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真的疯了,那也没什么,我不在乎。她心里想。
酒醒之后她开始为自己的谦卑懊悔。她给所有道过歉的人重新写信,一一找回她前一夜——也就是数小时之前——在不同的人那里丢失掉的主体性。
第一封信写给某位政论宿敌,为了给他道歉她特地费力曲折地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足见其努力、其真诚),表达之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她对他群起而攻之的歉意。“对不起,是我走神了。”对方非常大度地接受了——不然还能怎样呢?谁能承受这样过分真诚因而看上去像是强奸式的道歉?除了接受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回,“对不起,我也走神了”?回,“你确实应该为你的走神感到抱歉”?回,“我没有理由不接受您的道歉,所以我接受”?实际上她清醒后立即意识到那道歉本质上毫无任何谦卑可言,“希望你能继续认真下去。”说得好像她才是那位年长数十岁的前辈而不是他,她才是那位垂垂老矣而不怒自威而拥有教诲年轻人的权利的长者而不是他,她才是那位深夜的病榻上还在秉烛批阅奏章的丞相而不是——清醒的时候她偶尔表达自己想要做一国之主的愿望,听这话的人反倒认为她是喝多了:“我昨晚做梦我做了国君。”“那说明你是真的有想法啊,我们都不敢做这样的梦。”
是的,不跟她朝夕相处的人不会知道她的傲慢可以有多傲慢,她那看上去是表演型人格的无礼究竟有几分真无礼。既非男权主义亦非女權主义,既不是左派,和保守党也毫无关系,她纯粹就是不尊重人。她不尊重人的时候,就像一头从冬眠中醒来的猎豹,突然间恢复了捕食者残忍的本性。因害怕被人识破这一点,她往往显得特别彬彬有礼、滴水不漏——这是在她意识到的时候,很多时候她是意识不到的,自我战胜了他我,或者是因倦怠而松懈,或者干脆就是破罐子破摔,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彻底暴露底层自我,在别人眼里反倒有了表演的性质。别人总是搞不清她什么时候在表演,什么时候是认真的,因为她表演和认真时一个样,或者前一秒是表演,下一秒就说了句真话,或者真话放在表演的时候说,说假话的时候又带着迷惑人的脆弱——这使得别人更搞不清她一句话里有没有潜台词、有几句潜台词,到底应该正着听还是反着听。由于语义丰富,所以听起来都像讽刺;又由于讽刺通常都具有幽默的特征,因此又让人猝不及防地发动喜悦的身体结构,笑完了才咀嚼出一丝不对,反省自己是否笑得恰如其分,从此对她心生警惕——不管怎么样,管好自己的面部表情和发声器官,无论她说什么,三思而后笑。但其实往往她也就是单纯的幽默,即便发挥的手段是讽刺,也是服务于幽默,逢场作戏,烽火戏诸侯,以攻击为目的但本质上不含任何攻击性。很多时候连她自己也分辨不清,因为整套机制已经熟练地运行了如此多年,有时候她甚至会被自己感染,感动于自己那颗赤子之心——即便是人造的。
言而总之虽则不是真谦卑她也仍后悔得不行,觉得自己无缘无故被人占了便宜,虽则分明是她亲自把这一叠名为自尊的钞票双手奉上,因此在第二封信中她写道:“对不起——不是真的对不起的意思,只是一句发语词。我昨晚喝多了,不是真的不好意思,这不是我,我不是这样的人。现在我要收回我的道歉。”是这样,夜幕降临时她给每一个人道歉,清晨日出之后,她又开始逐一回收她的道歉,把它们用熨斗一一熨服帖平整,套上防尘罩,用香樟木的衣架挂好,放回衣柜里,等到下次取出来再用,它们就又像新的一样,闪闪发光,真挚动人。
