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李立

　　他知道现在世上什么事都没个准儿，比如那位宜家送货员，两小时前就已宣告出发，眼下仍因为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困在高速上。而导航仪认为，送货员一个半小时前就已到达目的地，所以为其贴心推荐了终点附近停车场三个。

　　“奶奶的，三個停车场？有什么用？还不是堵得老子尿都憋不住了……”电话中，送货员按着喇叭，比他脾气还大。

　　他把手机从耳边挪开，还听得到送货员的唐山普通话呲呲啦啦从手心传来，像频率错位的广播。过了会儿，他才将手机贴耳边听。那边死寂。他说了句，“好的，再见。”然后那边立刻说了些什么。他迅速挂断，没听，免得生气。

　　怒气会伤心伤神，长远看，伤的是命运，因为，性格决定命运——人们喜欢这么说。一年前，那个留希特勒式小胡须的医生，用大段医学术语向他演绎这句话。听过医生“深入”又“深出”的讲解，他虽一知半解，也频频点头——毕竟，他的妻子佳佳，那时已经“进去”了。

　　小胡须医生是佳佳的主治医师，比他更有权决定她的一切，比如她什么时间该吃哪种颜色的药片。五颜六色的小药片，都按剂量分装于透明塑料小盒。佳佳现在就在餐桌前，摆弄那些塑料小盒。她可能想让它们摆成某种图形，但总是不成功。她噘着嘴，不时挠头，对自己不满意，而后，她干脆把盖子都打开，把药片倒在桌上。

　　他想，该怎么区分混在一起的药片？真复杂。

　　他走到窗边，两手插进裤兜，看窗外。道路上的汽车尾灯，连缀成一根根血管般的红线。

　　和其他医院不同，进了安定医院的病人，人们都说是“进去”了。不明所以听来，会以为是进监狱或看守所。佳佳“进去”了。他有义务向他们共同的朋友解释：“进去了。情况还好，比较乐观。她，她状态也不错，在好转。”

　　这样说时，他都在想，为什么非得他去安慰那些毫无干系的旁人呢？明明他更像是需要安慰的那一个啊。不过，他花了三个月就度过了那个阶段——事情总是按阶段发展的：刚开始，你问天问地，参不破命运的安排；逐渐便适应，或麻木，逆来顺受，或弃之不顾。佳佳出事三个月、“进去”之后，他进入这后一阶段——他本以为这段时期会更漫长，比如三五年。

　　此后，他多数时间都抱着无可奈何的心情，送佳佳去治疗，拎回大袋药品，有中药有西药也有中西药结合的。去佳佳工作的杂志社交涉、为医疗费拍桌子——完全不是他平时宽和待人的作派。他跟杂志社社长拍了两次桌子，第一次争取到报销百分之六十医药费的权力，第二次让佳佳免于被开除。她太久没上班，杂志社正在起草开除她的文件——起草文件这种事，在杂志社总会花更多时间，尽管那里每个人，貌似都能写会算。

　　如今一切过去，佳佳“出来”了。没人把从安定医院出院说成“出来”，但他认为既然住院是“进去”，出院自然得隐晦些说成“出来”。

　　“进去”和“出来”，都经由那扇壁垒森严的医院大门。门内外游荡着的保安人员，脸上都是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似乎他们始终在用这表情私下交流某个秘密——“看啊，这个男人又来了。”他无法让自己相信保安们不会这样想。他们穿深蓝色长棉衣，腰部右后方，挂着通红的、手电筒一样的东西。他猜是电棍，但没证实过。

　　他总是急匆匆来，急匆匆离开。一年间，他在访客登记处无数次签下名字，并学会让面部表情僵硬——他发现这里的医护人员都喜欢观察他人表情。大概因为这里的病人，表情总比正常人丰富。某些病人看上去尤为天真，都近乎可爱了。佳佳的表情，“进去”初期是紧张，后期转为困倦——药物作用是降低神经活跃程度，以便让病人精神状况稳定。

　　佳佳这次的“出来”，在小胡须医生口中，是另一个医学名词。在他理解中，就是“观察期”：医学上说，佳佳已经痊愈，只是还需让佳佳离开封闭的医院，回归到之前的家庭或社会环境中生活，试一试——生活，这是佳佳需要试一试的，仿佛她从未生活过一样。

　　佳佳回家后一度很安静，这不像她。她可能确实在适应。他偶尔会意识不到她已经回来了。如果他去牵她的手，她也会从沙发上慢慢站起来，任他带领着，走到餐桌前，并听从他的建议，缓缓坐上椅子，然后继续发呆。她身后的墙上，有幅夏加尔的画，画中虚胖的女人微闭双眼，飘浮在通体红色的房间里。佳佳从前喜欢这幅画，但现在他发现，这幅画挂在客厅很不合适，画中的女人没着没落，就那么飘着。

　　佳佳坐着的时候，宛如一棵植物——静止，但并不意味着停止生长。事实是，她胖了二十斤，生长速度可观。

　　“我们什么时候吃饭？”一坐上餐桌，佳佳就问他。

　　他在想要不要把她带回沙发。她身上是深蓝色法兰绒的开衫睡衣，拉链拉到下巴，露出一张苍白浮肿的脸，嘴也是苍白的。药物让她浮肿，也让她易饿。

　　“现在四点多，还不到时间。”他看了一眼手机，确认没有漏接电话。

　　“可是，我饿了。”佳佳盯着手心一把药片。他怀疑她想把它们都吞下去。但没有。她只是随即握紧了拳头，肿胀的手指团起来，宛如发泡过头的花卷。“花卷”正轻轻捶打桌面。

　　“很快了，再等等。”他犹豫着要不要立刻去收拾那堆药片。他不想做这件事。

　　既然是“试一试”，也许佳佳还会“进去”，家里还将恢复他独自一人的状态——过了会儿，他勉强开始清理那些药片和小盒子的时候，这样想。

　　她因为一次动怒“进去”了，“出来”之后似乎也没完全正常，但不能因此否认治疗的效果。他不时抬头看佳佳，自我宽慰。

　　佳佳坐在他对面，也不时看他。他怀疑她并不能理解他正在做的事——把满桌散落的药片按颜色分类，按剂量重新装进塑料小盒。她也流露出想动手帮忙的意图，也许在她看来，这项工作有种足够简单的乐趣，安定医院会让病人做些重复的简单的小把戏，比如填色游戏，或者夹豌豆比赛，都能消磨时间。

