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玲

　　1

　　赵春波的旅店在人民路的尾巴上，之前是一幢四层高的办公楼，属于工商银行。后来银行搬离，老楼闲置，他将其租下，更名为“雅致宾馆”，共计三十二个房间。九八年，赵春波三十四岁，前妻乳腺癌去世，儿子赵亮读六年级，他辞去龙游特种纸厂的工作，回到老家，开了这家旅店。四十六岁这年，他和二十八岁的安徽籍女服务员郑玉华结了婚，玉华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一二年，旅馆重新装修，房间变成三十四间，每间依旧两张板床，但有独立卫生间，房价从四十涨到六十，之后陆续提到八十。这时县城大大小小的宾馆也有了十来家，他的生意始终不咸不淡。装修时欠了七万块钱，一直没还上，包工头找了两个小年轻来要债，住进旅店一楼走廊居中的一间客房，后来大概嫌破旧，住了个把月，拿到五万来块就走了。墙壁留下猩红色喷漆，他覆了张新墙纸，也不管颜色花纹是否配套。旅店除他之外，还有一个十九岁的宜春男孩。十二月中，男孩回了老家，月底说在本地找了个对象，不来了。因为十一月和十二月的工资没结，赵春波也就没再劝留。年前一些在外的小年轻回县，城市住惯了，嫌村里冷且脏，纷纷在小宾馆开个房间，旅店生意倒比平时好。赵春波干脆每间房又提了二十，没人有异议。旅店一楼也改成了棋牌室，一桌租金五十，客人可以打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旅店提供包子或水饺之类的点心。临近过年，很多人提前回来，早上九点到凌晨一点，基本都满场。小年夜上午十点，父亲赵桂斌打来电话，问下午几点到明廉，姐姐秀荣一家还在等他回来祭祖，菜也在砧板上切好了，就待下锅。赵春波说，现在走不开啊，还有几桌没结束，只能尽量赶一赶，也不知能不能赶上。

　　“这样，那亮亮回来吗？”赵桂斌问。

　　赵亮在天津师范大学读完经济学专业后，去了北京，在一家报社做财经记者，一年回来一次，有时两年才回来一次，理由是买不到车票。

　　赵春波说，你是要问那件事吧。赵桂斌没否认。赵春波说，他今年不回来了，说是报社还要值班。赵桂斌说，哦，过年也值班？赵春波说，嗯，好单位就这样。客人叫茶了，我去忙下。说完便挂了电话。

　　赵家老宅早已废弃，还剩两堵矮墙。三年前姐姐秀荣一家东拼西凑花了三十万元钱在旁边建了栋两层半高的新楼，楼上两层属于秀荣夫妇和赵建，赵桂斌夫妇住的其实算半一楼，原先秀荣想作为储物间，或车库，后来把老人床铺移到那边，就成了老人卧房。门是不锈钢伸缩门，一打开就是全敞开，正对一个会堂。会堂建于五六年，以前做宣讲之用。两年前搞美丽乡村建设，村委会将快坍圮的会堂重新修建，改成文化礼堂。建筑共两层，一层两间书房，书架摆着十几本书，多是《三字经》《弟子规》之类，房门长锁，小孩子只能透过镂空花窗看书皮，多数时间仍在过道里抽陀螺。院里原本摆着几排看电影的竹椅，电影一个月也不见得放一次，老人们搬来三四张小方桌，将椅子重新组合，终日凑在一起打麻将。没空桌时多半喜欢走到秀荣楼下看看，人来人往还算热闹。

　　赵春波开着那辆满身尘土贷款买来的丰田车到达时，已近三点。他把车停在礼堂空地，看见母亲程莲瑛和几个老太太正坐在一张矮脚皮革小沙发上嗑瓜子。老太太们穿着清一色的厚黑灰棉褂，看上去像一串乌檀手珠。和过去一样，电视机开着，但没装有线，只能收到一个叫好易购的消费频道，所以她们也就听个声响。今天在卖保健枕垫，两个男主持人一直在报最低价，不到一分钟价格就从499掉到299。赵桂斌一个人拎一只竹编套小炭炉，坐在门口的旧樟木箱上打盹。玉华要带儿子，磨蹭了一会儿才下车。她回村次数不多，对几个老太太不熟悉，赵春波一一介绍：姑姥，大妈，玉姑娘。赵浩捏着一只紫色奥特曼恐龙蛋，没有吭声，玉华拍了下儿子后背：“上楼去，楼上有电视。”又说，“妈，身体还好啊？”

