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孟晋

　　“我很清楚，我是一个不断尝试新事物的散文家，同时也是一个生手。我觉得生手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我想应该是罗兰·巴特说过一句关于生手的话，他说：生手的妙处在于，它与情窦初开类似。而我就在书写着我所热爱的事物。”

　　杰夫·戴尔 英国作家，毕业于牛津大学，作品包括《杰夫在威尼斯，死亡在瓦拉纳西》《此刻》《潜行者：关于电影的终极之旅》《然而，很美：爵士乐之书》《懒人瑜伽》《寻找马洛里》《一怒之下：与D.H.劳伦斯搏斗》等。曾获得毛姆文学奖、全美批评家协会奖、W.H.史密斯年度最佳旅行书籍奖、E.M.福斯特文学奖等奖项。

　　这是一个不断被世界诱惑，又在好奇中吞噬焦虑的作家，他甚至有点喜新厌旧。他极度敏感，有时候，又极度无趣，一个在敏感与无趣中颠簸的人，注定创造文体，如同他在大师的字里行间吮吸着乳汁，一夜之间成长为巨人。

　　他喜欢烟雾缭绕中的真实，我能断定他在生活中充满了焦虑，他也不忌讳用第一人称写作来暴露自己的欲望与讥讽。作家，是一种在文字中不设防的职业，或者说，是一种模糊幻想与欲望的途径。

　　杰夫·戴尔长着一张聪明的脸，他的文体也可以叫做智慧。他有写作的十项全能运动员的潜质，又有图书馆员工的大脑。他的这种无节制，导致了在各种艺术领域里狂野地穿梭，但他天生具有布大局的野心，他是一個斯文的“杂种”。

　　一个喜欢旅行，却把游记写成小说的人，一般而言，有两种可能，喜欢隐藏自己，或者不甘平常。很多人的旅行，喜欢在自己的心绪和景物之间找到对应，这是一场预设的旅行，千姿万态都是一个种。杰夫·戴尔显然比常人恶作剧得多，他是危险的，他是生物学家，也是医学家，他在放大镜里偷窥人类的隐秘。于是，他特别的性感。《懒人瑜伽》是关于迷幻与欲望的事故，只要你有一双发现秘密的眼睛，就会认可杰夫·戴尔的写作模式，既是虚构的，又是非虚构的。

　　写作，也是一场误会。对于一个出生于从底层进入中产的英国家庭，杰夫·戴尔不会喜欢“披头士”，他喜欢“滚石”，他不喜欢假装斯文的游戏，写作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抑制荷尔蒙的路径，他本可成为下一个米克·贾格尔的，就像他曾经狂热地喜欢D.H.劳伦斯，也许只是一次生理上的荷尔蒙欢腾，当诞生了《一怒之下：与D.H.劳伦斯搏斗》 之后，杰夫·戴尔就想抛弃D.H.劳伦斯了，他发现他的男性荷尔蒙在劳伦斯的床上一点也不安全，他不喜欢那样的标签——被女性主义者钉在耻辱柱上的狂躁者。

　　有人说，杰夫·戴尔的文字里有一种黑色幽默。他更是一个矛盾体，他过早地发现了生命的荒诞，他是穿着T恤的绅士，他的叛逆本质上是一种伪装。所以，他的评论与小说之间的方式，倒是自我剖析的利器，他所有的努力是调制一种迷惑人的柔和剂。可以说，他的迷人就是一种烟草。

　　杰夫·戴尔有很高的爵士品位，但他选择的七位爵士音乐家，都有醉人的性情，不是暴躁的公牛，就是易碎的弯月。杰夫·戴尔趴在他们的身体上，飘忽在他们的旋律里，述说的是一次次命运的难测。这是杰夫·戴尔的迷幻剂，他一定在某个早晨虚度了青春岁月。所以，书名用了爵士女伶比莉·荷立戴的名曲《然而，很美》。

　　他并非是一个贪婪的采花匠，他不经意地透露出厌倦了性别的烦恼。他有中年危机，在向电影大师塔科夫斯基致敬的《潜行者：关于电影的终极之旅》一书中，他忽然冒一句：“我从没有同时跟两个女人上过床”，这是他特有的一种对大师的态度，在大神面前袒露心迹，也是拜佛时的走神，更是让荷尔蒙在路途中散发。

　　杰夫·戴尔的写作是很累的，尤其关于摄影的专著《此刻》，他简直是把摄影师整理了戴尔式的谱系，如何让摄影大师跨时空地交集，他处心积虑地精心设计。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这样一种小说般的漫长旅行。