然后她开始给第二个道过歉的人写回收信。在写之前她突然想参考一下别人的意见,毕竟她已经清醒过来,这样一个一个地写信也不是她的作风,这显得那些人很重要似的——先道歉、再回收,这隆重的礼节有损于她的傲慢。于是,她问一位同侪,遇到这种情况应当如何处理,对方说,也可以不用收回,留着下次用,下次就不用道了。她觉得此言甚是,非常甚是。于是有理由地停止了这卷帙浩繁的回收工程。如若有人莫名其妙地发来回信询问为何而道歉,她将这样回:“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停止这项工程后,她并未觉得轻松,反而感到自己还需要再说些什么,无论对象是谁。于是她又重新动起笔来,收信人是某大学哲学教授——她并不认识,但听过几次他的课。她掂量了一下开头应该如何称呼对方,“尊敬的X教授”、“X老师”、“X先生”或是不带姓单叫名字的“X师”?最终她决心把称呼的事情搁置一边,把信的主体部分先完成,“在上次您教授的《庄子》精读课上,您提到‘近年来日益感到我们身处于一个纯粹经验的世界,没有真正的客观可言,中哲早已把科学真理全部讲完了,自然科学不也是经验世界吗?一切的自然科学都是不确定的,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概率的世界,所有的公理不过是在概率上有最大可能性的答案,你无法真正确认这些公理。你说质量守恒定律,你怎么证明这个定律?你做的实验不可能没有误差,你我不过是忽略掉那个误差罢了。但是,你怎么知道那个万一不在那个误差里面。您说完询问在场者有没有人是理科生,能反驳您的观点,无人回应。”她想了想,把“无人回应”这句删了。然后接着写,“我以为这样的观点有失妥当”。
实际上她对这位教授提出的有关自然科学的观点感到极为吃惊和不解,想不通一位有这样声誉的教授何以对科学的基本常识有这样大的认知缺失——他是工科出身的哲学教授,按道理不应如此。那是数月之前的事了,她的强迫症使得这个无心听到的小问题成了她偶尔想起便不受控制地开启自我思维论辩的开关,一遍遍在头脑中梳理组织,与自己对话,应该以什么方式解释这个错误呢?最简单的莫过于说明“用概率可以精确描述的世界,恰恰意味着一种精确的世界图景。物理定律并不是在概率的最大可能性上成立,而是物理定律被概率所描述,这正是一种真正的精确”。但这样解释在没有自然科学基础的人听来,或许只是一种语言游戏,无法洞察背后蕴含的最深刻最基本的自然科学思路,以及自然科学的真实历程。她花了数十天找出了上学时读过的物理学课本重新读了一遍,又买来新的物理学进展读本,想要复习并理清这个问题,写出一条完整的逻辑辩论链条。谁知一读就是数月过去,十年前她对理论物理学的浅显认知停留在缝合广义相对论-量子物理的裂缝而朝着弦论的假设方向过去,十年后她又一次温习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然后头一次朝着另一个方向读下去,圈量子引力,“天哪!”她不住在内心惊呼,为什么她没有早早探索这部分已经诞生了几十年的“在概率上有最大可能性成立的”统一理论假设。“这就是理论物理学家的惊人能力,他们可以在事物被观测到之前发现它们。”她心想。在圈量子引力的假设里,时间并不存在,时空是一个整体,时空与引力量子的关系就如同电磁波与光子之间的关系,光子在大尺度上的近似形象就是波,波以光子的形式相互作用。连续空间和时间是引力量子在大尺度上的近似形象,引力量子是空间和时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世界、粒子、光、能量、空间和时间,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一种实体——协变量子场的表现形式。这就是世界的本质,“在概率上有最大可能性成立”。
她为自己在如此多年错失了如此重要的认识感到懊恼,但这又能改变什么吗?知道世界的本质究竟是弦论所描述的还是圈量子引力所描述的,又有什么区别?我们只生活在微观世界,那些在宏观世界相互抵消的涨落对我们来说却是惊涛骇浪。在个体的生命中,时间依然存在,虽然它不过是“某种近似形象”。知道得更多之后,她的疑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那么又如何解释灵魂的存在?科学并没有带我们走向确定,科学最终带我们走向的依然是神秘。那些理性主义者只是站在了路程的中间,还没有来到终点”。