　　程莲瑛说：“眼睛耳朵都不行。牙齿也掉光了。”

　　玉华说：“还是爸身体好。一般人到爸这个年纪，早挂墙上了。”

　　“他也不行，耳朵不行。”

　　“哦，上次春波说要买助听器，爸说不要。”

　　“但我跟他说话，他听不见。”

　　赵春波说：“该不是上次的后遗症吧。”

　　玉华笑笑：“他只听自己想听的，不想听的，一概听不见。漂亮小姑娘跟他打招呼耳朵灵着呢。我上楼看下浩浩。”

　　程莲瑛转头对儿子说：“你爹听不见，很容易摔跤，他天天要上下楼梯。”

　　赵春波说：“知道了，下次去买助听器，要不肯戴，按着也得戴上。对了，这么冷怎么不上楼开空调？我爹光靠炉子怎么够？”

　　程莲瑛凝神看着围裙，过了一会儿，把围裙上的一枚瓜子碎屑捻掉：“你大姐一年开几回？她平时做饭煤气灶都不大开。”

　　赵桂斌起身放下暖炉，叫赵春波去洗手间，赵春波略一踌躇，硬着头皮进去了。洗手间安在楼梯下，水泥果决切出逼仄的三角空间，两人站着只差面贴面。他看着破损的塑料马桶垫子忽然来了尿意，顺手解开牛仔裤拉链，问：“怎么了？”

　　赵桂斌从怀里掏出几张红头手写纸，上面满是蓝色钢笔字：“是这样的，我找了季秀才帮忙写了点材料，到时候你让亮亮转交领导。”

　　赵春波抖落尿液，系上裤子，拉链锋利，差点割伤老二。他接过信纸，有些哭笑不得：“亮亮能干什么？他认识什么领导？搞来，一棵树的事情，折腾了大半年。”

　　赵桂斌重重地拍着白瓷洗手台台沿，几张潮湿的草纸从柜上滑落：“是单单树的事情吗？ ”

　　赵春波读书向来倒数，每次考完都会挨父亲拳头。上年纪后，赵桂斌个头缩去四五厘米，力量衰减，寡言少语，但童年树立的威严还在。赵春波把信塞进裤兜，说好的，回去就寄。

　　要寄挂号，赵桂斌强调。

　　秀荣在客厅叫众人吃饭，无意间替弟弟解了围。赵春波出了洗手间，叫母亲吃饭。几个老太太听后，纷纷站起身，说要回去了，赵春波道，在这吃饭啊，她们齐声道，不了不了，纷纷拄着拐杖出了門。

　　明廉村一到过年，晚饭都吃得很早，一般三点多就开始，不超过四点，取及早迎新之意。今天桌上除了例行的鱼肉、豆腐和辣椒，秀荣还特意杀了一只蛋鸡，从中午炖到现在，炖得很烂。赵浩站在椅子上，举着两根长筷，捞了半天，筷子上仍是空的。玉华拽了把他的衣领，让他坐下，起身拿着长勺去捞肉：“呀，油得来。浩浩不吃皮，爸不是爱吃鸡皮鸡头吗？”说着把鸡皮夹到赵桂斌碗里。

　　世昌兄弟说，树龄三百年只有说法没证据，何况只砍了树冠，未曾动根。《林业法》没严厉起来之前，明廉大小八十余座山头，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次山火，烧掉几十或几百株老树，烧也就烧了，无人对此负责，为何在这事上大动干戈？是否村长当惯，以公报私？

　　赵桂斌回答不上。上了年纪后他尽量避免回想旧事，但往事如狗，总急追而来——九岁时父亲早逝，留下三亩农田，十一岁他跟一位本地师傅学木工，每天至少走五公里山路。山路下有条铁轨，黑色等号无限延伸至远处。学徒期他刻苦异常，集体经济时期当过村先进，之后申请入党，读扫盲班时开始认字。五五年，他被推举为大队长和大队支书。五十年代末，上面要求支援外部建设，他带人砍去明廉大片山林，无偿提供给国家。六四年旱涝交替，粮食大幅减产，很多人开始对他有意见，认为他不过机械地执行任务，并没有像毛主席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过了三年，政治运动来了，他被调职到革委会，在大队里做兼职副书记，几乎不涉实务。八二年，明廉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八三年，大队改成村委会，下属生产队改成村民小组，他彻底退下来，想做点副业，养了二三十头猪。没多久，猪生了“五号病”，被勒令埋了，剩下一个空猪圈，用以堆柴，某年冬天，不知道谁抽烟把柴火烧着了，柴火有点湿粘，燃烧时白烟呛鼻。他站在圈边，看了一会儿，浇了一桶水。