　　但这会儿他没让她插手，他想待会儿这些小盒子应该被藏到书柜最顶层，免得让她找到。她从来不会动书柜里的任何东西。她现在只会帮倒忙，尽管他们名义上仍是齐心协力生活着的夫妻，应该共同处理许多事，清扫、做饭，还有购物。

　　他现在认为，人的一生不过是花很长时间来证明，你根本就是独自一人。而婚姻，是有助你迅速完成这种领悟的过程，不是么，两人一起生活的本质，其实仍是你在独自应对所有的一切。

　　其实佳佳“进去”这一年，他过得不算糟糕。唯一糟糕的，是有一次他采访一位作家。

　　他在电视台做编导，已经做到可以签合同的阶段——如果你了解电视台体制，就会知道那意味着先战战兢兢干上七八年，再得到一张证明身份的纸，也因此，你就“把自己套死了”，他这样自嘲。那次采访，他按惯例让那位写过千万字作品的作家，在长椅上做出雕像大卫式的沉思姿势。既然你想人们在你的作品中读出悲伤，为什么不在镜头里表现得更忧郁些呢？这合乎情理，更合乎电视纪录片的要求。他让作家手握一本新书，名为《虚伪及其所创造的》。可能这书名对他也是一种激怒，因为这几乎概括了他三十三岁之后的全部生活，虚伪及其所创造的。作家并不配合他，还引用自己新书中的话反驳：“这种虚假的表演其实与生活本质并无区别，也从无必要。”

　　于是他没能顺利完成当天的拍摄，或许不完全因为采访对象不配合。他只是不愿跟作家争论。争论是那位身高一米九的作家的强项。当然电视台编导都喜欢强词夺理，他曾经也是，言谈中总有无往不胜的味道。但现在他赌气不开口。如果你不配合，好吧，那我们就这样凑合，也行，差不到哪里去。只是过后很久，他都对那烦人的作家还有其讨论虚伪的作品耿耿于怀。

　　佳佳从医院“出来”，已经半个月。现在，她基本能跟他正常交谈。她对家中布局也重新熟悉起来，因为一周前，她说他们需要一架婴儿床——他们卧室大床旁边，刚好可以摆上一架婴儿床。

　　他知道那是为着什么准备的。他说好的，没问题，我们就去弄一架婴儿床。他对他们卧室的布局很满意，大床和窗户之间，靠墙摆有大书架，正对书架有张棕色单座沙发。这是他阅读的地方。他喜欢坐在沙发里，把双脚搁在宽阔的飘窗上。如果放上一架婴儿床，这个小小的阅读角落就彻底不存在了。

　　之后他没忘记这事，只是不再提。该死的婴儿床。他暗自希望佳佳那要么空白要么发疯的脑袋里，将不再出现“婴儿床”三个字。

　　他对婴儿床的无动于衷，可能还是激怒了她。“孩子难道不配有自己的床吗？”几天后，她说。

　　“我不配拥有一个看书的地方吗？”他说。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书，但孩子只能在床上睡觉。”她有力反驳，逻辑十分清楚。

　　“不着急，我答应你，我们会有婴儿床的。”他撒谎了。他希望随着时间流逝，她将意识到婴儿床根本就不是她需要的东西。

　　“不要！不要等。”她大张着嘴，像要说什么又说不出来，但她的胸脯起伏得很厉害，像咽不下去某种坚硬的食物——这是她着急起来的样子，他熟悉。

　　那口气，她咽不下去——哪怕安定医院的治疗目标便是化解和平息她的怒气。

　　她平静下来，才说，那是治疗方案的一部分。

　　婴儿床如何成为治疗的一部分？但这是不错的预示，至少她知道自己在接受治疗，并积极配合。她可能还知道，只要与治疗方案有关，他就无权拒绝。他又不是医生，他只是病人家属——这是个看似负有责任实际上却无可奈何的身份。

　　“因为我需要与自己各种奇怪的想法和解，暂时和解。”她没说错。但他并不理解，怎么和解？和解意味着，既然她认为自己有个孩子，那他不如就纵容她，任她去这样想？这是什么愚蠢的治疗方案？

　　佳佳“出来”时，作为病人家属，他被告知，应像佳佳发疯前一样对待她，交谈时平心静气，表情要沉着而柔和，最好保持住不慌不忙的生活节奏。他自认能做到前两项。他能控制面部神色。在这个国家，活到他这个年龄的人，都擅长于此。只生活节奏一项，让他难办。因为他在电视台工作，生活从来在非常的节奏里，他没法在外出拍摄时确保佳佳按时吃上一天五餐；也因为，如今世上什么事情都没个准儿，任谁，也无法让节奏恒定不乱。比如，他终于去了趟宜家，订购了一架原木色婴儿床，之后，送货员也无法按既定节奏将床送到他家。他去宜家，缘由是他以为既然已经勉力撑过了一整年，为什么要在婴儿床这个小细节上功亏一篑？结果他这天还不是得费力向佳佳解释，“很快就到了，送货员在路上出了点状况。”佳佳不说话，手上摆弄出一些没有意义的手势。她可能并不相信他说的话。

