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雨中我钻出地铁站回到办公室。我们这家老人照护机构的实际办公地点和登记地点不同，不在市中心第一长老会教堂对面、YMCA隔壁，而在城西，植物园角落一座废弃的房子里。
以前这里是植物园的爬行动物馆。去年雪灾停电，蜥蜴冻死，我们搬过来，在这里创造我们以个性化和数字科技为卖点的照护服务。
我原以为自己34岁时会在比较文学系讨论苏门答腊、苏轼、王朝云，现在我在城里各个地方探望老人。臭公寓，拥挤的公寓，由酒店改装的带门童的摩天大楼里的高层公寓，有猫的，有老鼠的。上午拜访两位老人，下午一位，略作拖拉就可以一天只拜访两位。撇下的那位，电话留言，择时再议。老人找不到网络申诉系统的入口，这些美国老人也不像中国那样能让孩子来替他们骂人。
老板是俄罗斯裔犹太人，狡猾又严肃，在拉投资中逐渐陷入疯狂。他的脸是正方形的，婴儿时期大概就长得像八十岁，总是很努力地在开玩笑。他每天鼓励我们“一流的”“太棒了”“加油”“呜～喔～”，我不与他击掌。入职时我在自我介绍里说我有皮肤接触恐惧症。他必须理解我。当然每个人都有某种精神症状，恋物癖，或千姿百态的性向，这里是美国。我坚持用同事的姓称呼他们，现在他们相信这是全体中国人都持有的文化怪癖。
老板的妻子叫萨拉，长得很可靠，常常突然爆发出尖锐的笑声。他们没有孩子。
萨拉说，她祖母曾经告诉她，过于相爱的夫妇的孩子就像孤儿一样寂寞。
你们相爱？
萨拉说，对，当然，我们把自己奉献给对方的生命、对方的事业与欢乐。
老板在苏联解体前来到这里，其间过程细节未曾透露。这位共产主义的叛徒似乎很害怕在类似体制下度过的少年期会折磨人的精神和士气，经常建议我要高兴起来。
老板说，我不知道你身上发生过什么，但我希望你能快乐一些。
仿佛如果不过寻欢作乐的生活，就会显得愚蠢，就会放射出公有制的危險电波。
我们机构也把追寻快乐当做提升人生满意度的秘诀。手册封面上印着：“我们能为老人提供量身定做的快乐。” 只有很少傻逼买账。
每天，每时每刻，邻居家的狗趴在二楼窗台上。它期待我回家。门口那条街在大修，我通常走后门进去，经过巷道，推开垃圾桶旁鳄鱼皮颜色的绿门。假如有人来做客，假如有人来采访我，我会提醒对方推门时还得将门把手向上拎一下，像拧药瓶盖那样。没有人来做客，没有人来采访我，所以我睡在一张灰色的二手沙发垫上。
醒来时我的嘴闻起来像湖南餐馆的泔水桶。
坐地铁时我通常听新闻播客。96岁的名媛珍妮塔·帕拉德去世，四十多岁时嫁与第四任丈夫、室内设计师杰米·帕拉德后至今居住在西班牙南部。叙利亚。纽芬兰渔民。东海岸油田。一个小男孩与狗的情谊。每年全美在膳食补充剂及维生素方面的消费超过15亿美元。中国某乳品企业完成了对美国保健品公司“维他命世界”的收购，董事长称中国和亚洲市场对高质量保健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美国已准备好采取军事措施阻止德黑兰获得核弹。雷克雅未克机场疑似遭受恐怖袭击。
能将大把时间花在路上是我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每周去两次办公室，其余时间，忍住冬季、雨天、想要跳下地铁月台的念头，就足以去老人家里完成探望。而且我可以骂他们。我最喜欢玫瑰，她74岁，管我叫蜂蜜糖。
玫瑰擅长攻击。她问候我，劳拉，你显得很累。
你呢，每天花几个小时打扮，手抖得涂不准口红，系丝巾盖住脖子上的皱纹，仅有的外出是推购物车坐电梯去公寓大楼一层的有机食品超市买菜。除了我和维修工，还有谁看到你？
玫瑰患了肺癌，我有时在她家抽烟，她闻到烟味时愉快得像一只老猫。
她假惺惺地劝阻我，烟对你的健康不好。
我说，我想开了。
丁字裤也对健康不好，但你必须穿。丁字裤和其他都已经成为时代要求。四年前一个男人来这个城市看我，我们一起看了一出舞台剧《我们在变老》。穿黑蕾丝睡衣的女主角从床上抬起头，对观众说她不想舔男主角，在她心中此事有某种神秘的总数，每次她都觉得自己离用掉一辈子的限额近了一步。这是我们共同身处其中的迷信吧，此事如同排卵和月经，无聊，自然，略为痛苦，非做不可，无论你阻拦与否它几乎总是准时到来。晚上我告诉那个男人，与她不同，我正面思考，把这事看成是对死亡的搏斗，他显得挺高兴。后来我没再见过他，他偶尔发来邮件，罗列出他最近的成就。
我最近在思考蕾丝丁字裤作为隐喻所指向的存在困境，我告诉玫瑰。蕾丝丁字裤是一种自我否定的命题。发明丁字裤的目的之一是隐去内裤边，但蕾丝注定会绞在一起，令裙子凸出细痕，这种发明是自欺欺人的典范。