　　好像那白烟就是大势已去的意思。之后不管发生什么都跟他没什么关系。

　　但人还活着，活着就靠一口气。一七年七月上，赵桂斌找到村委会，把两起事情并到一起说了。贾支书敲敲桌子，让他坐，递过一纸杯刚泡好的龙顶，说，知道了，没问题，会好好解决。喝完龙顶，赵桂斌回去了，一个礼拜不到，出村口时发现香樟已被砍走，只剩一座木桩。再过两天，连木桩也被挖走了。他大怒，写了封举报信，送到县里，信访办把信收了，说处理需要时间，你先回去。

　　没等到处理通知，贾书记找上门来了，说之前造水渠摊派的钱，可以不给，之前欠下的党费，村里也可以集资帮他交，但是信不要再往上送了，胡搅蛮缠的也没意思。

　　“我听说造宾馆的老板，是你大儿子的初中同学。”

　　贾支书沉默了一会儿：“没人说这个是古树。要是古树，村里老早就保护起来了。明廉屁点大，不是亲戚就是同学。”

　　赵桂斌说：“我就说一句，六五年你爹在生产队偷了三把粮，藏在裤裆，被我撞见，他跪在我面前，说你娘奶水不够，你刚生下来，快饿死了。我没和谁提过这件事，放他回去了。后来他被人举报，抓起来搞批斗，有人拿锅铲和板砖敲他头，你爹又说，某次偷粮，是我放走了他，就这样我也挨了一顿锅铲，现在右脑袋还有一块疤。”

　　贾书记站起身，把水杯放回桌上：“你也说了当时我年纪小。他死得早，以前的事情说得也少，我没印象。但我记事到现在，再大困难，你没帮过我家一次。”他拍拍赵桂斌后背，又用力捏了把左肩：“村里还有一个低保名额，一个月两百块，一般只给没子女的或残疾的，你不能劳动，虽然有子有孙，但经济不好，可以破例。”

　　一个月后，县政府批示下来，说砍树既然是村委的集体决定，就代表多数村民的意见，树木从没测过树龄，没法证明是古树，明廉村委予以行政警告。赵桂斌看着文件很生气，揣着信封，决定继续上报，没等走到村口，就被四个人围住，挨了几鞭子，又被推了一把，摔在地上，他认出了其中一个。回去后他在家躺了两天，没见好，不得不去村卫生室打针。之前吃药赊下的账目没解决，又签字赊下一些，答应十月份一起结清。看了一礼拜，没什么起色。赵春波带他去县医院，拍了片子，做了检查，医生说尾椎骨和骶骨有点挫伤，开了点药。在医院走廊等药时，避开三四个等叫号的病人，赵桂斌踌躇后问儿子到底花去多少。赵春波说，怎么跟你说？花钱是没底的。你再生气也没用，这个世道，要公平是要不到的。开始叫你别管你不听，现在惹出麻烦，就自己受吧。

　　赵桂斌躺在床上，听见外面的汽车鸣笛声，是赵春波回村。程莲瑛问：“你爹手上那点儿东西不是被拿走了，怎么还有？这几天总想让我去送信。”

　　“我复印了几份。”

　　程莲瑛有些埋怨：“搜掉就搜掉好来，不要惹事。”

　　“我爹这个人，搜掉也会找人再写的，复印总比重写便宜吧。”

　　程莲瑛说，唉，原来么就是一棵树的事情，现在被打了，心里怎么都过不去。

　　赵春波搬了张椅子，坐到床边，把赵桂斌的枕头抬高几寸：“身体还舒服？”

　　嗯，赵桂斌说。赵春波说，“是这样的，秋云说最近想回来一趟，拿点米油。要么你跟去玩下。之前是不是沒去过？”