　　他还得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这天他推掉三个采访任务，一直呆在家里，只为等那架床。它在宜家宽阔明亮的展厅里时，看上去还不错，小巧、坚固，搭配白底粉红小圆点的床品三件套。床四周有一尺高的围栏，像乡下养鸡的木笼，方方正正，笨拙却可靠，是一架毫无特色、却因为没特色而显得格外温馨的床，七八岁大的孩子都可以用——但那也比不上他的单座沙发。

　　“我不是要催你。”总算整理好那些药片后，他又给送货员打电话。

　　“你催我也没用。”送货员说了事实，事实听上去总是不入耳。

　　“我只是想知道，大概什么时候能到？”他也许还想说点别的。

　　“我也想知道！”送货员始终在怨恨的情绪中。他认为送货员应该抽支烟，平静情绪，像所有成年人那样。这对他们都有好处。

　　“好吧，那么，好吧。主要是我组装也需要时间。”他更像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他打电话的时候一直不自觉地走来走去，越走越觉得这房子变小了，小到根本放不下一架婴儿床。

　　“对，我们不负责、不负责组装。”送货员似乎对这位终于知趣的顾客总算感到些微满意。

　　“我知道。”他踢倒了什么东西，是佳佳的“玩具”——一些拼图，装在纸盒里。这种纸盒在房间里有三个。她的医生认为这些小碎片有助于她心情平静和培养耐心。但佳佳还是没有耐心对付它们。

　　“还有，你别三分钟打一个电话催我了。你该干嘛先干嘛去。”送货员说。电話中断。他想这个送货员和佳佳一样，需要培养耐心。

　　他该干什么去？下午他本该组装一架婴儿床，这大约需要一小时时间。但没有一个孩子会睡在上面，从来没有过——他和佳佳一开始就对此达成共识。十年前，他们结婚，在那个暴雨的夜晚进行过温情而理性的长谈，关于孩子、房子、车子，以及双方均认同的，合理的自由、独立的事业。他们都赞同他们的生活将迥异于普通家庭，他们需要的东西与旁人绝不相同，因为艺术占据他们的心灵。佳佳的专业是声乐——“一个不切实际的专业”，刚认识佳佳的时候，他告诉她。但佳佳不在乎，她说：“这不过暴露出我性格里任性的一面。”作为独生女，她习惯被娇宠，任性在她看来是一个优点，因为那意味着“成为你自己”，佳佳说。何况他的大学专业也同样不切实际，是导演。

　　佳佳结婚时还没去杂志社工作，她当时正谋求进入一家国营歌舞剧院。她不在乎那家剧院已经奄奄一息的状况。她怀抱理想，要成为声乐艺术家。佳佳事实上考入过那家歌舞剧院，但随之而来的，是剧院“转企”，以及“转企”之后低水准的演出、惨淡的票房、入不敷出的经营。

　　梦想渐行渐远，甚至背道而驰。佳佳认为，这是自己不得不以退为进的时刻。她离开了歌舞剧院争吵不休的艺术家们，因为“那些人总是用假嗓说话”，这令她无法忍受，她必须离开。关于音乐，准确说是声乐，她说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我当初为什么没学个更实用的东西，比如法律或者建筑。但我只会唱歌，其他都不会。”他不得不安慰她，他的理由是如果她想“成为自己”，当然不能只考虑实用的问题，他当然理解她，因为当时他也面临梦想的失落——当电视编导没有让他离导演之梦更进一步。电视编导工作繁忙，时间都不由自己决定，这可能让她感到被他忽略了。总之，并非平凡的他们，也不得不面临平凡的生活，这种沮丧对他们都造成了一些伤害。

　　其他还好，他们过了这些年，他做出了一些成绩，折腾了几个叫好的电视片。他认为最大的伤害、他无法接受的唯一一点，是佳佳后来为之癫狂的那个男人，并不是一个音乐家，而是一个——说相声的。

　　如果那人是音乐家，也许他会好过一些，可能也不会，毕竟这样的事情你没法假设。

　　关于这个说相声的人，没有人对其真正陌生，因為他频繁出现在卫视频道以及一些喧闹的综艺节目里，厚重的皮肤，脸泛红光，发际线成V形，他在所有表演中都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智慧的、擅于吃亏、懂得人生哲理的弥勒佛。

　　他并不轻视相声表演艺术家，但那不该是走进过佳佳的生命还对她产生巨大影响的人。那些口舌之功、雕虫小计、装疯卖傻甚至低俗下流的人身攻击——这些部分令人厌恶，让他绝望。

　　说相声的人，是佳佳的采访对象。

　　佳佳离开歌舞剧院后去了杂志社做记者。杂志是月刊，采编合一，她也是编辑，发行压力并不太大，因为各省行业协会都承销一部分。

　　如果佳佳不去夜总会弹钢琴或唱民族歌曲，她就只能去一家与音乐无关的行业杂志社。佳佳去杂志社的工作是他联系的，为此他疏通了一些环节。他现在正为此自食苦果。杂志社是事业单位，隶属于一个不那么起眼的正部级单位，在北京城五环外拥有一栋“黑作坊”一般的灰色小楼——那类未经认真对待就建筑起来的水泥外墙的小楼。

　　起初，她表现不错。杂志社需要一位这样的员工，随时可以唱歌，还不惧一切场合，就算她的即兴表演只是被当作宴会调味品，她也从不认为受到侮辱或轻视。她还能独立负责一个栏目：名人访谈。

　　佳佳曾认为，这栏目其实可有可无。因为“无论从哪方面看，登上名人访谈栏目的娱乐明星们，和其他栏目中那些国防科工等等话题，都无法做到浑然天成”。佳佳说。但她坚持做了下来，因为她并不懂国防科工。

　　杂志社社长并不如看上去那般慈眉善目。社长高学历，从党政岗位上退居二线接手一家该行业顶尖的杂志社。社长保持着从政时的习惯，喜欢先肯定下属的工作成绩，再委婉吐出若干个“但是”。

