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

　　一

　　我从红乌西站出来。两年前，也就是二〇一七年九月，这座高铁站开通运营。从此红乌到武汉和北京的行程分别被缩短为一个半小时和四个半小时。我是从故乡亲友的微信朋友圈知道这一消息的。对久居红乌、因志气和体能丧尽而失去迁徙可能的人来说，这条消息是对他们的一次重新命名和授予，会带领他们进入虚幻之境。同样的幻觉在一九八九年武九线红乌站建成通车时出现过一次，在同年底红乌撤县建市时出现过一次，在二〇一〇年杭瑞高速公路红乌段建成通车时出现过一次。每一次，人们都感觉自己置身于世界与历史的中心，或者至少，是被纳入某张网或某个体系中。事实较凄惨。火车给红乌带来的只是几个骗子，有一年捎来一名杀手，他沿红乌市区主干道一连杀害七人，而捎走的则是一批又一批要去大城市挣钱的劳力。有几年春运，火车门根本不开，人们不得不砸烂车窗，将亲人连带行李塞进去。在二〇一五年第一期的《世界轨道交通》杂志上，一篇署名吴献龙的文章谈及高铁的“虹吸效应”，它这么说：“中小城市利用高速铁路带来交通发展、吸引人才聚集的想法并不能实现，而是更多的资源、人才被沿线的大城市所吸引，造成小城市越来越缺乏活力。”

　　它说得没有办法再有道理。

　　我从红乌西站出来。和我一同出闸口的不足十人，我们作为一支渺小的军队行走在有二十几亩地大的广场。一块块、足有四十万块正方形的大理石砖拼凑成它。广场边缘停靠几十辆出租车。一些司机跑来揽客，其中一名说：“一位一位一位嘞，你一来咱们就走。”但在走近后，我发现车里并无其他乘客。“你再等等，再等一位咱们就走，”他说，“或者呢，你加五元钱。”

　　“行吧，加。”我说。

　　汽车经过占地面积达六十亩的市体育公园。主体育场有一万三千个座椅，是中乙一支球队的主场，报道说常有数千人观赛，我去过两次，都只有几百人。在体育公园和高铁站周围，是挖开一半的山体，露出整整一面的红土，远望过去，会发现它有一种往下不知为何的呆滞感。汽车通过被废除的原市区中心，北上，经过人去楼空的钢管厂宿舍，右转，到达此行的目的地：毗连红乌站的永修路。过去，永修路叫农商街。几乎在红乌站建成的同时，农商街夹道建起两排三层的商品房，我父亲在路北买下一幢，左邻姓梁，右邻姓温，如今这两家均已易主。我祖母和父亲都是在这幢屋内辞世的。他们在生前最后几年饱受疾病折磨，我记得父亲已经死了，喉结那还鼓动一下，呕出一口黑血。母亲有一次说，她听见死去的我祖母在阴暗的室内一边摇扇一边走动，不停地诅咒她。买这幢屋是我父亲一生所做的最失败的决定，让一大家子人住进商品房的欲望战胜了他的理智，他原本应该是故乡少有的几个理性的人，能站在事情面前認真分析。我仿佛听见开发商对他说：“就差你一家了，你住进来咱们就和自来水公司签协议，接通自来水。”或者，“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后来因自来水久不曾接通，农商街居民在房子里掘井、装手摇水泵。我记得作为中学生的我和弟弟，每天不得不手握摇杆，各自压够两百下，好让鼓着大腹的粗陶缸注满水。我们都责怪对方压的次数不够，在偷懒。我一边压，一边望向盖住天井的玻璃。光线透过它照下来。我在想：“还有比这种枯燥的劳动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吗？”后来我在越来越多的名人著作里看见同样的感慨，比如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要么说“再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要么说“我想，几天之后，囚犯就会上吊”。最近我在读韩炳哲的《娱乐何为》，发现在第五十一页，编者提供了这样的注释：“埃古普托斯希望自己的五十个儿子娶他兄弟的五十个女儿，达那俄斯被迫同意，但却命令女儿们在新婚之夜杀死各自的丈夫。四十九个女儿遵命而行，因犯罪恶，被罚日夜打水，而水缸永远不满。”我记得自己在参加警校新生军训时，因无法忍受教官命令我们成百上千次地做同样的动作而选择罢训。二〇〇二年，因无法忍受在办公室日复一日地撰写材料，我辞职离开红乌。

　　二

　　我走入在永修路三十号的家。我要在这住上些时日。父亲是三年前辞世的，母亲在她漫长的人生里第一次获得自由。葬礼结束后，我们从她脸上看见一种被解放的欣喜。十三四岁，她就开始照料自己的父母。后来和我父亲生下七个孩子，其中两个夭折。她将五个孩子照料大，又开始照料孩子的孩子一共五人。此后，她又开始照料卧床的我祖父、我祖母和我父亲，直至他们先后辞世。现在，虽然被糖尿病、心脏病折磨，她仍然享受一个人待在家、自由自在的感觉。她掌控着这幢房子。没人能把她请走。

　　天井下的水井已填上，地面贴着像河水一样呈亮灰色的瓷砖。这块地方应被视作穿堂，连接着客厅和厨房、卫生间。我注意到卫生间贴墙安装着一根水管。水龙头的扳手开关被转到一个位置，水从出水口滴滴溜下，坠入水桶。我想到，这是一种生活经验，或者说生活伎俩。单位时间出水量虽少，但水表内红三角不转，因此不用缴费。况且只要不管它，一上午的工夫，它就准能给你蓄满一桶水。要到解手，我才知事情并非如此。从马桶水箱压不出水。我得用瓢到水桶舀水，冲掉秽物。“是水只有这么大，厨房的水也只有这么大。”母亲说。我将厨房水龙头的扳手开关几乎转到顶头，发现水流也就细线那么大。母亲说：“这还算好的。一到大家煮饭、洗衣，就更没水。早上打开水龙头，水还是黄的。要放一阵子，水才清了。”

　　“那怎么生活？”我问。

　　“慢慢积水呗。过去在农村，没自来水不是一样生活？”母亲说。

　　母亲提到，隔壁邻居的情况差不多，他们处理的办法是在家里装上价值四五百元的增压泵，或者在楼顶装水池（一说水塔），将水抽上去贮存，使用时再输送下来。具体原理我不懂，也未去实地察看。我只听母亲嘟囔，自打邻居这么干，分摊给我们家的水就更少了。

　　将洗澡时，我打开热水器，发现只有少量的水像伤口的血一样，从花洒浸出来。我打车让司机带我去澡堂，发现原本建在电池厂和通江东路的两家扬州洗浴中心已经关张。司机说：“家家户户有热水器，谁愿意来澡堂洗？”最后我到宾馆开钟点房才洗成澡。

　　我决定打电话给自来水公司。母亲说：“打了啊。光一家打没有用，要十家一起打。可是在家的都是老人家，没法打。年轻人都在外头。即使在屋，也不见得齐心。”我说我总得试试。我从网上搜到自来水公司客服电话。能判断出接电话的是一名毕业不久的姑娘。我们命名她为A。A说普通话，客客气气地让我记下维修部号碼。我没听清，她耐心复述。我拨打至维修部，接听者是一名年过而立的女人。我们命名她为B。B心中有无尽的烦躁。之所以说话还算礼貌，是出于谨慎（比如：万一来电话的是巡视组的什么人呢）。这种礼貌异常冰冷，甚至可以说寒气刺骨。她让我打电话至北郊分公司。我查找到该分公司电话，拨打过去。接听者是一名年近五十的大姐。她冲着我的耳膜大喊：“你做么事？要做么事？”

　　“我要修水管，我屋里快没水了。”我说。

　　“你不懂拨打自来水公司的客服电话吗？要我教？”她说。

　　我们命名大姐为C。C叫我找A，A叫我找B，B叫我找C，如此沿一定路径不停流动，情况有点像矿井里的“循环风”：

　　我知道这条路在故乡无法走通，毋宁说是确认它走不通。不久，我与初中同学吃饭，聊及此事。胡漾说有朋友叫何辉东的在自来水公司。胡漾拨打何辉东的电话。胡的手机底部有一排孔眼，从孔眼里传出何辉东的话：“你说的事我能不办吗？”

　　回家后，我按胡漾给的号码，给何辉东发短信，说明大致情况。此后我致电他。我有种感觉，我是在给一名仰躺在哪儿的醉鬼打电话。他抓着手机，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话，字与字间很间隔了些距离。几次我以为他睡过去了，他又把剩余的话说完。“喂，哪里啊。有数。了。你等。着吧。我向冯。总汇报一声。去办。都是兄。弟。”他说。后来我只听见他粗重的呼吸声。我说：“何主任那我挂了啊？”不见他应声。我斗胆挂了。一直在旁竖耳谛听的母亲走出门，将自来水公司要来维修的消息散布出去。我们在家等了近一个礼拜，不见谁来。

　　三

　　我家门前铺的是水泥路。沿马路东行一百四十米，能找到通往人民公园的歧路。我父亲自二〇〇九年中风不良于行后，多半时间用于公园锻炼，期待能再次拥有如飞的步履，或者像骗子承诺的，“可以重新下地劳动”。直到二〇一六年十月凄惨地死去。我每次走进那条贯穿公园、被露水打湿的沥青路，都会想到父亲曾在此艰难前行。他用右手捉住蜷曲的左手，朝前迈出右腿，定定，然后将左腿朝空中划去，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落在眼前。我想到像蝴蝶一样围着他飞的好奇的小孩子。公园里有一些穿着透气、紧身运动服的跑友。二〇〇二年我辞职离开红乌时，县城还没人跑步。现在，不去健身的人似乎很少。就连我的母亲，也习惯在四点起床去做操。

　　我沿公园的缓坡上行。每行六步，就因胸闷憋气不得不停下。我在此遇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澹台诗晨。澹台主任和夫人一边往下走，一边大幅度做扩胸运动。擦肩时，他一拍巴掌，说：“这不是安顺老师吗？”澹台主任仅比我姐大一岁，可我总觉得他是上一代的人。这可能和他身居要职有关。澹台主任是邻县人，十七岁师范毕业，分配至我们红乌一家厂矿的子弟学校执教。因文采过人，被借调至市档案局、市委组织部。后官至市委组织部秘书科科长，又在林场、乡镇和市委办任正职。四十四岁时当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澹台主任笔名“吴楚”，时有诗作在省市报刊发表，以前曾赠我诗集《中部省份的西格蒙德》，其中一段如下：

　　必须重视美、清洁和秩序

　　特别是把秩序引入生活的河床

　　肥皂应被视为文明的标志

　　“啊，自然的微粒！”

　　古今皆然，但是我要缓和这沮丧

　　我少于研习诗歌，不知道别人诗歌的好。我猜这样的诗句不会坏。我和澹台主任认识，是因为彼此都热爱文字。或者说，都想吃这碗饭。我们的友谊相当于一名染匠和另一名染匠、一名木工和另一名木工的友谊。我的作品被翻译至七国发行的事迹，对故乡人而言，如秋风之过耳，在澹台主任那里却激起极大反应。我写过一篇反响寥寥的长篇，有十八点八万字。澹台主任说他一字不落地抄下来，抄完五个笔记本，抄坏三支圆珠笔。今天，澹台主任穿白色汗衫、黑色金丝绒裤，蹬一双耐克鞋。外套缠系腰间。平日他将头发梳成分头，用发胶定型，今天只是任其蓬松地挺立。另外，因为是邻县人，澹台在我们红乌只好说普通话。我们小地方人容易对说普通话的人产生敬意。澹台主任过去常解释自己也是乡下伢子，后来，面对人们持久的盛情，他逐渐感觉却之不恭。现在他就是用一口标准和高昂的普通话朝我说：

　　“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怎么也不打一声招呼哇？”

　　“没几天。这不怕您忙嘛！”

　　“身体最近怎么样？”

　　“还成。就是上坡时还有点喘。”

　　“你得多回来，呼吸呼吸家乡新鲜的空气。”

　　澹台主任见我手拎一袋换洗衣裤，又问：“你这是要干吗？”我说去宾馆洗澡。他说家里就不能洗吗。我没说自来水公司的不是，只是尽情叙述家中的窘境。我说我家的自来水可真细啊，细得比懒汉打盹流下的口水还细。澹台主任的眉毛就往眉心聚拢。他火气冲天地说：“真是岂有此理，这些人就是拿着国家工资吃闲饭，尸位素餐。”他对我许诺，事情定会得到妥善处理。他讲，曾有人大代表就类似问题提交建议，自来水公司答复时强调了很多客观原因。“现在看来，这不是某个地方的问题，而是很多地方的问题;不是什么个别的问题，而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月正好是‘代表建议督办月，我请我们人大领导全去自来水公司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大作家吃不上水。”澹台主任说。

　　四

　　不日，一辆白色郑州日产皮卡开到永修路。下来七人。其中六人穿浅灰色工服，上衣兜插笔，肩挎帆布包。另一人穿带肩章的浅蓝上衣，着藏青色裤子。上衣掖进裤内。这个明显是领导的人，就是何辉东。何主任带队来到我家门前场地，让他们站成一排。最左者身高体大，脊背挺直，是当排头兵的好材料。何喊“整理着装”，带头捏领子、纽扣开襟，众人跟随象征性地捏上一遍。何喊“向左看齐”，排头兵不动，其他人向左转头，脚步窸窸窣窣移动。又喊“向前看”。又喊“报数”，从排头兵开始，一个个转头将数字递下去。最后一人是用方言报的数，“六”报成“录”。又喊“立正”“稍息”。街坊们背着手，都来看热闹。何主任例行训话。训毕，喊“解散”。他们捡起地上的帆布包，跟随何主任来到我家门口。我母亲眯眼，露出一口假牙对他们笑。我记得何主任大步走来，双手捉住我母亲的一只手猛摇时，胸前的领带随风起舞，舔了一口我母亲长着斑块的脸。

　　“你就是邓姨吗？邓姨你好啊。”他说。

　　看见我从室内的阴影里走出来，他又说：“这位想必就是我们的大作家邓安顺邓老师咯。你的书我都读过，妙趣横生，精彩至极。记得给我签名。”

　　我从没在一个人身上看见如此亲密的笑容。这种亲密超过空姐、导购以及骨肉中表。不独我，那些街坊，这一天也感受到这久违的只有在婴童时期才能感受到的来自他人的亲密。“就跟有很深很深的血缘似的。感觉手上有点钱，放他那，比放自己手里还安全。”街坊们说。

　　母亲请他们进屋坐，他们婉拒。母亲将板凳一张张端到场地，只有一名长着铁灰色头发的员工坐下去。他大概就是何主任对我母亲说“我把我们公司的活化石带来了”的“活化石”。化石一边蘸口水，一边翻动一本蓝色皮面的账本。像母亲推测的那样，永修路自二十五号至三十四号共用一根从过境主管道连接过来的支管。何主任指使员工去这十户调查。十户中，六户在家（其中两户是承租人在家），四户门上悬锁。这四户中，两户是孪生兄弟，在城东经营超市，闻听后，共骑一辆电瓶车赶来;另两户在外地，嘱咐亲戚带钥匙前来。其中一户锁坏了，亲戚做主，借来锤子，一把将锁敲落。自来水公司员工入户前，要给鞋子套上粉红色的一次性鞋套。住户普遍劝阻，有的甚至扯住鞋套不让套。他们表示这是规定，不能不套。他们进入厨房，给水龙头接上水压表。先是一家家地测水压，后来把十家的水龙头一齐拧开，看各自的水压还剩多少。数据通过对讲机汇报给化石。之后，他们又询问十户人家的户主或代理人。这些人和我母亲的态度一样，只要自来水公司能修好，哪怕费用自己来出也行。问完，自来水公司的人聚在我家门前的场地商议。化石一个人走到水泥路面，用脚步来回丈量。他停在一棵伞状的树下。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棵树比别的树要粗，叶子也相对茂盛。”他说。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有人应道。

　　“说明它根部有水，水管就是从这破的。”

　　有人问是不是用漏水检测仪检测一下，他大力挥手，说：“不需要，百分之百是这里。”他在树干上缠系一块红布，用粉笔在邻近水泥路面画上一个方形。此时，何主任电话声响。他一瞧号码，身体瞬间打直。他一边朗声应答，一边毕恭毕敬地点头，说“是、是”。不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澹台诗晨、朱晓雨，副市长王琢越，住建局局长王静，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冯威携十袋生态香稻米、十瓶金龙鱼油、十盒月饼，驱车来到永修路。随行的有市电视台记者。何辉东身轻如燕，小碎步子，在领导跟前跳来跳去，详细介绍情况。一些数据精确至毫米。因为太感光荣，他脸色灿烂如朝霞，眼中迸发出透亮的光。后来，我和母亲在电视节目《红乌新闻》里看见专题报道：人大“问水”。母亲指着屏幕上喜庆的老妪说：“这是我吗？我这么老啊？”