　　程莲瑛插嘴道：“去过的，他年轻时候杭州上海都跑过，之前还去过大寨学农，待了好几个月，那时你还没生呢。”

　　陈秋云是赵桂斌四妹的次女，在杭州定居快十年，一年回来五六次。七月中，秋云夫妇开一辆新奥迪车回明廉，在村里绕了几圈后停在礼堂门口。吃完午饭，赵桂斌帮忙在后备厢装了二十斤大米和十斤菜籽油。秋云说，舅舅最近做了酒吧？上次拿的糯米陈很甜，那谁一直问能不能多拿点。秋云老公在一家游戏公司上班，个子不高，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成，其实还比秋云小一岁。听后他讪讪道，又没说非得。赵桂斌说，哦，做了点，不知道时间够不够，回去你们多放两天，说着给他们灌了一壶酒，搬到车上。

　　秋云在庆春路上的一家民营体检公司上班，公司有各个价位的健康体检套餐，赵春波本来打算让秋云带赵桂斌去查下，秋云说，内容繁琐，不怎么适合舅舅，要么看中医吧，中医不错。第二天正好周日，她带赵桂斌去胡庆余堂挂了个号。排队花了半小时，两分钟把完脉，医生说主要是津液不足，调养一下，问题不大，至于恢复缓慢，主要是因为上了年纪。

　　胡庆余堂东门出去就是河坊街，中午四人拎着纸药包在街上一家百年老店吃了豆沙汤圆。秋云说：“舅爷爷是喜欢豆沙的吧，我记得的。”

　　过了一会，赵桂斌说，是的，汤圆吃吃蛮好，肠胃清爽，就是这汤上有几根茶叶杆子。

　　秋云笑说：“那是龙井。”

　　吃完饭，秋云说沿湖能到断桥，走吧，消消食也好。秋云的儿子叫了一路热：“去哪儿啊？走不动了。”

　　秋云说：“陪你舅爷爷上庙。”

　　“舅爷爷身上有股味道，臭死了。他从来都不刷牙洗澡。”

　　秋云厉声呵斥：“再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打你？”

　　秋云儿子不作声了。

　　秋云又问：“舅舅累不累？”

　　赵桂斌说：“还可以。要么早点回去，小孩子吃不消的。”

　　秋云说：“来都来了。”

　　秋云儿子走了一百米，忽然站定，问：“为什么没有礼拜七？”

　　秋云说：“因为一到六都得工作，只有星期天不用。这天我们休息。”

　　“今天星期天，我们为什么不休息？我想回家。”

　　秋云停了步子，有些无奈，说：“舅舅，要么我陪你再走会儿，让他们在凉亭里休息。”

　　赵桂斌说：“也走不动了，早点回去也好。”

　　秋云说：“快到湖滨路了，看完西湖我们就回去。”

　　赵桂斌说好。走了半小时，远远能望见断桥，四人都走不动了，找了张长椅坐下。几分钟后，湖中喷出几排水柱，在空中交织，音乐高低错落，此起彼伏，赵桂斌听出来了，是《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其中有句歌词，“前进浪潮波澜壮阔”，灼灼热情仿佛永不会随水珠或时间凋落。秋云儿子趴在她腿上差点睡着，秋云把他脑袋摆正，在旁轻声说，舅舅运气真好，一般看喷泉得到七点，今天估计是有什么活动。

　　秋云家的房子九十平米不到，有两间卧室。家里所有家具都是找明廉本地的一个木工打的，客卧做了张上下铺。做床时夫妇俩以为可能生出双胞胎，但努力了好几年，连计划生育政策都放开了，也只有一个儿子。秋云让儿子睡上铺，赵桂斌睡下铺。这天晚上，赵桂斌说想睡沙发，不睡儿童房。秋云没能拗过，拿了只荞麦枕头，一条织纹毯，放在沙发上。

　　晚饭是赤豆粥，水放多了，赵桂斌总想上厕所。卫生间做了扇浅咖色隐蔽门，无法开灯，他在墙上摸索了半天才找到入口。厕所和主卧仅隔墙，坐在马桶上，夫妇谈话从缝隙间泄漏，声音不大，勉强能听清。秋云老公说：“你那个舅舅蛮有意思，这么热的天，非要躺沙发，睡得一身汗，沙发布精湿。中央空调又不能天天打的啰，再说，老头子很容易感冒的。”秋云道：“当时说要买个皮沙发，非跟我吵。”

