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湘

　　小何约我看音乐节。在这之前，小何约我看过好几次电影，特地抢票的电影节的电影，有导演和次要演员出来站一站的首映式（他为此挺兴奋的），一场话剧（这次我忍不住让他别再在话剧演出上浪费钱了。“太贵了，等有好看的我告诉你。”我说。我曾经每周看两场赠票话剧），去过自然博物馆（我曾经有一个男朋友在那里工作）和一个古镇。我们一起吃过不少饭，吃得都很简洁，每一顿都是一个人也可以吃的食物，“那为什么还要两个人来吃呢？”我有时会想。我上一个约会过几次的人喜欢吃得好一点，也很会点菜，和他一起吃饭可以吃到自己平时吃不到的东西，我会跟他平摊账单。和小何吃饭我都让他买。不过小何做饭挺好吃的，我吃过一次。他喜欢做饭，这也许是他不乐意把钱花在别人做的饭上的原因，就像有些作者一般不买当代同行的书一样。他的收入应该还可以，因为比我小好多岁，不是本地人，房子是买的。

　　“你喜欢音乐节吧？”小何说，“你去过音乐节吗？你一定去过吧！”

　　“呃，没有呀，我没去过音乐节。”我说。

　　“那去音乐节吧！我也没去过呢！”真是朝气蓬勃。

　　“好呀。”

　　他觉得我会喜欢音乐节，因为我是一个文艺女性，我本人就是一支民谣。“可是你誤会了，”想对他说，“其实我是重金属哦！”或者说，“我有三个文身哦！”但这并没有什么好说的。假使有机会见到，就会见到，小何离见到它们非常非常遥远。重金属什么的不过是说说，我不是重金属，只是肯定不是他以为的那种民谣。“我睡过一个主唱，还有一个贝斯……”听到音乐节，会想到的还有这个。但这样的坦白也不会说的。也不是什么好夸耀的事。当年五道口躁动的人群里，有几个姑娘没睡过乐手？我不知道。我随和地躁动一会儿，就平静下来。

　　我认识过一些乐手。他们去不热闹的啤酒节上演出，根本没有观众，吃饱了饭的市民置若罔闻地信步遛过十分小的舞台，牵头的人给我们——不红的乐队和不红的作家也就是我——在小区高层里搞了个三室一厅住着，那时候阳光和风好得要命，啤酒和海鲜都很便宜，我们敞开肚皮吃喝，没有许多忧虑。他们中比较有钱的人在通州买了四百块一平米的房子，没钱装修，在毛胚房里弹琴，厕所没门，也敞开着，夜里花八十块钱打黑车进城看你，你就感到是爱。没钱的人住在西北郊，就像我的远房表哥，他每天都想当一名鼓手，后来成了一名麋鹿饲养员。他们在隆福寺开文身店，开在别的乐队朋友的文身店边上，出唱片，后来还出，歌越来越差。“真肤浅空洞啊。”让人这样想，不知道是经过这些年终于变成了肤浅空洞的人，还是本来就肤浅，可本来大概不至于空洞吧。

　　这些年发生了什么？

　　一言难尽，恍如隔世。

　　眼下我站在举办音乐节的公园门口等小何，周围有很多用心打扮的人，有的很漂亮，有的还好，不管是很漂亮的、还好的，还是不怎么打扮的，都让我心情蛮好，只是有点儿懊恼我穿的鞋鞋底太薄，因为小何不高，脚底紧贴着地面儿使我感到底气不足。小何大概还是会穿马球衫来吧。小何有次跟我说要去买衣服，我说去哪儿买，他说：“国际时尚中心。”我问那是在哪，他说杨浦区；我问为什么要从浦东去那儿买，他说只知道那一个地方，每次都去那儿买。我想有空去杨浦区的“国际时尚中心”看看，但也没有很想，就一直没去。

　　有一大群小姑娘在最前面等着进场，一看就是歌迷团体，不知道追的是谁，我多半不认识。过了一会儿先放行了，她们就“哗”的一下尖叫着朝公园里跑去，脚步声啪嗒啪嗒响。“唷。”旁边人说。

　　小何来了，穿着马球衫，错过了奔腾的少女。因为每天跑步和自己做饭吃的缘故，小何的身体状况看上去很好，很精神，大概他们高级技术人员界有种严以律己的风尚。我们跟着人群往里走，检了票之后往里走了一大段路又碰到了安检，小何把包里的水杯拿出来倒光了水。