空中有一条鞭子始终抽打着我们让我们穿上又脱下丁字裤，舔对方，让我们健身，吃沙拉，听音乐，洗牙。这个国家无法逼迫你快乐，但它逼你以快乐为理想，即便痛苦也要向往重生，即便抑郁也要发动自己去约见精神科医生，另一种春蚕到死丝方尽。每个人都十分怕老。如果不做出努力追求快乐的架势，其他人就会对你丧失希望。可以不快乐，但得乐于找乐。曾经有哲人认为人生就是悲惨的，也曾有人认为快乐和痛苦交替到来是世之常情。到如今，这个国家以快乐、积极、自我发展的催眠术为常态，配合以亢奋的穷兵黩武，认定低落只是暂时的“不振”，你们这些新教徒的后裔怎么混到了今天？快乐来自于选择众多，有时靠钱，有时靠青春，有时靠科技模拟。不以青春为暂时状态，而以之为理想;不以行动为艰苦，而当成人的条件;不以选择为奢侈，而当成自然权利。“更多选择、更多欢笑”成为一种国家精神，麦当劳在这块国土上开天辟地，诚不我欺。我在这里做着自己不相信的事情。在我的语言中生活不易，死亡也不甜美，没什么轻而易举的解脱，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一样伤心悲命薄，犹吐青丝学晚蚕。然而即便是我的文明如今也受了传染，北京的写字楼底层挤满咖啡馆与健身房，什么都要人斗志昂扬，要人醒过来，广告上的身体肌肉发达，电视中的脸庞笑得一年比一年大，笑成梯形，东方比西方还要西方。东方每天都在自我解放，经历洗礼后回归为道家，做找乐世界里的late bloomer。过去这些年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
穿丁字裤是因为全球变暖。你烟抽得太多了，明年就会得肺癌。玫瑰诅咒我。
烟节省酒，我说。
今天雨大，我建议你今天早点回家，玫瑰说。
我在这里没有家，我家不在这儿。你指的是我住的地方。我纠正她。
“早点回家”，像我妈妈会说的话。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安全第一。
她是医生，但在生活中更相信自我保健的妙处。我不舒服，她一般不建议我去医院，视频电话时她会说，你去找地方做个推拿，少吃凉的，别太晚睡，核桃健脑，以形补形。这些常识性的反科学的智慧可能来自于一种古老的传统，“善服药者，不如善保养”，也可能是经验带来的启迪，人需要在充满艰难困厄的世上警觉地保护自己。
这甚至可能是改革落实在个人身体上的历史后果。六年前医院一起恶性事件后她一直盼着退休，乐于放弃焦灼的天职。上班时她担心事故，精神紧张，比北美医生付出更多，怕患者家属认为她轻慢疏忽。
下班后她放松下来。自己生病时她也很少吃除降压片以外的药，她更相信每天早上一杯补气的黄芪水。
当年我毕业典礼时她也带来黄芪，以及三包惊险入关的即食海参（9-12头，和牛肉干一起卷进大衣，她至今念念不忘），还有同仁堂的当归苦参丸，以备我换季时常犯的皮肤红斑。
如今她发给我理想饮食结构图，英文的，一个绿色的圆切成四角，每天要吃下的食物里蛋白质+碳水+蔬菜+水果各须占四分之一，旁边陪衬牛奶一杯，由海外的科普博主转到国内，又由忧心如焚的母亲再次出口，以保障全家的健康。她对外部世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似乎你的国家、有文凭的陌生人、八年医学训练，都不能帮助你。求医求人不如求己。你得靠自己。
非常奇怪。读书时她让我跟领事馆搞好关系，“把握机会”，去参加留学生春节晚会和教育参赞举办的座谈会。现在她看到新闻，说有人会冒充中国使领馆工作人员去诈骗留学生和新移民，她叮嘱我千万不要接来自使馆的电话。
安全第一。活着最大。我的爸爸妈妈没那么关心找乐。喝粥是他们的健身，养生是他们的自我奋斗，一世纪里无数浮沉，富贵确然在天。小民的生活里最大的成就是与死生有命略作抗衡，我命由我不由天。阎王要我三更死？我偏要留己到五更。
我的老板太早离开苏联，不懂得我们说的找乐是什么意思。对我的爸爸妈妈来说，活下去就等于找乐，要活下去的念头像一根鞭子在身后让人抬起头来。活着就能翻盘，即便你失败了也还有你的后代。生命是一种可再生能源，把时间和注意力投入养生到头来总能得到报偿——健康，或者长寿。他们没发现这二者往往只能得其一。
我爱他们。
It's all about care. 地铁B线、C线、F线各有四站贴着我们机构的广告：关键在于在意，一切为了照料。我们机构号称所提供的服务不止关乎健康——保持健康本应是照护的底线，不是吗，现在却成为照护行业通常设定的最高目标，可怜，可笑;而我们不同，最前沿的照护意识给老年人带来的是快乐，最适合曾经体验过奢华、关爱、音乐节、性解放、鱼子酱的人。要知道我们能代雇米其林星级餐厅的厨师到老人家里做晚餐，协调菜单。如果老人想在喂药时听摇滚乐，我们就化身DJ。我们可以用他们在大学橄榄球队的绰号称呼他们。我们最高级的算法能在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一场约会之前就先策划出约会，我们还将逐渐动用VR技术帮他们进入虚拟现实。他们是客户，不是病人。我们扮出亲切，他们扮出活力，倒转的甲方和乙方。
