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庆中

　　1978年，瑞典最著名的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和瑞典最著名的演员英格丽·褒曼金风玉露一相逢，两人合作拍摄电影《秋日奏鸣曲》，这是一部有关人生痛苦的电影，拍摄的过程也非常痛苦，两位王者相互折磨。

　　多年之后，瑞典著名纪录片导演斯蒂格·比约克曼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本期主题“被祝福的那个”来自于伯格曼作品）这样说道：“我不认为褒曼女士在拍《秋日奏鸣曲》时被伯格曼先生折磨，我觉得，是褒曼女士在折磨伯格曼先生也不一定……因为他们都是那么强势的人。”斯蒂格·比约克曼拍过关于伯格曼的纪录片《英格玛·伯格曼》《乐园影像》《电影是我的情妇》，也拍过英格丽·褒曼的纪录片《英格丽·褒曼口述实录》。

　　斯蒂格·比约克曼比英格玛·伯格曼小20岁，在他还小的时候，伯格曼就已经成名，“10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伯格曼导演的名字”。比约克曼看的第一部伯格曼电影是《不良少女莫妮卡》，那是伯格曼1953年执导的爱情片，那一年，比约克曼15岁，还是一个少年。两年后，伯格曼执导的《夏夜的微笑》获得第9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并最终获得“最佳诗意幽默特别奖”。

　　随着伯格曼事业的成功，“瑞典国内开始有一些对他影片的批判”。上世纪60年代，有一位瑞典导演出版了一本书，名叫《瑞典电影的愿景》，“在书里他强烈批判了那种老式制片模式下的电影作品，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就是伯格曼”。

　　1950年代末，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兴起，几乎影响了整个欧洲影坛的电影观。“新浪潮”反对传统制片厂模式下的导演方式，主张使用新的拍摄手法，“比如不在棚内拍摄，而是到户外到大街上去拍电影;不用专业演员，而是使用非专业的演员，就像法国著名导演戈达尔会使用他的好朋友安娜·卡里娜（后来成了戈达尔的妻子）出演《女人就是女人》，那时她还是一个时装模特”。伯格曼的作品则深受戏剧的影响，很多电影的场景都在室内，并且单一，静止的长镜头凝视着芸芸众生的苦痛——伯格曼有一句名言：“戏剧是我的正妻，电影是我的情妇。”这也是多年后比约克曼那部纪录片片名的由来。

　　在比约克曼看来，伯格曼并非一个没有创新精神的电影导演。比约克曼最喜欢的《假面》，是伯格曼拍摄于1965年的一部电影，“在1965年，这真是一部非常大胆、非常具有实验性的电影。上世纪60年代，大部分电影导演还在拍摄非常传统的有故事情节的电影”，而在《假面》中，两个女演员所饰演的角色，一个静默失语，一个喋喋不休，“她们之间有一种非常扭曲的张力，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就知道它具有很强的实验性”。而且，它的电影语言也十分新颖，“将法罗岛拍摄得非常美”。虽然是一个很现实的题材，电影却表现得如梦似幻，“伯格曼导演——虽然他没有亲口说过这种话，但我觉得他在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个主张就是：‘看！电影还可以这样讲故事。”

　　比约克曼第一次见到伯格曼时，已经是个影评人了，在电影杂志Chaplin工作。导演希区柯克此前写了一本书叫《希区柯克论希区柯克》，于是杂志社启动了《伯格曼论伯格曼》的写作计划。比约克曼和另外两个同事被派去定期采访伯格曼，“我们经常到伯格曼先生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电影工作室去采访他，每次的访问时间都会有四个小时，从早上十点到十二点，然后我们跟伯格曼一起吃午餐，下午再从一点聊到三点……”也是在写作这本书期间，比约克曼看了很多伯格曼的电影。

　　1970年，《伯格曼论伯格曼》首次出版。比约克曼说：“好像现在这个点子已经用烂了，拍了五到六部电影的导演，就已经开始用‘什么论什么了。你们的张艺谋导演有没有出版这种书？”

　　也是在1970年，比约克曼受瑞典皇家电影学院的委托，着手拍摄伯格曼的纪录片《英格玛·伯格曼》。当时伯格曼正在执导瑞典和美国联合制作的电影《接触》，“从一个电影制作人的角度来看，这对我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因为拍摄这部纪录片，比约克曼目睹了伯格曼自影片前期筹划准备到选址到实际拍摄，以及拍摄完成之后的后期制作、剪辑等等整个过程，“还可以向他询问非常之多的问题，这对我来说十分宝贵，就好像是我私人的电影导演大师课一样”。

　　比约克曼没有上过电影学院，他是从伯格曼那里学会了如何将纷繁复杂的元素有序地组织起来进行影片的拍摄，“伯格曼先生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导演，从前期的筹划到真正的拍摄，他的组织能力是很强的，而这些，也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很具有实战意義的一些东西”。

　　在看了伯格曼如何拍摄《接触》后，1975年，比约克曼启用伯格曼导演喜欢的演员哈里特·安德森，拍摄了电影《白色的墙》，“我觉得在这部电影中，我真的应用了很多他的原则”。

　　哈里特·安德森出演过伯格曼的《芬妮与亚历山大》《呼喊与细雨》《犹在镜中》《不良少女莫妮卡》等电影，同时，她也是比约克曼很喜欢的一位演员，“拍摄第一部电影的时候，我有一个片中片的设计，主角去看电影，然后电影中的角色就是哈里特·安德森演的”。《白色的墙》是比约克曼是为哈里特·安德森量身打造的一部影片，他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在比约克曼远赴重洋、来上海参加纪念伯格曼的活动前，“我还给她打了个电话”。