　　里面卖的水十块钱一小杯，啤酒七十块一杯。我们暂时不用喝。

　　“很早很早以前的音乐节都不要门票。”我忍不住说，说了又觉得我的口气像老人家。

　　“是吗？”小何说，“那你去了吗？”

　　“没有，不好意思去。”我说。

　　“为什么不好意思呀？”

　　“大概是怕旁边的人都很热烈，我没那么热烈，大概是这样，反正没有很想去。我有个表哥去了。”

　　“后来呢？”

　　“后来他去养麋鹿了。”

　　“啊？”

　　“嗯，在麋鹿园工作，我很多很多很多年没见过他了。”想起我还有好几个表哥，分布在各地，都很多很多年没见过了，有的可能这辈子也不会见了。

　　大约十年前，音乐节成了我在会计师事务所做管理咨询的小朋友也兴致勃勃要去参加的活动，我就更不想去了。不过现在我不在乎这些了。如果不是变成会计师事务所的小朋友也想去的活动，今天小何也不会来音乐节。那位小朋友后来又去了银行，接着去了证券公司。“都是夕阳行业，”他说，“证券比之前的工作好一些，不过今年也不行。”应该还是有钱。音乐节是要他们去的，不能老是穷人唱穷人看，没前途。何况现在生活越来越不容易了。

　　演出分三个场地，小何问我去哪儿看。我说都可以啊，我都不知道有谁。卖激光唱片的人越来越少之后，我听的音乐也变少了。他说他也不知道。我们就先去最近的那个舞台。刚好是少女歌迷团守着的舞台，人很多，我们只能站在挺远的地方。出来一个偶像男团，唱跳了大概半小时，结束以后，大群歌迷就都从前面撤出来，走了，别的都不看了，人顿时少了一半。下一场好像是个没人气的歌手。小何用手机查了一下节目单，说了个名字，我也不知道是谁，于是我们去别处看看。

　　在西面的舞台看到了很精彩的钢琴和木箱鼓的爵士乐演出，看得我很高兴，蹦蹦跳跳，小何站着没动。今年我去过一次观众不能站起来的摇滚音乐会，如果站起来保安就会过来制止，大家都牢牢坐在绒套椅子上，我不太适应。我问小何喝不喝啤酒，因为我想喝，他说不喝，因为他酒精过敏，其实我知道，就是问一声。我自己买了一杯，好喝，贵。应该比在黄山上吃方便面还要开心一点，我想。别人觉得贵吗？你们都在开怀畅饮吗？大家看上去都轻松快乐，到底有多少人在忍饥挨饿，多少人在忍痛吃喝，“先只管开心再说”“总的来说是开心的”“还是有开心的”，生活是不是就是这样。买不起醉，只好意思意思。我喝完一杯，还想喝一杯，想想算了，一个人喝两杯也没什么意思，也不会再更开心，只会想去厕所，厕所大概要排队又很脏。简直有点想抽烟。在山顶上，大河边，我就会想，啊，来口烟吧！但我不抽烟，烟平时不好抽，我没烟，而且整个公园都是禁烟的。

　　又过了一会儿小何说他没吃午饭，饿了，我也没吃午饭，但我喝了啤酒，不太饿。我们跑去看吃的，也没什么好看，像那种社区美食节一样，一群人不知从哪儿来，平时在哪儿，带着他们的铁板、烤架和招牌忽然出现，拼搭起简易摊位，卖两天就走，仿佛餐饮界的游牧者，卖的东西从来也不好吃，总是那些，都不值得吃，素质还比不上我喝的啤酒。可惜小何饿了，看了一圈，选了盐酥鸡，边吃边问我吃不吃，我说不吃。我看三十五块钱只有很小一包，没多少，估计小何根本不够吃，他买这样不值的食物，心会痛吧。但我后来还是拿了一小块，因为再差劲的盐酥鸡还是有点香，结果只吃到了硬的面粉壳，没吃到什么鸡肉，这一下拿得不值。小何去了一次厕所，跟我说厕所没人排队，还挺干净的。我想，他们把东西卖这么贵，厚利少销，厕所不会脏，也不会有人在草地上呕吐，也不会有人发酒疯，划得来，他们一定计算过了。我们又买了两杯香精色素冲出来的果汁喝，我觉得一杯也就值三块钱，实际上一杯三十块钱。我脑子里都是东南亚物价，和上海物价差五倍，和音乐节物价差十倍。嫌东西贵的我，会不会变得像我爸爸，他喜欢说他大学时一个月饭钱十块五毛，国家又给大学生们补贴了三块钱，十三块五一个月，能吃到地道的鲥鱼。