　　欲望，是用来燃烧的；人生，是用来悔恨的。杰夫·戴尔的自我放逐，就是将这些演变成了长长的句子。他长得很高，他的影子也很长，但他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刻上他的注解。

　　他不是魔术家，他是一个在早晨消耗夜晚的人。

　　我很高兴没有成为一个涉猎单一的人

　　Q：您的文体非常独特，既有小说的虚构，又有传记的非虚构，还包括评论体，您是如何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写作的？

　　A：是的，这是我比较独特的东西，但我要说，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引起混乱，我也不会断言一定用哪种形式，我不是这样的人。这只是一种写作方式，我觉得很自然的一种方式，通过它，我把许多写作方面的偏好结合在了一起。我对很多文体感兴趣。有很多作家会一直专注于某一种形式的写作，但在我看来，这太奇怪了，这不是我。

　　Q：您的涉猎范围也很广，文学、电影、摄影、绘画、哲学、历史……

　　A：我16岁拿了8个科目的O-level，18岁完成了3个A-level，拿了一个专业的学位，但后来我并没有从事我当时学的那个专业，我也没有念过博士。我拿到英语文学学位以后，开始对许多作家感兴趣，他们让我眼界大开。后来，我对越来越多的事物感到好奇，好奇它们之间的联系。在这些对我有所助益的人当中，英国作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尤其让我意识到，一个人原来可以写这么多种东西，只要你有足够的热情和知识。总的来说，没错，我很高兴没有成为一个涉猎单一的人。

　　Q：不论小说还是其他风格的作品，您都喜欢用第一人称，这会妨碍虚构吗？

　　A：我认为在我的作品里面，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界线是很模糊的。第一人称是很自然的，很多小说家，很多伟大的小说家，像托尔斯泰，他们都会以第一人称贯穿全文。托尔斯泰将他自己放在了许多角色之中。但是我不太一样。当然在我的小说中也有很多角色，但写的都是我自己的情感，我自己对世界的观感。不过，我从来没有从女性视角写过任何东西，我知道很多男性作家都这么做过，但我不会这样做。我只是有着自己的方式。作为小说家，我自认写过很多的题材，但我觉得，其实还是很不够的。

　　Q：从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旅行家……

　　A：说到“敏感” ，这很有意思，因为我往往在生活中会遇到一些极度敏感的人，正因为他们太敏感了，我觉得我自己反而不怎么敏感了。

　　Q：对于一个陌生城市，您是怎么进入、怎么去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格的？

　　A：去一个新的城市，或者新的地方，我一般沒有什么特别的进入方式，主要看去的是什么地方。比方说，我第一次来北京，最想去的地方就是紫禁城，这是所有游客都想要去的地方。我觉得外出旅行，先去这些游客最多的地方无可厚非。我知道，有的人对此嗤之以鼻，但我很清楚，很多景点，例如紫禁城、金字塔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真的非常伟大非常了不起，它们的盛名不衰自有其道理。所以说，先去那些著名景点，完全没有问题。

　　还有，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自己现在喜欢什么样的旅行方式。例如我来过上海，是来参加新书宣传之类的活动，我很喜欢，因为，一方面这意味着你“空降”到了这个地方，用一种很奢侈的方式，“空降”到这里的生活和文化之中，你会立即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人，一切都是为你准备的，这太棒了，简直令人受宠若惊。不过，我也意识到，我现在很难再有那些伴随着未知困难的冒险经历了，不像二十多岁时，我都是穷游。现在的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旅行。

　　有的时候，举个例子，几天前我在北京，住进了一间非常好的酒店，有多好呢，里面有一套高级音响设备，我在那里听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这可以说是很疯狂的，因为我在家也是这样听音乐的，但是能够在北京有同样的享受，我很满足，这个经历让我的北京之旅锦上添花。

　　小说并不是文学成就的唯一所在

　　Q：您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D.H.劳伦斯，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怒之下：与D.H.劳伦斯搏斗》，在《此刻》一书中，则提到了您喜欢爱德华·韦斯顿拍的D.H.劳伦斯的照片……