广告上，左半边坐着商务舱里辨不出年纪的西装男人，大约介于中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右半边是他的灰发版本站在舞池中央，迷醉地半闭眼睛，一手举麦克风一手拄拐杖，身体成一个K形。
那么，如果别的年轻人在举办地下室音乐聚会时，你在准备法学院的期末考试，五十年之后，你就有地方花掉这辈子攒下的钱。
逼人把生活变成表演。截肢后跑马拉松，牙齿美白，肉毒杆菌，老人开电音派对，妇女越老迈越佩戴着浓妆。这种一再走向新時代的活法也正在传到大洋那一边的中国去，成为生命力和美的最主要标志。很奇怪，在此地，老年需要被原谅，即使伴随人老去的是增长的财富。年事已高本身也是一种道德有亏。碍眼，浪费，缺乏产出，需要向大众道歉。在这件事上他们又回归为新教徒。
这里的孩子倘若看到老人坐满整辆旅游大巴，会发出eeeew的声音以示恶心。
与我的同事不同，我是小孩子时，学校会组织我们在假期去老人院探望，写信给老人。在中国，老年有一种道德上的高尚与自然而然的权威，长生就是胜利，历史上一代一代儿媳妇就是怀着这样的盼望等婆婆先走入那良夜。挨欺负的人总是希望自己能活得更长，这是养生的动力。
从青春到衰老都要寻找快乐是美国的任务，从青春到衰老都要寻找依赖是中国的任务。我在海洋的两侧都失败了。
我进办公室时，老板正在视频会议中蒙骗更高一级的老板：这一代老年人已经不是在大萧条中成长的人了。我们如今面对更国际化的一代，更爱享受生活，会讲外语，习惯吃寿司喝香槟。要想从人们对快乐那至死不渝的渴望中赚钱，我们得把草莓切出花的形状。喂饱牲口以后还得在它们身上涂油。
所收的钱不是为饲料，是为油、涂油的人工，以及把牲口聚到一起开派对。
大老板对炫彩图景置之不理，反复强调顾客与用户的区别。只应当重视真正会付费的那些人，不是试用期间的免费用户，想一想Client，谁才是你的Client？雷霆万钧的设问似乎要掀起一番灵魂地震。
办公室里有两种非碳酸饮料可以选择，一种是喝起来像尿的咖啡，一种是袋装茶，Tazo牌的“精神振奋茶”，比前者虚伪一些。
我端着咖啡经过老板身边时，他忧心地看着我说，要快乐！我妻子在你这个年纪时，周末晚上都在跳舞。
我想象了一下酒吧里多种颜色的射灯打在萨拉脸上的样子，可靠的身体以实事求是的方式扭来扭去。
下午我见到乔治，86岁，很有钱也很痴呆，几乎每次探视都会和我相互辱骂。他是我们试运行期间少有的正式用户，不是玫瑰那种我们为得到多样化的用户反馈才拉进来的退休中产阶级。他的信托基金的律师雇了我们，足以说明律师都把钱花在最无用的地方。
乔治，我说，英国新出生的小王子也叫乔治。他注定也会像你这样过倒霉的一生。
Chinese pussy，乔治说。他每次都这样叫我，很难翻译出它的神韵。
这时收到来自老板每周五例行鼓舞士气的群发电子邮件，Let's make a little history today！
下班后我去按摩。广东阿姨照例安排男按摩师给我，阿坚在我背上的动作令我想入非非。一个人更容易跟按摩师还是美发师上床？按摩和剪发这两项活动在我看来都相当色情。阿坚中途停下，把一块大白兔奶糖放到我掌心，说是同乡从国内带来的，指甲划过我掌心。
他问我做什么工作。
我帮助别人，我告诉他。我们是同行。
按摩店角落高悬的电视屏幕上安静的牛羊在跳舞，映在墙壁上明暗不定，间或剧烈地闪烁一下，像乌云切断星空。
返回住处后我看电视。男扮女装的狂欢游行。摇滚乐手在巨型舞台上扭动屁股。吃披萨竞赛，来自缅因州的有三个孩子的牧民能吃十一个，赢得了六千五百美元奖金。拉斯维加斯一家餐厅卖油炸章鱼口味的冰淇淋，因此获评为全美国第一流的小吃店，此外还有肉桂口味的，番茄酱口味的，主持人将炸鸡蘸上奶油再塞入蛋卷做成甜筒。
大白兔还在我裤子口袋里黏黏腻腻。我无法蓄积足够力量把它拿出来。
周五晚上邻居夫妻会一起在家看电影。他们不拉窗帘，而我既不坐起来也不开灯也不走动，他们看不到我。我经常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他们电视屏幕靠上的三分之二。今天这部是浪漫喜剧，两张布满皱纹的脸，一对老年人去接受婚姻治疗。我以为结局会是老人中的一位消失，然而两个人哭泣，喝大量赤霞珠，拥抱，亲热，跳舞，爱情点燃又点燃。一部反现实主义的作品。
我做不到像这里的失意者那样爱喝酒，所以我喝可乐喝到牙发酸。一般夜里醒来时喝一大半，第二天下班回去时喝掉剩下的，夜里中途起床新开一罐。晚上刷牙愈来愈难，我吃过苏打饼干后睡着，半夜可乐的糖分会冲掉食物残渣。
信用卡账单以医疗支出为主：可乐、薯片、夹心巧克力、唐人街超市买到的蘑菇形状的日本饼干，都属于养生补品，麻醉剂类的非处方药。
以前爸爸妈妈用网络打国际长途电话给我，他们经常意识不到我已经接起来了，一再问我能否听见。如今他们拨来视频，一旦我的脸凝固半秒，他们就陷入我是否能看清他们的困惑，挂断，重拨。
