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采访，墨西哥作家阿尔瓦罗·恩里克和我约在圣约翰神明大教堂对面的一个匈牙利咖啡馆。生于瓜达拉哈拉、今年50岁的阿尔瓦罗，在2007年被“波哥大39”项目评为拉丁美洲39岁以下最有前途的作家之一。他至今已發表五部小说，因《突然死亡》获得了西语文学界最重要的奖项——埃拉尔德小说奖（Premio Herralde，2013）、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国际小说奖（PremioElena Poniatowska，2014）。阿尔瓦罗·恩里克年轻时曾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创立的著名文化杂志《转弯》（Vuelta）当编辑和写专栏，成了帕斯的学生和挚友。在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一直生活在纽约并在位于长岛的霍夫斯特拉大学执教。教授的课程也有趣的很，包括“爱情、性与帝国”、“堂吉诃德与现代小说”等等。
采访之前，阿尔瓦罗告诉我，正是在这个嘈杂的小咖啡馆里，他完成了小说《突然死亡》的最后几个章节。用安妮·博林王后的红发制成的网球、埃尔南·科尔特斯亲自设计的恐怖纹章、堂娜玛琳奇绣制的肩衣、纳瓦特人华尼辛献给教皇的织羽法冠——将《突然死亡》中多条叙事分支串联在一起的，并非主要人物的生平正史，而是这些真实存在或由恩里克虚构出的物件。小说的故事在历史与虚构间游走，就像西班牙黄金世纪作家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与意大利画家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在小说中的那场网球赛一样。阿尔瓦罗在《自序》中写到，网球在古老的室内网球（pallacorda）场上一来一去，而人物的灵魂也被从球场的一端击向另一端。
如果要问阿尔瓦罗通过写作艺术和文学“恶棍”的生活来颠覆正史有何种价值，我想可以用海登·怀特说的历史写作和小说写作是相似的，或是米歇尔·德·塞杜说的小说是被历史论述所压制的他者来解释。通过美洲新巴洛克视角来以古喻今，是《突然死亡》和阿尔瓦罗其他作品最重要的主旨之一。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两年前刚认识阿尔瓦罗时，他跟我说也许在未来，他并不会选择居住在纽约，而是期望能回到老家墨西哥。《突然死亡》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它并非关于欧洲文人和艺术家之间的网球赛，而是关于墨西哥，关于墨西哥的过去与今日。
用于反抗的文学制品
Q：在谈小说的历史性或反历史性之前，我想和你分享之前读到的一位未来读者为《突然死亡》做的读书标签。这条标签内容大致是说《突然死亡》应该会是一部用于了解欧洲历史的小说。作为译者，这条标签很令我疑惑和担心，因为《突然死亡》中的很多情节都是虚构的。
A：可以说《突然死亡》是历史小说，但同时也不是。这本书所展示的大部分信息都是真实的，但同时也存在虚构杜撰的片段，比如说克维多和卡拉瓦乔之间的网球赛从未发生过，用安妮·博林王后的红发制成的网球也是虚构的。关于博林王后的生平，我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关于斩首的片段是忠于历史的，比如行刑者和见证人，还有行刑者在挥刀之前的确试图让王后分神而假装寻找刑具。我相信你作为译者也十分清楚，《突然死亡》这部作品是由历史文献和档案支撑起来的，同时文献和档案在小说诸多章节和片段中扮演了介入和干预的角色。如果说读者希望通过阅读这部小说将欧洲正史学为己用，那么《突然死亡》可能不会带给他们一场实际有效的阅读体验。相反，如果将《突然死亡》当作一部用于探索欧洲现代化初始时期民间日常生活状态的作品，我认为这个想法更可行。
Q：这引出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小说中所呈现的真实历史和反历史虚构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张力？是否可以简单地将《突然死亡》定义为一部反历史小说？
A：《突然死亡》置身于正史的话语形式之外，来审视像克维多、卡拉瓦乔或是科尔特斯之类的历史名人，探索他们的日常生活。我在处理这种从正史之外的角度进行的探索和创作时，小心翼翼，对众多细节的掌控力求严谨。读者可能不能通过阅读《突然死亡》来证实或鉴别欧洲扩张和征服宏大历史的真伪性，但是书中所描绘的普通生活状态和习惯，比如当时的人们如何吃、如何穿、做出哪些和时代相匹配的自然反应与行为，这些细节都绝对忠于史实。
选择这个视角来创作小说或其他种类的虚拟文学，如果在十年前，会很难实现。但是现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大批专注于研究私密/私人史的史学家们，这个现象兴起于20或30年前。在这个研究领域中逐渐积累的知识数量十分庞大，包括欧洲16世纪以及16世纪和17世纪相交的社会私密史。当我创作这部小说时，通过研究此类历史资料，我得以知晓在1599年时的罗马买一杯玛雅巧克力“汤”需要多少钱，或是当时的鞋子和鞋子配饰的制作工艺。之所以提到这些，我想联系上一个问题，继续表述一下个人看法，也就是《突然死亡》的历史观或反历史观为读者带来何种实际有效的体验。如果阅读目的是为了解16、17世纪欧洲与美洲社会和个人生活的私密维度，我想阅读这部小说是有用的。