　　“但是，但是我们随时欢迎佳佳回来，只要医生说她精神上完全没有问题。”社长对刚拍过桌子的他保持了礼节。这是成大事者必要的风度。

　　社长也没忘了提前澄清，“我们很痛心，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局面，这跟杂志社其实没有关系。我们每个记者都采访，不排除有记者对采访对象倾心的事。这很正常。但是，闹成佳佳这样，进了医院，这是没有过的。但是，但是我们也愿意出于人道，保住佳佳的工作岗位，只是，治疗期间她的工资停发，这个，我想你也会理解的，我们单位的生存环境，也很难。”社长说。听来无懈可击。

　　而他的方式，简单粗暴，像缺少耐心的儿童多动症患者。他直接闯进杂志社社长的独立办公室，接连拍响那张三米长的红色柚木办公桌，拍得手掌很痛。更痛的是，这种方式让他轻视自己，胜之不武。

　　他知道其实他大可不必做这些。如果他对佳佳弃之不顾，也不会承担任何道德舆论压力，毕竟佳佳背叛在先。

　　佳佳去了卧室，又出来，把那东西抱出来，给他看，说，“好像发烧了。” 佳佳如今不再修饰发型和眉毛，也不照镜子，曾经这都是她最喜欢的事。她天生毛发浓密，蓬勃生长的眉毛，让她看起来有种异域风采——至于那个异域是印度或波西米亚，他也不确定。

　　他猜测佳佳怀中那个“孩童”，应该一岁半了，是否也应当生有形似母亲的、略卷曲的黑头发？

　　事实上，那只是一捆面条——两公斤装精制小麦粉手打挂面、纯白塑料纸包装，顶端有圆形商标，“金麦郎”三个字围绕着看不出是什么的圆形图案。更早的时候，那是一包两公斤重的面粉——免发蛋糕粉、粉蓝色纸袋包装，有粉红丝带图形环绕于纸袋四侧，品牌未知。一袋品牌未知的蛋糕粉，最终被他遗忘在安定医院——它本来就出自安定医院那间只会做小米粥与白味花卷的食堂。佳佳为此伤心了一阵，因为那是她的“莎丽”。如果这面粉/面条，名叫“莎丽”，那应该是名女婴，有着和佳佳一样浓密的毛发及雪白的肤色——面粉或面条，也确实都是雪白的。

　　“你杀了‘莎丽！”佳佳说，用她在演唱时才会亮出的女高音。

　　“我只是走的时候忘了带上她，我会去把她找回来，我保证。”他讨厌自己这样跟佳佳说话，每个字都是虚伪的，是虚伪及其所创造的一切。

　　“如果你的妻子是女高音歌唱家，你最好不要跟她吵架。”他从前把这当成玩笑，说给他们共同的朋友们听。但佳佳说话的声音从前是极温存的，几乎要化掉他——这玩笑因此对比才得以成立。那个佳佳哪里去了？

　　当佳佳终于亮出久未使用的高音、假嗓的时候，他意识到一切都在滑落或逝去，或许早就逝去了。

　　那个“莎丽”，他祈祷，会被兑上鸡蛋清、做成小花卷，或者干脆因为过期被扔进垃圾桶。

　　但他不得不为佳佳找个新的“莎丽”。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得继续聆听她的花腔女高音。他宁愿她闭嘴，做一棵安静生长的植物就好。

　　他最终找到了这包“金麦郎”面条，至少它们拥有相同的重量，以及相同的本质——都是面食，都没有生命，不会哭闹，没有烦恼。

　　佳佳疑惑了几天，才接受了新的“莎丽”。她开始给面条讲故事，抚摸它，假装自己是某种动物，猫或者兔子，以便逗面条发笑。

　　“没有，她没有发烧。”他说。他觉得自己成天都忙于否定她说的一切，像个不近人情的家长。

　　“你摸一下，她真的发烧了。”佳佳拉他的手，放在“金麦郎”的圆形图案上。他没什么感觉，但仍让手在面条上停了一会儿才抽回。他假装在思考。他不明白应该怎么做。如果一个一岁半的女婴发烧，他应该做什么？他不是“莎丽”的父亲，如果“莎丽”有一天需要输血，他也不必挽起袖子。但他是“莎丽”母亲的丈夫，他依然对“莎丽”负有责任。

　　他去厨房倒了一杯水，自己喝了一口。他进厨房也许只是为暂时躲开她，喘口气。他两周没有外出，号称在家准备一部电视片的策划方案和脚本，但制片人来了几次电话，每次都冲他发脾气，因为他不能不工作。他已经决定明天就去电视台上班，所以今天必须搞定那架婴儿床。

　　他给佳佳也倒了一杯水，他希望她能安定些，像在医院时那样，给“莎丽”唱英文的摇篮曲，那倒是很好听。

　　“我不要喝水，我想吃饭。”佳佳把水杯还给他，他又塞到她手里，并告诉她，他这就去做饭。

　　他怀疑自己并沒有重新适应两个人的家。佳佳如今是“房子里的大象”——那些明明存在却被视而不见的东西。房子里总是有大象存在，因为人们擅长对很多东西视而不见，以维持生活表层的优美——不只英美国家的人如此。

　　他更像结了两次婚，跟两个不同的佳佳。他一个人可以用啤酒和炒饭打发一餐，但现在不行，为两人准备一餐，是项复杂的任务。他一度找过专门做饭的小时工，但不顺利。佳佳对陌生的小时工在厨房弄出的动静反应过度。“她要呛死‘莎丽，那些烟，会呛死‘莎丽。”佳佳抱着面条说。面条两公斤重，被粉红小毛毯裹着，露出小小一截圆头，看上去很像个婴儿，不，像个不会哭闹的痴呆儿。佳佳不断拍着毛毯。