　　五

　　翌日上午，三名来历不明的农民工身穿荧光背心，头戴安全盔，来到永修路，找到缠系红布的树及路面用粉笔画好的方块。这就是自来水公司指定采挖的路段。农民工在路段两头摆放红白两色相间的锥筒。锥筒之间牵线，悬挂一溜三角旗。我记得因为少一个锥筒，他们找来一只灭火器顶替。之后他们从三轮车上将配电箱搬下。他们想从二十九号的蓉蓉美发店接电。开店的姑娘害怕给房東添麻烦，未同意。他们找到我家。他们尚未开口，我已欣然同意。他们中年龄最小的那位给电镐装上六角尖凿。银灰色的尖凿从包装里拆出来时，掉在地上，发出叮的一声脆响，显示出分量非凡。

　　过去十七年，我在苏州、塘沽、燕郊、北京谋生，住过十六间房子。就像牛蝇追赶牛一样，几乎我去哪，电镐声就追踪到哪。有时听起来像在耳边，然而在楼内甚至是整个小区找，都找不到。今天——说来也是有缘——是我第一次看见电镐真身。小伙子戴着墨镜、手套，双手握紧它，让凿头对准水泥路面。他只是按了一下开关，镐身就发出让人熟悉的怪叫声。随着凿头剧烈振动，水泥路面出现龟裂，很快碎裂成一块块砾石。小伙子击穿一处，把凿头对准另一处。他是那么平静，仿佛这没什么。我是个有妄想病的人。我贪婪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心脏被可怕的想法攫紧。我惊叹于它强大的破坏力：在想要毁灭什么时毁灭就已无法挽回地完成。有人一定打过主意，将振动的凿头对准白净的肉身，让鲜血从开膛的地方飞溅出来，在半空中形成一道血帘。仅仅这样想，我就大汗淋漓。后来走路，双腿还略感发虚。

　　水泥路厚十四厘米。凿完，年轻人放下电镐，甩动因长久抓握而变得不灵活的手指。他的同伴之一伸手去摸滚烫的凿头。经验告诉他会发生什么，他还是忍不住去摸。果然，在触及的同时，他的手就受惊地缩回。他夸张地叫起来。水泥路下面是土基。他们用铁锨挖土。他们挖一会儿歇一会儿，背靠背坐下来抽烟，并将沾满口水的烟蒂扔得满地都是。后来我在那一颗烟蒂也没看到。我想它们要么是和砾石一起被清走，要么是被清洁工扫掉。有时他们打扑克。每打一局，输家就骂骂咧咧地付钱。挖到一半时，方坑已然像葬人的坟穴。伶俐的小伙子在里边躺直，佯装发出畅美的鼾声。又叫同伙立在穴边，为他默哀致意。唉，那俩中年人满脸迟钝，根本不知道配合。要到下午四点，在太阳最后一次发出刺眼的光芒，并且那光照在人身上还使人灼痛时，他们才将涂满泥污的水管挖出来。方坑已有九十厘米深。自来水管直径六七厘米，粗细如矿泉水瓶。因为锈蚀，它的外表长着深红色的斑块。水正从数处孔眼往外喷溅。围观者越来越多。包括住在红叶宾馆的台商唐南生。唐身高一米五〇，腹大背驼，小肩儿向下溜。前额光滑，因为光滑，额头弧度显得大而饱满。顶上只有一小绺头发，耳后却有茂密的一团。他还留络腮胡子。因为年近花甲，这些毛发多数像雨丝一样呈银白色。他这会儿把手拢在嘴前点烟，然后用自以为有磁性的沙哑嗓子说：“所以，基本上，它起的是一个让人比较不那么开心的作用。”没什么人理他。他欠本地很多人的钱，每天做的事就是借钱来还款，或者许诺去借钱来还款。他不像过去那样拥有庞大的信众。只有那三位干活的农民工，在听他说话后，血液涌上面颊。仿佛是他们搞坏了水管。当然，脸红也可能是因为有几十双眼睛俯看他们。

　　唐南生用完烟，背着牛皮书包，往永修路西头走。然后沿人民北路南下，到被废除的原市区中心，也就是老红绿灯那儿，去找肯德基。他吃完汉堡、薯条，要么即刻沿原路返回，要么坐在肯德基外的台阶上，看来往女性。有时他会跟她们中的一个搭讪：“小女生啊，我跟你讲。”

　　六

　　晚上，没有火车在红乌站停留，也就不会有拉客的小车在附近往来飞奔。永修路共架设二十盏路灯，如今还在照明的有五分之一，光线暗淡。在永修路东头，再往东一点，一段砂石小路的南侧，青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叫“壹号公馆”的娱乐会所。白天看，它是一栋大门紧闭的独立别墅。墙皮部分脱落，露出殷红的砖头。窗户也多有缺损。屋前的喷泉池生长着杂草，已经荒废。到了晚上，公馆灯火辉煌，从大厅和廊道传来男女嬉戏的声音。声音在墙壁形成嗡嗡的回响。永修路住户多为老年，他们商定这是鬼宅，反复向年幼的家人交代：“你可千万别过去失了足成千古恨啊。”这些老人习惯早睡。一到晚上九点，生物钟就提醒他们，让他们连打哈欠，沉沉睡去。

　　我们所说的这一夜，永修路上，只有三位农民工在干活。他们不再从我家接电源。自来水公司员工符马活（就是那位“活化石”）前来察看采挖情况时，提起要给我们家补偿一笔电费。我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符马活说还是要付一百元的。不过后来没見谁来付。我不知道农民工是从哪里接电的。他们将工作灯悬挂在那棵伞状的树上，雪白的光照向敞开的洞口。他们携带电焊枪、法兰盘、扳手等可以想见的工具下到洞内。支管的阀门已经关好。黄昏时符马活给我们十户人家通知过，他叫我们提前蓄点水。我们说敢情好。其实就是蓄，又能蓄到多少。我睡得并不比我母亲晚多少。从我家门外传来焊接管子的吱吱声。可以想见那火星一定又密又多，正飞溅向穿戴严实、手执面罩的工人。子夜，我被一阵响动扰醒。那声响有点像是我父亲在咳血。咔咔有声。正从一处蹿向另一处。逐渐地我意识到是我家水管跑进了水。门前漏水的支管已维修好，阀门已经拧开。那股水像是犹疑的动物，试图冲过管道，却总是跑到一处时刹住脚，张望四方，好判断有没有危险。最终，从我家楼下没关好的水龙头那传来它奔腾而出、砸向地面的响声。母亲耳背，没有听见。我因懒惰，也没下楼去关水龙头。清晨我才下来。母亲裤腿高挽，赤足走在清澈的积水里。她一边打扫，一边笑着对我说：“水好清，我对着水龙头喝了好几口，比细时在泉眼口喝到的还凉还甜。”

　　农民工永远地消失了。方坑被填上，一部分土没有回填进去。我们那习惯用筐来计量土，他们说差不多有两筐土没有填回去。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教育儿子的街坊魏寒枫，把儿子叫过来，说：“这个坑有一点八个立方。我们假设挖出来的土重一吨，现在回填进去的却只有零点九吨。你说说因为什么。”他那左撇子儿子魏星真搔抓后脑，低首看地，一言不发。

　　“你说说看。”他父亲催促道。

　　“不知道。”他说。

　　魏寒枫抓住魏星真两肩来回摇动，说：“你呀。挖掘前的土基是碾压过的，密度大体积小。挖出后，土块松散，有了很多空隙。这是自然常识。”

　　土堆边搁着被切下的水管。在它表层长满大小不一的疙瘩。有的地方疙瘩脱落，出现穿孔。盯着它看，像盯着一张被硫酸烧伤的脸，或者一截在手术中被取出的肠子，心中会有惊悚。水管两端被切割得极为整齐。有人说是钢锯锯下来的。有人反驳，说恐怕是用切割机切下的。用钢锯切，还不切得累死。而且钢锯怎么能切得这么齐。不多久，永修路上开来另一支施工队。一辆自卸车倒、倒、倒，倒到工段边沿，举升货厢。沥青滚烫冒烟，从倾斜的车厢底板滑落向浅浅的路床。工人们用铁锨铲起沥青，均匀浇向各处。又用木耙子推平。又推来一台手扶夯实机。又开来一台振动压路机。将沥青反复碾平、压实。看着沥青不够，自卸车又举升货厢，倒出来一些。最终，摊铺进来的沥青与路面齐平，看起来像一块方形的芝麻糖。几名小孩跑来，踩来踩去，享受它的黏性。他们自己玩玩也就罢了，还招呼别的小孩也来。直到他们的妈妈跑来，大巴掌扇向他们的屁股。

　　自这以后，我家的水就来得特别大、特别猛和特别的欢腾。水龙头下冲出的雪白水柱，有大拇指粗，击打于手背甚至有痛感。母亲把积压在箱柜内的衣物全部抱出来洗。洗到后来连抹布也不放过。母亲还找出废弃的皮管，接上水龙头，对着后院的菜地浇灌。那些萎蔫的油菜，一个上午就获得巨大新生。翠绿肥大的叶子摇摇晃晃，越看越淫荡。它们简直是张开双臂，抢着过来迎接水柱。从松过的土壤那里，传来猪一样吧唧吧唧的饱食声。母亲同情地看着土巴们，说：“孩儿们别着急哈，又不是没有份，个个有份，都有份。”我在卫生间洗澡。我给身体打沐浴露，搓得到处是泡沫。然后打开花洒，看着泡沫在热水的冲击下，全部掉向地面，从地漏旋转着溜走。我的母亲跑到邻居那儿，提醒他们不要用增压泵：“（现在）水通了，水压正常了。再用（增压泵），水压就高了，容易把水管撑破。”我知道母亲的用意。她是怕自己得来不易的水，被别人用增压泵又给截走。

　　母亲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

　　七

　　人看管得最严的不是自己的孩子，而是钱。为了让人把钱从口袋中掏出来，借款方说出比糖还甜的话，频繁许诺。有的还抽出刀子威胁。唐南生让人掏光自己和亲人朋友的钱，有的还去银行和钱庄贷款来满足他，依靠的是拒斥的技术。我得解释，我之所以知道这些事，并非因为我打听过它，而完全是因为我无法不知道它、不得不知道它。有人说，红乌市区有接近五分之一的人卷入这场融资游戏，几乎每家就有一个。我的哥哥、妹妹、堂兄、堂弟、表姐、表妹以及初恋情人，要么直接卷入其中，要么间接被牵连。

　　六年前，一个请风水师看过的吉利日子，唐南生及其更江南集团在刚搭建好的售楼处发售股权，我们红乌人蜂拥而至。队伍排起长龙，超过五十名警察、保安进驻现场维持秩序。邻人的广泛参与、国家机器出面，以及之前市四大家领导（他们的专车车牌正好是从〇一到〇四）同来剪彩，使人们感觉自己的投资行为得到担保。这件事直至变为灰烬，庞大的工地结满蛛网，部分投资者还是对唐南生及其更江南集团充满信心，认为时间终究会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队伍前方，一张栗色的电脑桌上，堆放着一摞《投资入股协议书》。排到最前的人坐上带滑轮的圆凳，或者弯腰，在一式两份的《协议书》上签字。唐南生的搭档、集团总经理续章代表甲方银象江南投资有限公司签字。在文件的盖章处及骑缝处已盖好公司印鉴。《协议书》约定一笔股金为十五万元，每人最多认购二十笔。认购股金须在协议签订后三日内缴清。一摞签完以后，秘书又抱来一摞，并在桌面墩齐。新的一摞签了不到十份，搁在桌面的对讲机发出嘈响，传来唐南生尽力压制的话：“请续董过来一下。”从声气判断他刚从后门进入办公室，对事情发展超出预期深感不满。续章对秘书说：“不要动它。”女秘书取镇纸压住文件。站立后头的保安移步向前，双手后背，看守住它。续章进入办公室。反身锁门时，对外张望了一眼，似乎是怕人们听见将要发生在办公室内的对话。片刻，从里边传来霰雪雨雹般的责骂：“干林娘，我们是要外钱，可是，不要那么多，你知道吗？外钱太多，我们做事的目的就不是，替自己挣钱，而是，做公益，你知道吗？”人们仿佛看见唐南生正揪住续章的一只耳朵，让那只耳朵老老实实地听他讲话。汗水从续章的下巴尖滴滴流下。一会儿，身高一米八〇的续章从办公室走出。他张大鼻孔吸气并且咬紧腮帮子，脸色惨白。坐下后，他将那摞《协议书》揭走一半，丢进抽屉。想想，又从那留下的一半里揭走一半。他对过来签字的排队者说：

　　“能不能只买一笔？”

　　“为什么？”后者问。

　　“买那么多干吗？你家里不生活不吃饭吗？”续章说。

　　这时，从挂在屋檐的喇叭里传来唐南生的劝告声：“入股有风险，投资请谨慎。涉及到钱的事我奉劝你们多加考虑，最好是翰（和）家人一起考虑。考虑成熟了，再做决定。毕竟，这是把自己的钱交给别人。”又说：“我们双方都考虑一下，今天就签这么多。明天，我们再拿出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后续方案。”几个排在队伍中心的人明白了什么，跑向前头。余人一看，也往前沖，为的是抢夺桌上的《协议书》。售楼处的门面只有那么大，一旦有人占据那儿，就有人将他往后拉。那些占据到前排位置的，无不是靠双手死死扒住桌沿或门框才得手的。他们扭动腰身，阻止他人向前。或者学骡马尥蹶子，踢后面的人。后面的人呢，有的试图从觅到的人缝里挤进去，有的牺牲身体平衡，朝前长长地伸出手臂，有的大呼在前的亲友，请求帮忙带一份出来。半空中全是人所发出的嗡嗡的嚷叫声，它们像乱飞的箭枝，彼此交会、撞击，甚至是穿透。一时沸反连天。因为拥挤，最前排的人终于扑倒。原本是立体的四脚电脑桌被压成平面。一个人因为踩在带滑轮的圆凳上，仰面摔倒，被送医救治。一度，他手上抓着三份《协议书》。他在向病友表述时，感喟不已。原本他计划好一份给父亲，一份给外父，一份给自己。倒地时，他手中的《协议书》被一份份地扯走。“我要是有一份也好，一份也没有。反而得了脑震荡。里外里，隔多大的事。”他说。保安不得不手挽手组成人墙，将群众阻挡在售楼处外。一些人计无所出，想到一门古老的手艺，从钱包取出一张或两张人民币，晃晃，塞入某位保安的裤兜。那保安无法抽出手阻挡这不义的行为，只好叹息一声，稍稍让开身体，让行贿者猫腰钻入。这应该是我们红乌撤县建市以来，市区所经历的最大一次群体性事件，其规模似不亚于光绪三十二年上千农民捣毁厘金卡、一九一八年八百农民开仓夺粮六万斤等县志有记载的事。最后，人们在现场再也找不到一份《协议书》，就是连白纸也找不到。那些一无所获的人返回家后，将被连篇累册地数落。对他们而言，痛苦是双重的。一是错过近在眼前的致富机会;二是再次在街坊面前暴露出软弱和无能。过去他们和学区房无缘，现在又没办法弄到一份由银象江南投资有限公司盖章的《协议书》。他们在社会中的估价再次被无情地压低。

　　八

　　需要补充的是：那些抢到《协议书》的，几乎是瓮中捉鳖，将续章捉到，然后往路肩上一放。“签！”他们带着凶狠然而你没办法举证说它凶狠的语气说。他们看着续章将《协议书》垫在膝头，甩动钢笔，龙飞凤舞地签名，无不面露狞笑。签过百份之后，续章因为想到什么（我估计是罪孽），舌挢色变，签字的手麻痹起来。穿白大褂的中医院医生吴迪走来，抓住续章那比鳖壳大的手背按压，又甩动他的手臂。

　　吴迪问：“还麻呗？”

　　续章说：“似乎是不太麻了。”

　　吴迪说：“不麻就把我那份签了。”

　　据说续章的搭档、集团董事长唐南生看见之后，眉心紧皱，捡起桌上的玻璃杯就摔。他懊恼地说：“谢谢啊，我谢谢你们（祖宗八代）啊。”然后钻入玛莎拉蒂轿车，扬长而去。续章嘴唇嘘着泡沫，说不能再签，这样签下去会死人的。人们哪里管得了这么多，把他背到老人平时下棋的石桌那儿继续签。就是回到宾馆房间，还有十数人跟去。“你有那么多的资金和那么大的财力吗？”续章说。

　　“这个不用你管，我们说没钱也没钱，有起钱来，也吓死人。”他们说。

　　次日一早，有两家银行将贵宾室辟出来，专门处理客户对更江南集团转账的业务。客户将钱如数转入指定账户，集团方面开具收据，作为客户日后领取利息及房产、参与分红并且到集团上班的凭证。更江南集团在售楼处也设立收款处，人们排队缴付现金。一些人又犯下失心风，冲到队伍前，将成捆的钱朝里扔。验钞机因持续工作，滚烫发热，发出就要烧焦的臭味。在人们的恳求下，转账截止日期被推迟两次。因此，整整七天，都有人找更江南缴钱。像前边说的，有的人为凑足钱去借高利贷。实在凑不出的，就吵着向更江南打欠条。这就好比人家向你借钱，你反而向人家借钱，好把钱借给人家，从道理上讲不通。更江南予以坚拒，后不知为何心软，给一个人开了口子。这个口子一开，有四十余人仿照办理。