我固定靠在沙发垫一角接起视频。把手机底端倾斜一个角度，屏幕里我的脸就会嵌在身后墙壁上前任房客留下的城市自行车路线图海报中，显得生活方式甚是健康。
爸爸妈妈始终觉得从卧室拨来视频不够正式。于是我会看到他们庄严地坐在家里沙发上方悬挂的草书横批下，“万类霜天竞自由”，妈妈操作手机的手指肚看起来很大，爸爸双手放在膝盖上。
有时他们两张脸一起挤在书房电脑前同我说话，前面矗着爸爸一向放在书桌上的鸡血石印章，他以此为藏书章，“石火光中”。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贫随富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
自我调节是他的养生秘诀。他教我的思考方式包括：
——摆正心态;
——全世界都是这样;
——这样想不幸福;
——你对国家的情况不够了解;
——你对事情的复杂性缺乏认识;
——莫与他人论短长;
——多读书。
有人生，有人死，我和爸爸在生死问题上才能达成共识。
从问我恋爱的事，到只问我身体好不好，这个变化在我28岁到31岁之间逐渐发生。可能他们怕伤害他们自己。爸爸一辈子的工作都是说话，他们的工作好像大略如此，说话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谈及我生活中他不愿意面对的事时，他既是领导也是群众。对许多事他都用委婉语。比如他从来不说“谈恋爱”，他说“找”。他们去旅游，会说“出去”，还有一次说，“我们中秋节后就走了”，令人一惊。
大概在我十几歲、将近二十岁的关口，我意识到我的父母不大可能真正理解自杀的人、抑郁的人、离婚的人。他们说，为什么不好好过啊。妈妈单位同事的儿子打游戏闭门不出，被诊断为抑郁症，就在我们楼上。妈妈劝她，让孩子多和人接触，你要多和他聊天。
承认失败？那太消极了。不是中国人的活法。
爸爸以前的学生每隔几个月去探望他们，修电脑，教他们用新的手机程序，替他们约小时工。
妈妈发消息给我的语气像工作总结，最近“忠者较多”，我想是患者。每次挂电话前，妈妈都嘱咐我吃东西。
有时我觉得他们害怕跟我说话。
假如他们真的逼问我的感情生活，我会说我和一个男人同住过一段时间。
跟我们讲讲他吧？
有个傍晚我们看到有黑影从路边蹿过，他辨明是一只郊狼，停下车打给野生动物保护热线。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人去救那只郊狼。他这个人视力很好。
我还有过一位已婚男友。晚上八九点我打电话给他，他按断我。我拨视频过去，他又按断我。我再拨，已经被拉黑了。过了几周，我喝醉后还从办公室给他电话留言过一次，问他是否需要我。我只想知道他是否需要我。
另一个男朋友无聊，傻气，让我神经失常。他问，你在床上对我十分有礼貌，这是东方式的性爱特点吗？我说，你在种族歧视。之后合情合理地与他分手。
分手前，我还有过一次责其以种族歧视，是我向他讲起王映霞。郁达夫以爱欲蛊惑她，以脱离家务与育儿烦恼的新妇女之形象激励她，与她结合，然始终未与发妻正式离婚。十数年后二人取别，王映霞言，此后谢绝名士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我的男子”。她终生思索出的哲理是一句简·奥斯丁式的箴言，婚姻的美满程度总是与最初典礼的分量相匹配的——她所指的应不是婚礼的盛大奢靡，而是被公开认可的性质。可叹被剥夺的渐渐就变成人最向往的，人的命受了命运的摆弄，人的心逐渐就受命运的定义，你的幸福圈住你，你的反抗与不满也锁住你。简直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听这个故事时，他的兴趣在于中国妾的传统，concubines，问我如今在中国是妻多还是妾多。
我说你这是以《末代皇帝》的遗风来误读中国的毛病。一时间我欲为整個亚细亚张目，于是我又说，只有变态才会对这点有兴趣。
他说，但你的书架上有一本Wives and Concubines。那是我以前写论文用的苏童《妻妾成群》的英文译本。
我说，你看错了，一定是Wolves and Cubs，狼和小狮子。
吧台上坐在我的冰可乐右手边的陌生人问什么是我的理想生活。我说，早起，过高效率的一天，晚上10点到家，吃一袋薯片，被一个小哥操死。夜里晚些时候，在去他家的路上，他问我的职业。我说，健康行业，不过不是医生护士。他以为我是那种写健康食品博客的人。贴绿色蔬菜图片，吃素，煮鹰嘴豆，不吃有脸的动物？我说我从事理论方面的养生工作。他又以为我是瑜伽教练，东亚人天生柔曼。我说，对，我不需要学瑜伽，我天生就会。他说，真难想象。我说，我的姿势有时会让我自己都感到惊奇。出租车里他的脸上燃起火星。
在大多数日子里，用一端有个圈的长长的不锈钢针给自己的鼻子去黑头是我生活中最靠近性的东西。左侧鼻翼有一个黑头挖了又长，愈来愈大，愈来愈像陪伴我的宠物。