　　A：确实，劳伦斯是我年轻时特别喜欢的人物，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人，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劳伦斯的名气，自从20世纪70年代遭到女性主义者的批判之后，就再也没能恢复如初。但他对我意义重大。我曾经在墙上挂了一幅劳伦斯的照片，因为我不仅喜欢他的文学作品，我对他还仿佛有一种个人崇拜似的。福斯特曾说，任何人只要和劳伦斯在一起10分钟，就会想要写一篇回忆录。他就是有这么大的个人魅力。一开始，这张照片我非常非常喜欢，但仅此而已。直到过了许多年以后，我忽然发现，噢，这不仅仅是一幅D.H.劳伦斯的照片，这是爱德华·韦斯顿拍摄的D.H.劳伦斯肖像，我那时才知道原来他在摄影史上的地位不亚于劳伦斯在小说史上的地位。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你必须要了解摄影当中的种种概念与内涵，摄影是由拍摄者定义的吗？还是由被摄者定义的？所以我想，我的《此刻》里面，就像在进行搏斗，与这些问题搏斗，就好像我在《一怒之下》中和劳伦斯搏斗一样。

　　关于写作这方面，我现在对劳伦斯的看法，与我70年代对他的看法很不一样。那时候我读劳伦斯的小说，但我现在觉得，他最宝贵的作品潜藏在那些过去人们并不太重视的形式里面，例如游记、散文、随笔等等。我觉得可以这么说：这些作品让劳伦斯成为了非常当代的作家，因为在他写作它们的那个时代，大家都注重小说，当时那些伟大的作家，例如他，例如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芙，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写就伟大的小说上面，而我现在的看法是，小说并不是文学成就的唯一所在。

　　Q： 《此刻》写得很辛苦吧，篇幅这么长，但我能读到非常巧妙的转换，还有回旋。您是怎么谋篇布局的？

　　A：是的，《此刻》的谋篇布局是我写过的最难的。当然，如果用时间顺序来编排是很容易的，一次讲一位摄影师，按照某种历史顺序。如果按照类别来编排也很容易，例如肖像、风景、裸体，等等。但是我想让这些摄影师们进行对话，跨越时空的对话，看看他们会如何碰面（哪怕并不会真正碰面），如何透过拍摄同样的东西，用各自的作品相见……像是在编织一张关系网。

　　问题是，书免不了要有一种次序，例如你读第一页，然后第二页第三页。我也不可能不去想，如果是在网上，这本书完美的形式应该是怎样的。但因为我的年纪，我对纸质书的钟爱，所以后来，当我见到了漂亮的中文版，我很开心那是一本纸质书。

　　有些书没有章节，非常松散，比如《此刻》，还有我那本关于一战的The Missing of the Somme，有很多次，它们都被人评价为“无形的”，这不公平，实际上，它们的编排对我来说太难了。在我看来，用章节体例来编排一本书是很容易的。章节，就像脚手架，盖房子没有脚手架，就好比让房子无中生有，这是很难很难的。而我所希望的是，让书本身引出一个主题，产生一种潜在的形式。对我来说，这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强的营造情节的冲动，在小说里也是由结构本身承担某些承重的工作，那些通常应该由情节来完成的工作。

　　Q： 《此刻》里写到黛安·阿勃丝时，您说，她一直在拍怪胎，这些主角似乎替代她，代表了阿勃丝的命运……

　　A：很明显，她是个很有意思、很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吧？因为她有很特别的素材，结果，有很多指向她的矛头，说她为了一己私利在攫取那些怪胎。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她可是付出了非常非常沉重的代价。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却是，她所拍摄的那些人只不过是她自己愈加困顿的精神世界的外部反映。有一张特别的照片，我在书里面也复刻了，是威廉·葛丽卜（William Gottlieb）拍摄的戴安·阿勃丝。那张照片非常出色，拍的是她为选美比赛——比如加州小姐或者美国小姐大赛——拍摄照片。透过照片可以看到，她是如何改变那些美人的，因为她们很美，因为是选美比赛，照片讲述了阿勃丝是如何将美人们改造成“阿勃丝式美女”的。还能看到阿勃丝和葛丽卜在交谈。他说他记得谈论了必要的负担，谈到了她的摄影设备，所需的技巧，但从某种角度上说，摄影本身也已经成了一种必要的负担，摄影给了她生活，同样的，最后也收走了她的生活。

