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李立

　　我出来的时候，在等候区没看见老欧。

　　老欧不在刚才的座位上。他们说的“等候区”，其实只是手术室不锈钢的大门外那几排固定的蓝色椅子，其中有几张坏掉了，因为椅背椅面都被拆走。只有几根拆不掉的黑色钢条，还突兀地立在本应是椅子的地方，像一些简易十字架，但凡出现就饱含深意，提醒人们既然在这里，就不可避免总会撞见各种残破和缺失。

　　早晨我们到这里的时候，等候区已经坐满了人，我领到十八号的小纸条，是今天最后一个。我提醒过自己要早一点来，但每个人大概都这么提醒过自己。老欧比我来得早，但必须我们两个人都到场才能领到小纸条。

　　“十八号，挺吉利的，至少。”我跟老欧说，其实更多是说给自己听。

　　老欧不应，几分钟后，他突然说：“对啊……你就是十八号出生的……挺好的……”

　　这会儿，等候区只零零散散剩下了几对，十七号、十六号……没有交谈，各自心事重重。总之大部分人想必都应该了结了各自的恩恩怨怨，也很顺利，然后迫不及待地回到某处去了吧，谁也不想在这里停留。现在还待在这里的，情况大约跟我一样，是最后一批进手术室也是最后出来的。这些人也许是几对，也许不是。到这里来的人被要求“必须有成年人陪同”——在医生护士们口中，这位陪同人员被称作“家属”。我当时觉得这称谓虽然像是可以有很多种理解，但包含着不必揭穿的慈悲，至少对我来说，算是领受到这种慈悲了，因为尽管大部分人都默认“家属”是丈夫或男朋友，但显而易见“家属”也可以是姐姐、妹妹，或者母亲、父亲，倒不太可能是哥哥、弟弟——如果真是，他们应该也会伪装成丈夫的样子吧。

　　不过现在，这些都结束了，不用去想了。

　　我挪到角落那张蓝色椅子上，慢慢坐下来，等着老欧。有那么一瞬，我觉得他不会出现了，尽管我该明白，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也许是麻醉药剂仍残留在我的血液里，才让我产生了一些莫名的幻觉。

　　为避开各种让自己重新陷于恐惧的念头，我努力让自己把注意力放在周围那些人身上。在我前排，是那对皮肤都白到发青的小情侣，始终把头靠在一起，我从没见它们分开。在他们右边，这一对，是决不接触对方身体的中年夫妻，他们疲倦的又对彼此投射出隐忍的怒意的样子，足够证明他们的夫妻关系。我想起早晨等候的那段时间里，他们也是坐在我前面的。男人看手机，头垂得很低;女人双手紧紧抱着一大卷卫生纸。为什么需要这么大一卷卫生纸？当时这个念头突然就让我无比焦虑。

　　我想給老欧打电话，这才想起我的手机也在老欧那里。我不能带任何东西进手术室，于是我把所有东西都交给老欧，除了我自己。手机、首饰、假牙、假睫毛、假指甲……一切身外之物，统统不得进入那扇不锈钢大门。那扇大门威风凛凛。

　　我昨天晚上才匆忙卸掉绿色的长指甲，用小剪刀撬下来的，让自己疼出了眼泪，我很可能是故意把自己弄疼的。它们很好看，只是也是假的，塑料片，卸下来就不能再用了，不值钱的一次性用品——倒可以用来形容我的爱情——现在还留下大块大块地粘在我真的指甲上的指甲胶，用热水也洗不掉。不留心摸上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小怪物，有一双指头生得奇形怪状的爪子。

　　我远远看见老欧的时候，他正急匆匆地朝我走过来。他还背着双肩包。今天是我第一次见他背这种包，对他来说过于年轻了。于是刚见面的时候我还拿它打趣。我印象中就没见他身上有半点多余的东西。他一向是那种男人，想要清清爽爽的，无牵无挂，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冷酷到无情，绝不让自己的人生受到不必要的羁绊，无论这羁绊来自身外之物，还是某些人。

　　他解释说包是新买的，运气好，赶上了京东的折扣日，当天送货上门。因为他以为来医院总是有很多东西需要装，可能还要楼上楼下跑，有个书包会方便很多。其实也没什么东西要装，一叠票据，现在都被老欧叠成整整齐齐的一个小方块，几张卡，后来他又去领了几盒消炎药，也装了进去。

　　“你出来了已经？”他惊讶地说。

　　我点头，发现自己没力气说出一个字来。麻醉药剂还在我全身的血管里循环吧？它们要循环多久呢？我觉得自己是很敏感的人，对药物或者爱情都是，于是它们在我身上的作用，都是来得快、去得慢，残局难以收拾。老欧可能也是，看吧，他到这么多年后的现在都还在收拾我这个“残局”——简单说，我身上有一半血液是他的。

　　老欧刚才是去交费了，又在窗口排了长队，才离开了这么久。我想起在手术室从麻醉中醒过来的时候，听见护士在门口喊我的名字，接着又问家属在吗。我没在里面听见老欧答应的声音，他那种人不太可能在这样的时候高声应答。

　　我进去之前，问老欧：“我会不会出来之后找不到你？”

　　老欧说：“怎么会？我还会去哪里？”

　　“不知道，我从来都不知道你会去哪里。”

　　老欧又不响，过了好久，他一本正经说：“不会，这次不会。”

