴了很多，穿着简单的T恤和牛仔裤，T恤已经卷起了边，头发剪短了，背着一个帆布袋子。和五年前差不多。只是脖子上系了一条丝巾。我往旁边站了站，给她让出路来，“进来坐坐吗？”

　　她径直走了进去，站在客厅里，不知坐在哪里好。

　　我指了指通常是病人坐的沙发椅，“坐吧。”然后走进厨房，“想喝点儿什么？”

　　她没有说话，于是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给她倒了一杯果汁，走回客厅，在她对面坐下。

　　“我的钢琴不在这里。”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

　　“你的钢琴不应该在这里。”我说。

　　她拿起那杯果汁，喝了一口，“一半浓缩橙汁，一半水。你还记得。”

　　“我的记忆力一直很好。”我说。

　　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直视着我，“张湛找过我了。”

　　“是吗。呵，也是，我应该想到的。”我说。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想问我。我也知道你一定都不会问的。”她说。

　　我笑了一下，默认了她对我的了解。

　　“我只有一句话想说，停手吧。”她说。

　　我又笑了一下，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是你，我应该想到的。”

　　“什么？”

　　“明日方舟。Prophetxxx。先知某人。”我说，又问，“你是什么时候注册的？我都不知道你也玩这个游戏。”

　　“你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和谁都不说话，总是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我很好奇你在干吗，就偷偷注册了这个游戏。后来发现很没有意思，就没有再登陆过。”她喝了一口果汁，继续道：“我们离婚后，我去了一个偏远的乡村，做乡村老师。那个村子很穷，连互联网都没有。我想教孩子们一点音乐，连一样乐器都没有。有天一个学生拿着我的手机玩，打开了那个游戏。他玩得很起劲，其他孩子都被吸引了，围着手机看。于是，我就许诺每次考试，得满分的学生可以打三盘游戏。就是这样，我才注意到，你仍然在打这个游戏，每天都会上线。张湛来找我之后，我突然明白你为什么一直在打这个游戏了。”

　　“为什么。”

　　“你没有在玩这个游戏，只是通过这个游戏与其他人联络。这大概是你们的某种秘密联络的工具。”

　　“你说的‘你们是谁？”

　　“你，和你的其他想要毁灭这个世界的同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和你一样的那些幸存者。”

　　我觉得喉咙有些发干，于是又喝了一口水。

　　“为什么你觉得我是想要毁灭世界，而不是拯救世界？”我没有否认她的猜测。

　　“够了。发起一场新的瘟疫，这就是你用来报复父亲的方式吗？”她说。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我只是继承父亲的思想，替他接着做他想做的事罢了。”我说。

　　“别说了！”她站了起来，浑身颤抖。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和你知道父亲的思想是什么，如果你不能理解他，我觉得很遗憾。”

　　“不，不，那是一次失误。那只是一次失误。”

　　十六岁那年，我头一次看到父亲写在黑板上的那些文字。救护车开到别墅，医护人员从车上下来，准备将父亲抬上车的时候，看到了他捏在手中的那个器皿和上面的英文字符，脸色立刻变了，车上没有足够的防护衣，他们便让我在房子里找找有没有可以用来防护的东西。我上了二楼，走进实验室，找到了父亲的防护服穿上，上了救护车。父亲感染的是我曾经感染过的同一种病毒，幸运的是，由于已经有了治疗的药物，父亲在ICU躺了一个星期后，终于醒转过来。病毒没有对他的健康产生太大的影响，只不过损伤了他的记忆力。出院回家之后，他问我，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我如实照说，他又问，方舟，你知道我过去做了什么吗？我回答，不知道。父亲非常信任我，知道我不会说谎，如果我说不知道，那确实是不知道。父亲由此放下心来。这次事故被当作一个实验室事故对待，没有引起其他人的疑心。