她在书的边缘胡乱地记下种种想法,仿佛这样就能与什么人联通,得到一个回答,书中那些古老的名字会从铅字中跳出,因被召唤而显现。她决定停下无休止的阅读,整理一下这数月以来的已知,给那位引发她思考的教授写一封信去,但等到落笔时,她又犹豫了,设若对方真的仅仅是通过宋明理学或《太极图说》而得出了有关世界的本质是概率的这样的结论,那也不啻是一条珍贵的路径。正确或者错误有那么重要吗?如果一个人的全部思想——比方说庄子,已经借由七篇文章得到完整的表达,在他生命这倏忽一瞬,还需要无穷无尽地追问吗?“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在她看来,那位教授或许已经达到这三不朽——至少她从未听说他有任何德行上的瑕疵,在他的世界观里,他是如此的言行一致,这已经相当了不起。“中国哲学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思想,这也指导了这个民族的基本生存智慧,即‘知止。”那位哲学教授曾在一次小组会上说过。她心想,她不能替代别人——任何人去进行这可笑的指手画脚——况且事情又是这么复杂,她对世界已经有太多意见。在商场,买成打的内衣时收银机算错了账,她指出,你们的算法出了问题,逻辑搞错了,应该优先算这个优惠组合而不是那个。在小吃店,她要点一份抄手,店家告知她售完了,她将其归结于时运不济,于是改点一碗牛肉面,坐下时又走入一位客人,也要的抄手——“对不起,今天没了。”然后是第三位,还是抄手。她的心思又开始活络了,今天是工作日,并非节日、双休日或是任何特殊的一天,现在是午时,正是一家小吃店运营的正常时间,店内目之所见没有任何特殊营销活动,是的,今天不过是这家店运营的无数时日中极为平凡的一天,那么以今天的事件作为样本并无太多不妥之处。那么这个标准差应该是多少呢?她打算等到第五位走进来要抄手而不得的客人时再开口,因为5是一个质数。“你们的管理有问题,难道不应该对客流和各类商品进行统计学上的分析,从而定出一个合理的货品管理销售方案吗?或者,你们应该请一家咨询公司。”幸好她没有等到这个质数就吃完了那碗面,得以立刻打道回府。否则,反省和致歉名单上将又多出一个地址。
为了减少这失控的缺乏自我意识的自命不凡她极力避免让自己需要出门、越来越少与其余人接触——因此学会了各种各样自给自足的技术,屋内拥有五花八门不会出现在一般人家中的工具。最近她学会的一项新技术是拆表带,两个月前生日的时候朋友送了她一块手表,但实际上她并不需要一块手表,从来就没有戴手表的习惯,那块手表因而也就放置了许久,最终是出于某种物尽其用、各归其位、一切事物都必须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的强迫症,她不得不购入一套拆表带工具,动手将那块手表的表带拆到合适的长度,然后将手表重新放回盒子里,再连同工具一起放进储物柜——它们在各自的一生中很可能只有这一次出场机会。她不用为此感到歉疚,因为她和它们一样,也不过是时间的度量衡——第一位发现钟摆的等时性的人是伽利略,时年17岁,在意大利的比萨城学医。他在一场宴会上抬头盯着微微晃动的挂灯,习惯性摸数自己的脉搏时,惊讶地发现挂灯的摆动频率和自己的脉搏一致,从而意识到在挂灯逐渐平息的过程中,无论它的振幅是多少,每一次摆动的时间是一样的,因为他知道一分钟内脉搏跳动的次数相等(他是怎么知道这点的历史没有给出答案,所以这更像是一个避免循环论证的神话故事)。由此,他找到了度量时間的工具:钟——这就是我们对时间的全部认识,我们只能通过时间单位去描述时间,并不知道时间究竟是什么东西。时间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现在她知道了,时空是不连续的,时空量子是描述时空交互体的基本单位,它的尺度是普朗克长度。