　　天气宜人，晴朗而凉爽，开场时的阳光比较热烈，后来就飘来一大片阴云，抖下零星几滴雨，我刚忧虑起“要和小何共撑一把伞吗”“撑伞惹人嫌”“决定就淋着”，云便被近海的风吹散，露出下午的金色阳光洒在绿草地上。还是能见到好看的人、心里年轻的人、活泼的人。我们转了两个场地，公园很大，场地之间的路挺长的，我觉得跟小何快沒话说了，因为一直以来都靠我在说，而我说的都是以前的事，似乎我只有以前可以说说，到后来就没了，这些年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一切都过去了，现在只有乏味的生活；小何呢，好像一生都没什么可说的，我试过让他说点什么，可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也许不能怪那谁写的歌词肤浅空洞，这些年是不是大家都没什么可说的，我忍不住想。幸好有嘻哈音乐，听到东边传来嘣嘣嘣的嘻哈音乐，我就想往那儿走，也不那么在乎没话说了。“我发现我最爱的是黑泡泡，”我说，“对摇滚、古典的喜欢可能都没这么真诚。”“是吗？”小何说。但我已经发现了，小何是不喜欢音乐的，除了一个叫《瑞克和莫蒂》的动画片，我不知道他还喜欢什么，不过这个动画片还不赖。小何问我要不要去东边，我怀疑东边会有很多冒傻气的人，喜欢嘻哈的有很多冒傻气的人，我不要跟他们站在一起，我也要小心，把我的傻气藏好一点。于是我说还是听摇滚。

　　这样一来我就突然看见了某某。某某在舞台上，离得有点远，台下人不算多，我站在外圈也没太远。他的歌迷不多，令我欣慰，如果很多，我们就会更远。从前他在比这小的台上，站最前面听，脸就会差不多对着他的裆部，让人难为情，我不会站在那儿，因为我不是歌迷，我还有点儿瞧不上他的歌。他也曾从我胯下游过，当时他住处附近的野地里竟然有一片很干净的水，我们在那儿游泳，他潜下去，再用肩膀把我架出水面，他的肩膀闪闪发光，像只淡水海豹，我们两个人都闪闪发光，一时间没有什么重量，岸上野草丰茂。有时我一个人在那儿游泳，他在岸边弹琴，或去了别的地方——找门路，我估摸着，去找别的乐队交流交流，有一次我听说，或是找别的姑娘，我寻思，干脆找个有门路的姑娘，我听说他们有人有有钱的女朋友，我也从来没问过他什么问题。我郁闷的时候就卖力游泳，游得太多了，上岸轻飘飘软绵绵的，像年轻的鬼学人走路，又像纵欲过度。有时我停在水里，悬着。我想着这里是不会能一直游下去的，很快会有人来收拾这块荒地，也许水会变脏，但最迫切的是到了九月水就凉了，那时是八月，还很热。有一天我在那儿游啊游，忽然感到灰心丧气。我觉得我在北京待得有点莫名其妙。我从水里爬出来，在湿的泳衣外面套上连衣裙——平时也这样——淌着水往西走，因为我稀里糊涂，也不在乎走路。我往西走了好一阵子，走在了往市里去的路上，到了有很多车的公共汽车站。那时我已经干了，坐上一辆开到崇文门，下来有车坐，但我还是走路，再往外走，走回我夕照寺的家，休息了一会儿，然后买了一张回上海的火车票。那时的火车票是怎么买的，是不是在网上买的，我已经忘记了，可能我又去了一次火车站。我住得离火车站不远，出站会找不着出租车，司机都不乐意走。“这个人我认识。”我对小何说。小何问我他叫什么，然后用手机搜了搜。他没有很红，没排在晚上，天还亮着，我没有沉没进黑暗里，他还有一点儿可能看见我，或者穿马球衫的小何。可我不确定他记得我。也许是个健忘的人呢，毕竟写的歌也没有很好。他在唱什么啊？听也听不清。