　　老欧是我爸爸，但我没这么叫过他。他跟我妈妈也很多年都没有说过话。我印象中他们最后一次跟对方说话，是我六岁的时候。老欧带着小熊饼干来看我，那是我有记忆以来第四次见到他，每一次相隔半年，这是他们的约定，他总是很守时。后来他们开始争吵，有一些事情谈不拢。我妈妈扔了饼干，一地都是小熊，我咬着最后一块幸存的饼干，觉得心都碎了，因为我妈妈从不舍得给我买小熊饼干吃。老欧一遍遍说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弯下腰想要捡饼干，但最终又都没有捡，他似乎只是要对每只小熊道一次歉。我妈妈踩着满地的小熊，和我舅舅一块儿，用难听的话，把老欧赶出了家门。老欧走之前伏下身，抱了抱我。我正为饼干伤心欲绝，他把我的头埋在自己的外套里。他在我耳边说：“乖，不哭，下次再给你买。”

　　有时候孩子是会同时对一件事既相信又不信的，就像很多年以后我弄明白了什么是“薛定锷的猫”，立刻就回想起当时的心情——我既相信老欧说的“下次”，同时又不信。但我那时更多的心思都落在大人们踩出来的饼干渣上了，满屋子都是。后来很长时间，我和妈妈住的那套老屋，半夜总有老鼠窜出来活动。我现在都还记得老鼠们在黑暗中啃噬饼干渣的声音，细碎、绵长，非常吓人。

　　那次之后老欧就离开了我们那地方。我不关心他去了哪里，我妈妈也是，舅舅也是，因为我们从不提起他。小学时学校要求爸爸和孩子一起参加的趣味运动会，都是舅舅陪着我去，舅舅很胖，接力赛跑我指望不上他。

　　小城那些人偶尔会故意问我，老欧去哪里了呀。我知道他们对我没什么善意，于是心情好时我摇头，心情差时我干脆不理他们，因此我从小在他们眼中就是个古怪的孩子。后来我明白，他们留给我的眼神意味深长，远比“一个古怪的孩子”要复杂，其中可以想见的还有惊骇、同情，甚至，怎么说呢，猎奇？

　　我长大一些后，小城里也有人时不时会告诉我老欧的去向。有人说他去了广东，在工厂里做工;有人说他进了监狱，“戴一对手镯（指手铐）！进去了！关起来了！”他们嚷嚷着，然后抱着胳臂，等待着我的脸上发生某种反应，不过我无论喜怒都面无表情的样子，一定让他们很失望，毕竟那时老欧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有些陌生的名字，和再也没吃过的小熊饼干。还有人说，他一直待在离我们不远的另一座小城，隐姓埋名、娶妻生子，“是个儿子，长得跟他像极了，双眼皮，颧骨这么高……”这些，我一开始都是相信的，后来慢慢就不信了。

　　“你要不要再坐一会儿？”老欧问。

　　我摇头。等候区只剩下我们了，我不想那么显眼，我希望自己从没来过这里。不远处就是护士工作站，待在桌子后面的那位胖胖的护士，眼镜片反光。之前我站在她面前等她为我安排手术事项的时候，我一直被这种镜片反光晃着眼睛，就这样签了名字。随后该老欧签字。他飞快地写下来，但没怎么用力，因为等他写好，我瞟见他的字迹比我写的，明显墨迹更淡。我觉得他可能写字的时候手在发抖，那一团弯曲的笔画，没人能分辨出是什么字。

　　护士把眼镜片往上抬了抬，指着老欧模糊的签名说：“关系！”

　　“关系？”老欧问，听起来怯生生的，但我知道，这只是他跟护士这种专业人员打交道的方式，他可能是将这种语调认作谦虚和礼貌的表示了。

　　“你，”护士指着老欧——她大概惯常了颐指气使的工作方式，毕竟她在桌子后面的椅子很高，这让每个站在她对面的人都矮了半截，然后便不自觉地心虚——“和她，”她指向我，“是什么关系？”

　　我皱着眉头看着她，不敢轻易表示不满。她看也不看我，只指着签名下方的位置，“写在这里。”

　　老欧的手挡住了那个地方，待他放下笔，我才看见那两个清晰的字，一笔一画，父女。

　　老欧把我從蓝色椅子上拉起来，让我“量力而行”。他会这么说话，我妈妈就不会，她会更通俗，于是有时候也难免粗俗。她说话时经常需要让手臂从一边划到另一边，在空中画出一个巨大的半圆。

　　“我交了费，还没来得及取药。”在拥挤的医院电梯里，老欧说。

　　“没关系，在一楼，我们这就去取。”我说。

　　我仍然很虚弱，于是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想起四岁时第一次对老欧产生印象，就是他抱着我，我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我看见他肩头湿了一大片，是我吐了不少口水。四岁那年妈妈给我喝了太多水，她认为这样的话我用不了多久就会闹着要撒尿，她就有理由让老欧离开了——她许多时候都会冒出类似这种孩子气的想法。老欧双手抱着我，把我举到半空，又放下来，来回几次。这让我憋不住肚子里的水，全吐了出来。

　　现在这肩膀让我感觉踏实。双肩包的肩带硌着我的脸，一会儿会在我脸上留下几道印痕。我歪着脑袋看着电梯金属门上照出来的我们的样子。老欧的头发从来都一丝不苟地剪得很短，如今一半是白的，个子不高，微胖，双肩包让他显得更臃肿了些。我们的五官没有一点相像，人们都说我生得跟妈妈一模一样。我有时候会想，我们母女这么像，那老欧看见我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我妈妈呢。不过我从没这样问过他，我很少跟他说起妈妈。我妈妈甚至不知道这些年在北京我跟老欧其实一直有联系，联系不多，但也没中断。哦，她估计也并不知道老欧在北京。除了我，小城没人知道老欧的去向，事实上他们老早就把老欧这个人给忘了。

