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庆中

　　本特·万塞留斯永远忘不了他和英格玛·伯格曼的第一次见面。

　　那是1984年，他刚刚加入瑞典皇家剧院任驻院摄影师，“为伯格曼导演工作，我觉得这是我梦想中的一个机会，非常激动”。那时的伯格曼，在执导完电影《芬妮与亚历山大》后，宣布退出影坛，专心排演他热爱的戏剧。

　　但是，他们吵了一架。

　　斯特林堡已经融入了每一个瑞典人的血液

　　第一天上班，本特·万塞留斯兴冲冲地一早就去了剧院，因為太早，错过了剧院同事打来的电话，那个同事本想告诉他：“今天千万不要来剧院，因为伯格曼先生遇到了一些事情，心情非常非常差，情绪十分十分糟糕……”万塞留斯在剧院电梯里遇见了伯格曼，当时电梯里还有一个矮矮的清洁工。万塞留斯主动和伯格曼打招呼：“早上好，伯格曼，我是你们新来的摄影师。”但他得到的却是伯格曼的破口大骂，“我一下子就愣住了，觉得莫名其妙……”伯格曼此举也把万塞留斯激怒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欢迎新同事好像不是很合适吧！”

　　“我看到旁边那个矮矮的清洁工已经被我们吓到了，他变得更加矮了……缩成一团。”万塞留斯说：“可能因为伯格曼发火时很少有人会回击他，当时他一下子被惊到了”，之后突然反应过来，对万塞留斯说：“噢，不好意思，我其实不是针对你的，因为刚刚有其他一些事情……欢迎你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

　　自那之后，“所有跟他一起工作的时间里，便再也没有发生过此类争吵”。

　　万塞留斯为伯格曼拍摄戏剧剧照，两人的合作几乎未经磨合就非常顺利。“我作为摄影师，给其他人的艺术作品拍照，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你在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但同时又是针对别人的艺术作品。”

　　他拍摄的第一部伯格曼戏剧作品是瑞典戏剧大师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朱莉小姐》，“我个人最喜欢的剧作就是《朱莉小姐》”。后来他拍的剧照以各种尺寸、在各种情况下被拿出来展示，“大规模使用”。

　　伯格曼从十多岁时就开始接触斯特林堡的剧作，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就读期间，他就排演了斯特林堡的《幸运儿佩尔的旅行》《奥洛夫老师》等剧作，这也是他戏剧生涯的开端。之后，他还曾将斯特林堡的《塘鹅》《死亡岛》改编成广播剧在瑞典电台播出，而《一出梦的戏剧》《鬼魂奏鸣曲》更是被伯格曼四度搬上戏剧舞台。

　　万塞留斯说：“如果你对瑞典文学有一定了解的话，就知道斯特林堡已经融入了每一个瑞典人的血液，成为我们文化基因的一部分。”他自己也曾专门制作了一本关于斯特林堡的图册。但是，斯特林堡在瑞典一度被禁，“《朱莉小姐》的首演是在美国芝加哥而不是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并且距离斯特林堡完成这部剧作已有二十多年了，“所以斯特林堡是一位非常超前的剧作家”。如今，《朱莉小姐》在全世界的公演次数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的剧作，“不管你是想要学文学还是戏剧，斯特林堡一定是你必须要看的作者之一……在瑞典，学习文学和戏剧的人口袋里都会带一本斯特林堡的书”。

　　伯格曼最喜欢的自己的戏剧就是《萨德侯爵夫人》

　　1989年，伯格曼执导了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戏剧《萨德侯爵夫人》，万塞留斯向记者展示了他为这部戏剧拍摄的剧照，戏服非常华美，“我觉得伯格曼最喜欢的自己的戏剧就是《萨德侯爵夫人》”。伯格曼在执导这部戏时心情也非常愉悦，“周末的时候，伯格曼会把我们邀请到他在法罗岛的家中，然后一起用晚餐”。

　　采访中，万塞留斯分享了一个他听来的小故事：据说三岛由纪夫曾专门去斯德哥尔摩见伯格曼——上世纪六十年代，伯格曼曾担任瑞典皇家剧院院长，结果伯格曼不在剧院，三岛由纪夫对工作人员说了自己的名字，但工作人员联系伯格曼时，伯格曼没有听清来者是谁，便说：“我没时间，没空，你就把他的名字写下来，到时候我再来看看是谁吧。”直到晚上回家他才又想起此事，看到工作人员写的名字，发现竟然是三岛由纪夫……于是两人就这样错过了。“所以伯格曼和三岛由纪夫从来没有正式见过面，只有信件往来。”

　　伯格曼执导的《萨德侯爵夫人》还曾去东京演出。公演结束后，三岛由纪夫的遗孀瑶子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来到后台化妆间，“两个孩子都一身黑衣，说是专程来感谢我们的”。

　　万塞留斯说，伯格曼作为一位非常专业的戏剧导演，执导任何一位戏剧大师的作品都会提前做好详尽的功课。他以伯格曼1986年执导《哈姆雷特》为例，“我做过四次《哈姆雷特》的摄影师，其中一次是给伯格曼拍剧照，另外三次是给其他导演”，万塞留斯觉得，其他任何一个导演都不会像伯格曼那样认真细致，“他一定要明确莎士比亚原来的意图是什么，而且确保这个意图在自己导演的戏剧作品中是得到充分尊重和表达的”。伯格曼执导的《哈姆雷特》曾经在伦敦国家大剧院上演，“伯格曼作为一个瑞典人，执导的莎士比亚剧作得到了英国人的好评，可见他事先做了多么充足的准备工作”。

　　我觉得《群鬼》有点落后于时代

　　2002年，伯格曼执导了他的最后一部戏剧作品——易卜生的《群鬼》，但万塞留斯却说：“我个人并不喜欢这出戏”，因为它实在太古老了，“比伯格曼的年龄还要大。我觉得《群鬼》有点落后于时代”。当时伯格曼年事已高，所以总觉得舞台光线不够。每天结束的时候，灯光师都会悄悄地将光线调暗，但第二天伯格曼又会立刻察觉，要求把灯光调亮，再调亮……

　　为伯格曼做戏剧摄影的这些年，万塞留斯学到了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他原本是自由摄影师，主要从事的是新闻摄影工作，“加入戏剧摄影行列后，一开始是没有数字摄影技术的，而在剧院拍照，很多时候光线环境什么的都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带来了很多的挑战”。

　　在瑞典皇家剧院担任驻院摄影师期间，万塞留斯除了给伯格曼导演的戏剧作品拍照，还拍了很多其他导演的戏剧作品，光是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他就拍了四五次，“每一次的感觉都不一样”。他很喜欢阿瑟·米勒的这部戏，“剧名一上来就把结局告诉了观众，然后你就可以在舞台上看到主人公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他还和阿瑟·米勒“共进过一次晚餐”，所以知道当年阿瑟·米勒写完这部戏后，四处兜售，“他当时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如果不成功他就彻底完蛋了”。好在《推销员之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纽约连续上演五年场场爆满，并让阿瑟·米勒获得了普利策奖。万塞留斯说：“这样，他把之前所有的债务全都还清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个艺术家都是来这个世界“还债”的，而伯格曼则说：“我希望到了那一天，我能自己意识到这点，然后就停下来不再拍电影了。你知道吗，拍电影也好，在舞台上执导戏剧演出也好，其实都是一回事，都是某种与他人发生接触的企图。人总会有这样的愿望。但如果某天你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有什么东西想告诉别人了，那么明智一点，还是停止拍电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