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佳诗

　　王海洋随身带着两个手机，一个接工作电话，另一个接私人电话。

　　他在南京开了一家架子鼓培训学校，专门教各种年纪的小朋友打鼓。在他的那个朋友圈里，一个个家长都在晒娃。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知名摇滚乐队“野外合作社”主唱。在他的这个朋友圈里，有他爱恨情仇的生活，以及和音乐相关的一切。

　　今年3月，“野外合作社”巡演到上海，万代南梦宫挤得水泄不通，空气里凝着热气。台下，是他们的歌迷，喊着歌名，喊着王海洋的名字。

　　散场后，作为一个摇滚乐队主唱，他被合影，被表白，被赞美，被赠送着小礼物。

　　第二天，他又回到了南京，回到他的教室，整理乐器，打扫卫生，等着小朋友们准点被家长送来上课。

　　就像昨晚的一切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哥的抽屉里放满了许美静、张惠妹、王菲、王杰……

　　2018年的专辑《台风》，为“野外合作社”赢得了业内的一片好评。演出时，被台下歌迷喊得最多的歌名，是那首《复活》。

　　事实上，《复活》并不算是一首歌，但因为这首歌，王海洋被评价为“像一位诗人”。《复活》由王海洋作曲，并配上他一个人长达六分多钟的念白：“放心吧，爸爸，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把你的钱还上，连同你为我感到的羞耻，一起还上……”

　　“我父亲的控制欲太强了，就像我一辈子都想走出的阴影。我很能理解卡夫卡，他以为结婚之后就可以摆脱自己的父亲，没想到却是越来越像自己的父亲。”王海洋今年32岁了，说话做事温温吞吞，远没有他写的歌词那么直接，直到他说起自己在《复活》里反复念叨的父亲。

　　王海洋的家乡在北京房山区河北镇磁家务村，离北京市区很远，远到他都忘了自己也是一个北京人。

　　他的父亲是煤矿上的高级电工，村里第一台广播，就是他父亲制作的。父亲在村口架起喇叭，整个村子的人都能听到他放的音乐。早在1980年代，王海洋的父亲就拥有了海鸥的双镜头相机，每天躲在自己的暗房里洗照片。家里的收音机、电视机，也全都是他父亲捣鼓出来的作品。《家电维修》杂志，他父亲一期都没拉下，几近痴迷。

　　乡村闭塞，在幼年的王海洋眼里，父亲是英雄也是暴君。他只要比父亲规定的时间晚一分钟回家，就得挨一顿打骂。他的活动范围，是离家不超过300米。

　　家里的另一位英雄，则是大他8岁的哥哥。因为兄弟俩相差的岁数大，他总觉得父亲、母亲和哥哥是一家人，他则是被排除在外的那个。是哥哥攒下的那两百多盒磁带，陪伴他度过了青春期。“我哥的抽屉里放满了许美静、张惠妹、王菲、王杰……我本来觉得自己最喜欢王杰和张信哲，后来才知道自己反反复复听得丢失了封面的，是Nirvana（涅槃乐队）。父亲管得太严了，我就想在这样的音乐里发泄。”

　　初中时，王海洋和班里的班长交上了朋友。“他是那种对着一帮痞子单挑，阎王老子也不怕的那种人。那时，所有的男生都爱古惑仔，可他会和我聊小说，推荐我看了朱少麟的《燕子》。从此以后，我像变了一个人。本来我跟谁都玩得很好，看了小说，我觉得身边的人都特别幼稚。”王海洋至今还记得《燕子》里的句子，并当场念了起来：“他们的心里都有一双翅膀，有时比肩，有时单飞，但飞行从没停歇。”

　　也是这个男生，教会了王海洋弹吉他，而他教的第一首曲子就是花儿乐队的《静止》。从那以后，一个又一个新的名字涌向王海洋：新裤子、阿弟仔、刺猬、简迷离……

　　一个新的世界，就此向他打开了大门。

　　我想离我父亲远一点

　　高中，像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王海洋考上了北京市的重点高中，而他的那位好朋友则去了区重点中学。他们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通信，朋友在信里写：“我们是挚友，不是伙伴。”

　　王海洋在北京市区住校，有时会回房山，“见到初中的那些同学时，我一瞬间意识到，平台不同，资源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学校的那些老师就是高考出卷的老师，他们会直接告诉学生，这些不用看，高考不会考。可那些留在房山的同学，学得又苦又累，得不到指引。”

　　父亲的严厉还是没有改变。王海洋的房间顶上有一扇天窗，父亲会爬到天窗上监视他有没有在学习，常常半夜两三点就逼他起来看书。王海洋唯一爱看的是与语文教材配套的课外读物，“这里面有很多小说的片断，比如《百年孤独》。我那时才意识到，文学是好玩的，小说很有意思。我最爱看的是《茶馆》，对王利发印象太深了。他左右逢源，见到上等人说官话，见到下等人则说土话。”

　　《茶馆》让王海洋重新审视北京城，阅读各种杂书去了解这个城市。比如，为什么崇文门在左，宣武门在右。但即便如此，他還是在高考志愿表上义无反顾地填写了南京的大学，“我想离我父亲远一点”。