她随时随地处在心流中——由此她避免出门,信息量太大会让她感到有数据溢出的风险。电梯内闪烁的电子显示屏会引发她不可救药的浸没,她拆解箭头的小方格,读数为9格——审美上均衡完美;大街上对面走来的人常让她下意识般进入到微观辨识的解体和读取中:他扣子的颜色和质地、她重叠的眉毛和眉笔的阴影、他忘了拉起的裤子拉链、她正在拨打的电话屏幕上对方的名称和头像;进入一家商场会让她感到天旋地转、随时随地处在惊恐之中,商场无影灯式的锃亮的通透让她感到自己无处可逃,随时都会有一位引购员突然跳出,通过简单的对话发现面前这位顾客古里古怪,“她不正常”。虽则她已经在努力地学习社会规范,试图让自己进入到任何一幅社会图景中而不显得不合时宜。幼年时她通过旁观母亲在男装区装模作样地抚摸面料而建立了负向校准认知,生活并没有那么难,一切不过是经验的习得和环境的适应,学习选购合适的衣服和学习热力学定律没有太大的不同。分解、学习、练习、再合体,经过足够多的规训,一切将变得自然。阻碍她的是无法适度分配的注意力,她只能在有限的能力范畴内处理部分过度琐碎的信息,而缺乏综合全局的接收能力,形成黑洞般的捕获盲点。
“是注意力缺陷障碍。”最近一次去医院时她对面前的医生说道,在对方尚未来得及细细打量她刚刚测完的一系列体征数据、心理量表和眼动追踪结果之前,她已经把答案强行塞给对方。说完又有些心虚,紧张地打量着对方的面部表情,推测对方是否能看出她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开某种她想要的精神类一类管制药物。“也就是多动症。”她补充道——越说越多、越多越错。
“那么你小时候有没有多动症呢?”对方问。她开始进行合理的描述,“应该是有的,听不进去课、经常走神,甚至老师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不断地插嘴打断老师,干扰课堂秩序,在教室内如坐针毡,不得不经常逃课,经常恶作剧扰民——搬家后不可控制地在路过二楼邻居家门时按对方的门铃然后快速跑掉——直到被对方守株待兔般抓了个正着,每天欺负同桌——直到他爸来学校——并不是问罪仅仅是来拿他儿子落在桌洞的课本——以为东窗事发才停止这样的行为。”她一边说一边细细推断医生的神态,不断调整讲述的语气。“那么你父母带你去医院诊断过吗?”“没有。”“很抱歉,那就没办法了,注意力缺陷障碍通常都是在儿童时期就已发病,很少有成年后才得的病例,如果你的病史上没有这样的诊断,我们是无法为你开药的。”“我只是小时候没有去过医院。”“那没办法,注意力缺陷障碍是挂在儿科专科门诊下面,我们这是普通精神科门诊,也没有开一类管制药品的处方权。”“那我应该怎么办?”“我看了你的症状,我认为你应当是抑郁症。我可以给你开点治疗抑郁的药。”“是哪种药?草酸艾斯西酞普兰还是盐酸氟西汀?”“草酸艾斯西酞普兰。”“这种我吃过,对我没什么用。要不你给我开点别的?”
她据理力争、讨价还价,觉得不能枉费自己之前面对各项仪器时的一番操纵,填完了那么多份自评量表耗费的时间,以及为了患有ADHD而提前做的诸多功课。千算万算只算错了一步——如果你小时候没有患上ADHD,从此就别再想患上。她坐在医院门口,试着复盘刚才的问诊过程,面前一位衣冠不整的男性正蹲在地上,以匍匐前进的姿态小心翼翼地收集地上的烟头,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放在纸巾上包裹起来。她怀疑自己早就被医生看穿——自作聪明而破绽百出,她在这家医院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在那家医院患有重度抑郁,现在又试图在这家医院患上小儿多动症——但她句句属实,并没有编造任何谎言。假如你不想被人识破真相,最好就不要说谎;假如你要编造一个谎言,只有一种完美的办法,那就是真心诚意地合理化有关这个谎言的一切逻辑链条,让自己相信它就是事实真相。因此,要想让医生为你开具一个病症的诊断单,你唯有真的患上它。故而她认为这并不是欺骗或愚弄,不断地造访各种医院是她为自己找出的一种与人沟通的途径,当你想要谈论一些异常的话题时,让它们显得不那么异常的方法只有找到合适的——也就是同样异常的情境安置它们。比如,“我感到自己正在发疯”。这类话只有坐在精神科门诊与一位医生谈论才显得正常。除此之外她只有一位朋友可以述说,因为对方同样“正在发疯”。