　　我想如果我妈妈知道实情，大概会生很大的气，发誓再也不理我，说她从来就没有把我生下来过这种话吧。不过她的话很久以前我就不怎么听了——她是我多年来竭力想要摆脱的那部分，就像摆脱病痛的阑尾，就像她极力想要摆脱老欧，尽管我从不愿这么对自己承认，毕竟承认就意味着我接受了自己冷酷与无情的那一面，这对她不公平，她已经承受太多的不公平了——跟老欧有联络，这只能算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件。

　　我盯着电梯门上的人影，有几秒钟，这几秒中电梯从三楼下降到一楼，我才确认这个憔悴苍白的人，真的是我。这副垂头丧气、昏昏沉沉的样子，如果不是在医院，那就只能用宿醉才能解释了——毕业之后，宿醉就是我的好伙伴。我知道自己坐在哪张椅子上就能保证一晚上都有酒喝，且全是免费的。可是我现在跟宿醉的感觉也差不多，除了更添上一种从小腹径直一股股涌上心口的疼痛，仿佛有根线在我身体里拉扯，然后断掉了，断裂的部位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我甚至可以用记号笔在皮肤上从头到尾画出那根线的位置，从心脏开始，到脚趾尖结束。

　　我还能在电梯门上看见电梯里其他人的模样，其中有三位孕妇，肚子都已经隆得很高了，高到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像是人类身上不可能发生的奇迹。她们的眼神都是斜着往下垂去的，仿佛她们都在让视线刻意绕开自己的肚子，寻找自己的鞋尖。我突然禁不住想，她们会怎么看待我和老欧的关系，她们会知道我们其实是父女吗？我可以告诉她们我们其实是父女吗？毕竟我们长得那么不一样。她们也许只认为我们是一起来妇产医院的老男人和年轻女人，彼此看起来又不是那么亲密。疏远么？也谈不上，但确实有种似是而非的隔膜，这种隔膜感难免让旁人产生不恰当的猜想，就像某些庸俗电视剧演绎的那样。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我想这些念头可能都只是因为自己仍停留在麻醉药剂带来的短暂梦境里。在真正被麻醉的那段时间，几分钟或者更久，我确实做梦了，只是醒来就全忘了。护士叫我的名字，像梦中有人推了我一把，让我从半空跌下来，掉在手术室的病床上，就这么醒过来，被迫开始思考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这种极简单又极深邃的问题——跟爱情的过程一模一样。

　　我跟着老欧往电梯外走，人太多了，他牵着我的手——我们都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这么做，心里说不上感觉是好是坏，但确实有点怪。他的手掌很厚，一点儿也不粗糙，完全没有经受生活磨洗的状态。

　　“我要不要把我银行卡的密码告诉你？”进去之前，我对老欧说，像是开玩笑，但我是认真的。之前我果敢又满不在乎地做决定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些。现在，不是我不信任他们控制麻醉药剂用量的经验，我只是没法让自己接受有那么一阵子我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完全丧失，哪怕医生在训斥之后紧接着就告诉我这“一阵子”其实非常短暂，但他们也明确告诉我是彻底无知无觉、没着没落。就像电影里回不到地球的宇航员，一辈子在火星种土豆，稍不留神就飘荡在无边无际的永恒里，成为暗黑之夜中微光闪闪的星际飘浮物，在星河中千年万年地奔驰。我真不幸，学的是天文学，这类太空电影总会被我们天文系的学生认作幼稚，于是我们会就此生发出许多不必要如此深刻的解读，让自己徒增困惑。

　　那时候小城的人们告诉我，虽然我学习成绩很好，但还是不够我拥有随便挑选专业的自由，如果我一意孤行非得上那所北京的大学，就得接受一个不那么热门的专业。我咬着牙，就这样，去了天文系。

　　对那时的我来说，北京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就像我命中必然的归宿，从我每学期期末考前都收到北京寄来的小熊饼干的时候开始——我知道这是老欧给我的信号。不过我从不吃那些小熊饼干，我的口味变了，或者是北京的小熊饼干的配方变了，它们吃起来都甜腻得可怕。

　　上中学之后就没有小熊饼干了。老欧给我写信，鼓励我好好读书、天天向上，措辞很官方，真无趣。出于恶作剧心理，我用差不多的类似保证书的语气给他写过几封回信。他完全没读出我心存恶意的调侃。有趣的地方也有，他把自己的地址写在信的背面，信封上的地址是印刷上去的，上海某家少年杂志。不知道他怎么从上海弄来这些空白信封。小城没有人去考究邮戳跟信封上的地址南辕北辙这种事，于是老欧就这样不费心思地跟我保持了多年的联络。信封上的收件人地址呢，就更简单了，小城只有一所小学、一所中学，老欧知道我一定会在那里，也知道我的名字在小城这两所学校都无人不知——拜他所赐。那些信件，年复一年，让我意识到，考大学是我去北京的唯一机会。我谨慎地守护这个愿望，还有那些接头信件的秘密。那个年龄我们都需要自己的秘密。