　　两人又说了别的。走出厕所前，赵桂斌忘了冲马桶。睡到半夜，听见有人起身——可能是秋云——哗啦冲起马桶，又啪一下把厕所门关上了。

　　吃早饭时，赵桂斌说想今天回去，身上的汗衫散发出隔夜酸臭。早饭依然是绿豆稀粥，秋云欲言又止，蹙眉道：“舅舅不再住两天？”

　　“待着挺好，就是怕你舅妈一个人不放心。我一出门她容易睡不着觉。”

　　“舅舅，实在不好意思了，”秋云说，“本来想问秋芬他们有没有空回去一趟，顺带捎你，结果他们都说有事走不开。你真要回去我们不挽留，只能送你到西站。要是下午走，跟春波说好，叫他五点钟去车站接你。”

　　赵桂斌说：“有人跟我说，西湖往北一直走，就是省政府。”

　　秋云顿了顿，说：“舅舅，你一个人不要乱跑，到时我和春波不好交代。”

　　“知道。”

　　秋云看了会手机，表情有些为难，放下后像是下定决心似的开了口：“舅舅，下午不大好送，我看十点二十有一班，你要么跟我一起出门，我帮你捎过去。”

　　赵桂斌说早点走好，到家说不定还能赶上晚饭。

　　秋云帮忙买了车票，解释车子无法进站，到了天目山路和紫金港路口，只能提前叫他下车。她将进站方向来回说了三遍：“往西直走就是，用不了两分钟。”到路口她又说了一次，之后就开车走了。西站掩映在一片郁郁苍苍的斜坡中，赵桂斌在坡下呆立片刻，沿着长石阶慢慢往上。快到顶时他一阵心悸，不得不抓紧扶拦，等待那股心悸过去。

　　车上冷气打得很足，开车后没多久赵桂斌就睡着了，睡了一路。中间服务站估计没怎么停，早到了半小时。到站后他在出站口找了一圈，赵春波并不在，不知道是不是秋云忘了通知。他打算自己走到宾馆，猜测到了之后儿子非但会吃惊，还会发脾气，责怪自己没在原地等他。县城汽车北站跟他三十多年前出来时已经完全不一样，满是人群和噪音。夏季傍晚，天色还没变暗，西边一大片晚霞，县政府大楼笼在晚霞下，看上去又小又远。这条路比三十年前拓宽许多，年轻时他背三四十公斤的碎石和木头，走十五公里山路也不觉得累，躺下就能睡，睡醒就能干活，谁知道呢，也没多少年，往车内后视镜里一看，就是个干瘪孱弱、头发稀疏的小老头了。恍然夢醒，抑或置身梦境，他无法分清。但那景象令他心脏下沉，冰凉透顶。

　　3

　　初三中午，赵春波一个人开车回到明廉，本来说好陪赵桂斌去村里看一个好几年没见的姑婆，午饭结束，秀荣准备收拾剩菜，赵春波刚坐回沙发，门响了起来，开门后见姑婆带着大孙女，也不知道走了几个小时，登门来了。姑婆今年八十多岁，皱纹遍布，上排牙齿仅剩两颗，颈部皮肤垂至前胸，手上刻满紫黑的老年斑;孙女大概读六年级，方脸，单眼皮，扎两条辫子，穿一件收腰带蝴蝶结的粉色羽绒服，坐在桌边反复撕扯嘴上的干皮。几个年轻点的后辈认不大出，打完招呼都去看电视。赵桂斌陪她在客厅坐了一会儿，两人聊起去世的舅舅，父亲的旧事，这几年的收成。姑婆耳朵大不如前，不管说什么，点头就过，两人说足一个半小时，不知道究竟在说什么。姑婆放下饼干盒与鸡蛋，说准备回去，赵桂斌拉她一把，从前襟口袋拿出两百块，姑婆不肯要，推着他的手，说不用了，自己留着。好一会儿赵桂斌才把钱偷偷塞进小孩羽绒服的前襟口袋里。

　　赵春波和父亲将两人送到村口，赵春波说，要么我开车送一下，你指路就行。姑婆说，算了算了，走下蛮好。赵桂斌说，她没怎么坐过车，一坐就吐。回去路上，赵春波问，姑婆今天怎么忽然来了，五六年没见过她了。赵桂斌没作声，猜姑婆是觉得来日无多。老人见一次少一次，每一次都是告别。上次一个远方舅公也是这样，过来看了一趟，三个月后就走了。