　　融资前，唐南生去本地东方红艺轩工艺品店订制半卡车的奖杯、奖盘、奖牌、获奖证书和奖章，还有一些摆件。我想之所以在本地订制，一是怕材料易碎，不宜长途搬运;一是唐南生融资经验丰富，认定客户尽是些蠢货，事情做起来没必要太过谨慎。现在有些骗子对受骗者的不尊重已到顶点。我曾见骗子接受采访。他说：“不是我要骗他们，而是他们要我骗。我不骗，他们不干。”或者，“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我骗你们的。他们说你怎么能骗我们你是骗我们的呢。”他说：“盛情难却，我只好骗咯。”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后来人们在讨债队伍里发现东方红艺轩的店主。他们夫妻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更江南集团投资三十万元。唐南生到省会找打字店合成一些自己与领导、明星、富商的合影照片，并租用一辆玛莎拉蒂轿车。轿车自带车牌，号码后四位是二一〇四。唐捻断茎须，计上心来。以后他和他的业务员总是说：国家用五十年时间发展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成绩有目共睹。步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六十五周岁以上人口占比超百分之七，至二〇二七年，将达百分之十四。中国从老龄化社会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指日可见。对这一严峻形势倘无应对，大好基业将轻易葬送，一切美好也会付诸东流。所幸我们政府最擅长于面对困境，解决困难，他们像我崇拜的奥地利派经济学家德荷埃梅·契维埃里梅耶·德·洛沃歇伏所说的那样：“若不能克服自己的弱点，就把它变为优点;若不能克服不利形势，就把它变为有利条件。”他们在过去将人口负担变为人口红利，使超过十亿待养的国民变身中国晋级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建设者;今天，面对“养老困局”，他们除开针对人口生育政策翰退休政策做出调整，还尝试在税收、土地等方面制定优惠条件，推动养老业的商品化、市场化、经济化翰集约化发展，使养老业成为继农业、工业、服务业之后的第四产业，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只是！执政者还不便于公开发布这项计划，一旦公布，就会对诸多等待社保养老的老人构成心理冲击，增加不必要的社会矛盾翰改革阻力。所以！执政者要找有实力的企业、商人翰朋友来，争分夺秒地，悄悄地，把事情做起来。国家对这件事是鼎力支持、有总量布局的，因为不便发布红头文件，就将它命名为“代号二幺〇四工程”。换言之，是“二十一世纪优先发展第四产业工程”。其实，目前已有副国级的领导对工程公开表态。他在视察时接受采访，称政府的态度是“允许存在，有序发展，严格管理，低调宣传”。这么说不是政府要打击翰控制，而恰恰是以谨慎的口吻将赞成的声音放出来，让参与者吃定心丸。国家对养老业的重视，在我们省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省森林资源丰富、工业环境污染少、气候温暖湿润、交通网路发达，是“二幺〇四工程”理想的落地省。我们省也围绕国家决策，提出“养老立省”的口号。只是大家还不常在电视翰报纸里看到。但是你看新修的省政府大楼，如果有心去数，就一定能数出它的外墙玻璃一共是二千一百零四块。还有，你们看，摆在我们售楼处的大象石雕，是省发改委赠送的;大象后面的巴西木盆栽，是省计委送的。寓意何在？聪明的朋友马上猜到。对，大项！目！这些都在说明，我们省要建设美好的养老环境，将生活在长三角、珠三角、北上广乃至亚洲、世界特大城市的富裕奋斗者，吸引过来，安度幸福晚年。我们要建立起一批设施过硬、品质优良的示范性养老基地。今天，这样庄重的任务就落在我们集团、我们公司翰我头上。我本人对此虽心中有愧，但重任在前，唯有义不容辞。你们可以看我们的车牌，它是省政府特意选定给我们的，意思是要我们引领全省的“二幺〇四工程”。尊贵的朋友们，一块车牌虽小，但足以反映出省政府、省领导对我们集团、我们公司翰我的真诚鼓励与巨大鞭策。现在，我提议大家翰我一起念：历史承载着每一个激动的时刻，记录着我们的足迹与汗水，这里有我们的声音，这里有我们的灿烂的笑容，然后我念二幺〇四，你们念四四四。

　　“对，做梦吧！”唐南生说。随后从他嘴里发出一连串几乎没有止境的古怪笑声。哈哈哈哈哈哈哈，笑声的炮弹多角度、全方位撞向酒店的天顶和墙壁，成为我们红乌人以后内心永远的痛。但在当时，没人敢承认这是一种彻底的无礼行为，是侮辱和嘲笑。

　　据说，唐南生和续章在解手时发生凶狠的争吵。也许不能说是争吵，而只能说是单方面的咒骂。个高的对个矮的说：“够了，我受够了，你就是一个疯子。”大量唾沫飞向后者的耳廓与头皮。后者面不改色，对着挂在壁上的便斗继续解手。紧裹着他臀部的是一件紫色的亵衣。这也是后来人们相信讲述者所述为真的缘故，因为只要人们愿意去看，就一定能看见那穿白大褂的实习生从唐南生身上挑落下这样一件带蕾丝边的丝绸三角内裤，虽然它沾满泥土，几乎变成一条泥裤子。

　　“我后悔死了，”续章说，“为什么是你当主角我当配角，而不是反过来？你知道我鞍前马后地为你服务有多累吗？你个这么矮，我每天给你低头弯腰都弯成腰肌劳损了你知道吗？何况我年纪比你大。还有，我们在吃苦受累、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时，你在干什么？你在花天酒地，一门心思要把我们拖向火海。害得我们一次次跑去给你擦屁股，反复地擦屁股。你说说除了这个，你还会干什么。你今天倒是说说看。”唐南生一边拉拉链一边瞟向自己的亲密战友，说：“第一，当初是你主动要当副手的;第二，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回到酒席时，唐南生对身后的续章发出严厉警告：“你不要想我现在得到多少，而应该想想你过去能得到多少。”这是大家都听见了的。

　　十

　　一辆拖拉机把上百亩地懒洋洋地翻耕一遍。也正是翻耕后，人们知道那里的土壤还算肥美。更江南集团请来十几名临时工抛撒花种。一些摄影爱好者（在我离开的十七年里，他们如雨后春笋涌现在县城，就像我前边提到的跑友）用专业设备拍摄下播种的场面：晨光照耀下，形同剪影的雇工侧身行走在田野，看起来不像是他们在播撒种子，而是种子像纸片一样从他们手心飞走。更江南方面在附近张贴招聘启事，计划以税前八千元每月的薪资条件招聘五至八名有经验的捕鼠员。人们感觉它要大干一场，今后像这样的招工恐怕会越来越多。超过百人前往应聘，却无一人能见到所谓的面试官。

　　土地在沉寂一段时间后，长出一种我们本地人不太熟悉的植物。起初它葱绿、娇嫰、驯良，似乎预示着自己有一个辉煌的未来。可仅仅一瞬间，它的皮肤就变得粗糙多刺，疯长的枝条，其先端变为尖刺，就连簇生的叶柄也变为尖刺。它们普遍长到一个初中生那么高。为了存活，为了内心最黑暗的欲望，它们几乎是毫无死角地搂住对方，相互倾轧、杀害，相互切割。它们吃对方的肉，喝对方的血。它们之间所发生的无声而庞大的战争，令赶来观赏的人触目惊心。后来，鲜黄刺目的花朵从这些丑陋并且蒙尘的身体里长出来，之后长出的则是五六厘米长的荚果。

　　现在看来，与其说是更江南方面播种了它们，还不如说是它们自己播种了自己。更江南起的只是一個引导的作用。它们的繁殖力如此惊人，以致我们城南只要还有一点荒地，就会被它们迅速占领。有的人说自己频繁地看见种子从迸开的荚果飞出，落到几尺开外的土地。它们像野火一样四处蔓延。人们后来打听到它的学名叫荆豆或金雀花，总是跟随神父、殖民者去新的地方，起初只是作为围篱，后来发展成为当地的生态灾害。有人对此否认，认为它只是地锦、刺柏的变种。

　　说到底它只是一种灌木。更江南集团收了我们红乌人那么多钱，在我们红乌的土地种出一堆无用的灌木。这些灌木走自己的路，让别的植物无路可走。这就是这个集团唯一干的事儿。（我要补充一点：他们在布置好所谓的鲜花广场后，连荷兰风车也不愿配置，而是花三十五元去农家购置一个扇谷的风车摆在那。“广场”边扎了一批吹吹打打的稻草人。）

　　有人提议一把火烧掉它，但没人负得起这个责任。后来还是靠了一场让我们牙齿咯吱作响的霜冻来解决这一尴尬问题。严寒冻死了我们红乌三位老人，也冻死了城南那上百亩丛生的杂草。它们一夜间死个精光。要过很多天——甚至到了来年春天——人们才确认它们死了。因为它们不再生长和对外侵略。它们扑在彼此身上一动不动，像一卷又一卷铁蒺藜。到现在它们都还没有腐烂干净，化为土地的肥料。

　　十一

　　更江南集团在红乌融资，总额有说二十余亿，有说二十亿余。保守说法是十二亿。唐南生抽走百分之七十五，剩余按比例分给董事、经理、组长、业务员等四级员工。但只发放一半。足额领取须继续在集团服役一定年限，协助处理善后事宜。坚持做下去的并不多。他们中有人还反水，加入到向唐南生或更江南集团讨债的队伍中。这些业务员被招聘进更江南集团时，曾接受团建，唐南生敲打着黑板对他们说：“一个干大事的人，如果事情到了要抢劫自己母亲的地步，他是不会犹豫的;毕竟一张拿到手的钞票要比一打母亲有用得多。”当时他们想，这是在鼓动他们去骗社会上的“鱼”。现在看来，他们也不免是“鱼”。换言之，唐南生组织人去骗人，后来把这些组织来的人也骗了。可见他骗人是六亲不认和一视同仁的。这里不再赘述。

　　唐南生拿着到手的巨款，一部分，用于偿还在其他地方欠下的债务。有的还百分之五，有的还百分之十。那些人对他翘首以盼，总是在将要绝望时，看见他带着一些钱来。后来我们红乌的债主也是这样，有些人在看见他打出那个著名的分钱手势后，禁不住泪流满面。另一部分，用于偿还在澳门等地欠下的赌债及利息。趁着手上有余钱，唐南生再度进入赌场。这样他不光输掉余钱，还喜添新债。包括我们红乌在内，一共五个县市、一个农场，无数投资人奋斗半生积攒的钱，涓滴成河，经过唐南生那晦气的手，慷慨地流入赌场。

　　我们知道唐南生是滥赌鬼，证据有二。一是我们红乌数十人作为唐南生电话通讯录上的“亲友”，被放贷集团用网络虚拟电话卡和“呼死你”软件恶意谩骂、滋扰过;一是有人作为赌客，在省会附近地下赌场见过唐南生。此人叫叶焱，外号老三，他在我们本地经营玉石床垫。他没有向更江南投资，但是以两分利息向投资更江南的人放款。他对那些更江南的股东说：“我要是看错了，情愿把眼睛子挖出来。”

　　老三是经熟人担保进赌场的。这名熟人在宏都大市场经商，他驾车将老三送至郊县某所放假停课的中学。那里停靠数辆旅游中巴，其中一辆未熄火。一名戴墨镜、穿黑衬衣的青年简单拍打老三全身，核实并拍摄他的身份证，然后将其领上车。青年要求车上人戴上他们备好的眼罩、耳塞，直至被告知可以摘下。“就当睡一觉好了。”青年说。虽然按照要求将橡皮耳塞深深推入耳洞，并且车内也播放了音乐，老三还是听见外面的一些声响。有一阵子他听见轮胎压过砟石。有一阵子听见林间吹来的风扑打在车窗上（紧接着他感觉心脏失重，那意味着汽车在下行）。有一阵子什么声音也没有，但他知道车辆在运行。间或从青年手握的对讲机传来嘈响，青年对它说“请讲请讲”。车辆一共停下三次。第一次不知是为何;第二次是为着等同行车辆驶来;第三次则是抵达终点。那里有一幢围墙上方铺设筒状铁蒺藜的洋楼。赌场设在二楼会议室。茶水间被用作码房，两名女子提着筹码箱、POS机、账本进入待命。几名男子将两张会议桌拼接在一起，好把绿色扇形桌布铺上去。

　　老三在这儿看见唐南生，甚至可以说是不得不看见。当时老三在饮水机前打水，当他旋紧杯盖、站直身体，发现眼前站着一名脸相峻刻的侏儒。后者狠狠白了他一眼，似乎是在怪罪他接这么久的水，让自己久等。老三退向一边，为自己如今得到的待遇深感惊愕。半年前，在更江南集团和我们红乌市政府联合召开的投资座谈会上，唐南生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将我们红乌的意向投资客户代表一一请上主席台。对老三，唐南生特别留意，他一边摇动老三的手，一边用左手指向他，说：“你这名字好哇，火火火，预示着我们共同的事业必然跑火。”末了还踮起脚尖在老三的脸颊上亲了一口。现在，叶老三试图向唐南生提醒自己是谁，话已经来到唇边，却又吞回到肚腹中。他感觉解释会带来二次的窘迫。后来几次通过眼神交流，他确信唐南生完全不记得他。“如果我是直接的投资人，我会感到难过，好在我并不是。”老三在回到我们红乌后讲。

　　在那张五米长的桌布上，划分有十数处下注区。每区前坐有一位下注额较大的大户，后边跟着人数不等的散户。唐南生坐在最中心面对荷官的下注区前，可谓“大户中的大户”。老三因是初来，只敢购买六千元筹码，一直捏在手心不敢入场。唐南生总是二十万元二十万元地买。他也不是买，而是向半空伸出一只手，就像我们平时在餐馆点菜那样，于是就有小哥跑来。在听取唐的简单命令后，他从码房领来一万元一只、一共二十只的金色筹码，并将一本翻好的账本呈给唐。唐抓起系在账本上的笔，在翻好的那页签名。

　　唐南生赌钱时一直念口诀：“开庄买庄，开闲买闲，见跳跟跳，损三暂停。”大致策略是庄赢下一手买庄，闲赢下一手买闲，如果跟买连输两手，改买前一手的相反。可能就是因为迷信种种下注秘笈，他输掉很多。有人总结他是：虚拟下注赢实际下注不赢，指点别人赢自己下注不赢，小打小闹赢加重下注不赢，撤回筹码赢不撤筹码不赢，改押庄家闲赢，改押闲家庄赢，押什么什么不赢，不押什么什么准赢。用唐自己的话说是“邪門了”，或者“有一位菩萨在专门跟自己捣鬼”。这样埋怨的声音大了些，就有彪形大汉过来微笑着提醒：“注可以随便下，话不能随便讲。”叶老三后来学别人，瞅着唐押的相反押，获利一万元。

　　老三说，很难想象，在唐老板这样的成熟赌客身上，仍然隐藏着大量赌场菜鸟才有的毛病。概而言之，就是盲目、冲动、想当然，花哨、咋唬、飘飘然，固执、迷信、一根筋，焦躁、易怒、忿忿然，赢了不肯收手，输了不愿离场。老三记得唐南生只赢过一次大注。唐喜出望外，不停用舌尖刮扫、舔舐下唇，又起身到场边跳一种轻佻的舞蹈。多数时候呢，就垂着一对吊梢眉，拉扯顶上那绺海带似的头发，有时用指头将它一圈圈缠绕。有时挖鼻屎。有时猛捶桌面。散场时，那原本殷勤的小哥端着托盘过来。托盘上有一只插着吸管的密封水杯、唐南生签过名的账本以及一张需要唐南生签名确认的文书。唐南生取过账本，翻阅一过，脸色大变。二十万元一笔的筹码，今天他已经借过二十笔。而他手里剩下的筹码只有六七枚，算起来也就二万元到顶。还不如他给小哥的小费多。他痛苦地看向小哥，想自己至少能获得对方的同情。谁知后者早已最大程度地收敛起笑容，将头半仰着，歪向一边。有一点公事公办的意思。唐南生变得十分难过，整个人沉浸在一种被背负、被下了钩子、现在在别人的屋檐下只能认宰然而内心又实在不甘的情绪里。最后他厌恶地拿起笔，在那张可能是抵押文书的文书上签字。

　　老三不知道我们红乌市的红人唐总是怎么离开赌场的。扫了几眼返程的客车，也没看到他。老三没说唐南生花的就是我们红乌股东的钱，只说从古至今没见一个人如此败家。我们红乌股东善于自我安慰，他们认为：一个这种级别的老板打打牌、打打高尔夫球，用掉几百万元是正常的事。不这样倒是不正常了。难道还要让他骑载重自行车、恰（吃）方便面不成？

　　十二

　　前文已述，我之所以知道唐南生的事，甚至是不得不知道，是因为我的亲戚（无远弗届）普遍参与这一场教训惨痛的融资游戏。在我回到永修路三十号的家后，他们来看我。有的开轿车，有的骑电瓶车。在他们脸上，再也见不到亲人之间才有的甜蜜而信任的笑容。即或有，也倏忽即逝，如闪电光。他们眼睛通红，盯视某处，沉浸在煎熬的情绪中。有时因思维触及那严峻的事实而满头发汗、浑身颤抖。他们不承认那个事实，一直否认那个事实，但那个事实一直无情地向他们宣示自己的存在。那个事实和死了孩子一样重大，就是放在唐老板处的全部家当，打水漂了。