　　我说的是实话。我看到了实验室的黑板上父亲写的那些文字，清清楚楚地记在了脑海中，但并不知道它们和那场瘟疫有什么关系。只因那时，我还不明白。后来我上了大学，在图书馆翻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我才像一个逐渐觉醒的孩子一般，隐约明白了父亲那些文字的含义。经过那次事故，父亲再没有去过那个别墅。在一个周末，我偷偷拿了父亲的钥匙，独自开车再次去了那里。看着实验室里分门别类贮藏的那些毒株，父亲记了好几个本子的笔记，黑板上那些文字和符号在我脑中产生了意义。

　　父亲研究了几十年的病毒学，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不管人类的文明发展到如何先进的地步，都从未真正战胜过这个比人类历史还要古老的微生物，而每当人类的繁殖速度过快，导致人口爆炸式增长，都会出现新的瘟疫，扼杀掉一大片人，令其数量重返低值。天花、鼠疫、伤寒、麻疹……历史不断地循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样的悲剧。下一次将会是哪一种瘟疫？人类有办法从这种循环中逃脱，避免灾难的又一次降临吗？

　　父亲找到了他认为的破解之道：假如人类可以在下一场瘟疫来临前，就破解病毒的关键，找到治愈疾病的方法，甚至提前开发出疫苗，就可以牺牲一小部分人，让绝大多数人逃过这场悲剧。下一场瘟疫是哪一种呢？父亲开始疯狂地研究那些从世界各地找到的尚未被破解的病毒，最终，他选出了概率最高的那一种，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方舟计划”的设想。接下去，他需要选择一个类似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封闭环境，投放这种病毒。他需要看到“万物设计者”在创造世界时，世界进化的全过程。人类将如何被这种病毒感染，病毒将如何迭代，人类将如何产生抗体，最终与病毒和平共存。样本既不能太大，也不能过小。一艘游轮，是最合适的实验室环境。

　　父亲的计划成功地完成了，我就是他的实验的关键产物。可他没有想到，这个实验室环境并不完全干净和封闭，在船上感染了病毒的飞鸟飞回了海岸，海岸边的人群又将病毒带回了内陆。病毒在大陆的扩散并不比船上慢多少。这要得益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发达的交通使得病毒飞快地蔓延。在治疗药物被开发出来之前，父亲已经失去了他的妻子。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不止一次地痛哭，因为不能当着孩子的面，他只能选择闭居在那个国家因为他投放的病毒而奖励给他的房子里，他最终选择用同样的方式自杀，却被他创造的幸存者救活。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接受这个事实。在找到自我解脱的方式之前，我仍然同父亲生活在一起，娶了他的女儿，过着平静的生活。终于，我找到了说服自己的理由，父亲自认为找到了破解“万物设计者”的方法，其实他并没有。人类仍将臣服于这个颠扑不破的设计法则，任何一种生物的繁殖速度过快，打破整个世界的平衡后，必将遭到某种反噬，让世界重归平衡。而那些同类被牺牲掉，是为了整个种群的生存。父亲的努力不过是证明这个设计法则的必然。当理解这点之后，我告诉了钟令她的父亲的所作所为，和我的理解方式。然后，她离开了我们，不知所踪。

　　找到那些和我一样的幸存者并不难，但找到那些真正领悟了这一思想的人颇花了我一些工夫。既然人类将一次又一次地面临灾难，总有一部分人要为此牺牲，那么，为什么不能让这种牺牲由人类自己主动代偿呢。精神的瘟疫比实体的瘟疫更为强大。即便我没有主动制造这一场瘟疫，人类的精神也早晚会面临危机。这二十年来，世上发生的事情足以让人陷入虚无，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战争，难道不也是造物主设计的病毒一种吗？

　　我没有告诉钟令的是，父亲其实早就疯了。在黑板上的角落里，父亲写着“太平盛世让我狂躁”“痛苦和苦难是必须的，它暗示了造物主的一种更高深的意图”“没有法则可以保证任何生物或生物群体可以无限地存续下去”“人类现在的模样是进化的最终形式了吗”，“突变”，父亲在这两个字外面画了加粗的圈，“人类必须产生突变，才能突破当前的限制”。