　　流言就是流言，我想，小城那些人的流言都不对，他们竟然忽略了老欧本就是北京人的身份背景，抑或他们从不愿意相信老欧有一个回到北京这么好的结局，都好得像是我的童话了。老欧这种背景如今看来称得上生不逢时，他童年时随父母下放，到了小城，在小城长大成人。他的父母似乎挺有文化，虽然也不是北京人，但普通话说得比小城的播音员还好。老欧的普通话也好，这让他如今对小城经历的回忆里始终都洋溢着格格不入的气氛，他没少因为这口字正腔圆的发音被小城人排挤。然后是他的父母回了北京，他又在小城待了几年，在学校代课，教语文数学音乐和体育。这多半是因为我和妈妈的缘故，直到小熊饼干被妈妈粉碎，他回到北京。

　　“不要！”老欧反应了一会儿，才明白我提到密码是因为担心自己醒不过来，他语气中的不可思议让我自觉惭愧，惭愧自己竟然会有这么悲观的念头。只是一个手术，有风险，但概率很小，不至于到要托付后事的地步。

　　他当然拒绝接受我的密码，他说：“不会有事的。”

　　他不知道我的账户其实没钱，我二十三岁，刚刚大学毕业，天文学在这个社会上跟所有天上的东西一样，只能作为谈资，人们爱听，但天上的学问并不能帮我找到一份地上的工作，所以我大部分時候都在做兼职，各种各样的兼职，按天结算工资。我最喜欢的是穿上卡通服装发传单的工作，每天至少一百块钱，关键是不会被人认出来。所以我没钱，而密码对没钱的人来说，只是冗余的装饰，就像可以卸掉的长指甲，好看到足够满足虚荣，但碍事。

　　“万一呢。”我想起一个多月以前，那个人也在我耳边，对我说过同样的话，“不会有事的，没有那么多万一”，深沉的夜色让他的话像恒星一样坚定，不容质疑，那时候我相信他就是我的恒星，夜空中最闪亮。可是不好的事情总会发生，在我身上这句话时常应验。学习天文让我领悟到，微小的积累变化与巨大能量的瞬间爆发之间的联系，远比我们人类能够想象的程度，要紧密一万倍。

　　“这么多人都……他们很熟练。”老欧大概是感到这话里有残忍的意味，硬生生吞下半句没说。其实我对老欧也足够残忍了，我想。在北京这些年，我每隔一段时间会主动联系他，因为他主动联系我的时候，我决不会让电话接通。我找他都是我开始犯懒，不想去找兼职的时候，那种时候我就会想起自己还有一条退路，找老欧要钱。我不需要开口，他每次都会一千两千地塞给我，然后我们再一起吃顿饭，偶尔他会问起我妈妈的近况，哪怕他们多年没见，我知道他们谁也不想看见对方。我含混地告诉他几句，因为我收了钱就有“聊几句”的义务，就像某些兼职工作的要求那样。我不愿说得太详细，怕日后被妈妈知道，又是一场麻烦。老欧话不多，但我们也能维持着让每次见面不至于尴尬。他这些年结过三次婚，都离掉了。我判断是三次，因为他自己的情况都只是零星地告诉我，我再拼接起来。现在他单身，除我之外没有别的孩子。他的三位前妻都事业有成，这是他们没有孩子的原因，可能也是他们离婚的原因。他小有成就，不过和他的前妻们相比，就逊色多了。他做生意赚过一些钱，后来又赔了一些钱，但还有盈余。总之从我初到北京那一年开始，到现在，五年间，他的状况不好不坏，我确定他也不再有想要成就什么的那种愿望。

　　于是我没说密码。我把帆布袋里隔层的每道拉链都拉开，给他看里面放着什么。“手机在这里，钱包在这里，外层这个小口袋里，是钥匙……”他认真地点头。但我觉得其实他都没记住——女人的包的构造，他怎么可能记得住。后来他把我的帆布包接过去，叠了叠，装进他的书包，书包背在胸前，就像出现在妇产医院的那些男人一样。

　　老欧去药房窗口排队取药，让我在大厅的长椅上坐着等他。我坐下来才发现，这里到处都是挺着肚子的人。孕妇们穿着色调柔和的连身裙，圆滚滚的肚子下，裸露着圆滚滚的小腿。松软的平底鞋。侧身而过时她们彼此小心翼翼地避让。因为动作都慢了半拍，我像是在看一场慢速播放的电影——不真实，是的，我一整天来只有这唯一的感觉。

　　我的名字在药房窗口上方的液晶屏闪烁，红色的，这就是来自现实的提醒了。我希望它不要那么醒目。我妈妈坚持让我跟她姓。我的名字排在液晶屏最后几个，老欧也在队伍最后几个。我也希望老欧在队伍里不要那么醒目。这不是他应该排的队，这也不是他应该经历的场景。他应该出现在另一部电影里，和另一位温文尔雅的母亲并肩站在一起，西服口袋上别着一枝玫瑰，将另一位聪明漂亮的女儿纤细的胳臂捧起来，又轻柔又沉重地，放在另一位小伙子的掌心。

　　我不是由父亲陪同来妇产医院的唯一的女人，但这也不是我愿意经历的场面。起因是我找老欧要钱，这是我第一次朝他开口。我以为他不会拒绝，但他拒绝了，除非我能明确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从来不找我要钱的，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我应该随便找个什么借口，但那时候我没有。那时候我体内似乎有种潜伏已久的隐约的恶意，驱使我把一切都告诉他，对，告诉他——接连两次被拒绝的感受让我瞬间变得偏执、充满仇恨、随时准备自我毁灭，第一次是那个人，第二次是老欧——就告诉他，看他会怎么做。他不是很擅长应付这样的事么，他会让在我母亲身上发生过的事情在我身上重演么。