Q：是否可以将《突然死亡》中对正史的戏谑解释为文学制品？这部小说站在胜者精心雕琢和维护的历史对面，让我们看到正史表面之下的暴力、愚昧和残忍的欲望……
A：对，反对胜者的故事。你可以用北美当代文学研究偏好使用的这么一种概念和说法，“用于反抗的文学制品”，来形容专注于被架空或替代的历史的写作。关于这部作品最首要的是，它的体裁是小说，虽然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很多内容还原了真实发生和存在的历史。
Q：咱们来谈一谈小说中的黑色幽默和讽刺技巧吧。
A：《突然死亡》的叙事围绕着众多话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残忍和暴力的种子以何种方式在我们生活的世界被撒播，并缓慢地生根发芽，尤其是在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我们在阅读那段历史时，读到的是世界如何从混乱，走向信仰唯一救主、推崇单一民族、统一语言的历史阶段。虽然我们都知道，这种同化观仅存在于理论层面，因为不论是神灵、民族、语言还是人种，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自古至今都是无穷无尽并且丰富多样的。产生于欧洲的单一化或者同化进程，以所谓发现加勒比海地区和之后的征服美洲为起点，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开来。在16世纪初，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见证了第一次全球化。而在首次全球化过程中诞生的诸多现象中，对后世影响最深的就是同步性。写作《突然死亡》正是对同化进程的一种文学沉思，但同时这部小说绝不是一部用于道德说教的作品。它仅仅是讲述和展现故事，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会得到自己的结论。
克维多的影子一直都在
Q：说到黑色幽默和讽刺技巧，我想到的是，《突然死亡》的叙事主线是西班牙黄金世纪代表作家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和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之间的网球赛，而小说中的讽刺手法像极了克维多的小说《骗子外傳》（EI Buscon）。克维多的作品是否影响了你的小说创作？
A：克维多对我文学创作的影响极为重大，毋庸置疑。不仅是《突然死亡》，自我早期创作的作品至今，甚至可以说在我写的所有书里，克维多的影子一直都在。
Q：影响来自诗人克维多还是小说家克维多？
A：当然两者都有，尤其是他的诗歌。可以说如果没有克维多，我的文学人生会有难以弥补的缺憾，他对我创作的影响不可或缺。但是克维多作为人物出现在我的作品里，第一次是在我早期创作的一部短篇集《首要美德》（Virtudescapitales，1998）中。第二次是在小说《垂直生活》（Vidas perpendiculares，2008）中，克维多作为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出现，一个生命接近终点的诗人克维多。正是在创作《垂直生活》的过程中，我开始琢磨，也许在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巴洛克时期的欧洲，在这个艺术创作达到令人炫目的顶峰的时期，只有克维多得以作为最有力竞争者和卡拉瓦乔一争高下。原因呢，不仅仅因为克维多是我最偏爱的诗人，或因为他是巴洛克文学最具象征性的作家。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的人格两重，互相矛盾，难以定义。这令他的生平和创作都显得格外有趣。一方面，他是神圣罗马帝国最为忠实的护卫者，这在他署名的作品中有鲜明的展现。但另一方面，在他匿名创作的作品里，比如《骗子外传》《梦集》（Suefios ydiscursos，1606-1623），我们看到的竟然是以最为激烈的方式全力抨击帝国的克维多。我们在克维多身上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性人格：一个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世界，否认上帝存在，有趣，乐于挑衅所有常规；而另一个则是狂热的天主教徒，极端而保守。
Q：我知道你对卡拉瓦乔的生平和画作也同样痴迷。
A：我其实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关于卡拉瓦乔的小说了。卡拉瓦乔和克维多一样，两人绝对不是道德楷模，但都是非常伟大的艺术家，“艺术名流”这个概念就是从卡拉瓦乔开始流行起来的。除了艺术家，卡拉瓦乔还是声名狼藉的杀人犯，第一次杀人是在二十六七岁时。在马德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卡拉瓦乔的画，被深深吸引。直到今天，每次去欧洲，每次访问不同的城市，我都要到当地的艺术馆寻找卡拉瓦乔的作品，虽然他的作品并不多。
小说写作是一个神秘的过程