　　二十年前的那场瘟疫真的是一次失误吗？父亲在投放病毒之前，怎么会没有考虑到一艘游轮并不足以构成完美的实验环境？

　　“张湛也知道父亲曾经做了什么吗？”我问。

　　“不，他不知道。他只是听父亲说过，人类将无可避免地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瘟疫，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循环。因此，必然有一部分人將为了整体人类的生存牺牲自己。他当初因为不赞同父亲这番荒唐的说法同他大吵一架，而现在发生的事情让他重新想起了父亲当时的那番话。”她说，“他去找你的时候，你说你并没有听父亲说过这些。所以，他才来找了我。”

　　“我确实没有听父亲说过这些。”我说。

　　钟令盯着我，突然笑了，“父亲总以为你不会说谎，不知道你的谎言其实是由虚伪构成的。”我站起来，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我努力稳住自己，“对不起，你来晚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转过身，准备上楼去完成任务的最后一部分，把黑板擦干净。

　　钟令在我身后说，“为了报复父亲，你牺牲掉这么多人的生命，值得吗？”

　　我只好再回转过身，“这些人的牺牲是必然的，我做的事只不过是，为了防止一片森林发生火灾，提前将那些杂草烧掉。难道你觉得这些主动选择去死的人，能够逃得过真正的精神瘟疫？如果没有我，死掉的人只会更多。贫富悬殊、极权统治、保守主义、虚无主义……任何一种人类社会劣根性的扩散，都足以消灭掉他们。”

　　“我是你的第一个试验品，是吗？”她说。

　　我没有说话。

　　钟令解开脖子上系的那条丝巾，我看到一条伤疤歪歪扭扭地缠绕着她白皙的脖颈。

　　“我也想过去死。五年前，听你说了父亲的所作所为之后，我去了母亲出生的那个村庄，在那片村子的后山上，我找了一棵树，准备吊死。在濒临死亡的那一刻，我想起了父亲和母亲曾经的过往。我的母亲是一个音乐老师，她从小体弱多病，幼时的一场流感都险些要了她的命。我突然明白了父亲为什么做这些，他怕母亲无法在一场席卷人类的瘟疫中活下来。所以，他必须找到一个方法，必须在瘟疫来临之前找到破解它的方法。”

　　我再也无法支撑住身体，倒在地上，钟令看着这幅画面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条件反射似的冲过来，“你怎么了？”

　　我说，“没事。你不要碰我，我感染了病毒。”

　　“为什么？”她愣住了。

　　“我没有说谎，我全然地接受了父亲的思想。如果不这样，恐怕我也无法活到现在。你说的没错，我是这场精神瘟疫的发起者，如果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又怎么能让其他人相信呢？二十年前，我的父母成了瘟疫的牺牲者，现在，轮到我了。”我说。

　　我看到两行泪珠从钟令的脸上流下来，我不再勉强自己，让全身躺倒在地上。

　　“你知道为什么这几年我一直在登录那个游戏吗？”

　　“为什么。”

　　“因为我想你。登录游戏看到你在线，就仿佛跟你有了某种联系。”

　　我闭上眼睛。过去三十年来的画面闪回似的在我脑中一帧一帧播放。父亲啊，我所做的一切，究竟有意义吗？在灭活父亲珍藏的那一系列病毒的时候，我保留了一种，是父亲的笔记里预言的下一场瘟疫的病毒，将它感染在我的身体上。一个人同时幸免于两种病毒的几率有多少？我想知道。

　　“二楼有一套防护服，你现在去穿上。”我艰难地说。

　　钟令已经泣不成声。

　　“你必须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我说。

　　“为什么。”

　　“你是这场精神瘟疫的幸存者。你难道还不明白吗？”我笑着说，“你是我的第一个试验品，也是第一个幸存者。”

　　我的视线越来越模糊，在闭上眼睛之前，我听到了她离开我的声音，不知她还能不能听到我说的话。

　　“你的钢琴还在家里，原封不动。”

　　再见了，父亲。再见了，万物设计者。再见了，幸存者。

　　原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