　　这里面包括我嫡亲的哥哥安华。在我回家期间，哥哥只来过两趟。我感觉在他心目中只来过一趟。因为第二趟来时，他还在问我：“几时回来的？”他共向更江南集团购买二十笔股金（合计三百万元）。更江南许诺，投资三百万元及以上者未来可以进集团上班。为此他定制了一套西服。他就是穿这件已经发皱的西服来家里看我的。我知道他的资产连一百万元都没有。凑足三百万元，定是打了岳母和同学的主意，兴许还借了高利贷。这些来到永修路三十号的亲人，如果是独自前来，我总感觉他会因抑郁而自杀。如果是邀集前来，我就不会有这种不安。他们头碰头聚在一起商议时，艰难的处境似乎得到缓解。他们总是把握十足地举证，说明唐老板不是骗子：

　　“这么大的老板怎么会骗人呢？”

　　“要是骗子怎么还敢在我们这儿活动？”

　　“他在江苏、河南有产业，这些大家都是亲眼见过的。实在不行，把这些产业出售他也可以还我们的债。只是他不愿走到这一步。”

　　“资金回笼慢了一些而已。资金目前都转化成实业、生产线。”

　　“要是骗子国家还不把他法办了？国家允许一个人骗这么多钱？”

　　有人说，我就担心唐老板是台湾人。有人反驳，正因为是台湾人我们才不担心啊。似乎是触及到什么笑点，他们相视片刻，哈哈大笑。有时他们问我，你应当和一些市领导熟悉，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曾和一位已调至外县任职的刘姓处级干部品茗，我就更江南的事请教于他。他沉吟良久，说：“你说是骗子可以，说不是也行。最终还是要看实绩。事情如果成了，我们就要承认它是一种创新。要看你怎么看。”我没有将刘部长的话转述给亲人们。母亲总是对他们说：“等会儿在这里吃咯。”他们说：“不吃不吃，吃做么事？”然后一边看手机一边开车走了。

　　按照《项目前期可研报告》《投资入股协议书》及多份报道写明的，江南湿地公园及江南实验养老小镇应于二〇一五年五月一日建成营业。距离此日尚有一年时，有懂基建的股东提出异议，认为一年时间绝对不够更江南集团建造好规模如此庞大的公园及公寓群。他建议股东方面派出代表，查访项目建设情况。不过响应者寡。多数股东认为，干大事者，思想自异于常人，我们小地方的人，最好不要用自己的经验去揣度别人。子曰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呢就不谋其政，我们做好自己就行了。反正我们的权益受到白纸黑字的文书还有法律保障，届时坐享其成就好了。有人讥讽异议者，说：“你说‘不够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在‘不够前边加上‘绝对两个字呢？”随后的国庆、春节很快过去。到了二〇一五年五月一日，也就是更江南集团应许项目落成开张的日子，股东们除开在城南上百亩的荒旷之地看见大片新种的荆刺，什么也没看见。一种过去从未在这个群体的脑海中出现的想法，开始生长。恰好那段时间唐南生不在，人们心中的焦灼可想而知。他们纷纷去集团售楼处打探消息。大高个续章在伏案工作，见他们前来，摘下套袖，几乎是露出全部牙齿，和他们亲切地打招呼。然后他命秘书泡茶，自己呢，一边架起长长的二郎腿，一边用右手指尖轮番叩击椅子的扶手。“诸君，”他眉开眼笑地说，“稳坐钓鱼台呀。”事后有人说唐南生离开时给续章遗下一副锦囊，嘱他困窘无计时打开。续章拆开锦囊，一看是这五个字，以为是说给上门股东听的，照着念了。他还自我发挥，添上一句“一切自有安排”。谁曾想收到奇效。大家信了续章神秘而亲切的微笑，似懂非懂地回家。实情是唐叫续章稳坐钓鱼台，不要着急，一切等他回来应付。

　　六月，唐南生驾驶一辆车牌尾号四二三四的银灰色奔驰返回红乌。车身长达六米，看起来像房车。不过懂车的说是灵车。我猜测租车行的人可能感觉唐为人随便，就将这车推荐给他。唐南生下车后，大步走向迎接他的股东，逐一拥抱、亲嘴。“亲爱的战友们，想死我啦。”他说。人们记得，在他那张因为接受暴晒而暂时变得黝黑的脸上，涂了一层光亮的油脂。他的热情奔放让我们这些小地方人完全无法抵挡。讲演时，他一只手握拳（拳心向己），一只手跟着自己游移的目光，指向这指向那。他不停向人抛出媚眼。他像报告特大喜讯一样，上气不接下气，而事后经过我们红乌股东判断，这席话应该经过准备和排练。他说：“在这里，我要向大家隆重分享一个甜蜜的遗憾。这次出门，我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不辱使命。甚至可以说是不负众望。为什么这么说，各位亲爱的股东你们马上就会明白。因为有更大的资金啊，在等待注入。因而，我们的工程不得不延误和暂停，等它被纳入一个更大的框架重新考量。说到这个新的、大的项目，我的心情到现在还激动不已。出于保密的要求，我还不能向大家透露更多。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项目是由几个省的一把手牵线，联合各地最优秀的企业家共同打造出来的。目的是在我们国家中部建设一个符合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要求，分工明确的新形态城市群。鄙人以及鄙人在红乌推进的项目在我们省领导关心下，有幸进入到这个宏伟的项目中。在此我不能透露更多了。我只想对我最亲爱的红乌股东和红乌父老乡亲说，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事情如果进行得顺利，十年之内，我们这里将出现一座人口相当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达到九百万的大型城市，我们每人手中的股权，折价将是今天的百倍、千倍，乃至万倍。而这种好事，还只是刚刚开始。亲爱的朋友们，等着吧。”

　　我们红乌人管撒谎叫“捏泡”。唐南生靠捏这个泡挺到二〇一六年五月一日。这一天他捏了一个新的泡，说在他的穿针引线下，红乌成为全国产业转移的目的地。“是之一啊，目的地之一，不是唯一。”他故作认真地强调。这个泡只管了半年多一点。二〇一七年元旦，他在致股东的一封慰问信里，称我们红乌已被内定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块飞地”。好比阿拉斯加之于美国。未几，他又许诺工程将于二〇一九年十月一日完工，说是在建国七十周年之际代表红乌向全国人民献上一份大礼。

　　十三

　　二〇一七年元宵节过后，在孩子们上学时，人们发现，返回到更江南集团售楼处工作的员工非常少。包括过去一直吃住在售楼处、显示集团深耕本地决心的总经理续章，也不见了。续章一直待到年前除夕，最后仿佛是不得不离开，才驾驶那辆人们熟知的红色起亚轿车来到红乌站。途中，他专门停车，下来和认识的人握别，说“节后见”。他那辆红色轿车停在站外广场非常扎眼，显示不久他就要搭乘火车归来。然而，人們再也没见他回来。他那笑起来显露无遗的两排大牙齿以及时时对人示好的态度，让人们记忆犹新，又像梦一样永逝不返。唐南生说，续章被派去领导集团在河南的事业，会有新的董事会成员进驻红乌。然而人们一直没见到这样一位顶替者。有人说，续章出于对可能背负的巨大刑事责任的恐惧，跑路了。后来，有气愤不过的人撬开续章的座驾，发现里边值钱的东西早被拆走。包括方向盘上镶的一块玉。

　　不少人像我一样，对唐南生不跑心存疑惑。因为他才是最需要跑路的，同时也具备跑路的条件（并没有人或机构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另外，我们红乌经过他一顿凶猛的融资之后，已缺乏继续融资的空间和价值。我们红乌作为区区一县级市，也缺乏玩头。我有一名同学在某县经侦大队工作，我就这个疑问请教于他。他说：“你不懂吧，现在的骗子不比以往，他们一不用化名二不跑。”不过他没有说深层次的原因。我猜唐南生之所以滞留于红乌，一是不想用跑来坐实自己是骗子，因而承担一系列的法律责任;二是想留下来把从政府那里低价拿到的土地转让，或者用它抵押贷款;三是就像他对手下业务员交代的那样，他并不把面对追债讨债、和债主谈判视为畏途，相反还把它当成一种必要的锻炼，迎难而上。“享受那种冲浪才有的快感，完完全全地enjoy它。”他说;四是他对人有玩弄之心，性喜撩拨群众。有一些不肯面对上当事实的股东则认为，唐南生不跑，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想骗人。事情之所以出现一时的挫折，是因为他在想法上浪漫了一些、做法上激进了一些。只要坐下来冷静冷静，将事情梳理一遍，做到分清主次、抓大放小，翻身可说指日可待。“我们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这些对唐南生死心塌地的人说。

　　二〇一七年开春，在经过一场暴风雨般的争论之后，部分股东离开讨论的茶楼，大步走向更江南集团售楼处，找唐南生要求撤资。剩余股东，半是观望，半是害怕没能跟着领到钱，从茶楼或家中赶过来。当初有多少人在这里围抢《投资入股协议书》，现在就有多少人在这里围堵唐南生。现在比当初还激动。当初只是将一张四脚的电脑桌压平在地，现在差不多要将整座房子推倒。他们朝前挤的同时，摇晃着手中卷成筒的文件。质疑的唾沫从各个角度飞向处于事件中心的侏儒。事后人们回忆，若是一般人遇见类似情况，怕是早就魂飞魄散了，唐南生却丝毫不见慌张。他仰起头，向这些似乎准备大干一场的人扫视过去。他没有出哪怕是一滴汗，脸色和动作均较为沉着。呼吸比平时还要平稳。他看向众人时，眼光带有些微的不解。“你们这样一起说，说实在话，即使是你们自己也听不清。有谁能告诉我，你听得清自己说了些什么吗。其实，你们想说什么我完全懂，你们的心情我也完全理解。现在，我恳请你们花费宝贵的几分钟，听我老唐讲几句。”他这样说过，用袖子擦拭满头的痰沫。看了看，然后将那段袖子扎起来。他清清嗓子，以真诚的语调说：“集团的政策一如既往，是以造福股东、造福社会、造福人民为目的。集团一贯将股东的利益置于首位。集团所面临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好比是一块东西堵住马桶，通一下就好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也是如此。集团的未来是光明的。退一千步一万步讲，集团在我们红乌的项目亏得分文不剩，那也不会影响大局。在河南，在江苏，在山东，在内蒙古，我们有两万亩的中草药基地，有年产一万辆的新能源汽车生产线，有全国首家专门为聋哑人就业兴建的爱心工厂，有一千亩为我们集团养老客户种植果蔬的特供基地，有专门的牧场，有这样有那样，有很多。这些都是你们亲眼见过的，你们的眼睛不会欺骗自己。你们一定要相信集团。就我所知道的，集团现在的财务健康得很，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一直认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击垮我们更江南集团，击垮我们的‘二幺〇四工程。只有一样，那就是你们所丧失掉的信心。”

　　有人即刻跳起反驳：“别光嘴上说得漂亮。从钱交到你手上，已经过去整四年。请问四年来，你让我们见过表示项目在建的一袋水泥、一根钢筋或者一块砖头没有？”有人帮腔：“有的就是你们花三百元钱买来种在我们城南一百亩地上的劣质种子。长出来的草怎么清理也清理不干净。”

　　“对呀，”原先申讨的人继续申讨，“唐老板，你能告诉我们，你把钱用到哪去了吗？我们这些人的钱都是一分钱一分钱地攒，攒了大半辈子才攒出来的。都是辛苦钱，血汗钱。是孩子的读书钱、结婚钱，老人的治病钱、救命钱。我们把这些钱都交给你。我们还四处找人借钱。我们借钱都是算了高息的。这四年来我们都在辛辛苦苦地还利息，头都抬不起来。唐老板啊，我们把借来的钱也都交给了你。你现在就不能告诉我们一声，你把它们用到哪去了吗？”

　　这时又有人帮腔：“何况作为股东，我们也有权知道集团的用钱动向。”

　　据说唐南生听完，眉心紧皱，眼睛缓慢闭上。他半仰起头，深吸一口气。因为吸气，整个胸部鼓胀起来。在此过程中，他似乎做了个痛苦的决定。之所以说是痛苦的决定，是因为它不符合本意，是大家逼他这样做的。如能按他本意，毫无疑问，大家都能在可见的未来成为亿万富翁。“你们呀，就是沉不住气。”他说。

　　“有谁能沉得住气呢。”有人说。

　　“时间会证明你们就是一帮糊涂蛋。”唐南生痛心疾首地说。过了一会儿，他像是从悲哀的情绪中走出来，努力展现出微笑，说：“在你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的意思我懂，就是撤资。对不对？对有这种意愿的朋友，只要他不后悔，我来安排，尽量快地还上。”他让仅存的几名业务员为自愿撤资的股东登记。人们排队时，他走来走去，既像是和某个人说话，也像是和所有人说话。他说：“我不知道你听过阿里巴巴的故事没有。阿里巴巴曾经也是这样，撤资的比投资的多。马云很感激他们。若非他们撤资，马云几个人怎么能积累那么巨大的财富呢？我听说有人后来自杀。换做是我，也会自杀。为什么啊？因为十几代人努力奋斗也攒不到的这么多的财富与自己擦肩而过。巴菲特说得对，财富永远只属于少数人。很对，永远。”

　　有人回应唐南生：“唐老板，是我们没那个命。”

　　唐南生指向他，表示赞许，说：“当然。”

　　要到整整一周之后，要对唐南生数度围追堵截，他才指示会计对这些撤资股东转账。偿还额是当初投资本金的百分之三。“一次性退返全部本金是不可能的。不是我唐某人不愿意，而是我办不到。这些钱已经投出去，一下子抽回来很难。但是你们要对我老唐有信心。我只要心中有这根弦，就一定会想办法。而只要我手中有了钱，就一定优先还给你们，直到全部还完。”他说。这其中有将近五十名股东，短信一直没收到到账通知。去银行查，户头也未进钱。他们自然要结伙去找唐南生。唐南生指着身旁西装革履的律师对他们说：“你们来得正好，我正打算起诉你们。我说我的项目怎么进展得如此缓慢，原来是你们在用白条投资。我请你们翻开手中的合同，看仔细了，是不是你们违约在先？按照当初双方约定的，我现在可以一分钱都不还给你们。你们自己说是不是？”于是来者翻看《协议书》。奇怪，当初觉得都是对自己有利的条款，如今都对唐南生有利。唐南生要是较真，还真是一个子儿也不用赔给自己的。这些人眼见着没有辩论余地，只好提高声音说：“你也忒不讲道理了。”

　　唐南生说：“到底谁不讲道理了？你们摸心自问，这世界上有没有找人借钱还要他还钱的道理？你们不要以为我是一位讲良心的老板就好欺负。我哪里有那么好欺负的。”有人急了眼，拉开架势要揍唐南生。唐南生挺起身躯，凑过来。他并且指着屋角说：“你们自己数数有多少摄像头吧。你们想要坐牢的話，就动手。我管保你人财两空。”还有一人，每逢有事就带祖母出来。现在，这位身着蓝布褂的祖母娇呼一声“没法活了”，坐向地面，又躺下去，像翻倒的乌龟，朝天空伸出四肢，一通乱蹬，嘴角则吐出层层绿色的唾沫。这根本打动不了唐南生。唐在保安掩护下打算走掉，忽然留意到一脸苦楚的寡妇新姐。他长叹一声，将她请入办公室详谈。好几个人提醒新姐：“一定共进退啊。”

　　新姐四十六岁，丈夫早死，留下一名遗腹子。新姐的孩子长大，下颏都出柔毛了，毫无征兆地失踪。此事几年后，因为要领补助，新姐被迫将孩子的户口注销。新姐手头只有三十万元，这次都投给更江南集团。又打条子找更江南借贷六十万元。合计投资九十万元。唐南生将她请进去，让她坐在办公桌对面。唐擦擦眼镜，看了新姐的《协议书》。然后他捏住新姐的手说：“你看看，在补充协议这块，规定了你还款的截止日期以及违约责任。这个日子我看看，已经过去了三年。这就意味着，从法律层面讲，你肯定是拿不回投资给我们的三十万元，可能还得向我们归还借贷的六十万元。即使法院最终支持你，判你不必还这六十万元，但这几年所产生的利息，他们可能认为你还是得还。”

　　新姐因惶恐而摇头晃脑，泪水都甩出来了。她不停嘟囔着。虽然用的是方言，唐南生还是明白了。她在责怪一起投资的人，恨他们将自己带到如此境地。“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可怎么办啊。我上面有四个老人要养，下面有三个孩子要带，都得靠我。我又颈椎痛。”新姐说。眼泪很快打湿她足前的地面。唐南生起来，将没有锁严的门推上。返回后，他抓住新姐还搁在桌面不敢撤下的手，说：“这份合同已经不能支持你，你可以考虑把它扔进废纸篓了。不过呢，考虑到你的具体情况，我还是为你开个口子吧。希望你不要跟人讲起。先不要说谢谢。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让你一分钱也不少地得到你投进来的三十万元。就是你先把欠我们的款项（六十万元）打给我们，然后我们再启动对你的全额赔偿（九十万元）。”

　　新姐说：“唐老板你大人大量，就不能不计较我，直接把三十万元退给我吗？”