　　“‘莎丽会哭的，如果真的被油烟呛到，她会哭的。”他告诉佳佳。只是炒菜而已，没什么。

　　“‘莎丽太勇敢，她知道我在生病，她为了让我好好养病，她从不哭从不闹。”佳佳振振有词，眼神中是为人母的慈悲光芒。这光芒中有他不熟悉的东西，属于另一个佳佳。另一个佳佳在相声演员的床上，皮肤自带金属光泽。他们欢愉的细节，他从不想知道，那令人恶心。但“莎丽”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去想那些细节——“莎丽”如何诞生以及如何进入他的家？

　　“行了，佳佳，我让她别炒菜了，行吗？”他说。那次，他只好让小时工提前离开，还不得不支付她全部工钱。小时工正好不满意这房子里竟然有个不正常的女主人，于是鞋套都没来得及脱下，就忙不迭地逃了。

　　“先生，谢谢，你，很不容易。”站在家门口，小时工对他说。他苦笑，心想一切都是他自找的。

　　他出生那天，瑞典天文学家在宇宙中发现了某颗小行星，这惊动世人的发现让他的父母以为儿子终将与众不同。他的名字和那颗小行星一样，小行星的名字也与瑞典天文学家一样。他带着一颗星球的名字长大，被父母灌输着一种“生来就是不平凡的人”的意识。“你的光芒让人们发现了你。”父亲说。他确实不平凡，学业始终出类拔萃，人品纯良，被认为“有主见”，但跟所有人都能相处得不错。在如愿成为一名电视编导后，父母依然会在电视片片尾出现他名字的时候，提起那颗星球。“这是奇迹，我们的孩子与星球同一个名字。”他们忘记是他们自己给儿子取的名字，却以为是神赐。

　　他又进了厨房，准备找些能吃的东西。他先看见中午用过的碗盘，仍七倒八歪躺在洗碗池。他几乎立刻就想走开，食物残渣和冷掉的油脂，眼前这画面，在电视片里可以用来做空镜头，暗示主人公凌乱潦倒的生活，他想。

　　他还得做饭，还得填饱佳佳的肚子。冰箱里似乎没有东西是他想吃的，于是他决定先开始洗碗。比起做饭，他更讨厌洗碗。他用了太多洗涤剂，瞬间就在水池里弄出了过多的泡沫。他也不擦洗，直接开水龙头，让水池灌满水，再把餐具捞出来，就这样完工——他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些是对是错，但他已经这样做了，至少餐具现在看上去都很干净。

　　他手上满是泡沫的时候，送货员打来电话。他接电话前没擦干手，手机触屏沾了水，反应不佳，明明按“接通”，却成了“挂断”。

　　他烦躁地擦手，再回电话，想着送货员一定以为他故意挂断电话，并因此暴跳如雷。

　　只要一打电话，他就止不住要走来走去，可能因为不安。他又回到了客厅窗前，看窗外暮色已落下，灰色天空像被谁刷上了一些黑色的东西。他看着那些暗沉的部分。

　　但送货员这次没发怒，“先生，我很抱歉，天都快黑了，我还没到，你知道，这交通总是这么操蛋。”

　　“我能理解。”他说，仍盯着半空中那些不知为何物的暗沉之处。有可能与他同名的星球，就藏在那些黑暗里。真实的他，也许根本也在太空——反正他对这个一天中跟宜家脾气不好的送货员通话六次的男人，彻底不认同。

　　“那么，能不能请您先确认收货？你理解，我也没办法。”送货员一度趾高气昂的语气弱下去，近乎祈求了。送货员为什么要祈求他？

　　“我为什么要提前确认收货？”他说，并感到失望。他以为这个不客气的送货员有种无所畏惧的骄傲，虽然很讨厌，但值得尊敬。但送货员此刻却在祈求自己。

　　“因为我会被扣奖金，”送货员说，“不能按时送到，不管什么原因，都扣钱。人家才不管你是不是被交通管制了，那些人只会扣钱，奶奶的，不，不，先生，我不是骂您。您能不能给客服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已经到了。”

　　“这样？不合适吧？”他其实已经决定答应这件事了，一点也不复杂，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总是要求他做出原谅？也总是他，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在原谅这一切？

　　他口干舌燥地想，该怎么不失体面地让送货员知道自己很不爽。他扭头在身边找水喝，他记得自己刚刚倒过一杯水的。这时他看见了佳佳，她胳臂弯里是粉红色小毛毯，毛毯里，是“莎丽”。他看见，她正把玻璃杯中的水，一点点淋在“莎丽”的头上。她仍噘着嘴，朝“莎丽”呼呼吹气。

　　“我的天啊！”他闭了下眼——这是本能反应，他想。他握着手机，快步走过去，另一只手一把夺过玻璃杯。他还朝佳佳瞪了眼，希望她能理解这是他在表示“我不许你这么做”。

　　但佳佳只是不解地抬头看他。他就知道，都是徒劳的。无论从前还是现在、无论他以耐心或武断的方式对她，都是徒劳的。因为佳佳已经把很多的脏水，淋在了他头上。而他，还没释怀。

　　“什么？”送货员问。

　　“不，我不是说你。”他还得冲手机解释。

　　“先生，你别说我的天啊，我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饭。上午送了两户，中午赶回仓库取货，然后又出发。现在我饿瘪了，我还得被扣奖金，我还困在路上，一个钟头只开了五十米，先生，您是好人，能不能给客服打个电话，这不麻烦，我保证今天一定送到……”送货员喋喋不休。

　　他只顾看佳佳，想着玻璃杯不知怎么又到了她手里？可能趁他不注意，她又把它拿了回去，好在玻璃杯里只剩一点水了，她继续往“莎丽”头上一点点淋水。

　　“够了——”他吼了声。佳佳受到惊吓。他看见她的法兰绒睡衣在持续颤抖。然后她的嘴抽动几下，她哭了，哭声不算大。

　　她说，“‘莎丽发烧了，你不管，我给她降温，你为什么那么凶？”哭着说话似乎让她气喘，她不停拍着自己胸口。那样子真是楚楚可怜。

　　他心软了，他觉得这时他应该挂断电话，走过去，和她并排坐在一起，然后搂住她的肩，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从前总是这样做的，但现在他做不到。“你应该怎么做”和“你想怎么做”，对他而言，如今总是截然相反的两码事。

