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保纯

　　去年双十一，我给自己下单的礼物，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印的《契诃夫小说全集》。洋洋十卷，汝龙先生耗费一生心血完成的译本，自然是让我这样的契诃夫迷感恩戴德。然而《全集》也只是一个念想，至今也未读完，遑论还有上海译文社印的契诃夫戏剧集。我反复读来读去的，也只是汝龙先生1982年印的一个选本。这一册《契诃夫小说选》，经过五次印刷后，已达到十余万的印数，可证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盛世，契诃夫予发轫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力。上下册选本里，挑出来三四十篇小说，我喜欢的有《草原》《没意思的故事》《我的一生》《在峡谷里》《新娘》《跳来跳去的女人》《在流放中》《第六病室》，最爱的当然是《草原》，这样令托尔斯泰们废然长叹的文本，也时时提醒我这样的短篇小说习作者：短篇小说作为卓越的形式、美妙的技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法，它如何将一个或几个人物的一生或者某一个片段，谱成复杂的乐曲，凝聚成运动的诗，赋予意义，当然，有时候，也是无意义。

　　去年有幸在《小说界》上发表了一篇习作《冕》，在后面的访谈里，我谈到契诃夫：“他是作家中的作家，顶峰上的顶峰，《草原》《我的一生》《在流放中》《新娘》等，都看過很多遍。他能将平常的生活写出光，写出灵，他在小说形式方面，极尽探索。很难讲，是他表现出了俄罗斯的生活，还是俄罗斯在照他的小说生活。对我这样的中短篇作者而言，运气最好的，是在中年以后才读到他，就像中年之后，看到雪山，看到星空，看到宇宙，由不可能里创造可能，由巨大的虚空里得到勇气，早一步，看不懂，晚一步，可能也会读不到。郭沫若说鲁迅学他（《契诃夫在东方》），对的。”倒不是为之前我沉湎在《太平广记》《聊斋志异》《三言二拍》以及卡夫卡、海明威、卡尔维诺的世界开脱，了解契诃夫小说的精微形式与复杂主题是困难的，何况他出现在世界短篇小说获得“现代性”的起点上，这一位置，在中国当然是由新文学的开山祖师鲁迅嫁接并开创出来的。在这一谱系上，福楼拜生于1820年，契诃夫生于1860年，鲁迅生于1881年，卡夫卡生于1883年，海明威生于1899年。1904年契诃夫去世的时候，鲁迅尚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1906年弃医从文，之后与弟弟周作人译介《域外小说集》，收入契诃夫小说《戚施》（《在花园里》）和《塞外》（《在激流中》）（“契诃夫”的译名也是由此书确立下来的。1936年鲁迅又由德文中转译8篇小说辑成《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出版），他们对彼时朝霞一般灿烂的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一定也有我们这样将契诃夫的遗作置诸案头，辗转反侧，废然长叹的时刻。鲁迅先生曾说：“契诃夫是我最喜欢的作家。”顺便说一句，鲁迅也是中年早逝，一生受尽肺病的折磨。

　　我自己喜欢选入《契诃夫小说选》中的一个短篇《嫁妆》，大概是四五千字的篇幅：“我”，一个年轻小伙子，走进莫斯科街头一所被苍翠的树木包围的乏味的小房子，结识了母亲契卡玛索娃与女儿玛涅琪卡。玛涅琪卡十九岁光景，又高又瘦，与妈妈逐日由市集上购买衣料，准备自己的嫁妆，已经积满了五口大箱子与无数的小箱子小盒子。之后是七年的践约，“我”再次走进玛涅琪卡家，她升做将官的父亲去世，嫁妆被寄居的酒鬼叔叔盗卖了两大箱，玛涅琪卡显得苍老憔悴，眼睛里仍然闪烁着盼嫁的兴奋与希望的光。一年之后，“命运重又驱使我到那所小房子去”，老太太还是穿着丧服在做针线，一件女衬衫，玛涅琪卡的嫁妆，可是玛涅琪卡已经去世，变成照片摆在老太太身边的桌子上。契诃夫自然是描写的高手，美好的大自然之中封闭而乏味的老房子，房间里的氛围阴沉、古旧、穷酸、凝滞，充满着织物的气味;羞怯而热烈的处女、悲戚又坚韧的老太太、沉醉酒国的叔叔，普通人的悲欢，令人振奋，也令人心碎。契诃夫笔下的俄罗斯，就是由这样大大小小的灵光闪现的生活空间构成的，就像母女俩用大箱子小箱子集成的她们的美妙世界。