　　只是说着说着，我就哭了。

　　所以我觉得老欧那时候可能想多问我几句，关于那个人的，但他一句也没问，被我的哭声打断了。他说了老欧家那句由来已久的话，尊重你个人的意愿，不过，他沉默一阵后又补充，“我在”。

　　然后就是眼下了。老欧在药房门口排队，仰头看液晶屏上的患者名单，举着一根手指头数着在我的名字之前还有多少人。他这样子只会让我相信今天答应让他来医院，真的不是个好主意，对他对我，都不是。

　　我还看见了另一对父女，女儿扎着粗粗的马尾，孕妇似乎都有一头油亮顺滑的头发，据说是因为激素的缘故。发现自己怀孕之后，我每天梳头都观察自己的头发，它们似乎眼见得就一天天变得厚实了，只是从今天开始它们就会失去激素的润泽，不得已地回复从前干枯稀薄的状态。我听见孕妇对身边的男人说道：“爸，我们还不能回去，我忘了下午一点半，我还要做胎心检测。”

　　“啊？你忘了？行吧，那我们先去附近吃点东西。你饿不饿？想吃什么？”

　　“嗨，我现在记性特别差，你知道吗……”

　　他们说笑着，从我面前走过去，我闻见空气中传来好闻的面包香气。老欧走过来时，大概也听见了他们的对话，他怔怔看着两人的背影远去，像是在为某些遥远的东西困惑。

　　我和老欧走出医院大厅，没有再牵手，这样好些，我能够自己走了，尽管走得很慢。太阳很刺眼，把医院停车场的地面照成乳白色，仿佛骄阳下明镜般的湖水。我们就是湖水边不愿湿鞋的人，竟然在阴凉的边缘处不约而同地站住了。

　　小时候妈妈经常带我去小城的人民公园，那里有个人工湖，很小，但那时我觉得很大。我们都是晚饭后散步过去，等到天黑，很多日子里，黝黑的湖面上都能看见月亮或星星的倒影，漂亮极了。我待在湖边的小亭子里，静默的湖水让我着迷。妈妈在旁边的另一座小亭子里，那里总会有一些叔叔。叔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成另一个叔叔，不过他们都会给我带零食和小玩具，山楂片、牛肉干和花生米、卷笔刀、明星贴纸、酒瓶上摘下来的商标吊牌——金属的，花朵形状，有个叔叔给过我一个兵乓球大的地球仪。我也统统管他们叫叔叔，妈妈说这样我就不会叫错了。他们的交谈往往要到天彻底黑下来才真正开始，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他们倚靠在一起，说话也不需要太大声，但妈妈可能担心我会听见，因为有时候她会冲着我这边的小亭子喊：“别老发呆，去，跑一圈去。”我就起身，沿着人工湖，开始慢慢跑起来，跑一圈，会经过妈妈的小亭子，她冲我伸出一根食指，说：“一圈了，加油！”人工湖很小，我每天晚上都至少要跑三圈，随着年岁增长，变成五圈，我再不能跑更多了。我从不敢停下来，因为偷懒的话，她会看见，就会说：“听话，把身体练好，你太弱了，女的这么弱，将来不行的，要被欺负的。”她认为她就很弱，所以被欺负，所以有了我。

　　“你餓不饿？”老欧问。

　　“饿。”我从昨晚开始禁食禁水。

　　“要先吃点东西再走么？”

　　“不要。”我无力的声音就能解释我拒绝的原因了，我想。

　　“那，好吧。”

　　我们这就要走进夏日正午的烈阳里了。我希望是冬天，那样我也许会从容一些。老欧伸出胳臂，示意我挽住他。我犹豫了一下，就这样做了，一二三，迈出这一步。有一瞬间刚刚脑子里那副胡思乱想的婚礼的场面，似乎在眼前一闪而过，像自寻毁灭的流星，很快消失了。

　　阳光比我想象中要温和一些。我们的步子因为搀扶的动作彼此都走得不自在。到医院的大门口时，我松开了他。他活动了一下肩膀，表现得如释重负。他问我想吃什么。我摇头，但脑子里一下子都是小熊饼干。他皱着眉头，说先送我回家。

　　“他们说我以后可能会生不出孩子。”在出租车上，我告诉老欧。我顾不得出租车司机听见了，我怀疑自己根本是故意的。我们上车后，司机把冷气开大了一些，我理解他这样做是出于善意，毕竟天气炎热。老欧让他关上冷气，司机说：“关？每个人上来都让我把冷气开大！”