　　“嘿，先生，你吼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吗？”送货员也听见那声“够了”，在电话中阴阳怪气地回应。他想自己一直在对他心平气和地好好说话，但一点儿用都没有，他还是要求他给客服打电话，帮他撒谎。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他不理解。

　　“你不帮忙就算了，你这样的人，就是欺软怕硬，我见多了。”送货员此时倒是不激动了，语气出奇地平静，听来却更让他难受。

　　“我怎么欺软怕硬了？”他问，他从来不欺软怕硬。他摸了摸佳佳，让手停留在她暖融融的睡衣上，希望她能平静下来，至少在他处理完这个电话之前，暂时安定下来。

　　“别以为你高高在上，比谁都了不得。你这个七百九十九块的婴儿床，还不值我今天跑一天的油钱。你只花了七百九十九！凭什么吆喝人？还装模做样地说什么这不合适吧，这有什么不合适？我都懒得跟你说……”送货员说。

　　“你的意思，如果我买个七万七千九百九十九的床，就能指使你了？”他说，心想那几乎是肯定的。

　　“嘿嘿，”送货员竟然笑起来，“对！”

　　“无耻！”他又吼了声。

　　“哎呀喂，骂人了？你等着！我可知道你住哪个小区，住几楼几号！”送货员莫名兴奋起来。

　　“你想干什么？”他感到自己的声音再度滑落，他的身体也是。

　　“我不干什么。我给你送货！你给我等着！”

　　“我等什么？我等了一天了！”他感到有点委屈，他一直有点委屈。

　　“能怪我吗？你发哪门子脾气？请你打个电话都不愿意，打个电话能讓你缺胳臂还是少腿啊？那什么，不是举手之劳的事么？难道你从来没有求人的时候吗？你还有没有人性？我会被扣两百块，两百块！我这个月被扣了三次了，我底薪只有两千八！我还得养老婆和两个孩子，你知道小孩子跳舞的课，现在多少钱一节吗？得，我今儿就不要这两百块了，那我也要找你算账！没人性的……”送货员说得斩钉截铁，都是在威胁他，他明白。

　　那架床，根本就是不必要的东西。他希望送货员干脆放弃，随便把那架床抛在高速公路哪个不碍眼的隔离带里。

　　他叹口气，说：“你别来了，我不要了，我没人性，我好心好意让你别来了。”

　　“不管你要不要，我今儿还就得上你家，看看你这没人性的，能养个什么缺脑袋掉胳臂的娃？”送货员很执著。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人性！你来！我等着！我等着告诉你什么是人性！我今天等了那么久了！你敢不来？你敢不来？”他也嚷起来。

　　他怒气冲冲挂了电话，发现自己走到了厨房。佳佳不知何时也站在厨房门口。也许她被他吓住了，正两手捏着自己衣角，疑惑地看他。

　　他发现，“莎丽”不在她怀里。

　　“是‘莎丽的婴儿床吗？今天能送到么？”佳佳问。

　　他疲倦地转身，让自己背对佳佳，才说，“没事，马上就送到了。”然后他低头，假装在洗碗池里忙碌，尽管洗碗池里只剩一池脏水。他鄙视自己——为什么不告诉她实情？为什么要配合她来演这出可笑的“新手父母”的戏，现在，他还给一个莫名其妙的送货员在这场戏中加了角色，再让剧情不合常理。

　　“哦，我很抱歉。”佳佳说。

　　他讨厌她的“抱歉”，因为那无济于事。她曾经很多次说“抱歉”，他相信她是真诚的。那时她两手插进自己头发里，祈求他原谅，看上去痛不欲生。但他很难原谅她——她以为自己怀孕了，是那个说相声的人干的，然后她向他们两人都坦白了。她无法做出决定，所以必须坦白。说相声的人知道后，便从此销声匿迹。佳佳那阵子只能在卫视频道上看相声演员演出，继续他那些低劣的相声桥段。

　　出事那天，她半夜醒来，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怀孕，因为来了例假，虽然迟了七八天。她可能意识到，这一切都是荒唐的玩笑，让她处处都落空的玩笑。她半夜起床，不管下体还在流血，就去厨房取了菜刀，说要“结果一切、一了百了”。而他，那时竟然也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结果一切，一了百了。

　　那时他就坐在卧室的单座沙发上，静静地看她挥舞菜刀，就像看一部过气的、情节老套的电影。他已经开始在沙发上睡觉。他告诉自己，永远也不要原谅她。后来他干脆闭上眼睛，任由她把凝滞已久的空气砍来砍去，砍成四处飞溅的碎片。

　　“既然生不如死，不如死了。”他想。

　　最终，她只在衣柜和沙发上留下些永久伤痕，现在，那些痕迹还在，习惯之后他会觉得，衣柜门上的刀疤倒像是一些野兽派风格的装饰。当然，他们都不提那些刀疤要不要修补的事，他们也都未能死掉，时至今日。

　　然而，他原谅她了。这都是因为，她进了安定医院。

　　她在杂志社也做了些不正常的、危险的事，被杂志社社长派人送去医院。一开始并不是去安定医院，而是普通医院，那里的医生建议她去精神科。他还来不及摆脱病人家属的身份成为她的前夫，便被杂志社电话告知，他得带佳佳去看精神科医生。

　　他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但仍带她去了，也许是为了证明这不是真的。随后，他不断被医院通知，再慌慌张张跑去听取病情。这个漫长的过程，让他感到自己没法对精神病人生气了，他能感到的，只是时过境迁，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一切都消逝得太快。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原谅她？因为爱么？那真愚蠢。或者，他根本还没有原谅过她，他的委屈，暂时被她的病情淹没了。