　　“俄罗斯生活”的空间之外，我更感兴趣的是契诃夫对时间的处理。一个嵌在回忆中的倒叙故事，是由对房子的概述开始的，时间在莫斯科的城郊哗哗流逝，之后停滞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这种停滞感，是由作为叙事者的“我”的观看与倾听得到的，呈现在文本中，就是所谓的肖像、对话、动作、心理的描写，是人物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时间之箭会在玛涅琪卡兴奋的眼神与契卡玛索娃悲戚的脸色上完全停顿。破除这种停滞的，有几段插叙，倒叙中的倒叙，形成另外的叙事圈，将小房子之外的世界闪引进来。当然，小伙子拜访的间歇，也会形成时间的瀑布，最后，时间的洪流将这所小房子，将出没的人物都卷入到无尽的岁月里。小伙子的拜访，是一次一次，这样也形成了所谓的重复：来到同一场景，但每一次的经历又稍有不同，第一次是兴奋的，第二次是难为情的，第三次是悲伤的。所以，在小说里，藏有一条时间之河，它是曲折的，有快有慢的，也是回环的，是有节奏与旋律的，这可能就是俄罗斯大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所倾倒的“美妙的契诃夫的音乐性”，戏剧家梅耶荷德所说的“像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舍斯托夫说的“绝望的歌唱家”。我们往前回溯，知道福楼拜也迷恋小说的“音乐性”，据说他每写一段话，都会将稿子拿到钢琴上弹奏。沈从文也表达过对小说“音乐性”的理解：“而自书本上，我从佛道诸经中，得到一种新的启示，即故事中的排比设计与乐曲相会通处。尤其是关于重叠、连续、交错，湍流奔赴与一泓静止，而一切教导都融化于事件‘叙述和‘发展两者中。”

　　所谓“音乐性”，可能是指小说形式方面的“时间性”。去年去世的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根据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在《叙事话语》一书里，曾有过精辟的分析：由顺叙、倒叙、预叙构成的时序，由概述、场面、停顿、省略构成的时距，由重复构成的频率，决定着时间之河的曲折、快慢与回环，形成节奏与旋律。用热奈特的这些理论工具来分析《嫁妆》，会发现它也是一篇教科书式的短篇。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世界短篇小说的“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就是可以与巴赫、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共鸣的一种“时间性”：将人物的一生挑选出一些片段，组织到奇妙的叙事运动之中。

　　鲁迅小说的“时间性”，在《狂人日记》中的表现是生涩的，但进展到《呐喊》集中第二篇《孔乙己》时，就已经炉火纯青，这大概只能说，是时间予以已经三十六岁的新小说作者的馈赠吧。也是一个三四千字的短篇：“我”，一个来历不明的叙事者，回忆起十二岁时在绍兴城中咸亨酒店的见闻，随着倒叙的展开，鲁镇酒店的概述之后，时间由哗哗流淌达成停滞，逗留在这个穷酸、尴尬、温凉，散发着绍酒沉腐香气的小空间里，通过肖像、动作、心理、对话描写形成的场面，时间停顿在数茴香豆、教写回字、排出九文大钱这样的经典瞬间，通过酒客们的讲述形成倒叙中的倒叙，形成酒店外的故事圈层，时间的瀑布，挂在孔乙己走进酒店之外的社会里，在他消失之后，形成更加湍激的洪流。孔乙己一次一次地走进这所“乏味的小房子”，呈现在叙事里，是好几回如何如何，这一回如何如何，形成复杂的重复样式，其旋律，倒有一点像阿炳拉出来的《二泉映月》。我们会发现，这也是由热奈特的“时序、时距、频率”三种工具达成的叙事奇迹，其精巧与周密，其实是要超过《嫁妆》的。这篇鲁迅自称“很拙”的小说，后来周作人特别推崇，他的评语是“从容”：这是时间大师能够达到的境界。这样的从容，在后来的《阿Q正傳》《祝福》《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离婚》等名篇里，也是可以悉心领教的。由他老人家开始，时间性成为新小说的一个核心的特征，小说因此，不再是“讲”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它可能是另外一种“谱曲”，另外一种“凝固的音乐”，在期待读者来解码，以阅读来演奏。

　　我的另外一点感想，是鲁迅、巴金、废名、沈从文、艾芜、老舍、夏衍、张天翼、茅盾、曹禺、汪曾祺等人由契诃夫传统里，得到的主题呈现的“现代性”（可参考东北师范大学刘研博士论文《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契诃夫的小说，常常被认为是讽刺的、揭露的、冷峻的、批评的，这当然是狃于意识形态的泛泛之谈，他的小说也是真诚的、温和的、含蓄的、自由的，有对庸常生活的驳斥，也有对人间烟火的留恋，他对俄罗斯，是爱恨交加、悲欣交集的，这些模棱两可的态度，在文本中的呈现又是自洽的、和谐的。重新回到《嫁妆》，也可以发现这样的模棱两可：在乏味的房间里，那些嫁衣是华章灿烂的，老太太如此悲伤，骨子里又如此坚韧，玛涅琪卡如此羞怯，又如此热烈，就连那个酒鬼叔叔，作者写到他的时候，也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嫁妆是辛酸的，同时也是神圣的，它的确有一点像俄罗斯的一个隐喻。这样对“模棱两可”的主题的处理，让它变得含混、多元、复杂，处在生成之中，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谈到的“反讽”。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纳博科夫才微讽高尔基：高尔基认为契诃夫是 “杀害现实主义”。