　　“就是让你关。”老欧对陌生人很少这么不耐烦。

　　“调小一点？”司机说。

　　“关！你听不懂？”老欧字正腔圆，像在发怒，不过他这种人不管说什么都不至于让对方以为受到冒犯。

　　“好——好——”司机照做了，但从后视镜里送给我们一个白眼。

　　“不会的，你那么年轻。”老欧对我说，依然严肃，欲言又止，但声音放轻之后，他温柔了些。

　　“那样，也挺好的。她就经常说，早知道不该生下我。”我更想知道现在老欧后悔么？或者，他曾经后悔过么？

　　一切都不是老欧的主意。小城那些人都是这样说的。老欧的父母当时出了一大笔钱，他们不是有钱人，不过是在北京还有些值钱的家底，他们变卖了那些好东西，换来一大笔钱。他们把这笔钱都给了我妈妈，还谦逊地把这称作“一点十分微薄的弥补”，希望能换来谅解。关于我，他们让我妈妈自行决定，这就是他们信奉的那套原则了，尊重个人意愿。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则，他们离开小城之后，老欧还能自己在小城留了几年。他们在小城人眼里，就像神仙一样无所不能，不仅因为他们让小城的宣传画、黑板报看起来都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小城人说，“跟把真人挂墙上一个样”;还因为他们竟然有底气对我妈妈做这样的保证——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负责，只求谅解。小城人特别想知道他们会怎么“负责”，但那些人更为这笔钱的数额震惊，他们相信一次冲动引发的风流，完全不值这么多钱，何况所谓冲动还真不知道应该算在谁头上，毕竟此后的状况不断向他们证明，我妈妈这个女人更具行动力，更有处置这种事情的智慧，以及需要翻脸时候的果断——他们中有一些人后来亲身经历过被我妈妈翻脸的过程——要不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怎么在小城那种地方安然无恙地生活了这么多年，就算她拿到了那笔钱。而那笔钱此后看来更像是敲诈，小城那些人更愿意相信这样的故事。

　　谅解似乎是达成了，因为我出生了。但这么多日子只是让我意识到，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过谅解，有的只是漫长的厌恶，谈不上仇恨，只是被稀释后的厌恶，像越拉越长的线，很细了，但也没断。

　　我妈妈出于什么原因生下我，是我始终解释不了的谜题——就像我人生的黑洞，任何事情来到它跟前，都会被它吞没、毁灭。我奈何不了它，但我没想到这么快，我就有了自己的黑洞，我就面临着和她当时同样的选择。

　　“那个时候，情况不一样。”老欧说。

　　“怎么不一样？”我觉得本质都一样。

　　“什么都不一样。”

　　小区的保安不让老欧进大门，自从这个老旧小区发生过入室抢劫案之后，他们都突然变得眼明心亮，拒绝一切闲杂人等。这种老小区的保安似乎都相信自己是落魄的贵族。

　　“我的门禁卡，在我的帆布包里。”我们站在保安面前，老欧笨拙地从书包里掏着粉红色帆布包，我指点他在每个隔层里找那张卡。

　　“蓝色那张。”我说，然后我从几张卡里把它挑出来。

　　保安匪夷所思地盯着我们四只手为这么简单的事忙碌，像看着两个生活无法自理的幼儿，最终他无动于衷地目送我们刷卡进了门。到我的出租房门前的时候，这样的寻找又重来了一次，这一次是找鑰匙。翻找的焦虑感对老欧的折磨更大一些，我感到最后一刻他几乎就快要崩溃了，事实上他已经叹过了几口气。也许叹气不是因为一串钥匙，也许他只是不能接受自己不知该怎么做才好的局面。

　　于是进屋之后，他就一直在沙发和桌子之间忙来忙去，他可能以为这样做我们都会感觉舒适一些，也确实是。我从没有过这种经历，和自己的父亲共处一室，而我还需要躺在床上，等待身体那诡异的复原过程缓慢发生。

　　“我要给你烧热水，你的水杯在哪里？”

　　我躺着告诉他厨房的位置。

　　“他们说红糖对你有好处，你有红糖么？”

　　我没有。

　　“你想现在吃药么？你知道你该吃多少么？”

　　我不知道。

　　我合租的室友晚上七点会回来。那个老姑娘一心扑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她以为我们能租上这套老房子就是她一生碰上的最好的事情，可不是吗，“我进到四环了，我现在住在北京四环内！”她在给家人的电话里兴奋得又喊又叫。所以，任何陌生的男人怎么可以出现在这四环内的尊贵的房子里呢？“他们都不配！”她是这样跟我解释的，但我知道这警告的分量了。

　　老欧知道他还有几个小时时间，可以从容应付一些必要的事，然后再离开。这段时间，他烧了一壶水。从厨房里传出的声音判断，他应该是兴师动众地煮了一碗面，打了两个鸡蛋，也许是给我的。菜刀的声音可能是他在切葱花，其实没必要，我不吃葱。寻找调料花了他不少工夫。我帮不上什么忙，因为我也不清楚调料的位置，厨房多数时候是我好心的室友的领地。之后，他像是在不大的一居室来回走了几趟，大约仍然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坐下来，拿起桌上什么东西看，我想起桌上还放着快被我忘掉的考研资料。他又立刻起身了，接着走来走去，脚步声焦灼不安。

　　我听着这些动静，躺在小床上，像自我放弃的行星那样，被巨大的引力牵动着，并不知道自己会去往哪里。事实上行星的旋转运动本质上都显得可悲，因为旋转不产生位移，是最徒劳的原地运动。后来药物的作用让我睡着了一会儿，但我觉得更像是躺在云层上，飘来荡去，意识朦胧，四周漆黑一片。

　　人们都说生命的起源其实与宇宙类似，是极小与极大的两个极端，精子的数量宛若宇宙中星辰的数量，而奔跑是它们从诞生到消亡的短暂阶段里的唯一使命。对这支数量庞大的奔跑者队伍中的绝大部分成员而言，这场黑暗中的奔跑是注定失败的悲壮表演……那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一切开始呢？我希望一切都没有开始过，希望回到宇宙大爆炸发生之前，回到我得以出现的那一时刻之前，回到我体内的黑暗中的奔跑的那声发令枪声响起之前。