　　“没事，你先过去吧，晚饭一会儿就好。”他仍背对她，说道。

　　“我，能帮你吗？”佳佳问。在他听来，有一瞬间都快相信她完全正常了。但她又说，“我很想帮你，只是，那样的话，‘莎丽就没人照顾了。”

　　他突然转身，快步走到她面前，用力捏起她的手腕举在胸前，像是要用她的拳头打自己。他盯着她，大声说，“‘莎丽没人照顾？她爹为什么不照顾她？”

　　但他说完不久，便后悔了，因为他们靠得太近，他都能看清她弯曲的睫毛，还有扩大的棕色瞳孔，左眼上一颗红色的痣，佳佳曾说那颗痣长的位置，象征着“不安”，“为什么不安？”他这样问过她。她说是因为留不住，害怕很多东西都留不住。

　　他多少次吻过那些浓密的睫毛，还有那颗不安的痣。

　　佳佳那只被他握住的手，哆嗦着，却软绵绵的。他好像握着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他的手心湿漉漉的，不知道是汗还是洗碗池里的脏水。

　　“我……你别怕，我可以照顾她。”他过了很久，才松开手，随即说道。

　　他在厨房烧水，看锅中咕噜出一个个水泡，欢快又短暂。欢快的东西总是短暂。他和佳佳也是。他问过那个小胡须医生。“如果她始终要拿个面包当孩子，是不是还是问题很严重？”

　　医生纠正说，“不是面包，是面条。”

　　医生还摩挲着自己呈三角形的胡须，胸有成竹地告诉他，“这需要观察，你知道，很不好说。有的病人有一天因为什么刺激一下，突然就明白了，也有病人因此丧命。”他憎恶医生这些模棱两可的回答。世界本就没准儿了，总有人还嫌不够，尽用些好听的话来给这世界添乱。

　　但他随后就去了宜家，选中了那架完美的婴儿床——他理解这是医生暗示给他的做法。“可自如伸缩长短的、专为成长的设计”——婴儿床的价签上，写着同样完美的广告语，也是好听的话。

　　宜家婴儿床的展区，和所有大床混在一起。大床看上去更不错，尽管上面总是躺着一些疲倦的顾客，也不妨碍它们引人遐想。大床是新婚、是希望、是一切的开始；而婴儿床，是无奈、是必须，也是一切的终结。他这样认为，并希望这真的是个终结。

　　说相声的那个人从他们的生活中销声匿迹了，留下了“莎丽”。尽管“莎丽”并不存在——佳佳总有一天会意识到——但也足够让佳佳发疯，也让他不得不为一袋面条应该使用高防护栏还是低防护栏的婴儿床，在宜家卖场挑挑拣拣。好在，面条不会成长，也用不上这些“为成长”准备的设计。

　　“她是不是后悔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以前说好不要孩子，因为我们的想法，你明白吗？当时确实觉得这样更好。但她现在，是不是后悔了？”他问医生，但也立刻意识到，这不是医生应该回答的问题。

　　“这个，有可能，按照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她自己意识不到的东西，确实存在着。有一天被激发了……”医生说。仍然是模棱两可，没个准儿。可是，他想，如果佳佳所谓的潜意识里一直留有婴儿的位置，那她当初还为何要与他彻夜长谈、然后达成默契。

　　医生似乎也不确定这样的解释：“也许是她逐渐改变了主意？”

　　她无法成为歌唱家，却因为这梦想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力，于是她后悔了，然后不知不觉中，她的潜意识里出现了新的主意——这主意兴许不只关于一个孩子，也关于对他的感情，所以她会飞快地对那个滑稽的相声演员一见倾心？该死，相声演员成串的俏皮话一定让佳佳在床上十分快活。

　　現在，是他抱着“莎丽”，他从来没像佳佳那样，把面条抱在怀里。“金麦郎”商标的圆形图案，因为刚被水沁过，模糊成一团丑陋的黄色。他恍惚觉得，那很像一张脸，冲他龇牙咧嘴的鬼脸。

　　他吓得丢开它。粉红毯子散开，落在厨房地面，有一角盖住他的脚面，毛茸茸像某种恶心的生物。他急忙抬腿踢开它，心里骂着，这鬼东西，仿佛那真的是相声演员的亲生骨肉。

　　佳佳终于吃上了晚饭。

　　她看上去很满足。她一直是个容易满足的姑娘，单纯、朴素。他情不自禁为她擦去额头的汗，嘲笑她狼吞虎咽的模样——几乎和他初见她时一样，那时她总是为点滴的幸福欣喜若狂。

　　她朝他微笑，笑容甜美。这种时候，他觉得那些发生在他们之间的过往，她都不记得了。她还夸赞他的厨艺。

　　“我希望你真的好起来。”他觉得自己说得哽咽。

　　“我知道我有段时间很不好，但我太想做到最好。”她停下筷子，甚至不再咀嚼，庄重得让他意外，除了“莎丽”，佳佳的其他事情现在都不那么令他讨厌了。“我越想好，就越是不好。”她还是习惯性噘嘴。

　　“没事的。”他说。这些话都不是虚伪的，他想。

　　“我知道，是我不好。”佳佳又把脸埋在碗里，用筷子努力捞着面汤中最后几根面条。“我真是饿极了，可能都是那些药的原因，我总是饿。我觉得这面真好吃。”她囫囵着说。

　　“是吗？是好吃。你知道怎么做的么？”他此刻非常满足。

　　“怎么做的？”她说。

　　“是‘莎丽，”他几乎要笑出来，“‘莎丽，其实是面条。”

　　佳佳放下筷子，不解地望着他。他觉得她似乎已经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了——从来就没有“莎丽”，从来就只有一袋“金麦郎”面条。