　　赵春波虽然隔三差五地号称戒烟，但裤子左口袋里一直放着盒软中华，右口袋还有包利群，以便过节时走动分发。他见父亲有些郁悒，掏了根中华出来，赵桂斌接了，说，今年还没怎么和亮亮说过话，要么打个电话吧。赵春波含糊道，不一定接的。但还是给儿子打了一个，开了免提。过了一会，赵亮接了，第一句是新年好，赵春波说，不给你打电话，你也不会主动打电话回来，你爷爷要跟你讲话，他耳朵不好，讲时大声点。赵亮说，爷爷新年好。赵桂斌刚想说话，赵亮便说，送信的事情帮不上忙，我跑业务，不摇笔杆，何况发不发稿，得问领导。赵桂斌说，那就问问领导。赵亮说，领导很忙，平时很难见到。

　　到家后赵桂斌提着炭炉坐回樟木箱子发愣，程莲瑛坐到床上，将手上的小炭炉靠近儿子大腿，悄声说：“最近你爹总说手心发麻。不知道是打坏，还是放血所致。我跟他说，那医生是騙子，他不信我。”

　　“在哪儿放血？”

　　“不知道啊。医生听说是江西人，诊所有点偏。但不少人说是去了就看好了，你爹不是高血压吗，就跑去扎针了。扎了快两个礼拜了。”

　　“他这几年身体是越来越不好了。”

　　“年纪大了都不好。上次挨打后就没好过。昨天他摔了一跤，磕掉一颗牙，说是有人在背后推他。”

　　“真的假的？”

　　“不知道啊。你爷爷的照片在那儿挂着呢。”

　　赵春波沉默半晌，又说：“那棵树到底是不是古树？”

　　“不大清楚，我来的时候就有了。七十来年总有的吧。”

　　赵春波说：“这边山上六七十年的树到处都是，古树怎么也得一百年以上。”

　　“说不上，差不多吧。”

　　赵春波说：“要是兄弟多，还能找人打架算账。我一个人也没办法。”

　　“是啊，两个多少好点，他也不用挨打。你有过哥哥，但四个月的时候被他一拳打掉了。”她笑笑，把右手摊在大腿，捏成拳头，捶了两下，“我没哭，去厨房拿了把菜刀，藏在被单下面。等他睡着，抽出来，搁在他脖子上，说你要再打我一次，就跟你拼命。他后来再没敢动过手。”

　　程莲瑛是童养媳，祖父是小地主，打下一点家底，父亲接手时，家里还有三亩地三进房。但父亲嗜赌，赌到最后，仅剩空房一进，老婆病死，女儿也养不起了，只能送给以前的长工赵家，自己不知所踪。过了三年，父亲又回来了，还找了一个新寡的女人，续了弦，生下两个儿子。程莲瑛没跟着回去，嫁给了赵桂斌。

　　赵桂斌听见了母子两人的谈话。往事多半已记忆寥落，只能抓住漂在河面的几根浮木。结婚六十余年，吵架推搡难免，打到流产感觉不至于。他半闭眼睛，没有作声。三四个男孩一直在文化礼堂门口放“小金鱼”擦炮，边上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瞪眼看着。两个胆大些的，爬至一米五高的紫藤花木架，将擦炮用力甩下，好像因此会更响亮。火花四处飞溅，大白天也能看得见。他努力想把话听得清楚些，但在巨大的爆破声和焦白的烟雾中，他们的声音一直被打断，不断混入一些充满火药味的似是而非的东西。

　　“要么你跟我去县里住几天。服务员走了，实在忙不过来，老是上下山，也麻烦。”

　　他睁开眼，见赵春波蹲在面前，有点恳求的意思。儿子是好意，不是让他看店，是怕他和贾家再遇见。他解释说，最近常觉得没什么力气，不大想出门。赵春波说，看店花不了什么力气，整天都坐着。同样坐，在礼堂门口坐跟在旅店门口坐区别又不大，是吧，还能看孙子。找不到什么理由，他不作声了，傍晚时分提了只饼干纸袋上了车。程莲瑛帮他收拾了件新夹袄，两双袜子塞进里面，还有一盒药，嘱咐他记得吃，早中晚三顿。儿媳和孙子都没过来，副驾驶空出，他坐在上面，赵春波帮忙系好安全带。调整座椅时，一沓原本卡在缝隙里的纸张掉了出来，他捡起细看，略微愣住。赵春波很是尴尬，慢慢道，春节邮局还没营业，开门了就去。赵桂斌点点头，没说什么，将信纸叠好，放进夹衫口袋。