　　唐南生说：“不是我不能，是公司财务不能，集团董事会不能，更江南的全国股东也不能。我只能为你想到这样一个办法。你呢要么忍着三十万元不要，要么先还我们六十万元，然后得到九十万元的赔偿。”

　　唐南生和这个爱哭的女人说了差不多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里，他像农民掌握一头牲畜一样，完完全全掌握了这个女人。他开始在话语里施加压力，使用诸如“你必须这样”“这是你的最佳选择”“不这样你一定会有牢狱之灾”之类的词句，可说将语言在操纵和命令方面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可怜的女人脸色一阵儿发白，一阵儿发乌，几次因受惊要晕厥过去。自这以后的十天，她有若中蠱，一门心思地去筹集现金。她四处讨要欠款，又向别人举债。她把值钱的首饰和家具典当或出售。她还联系血头预约卖血。有股东发现她的异常，召集人来劝阻。她对他们一脸轻蔑，说我要不是听你们忽悠到更江南投资，怎么会沦落到如今这个田地，摊上违法犯罪的事。她到银行转账。工作人员见涉及的金额巨大，将半张纸那么大的《防诈骗提示》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给她听。她说我自然知道，我怎么不知道，我每天在家看电视，防范意识强得很，绝不可能被骗。工作人员请示领导再三，只给她转出二十万元。愤慨中，她将剩余存款取出，又凑上家里保险柜藏的现金，骑电瓶车送唐南生那了。更江南售楼处的验钞机因长久不用，早就蒙尘。为使它重新运转，秘书还为它上油。验钞机啪啪作响，把新姐的四十万元现金都点清楚了。唐南生收好钱，当着新姐的面撕毁旧约，和她新立一纸协议，并庄重地盖上公章。至此，新姐感觉架在脖子上的重轭被解除，原本瘀滞的生活之河也变得通畅起来。她心安理得地回到讨债大军中，并且在下一次的催讨中获得一万八千元的补偿。

　　有人说：“新姐你这是什么思路呢？”

　　新姐说：“我就是感觉理顺了。”

　　新姐亡夫的兄长听说后未发表意见，倒是新姐自己的弟弟坐不住。他从乡下特地赶来，当着很多人的面痛斥姐姐：“天上的鸟儿吃多了鸟食，也晓得不吃。地上的老鼠吃多了老鼠药，也晓得躲开。河里的鱼儿吃多了饵料，也晓得忍住不张嘴。你倒好，人家什么东西都不给你下，你自己凑过去上当。人家这是夏天碰到雪水、瞌睡碰到枕头、擦屁股碰到纸巾。你专门让亲者痛仇者快啊。我怎么有你这样笨的一个姐呢？我真是为你感觉脸红。”他这样说的时候，撕扯自己的头发，抽打自己的脸颊。新姐脸色暗沉，趁天黑去卧轨。要不是赶巧有铁路工人检查铁轨，发现直挺挺躺着的她，她就被火车轧死了。铁路工人说，新姐被拉起来时，还愤慨地说：“就我一个人错了啊？我真不晓得我错在哪里？”

　　十四

　　今后的事情变得相对简单。唐南生不再费心向我们红乌股东编造什么新项目、新规划，而是“有钱还钱，无钱筹钱”，把分期还钱当作他当前及今后“最重要也是唯一重要的事”。我们红乌股东多数对此持接受态度。可以说让唐南生慢慢还钱，比将他送官法办要划算。再说等他跑路，报官也不迟。现代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一个人说跑，能跑哪儿去。有些人问在司法部门上班的人，究竟是报官好还是不报官好，后者亦称暂时只宜观望。每次唐南生乘车离开，总有一些我们红乌的股东踏歌送行。暌违的日子里一天数条微信，有的还和他玩视频通话，以表思念之情。唐离别愈久，人们对他的思念便愈浓厚。有时思念以致翻肠搅肚，人们忍不住去车站眺望。还有人怕唐南生从此一去不返或者死亡，设法要来唐的生辰八字，请算命先生推算，看他寿数几何。每当唐归来，迎接、探视之人摩肩接踵。有人甚至泪如泉涌。觉得唐南生究竟还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保留着人类的最后一丝诚信。

　　有的人以被债主催逼甚急为由，向唐南生要求优先偿还投资款。唐谛视他良久，伸出一根指头指向自己。来人不懂，凑近去请教。唐南生对他耳朵说：“我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别人。”此人心虽不甘，不过依样学样，厚起脸皮来，也扭转自己在债务关系中的不利地位。某天，唐南生驾驶奔驰开道，将几大车外乡老人带到红乌。这些人一个个身量矮小、皮肤黝黑，不过语言及饮食习惯均与我们近似。唐南生没有带他们游览城南花海，而是将他们拉到市政府广场、一家老兵工厂及长江边尘烟滚滚的水泥厂参观，并让戴着口罩的他们高举“运动养老选银象”的横幅在水泥生产线前合影。这家在亚洲都数得上的水泥厂是马来商人投资兴建的，现在被唐南生当作名下产业介绍给外乡的客户。“看哪！塔吊空中林立，工地浓烟滚滚，车辆频繁进出，工人汗流浃背。这随处可见的火热场景，正是集团超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他说。据说拍照后，还有两名少女跑到队伍前，边跳边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这些异乡人跟着举起拘谨的双臂，喊：“四二三四。”少女们接着又唱：“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啊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当天，一些被严选的红乌股东作为投资代表，被邀至戴安娜宾馆会议厅，和这些外乡人座谈。这些老人有的一边脚上有袜子一边脚上没有，有的为御寒穿着环卫工的红马甲，有的手心放着不舍得抽完摁熄的香烟，有的镜腿坏了用细绳权且替代。他们好像青蛙，单纯地望着我们红乌股东。也就是从这些可怜的外乡老人身上，我们红乌股东看见当初的自己。当初，我们一些红乌人作为有意向投资的客户，坐在差不多大的会议室，忐忑地望着对面中原某省的股东。在那些中原股东的脸上，有一种故作的真诚。他们极力颂扬更江南集团以及集团的领头人唐南生。回想起来，这些中原股东就像是极富耐心的溺死者，在一步步等待别人下水，好替代自己成为新的水鬼。现在，我们红乌股东也这样，一口一个“我们亲爱的唐总”“我们致富甚至是暴富的带路人”，将谎话吹送给那些不知从何而来的老人们，直到他们全都咧开嘴，为几乎是触手可及的美好前景笑起来。自宾馆出来后，有几位我们红乌的股东，因为感觉事情太过造孽，狠批自己的脸颊。后来，我们红乌股东一次性得到相当于投资本金百分之八的补偿。

　　有一天，唐南生将售楼处挂上U形锁，到红叶宾馆包下一间小房常住。一月房费只需三百元。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只床头柜、一台老彩电及一台空调。唐南生将西服挂在宾馆的杂物房，要穿就取走。唐南生之所以住在这，是方便自己去壹号公馆唱歌。他喜欢那些抹黑眼膏、穿短皮裙的女人。他一边抓着酒瓶，一边摸她们的肚皮，嘲笑我们红乌股东最擅长于痴心妄想。他说：“你给我三百万元，我立刻返还你五百万元。请问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有这么好的事我还用介绍给你？”她们说：“你就不怕他们说你是骗子吗？”唐南生说：“我跟他们说了我是骗子，他们不信，说唐老板您哪能说这样的话呢。”她们说：“你就不怕警察把你抓走吗？”他说：“我是怕他们不来抓，我又不是没坐过牢。我这人没什么特长，就是有一身毛病。我真的需要监狱给我系统治治。再说了。”她们说：“再说什么？”他说：“再说坐牢就不用天天和这帮刁民打交道了。”她们说：“你就不怕他们生气把你杀了吗？”他说：“不怕。你看我进你们这，探头已经拍下来。我去哪，探头都拍下来。他们想杀我，除非是自己不想活。小女生啊，我跟你讲。我平生最爱法律，也爱探头。不是它们，我哪能安安心心地在这儿翰你们喝酒？”他又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死，死了省却一切烦恼。她们问：“那第二大愿望呢？”他说：“是吃自己的一样东西。我想老天爷把我生得这么矮，就是想让我吃到它。可惜事与愿违，我努力几百次，眼看它近在眼前，就是吃不上。”她们用粉拳轮番敲他胳臂，着急地喊：“你真坏。”

　　十五

　　母亲喜欢到邻居门前坐坐，邻居也喜欢到我家门前坐坐。在阳光所照耀出的一块明亮地面上，她们或者手里在择菜，或者逗弄学步的小孩。每天，她们的眼睛成百上千次地扫向马路。就在自来水管修好的几天后，她们感觉到一种异常。这种异常带给她们不自在和烦躁。有一件熟悉的事物不见了，然而她们又想不起来是什么。直到一些更江南集团的股东（包括我的哥哥）找过来，问她们有没有看见唐南生，她们才一拍大腿，醒悟过来。她们每天看着这名台湾老板像钟点一样准时，从红叶宾馆出来，沿马路西行，去街上的肯德基买吃的。这名老板将手插进裤兜，每走上十来步，就用力将头上那一绺头发向右后方甩去。从黏黏糊糊的走姿看，他有着刻骨的自恋，总觉得背后每个人都在看自己。现在她们将他看丢了。股东们焦灼地问她们有几天没看见，她们说一两天，或者两三天。有的说五六天，遭到反驳。他们撇下她們，跑向红叶宾馆。宾馆的曹姨为他们打开唐所住的房间，发现他的皮箱，还有一台手机留在那里。唐搁在杂物间的西服也没取走。大家都知道，唐南生惯用两台手机。正是因为这两台手机都无法接通，股东们才出来寻他。他们在房间内还在充电的手机上看见四十多个未接来电，都是他们打来的。有人在现场持续拨打唐带走的那台手机，结果和以前一样，显示关机。

　　之前他失联从未超过一天。

　　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人们心中出现。或者说，一种长期以来就有的担忧被眼前的景象坐实了：弄走本地人几乎全部积蓄的客商跑路。他留给我们红乌股东的是庞大而充满嘲讽的空气。还在红叶宾馆，就有人撕扯头发痛哭。有人搀着他一边手臂，劝慰他。无非是“钱乃身外之物”“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样的话。越劝，对方哭得越厉害，最后弄得自己也泪如泉涌，因为自己亏损的数额并不比对方少。哭过一晌，他们两眼通红，失神地看往某处，情形和家里死了人是一样的。有的人怒视地面，说：“说了不投说了不投，非逼着我投。我说投了收不回来的，非不听，非逼我投。”又说：“世上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呢，说了不听。你害自己也就罢了，还害我。害人害己。”有的人走到永修路上，卧倒，用右拳捶打地面。捶累了就翻滚自己，要让过往的车辆碾死。有的人用额头撞树，把叶子撞得纷纷坠落。有的人因悲伤出现反常，铆足力气哈哈大笑。有的人当着别人的面投湖，以抢救及时告终。有的人害怕债主催逼，当天逃往南方打工。姑嫂勃谿、手足失和之事不可胜计。一对亲兄弟（哥哥随父姓李，弟弟随母姓唐）相约在市民广场决斗。两人一个砍开对方额头，一个抹伤对方脖子，又分乘三轮车到市中医院自救。起因是哥哥认为弟弟不应拉自己去投资，弟弟认为是哥哥赖着自己一起去投资的，在哥哥的哀求之下，他还为哥哥凑了八万元。

　　有退休者奉劝大家不必失态。因为从过往经验看，唐南生无论离开多久，都会返回，而且总是带来一笔不能说多却能够维持其信誉不倒的资金。现在和过去的区别无非在于，过去通过手机和社交软件能掌握唐的行踪，现在不能。其实掌握了又能怎样，人家要跑照跑，因此这个区别可以说不算区别。唐老板资金周转困难已不是一次两次。可能这一次的困难比以前更大，解决起来也更费劲。可能就是因为一时筹不到钱他难以启齿，选择关机。老者接着说：我还是那句话，人家要跑早跑了。一分钱不还就跑，比还了一部分再跑，明显划算。他要跑，开始就跑了，又何必来还咱们的钱呢。咱们应该给对方也给自己一点信心。世上的人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坏。有人回应，说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不妨再等三日。三日后若仍无动静，就得出手。众人称善。有人开始到红乌站、红乌西站以及汽车站坐着等。几乎是下来一批乘客，就逐个地瞅去。有时怕唐老板是易装出现，还抓住某人的双肩细加辨认。写到这里时，我庄严而忧伤，想起那些不知儿子已被大海吞没仍竖耳听风、苦苦等待的母亲。

　　三天之后，唐南生仍无动静，手机还在关机。在红叶宾馆、壹号公馆、肯德基等唐经常去的地方也未见他露面。有人甚至去政府找蔡副书记和庄副市长打听，因为唐南生常夸口“我和你们蔡书记、庄市长很熟”，并且人们也确实在多个场合见过他们关系亲热、异于常人，不是勾肩搭背，就是称兄道弟。两位领导对来探问唐南生下落的本地股东态度客气，他们凝眉思索片刻，说：“我还说找你们问问呢。”有人想到更江南集团在中原、内蒙等地有实业，一些地方自己去考察过，与当地投资代表有接触和交流，因此翻出当初交换得来的名片，打电话过去。那些异地的投资者说：“这人已经很久没有信息了，我还想问你们呢。”

　　也是到此时，我们红乌股东才知道自己并不掌握唐的籍贯所在地和家庭住址。根本没办法去联系他的家人，也没办法去当地找他。大家唯一清楚的是他说一口的台湾话。

　　群情激奋之余，一批人主张报案。另一批人坚决反对，因为报案意味着债务无法清偿，债权人只能一次性得到较少赔偿，甚至是零赔偿，并且会失去继续追讨的机会。不到唐南生一个子儿也不肯赔，绝不应当走到这一步。于是有人说：“我们不报他骗钱，报他失踪总可以吧。”另有人质疑：“我们不是他亲属，有没有资格报他失踪呢？”他这么说，大家才意识到自己从未考虑过这一问题。股东队伍中有一人的兄长兼职做律师，叫郭朝凤。于是大家咨询他。郭朝凤查找文献，说报案失踪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失踪超过二十四小时;

　　二、报案人须系失踪人直系亲属，报案时须持本人身份证件及和失踪人的关系证明文件，并提供失踪人户口簿及近期照片二张。

　　走投无路之时，众人想到公安局退休的副政委刘少余。刘的女婿在武汉经商颇有积蓄，刘女想给刘一笔钱出门旅游。刘以签证难办为由拒收，因此刘女做主，以刘少余的名义向更江南集团购买一笔股金，算是投资。众人想，刘家虽然只购买一笔股金，投入十五万元，但那也是钱，只要是钱就会让人心痛。因此相约去找。刘少余在朱雀路有一套三层的商品房。因为夫妻不和，妻子住二樓，他住三楼，一楼出租他人做奶茶生意。刘少余在三楼种花植草、养猫饲狗，还喂了一大缸的红色金鱼，共计四百余条。刘少余头发浓密，像是理发时清洁碎发的琥珀色的刷子。在他的大鼻子和左眉眉弓上，各生长一颗黑痣。见到来说明情况的股东，他匆忙点起雪茄，含在嘴里，说：“啊！又有什么事？你们这些人，尽不学好。”烦躁之情溢于言表。因为他耳背，兼之脾气固执，人们花了十分钟才将事情跟他说清楚。他好像是第一次听说此事，说：“唐老板是骗子？跑了？我也投资了？我怎么不知道呢。”他取出手机拨打女儿电话，称呼对方“小朋友”。他从“小朋友”那问到确有这一笔投资后，姿态大变。他对股东们说：“真是岂有此理，一个大活人没了还不让查了？要是失踪的是孤儿，人们就不能够去报案吗？”众人说就是就是。他一挥手，带大家下到二楼，支走老伴，同时说：“这是牵扯到多少家多少户的事情啊。”众人说可不就是吗。在二楼客厅墙边的高腿茶几上，摆放着一台米黄色的电话机。刘少余揭下盖住电话机的罩布，抖抖，瞟了一眼期待地看着自己的众人，从嘴里发出“嗤”的一声。墙上贴着一张通讯录，刘少余的手指在上边移动，定在“法制科”那。他一个个地捺号码，捺好，对着话筒说：“法制科吗？我免贵姓刘，刘少余。杨科长在吗，在的话叫他过来接电话。”然后张开嘴在那等，手上还抓着核桃玩儿。少顷，从话筒里传来对方的声音。刘少余把情况简要复述，问对方应当如何处理。“这种事总不可能不处理，对吧？”刘说。然后两下无话，众人判断这会儿杨科长正搁下话筒，走向文件柜，扫视书脊，然后拉开玻璃门，抽出其中贴满小便签条的一本，蘸着口水翻动。很快从话筒里传来声音，杨科长建议各位股东按照公安机关查找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的相关规定到刑侦大队申请立案，依据是人员携带大量财物失踪，且在失踪前与他人有重大矛盾纠纷。刘少余又拨打刑侦大队电话，刑侦大队指引他们去大队报案。当日，大队值班领导是教导员，他指定分别在市区中队和技术中队实习的两名警院学生处理报案，有事向市区中队民警高晓强请示汇报。高晓强以前是北片中队的副中队长，因犯错误被降职。

