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张

　　那时我和爸爸妈妈住在布什维克。我们那栋楼的左右两侧，都是用来买卖毒品的废弃楼房。两栋楼的唯一区别在于，一栋楼里贩毒的人也吸毒，所以相比之下，他们的状态更不稳定；而在另一栋楼里，贩毒的人从不吸毒，也因此更为狡猾——在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间一室公寓里。那间公寓极其破败。早上醒来时，我们会在床单上发现被压扁的蟑螂，有时在我们的胳膊肘上还能再找到三四只。有一次，我发现自己的小腿上压着十四只蟑螂，即使我们努力保持优雅，像芭蕾舞演员一样挥舞我们的双臂，甩掉这些蟑螂的样子也依然算不上好看。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人要拉屎，就得先想办法憋着，然后跑到街对面阿莫科加油站的厕所去。那个厕所的地面通常很滑，因为附近的地痞总会在尿尿时把尿溅得到处都是。如果不止一个人憋不住要拉屎就麻烦了。那意味着，有人必须得用我们永远堵着的马桶，而除了老鼠药，那个马桶里塞不下更多的东西。我们得用平时囤起来的旧牙刷和筷子，把巨型的屎捣成小块。我们那时太穷了，无法担起生活的责任。我们连一根马桶塞都买不起。虽然爸爸妈妈已经把马桶塞写在了他们的“如果不立刻把这些东西买了，我们就会失去所有做人的尊严”单子上，但不知道为什么，每个月底，我们要么欠一百美元的燃气费，要么欠这个朋友二十美元，要么欠那个朋友十美元。我们这里欠点钱，那里欠点钱，到最后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如此混乱，以至于我也没法说清我们为什么会过得这么惨。但私下里，我会偷偷责怪自己。是因为我，我们的生活才会不断盘旋着向下坠落。比如有一次，我问爸爸，能不能给我买一个撒着巧克力碎的冰淇淋甜筒。他反应过来，我已经等了整整一个月才跟他提出这个要求。他觉得愧疚。所以，他不仅给我买了一个撒着巧克力碎的冰淇淋，还买了一条真正的水钻脚链。这绝对不是那张“如果不立刻把这些东西买了，我们就会失去所有做人的尊严”单子上的东西，但这就是我们陷入的那种生活节奏——我们永远无法摆脱的悲伤和低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买不起一根马桶塞，为什么在那些年里，我们的屁股遭了那么多罪。那时可不是说，嘿，我要拉屎了，三十秒后我就出来。没这么简单。那时是这样的。我要拉屎了，我的外套呢，我的鞋子呢，我那条短围巾呢。我们得戴短围巾，因为短围巾不会一路拖到马桶里。还有，多余的厕纸在哪？我们要带些厕纸，以免那个印度男的忘了把加油站厕所里的纸装满（他总是忘记装纸）。后来，当我们终于要搬家了，当我们终于能从那个地方滚出去了，生活也依然没有变得容易起来。但最起码，我们可以方便地拉屎了。那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永远不会在我们的记忆中褪色的事。

　　搬到布什维克之前，我们在东弗莱布许。住了一年半。爸爸妈妈和我把东弗莱布许叫做降E调，因为我们喜欢在钢琴上弹出降E调时的声音，也喜欢以一种更美好、更动人的方式，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在东弗莱布许时，我们住在一条短短的小街上，在那条街上，很多公寓楼前的台阶都年久失修。我们认识这条街上的每一个人。不是说我们知道他们叫什么，我们也不会真的去跟他们聊天，但我们能认出他们的脸。我们会跟他们点点头，打个招呼，说一句“嗨，嗨，嗨”。或者有时，只是“嗨，嗨”。或者，“嗨”。无论如何，我们总会说点什么。

　　我们的邻居来自马提尼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些小岛。一天晚上，他们中的几个人跑到爸爸面前纠正说，他们不是多米尼加人。我们是西印度群岛人，他们说。把我们的话告诉你的孩子们。回家时，爸爸被这件事搞得非常困惑，但后来妈妈和我认为，这些人说的一定是那些讨厌的韩国小孩。那些韩国小孩就住在我们附近。他们戴着平檐棒球帽，裤腰一直拖到膝盖。他们整天在楼下晃来晃去，想到什么羞辱人的话就会骂什么。有一次，我从公交站走回家时，他们对我大喊：“你！南京大屠杀开始了！南京大屠杀真的开始了！”好像喊出那场恐怖惨剧的名字就能吓到我一样。我那时九岁，一生都在爸爸妈妈的爱中度过。爸爸妈妈每天都发誓说他们会用这辈子来保护我，而在1992年，即便我的确只是一个普通的小东西，如果有一种感受是我从来没有过的，那就是恐惧。那些韩国孩子就是些地痞，终归有一天，他们都会死，或者都会被关起来。爸爸妈妈和我都很讨厌他们。我们讨厌被误认为是他们，讨厌跟他们扯上关系，而我们讨厌他们的唯一原因是，在所有其他邻居看来，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