　　4

　　初五按理得迎财神，但县城的多数饭店到了初八都还没准备开门迎接生意，马路上很萧条，地上的鞭炮和红纸大部分是东方商场等一些大店铺开门的遗迹。回来的年轻人多数已回城，旅店空出不少房间，连打牌的都少了许多。初六和初七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旅店中厅只有两桌。年后不是下雨就是阴天，因为阳光罕缺，人也变得慵懒疲劳。赵春波夫妇每天至少八点才起床。初八早上六点，睡在隔壁的赵桂斌跑到赵春波房间，替他掖了下被角。夜间下雨，地面很潮，室内也是，被褥带着潮气围困身体，赵春波迷迷糊糊地说，不冷，不用麻烦。玉华盖着被子，被下没穿三角裤，偷偷戳一把赵春波的腰以作暗示。赵春波清醒过来，说，爹，要么你再去睡会吧，出去时记得把门带上。但等他八点半起身，发现父亲穿回旧衣，坐在后门的板凳上，看着满地的青苔和挂在衣架上的成片床单发呆，看似坐了良久，比一昼夜多许多。

　　九点钟，王立光和三个朋友进了门。四个人跟着同一个金华包工头在杭州打零工，最近地产不景气，环保也严，包工头说，元宵节后再开工，先不着急回来。年前众人工钱只拿到一半，置办大件有些勉强，每天靠打麻将取乐。进门后王立光见前台坐了个戴着雷锋式毛毡帽的小老头，看上去很面生，穿一件半新不旧的军工夹袄，人瘦得像能埋进椅子，以为是雇了个远房亲戚，或者退休保安。但是他见过赵春波的儿子赵浩，前两次打牌时也在，有一回拿着嚼完的口香糖，在手里搓成发乌的小球，又啪一下揉扁。今天赵浩穿着一件宽大的红羽绒服，下摆拖到膝盖，黑绒裤子塞在棕色皮靴里，鞋头满是不知哪儿蹭来的泥，耳朵扣五角星黄毛耳罩，看上去很喜庆，只是圆脸有点皴裂，红鼻头下挂两串鼻涕。他一抽搭，老头就叫他“吹吹吹”，“看我们浩浩，哎，又吹了个电灯泡”，老头说，顺手把揩掉的鼻涕擦在自己棉裤上。

　　后来他一瘸一拐地提了个热水壶给他们挨个倒水，王立光便没喝。

　　四个人中是他第一个发现的。那会儿正轮到他休息，看过几眼牌面，余光瞥见赵浩独自坐在地上，正专注地看着手里的小货车，大概想让它重新起跑，尿褥子早已湿透，扔在一旁，不知何时被抽走。他多看几眼，发现赵桂斌仰脸躺在老板椅上，发出艰难的呼噜，之后这种呼噜又变成了打嗝式的停顿。

　　“瞧那老傻逼，带着孩子，自己倒睡着了。孩子还光着腚呢。”王立光说。

　　其他三人笑了起来。因为这句话，原本背对前台的曾波也回头看了一眼，他输得最多，有些上火：“老头都这样，一会儿就迷瞪过去了。你去把他叫起来，问问啥时候送点心。都他妈十一点多了。”

　　王立光走到赵桂斌身边，推了推，发现赵桂斌并没动，像是睡熟了，嘴角溢出白沫，他估摸着可能是涎水。他走到小孩旁边，蹲下身，拧了把小孩的光屁股，小孩面容痴呆地望着他，并没什么反应。他拿起小货车，发现槽内缺了一节七号电池。他朝后厨偷偷张望一眼，食指刮了下小孩的腮帮，嬉皮笑脸地说，叫我爸爸，叫爸爸就帮你把这车修好。赵浩仍然呆呆地看着他，背后的赵桂斌在此时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叹息，王立光有些悚然，自言自语道，真他妈晦气，跟快断气一样。

　　他说的并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