　　比约克曼说，伯格曼和演员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不少与他合作的演员，都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他的电影当中”，哪怕是外界传说在拍摄《秋日奏鸣曲》期间和他闹得很僵的英格丽·褒曼。在比约克曼的纪录片《英格丽·褒曼口述实录》中有这样一段：伯格曼和褒曼在拍摄现场为了选址的事情大吵一架，“在场的人都以为这部电影拍不成了，就这么算了。谁知道他们吵完后又没事了，又可以继续拍摄了……”所以，“他们真的就只是因为在艺术观念上都自成一派，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冲突”。

　　伯格曼退出影坛之后，常年隐居法罗岛，每周只有周六、周日的下午一点到三点大家才可以给他打电话，别的时候他都是不接电话的。比约克曼告诉记者：“如果那时候他没有在跟他最好的演员朋友厄兰·约瑟夫森聊天的话，我就可以跟他在电话中畅谈一会儿。”因为伯格曼常年居住在法罗岛，聊天的时候就会对岛外的世界很好奇，不停地问：“斯德哥尔摩最近怎么样啦？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

　　除了比约克曼这样的朋友，那段时间和伯格曼通话最多的就是他曾经合作过的演员们。当演员们问他：“你想不想念斯德哥尔摩，想不想念拍电影啊？”伯格曼总是回答：“我最想念的就是我的演员们。”比约克曼说：“所以他那些来自五段不同婚姻的子女都对他颇有微词：‘你現在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法罗岛，也不说想念子女们，就只想着你的演员！”

　　2007年7月30日，伯格曼于睡梦中离世。此后，比约克曼又拍摄了两部关于伯格曼的纪录片，一部是用幕后花絮制作而成的短片《乐园影像》，一部就是《电影是我的情妇》。在《电影是我的情妇》中，比约克曼邀请了伍迪·艾伦、 奥利维耶·阿萨亚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马丁·斯科塞斯、拉斯·冯·提尔等电影导演来讲述他们心中的伯格曼。伍迪·艾伦和拉斯·冯·提尔也是比约克曼很欣赏的导演——前者，比约克曼与其一起出版了《我心深处》一书;后者，比约克曼不仅为其拍摄了纪录片《狂迷制造者：拉斯·冯·提尔》，还撰写了《冯·提尔论冯·提尔》。比约克曼透露，出书这件事是拉斯·冯·提尔自己提出来的，“因为拉斯跟我还挺熟的，是他建议说：‘要不我们共同来做一下这个项目吧”，就在拉斯·冯·提尔拍摄电影《破浪》期间。

　　比约克曼作为著名纪录片导演，经常收到此类来自电影人的邀约。2011年第61届柏林电影节期间有一个关于伯格曼导演的展览，比约克曼和哈里特·安德森一起参加，而当年的柏林电影节主席正是英格丽·褒曼的女儿伊莎贝拉·罗西里尼。她对比约克曼说：“唉呀！我好想去跟哈里特·安德森见面，我还没见过她，我想跟她吃顿饭认识一下。”于是比约克曼就陪她们一起吃饭。饭桌上，伊莎贝拉·罗西里尼跟安德森聊着聊着，突然转向比约克曼，说：“哎！要不我们一起合作拍部我母亲的纪录片吧。”这就是后来的《英格丽·褒曼口述实录》。

　　接受本刊采访时，比约克曼正在为著名作家乔伊斯·卡罗尔·奥茨的纪录片进行后期制作。他们相识于十多年前，“当时她那本很著名的、关于玛丽莲·梦露的小说《金发女郎》刚刚出版，我去她位于美国普林斯顿的家和她聊天”。结束之后，比约克曼坐车回纽约，在车上，他突然觉得：“跟她聊天真是太享受了，如果能更深入地去挖掘她的故事该有多好啊！”于是他就跟奥茨提出想要撰写一本有关她的书，奥茨欣然答应。等到这本书在瑞典出版后，比约克曼又觉得，光出书还不够，他还想拍摄关于奥茨的纪录片，但这一次奥茨拒绝了：“不要，不要，不要……你真的是够了！”直到2015年，在比约克曼的不懈努力之下，奥茨突然松口，答应让他拍摄关于自己的纪录片。

　　比约克曼表示，在拍摄纪录片方面，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想要拍摄的对象了，“但我还想拍一部虚构电影，故事已经有了，是很多年前就写好的剧本，但当时没有拍成。所以看什么时候时机成熟的话，我就把这个故事给拍了”。

　　在比约克曼看来，现在的瑞典电影业挺不错的，瑞典皇家电影学院有一个很好的女主席，“她一直在努力推动着平权，以及女权”，她希望每年瑞典制作的电影，一半来自男导演，一半来自女导演，“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现在60%是男导演的作品，女导演的占40%左右，但确实给了女导演越来越多的机会”。比约克曼喜欢的瑞典女导演之一丽莎·朗塞斯，“她的第一部电影《欣快》就用了现在瑞典最著名的女演员、拿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的艾丽西亚·维坎德（《丹麦女孩》）”。

　　2007年，在比约克曼得知伯格曼导演去世的当天，他非常欣赏的另外一位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也去世了。“当然，他们都已经年纪很大了，伯格曼导演去世时89岁，安东尼奥尼导演94岁。这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伤心事，不久前我的意大利导演朋友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先生也去世了，而且他还比我小三岁。”比约克曼说：“我也80了，所以看吧……但我仍在拍我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