　　我醒来有一会儿了，但我知道老欧还在客厅，弄出细琐的响动。我不知道该怎么让他知道我醒了。我一直称他老欧，眼下我突然就叫不出口了。但我也决不会叫他爸爸。我闭着眼睛，犹豫不定。最终我决定起床，我嘴硬，所以无论如何也要起床。

　　那碗面是给我准备的，已经凝固了，筷子戳进去，可以立起来。我坐下来，开始吃面。老欧坐在我对面，盯着我看，我也看他。随即他摇头晃脑地开始摆布着桌上各种杂物，有大半都是室友的东西。我知道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不自在，就跟我为什么要吃这碗面的缘由一样。

　　“你没觉得无聊吧？”我问。我睡了两个小时。

　　“不会。我刚在手机上看了一篇文章，讲《流浪地球》的，就是那部电影，好像挺火的。”

　　“嗯，我看过，现在网上可以看了，我觉得……有点扯。”

　　“这个……你是懂些……嗯，你还在复习吗？”他像是终于找到了话题。

　　“嗯。”我迟疑了一下，点了头，上一次见面，我告诉他我在准备考研，其实我早就放弃了，考研不过是我对老欧、对我妈妈的借口，让我心安理得继续待在北京混日子的借口，想到这里，又说：“但没什么用，我考不上。”

　　“怎么会考不上？”

　　“就是，”我咽下一口面块，“就是考不上啊。”

　　“怎么……”他仿佛也咽下一口不存在的面块，说，“好吧，考不上，好吧……”

　　我什么也吃不下了，干脆放下筷子，看他到底想说什么。只是每当我抱着这种态度的时候，他就开始闪躲。

　　老欧端着面条去了厨房，我在心里盘算着剩下的时间。

　　“有只蟑螂！”老欧在厨房喊，“两只，我的天，不只两只。”

　　“北方的蟑螂不算什么，南方的才大呢。”我在客厅轻声嘲弄他的大惊小怪。

　　“我得给你弄干净……”老欧像是来了兴致，我觉得这不是消灭蟑螂的恰当时机，但我也没什么精神去阻止他。

　　我躺回小床上。小床其实就在客厅，用大衣柜隔出一个空间，刚好放下一张小床。这样实际上的客厅就只是一张桌子。衣柜门打开，我就能回到床上。衣柜不能隔音，我清晰地听见厨房里的一举一动。“打开窗户让它们出去就好了。”我说。

　　“不能开窗，你不能吹冷风。”

　　“我没事。”

　　“还是要注意。”

　　可是这是夏天，可是厨房的窗户并不能让风吹向我，可是在衣柜中间睡觉的我可能更需要通风。

　　我听见“啪、啪”的声音，老欧自言自语：“让你跑！看你往哪儿跑！”我觉得他兴致勃勃，用力去踩每一只飞快逃窜的蟑螂，一边给自己加油，像在看他最喜欢的足球比赛。“这还有，我的天，真会躲。”他突然找到了乐趣。

　　橱柜里的东西一样样被挪了出来，房东和室友那些可怜的满是油污的厨具，可能对老欧构成了一种刺激，“怎么能在这里做饭呢？”听起来他愤怒极了。

　　“那不是我的……”我说，但他没听见。因为厨房的战斗眼见着正在升级，老欧拖了一张椅子进厨房，老欧走过来拎了一本杂志回到厨房，哦，不是杂志，也许是我的考研书。书本打在瓷砖台面上，打在灶台上，打在锅铲上，打在老欧自己的脚上。老欧跺脚，不知道是因为打疼了自己，还是因为又瞄准了新的目标后一脚踩下去。砰砰啪啪的声音在我听来比蟑螂更可恶。我犹豫着要不要去阻止他，或者我该去帮帮他。我拿不定主意，就听见“哐当”一声巨响，像是所有的战争临到终了时发动的总攻，各种器皿瞬间都碰撞在一起，或是一起坠地，金属撞击的声音有空旷悠长的反复的回音。

　　回音消退。屋子里很安静，老欧之前弄出的动静映衬得这安静似乎才是反常的。我咳了两声，但没能得到回应。我爬起来，走到厨房去。我故意弄出很大的脚步声，但没什么用。厨房在房子的另一端，中间要经过一道狭窄的走廊。我想象著此时的厨房大概会像是真正的废墟那样，尸横遍野、森然寂静。

　　老欧蹲在那里，不知道在做什么，可能他什么也没做，只是一动不动，他也动不得，因为他被几只大大小小的锅、一些塑料盆还有刷子之类的东西环绕在中央。走近些我才发现，这些东西底下那些小小的尸体，大部分阵亡的蟑螂都被踩扁了，粘在地板上，成为地板上的图案。我刚想走过去，一只蟑螂从我脚边忽地爬了过去。

　　我一下缩回脚，“还有呢！”我叫起来。

　　“你别过来！”老欧抬头看我。

　　“刚才，怎么了？”我站在厨房门口问，我是指那声巨响。

　　老欧突然叫起来：“没怎么！只是蟑螂！蟑螂！我弄不完，我没法帮你收拾掉，只是蟑螂，我没法收拾掉……”