　　Q：在您的一系列非虚构作品中，总是选择带一些故事性，让它巧妙地拥有了小说的特质，比如《然而，很美：爵士乐之书》，您选的七位音乐家的人生都充满了传奇色彩……

　　A：我在89年、90年写了这本关于爵士乐的书，叫做《然而，很美》，因为我热爱爵士乐。大多数作家，他们常常是一本正经的，而这些爵士音乐家们却总是是非不断，其中大多数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在美国，身为黑人的他们当然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他们很多时候无家可归，死亡率很高。我对这些事情感兴趣，是因为他们过的那种生活。很难描写音乐，因为音乐是抽象的，但我发现，通过戏剧化他们的某些生活片段，可以对他们的音乐加以评述，所以，这本书的叙事也好，甚至整本书，都是基于一个个片段：杜克·爱林顿（Duke Ellington）带着他的司机和乐队成员哈利·卡里（Harry Carney）奔驰在公路上，穿越整个州，其中还穿插了许多别的片段，例如巴德·鲍威尔（Bud Powell）这位伟大的比波普爵士钢琴家的生活，他的一系列心理事件。查尔斯·明格斯（Charles Mingus）是一个有着英雄色彩的人物，能量和愤怒爆棚；本·韦伯斯特（Ben Webster）去到欧洲，受到了在美国不曾有过的尊敬对待，但又有着相当沉重的悲伤情绪；莱斯特·杨（Lester Young）后来参了军，这对他那样的人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结果；在书的末尾还有两个人物，切特·贝克（Chet Baker）和亚特·派伯（Art Pepper），两人都有可怕的毒瘾，特别是派伯，几乎整个60年代都在监狱里度过，这意味着他错过了爵士乐极为重要的一段时期。还有一些关于派伯回归以后的事情，很有意思。我觉得他出狱以后，他的音乐脱胎换骨了，如果不是这些经历的话，他不可能写得出那些音乐。我在书中对这些片段进行了加工，臆造了他身处圣昆丁监狱中的画面，这是有意识营造出来的电影画面，就跟那些美国监狱电影里的一个样：有人给了他一个萨克斯风，他开始独奏起来，这将他的音乐戏剧化了。在我的想象中，Junie Blat 看见他演奏了自己那张名为《囚徒（the prisoner）》的专辑中的一首曲目。

　　Q： 《潜行者：关于电影的终极之旅》是一部特别有意思的关于电影评论的著作，您的写作方式和一般的电影评论不同，旁征博引，这也是您的写作的一大特点……

　　A：我写这本书之前，并不会事先想着“OK，我要写一本关于电影的书，写哪一部电影好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电影选择了我，所以是“这部电影，我想写本关于它的书”，因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你我都明白，从电影院走出来，整个世界已经跟着电影改变了。看完烂片，这种世界斗转星移的感覺会持续两秒钟，而看完一部好的电影，这种感觉会持续很久，你从电影院出来以后，整个心灵世界依然停留在电影之中。

　　我是从《潜行者》开始，意识到是电影启发了我。第一次看那部电影，我完全沉浸其中，仿佛世界永远改变了一样，它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追赶着我。后来我发现，我观看它的次数越多，我就越被它打动，看得越多，越是热泪盈眶，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开始想要去探索并找出它背后的原因，想通过无数次的观看，找出人物进入的那个神奇的地方的奥秘，找出它的魔力从何而来。然后我发现，了解魔力如何产生并不会令这魔力消失，这一点很好，毕竟，谁会想要把魔力破坏掉呢？

　　我还意识到，我之所以会写某些书，基本上是因为我找不到别的书可以写了。我很懒，喜欢读那些能直接给我答案的书。但是，写塔可夫斯基的作品往往得非常虔敬，要把他尊为圣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人物，一切都非常庄严肃穆。首先这一点也不符合我的个性，其次，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很快就遇到了这种情形，这很不好。敬畏是毫无用处的，如果你敬畏它，那你还能对它做什么呢？当你敬畏什么的时候，你就只能是敬畏了。但我发现，即便你想赞美什么东西，也还是可以用许多种口吻来表达，哪怕是戏谑的口吻也是可以的。对我来说，这本书的趣味在于，它紧随银幕而动，当主人公开始自己的旅程，当他们进入The Zone，他们的脚步不断遭遇意外因素的阻碍，哲学的因素，形而上学的因素，等等。所以，我在这本书中，对电影的文学概括让位于我自己的哲学讨论，在我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要去的这个Zone能让一个人最深处的期盼成真，于是我不由得思考，我自己最深处的期盼是什么呢？这让我开始反思许许多多的东西。

　　Q： 《此刻》《潜行者》《然而，很美》，是不是印证了一句名言——对于艺术最好的解读是艺术？

　　A：我大概在二十八九岁的时候读到了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一篇散文，叫做《真实临在》（Real Presence）。他写道：“我们不妨想象一个国度，这里没有艺术批评，只有艺术本身。我们会想念艺术批评吗？”他回答：“不，我们不会。”因为，任何艺术，它不断演进的传统最终会变成人们所说的“制定批评的大纲”。有段时间，我痴迷于爵士乐，我发现他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爵士乐。每次某某某制定了新的爵士乐标准时，就会有人出来评论，人们在创造新的东西，而评论却是针对旧的事物，所以这似乎是斯坦纳的观点的一个非常恰切的例证。我真的认为，对我影响最深的思想莫过于，“艺术作品本身也是一种批评形式”。所以他说，从某些角度而言，小说也在评论着别的小说。 我也很欣赏建构性批评（constructing criticism）的思想，它不仅仅是批评，它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作品。这个概念，我在《然而，很美》中把它叫做“想象性评论”。