她与那位病友——她称呼她为主席——像谈论天气一样讨论自己的病症,“理智地知道自己正在发疯的感觉真是奇妙。就像一个器官忽然有了自我意识,知道自己正在坏掉”。主席回:“我认为你应该深入挖掘出疯癫叙事的独属于你的个体经验的细致性和丰富性,不应该停留在疯癫叙事的表面。构建一套自己的话语,为这个疯癫的世界提供属于你、打上你的独特印记的经验,与那些也喊着我要疯了的诸众区别开来,找到自己的疯癫的主体,才能从被疯癫控制中解脱出来,在疯癫史上留下自己的影子,此后无需通过‘疯了这个词,而是通过独属于你的印迹,就可以识别出你疯了。比方说,卡夫卡贡献了甲虫,白毛女贡献了白毛,黑塞贡献了荒原狼,他们都无需说‘我变形了,因为变形本身已不再令人兴奋,不再具有创造性。简单来讲,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再令人兴奋,不再具有创造性,只有你的那一份独特性才是你的创造,毁灭世界,茹毛饮血,都不令人兴奋,但你可以毁灭出你的特色,毁灭出独属于你的创造性,比如刚才的一番话,可能就是属于我的疯癫叙事。当然,我这套话语也相当陈旧了,早就已经获得被识别性,因此我也在努力摈弃。”她回:“一起努力。”
她为有主席这样一位英明智慧、体恤苍生,而又对彼此来说可有可无的良师益友感到欣慰万分,虽则是她死缠烂打追着对方、动用阿谀谄媚之能事得到对方的教诲。“我觉得不尊重人挺酷的,但尊重人好像更酷。烦恼。”她写。主席回:“你这样的即兴扮演不根植于结构性的自我塑造,不是真正的创造,只会带来烦恼。”她与主席讨论人间惨剧,发去对某个暴发户繁殖癖的大胆谏言,“从社会实验的角度,我鼓励他生50个,看看结果会怎样。里面应该会有丰富的人性分化。”主席回:“这个模式不算新,也不算旧。”她回:“从内部制度来说,不算新。从外部制度来说,不算旧。既然主席准了,我这就传奏折下去。”也讨论对某个共同认识的人的观察,“学习那么差。”主席回。“我们应不应该吃狗肉?”她去信问,主席回:“这是一个古典话题。现在谈论,不得不借助现代性。屠杀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我们可以部分地消解屠杀的焦虑,是类似于福柯的全景监狱,把屠杀与吃分开,不再直接接触屠杀现场。你进入一个议题,需要一个支点,比方说,该不该吃狗肉这件事情对你造成了实践焦虑,那么具体你的实践是什么呢?你很喜欢吃狗肉但不知道该不该?你身处一个人人吃狗肉而你不知道该不该的境地?该不该吃狗肉这个问题,实际上辐射了什么问题之类的。非此,那么该不该吃就是一个伪命题。这可能是伦理学区别于,比如经院哲学——针尖上到底能站几个上帝——这种命题的地方。”她又问:“我现在正在吃蒸汽海鲜,我的实践性焦虑来了,屠杀就在我面前发生。”主席回:“连吃虾也要焦虑,那是人类本位主义作祟。”主席骂她:“真是傻逼。”对主席的责骂她甘之如饴。“你什么時候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生命体验,你才能真的进入创造。”主席在最后一封信中说道,终于不耐烦她而语气冷淡——其实她从来都是如此——而她假装没看见。
可她在做好人还是做坏人之间举棋不定。我不确定,苏格拉底说。我也不确定,她心想。苏格拉底的不确定是出自对无知的谦卑,而她的不确定则来自对于牺牲的裹足不前。“人类所具有的所有高贵情操,往往会被人怀疑是一种欺骗的手段。”她对此有足够多构成威慑效应的观察,好人往往不得善终,世上一切劝人向善的理论似乎都是空谈——在她心目中,好人只有一种人,即圣人。在她数十年生命中观察到的芸芸众生里,只有罕见的极少数人符合这一标准,而他们往往不是疯了就是死了,或者“正在发疯”。她害怕落得同样的下场,在许多年里从善如流,隐藏在所有举棋不定的人中间,不做选择。但紧密地团结在那些“正在发疯”的可识别的足够高贵的好人周围,并对他们承认自己的懦弱,以显得足够“真诚”。“其实大多数人甚至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们只是按照基本的社会规范活着,只有当意外发生时,才第一次真正面临自己的道德选择。诚然,在发表观点时他们会表现得自己像个好人,但这没有任何意义,只有行动才能证明一切。