　　“那就别管了，”我说，“别收拾它们。”蟑螂是灭不完的，灭掉一只会生出一百只。

　　老欧不认识似的看着我。我轻轻踢开两个塑料盆，朝他走过去。我感到一阵阵恶心。厨房油腻的地板上，蟑螂的尸体斑斑点点，是的，北方的蟑螂都很小，更像苍蝇。它们无所不在，有时候我看着它们在我的床单上闲庭信步，我跟它们相安无事。何况我从小就跟老鼠一起共度夜晚。我习惯了这些害虫。但我也从没像这一刻，这么恶心。

　　“我只是……”老欧蹲在那里，又不说了。沉默了一会儿，他一只手捂着脸，一只手指着眼前的狼藉，说，“你看你……弄成……弄成……这样子……”

　　是他把厨房弄成这样子的。

　　“我什么也没干。”我觉得委屈，但也许我没真正听懂他的意思。因为我已经发觉自己就快要站不住了，我现在没有一点儿体力。于是我也慢慢蹲下来，顾不得我脚边是一口缺了把手的汤锅。

　　我们并排蹲在厨房，一下就把厨房填满了。我们看着满地的蟑螂，有的死掉了，有的生机勃勃、爬来爬去，我恍惚想起小时候那满地的饼干渣。

　　“是，你什么也没干，”老欧说，“都是我干的。”

　　“刚才是什么东西倒了么？”我问。

　　“我希望我从没写过那些信。”老欧说。

　　“是这个锅掉下来了么？”我问。

　　“都是我干的。”老欧说。

　　我愣了一会儿。老欧也是。我像朋友那样撑着老欧的肩膀，让自己站起来。我说：“算了吧，老房子就是这样。”

　　老欧点头。他掏出手机，看看时间，知道他得尽快离开，室友就快回来了。他现在动手的话，还来得及让厨房的锅碗瓢盆恢复原状。他也是这么干的，清扫了蟑螂的尸体，擦拭过厨房的台面。他不擅长做这些事，我发现了。他平常大概连自己也照顾不好。不过我随他去，这样更好。事实上他的努力收效甚微，在打开橱柜门的时候，我眼睁睁看到依然有一排蟑螂，嚣张地从他面前溜过去。

　　临走，他抱了抱我，现在我的头埋在他的肩窝而不是外套里了，他说：“如果要收拾那小子……”

　　我挣脱了他，开始摇头，生怕他把后面的话讲出来。

　　他不用说，我知道，从他灭蟑螂的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了，他时刻都准备鼓起消灭蟑螂时的那股劲头。

　　在北京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关村，老欧从望京到我的学校来看我。那是我见过的他最开心的时候。我们在学校外吃过饭，一路说着无关紧要的话，走回学校。我书包里有两千元钱，老欧第一次给我钱，我觉得真是沉甸甸的。经过7-11便利店，老欧突然停住，让我在便利店门口等他，说他一会儿就好。我站在店门外看路上的人，都是年轻的大学生，我那时很骄傲，心想我比你们还更年轻一些，还比你们更有钱一些。

　　我等了一会儿，不见老欧出来。我进到便利店里，看见老欧正在跟店员严肃地交涉。他想要小熊饼干，年轻的店员说没有小熊饼干，但拿给他看一种粉红色包装的曲奇。店员解释说里面的饼干是小熊形状的。

　　老欧彬彬有礼地质疑店员，怎么可以没有小熊饼干了呢，是那种，不是这种，那种小熊饼干怎么能没有呢？

　　我们走出便利店，往后的一路就不怎么说话了，刚刚那种聊天的气氛中断，然后就变了。我在想，他只知道我喜欢小熊饼干，准确地说是，喜欢过。

　　我真该为自己感到惋惜。他大概也在想同样的问题。

　　在学校门口告别的时候，他断断续续说的是：“好吧……我不知道……没有小熊饼干了……好吧……”

　　我轻松地说着：“没关系。还有，我想要什么，自己会买。”

　　他才恍然大悟似的点点头，说，“好吧，你自己会买了。”

　　药效缘故，那一晚我睡得很沉。睡梦中仿佛回到童年时代，回到人民公园散发着腥味的人工湖边，我依然被恐慌驱赶，只能一圈一圈地奔跑，湖水有轻微的涟漪，上面漂浮的星辰让湖面像真正的星河浩瀚璀璨，那是我的星河、小小的一汪宇宙。那个困扰我人生的黑洞，似乎也被湖水湮没了。是的，我想我找到了答案，尽管为时已晚：我裙摆上的荷叶边在夜色中被月光映照出金属质地的光泽，这让妈妈在水的彼岸也能一眼瞧见我，这让我们从不至于失散，然后，是她挥着胳臂的用力叫喊：“加油，还有两圈，加油跑啊，你可不能像我这么弱！”

　　自问自答

　　《蟑螂》的素材是怎么来的？

　　单位附近是著名的北京妇产医院。这里的空气中除了烤红薯的香气，还夹杂着消毒水味和孕婴的奶香。这片拥堵的小区域凝聚着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悲喜交集的种种存在。我在这里看见了那对父女，我希望他们是父女，不，在我心里，他们只能是这样的一对父女。写小说的人最幸运的便是有这样的权力，可以把自己一厢情愿的猜测变成白纸黑字的小说。

　　《蟑螂》中的“那件事”其实从始自终没有出现？

　　对，没有出现流产的字样，没必要。《蟑螂》中的父女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情感只能隐而不发。打蟑螂是一次歪打正着的小小爆发，但很合适这位父亲。

　　《蟑螂》写完了，你还会去妇产医院附近散步吗？

　　偶尔还会去，吃烤红薯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