　　Q：就像您在《然而，很美》中写的那样：“我的目的是要呈现出这些音乐家在我心目中的模样，而非他们本来的模样。”

　　A：我所做的其实就是描述我对这些人的音乐——而不是这些音乐家——的反应。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对于音乐上的东西一无所知，对我来说那完全是另一种语言。所以我其实是在强调，我在书中所写的就像是一份手记，写了我听那些音乐时自己的感受。那些音乐一经问世，我就经常听，听了很长时间。

　　生手的妙处在于，它与情窦初开类似

　　Q：您所有的书，哪怕是写别人的，包括已故的大师，本质上，都是在和最深层的自我相处……

　　A：我觉得我在书里面写的这些不同的东西，爵士乐、电影，等等，实际上都是我感兴趣的，就好像我透过窗口望向这些对象，而这些对象也像镜子一样反射回来。这一方面，我不想掩饰。例如我对塔可夫斯基的看法，这就是我个人的见解。我的这些书就像是一本大书的不同章节，而其中有的章节写的就是自传。这是我想要在这些书中完成的一件事情。 就说《潜行者》这本书吧，为什么这部电影那么打动我？为什么我会反复地看，看那么多次？我发现，只要坚持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我就更有机会说出一些能吸引到不同地方的读者（例如你）的话，让你感叹：“啊，我也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冷静地从旁观者的角度叙述，而不是从一个特别的（自己的）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读者获得这种认同感的机会就要少很多。

　　有篇著名的散文，弗吉尼亚·伍尔芙写的，关于蒙田。蒙田是散文的创始者。伍尔芙说，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读蒙田时，就像在美术馆看一幅他的肖像一般。当然了，在釉面或者玻璃的反光下，你还会看到反射回来的你自己的样子。同时看到照片和自己的形象，我觉得这就是了。

　　我很清楚，我是一个不断尝试新事物的散文家，同时也是一个生手。我觉得生手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我想应该是罗兰·巴特说过一句关于生手的话，他说：生手的妙处在于，它与情窦初开类似。而我就在书写着我所热爱的事物。

　　Q：您的写作风格有不少英国人的特质，比如冷幽默，还有一种过滤荷尔蒙的能力……

　　A：我是个英国人，我觉得我写的东西是很有趣的，非常有意思。我们刚刚谈到画作，以及在釉面或玻璃上反射出的自己的形象，但幽默的关键，对我而言，不在于是否有什么釉面的反射，而是深深植根于内心的自我。我的整个世界观就是幽默的。于我而言，开玩笑可以说是最高级、最好的哲学思辨或者写作方式。当然，我也很喜欢英式幽默，带着严肃脸的那种。在我的书里面，我不仅在严肃和幽默之间跳转，还让严肃和幽默同时出现，因为，有人说过，有一点很重要：趣味的反面并不是嚴肃，趣味的反面是无趣。

　　就这个问题，我还想多说几句。我写过的最棒的桥段之一，是在我的《杰夫在威尼斯，死亡在瓦拉纳西》一书中，有一处写两个人在聊天。这两个朋友在印度，在聊数学，他说他见到朋友很高兴，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朋友，因为他们都对这些数学概念有深刻的理解，当然，这可以是100%的讽刺，同时也可以是100%的真诚。这就是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绝对核心所在，以及我写作中所遇到的情况。我在中国的这几天，我确实也发现，这样做有可能会冒犯别人，因为这是一种干巴巴的幽默，不是那种能令人笑掉大牙的玩笑，因为这种幽默是表情严肃的。

　　Q：您是不是站在一个隐秘世界的入口，而这个世界是非常复杂的？

　　A：有句话我想不起来是谁说的了，有人说是W.B.A说的，也有人说是普尔·爱德华（Pool Edward）说的，说：“有另一个世界，但它在这个世界里。”我可以想到很多对应的摄影家，当然它也适用于The Zone，它当然是一个完全魔幻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世界。所以，是的，这就是我的回应，这就是我对于这个世界，以及那个魔幻世界的回应：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个世界。

　　（实习生罗欢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