　　马提尼克人和特立尼达人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让人觉得，家乡永远是他们体内的一小块骨头。这块骨头虽然很小，但不可或缺。现在這块骨头被弄丢了，但只要他们还活着，只要他们远离了家乡，因为丢掉一小块骨头而带来的隐痛，就会一直折磨着他们。这让我觉得很烦。他们这样紧握着过去不放，好像过去比现在的一切都要好。夏天，他们永远会穿上颜色鲜艳的衣服在外面聚餐，好像我们这条街的两侧都是挂着椰子的椰树，而不是垃圾、烟头和倒在外面的剩饭剩菜。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羡慕他们，尤其羡慕那些女人。她们的屁股最值得羡慕。在她们股沟的正上方，腰带嵌入了肉里，拉出一个V形的印子。我曾一直盯着那个V看。男人们也会盯着那个V看。显然，他们和我都从未对此感到厌倦。

　　妈妈没有这样的屁股，但妈妈依然会被注视。只要她从街上走过，我们这条街的男人就会盯着妈妈——牢牢的、长久的、专注的凝视。或许是因为她的头发太直了，太长了。她的头发像是厚重的窗帘，沿着她的后背一路垂下。而她的皮肤又是这么的白。她的皮肤让我想到香草冰淇淋，我曾因此在她的胳膊上画满小小的冰淇淋甜筒。她允许我这么做。她允许我做任何事，只要能让我开心就好。

　　“只要是能让你开心的事，也会让妈妈开心。”她总是这样对我说。有时她会用中文跟我说话。我讲不好中文，但为了她和爸爸，我还是会努力说中文。当我不知道该怎么用中文说时，我就用英文回答他们。我的英文也没有很好，但显然，我还可以提高自己的英文和中文，他们不能了。他们哪里都去不了了，他们的面前有一堵墙。我还可以选择，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好，选择让自己闪闪发光，而这让我害怕。我想和他们在一起，一起落在后面。我不想比他们走得更前，哪怕只是在前面一点点。

　　有时，在她说了这样的话后，我会忘记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我会说些不该说的事。比如说：“让我开心的事就是吃冰淇淋。兰卡斯特女士可以滚了。我就是不交作业，怎么了？反正我的答案都写对了。妈妈，她就是个白痴。”

　　“酸酸女孩，”妈妈说，“如果你的老师让你交作业，你就要交作业。你可以不要再讲脏话了吗？我明白了，让你妈妈开心的事并不会让你开心。我说得对吗，酸酸？”

　　“不是这样的，”我说，“对不起。我想说的是，让你开心的事也会让我开心。我就是忘了說了。”爸爸妈妈是那么体贴。相比之下，我轻率、自私、只想着自己。在这一点上，他们远超过我（即使他们不是故意要跟我比的）。似乎每一天，每一秒，他们都在准备下一次的付出。他们靠付出自己来换取更好的生活，而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去跟上他们的脚步，还是会漏掉这么多难以察觉的细节。每当这时，我就会感到愧疚。太难记住每一个细节了。比如爸爸妈妈会穿同一双皮鞋。他们会把出门的时间错开来，这样爸爸可以在白天穿皮鞋，而到了晚上，就轮到妈妈穿。这双鞋比妈妈的脚要大四个码，所以她才会这么频繁地摔倒，在身上留下这么多的伤痕。