　　美国叙事学家克利安思·布鲁克斯认为，所谓一首好诗的魅力在于它的整体感，这种整体感将各种不同的态度统统纳入一个等级结构，这样的整体结构就是反讽的结构，“综合的诗，即是，不排斥与其主导情调显然敌对的因素的诗，这种诗，由于能够把无关的和不协调的因素结合起来，本身得到了协调，而且不怕反讽的攻击……不怕反讽的攻击也就是语境具有稳定性：内部的压力得到平衡并且互相支持。”瑞恰慈也认为：“反讽就是引入各种相反又互为补充的冲动。”伯克认为，反讽应具有谦逊的品质，反讽就是接受多视角的共存。由这些引言出发，我们即可明白，契诃夫小说的主题，不仅仅是讽刺，也不仅是“含泪的笑”，而是多个主题并置在一起，构成一个微妙而意味深长的主题的“场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它不是简单地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这就是问题。”这个“剩余”的呈现，实则是反讽结构运作的结果。

　　《孔乙己》主题的运作，也是反讽的。在这个短衣帮与长衣客站立的咸亨酒店里，有世态的炎凉，也有人间的温暖，对孔乙己的态度，有嘲讽，也有深深的同情。孔乙己是民间游戏中纸牌与描红中的字，有戏仿，同时，也与孔子有关，其实也是亦庄亦谐。孔乙己在咸亨酒店里的处境，与儒家传统在民国初年的处境，又是可以类比的。各种相反又互为补充的冲动被引入到文本里，这些力量的确是互相平衡并且互相支持的，也许这些多元力量的冲突，也在印证周作人所说的“从容”。纳博科夫也说：“在安东·契诃夫所创造的生活的灰暗色调里，渗透着一种从容的、微妙的幽默感。”他评契诃夫笔下的知识分子是“兼有两种特性的人：他具有人所能达到的、最深刻的尊严感，但是在实践他的理想和原则方面却无能得几乎令人发笑”，多么的孔乙己！严家炎先生认为鲁迅的小说是“复调小说”：“鲁迅作品既有属于主流地位的写实主义，又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它们相互错综、相互渗透，形成多元的斑斓色彩。单纯与丰富，质朴与奇警，冷峻与热烈，浅白与深刻，诗情与哲理，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在鲁迅作品中统一得那么和谐、出色，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这一将不同态度纳入的结构，其实就是“反讽”的结构。当然，用严家炎先生的这一段话评价契诃夫，也是合适的，也许只需要将“西方”改成“法国”，就够了。也有评论者认为，契诃夫的现实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融汇了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意识流、心理分析等多种创作手法，是“包罗万象的、混合的现实主义”（可参考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卫红博士论文《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契诃夫》）。

　　在“反讽”的结构之下，我最喜欢的，还是伯克提到的谦逊与真诚。契诃夫与鲁迅都是如此有赤子之心的作家，以至于他们的作品里，都有一种灼人的“耻感”：契卡玛索娃与玛涅琪卡身上有这种耻感，小伙计“我”与孔乙己身上也有这种耻感，在无聊而乏味的生活里，在严苛的命运面前，他们的耻辱之感像火苗一样飘忽燃烧，予他们卑微短促的一生以特别的尊严。所以我觉得，契诃夫与鲁迅作品的反讽结构，指向的不仅仅是和谐，而是这样珍贵的“耻感”。

　　形式的时间性与主题的反讽性，大概就是契诃夫在福楼拜之后，确立起来的世界短篇小说“现代性”的两个关键词。由以上简单的分析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由鲁迅所接受的俄罗斯文学的“嫁妆”。我们今天写小说，先锋也好，写实也好，都在领受这一份来自师父的师父的恩赐。在我的书房里，《鲁迅全集》与《契诃夫小说全集》，都有半米余长，各自占据一个书柜，两个中年去世、一生都在与肺病抗争的医生作家！1883年，学徒期的契诃夫（以契洪特为笔名），发表了120篇短篇小说习作，1885年，129篇（一生创作470余篇小说）！前贤努力如斯，吾何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