有时我在住处用手机自拍，敷以各种各样的背景和贴纸，去办公室打印，回来贴在冰箱上，感觉自己去过许多地方。
有时我拿出一七三的信来看。我们一起长大，入学时他是全年级最高的男生，一米七三，令人景仰，毕业时还是同样高。这几年他在各地旅行时会寄明信片给我，有几张写得密密麻麻，拥拥挤挤，就像信。它们竖着站在一只蓝色系缎带的鞋盒里。他离我最近的一次是他前年去华盛顿DC出差。如果我有钱，或者如果他的明信片文字段首有了称谓，我就会去看他。
邻居家的狗趴在窗台上。它认真地期待我活着。
也有些时候上铺会打电话给我。她是我的中学同学，当年与我同寝室，家在顺义，学校规定家在10公里外就可以申请寄宿——当年完全没有人住在顺义，现在北京不一样了。10公里在当年显得非常之远，仿佛足以从学校走去密云水库，也足以走去火星。那时我们觉得密云水库、墨尔本、火星都差不多一样远。
当年我和上铺一起从清华东门外回学校，坐355路，把终点站三义庙看成三文鱼。
高中时上铺为减肥吃下大量牛黄解毒片以致尿失禁。她和追求她的男生在宿舍楼门前站着吃小蛋糕，尿流进鞋里，幸而穿的是宽松的牛仔背带裤，裤子没湿。她发短信告诉我这事，误发给了那个男生。结果如今上铺和我都靠所谓的健康行业领工资。她大学读了僧伽罗语专业，在北京一家私立医院市场部工作。我们在电话里的常规娱乐是她让我猜又有哪个演员去做了确认怀孕的检查，之后我们观察新闻，往往发现演员平坦地出现，婴儿神秘地消失。不过最近她认为这份工作的边际乐趣已递减到趋近于零，如今的丑闻和新闻都发生在医疗美容诊所。
她问我，你猜冯绍峰实际是哪年出生的？
我不知道冯绍峰是谁。于是她说，在一年半的努力后，她离成婚了。
上铺说，假如有记者来采访我，我就会说我婆婆每次来北京都送给我南航休息室里的小袋装蟹黄味豌豆。手提袋里抓出一把，特意给你拿的，留着，好吃。
当年住在同一间寝室时，我们觉得以后的生活势必会轰轰烈烈，某天会有记者来采访我们。其他人为了作文高分，记下好词好句，我们则为未来的访谈和演讲做准备，积累如同灵机一动随口说出的妙语，相互保证要不时提及对方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对生活的看法？“西班牙风格的大摆裙”。
最喜欢的食物？培根。
最喜欢的颜色？一切颜色，我们热爱生活。
最喜欢的女演员？Nicole Kidman。那时她还毫不女权，漂亮得惊人，一座大雕塑，仿佛自身不怀感情，却能折射出所有的情感。最美的装饰物。我已经忘了当年我们是向往成为她，还是向往拥有她。
假如有记者采访，上铺说，她就把离婚说成是生活赐予她的机会，把衰老说成是女性通向自由的道路。我不关心外表，你看，我最好的朋友在美国，我们只电话，从不视频。
假如有记者问起我的生活，我会说，我单身而且贞洁。
我们想要获得幸福的冲动，那种多多少少也相信能够得到幸福的幻梦，和买保健品、喝下药汁、企望长生的老人，和竭力要证明自己足够青春的老人，是一样的吧。难道我们就更“科学”吗？
比如爱上一个人，想要结婚，后来梦碎了。
比如养一个小孩，做梦盼着他能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自己过得贫苦，送他去一年学费近十万块、混日子的破学校。
比如一个工程师，辛辛苦苦的，也有成就感也受折磨，也高兴过也喝过酒，为了光荣和稳定，为了无尽的子孙后代能够出生在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每天去上班，直到裁员。
一桩幻梦破灭了，又换一桩。爱情，到工作，到后代，到发财，到长命，就是不肯放弃，也不愿意长眠。资本和商业和国家都盯着我们这些有幸福、稳定、健康、后代的幻梦，因此而脆弱而值得被掠夺的人，像饿狼一样盯着我们，吃掉我们，控制我们，摆布我们。失望、伤心、命运、衰老、贫困一道道地来羞辱我们。别人（比如听新闻的人，比如尼采？）看我们可笑也可怜，但我们因此就能从在生活里获得幸福的梦中挣脱吗？仍旧做不到的。
感恩节时老板和萨拉邀请留在城里的员工到他家吃晚餐，最终出席者只有我、印度裔同事斯皮瓦克，还有老板的堂兄弟一家。我穿了胸口绣着猫头鹰的毛衣和裙子，看着一群皱着眉头的高加索玩笑向我走来。斯皮瓦克努力和我谈了一会儿科技，说他的新年愿望是去看一次很难买到票的音乐剧《汉密尔顿》。我在视频网站上见过导演兼编剧兼主演的婚礼片段，很简单，在一个挂彩灯的棚子里，没什么名人出场，就像普通人的婚礼。进行到中段，他和岳父突然唱起歌跳起舞，作为送给新娘的礼物。那个视频让我哭了三天。
火鸡吃起来像铅笔头。
这时我收到一七三的短信。以前他也发来过短信，是为了寄明信片而问我地址。我以为他不信赖有来有往的对话。这次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北京。他想見我。
老板举杯问，圣诞假期你怎么过？
我说，回中国。
老板说，真高兴你能回家给自己充电。不过别忘了我们需要你！