　　当年贫穷的我竟然住在北京二环内，精装修高层电梯花园小区一室户，19平米，窗大，视野开阔，不觉得逼仄，月租一千块，一千块，如梦似幻，晚上没钱坐出租车，就走路回家。有次晚上我所有的钱只剩一张一百块，坐出租车回家，手里抓着找来的零钱关车门，结果钱全飞了出去，被大风卷到空中，掉进树丛和围墙里，四下黑咕隆咚，我一张也没找到。来自乐山的朋友住在我同一个小区的地下室里，床边堆满拉丁美洲小说，没有工作，晚上来我家上网、洗澡，时不时还去海滨城市看他的小女朋友，有时候我谎称不在家，他就去另一个朋友家洗澡，洗好走路回来又出一身汗。本来认为现在肯定比以前有钱，想想也不绝对，以前有以前的宽裕。闪闪发光，漂游终日，令我怅惘。我最终也没进入一种生活。

　　“步入正轨。”乐山朋友那会儿老爱说。我离开北京后不久，他也回了乐山。乐山有澡洗。

　　某某换了一首歌。他现在有点肚子。我没有。要不要等下找他叙个旧？我不确定有什么旧好叙。问问以前乐队里的其他人？他们是怎样一一从北京撤退的？你是怎么留下来的？听起来像质疑一名幸存者。这没什么好问。我记得有天我发高烧，他带我去社区医院输液，八十几块钱是他掏的，这就是我们的交情，也就这样。我们不曾建立起紧密的关系，友谊并不深厚，快乐真诚而短暂。

　　突然，身边的小何高喊起某某的名字，他一脸兴奋，为他学着参与到音乐节里去，他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某某看见我了，看见了但没任何反应，目光就像水里滑过腿脚的什么东西，我第一反应是惊慌地甩开，接着就回想辨认猜那是什么，然后觉得应该没看见。夜色就在这时降下来。没想到夏天的天黑得这么快，不像印象里以为的夏天。我不动声色地站了一会儿。直到某某唱着唱着唱完。那是小何今天最努力投入的一刻。

　　“哎。”我说。

　　“怎么啦？”小何问。

　　“你觉得好听吗？”

　　“我不懂啊，”小何说，“你觉得呢？”

　　“还可以吧。”我说，“天黑得好快啊，怎么这么快。”

　　又看了一会儿，“再去吃点东西吧！”小何说。

　　我们又走上黑乎乎的公园路，半路上看见后台出来的人在搬运器材。往来的人脸很快都看不清了。只有小虫子兜脸飞。

　　到了靠近公园门方向的餐饮区，我想起又是那些东西，决定不吃了，也不想跟小何一起去看，大家在那堆东西面前犹豫不决，显得有点可怜，不喜欢那样子。我看见有个人在旁边抽烟，对小何说：“你去买吧，我不过去了，我在这儿等你。”小何就又一头扎进橙黄色的灯光和油烟中。我去问那个人：“能不能给我根烟？”

　　那个人掏出烟和火给我点上，我抽了一口，头就有点晕。我俩站在半明半暗的路边抽烟，小何拿着炸鸡和两杯水过来，看见我，说：“嗬，你还抽烟哪？”我似乎看见他心里想退半步，又站住了，只上身晃了晃。我笑笑也没解释什么。

　　给我烟的人对小何说：“你好。”小何也说：“你好。”

　　小何说：“还回去看吗？还是在这儿吃？”

　　我说：“看吧。”问给我烟的人：“你去看吗？”

　　他说：“我在这儿等人，你们去看吧。”

　　我和小何刚起脚往里走，过来一个保安，说不能抽烟，让把烟灭了。我把烟灭了。还有一个保安朝给我烟的人那儿去。我回头看，烟的橘红色火光确实在黑暗的公园路上很显眼，像他手里牵着个着火的蛾子。

　　回到中央舞台时，人又围了很多，压轴的日本摇滚乐队来了，这是今天我唯一认识的乐队，歌我都听过，主唱五十多岁，化着浓妆，还很有气力，看着开心。听到一半小何问我要不要去坐地铁，因为晚了怕没地铁，或地铁很挤。坐出租回去很远很贵。我稍微迟疑了一下说好，于是我们转身走出了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