　　十六

　　两名实习生都是异地儿郎。一名叫陈旻，蓄平头，戴眼镜，眼小鼻短，皮肤黑黄。个子显矮，性格温驯，然而并不柔弱。真要是打架，两个人拿不下他。他是跑步爱好者，每天跑八至十公里，周末跑三十公里，但凡有马拉松比赛就设法去参加。因为跑步，小腿肚鼓胀而结实，用手去抓，和抓石头一样。在刑侦大队，民警因工作需要常穿便服，只有陈旻穿制服，并且戴警帽、打领带，有时还戴白手套。他总是在腋下夹一黑色公文包，内藏材料纸、印泥和笔。从外表就能看出他做事比较拘谨，一板一眼。一名叫秦歌，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皮肤吹弹得破，然而思维和行动敏捷。相较于陈旻，他对打扮更为上心。有时甚至穿那种黑色、宽松的丝绸衬衣，衣上印制数只鼓翼飞翔的白鹤。其人爱笑，爱去体育场看球赛。陈旻每做一件事前，都会隆重地问：“秦歌，你怎么看？”

　　我们红乌股东一共有三十人到刑侦大队报案，后在高晓强建议下，精简为五人，以吴胜火为首。陈旻秦歌在大队会议室接待他们。陈旻秦歌要求他们出具唐南生有效身份证明。“兀哪里有哩？”吴胜火说。在我们红乌方言里，“兀”是助词，用于句首，无义，和《诗经》里“维以不永伤”的“维”近似。

　　“我们只是问一下。”陈旻秦歌说。然后在笔录上记录：报案人无法出具证明。他们又问：“你们是否在其他地方报过案？”

　　“没有。”吴胜火答。

　　“我们也只是问一下。”

　　接着，陈旻秦歌又问：“唐南生失踪前是否与他人有重大矛盾纠纷，有没有人说过要找他报仇、杀了他之类的话？”

　　吴胜火等人说：“这倒是没有。人生气倒是有的。”

　　又问：“有谁生气？”

　　他们答：“个个都生气。你说他欠人那么多钱，被欠的还不生气？说起来我们真是倒霉，摊上这么一个老板。我们烧香拜佛求他还活着，他活着就还能还钱。真要死了，我们什么指望都没了。”

　　之后，两名年轻人骑电瓶车到红叶宾馆，举起相机，眯着一只眼，对着唐的住房进行各个角度的拍摄。然后掏出镊子夹走唐留在枕巾上的碎发，并取走唐留下的指纹、掌纹。他们还扣押唐的手机、衣服、牙具等所需物品。他们开列清单，要曹姨作为见证人签字。曹姨急得汗如雨下。两人只好作罢。两人锁上房间，贴上封条。曹姨见此，脸色惨白，不停地跺足。秦歌问为何，曹姨说自己损失太大，一则这间房再也不能用于住宿，二则房客看见这间房门上贴着封条肯定害怕，别的房间也不敢去住。秦歌问房费一月多少，曹姨说六百。秦歌让她掏出手机，用微信转过去六百元。

　　“以后呢？”她说。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秦歌说。

　　“那别的房间呢？别人看了封条还敢住别的房间吗？”她说。

　　“你或许可以整块帘子盖住封条。”秦歌说。

　　如此曹姨才作罢。

　　就如何查找唐南生的下落，高晓强拟定“四三三”方案，让两名实习生逐项去做。“四”，即从人际往来、交通出行、财产处置、通讯通信记录四个方面查找唐南生失踪前后的活动情况。“三”，即从本市110、派出所接处警记录中比对查询，从周边地区新出现的绑架、杀人等犯罪线索中比对查询，从“全国未知名尸体信息管理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中比对查询。另一个“三”，即向报案人、唐南生家属及其他关系人调查唐南生的情况，制作询问笔录。

　　这样的方案，条理分明，对两名实习生而言锻炼价值巨大。它不但有助于两人熟悉工作流程，也快速培养了他们和各种人打交道的能力，比如事情找谁批准、找哪个级别批准，去车站、电信这样的机构调查时和哪个部门对接，来往公函应如何写。甚至致谢时是敬礼还是鞠躬、询问的口气是软还是硬，事先都要考虑好。

　　也正是通过这次调查，唐南生是台东人的说法被澄清。实际上他是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赖店镇留仙村十一组人，原名唐锣生，别名唐伟俊。其妻患结核病早逝，未曾生育子女。其家常年无人居住。前几年台风，老宅浸泡水中，自行瓦解、倒塌。

　　不过收获一时也就这么多。两人准备向高晓强请示，去调看视频监控。正当此时，以吴胜火为首的我们红乌股东前来献言，说现在探头这么多，何不去瞧一下呢。可谓不谋而合。高晓强说：“我何尝不知道去看监控。看监控已经成为我们公安机关最重要的破案手段。我们只要开展侦查工作，首先想到的就是调看监控。甚至可以说是‘本能地就想到。它在追溯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和收集犯罪证据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它神奇到什么程度呢？好比它是一只盒子，你只要揭开，就一定能发现里边有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在第一帧画面看不到的东西，在第二帧会看到。在第二帧看不到，在第三帧也会看到。只要我们想看，就总会看到。无非是看累了，多滴几滴眼药水。我记得有一阵子，我眼睛都看得充血。我听说，在很多地方，技术已经发展到这一步：监控系统已经不再是对事物进行被动地感知，而是像人脑一样，可以主动地去认识、分析。换句话说，已经用不着我们用肉眼去察看。遇有可疑处，它就自动示警。我们红乌也快了。也许你们实习没结束，我们的技术就到达这一步了。在这种情况下，感到沮丧的除开犯罪分子，还有我们刑警。刑警不再是侦查活动的主导，而可能只是监控系统一个可有可无的帮手。刑事侦查作为一项古老的、综合性的技艺，正面临失传的危险。你们学历比我高，见识比我多，我说的这些你们一定懂。”

　　“我们也只是接触一点点。”二人答道。

　　“你们知道这件事，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存在吗？”

　　“什么事？”

　　“就是去调查一个明显是跑路的人被侵害。这非常荒谬。你们知道这件事一直到今天还存在，是为什么吗？”

　　“不知道。”

　　“是我们不忍心拒绝刘老政委。你想，债户失踪，那不就是不想还钱吗。股东们应该去找‘处非办和经侦，可他们害怕在那边立案后，自己的钱没人还了。他们又不想让人家就这么不见了，因此想到来我们刑侦报案这一出，就说唐老板可能被侵害。你看人的心思是不是很微妙。这件事直到今天还存在，还因为荆教导把它当成一次演习，专门锻炼你们实习生。说说看呢，这些天你们都做了啥。”

　　两人将自己的调查经过一五一十汇报。高晓强一边听一边颔首，说“好”“不錯”“孺子可教”。然后他思虑再没有别的什么要锻炼他们，就说，现在你们可以去调看视频监控了。他说：“我的本意不是不让你们看视频监控。今后你们办案切记还是先看监控。我只是想交代，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有了监控，就丢掉其他侦查技能。你们得有一技之长，否则就容易被替代。看监控是连小学生都会的事。我说得对吗？”

　　“您说得对极了。”二人说。

　　“乖，去吧。”高晓强说。

　　十七

　　我们红乌共架设监控探头五千台，分布在大街小巷、重要路口、学校商场、机关单位以及居民小区。监控点还在逐年增加，可以说悄然间布下天罗地网。在红乌市区主干道，红绿灯一般安装在长臂灯杆上，有一天，人们发现，歇足于灯杆的不再是一排麻雀，而是望向各处的摄像机。陈秦二人去市局指挥中心查看监控材料前，好生做了功课。他们翻看、分析询问材料，并重新走访关键知情人，初步确定唐南生失踪于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三日夜，具体消失于肯德基至红叶宾馆的一段返程路。那么，去查找相关路段当天及之后几天的监控视频就好。这就好比在进行手术或尸体解剖前，先在肉体上比划，找准下刀的地方。

　　除开应酬，唐南生一天三餐都在肯德基快餐店解决。每次都是从永修路的红叶宾馆出发，西行至环岛，然后沿人民北路南下，经过两个红绿灯，到达开在原市区中心的肯德基。西行的一段距离是四百米，南下的一段距离是一千五百米。加起来是一千九百米。一天往返六次，合计十一点四公里，对应手机里统计的步数是两万步。唐南生将它理解为一种旨意，每天虔诚且甜蜜地去执行它，甚少违反。我的感觉是他虚无而疲乏的生活需要填入一副合金骨架，填入能让他感受到活着的东西。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测。肯德基是唯一到我们红乌落户的国际著名餐饮连锁品牌。开业之日，顾客队伍排到店外四百米处。一些原有的快餐品牌如KBC、麦肯基，有如李鬼见李逵，羞愧难当，无脸见人，拉上卷帘门歇业了。我们红乌人对肯德基的感情很深，虽然它招聘的员工都是本地人，我们还是常对她们竖大拇指，说：“你们干得好。”我们都知道，像星巴克、麦当劳、哈根达斯、赛百味这样的品牌是不来的，就是来了也会摇头走掉。只有肯德基不单来了，还租下整整两层楼。我们像是被封锁的国家，看见一位体面的朋友穿越迷雾，前来和自己建交。阳光每天穿过洁净的玻璃窗，照射到肯德基米黄色的餐桌上。我们红乌人举家出动，来到这过去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见的地方。那些小孩，定睛，抓着汉堡、鸡腿认真地吃，仿佛他们的胃天生就是为这些垃圾食品准备的。大人也忘记几千年饮食传统对自己的约束，变成“中西餐并重”的杂食者。肯德基外的十字路口原先是市区中心，曾有交警在路心岗亭值勤。在肯德基东边、和肯德基隔一条马路的是几代人的购物中心：百货大楼。仍然存在的柜台代表着森严的等级秩序。曾经，柜台里的人面无表情，高高在上，柜台外的人翻出辛苦一年赚来的一点钱，看着它被全部拿走。我听说当初有人为了能进柜台内工作，而向竞争者下毒。现在它早已失去往日的繁荣，就是照进来的阳光，也比别的地方晦暗。可是只要望见它，就像望见弃用的断头台，心中仍会感觉悚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是百货大楼集中了几乎全部物资，好让我们白白看着，数落自己的贫穷。肯德基斜对面是农行储蓄所，我记得储蓄所后曾有一幢四层的农行职工宿舍楼，墙体刷成青色。大约二十年前，宿舍楼被拆除，现在出现在它位置上的是一家酒楼。我记得我这一生第一次喜欢上的女孩，就住在那青色的宿舍楼里。我没有得到她任何眷顾，哪怕是一次礼节性的握手。在我脑海里，她是那么神秘、深奥、难以琢磨，她说的每句话都值得详加分析。我认为她配得上我这么爱她。直到互联网来了。在互联网时代，她即使没有说什么，但她选择过什么、关注过什么、对什么点过赞，还是无情地暴露出来。她的思想、见识、趣味，以及骨子和本能里的东西，被泄露一空。她变得太清楚。我为自己曾喜欢这样一个人感到费解和难忍。唐南生把肯德基的菜品挨个吃完，他最喜欢搭配一杯冰镇可乐。他一边用餐，一边摆弄两台手机。有时他会来到门前台阶，坐下，看像大规模迁徙的鱼群一样打马路经过的骑电瓶车的中学生。有时他会对落群者说：“小女生，我跟你讲，你知道你有多漂亮吗？”她们在经过时会看他。她们心里的话是那么明显。她们边看边用眼神示意同伴，似乎在说：“快瞧，这里有一个台湾佬呢。”

　　我们红乌探头的架设规律是越靠近市中心，架设越密。陈旻秦歌二人踏勘发现，在肯德基周边，直径二十米的区域内，架设有三十余台探头。北上一公里，平均五十米架设有一台探头。再北上五百米，平均一百米架设一台探头。永修路总长六百六十米，架设五台探头。其中一台呈半球状，架设在通往人民公园东北门的岔路路口，监控距离不足十米，主要为监控进出公园人员。可忽略不计。另外四台为枪式摄像机，分别架设在距离环岛〇米、二百六十米、四百六十米、六百六十米处（我们不妨将之称为A机位、B机位、C机位、D机位，除A机位镜头朝东，BCD机位均镜头朝西）。这款枪式摄像机最远监控距离为六十米，因此整个永修路留下三块长度均为一百四十米的监控盲区，分别处在AB机位之间、BC机位之间、CD机位之间。大致情况如下：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盲区会被消灭。制造和铺设摄像头的成本越来越低，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去扩张繁衍。它们繁衍起来就像城南荒地上的荆豆一样迅猛。但就目前而言，我们红乌摄像头的安装仍然受二〇〇九年和二〇一七年两次政府拨款的限制。拨款多少，采购到的探头就是多少。有限的探头被优先安装在重要场所，像永修路这样案发率低的偏远路段，分配到四台已属不易。安装前，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的民警数次前来踏勘，进行测算，充分考虑了“点和线”“点和面”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将监控点设立在这四个地方，符合“布局经济合理、监控效率最大化”的预期。如果通过监控观测一辆奔行在永修路的汽车，那么每隔一会儿，我们就看见它消失一下，然后又重新出现。这就像是骑自行车的少年，穿过别墅群那边的马路。我们透过别墅之间的缝隙看他时，他是出现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再出现一会儿。我们据此也能完整复原他的行为。

　　这是陈旻秦歌二人第一次调看监控视频。他们找到九月十三日永修路B机位的监控视频，在下午四时往后一点的时间，发现唐南生背着牛皮书包往环岛方向走。他是那么好辨认啊，因为他身高只有一米五〇，并且一条腿略长一条腿略短，因而走路一高一低。还有，即使是在画质不很清晰的监控画面上，人们也能从他身上看出其所散发出的一股子自恋气息。我们常在一些面部浮肿、长相丑陋的中老年男人那看见这种自恋。唐南生往前走时，总觉得身后每个人都在驻足或回头看自己、欣赏自己、啧啧称赞自己。他将两手插入裤兜，不时甩动顶上的一小绺头发。他的背上仿佛长了一千双毛茸茸的眼睛，在对着你不停闪动。啊，真是让人恶心坏了。接着，陈秦二人在架设于环岛的A机位那，看见唐南生走来的景象。他们就要一个个机位地看下去时，指挥中心副主任王一涵过来，抓住鼠标，连续点击数下。也就是到这时，陈旻秦歌二人才知道，在高晓强那还只是展望或者说期待的人脸识别技术，市局指挥中心已经在应用。他们想起学院教授反复说过的一句话：“科技比我们的想象要快。当我们还在设想什么东西并且这种想象还没结束时，科技就已经将它呈现出来。”王一涵点击放大视频中唐南生的脸部，然后停在那儿。仅仅只是稍加等待，原本模糊的唐南生头像变得异常清晰。“是不是他？”王一涵问。