窗外雪飘下来让我哭泣。
我买了两把新剃刀，打开其中一把，另一把准备在北京用。
萨拉推荐给我一家她认为顶尖、绝好、无可挑剔的美体美发沙龙，叫Hair Bar Cedar，“雪松”。我住在这个城市五年了，通常自己剪头发，有时在路上领到优惠券，就去附近刚开张的提供低价体验活动的发廊。每次去的店都不一样。
雪松分配给我的红头发发型师是东欧人，她准备把我的头发剪成法国女郎的风格。嘘，我告诉你，欧洲当然比美国的强。她剪短我开叉的长发，到肩膀前后，两侧全部是笔直的，额头前面修出直统统的两三寸短刘海。我的头很快变成一把雨伞。
这是经典的法国风格，她说，最经典的就是最好的，不过仅限于发型。世界变得多快啊，我丈夫总提醒我给罗马尼亚的亲戚打电话时不要乱摁按钮。我弄不懂那些Apps。
也不是什么都变得快，我说。
我没有告诉父母我要回北京。上铺在她医院旁边的快捷酒店以协议价给我订了房间，圣诞那段时间她自己要去外地看演唱会。试图离婚这一年多，她花不少时间写穿越小说，在娱乐节目中找到了更靠谱的快乐和陪伴，上班越来越像第二职业，着迷的艺人如雁过寒潭。
最近她主看一档少女选秀，早已定好去看它收尾后的成团演唱会。她很赞赏选手之间的友情，说那种姊妹情谊比爱情更有爱，而且，她自己对这些少女的感情也不同于迷恋男明星，是一种纯爱。就像对自己的孩子，守望她们长大，没有性或占有的意味，成为节目里跳舞的女郎民间的母亲。
上铺在网上为她最喜爱的那位选手写了一份演艺发展企划，在拥戴者中广为流传，于是她也有了自己的拥戴者，成了许多初高中生的姐姐。这种亲属关系比现实中的婚姻更热闹，带来随时随地的慰藉。我不知道令她着迷的是台上那位少女，还是手机里这许许多多的少女，总之她加入的组织叫“秋香苑”，因为那位选手名字里有个香字，天秤座，生在秋天。像一家“红楼梦”主题的淮扬菜餐厅。
我们过往积累的答记者问技巧，她如今用来替明星设想在电视采访里的回答。
比如一位以美艳著称的女明星和她的明星男友上一档台湾谈话节目。主持人问，最近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男明星答，我从澳洲回来的第一天。女明星带笑也带着满意嗔怪他，不用那么认真回答的啊！
上铺认为自己能为男明星设计出更有商业效益的版本：“本来应该是昨晚，但她要敷面膜。”
有一家连锁医疗美容诊所挖她去他们的市场部，说有机会拓展与金融业的联系，如今增长最快的市场来自于整容贷，“紧急美容需要”。
富豪等在家门口要包养吗？
她让我从亦舒里跳出来。包养太老派了。直播、签约、水滴鼻、半个月上岗——从被一个坏脾气的老男人包养，变成被千万陌生人包养。从有钱人身上赚钱比从穷光蛋身上赚钱难太多，需要精于盘算，逆来顺受，收好蟹黄豌豆。再说，关注是这个时代最深的感情。
我说，你要相信爱情。
我问一七三是否要脱掉他的袜子和眼镜。他说，不用。很快他向我讲起他爱而不得的女人，一个已婚女性。“她能多重高潮”，他用一种惊羡佩服的口气说。她有千万种魔力使他臣服，这似乎是其中之一。
“她说她每天洗澡时都刮阴毛。” 他说。
这对多重高潮有用吗，我问。我躺在他双人床的左侧，紧贴墙壁，手探到被子外面去，墙摸起来凉凉的，让我想咬一口。脚边的落地窗外面回荡着光秃秃的枝条。他所在的那侧，右手作衣帽间使用的小走廊通往浴室。
对人有那样强烈的需要，他说，不会再有了。我真心实意地说，我希望不会再有了。
“她跟一般人很不一样。”
肯定的，我说。
“刚认识时，光觉得她非常漂亮，后来发现还有头脑。她很有艺术家气质。喜欢那个诗人，特朗斯特罗姆。”
真完美。有什么缺点吗？
“太漂亮的女人生活很辛苦。你不懂。明明有才华却受人轻视，这让她生活得很艰难。” 他想了一想说。
我想那一定是爱吧。
早晨天刚蒙蒙亮时有一阵子我忘记了自己身在什么地方。我说，坐地铁我有时会想着你，这样我就愿意走出地铁到地上去。他又在我的身上运动一次。幸亏成功了，不然没法收场，他说。我想，是吗，放进来之前他迟疑过吗，那是不是就是“不置可否”的意思？那么，我更希望置之度外，还是置之不理？我一直向右扭着头，浴室门半开着，从我躺的地方能看见洗手池台面上方的镜子。那盏射灯太亮了。我想把自己变得很小。
他去洗手间，门没关严，我听见马桶的声音。他卧室吊灯旁边那块天花板上有一个黑手印，也许有什么人曾经想沿着灯内的电线逃出去，哈利波特，堂吉诃德，《绿野仙踪》的多萝西和小狗托托。
重新躺下后他回忆起上一次见面。那是四年前的夏天，我回北京时，他找我和上铺一起去城郊钓鱼，像老年人的爱好，回城后一起看了场古怪的悬疑电影，中途就现出凶手，结局始终不明晰。他说，你那时候皮肤可真不好，满脸痘。我说，我很感激你，那段时间我不怎么开心，很高兴和小时候认识的人重逢。他哈哈大笑，他说，原来你这么谦虚。
我记得他的汗。他伸出手臂去拿钓竿，汗水滴在我胸前。
还有一次他在明信片上写：“今晚月亮很圆。It breaks my heart.”