　　她突然站起来，椅子在她身后蹭出去很远，跟地板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她冲进卧室，可能是去找“莎丽”了。她当然找不到。他又见她冲出来，站在客厅中央，两手在身旁挥来挥去，似乎想抓住空气中的什么东西。

　　“嘿，我现在要吃面条了。”他拿起筷子，在自己的碗中狠狠捞了一筷子，全塞进嘴里。味道好极了，他想。他这碗面，同时加了葱油和辣椒，果然非同一般。

　　门铃响的时候，佳佳仍在客厅中央站着。好在这次，她没拿菜刀。她只是尖叫了几声，然后冲着四面八方的空气喊“莎丽、莎丽”。

　　他觉得她看上去困惑极了，仿佛真是个绝望的母亲，但她过一会儿又呆住了，似乎在思考，也可能在怀疑自己是否忘了些什么。

　　也许她会真的想起来，然后就此醒悟，那么一切就结束了。

　　他独自回卧室，坐进单座沙发，把双脚放在飘窗上。卧室没开灯，城市光辉的夜景因此显得绚烂。对面高楼楼顶的广告灯箱，有红黄的灯光交替闪烁。灯箱上有些文字缺失了，却不妨碍他读出那些广告语虚假却充满诱惑的含义。灯光也投射在他身上，反复变幻着颜色，一红一黄。

　　他不想理她了，他现在只想面对黑暗和自己。

　　一年多前佳佳动菜刀那次，他也坐在同样的位置，那时他就打定主意不再理她。但他后来违背意愿，接着又度过了绝望的一年。其实他本来就不必原谅任何一个人，他本就没错，错的是他们。

　　不知坐了多久，听见门铃响，他费了些功夫才想起来，应当是那个送货员到了——他可能终于熬过了不容易的大堵车，又在夜色中的楼群间急匆匆寻找他的门牌号，才得以按下一个早该按响的门铃。

　　他任凭门铃这么响着，决定不去开门。他没什么必要开门迎接一位想找自己算账的送货员。而且他也不再需要一架婴儿床了，因为“莎丽”已经被他们吃掉了。他想，这样说来，好像很残忍，但事实并不是，事实上，“莎丽”的味道很不错，他认为自己的葱油面手艺，确实大有长进。

　　不久前，他坐在自己最喜欢的沙发上的时候，已经给宜家客服打过电话，并不是为确认收到货物了，而是，投诉。

　　他没有料到投诉过程如此便捷和顺利，那感觉真不错，听见客服小姐用甜得吓人的嗓子说要“及时、严肃处理”时，他觉得这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

　　他想其实早该如此，这世上什么事都没个准儿，也早就没什么是属于他的。想到这里，他恨不得立刻起身，去拍几下桌子，就像那时去杂志社跟社长拍桌子一样，但他又舍不得这舒服的沙发，还有窗外的五光十色。

　　他依稀觉得，佳佳可能开了门，但不确定。她现在似乎已经没什么力气了。他听她哭哭啼啼地不停说着，“死了，死了，孩子死了，没了，没了，孩子没了，我们吃了‘莎丽，我也吃了‘莎丽”……

　　他分辨不出她是否是对着那个暴躁的送货员说话，反正他没有听见送货员进屋的动静。毕竟，此时他只身停留于浓重的黑暗，并极力朝那扇光亮的窗户保持微笑——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自问自答

　　为什么写这篇小说？

　　《安定》中的几个人物都特别不安定嘛。

　　“佳佳”的故事是听朋友讲的。朋友有个女下属，曾精神失常，停职一年，之后就要回來上班了。单位接受了她，但领导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这也是人之常情，而制度上“又不能不让她回来”，同事们只能对她多加留意罢了。

　　我问，我能不能写这个故事？朋友不置可否。问完我就后悔了，因为婚外恋加精神失常，想象中故事只会自行滑到最庸俗的方向，成为我最讨厌的那种小说。直到朋友又说起那位女下属的丈夫，我才看到这三流故事深处一点点一流的光——那位丈夫半夜躺床上，知道妻子在黑暗中挥舞菜刀，就是不躲不藏不慌不忙，随她去。事后别人问起，说你也不怕被砍着？他回：“砍了就砍了，反正生不如死。”说这男人镇静也好，绝望也好，无畏也好，无奈也好，都可以，因为说不清。说不清的东西倒是值得小说来生发的，虽然小说也不会把“不清楚”生发得“很清楚”，但光是“生发”，就足够小说家忙活了。

　　《安定》这个标题貌似有点儿意思……

　　北京安定医院的精神科全国有名，北京人都会拿“进安定医院”来开涮人——这当然不妥当，违反人文关怀精神，何况不在北京生活的人也不一定领会玩笑的个中原委。据说安定医院的得名只是因为它的老院址地处安定门附近。我问这故事我能不能写的时候，当场就有人玩味其中这“安定”二字——自然，这位朋友也是不在北京生活的，而这二字确实吸引我，因为安定门是我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和居住的第一个地方。小说写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发给这位朋友看，他已经忘记这是自己取的小说标题了，只说他的新书叫《安生》，怎么这么巧？我回复微笑表情。安生也好，安定也好，其实都因为无法安生也不能安定。没多久，朋友新书出版，改名作《送流水》。

　　既然无关婚外恋和精神失常，那么《安定》是关于什么？

　　他为何沉默，又因何爆发？我时常感觉如今的世界格外沉默，虽然人们表达的途径与选择的自由貌似都比从前更多，但这也许恰好遮盖住了更为广阔的沉默的部分——那都是累积起来的静默的情绪，细想不过“小确丧”而已，所以就是发泄不出来，不过也保不齐哪天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现实中更多的情况是，生活确有巨浪滔天，但你不得不背对它，因为你得让自己的正面，朝向日常俗务——这才是流水淙淙般无休无止的，它让你用尽全力的每一天，都只不过显得是为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