甚至连行动也不能证明,因为有观测者效应存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有他自己内心知道。但很多时候,就连自己也无法对自己形成足够清晰的认识。”她大言不惭、振振有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赋予自己的举棋不定以合法性,在别人看来是一种坦荡,其实本质上是一种无耻,不惮于暴露自我,这是何等的傲慢——不,也许是不在乎——一种对于世界的彻底失望。她想,假如生在1910年我将是德意志。她在正义与邪恶的两端游移不定,想不清楚成为哪一方更加合理——在她心中,好人等同于圣人,坏人则等同于魁首。两者看起来都同样的艰难,同样的一失足成千古恨,也同样的具有吸引力。
究竟人为何要为一个不相干的人作出牺牲?她翻阅伦理学书籍,但伦理学往往是出于指导目的的实用主义哲学,没有指明这种准则成立的缘由。进化论说种群的利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整个群体的生存,但这和自私的基因又相矛盾,它们看起来像是一种混沌的解释学。心理学会说做出利他行为后人们会产生某种化学元素——这让人们感到愉悦。所有的宗教则都是在用强大的修辞能力说服人和它一起共振而生发自我感动。而她需要的是一种确凿无疑的证据,就像DNA双螺旋分子结构那样清晰的答案,证明这样选择的背后并非虚无。在此之前她只敢等待。既不做一个好人也不做一个坏人。只是平庸。有一些时刻她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在巧言令色,说一些精心编织的漂亮话——事后又感到心虚,生怕被识破那不过是一番虚情假意,而努力去做出点什么,兑现一些承诺,维持她打造出的人设的一致性。她许多年没有眼泪。有那么几次她感到一股望眼欲穿般的悲恸沿着脊髓向上,像游乐场大力士游戏机那样,只要力气足够,一锤下去便能让秤砣击中顶端,打出一个蓬荜生辉的全垒打,她觉察这股悲恸游龙一般显现,已经提前开始准备久旱逢甘霖的欣喜,然而它们每每戛然而止,戏弄她一般声东击西,走马观花似的路过她的泪腺。她像一位被挑逗而勃起的猛兽,无处发泄,只能尴尬地等待勃起勃落,留下成倍繁殖的郁结。后来明白悲恸不生产泪水,委屈才是为泪液加冕的秦始皇。
在这旷日持久的等待中只有一个人孜孜不倦地给她写信——她爷爷。第一封信是上学时寄去的,毛笔字,字奇大,内容已经忘了。她只记得落款,一度一直是“含泪汪汪的老爷爷”,她回,“你要坚强。”她爷爷像一位富有决心和执行力的跟踪犯,从幼儿园一直跟踪她至成年,当她离家万里,他仍然能够在网上不断检索她的名字而获知她的信息。
“你不应该在网上写那些话,怎么能说自己是混蛋、小偷、无耻败类呢。”他在信中写道。她回:“那不是我写的话,是小说。是虚构的你明白嗎?”在收不到她的回信时,他会写:“传媒上说你是作家又学心理学,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应当以无私的标准来对待亲人。”中秋节他写道:“你一定要回来参加聚会,现在聚一次很难,不要错过,爷爷老了聚一次少一次,祝你心情愉快,午安。”末尾附诗:“岁月无情人有情,欢度中秋笑盈盈,笑容常开助我兴,延年益寿乐无情。”有时他写:“转,莫言的文学观点是这么一句话,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不能脸谱化,总而言之把人当成人来写。下午好。”她回:“谨记。早上好。”他写:“我看了你的相册太漂亮了,精神焕发美景如画,是视觉盛宴,祝你愉快,你真聪明我不会玩。”她回:“谢谢爷爷的溢美之词,文采斐然卓尔不凡。”他写信介绍一位老乡:“人家请你看戏,我们是要好的同事,联系一下这是礼貌问题,要知道多个朋友多条路,沈阿姨是有身份的人,要热情对待她。”她回:“我也有身份啊,我还有两张身份证呢。”他回:“你有哪两张身份证告诉我,也让爷爷奶奶分享喜悦。”她长久地不回时,他写:“变天啦!不理我!我想不会吧!”她回:“没有啊,这封信是您自己写的吗?”