　　“可不就是嘛！”秦歌说。

　　王一涵又点点鼠标，于是电脑自动对唐南生的眼角、鼻尖、鼻翼及嘴角等关键点进行定位、描述，依据这项数据，它到视频库里自动进行人脸比对，很快回溯出唐南生所有被监控到的行踪。陈旻秦歌二人主要察看唐失踪前几小时的活动。他们看着唐一会儿从画面上端走到下端，一会儿从画面左侧走向右侧（或者相反）;一会儿从小变大，变得清晰，一会儿从大变小，变得模糊;一会儿从这帧画面消失，一会儿从那帧画面出现。唐南生花了一小时才游荡到肯德基。傍晚六时一刻他走出肯德基，并在出门时和一人相撞。画面显示出此人特征为“男性、成人、短袖、长裤”。王一涵说：“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人身份证号码是多少、亲属是谁，分分钟就能查出。”唐南生和那人不肯相让。那人将唐推回至餐厅，自己走进去。唐再度出门时，回头看着里面，满腹闷气，喋喋不休。王一涵说：“如果你们想听清他骂了些什么，那也是能办到的。”而后，唐在肯德基前的台阶上坐下来，他一边单手握住胯裆，一边不由自主地看向过往的女人。如果女人是骑电瓶车飞驰而去，他的脑袋像是受惊一样猛转过去。如果女人是走路，他转头的速度也会放慢，一直目送她们消失。他伸直两条短臂，大张开嘴，狠打了几个哈欠。然后，在傍晚六时三刻，他起身北上，向红叶宾馆的方向走去。人民北路是一条坡道，沿它北上，容易吃累。唐南生走走停停。马路西面开着一溜内衣店、蛋糕店、咖啡店、珠宝店，相对时尚。东面房子破旧，开着手机卖场、烟店、小吃店、性用品店。唐南生自然是掀开门帘，进性用品店去了。中途他举着一个粉色的倒模出来，就着光看，还尝试掰开它双腿，然后又送回去。再度出来后，他拍打着双手，明显是什么也没买。性用品商店上方是一家小规模的家电城，门口摞放着一堆液晶电视，正在放“维密秀”。唐南生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少顷，他往上走，看见鑫宇形象设计的员工统一着装，在门前站成一排，接受店长的训话。这次训话似乎是因为有一名员工在店外抽烟。“我不是说不允许你们抽烟，而是你抽烟能不能死远一些抽，能不能脱下制服抽？你知道人设对我们生意对我们事业对我们实现‘五个一目标的重要性吗？我们的人设难道是松松垮垮地站在店门外，把烟往嘴里送，抽一大口吗？”店长说。然后他问一句，那些员工就集体答一句，要么是“好”，要么是“不能”。唐南生继续北上，这里是公交公司啦。已经下班的师傅就着门口的石墩六个人一伙地甩纸牌，旁边是送来的若干份快餐，用一只大薄膜袋子装着，袋口扎紧。应该是饭还没送来。唐南生踮着脚看一个人手里抓的牌，那人看他在看，将展开的牌合拢。不过唐南生还是饶有兴致地将这一局看完。似乎是有人邀请他来顶替自己，他伸出一只手，摇摇，说不会。“这一块的监控显示得真清楚啊，连打牌人嘴里的一块银牙都照出来了。”秦歌说。再往上，过红绿灯，就是原政府大楼。政府搬去城东后，大楼让给公安局。我曾经在公安局上班，也曾在政府上班。后来我辞职去了外地。唐南生在陈旻秦歌目光的紧盯下，继续浑然不知地朝北行走。过第二个红绿灯就是人民公园南门。人民公园占地三百二十亩。人民北路的北段和永修路紧贴它的西面和北面。人民公园的南门前，有一块两个篮球场大的广场，时有老妇人结伙在此跳舞。这一天也不例外。通过视频画面，陈秦二人发现唐在广场边上的石凳上端坐良久，后来弯腰，让双肘抵在大腿上，又用双手抱住低下的头。他似乎在经历一阵巨大的病痛，兴许是胃痉挛，总之能看见他的上身在颤晃，特别是背部。在他面前，滴下一摊水。不久他们知道，唐南生那一滴接一滴往下滴的并不是汗，而是眼泪。他也不是身体不好，而就是悲伤。这简直是奇迹性的发现，此前可从没人看见这样一个无耻之徒哭啊。他哭泣的时间特别长。那哭泣的水箱干了，又添进来新的一箱。那些跳舞的老妇人们表情麻木，专注于自身肢体的动作，对此一无所知。唐南生边哭边拉扯头上的头发，他口袋里全是从肯德基顺来的纸巾。他展开纸巾擦拭鼻涕和眼泪，然后将它们揉成团。地上到处是他扔下的纸团。走上马路后，他一次次将双手朝两旁的空气插去，脸上还在哭泣。这时有人看见他哭了。通过监控视频，陈旻秦歌发现，有一辆密封式三轮车和唐南生相向而行。唐南生在马路东边走，三轮车在马路西边走。接近时，三轮车驾驶员撥开塑料车窗，探出头观看。其间，车辆并未减速，但轮子向唐南生这边拐过来不少。似乎是为了凑近看清楚一点。而后，三轮车加速，扬长而去。在人民北路的北段，路西是废弃的钢管厂宿舍，路东是公园围墙，五百米的路程，摄像头的架设开始稀疏。这里应该有五块各长四十米的盲区，其中第三块被博物馆自装的摄像头拍摄到，因此只剩四块。陈旻秦歌看见，唐南生带着他被路灯照射出来的影子，一次次出现在镜头里，一次次消失在盲区。直到他来到环岛。在环岛他已经完全正常，既不看路上的行人，也不哭泣，而只是专心于如何走回红叶宾馆。永修路上的A机位和B机位捕捉到他东行的踪迹。但是在经过B机位，走入那段长达一百四十米的盲区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C机位一直没有拍摄到他到达红叶宾馆。这时是九月十三日晚八时〇四分，从这时起他失踪了。也可以说“不翼而飞”。

　　十八

　　唐南生消失于永修路上第二段监控盲区。盲区内，路南有住户二十六户，路北有二十五户。路北之所以少一户，是因为要留下一条巷道，便于车辆通行至附近的裕丰村。陈旻秦歌二人认为，九月十三日晚，唐南生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失踪，只能是通过以下途径：

　　（1）从巷道离开;

　　（2）进入永修路五十一户人家中的某一户;

　　（3）搭乘路过的交通工具（滴滴、公交、私家车）离开。

　　以吴胜火为首的我们红乌股东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他们认为不能排除唐南生搭热气球逃走及被化尸水处理掉的可能性。我记得很清楚，就在两名身高相同的预备警察走进永修路的同时，寒冷的天气跟着降临。天空压得很低，雪花在风的吹动下到处飞舞。沉甸甸的落叶堆在沟渠旁。地面变得湿滑，车辆一辆辆奔行过去，各种款式的轮子卷起地上黑色的泥水。几乎还在上周，人们还穿短袖上衣，本周就不得不穿上秋衣秋裤、羽绒服，围上围巾。夏天它消失得比爱情还快，而冬天一旦来临就坐稳它的江山。我想起自己离开红乌，就是源于对枯燥无聊的工作和湿冷天气的双重厌恶。北方的干冷是可以抵御是可以去好好相处的，南方的湿冷却不能。南方没有暖气，室内的水泥地总是渗水，比室外还冷。人穿的贴身衣服过了一会儿就湿透，粘在脊背上。人被逼得没有地方可去，人宁可抱着烧红的铜柱把自己烧死，也不愿意待在寒冷刺骨的世上苟延残喘。我记得就是在这样的天气中，我和兄弟被迫走向路边，解下龙马运输车冰冷的车厢挡板，拆开绳索并将它从扣眼里抽出来，掀开青色苫布，将从外地批发来的货物搬进仓库。我们家做了几十年的小生意，一家人活下来全仰赖于此。现在只要看见运输车我就恶心，这种恶心甚至波及到蓝色这种颜色，因为当初所有龙马车的车厢都刷着这种颜色的车漆。甚至听到这种车鸣笛我也会冷得哆嗦。一听到，我就想到自己要张开皲裂或长着冻疮的手，去提捆扎在纸箱上的打包带，让它的边缘像刀一样割进指肉里。利润是如此的少如此可怜，人还得在这样的天气出来劳动，累得半死。父亲的脸和冬天一样冰冷、没有表情，只有简单的命令和无可挽回的裁决。想让他过来搂住你安慰你，做梦吧。一切所见全是彻骨的冰冷。树枝是冷的，桥是冷的，枯草是冷的，水洼是冷的，甚至在店铺和餐馆帮忙的女孩也是冷的，因为没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愉悦，只有负担。与之性交有如自我谋杀。河里边没有水。依据一动不动的电线杆，我们知道该死的柳条在飘拂。我还记得一位养老院的老人不慎滚下床后，冻成冰柱。火化的时候，人们要用铁锨先把冰敲碎。

　　我看着两名预备警察，仪式感十足，按照“南一家北一家”的次序，一家一户地进行搜查。从盲区西头一路搜向东头。我赌他们手里没有搜查证，后来事情被证实果然如此。逐户搜查是两人的意志，他们需要通过这种方式体现自己对人生经手的第一起“案件”的重视。没有人给他们别的机会。我们常在一些球队替补队员那看见这种郑重其事。哪怕只是给这名队员几分钟的出场时间，他也会把事情的程序做足，把它产生的可能性都实践掉。哪怕教练本意只是想利用换他上去消耗一些时间。我们红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领导的想法也是这样，只是出动两名实习生来搪塞那些更江南的股东。要是有人质疑，领导会说：“他们就不是警察吗，还考上了研究生呢，比我们所有人学历都高。”领导不会批准他们去搜查，也不会阻止。领导不会说“你们去做做样子吧”。面对他们高涨的热情，领导只是强调：“切记不要惹出事来。”因此我赌他们拿了一张过期的或是空白的搜查证，在入户前以闪电般的速度取出来又放回公文包，表示已经向户主出示过。神态不失自然。前边交代过，永修路过去叫农商路，是农民进城买房的地方。因此这里的住户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法律程序了解更少。你就是不出示搜查证，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陈旻秦歌就这样一户户地进去，东寻西觅，翻箱倒箧。席梦思床垫都推起来，怕床下藏尸。家里还有未填封的水井的，须拿长杆捅向井底，看有无异物。后来他们还游说在警犬中队实习的同学牵来一条四腿棕黄、前额发黑、背部滚烫发热的德国狼犬。狼犬进门后找到楼梯，一跃而上，把每个房间跑遍，然后快速回到楼下驯犬员跟前，摇晃尾巴。应该是等待后者计时，给它奖赏。挺吓人的。陈旻秦歌二人一直没有搜到唐南生失踪的证据和痕迹。他们搜到一家时，有几名街坊正聚拢在客厅带孩子。陈秦二人忙时，她们欲言又止。等两人要走，她们中的一人轻轻捉住他们的衣裳。

　　“有什么事吗？”陈旻秦歌问。

　　那妇人低下头正要放弃陈述，旁边有人推她胳膊。于是她鼓足勇气，举起左手，让拇指和食指的指尖相连，构成一个圆圈。同时拿右手食指捅那个圈。

　　“啥意思啊你？”陈旻秦歌说。

　　她领他们到窗前，指向对面某家，说唐老板可能和那家人有奸情，五十元一次。“冇那么贵哦。顶多三十一次。”旁边有人斧正。

　　“不过。”妇人说。

　　“不过什么？”陈旻秦歌问。

　　“不过不要这么快就过去查，免得她知道是我说的。”她说。

　　陈旻秦歌对视一眼，兵贵神速，出门骑上电瓶车往对面冲。还是依靠前轮撞上墙壁，车才停下来。他们嘭嘭嘭地拍打防盗门，大叫“有人吗”。而他们刚离开的那户人家已闭好门，窗帘也拉上。家中在放的电视想必也关掉了。一名大马脸女人慌里慌张地打开门。她理着长波浪发型，给本来就大的眼睛画了眼线和眼影，使它看起来有如牛目，给丰厚的双唇也抹了鲜红的口红。她还可能隆了鼻子。这么冷的天，她微微敞着雪白的胸口。可以说，为了使自己变得富有吸引力，她尽了力。可是这张脸给人的最大印象还是死气沉沉。

　　“说，你把唐老板藏哪去了？”陈旻秦歌问。

　　女人听不懂，木然地看着他们。少顷，她坐向地面，又侧躺下去。然后不停蹬双腿。两名实习警官问：“你这是咋啦？”

　　“哎呀，你们这样诬赖我，我要死了。”她说。

　　她越如此阻拦，陈秦二人越觉得其中藏着猫儿腻。他们强行往里突，女人则紧抱住他们双腿。他们要想向前迈一步，就得拖动一次她长而丰腴的身体。永修路的街坊多半围过去看，觉得事情就要水落石出啦。后来陈秦二人依靠居委会帮忙，还是对女士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女士情绪平复后，也对她进行了问话。结论让人扫兴。她和唐南生没有任何瓜葛，她甚至没听说過唐，也不知道更江南。房里挂满她糟糕的油画和诗作。她作为一名文艺青年的身份被暴露了。这就是她羞耻的根源。不久，在我打点行李返京时，我听说她搬去邻县。她家防盗门上多拴了一道链条锁。她跑得就有那么快。我仿佛看见她在逃亡时双手捂着脸，自言自语：“好了，叫你不嫁人，叫你不上班。”

　　王池深站着发呆，任内心充满后悔和责怪的情绪。片刻后，他开始向大家（其实是向潘洹夫一人）表露态度，他才不会实施这一计划呢。在确信白板上一个字也没留下后，他快步走向门边，摁熄所有的灯，说：“你们以为我真的想弄死他啊？我只是气不过罢了。我从小就知法懂法，遵纪守法。”少顷他又补充：“这事也就说说，出出气，谁还敢真干哪？”

　　“有什么不敢的，怕么事？”有人问。

　　“要干你去干，我可不干。”王池深说。

　　“好玩！是你叫我们来干的，你現在又不想干了，你是么事意思？”那人说。

　　王池深没有回答，他拉开抽屉，取走自己的手机，又拉开门扬长而去。大家在昏暗的光线中推推搡搡，低声骂娘，挤向抽屉那儿翻找手机，然后作鸟兽散。今后，每当王池深想重启这一计划，就会想及潘洹夫那近乎诅咒、过为不祥的眼神，因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它。那些和他志同道合、一门心思要弄死唐南生的人对此有双重不解：一，潘洹夫也是投资受损失的股东，实在看不出他会有什么理由同情唐南生;二，从聚议那天潘洹夫的肢体语言及眼神里，大家看见的是他对行动的绝对支持。支持到什么程度呢？支持到手舞足蹈。拍桌子时还双足离地，往上跳。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样的人会背叛我们呢？”他们问。

　　事情解释起来过为复杂，王池深选择不去解释，只说“你们听我的没错”。很多天以后，在他被捕，并且确认自己落网就是因为潘洹夫举报之后，他对那名他引为知音的讯问者说出自己忌惮潘洹夫的理由。“因为他热爱真理，”王池深说，“他热爱就会去支持。这种支持彻底而深入，很容易转化为行动。也就是说，一旦他认定什么事，就一定会为它做点什么。然后……你会，悲哀地发现，真理在他心中并非像磐石一样坚固，而是像气候一样始终在变。你懂吗，昨天他还支持的真理，今天就反对了。他转而去支持一个和昨天的真理完全是对着干的真理。他在两次的支持中投入的热情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今天你看见他支持我们以私刑处死唐南生，明天又会看见他以同样的热情支持你们逮捕我们。哪怕这对他没有半点好处。这就是我害怕他的地方。”

　　王池深下决定按原计划行事，是因为志同道合者不停地催促。一段时间以来，聚会商量如何处死唐南生成为这些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有时他们不需要谁召集，到了点，就不约而同来到某处，从日升到日落地聊起来。他们开始聊的时候，自动接起上次结束时留下的议题。这次聊天结束以后，又为下次聚会预备新的议题。这使我想起烤火，新的一次烤火总是由刨出昨日掖在灰烬之中的炭火开始，到再为明日埋好接续的火种结束。在聊天中，懦弱的人因为处在集体中，胆量被释放出来。他们往往表现得比别人残忍十倍。为如何弄死唐南生并且装扮这具尸体，他们提出许多让人不安的建议，这些建议最终一一得到落实。在聚会的次数达到一定数量后，他们中有人开始伏在桌面哭泣。这种屈辱的情绪感染了大家，使大家对自己恨之入骨。“我们只是口号上的巨人同时是行动上的矮子啊。”哭泣者说。他说过之后，行动就没有拖延和迟缓的余地了。王池深能做的是带领大家举香，朝黑暗中的关公像鞠躬作揖，并且祈祷。他祈祷潘洹夫装聋作哑，少管闲事。另外他也庆幸，在具体实施行动的那一天，潘洹夫恰好去省里参加由一家医疗美容有限公司举办的“医商财富分享会”。

　　九月份，当唐南生失踪的消息传出来时，潘洹夫站在路边，右手握拳，将拳头击向等候在半空的右掌，面露神秘之微笑。他让路人拍下自己这一拱手照，发到朋友圈，并配图说：“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呼气兮成白虹。”仅仅几天后，同样在朋友圈，他又发出疑问：“求教：以不公正的方式对待对自己不公正的人，就是公正吗？”你无法知道，这样的疑问出现，是一段时间持续思考的结果，还是灵感的火花刚刚冒出。你只能确定，自从它来了，就像最凶猛同时最具耐药性的癌细胞，就在他的思想之躯体扎下根，再也不会离开了。它只会不可逆地变大、扩散，终至于不可收拾。就像王池深后来说的：眼瞧它从一滴水珠变成溪，从溪变成江，从江变成海，又从海变成大洋，或者从一颗卵变成鸡，从鸡变成鹅，从鹅变成猪，又从猪变成大象，你根本无法把这样的想法掰回来。在历史上还没有先例。“他他妈绝对是个疯子。”王池深说。王池深在看见潘洹夫发出这样一条朋友圈消息后，汗如雨下，敏锐并悲哀地意识到，自己在自由社会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他想把潘洹夫也杀了，为此还绘制草图数张，对步骤进行设计。但最后他只是利用假证搭乘高铁，去了理论上能到达的最远站点，在那里隐姓埋名地生活。“然而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后来王池深对民警说。

　　此后，几乎是每三天一条，潘洹夫在朋友圈发出自己对“私刑”这一方式的思考：

　　一问：你决定对一个人采取私刑，依据的裁量标准是什么？是国法（包括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宗教的经文、《论语》、江湖规矩、行业规定，还是只是你自己的“良知”与“理性”？

　　二问：你为什么相信自己的“‘良知和‘理性”就是“‘良知和‘理性”？有谁（包括机构和人）为它背书？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它不是“一时的冲动”或者“泛滥的兽性”？

　　三问：在实施私刑的过程中，你如何做到只是惩罚罪犯，而不夹带任何发泄兽性的私心？如果你自信能做到这种单纯，你又如何确保你的同志也会做到？如果别人质疑你是在发泄兽性，你能提供什么证据证明你不是？

　　四问：你得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在惩恶扬善，为恢复社会的公正秩序而努力，还是“狂热于暴力和血腥本身”？如果答案是前者，你能“确保自己掌握好惩罚的度”吗？能做到不偏不倚吗？你具有这样的专业背景和技术条件吗？能充分讯问和询问当事人吗？能广泛、深入地取证吗？你会允许当事人聘请律师吗？你允许他为自己辩护吗？你能给他提供一个“看得见的诉讼程序”吗？你为审判配备了陪审团吗？你能把案子办成铁案吗？