Q：在《突然死亡》的自序里你写道：“我们弃善趋恶，从幸福飞向责任，抛开嫉妒投向性爱。灵魂被球拍从网球场的一端击向另一端。”我记得你在某次采访中说过，你大概是从2008年开始动笔创作的，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移民问题以及边境冲突愈演愈烈的2018年——两个动荡不安的年份。在写作《突然死亡》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讲述一场虚构的网球赛之间存在着怎样一种关联？
A：《突然死亡》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提供的库尔曼中心写作助学金（NYPLCullman Center Fellowship，2011-2012）的帮助下完成的。项目最初看上去似乎是关于网球史的书写。但通过写网球赛，让我得以把整个世界翻过来转过去，从另一种途径来描述某些历史。这种途径和我们大多数人所接受和适应的世界观不同，它令人不安，甚至令人感到难受。我记得我大概是金融危机结束后动笔写这部小说的。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是愤怒，在政治层面上一直感到很愤怒。不是因为金融危机，而是因为人们见证了南欧和南欧以北国家之间巨大的分歧，这些国家如何以恶毒的方式排斥甚至诅咒经济状况不佳的南方邻居。现在我再回想起当年的情绪，面对这几年美国政府处理美洲移民和美墨边境的方式，觉得当时的自己过于天真可爱了。还有就是，在小说中有一个片段，关于世界上每分钟出生和死亡的墨西哥人口。我不记得具体的数字了，总之数目十分庞大。除了巴斯孔塞洛斯（Jose Vasconcelos，1882-1959，墨西哥政治家、哲学家和教育家，被称为“墨西哥革命时期的文化首领”）之外，没有人认同科尔特斯（编者注：正是他，摧毁了墨西哥阿兹特克文明，并建立了西班牙殖民地）在我们国家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也在不停地反思墨西哥人民否定科尔特斯、民族万神殿将其拒之门外的这个决定。这不是个坏决定，但在我看来有些可笑。
Q：你的第一部小说《一个装置艺术家的死亡》（La muerte de uninstalador）出版于1 996年，和《突然死亡》相隔了几乎二十年。在这两部题目中都包含“死亡”这个字眼的小说里，你探索了艺术和金钱、艺术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一
A：虽然已经快过去20年，我还是没有想出一个准确的答案。虽然我十分关注这个话题，而且我认为当代文学鲜有涉猎，或者这个问题被刻意回避。
Q：我记得很有趣的一点是，你在小说中写道，虽然身为《突然死亡》的作者，却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写什么。
A：在很多采访中，面对采访者过于关注小说关于什么或是写小说的初衷这类问题，我也曾回答过“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自己他妈的到底写了什么”（笑）。我想表达的是，小说写作是由大量文献研究支撑的，但与此同时小说写作是一个神秘的过程。神秘之处在于，动笔之前我虽然构思好了叙事结构和内容，但之后写下的文字变得像求解魔方一样复杂，需要协调多种颜色和方向。我想通过描写网球在两个人的球拍之间的来来去去，将世界也从欧洲中心拨向美洲一边。
Q：除了《突然死亡》的历史道德政治问题之外，也想请你谈谈小说中文学和政治关系下的美学特征。网球的来来去去让我想起小说中非线性的琐碎复杂结构体系的设计，和近似复调音乐（counterDoint）的对于多种人物叙事线的处理。还有就是小说语言和人物对话的设定也类似于复调音乐。你如何设计叙述者的声音，以及黄金世纪和征服美洲时期的各色人物的语言？
A：我在写小说时想过这个问题，如果克维多说话像个奇兰哥人（Chilango，俚语，指墨西哥城当地人，时而带有贬义）一样，会是什么样的效果？（笑）我也想过按照黄金世纪时期的修辞习惯和手法来设计人物。在我看来，那些试图让语言忠于现实、忠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小说，并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经常行不通。因为首先，对黄金世纪时期日常语言使用风格的客观、真实、完整的记录不存在，我们能搜索到的记录是具体的和不具整体代表性的。我突然想起之前咱们谈论的一个问题，关于《突然死亡》中对于征服者科尔特斯的刻画。这种刻画，就像让小说人物使用墨西哥城本地方言一样具有争议性。小说中的科尔特斯，我希望他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更具创造力和爆发力，极其有趣可笑。墨西哥人，或者准确地说，墨西哥城人，对西班牙殖民者的反抗，首先是对殖民者语言的反抗、调整、篡改，然后收为己用。西班牙语到达美洲之后就不再是自称传统的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语了，它成为了所有（西语）美洲人的西班牙语。所以在写《突然死亡》的时候，我希望将本土化的美洲西语方言的活力注入人物的对话，欧洲历史中大人物的对话。这种语言设计我认为才是合理和健康的。自称为标准和传统的西班牙语以及他们僵化的语言权威机构，并不值得被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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