　　在过去的那么多日子里，每当我回到空荡荡的家，我的脑中只有一种模糊的渴望。我想用尽一切办法来为这个家付出。只要我付出得足够多，就可以赶上我一直在付出的父母。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比得过妈妈。妈妈曾有一份烤甜甜圈的工作，但后来，她被解雇了。有一天晚上，她一直在街头帮我找被人扔掉的桌子。如果能有一张桌子，我就不用趴在地上、趴在床上写作业，也不用再把练习册抵在墙上写作业了。她终于找到了一张好看的桌子。除了桌子的一边被人喷上了“操你妈”的涂鸦以外，一切都很完美。然后她又一个人拖着那张桌子走过了二十几个街区。她太累了。第二天，她没能准时起床上班。这就是她被解雇的原因，这就是她从来都保不住工作的原因。因为她一直都太累了，她一直要照顾我。或者，我又怎么才能比得上我的爸爸。爸爸不会浪费一点点东西。四岁时，我整天都会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没人知道原因。在那之前的一年，爸爸妈妈和我离开了我们唯一知道的国家，来到了现在这个国家。可能是因为这个。也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在美国过生日时，妈妈给我穿上了一条好看的蓝色蕾丝裙。那是下着暴雪的十二月，而我没有一件合适的外套，也没有穿裤袜。在那之后我就得了严重的肺炎。我得在医院里住上一个月，但住了一晚之后，我们就付不起住院费了。长久以来，爸爸妈妈都必须同时打三份工，而即使这样，他们依然还不上借的钱——无论借钱的途径是否正规。那次住院的账单是导致这一切的原因之一。得了肺炎之后，我很难吃下东西，有一段时间，爸爸会把我吐出来的食物舀起来，直接放进他自己的嘴里，这样就不会有一口食物被浪费了。那时，我们每天吃的东西都有严格的份额，因为我们只能买得起那么多吃的。为了不浪费我吐出来的食物，爸爸会把他的那份早饭或者午饭或者晚饭留给我，然后吃掉我吐出来的米饭、蔬菜和猪肉——这就是他能为我们做出多少牺牲。

　　放学回家后（如果我那天去上学了），我有时会斜靠在墙上，等着爸爸妈妈回家。我等着他们在凌晨一点带回一盒甜甜圈，或者在晚上十一点带回店里剩下的炒面。有段时间，妈妈给一个叫唐娜的女人做针线活。那时她就会带回家一堆颜色已经剥落的耳环。那是唐娜给的。唐娜会给妈妈一些小礼物，让妈妈把礼物带给我。我以前会把刘海往脑后梳得又高又蓬松，跟妈妈一起去工作时，我也会不停地跟唐娜道谢。唐娜喜欢我头发的样子，也喜欢我道谢的样子。我一个人在公寓里等待。在等爸爸妈妈回家的六七个小时里，我会去想，自己要做些什么才能让爸爸妈妈明白，我也是这个运转机制的一部分。正是这个迷人又复杂的机制，才把我们从彻底的绝望和破碎的一切中拯救出来。

　　在妈妈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应该具备的一切，但即便如此，爸爸的目光天生就会流连于别的女人。直到临死，他的眼珠都会转来转去，疯狂地寻找好看的女人。至少妈妈是这样对我说的。被赶出弗莱布许的公寓后不久，我们就找到了布什维克的那个房子。那个地方真的是一坨冒着热气的屎。就是从那时起，爸爸开始跟一个女人约会了。那时他在一家中国面条店做服务员。周末和节假日时，他要工作到深夜。他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她。

　　她叫丽莎，从中国台湾过来。她长得不好看。她没有妈妈那样的双眼。即使在白天，妈妈的眼睛里也有月亮的倒影。她没有妈妈那样纤细的双臂。她不像妈妈那样一直穿着裙子，即使在冬天，妈妈依然会穿裙子。她也没有妈妈那样纤长到让人觉得高不可及的颈项。爸爸的女朋友很矮，看上去像一棵断掉的树干。她的胸很大，那是她唯一的优势了。她喷着很浓的香水。想象一下，有个人跑完了半程马拉松，然后为了遮掩异味，这个人愚蠢地用一束花来摩擦自己的腋窝。她闻上去就是这种怪味。但正像妈妈说的：“就算你用肥皂去洗一坨屎，也不能指望它变得多好闻。”

　　她第一次来我家时，我喷嚏打个不停。她的香水味太浓了。我对人造香精过敏，也对这种垃圾女人过敏。她没有资格和我的爸爸在一起。爸爸向我介绍道：“这是你的丽莎阿姨。”

　　“她不是我的阿姨，爸爸。”我看着丽莎。她愚蠢的大胸下垂得非常厉害。我想把她的胸往她的脸一脚踢过去。“我不会喊她的，谢谢。”

　　那次之后，她时不时就会过来。她总是在妈妈不在家时过来。妈妈知道这件事，她的存在不是一个秘密。有的人为了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就可以牺牲掉其他所有人。妈妈就是这样妥协的。当然，丽莎不在乎我，不在乎我的妈妈，可能也不在乎我的爸爸。她只是一个极度孤独的人，她需要成为别人世界中的一部分。到我家时，她总是假装对我很好，有时她会给我带三明治，还有一次，她带来一个搅拌机，问我想不想要一杯奶昔。我对她说我很挑食，她问我什么意思，然后我说，我的意思是我只喜欢我妈做的吃的，也只讨厌我讨厌的人做的吃的。然后她说，哦，随你便。然后我说，你知道吗，你的香水会让我打喷嚏。然后她说，对不起，但我也没办法。

　　有的，你有办法的，你这个婊子。我低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