后来我又睡着了。醒来时他坐在客厅角落的单人沙发上看杂志。窗外闪耀着一种带橘红色光芒的明亮，新年到了。
那天过后我没出门，待在酒店。上铺让我若睡不着就去听广播，读一首诗再睡觉之类的节目有ASMR般的催眠功效。为什么都要去做读一首诗再睡、所有地方都关灯一小时这样的事？假如有记者来采访，我建议每天夜里11点，全球各个地方，不分时区，每人抽一支烟。
在网上看特朗斯特罗姆，读到一封他写给一位诗人朋友的信。航空信，不是电子邮件，更像明信片。
我想你该得到一封来自这个国家的信。飞行了十个又加五个小时后，昨天我自曼谷抵达此地。我并不累，没有时差反应。访问从今早开始，我和两位满头银发、穿中山装的老诗人坐着谈了两小时，喝了十二公升茶水。突然我感到对你有一种那样的思念。所以我必须给你寄去这封信。
—— 特朗斯特罗姆致罗伯特·布莱，1985，北京
读到信后这位布莱飞来北京，和他上了错误的床吗？
第一天我去便利店逛了一圈。回到房间，在面包圈里吃出星星。做了一个去黑头面膜。到最后陪我走进坟墓的会是黑头。我左胸的皮肤上还有一颗长了好几年的痣，越长越像第三颗乳头。
特朗斯特罗姆还有一首诗，或许是咏叹挖黑头的：
一只牢牢挖下去的锚
让漂浮于上的巨大阴影保持不动
那巨大的未知物
第二天我点了披萨外卖，套餐优惠、满减、新用户首单减免合并后，价格只剩标价的一半。一七三看的杂志上有篇文章说，便宜又快速的服务是中国对世界的第五大发明。按那本红皮杂志的说法，吃到这块由赵军烤成、曹梦迪验货、张晓丽装盒、杨锦波送到房间门口的披萨后，我应当感到非常幸福。送到后我睡了很久，醒来后在酒店房间里烧开水，倒进茶杯，一角披萨放在上面加热，就像给披萨蒸脸。点单时我额外加了蘑菇、菠菜、凤尾鱼，现在太咸了。披萨下面是热的，上面是凉的，中间是热的，周围是凉的。
第三天我继续吃披萨，一夜之后它像是已经过了周岁生日，饼边硬极了，眼泪滴上去也无法变软。
第四天酒店的空调坏了，在床头上方稳定滴水，十几秒一滴。我把枕头叠起来垫在身后，但无法起身离开床铺。水规律地落在我头顶的雨伞。
我订的是返程时间灵活的双程机票。当时我无惧离职，以为自己会想要长久地待在北京。其实本来想订单程票，不过单程比往返还贵。现在，搜索了一遍去暹粒、清迈、胡志明市的机票价格后，选了一张最早返程回去上班的机票，还要等一个多星期。
北京让我脱离了脏兮兮的地铁站和新闻App，两样让我觉得属于美国人的东西。我好像待在一口井里。我没有用剃刀。收到了来自玫瑰的群发邮件，她用假笑照片祝所有人在新的一年里得到崭新的幸福。我想到玫瑰独自住在公寓大楼的50层，化妆，卸妆，俯瞰冰湖，维修工上门时她请他帮忙拍一张照片。她为得到现金卖掉郊区住宅，租住在这座离医院和超市很近的公寓楼，又为房租便宜些许选择了不吉的5013房。我想到有一天我们会死，就是“人去楼空”的意思。我抽烟，房间的味道像烧焦的猪小排。
还收到雪松美发沙龙的邮件，视我为老顾客，发来新年后三个月内有效的电子优惠券。
收件箱
Hair Bar Cedar
亲爱的Laura Lie，
雪松全体员工祝你新年快乐。
点击此处，预约下次来店时间。
我们希望早日再次与你相见。
Hair Bar Cedar
没人能拼对我的名字，即使我已经不用我既有Q又有X的中文名字拼音。Laura Liu到Laura Lie，去掉笔误也照样是谎言。劳拉是谁？
第五天上铺回到北京。我去医院，等她下班，喝了一杯咖啡，在楼道里转悠。医院顶楼演讲厅正在布置产前知识讲座，门口长条桌上摆着小蛋糕和柠檬水。我走进去，在座位上看到了一些想必彼此关心着的人。在我前排有一位至少已中年的孕妇，手持一本蓝色书，封面上标着《实用法语语法：详解与练习》，她正在做练习。她花白头发的伴侣坐在她身边，看一本有折痕的大开本《我的汉语教室》，头发在颜色褪去以前像是金发。鼻毛也变灰了吧。我听了讲座上半场，讲顺产要点和呼吸方式，医生打开一张B超图，胎儿在母亲腹内模糊地蜷缩着，放大后现出一张闭眼微笑着的小脸，在我看来平淡无奇，却摁下有魔法的按钮，以阿尔都塞通过询唤构建主体的强力，令满厅相互依赖的人发出快乐的低呼。炭笔细线条勾勒的小小婴儿躺在每张PPT的页脚，一条委婉的小毛毛虫，世面上常见的那种团圆可爱。