　　五问：如果无法从技术和程序上保证私刑的公平，你又怎么能确信自己是在消除不公，而不是在制造新的不公呢？又怎能确信自己的行为是1-1=0，而不是1+1=2，也就是使原本只是一份错的错变成两份错呢？

　　六问：如果你认为自己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处置死者，那么死者的儿子同样也认为自己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处死你。然后，你的儿子也认为自己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处死死者的儿子。然后，死者的儿子的儿子也认为自己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处死你的儿子。然后你的儿子的儿子也认为自己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处死死者的儿子的儿子。如此冤冤相报，世代为仇，人类如何看得见出路。你会认为你所据有的是绝对正义，死者的儿子所据有的就不是吗？如果死者的儿子这么干了，你不支持你的儿子针对他也这么干吗？他们不但和你一样认为采取私刑是权利，简直还是责任和义务。

　　七问：为什么数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政府承认个人有私刑的权利？你不觉得现代社会之所以还在有序地运行，基础之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停止行使私刑的权利，将它让渡给了集体吗？这是基本的契约。我们中有谁动用这一封存的权利，都是对契约的凌驾和践踏，都是对他人为社会默默付出的伤害。

　　八问：如果我们不能保护自己厌恶的人免受私刑之害，也就不能保护自己和亲人免受同样的伤害。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良知和‘理性”。我们面对具体法律条文能够自信地生活，面对浮动、多变、那一千个人的“‘良知和‘理性”，却只能恐惧，担忧，不再具备任何安全感。

　　九问：为什么越是学历高的人越视私刑为洪水猛兽，而越是文化水平低、受教育少的人越是迷信和崇拜这古老的裁量方式？我们衡量一个人是否进入现代社会，其重要标志不是他是否在使用肥皂、香水，而是他是否克服了私刑的欲望。我们不能葬送一代代先人为我们搭建好的文明大厦。

　　他继续写：我为自己感到羞耻。

　　他又引用约翰·多恩的诗句：

　　无论谁死了，

　　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你而鸣。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十三时五十分，在一阵强过一阵的焦虑感的催促下（据他自己说，就像是一阵又一阵的涟漪从手臂扩散到全身），他站起身，拨打110。一俟接通，就说：“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呢，我得报警，唐南生被杀了。”接电话的是名姑娘，因为饱受报假警、报假案之苦，她一边说“请讲”，一边本能地提醒：“谎报警情可是要被行政拘留的。”

　　“我怎么可能报假警呢？我知道唐南生老板被杀了。”潘洹夫说。

　　“你慢慢讲，他被杀了，在哪被杀了？”

　　“我不确定是在哪被杀的，我知道杀他的都有谁。”

　　于是，潘把那天聚议的时间、地点，以及参与人员姓名，详尽说出。其中一人叫孟祎，他强调“祎”是“示字旁加一个韦字”，而非人们常用来写他名字的“一二三四的一”。“你们找这些人一个个问，没有问不出来的。”潘洹夫说。挂电话后，因为感到禁锢自身的道德束缚已解，他来到窗边，看窗外正在燃放的烟火，朝胸前不停挥动右拳，后来又撕去二〇一九年日历的最后一页。在去公安局刑侦大队录口供时，他对民警说：“你不用保护我，你就跟他们说是我举报的，我承担得起。我的眼睛容不得任何沙粒，沙粒不取出来，我苟活何益？我若有一天为此事而死，也是死得光荣，死得其所。”

　　警方派出六队人马，将在红乌的六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另外三人有两人火速回来投案，一人尝试继续逃亡，虽然戴了防尘风帽和口罩，并且压低帽檐遮住眼睛，还是被外地警方很轻易地抓获。他们一个个股栗欲堕，汗出浃背。其中一人在警方还没有把他带到讯问地点讯问前，就已把杀人经过完完全全、详详细细地倒出来，使得同伙没有发挥之余地。

　　二十

　　永修路三十八号住着一对进城做早餐生意的年轻夫妻以及一双儿女。我对他们家有印象是因为他们房子面街的墙体，没有装窗子，露着两个很大的洞口。他们买房时房子就是如此，他们可能还想把它出售。我们知道，一旦要卖房子了，花在房子上的装修款就全打水漂了。不过我记得他们在永修路住下至少也有七八年。在这七八年里，他们那发育很早身材瘦长同时脸色酡红的女儿，似乎从未停下奔跑的脚步。她整天和弟弟在马路和场基上，像狂蜂一样按“8”字形的轨迹追逐。总是她在前边跑，身量只有她一半的弟弟在后边追。总是她打一下他，或者只是做出打的手势，他就像感应机器人一样埋头追起来。我们在她的奔跑里看出真切的慌张（啊，她弟弟简直要吃了她），然后在意识到将对方落下太远后，又原地蹬跳，等待他接近。有时，她就是端一碗粥在门外吃，双腿也在持续不断地踏步。她的妈妈总是对那些被她冲撞得七零八乱的邻居说：“唉，我真巴不得她被汽车撞死。”

　　我忘记她是叫张霞还是张丽。

　　我问母亲，母亲在电话那头说：“我本来是知道的，要死呗，你这一问，我一下子记不起来了。”这名不知道是叫霞还是叫丽的姑娘，在她倒了大霉的这天上午，从永修路西头的环岛，铆足劲朝东边跑。她在来往奔行有如相向移动的“撞岩”的车辆的夹缝中穿行，反超了一辆无声无息奔驰的电动三轮车。后来她跑向路边。她拨开几乎是刺向她的枝梢，以跨栏姿势飞过数个中心积水的沙堆。有一次她提前伸出并拢的双手，在它们接触到共享单车座垫的同时，一推座垫，将自己的双腿摆到空中，从一侧翻越过去。人们看见奔跑的她脸上有两团小肉在上下晃动，辫子在脑后一蹦一跳。她张大嘴，像飞机将横幅拉出来并展开在空中那样，将要说的话扔向身后。“来啦，公安局的来啦。”她喊。她躲开一切危险，却几乎是在最平安的地方，像是被巨大的磁力吸附那样，扑向一辆从巷口缓缓驶出的小客车的侧面。“兀哪里叫作行驶呢，比乌龟爬行还慢。”司机逐一向人解释。有几人目击，不过他们婉拒司机要他们作证的恳求。他们都看见是她张大四肢，飞到车身去。她鼻子被撞平，一只眼睛又青又紫，难以睁开。一只手脱臼。有人怕她窒息，说要把她舌头拉直。司机就着自己的车，把她送往医院。

　　在她报信之后一刻钟左右，一辆轮胎有微波炉那么粗的特警防爆车、一辆福特福克斯警用轿车、三辆瑞风警用面包车、一辆法医用车、两辆施工车、两辆装满工人的大三轮车以及一台挖掘机，带著一股巡游或接受检阅的凝重，依次开进永修路。一直到来到我们家附近，才停下。一批辅警提着锥筒下来，以那棵看起来又长大不少的伞状的树为中心，设置一个面积约大于一百四十平方米的警戒区。十五名警察、辅警背着双手，站在警戒区外沿。我在微信朋友圈和一些群里看见有超过三十人发布视频。有些人是站在人群外拍，他们高举双手，使镜头越过挤挤挨挨的前人。有些人是通过自家二楼的窗户往下拍。有一人是透过屋顶麻将房的窗子往下拍的，画面中出现自动洗牌的声音以及挖掘机那高举到空中的橙色长臂，不过后来证明这机器没发挥什么作用（也许它起的唯一作用是为不停赶来的围观者提供一个路标）。拍摄者一边拍一边压低声量介绍，他们说的话以及采用的夸张语气几乎一样：“快滴昂喏（快点喏），嗯搭都来壳哦喏（你们都来看喏），唐老板个尸要挖去来哦（唐老板的尸要挖出来哦）。”这些视频的碎片，组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整体，使我对这件就发生在我们家门前的事有了充分的了解。这一天，天气阴沉，根本找不到太阳在哪。建筑物像浸在乳白色湖面的座座岛屿或停泊的船只。不过，近处的能见度又出奇得好。每个出现在镜头里的人都像被特意抠过图，留下发亮的轮廓线。包括长着卷毛的棕色小狗，镜头纤毫可辨地拍下它四条腿先后落向地面那勤勉而欢快的过程。因为寒冷，人们在镜头里咧开嘴，牙齿打战，搓手，或者将手插在袖子里。警戒的警察普遍穿着带毛领的警服。如果有人尝试往前跨上一步，他们就会将早已准备好的话说出来：“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一名似乎是带队者的警督拿起话筒大声说：“肃静，肃静。”他这样喊并无必要，因为人声哪怕是异常嘈杂，也不会影响挖掘那有条不紊的进度。不过警告还是起了作用。在往地底下推进的电镐停止工作时，现场只是传来一些咳嗽声以及像是有很多老鼠在棉花地里穿行的窸窣声。那是人们默默往前挤时羽绒服擦来擦去的声音。围观的人很多踮着脚，也有人踩在砖头或找来的凳子上。人一共围了七层。在人民北路和永修路上，不时还有新听到消息的人骑电瓶车赶来。最里一圈的人获得观察的最佳视角，他们非常珍惜得来不易的机会，像抗洪救险的官兵那样，表情坚毅，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人墙。有一些卖水果、零食的在附近转悠，有人因此在这里吃上热乎乎的水豆腐。

　　在三台电镐的击荡之下，一块有我们家客厅那么大的地面——它就像一块打着黑色补丁的鸽灰色地毯——被分化为一颗颗碎片。红色的土基显现出来，四五名工人上前，高举锄头挖掘。锄刃挖进去后，他们借势扒拉一下，以使泥土变得更加松软。一会儿，他们暂时撤下，顶上来四五名持铁锹的工人，后者用脚踩住锹肩，使锹头没入地面，然后把这一铁锹的泥土铲出来，浇向一边。那棵长势喜人的伞状的树，被刨了出来。它被抬上三轮车时，根部还紧紧抓着大量的泥土。考虑到挖出来的砾石及泥土可能含有证据，警方铺开聚乙烯彩条布将它们盖住。在今冬的第二场雪像撕碎的纸片从天空晃晃悠悠飘下来时，从现场传来消息。一名哑巴工人把铁锹往地上一插，指着某块地方向警察示意。“啊吧，啊吧。”他这样发音时看不出来有多激动也看不出来有多不激动。警察循着哑子坚定的食指所指的方向看过去，发现泥土里伸出了一根像是胡萝卜的手指。之后的挖掘工作改由法医及其学徒进行。几乎在人群想朝前挤上一步的同时，执勤的警察往外迈出一步，扩大警戒范围。法医对着现场拍照，然后和学徒推测出尸体在泥土中的位置，用石灰标记出。石灰线外的仍用锄头挖掘，石灰线以内的则用小平铲来铲。一会儿，死者的胳膊显现出来。一会儿是鼓隆的肚皮。随着尸体暴露得越来越多，空气中开始弥漫一股惊人的臭气。就是一万篮的臭鸡蛋、一万对死鸟、一万担厨余垃圾外加一万缸的粪便，也比不上如今人们正经历的这股像蘑菇云一样向外扩散并且其威力并不随着扩散而减弱的臭气。长着灰羽的麻雀从天空笔直掉下来。一些自豪能挺过严寒的花朵开始发皱、自枝条掉落。人们普遍头晕脑胀，眼睛翻白。有的人还没来得及跑到沟边，就已开始呕吐。有的一边呕吐一边翻滚自个儿，这也是奇观吧。警察都戴上口罩。事后，我的母亲在我的姐姐、妹妹协助下，给家里每个地方打上消毒液，用毛巾擦，用水清洗，复又喷上芳香喷雾。面街的窗帘也全部撤换。过去我母亲总是不舍得扔这个不舍得扔那个，这次都被我姐姐和妹妹随手一扔，就扔了。她没有半点异议。尸体完整显现出来后，法医和学徒用毛刷细心刮走上面的泥土，好像是清理一件工艺品。唉，“那模样实在吓人，说起来也使人不寒而栗”。唐南生的腹部挺得差不多有我们吃饭的桌子那么高。全身漆黑、肥肿，像“熟得裂开了表皮”的烤红薯。可能是光线的原因，在另外一则视频里，尸体的颜色又和葡萄一样紫。看起来他就像一只酒足饭饱的青蛙，正张开四肢躺在地上晒太阳。有人说他双臂之所以张得这么开，是因为生前双肘被用反关节技术掰断。一名学徒用竹竿挑落缠在他脚踝上的带蕾丝边的丝绸三角内裤，另一名学徒张开塑料袋袋口，让这条沾满泥土的内裤落进去。唐南生的阴囊胀得像只大柚子。那男性标志物被剪掉，如今塞在他的嘴里，鼓鼓囊囊的。就像普鲁斯特形容乔托壁画“七恶质”之“贪欲”（嫉妒）一样：“为了把蛇含进嘴里，她的面部的肌肉全都鼓起来了，就像小孩儿吹气球一样。”唐南生生前曾对一些性服务者说，他平生最大的愿望是死，第二大愿望是能亲吻到契弟，如今有人打包满足他了。唐头顶那绺宝贵的头发、一对吊梢眉以及还算浓密的花白胡子全被拔光，饱满的额头上留着边缘整齐的小洞，都可以通过这些小洞猜到砸下去的石头的大小。他的颈部留下多处被撕扯的伤口和斑纹，法医在泥土里找到钢丝钳。应该有人用钢丝钳拧住他颈部的皮肤，旋转几圈，然后扯断。在泥土中还发现大量的发暗的血迹以及一只拉锁式透明塑料袋，袋子里保存着一张材料纸，写着：

　　有天为证

　　帝、龍

　　可、军

　　口、疋

　　慢、快

　　the ONE

　　Song song

　　金中飒

　　東東東

　　孙权拜将

　　己亥年癸酉月癸丑日月圆之夜

　　这就是那九位自认为是“義士”的人所留的代号。他们既不想直接泄露姓名，又不想让报复变成彻底的匿名行动，从而削弱报复的快感。他们的签名力透纸背，看得出他们对此还是蛮感过瘾的。根据王池深、孟祎等九人供述，他们以自来水公司名义聘请三名异地农民工，对永修路上的破裂水管进行更换，然后，又支付人民币九千元整，请三人在唐南生经过时将之击昏。事发时间是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三日晚八时许。在唐被击昏后，王池深一方派遣三人接替农民工，在洞穴内对唐进行处理。这样的处理据说包括对着奄奄一息的受害者宣读一份长达六页的判决书。处理完毕后三位农民工返回，对尸体进行掩埋。我们永修路很多人都记得这三位农民工，特别是那年轻的小伙子，从他宽厚的双肩似乎能生出无穷的力量，为人也伶俐，脸上神采奕奕的。相比之下，另两位显得死气沉沉。可是一切记忆止步于此，谁也记不清他们具体长什么样子。在生活中，谁会花心思去记忆一名加油工、一名送水员、一名清洁工的样子呢，我们只要通过他们所穿的制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就行。这使我想起博尔赫斯所热爱的作家G.K.切斯特顿，他写过一篇名为“隐身人”的小说，说并不是没有人进入发生谋杀的房子，而是进入房子的那个人——邮差——被人们从心理上视而不见。

　　等到唐尸被挖出来，我的很多街坊都在拍脑袋，说：“嘿！我怎么就想不到呢。就埋在我眼皮底下。”他们因此记起两名实习警官来到这里，千百次地问他们：在路面上可曾发现什么异常？

　　他们的眼睛千百次地扫向那被填平后又浇过柏油的地方，就是想不到尸体埋在下面。我相信有读者在把这篇小说看到一半时，就知道谜底是什么了。我自豪于自己有不少这样感觉敏锐的读者。不过今天所写的这篇小说，更多的意图是让读者看见生活的某一块，或者某一面。生活滚滚向前，我们在其中浮沉，我扫描出其中一段。大意就是这样。

　　现在科技太过发达，高承勇、劳荣枝以及韩国著名电影《杀人回忆》的凶手原型，均被查出。那三位民工被捕获应该也是迟早的事。

　　有一些人为唐南生的死鼓掌、放炮竹，更多的人则是哭泣。有人烧纸钱祭奠他，祭奠时告诉死者，就在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下旬，在唐先生您故去两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从五个方面部署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工作任务。这五条——特别是第三条：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仿佛是在重复唐先生您的说法。唐先生您要么用自己超人的智慧预见到一切，要么能力通天，在《规划》还处于起草阶段就接触到它。真可谓天不假年，天不假年哪。如果不是王池深那几个庸俗之人多事，唐先生您现在都已带领更江南集团上市，这会儿准在纳斯达克敲钟了。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啊。

　　为起尸而新挖的大坑，过了很久才填上。仍旧填补上柏油。仅仅为着辟邪，我的母亲用铁丝和篾条，将二楼冰冷的窗台改造为一座小的花圃。一开始她只是去市场买回盆栽，后来试着自己培育、种植一些。从此这里挤满鹅黄色、桃红色、紫色、白色、蓝色像是“打开了它们的钱包”的花朵。很多人路过时驻足，向我亲爱的母亲致敬。街坊们模仿了这种做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市区到处出现这样漂亮的窗台。要不是城管及时出面阻止，在窗台种花就会成为我们红乌往下延续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的美好习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