然而她生平第一封信是写给外公的。那是她刚学会写字、约五六岁的时候。听说外公很高兴,把信拿给全村的人看了。这和她对他的认知不符,每次见到他时,他都是如此的沉默寡言、彬彬有礼,总是在颔首微笑,像一位少林寺方丈。她无法将这过于情感外露的行为和他联系在一起。她几乎没有和他说过话,因为就连见过的次数都是如此的少。他的子孙众多,她又是离得最远的那个,她想他对她应该没有太多印象。据说他从来不说脏话,从未动手打过人,生气时只会自己一个人摔碗,他的父亲习惯在田野中独自散步,在衣柜上篆刻书法。他去世以后,她听说一桩他的轶事,他年轻时努力读书进入一间学校做老师,遭人嫉恨陷害又打回原籍成为农民,他不甘心,想进工厂做工人,因此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自己介绍自己进工厂,后不幸被识破,又坐了两年牢。子女们谈论这桩轶事,笑话他自作聪明。她一拍大腿,“这不就是我吗?”即刻想寄一封信,称赞他这件事做得漂亮,又犹豫要不要指出这件事被人识破说明做得还不够漂亮,就像她没能患上的ADHD。
她爷爷写的最后一封信是:“热烈欢迎北京城的蝙蝠侠回家过节。”她没有再回。
她有一种对意外的强烈信念。那是她所有不高兴的来源。她一个一个失去了全部可以通信的对象,不是他们抛弃了她,就是她抛弃了他们——在意外发生前她必须先行主动放弃、在地躺平、维持一个一无所有因而也就无可失去的平衡状态。她只好开始给不认识的人写信、给死人写长篇大论,对偶有投掷到信箱的真情不做回应。在白天,她对不重要的人随意敞开心扉、交浅言深,“Im an American, born Chicago.”她料定听这话的人不会知道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除非对方读过《奥吉·马奇历险记》,那么他就会知道她说的意思其实是:1.她读过《奥吉·马奇历险记》,尽管也许只有开头。或者读过菲利普·罗斯写的评论;2.她不真的是美国人,她实际上是一位犹太人;3.更实际上她也不是犹太人,这句话只不过给了对方一个暗号、一句潜台词,意思是她说的不是真的她在说的。I dont literally mean that;4.她是在蔑视对方,因为她料定对方不会知道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因而也就没有任何要和对方平等沟通的愿望。在夜晚,她将所有应用文写成一封感人肺腑、颠三倒四、修辞丰富的长信,在辞职信中和没说过几句话的领导虚构梦想,在顾客意见簿中写作对君主议会制的不满。躁狂来临时,她如同被摄魂怪操控了灵魂,不受控制地感到需要将大脑中正在狂欢的放电以某种方式发泄出来、像排毒一样将疯癫排出体外——她所学的全部技艺不是生发,而是控制。她努力控制神经元之间无缘无故的异常放电,如若进入到它的内部,人们将看见一团无法预知位置也不能被观测到的电子概率云,只在跃迁发生时存在。它们在大脑前额叶区域构成语词,在深层边缘系统构成情感,它们不是爆炸、坍缩、扩张,而是反弹。她小心翼翼地隐藏这数百亿神经元之间的疯狂涨落,让自己表面看来平静如一面清晰的镜子,在镜子的内部涨落彼此抵消。她控制让自己慢下来,在秩序中找到优美。在躁狂离去后付出成倍的努力找回被摄魂怪剥夺的主体性,先道歉、再回收,先傲慢、再谦卑——越说越多、越多越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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