随即播放的视频却风格不同，隐掉了母亲，只看到小婴儿拱出产道的过程，就像隐掉了“分娩”这个词的主语，重心都在一个新人的出生，于是屏幕上那团团圆圆的小东西以非理性的信念，肩撞腿缩，旁若无人，非要拱出体外不可，带着一种迷迷糊糊、真率顽强、不可争辩的生存意志，伸展拳脚，发出声音，证明他自己。这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单调笃定的生物。如果确有神创造人，神想要的大概是这样的人。休息时前排的那二人亲吻啧啧有声。她去取了杯水，站起来后个子很高，像退役运动员，左腿比右腿短一些。回去后她教他唱《两只老虎》，他反復跟唱最后一句，“真奇怪，真奇怪”，又唱它的法文版，Ding， Dang， Dong。
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比较文学的实践。而且他们爱到为对方做题。
我想那一定是爱吧。
许多年前，在我无法想象自己有一天会离开北京的时候，我看郁达夫写《北平的四季》，他认为北京“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尤其是秋天，“南方的秋天，只不过是英国话里所说的Indian Summer或叫作小春天气而已”。透过几十年前的汉语，我学到英文里Indian Summer的意思，晚秋袭来的一阵暖意，走过中段走向尾声时再次发出的光热，生命与感情的晚期风格，度过夏天后又重返夏日。
我在北京惦记印第安夏日。
老板在我预计回去上班之前两天发来的邮件，就好像我从未离开公司一样。他想把我们提供的服务的关键词从Care N'Fun改成Caring N'Joking，捉弄能让人觉得自己年轻。在新投资者进入后我或许还能保住工作。
斯皮瓦克发来三张照片：1）老板的侄子进了Amherst学院，老板得意极了;2）我们外侧那两间办公室如今租给了一个幼儿日托中心，小孩着迷于在植物园里寻找上一年冻死的蜥蜴，诸位同事因此高昂了士气;3）斯皮瓦克用3D打印机做出企鹅，在窗台上摆了一排，照片上稚嫩的胖企鹅站在清晨的阳光里，他单手托住其中一只的翅膀。
“可能会挡住你办公桌上的阳光。你回来后务必要原谅我。”
夜里喝完迷你吧里的饮料后，我出门去酒店旁的便利店，正常可乐在补货中，冰柜里只剩零度和樱桃味的了。每一个神都在拒绝我。我买了零度可乐，出店门，找到路边长凳，急不可耐地打开，易拉罐的拉环扯掉了，剩一个小孔，侧过来时能朝嘴里间或蜿蜒流出几滴。我崩溃了，哭得像婴儿。
我本来以为我会赶不上飞机。航班延误，我在登机口坐了许久，对面是带着两个小孩的年轻父母，都是栗褐色头发，去洗手间时也是四人同行，牵引绳拖着小的，胸前背带裹着更小的。那对父母长相很相似，不像夫妻，更像兄弟姐妹，两个人神情疲惫，衣服上都有菜汁，父亲嗓子已经哑了，基本可以扮演从伊拉克战场返回的年轻的老兵。
脸扁扁的小男孩向窗外指着叫，小鸟！大树！窗外并没有这些，阳光平静地照射着灰色的廊桥和机场的沥青地面，他在玩一个自得其乐的游戏。妹妹还是婴儿，几乎没有眉毛，脸庞两侧像两条平行线。
哈啰。小男孩对我说。
哈啰。你叫什么名字？
Ricky，小男孩说。你呢？
我决定告诉他我的小名。“包包。” 我说。
Bun Bun，小男孩说。
不是头发上那种东西，是Bao Bao，我说，把嘴张得又大又夸张。他开始笑。我的已婚男友曾经告诉我，小孩都喜欢傻乎乎的事。他还告诉我所有小孩都爱吃西红柿和土豆，也是奇怪的跨文化知识，我原以为于我将终生无用。
“宝包”，然后，“宝宝”，现在他发得很像汉语里的轻声了。听起来真像宝宝。我笑了半天。
谢谢你，听起来很甜蜜，我说。
不用谢，他说。
他的妹妹冲我爬行而来。我向前坐，想弯腰抱住她，却溜下椅子，重重坐在地上。小男孩又說了一遍，宝宝宝宝。她爬到我腿边，我试着抱住她。小孩软得令人心碎，蜷伏在怀中时携带着彻底的信任和诚挚的给予，柔软又强硬又下定决心，贴着头皮的满头卷曲栗发散出一种乱哄哄的芳香，夹杂一点微臭的汗味。宝宝宝宝。我屏住呼吸，感觉自己和她一起漂浮在空气中。宝宝宝宝。这是一个非凡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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