　　2006年，王海洋背着一把吉他，拖着一个行李箱，去南京上学。很快，他就组了自己的第一支乐队。

　　那是校园网风行的年代，时不时有人在网上分享一些看不懂的诗或者歌词。“我看到很多人在夸左小祖咒的词写得好，我却完全看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于是，王海洋转身来到图书馆，开始研究起了诗歌。起先，他也和很多人一样，从海子看起。他最喜欢的是那首《半截的诗》：“他写‘你是我的，半截的诗，不许别人更改一个字，海子对女人的控制欲太强了。当时，我喜欢一个女孩，我心里想的是，任何男人都配不上你，除了我。”

　　他也看被称为“下半身诗人”的沈浩波，以及一些不出名的诗人，但最喜欢的是陈东东和朵渔。今年春天，在无锡的一场诗歌音乐节上，王海洋与陈东东在一场讲座上同台了，但他没好意思向诗人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

　　诗看多了，王海洋慢慢有了自己的偏好，“还是偏向于叙事性。所以我不想再写以前那种歌词了，不想像方文山那样辞藻堆砌。”

　　王海洋自称是一个很晚熟的人，他承认自己看书的目的不单纯，说自己有一种“报复”心理：“我看书是为了学习如何写歌词，也是怕别人觉得我不懂。我想的是，他们有钱，但我有文化，我用这种特殊的才能来得到尊严。这与别人拼命赚钱肯定自我也没什么差别。我是曲线在救自己。如果一个男生帅一些有钱一些，可以直接得到女生。我需要不断看书、做乐队，才能在很多年后让那些离开我的女生对我另眼相看。”

　　我就是方枪枪本人，一样在懦弱中带着反抗

　　虽然带着狠狠的“报复心”，但王海洋是真的喜欢上了阅读，常常一个星期看掉两三本书。除了诗歌，他在大学期间还疯狂地看小说，最喜欢的国内作家是王朔、王小波、阿城和阿乙，“王朔的那本《我是你爸爸》，和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太贴近了。我看的时候，觉得他写的就是我爸爸，我就是方枪枪本人，一样在懦弱中带着反抗”。

　　毕业那阵子，王海洋失恋了。带着种种失意，他回到了北京，在一家药厂当会计。然后有一天，他发现那是一家假药厂，因为他听见销售部经理对总经理说“这药过期了”;总经理异常平静：“把生产日期撕下来，再贴一个吧。”

　　那时，王海洋每天需要花费六个多小时往返于北京市区和房山。他能用来消耗时间的，只有看书。他看波德莱尔、叶芝，格外钟情于金斯堡这样的“垮掉派诗人”，他还喜欢海明威的纪实类文学，“因为我更喜欢那种结实的触动。有一天，我再回过头去听左小祖咒，发现非常喜欢，比如《平安大道》《阿诗玛》《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他最终还是没有在故乡久留，又一次离开家，离开他的父亲，继续到南京做乐队。

　　第一张专辑，是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下制作的。时隔一年，他们才开始得到业内的认可，很多人开始讨论王海洋的词，认可他写词的才华。“我不知道我的词好不好，我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写一些后朦胧的诗。不像海子，他是一个在诗歌语言里建立自己王国的人。”

　　他的歌词甚至还被一些歌迷印到了自制的周边上。大家都很喜欢他在《南京之声》里的那句“星星依然挂在远方，我的头皮开始发痒”，有一种奇妙的通感;而他自己想到的，却是《诚实假日酒店》里的那句：“飞儿， 我们不能总是带着敌意交换身体。”

　　王海洋的父亲曾经在他刚刚开始学音乐时嘲笑他，说他什么都不懂，也不让他做乐队。去年，第二张专辑《台风》发行后，王海洋还是送了一张给父亲。这也意味着，他父亲听了那首反复念着“放心吧，爸爸”的《复活》。

　　他假意告诉父亲说这首歌写的是电影《楚门的世界》，“他应该把那张专辑都翻烂了吧。这依然是卡夫卡式的还债。”

　　王海洋×他的书单

　　王海洋可能是最常去书店听诗人或作家讲座的摇滚乐队主唱了。他常常戴着一顶鸭舌帽，背着一个很沉的双肩包，里面放着他喜欢吃的馕或烧饼，以及他最近在看的书。

　　他喜欢边看书边在书上画线做笔记。最近被他涂得很厉害的那本，是《包豪斯剧场》。因为，他想在秋天的时候，做一场带有话剧意味的沉浸式不插电专场。

　　《包豪斯剧场》 （奥斯卡·施莱默 、拉兹洛·莫霍利-纳吉、法卡斯·莫尔纳）

　　它标志着现代设计的开端，涉及剧场、影院、造型的方方面面。王海洋去年在舞台上的突破，就是把自己扮成了一个希斯·莱杰造型的小丑。他想了解包豪斯对于舞台设计的理念，这本书对他来说，不枯燥，有很多配图，直观地看到了“打破第四堵墙”。

　　《民谣流域》 （李皖）

　　看《民谣流域》的时候，王海洋感到李皖是在用一种理科生的思维去梳理近现代音乐的脉络。他发现，在任何一个现代音乐發展的节点，都会出现一个整理民歌的人。在中国，这个人就是王洛宾。

　　《肖邦传》 （贝尔纳·加沃蒂）

　　以前，王海洋总觉得肖邦是个浪漫的才子。读这本描述肖邦从出生到死亡的传记时，他才发现，肖邦有着高度疯狂的洁癖，他甚至讨厌肉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