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跟陌生人說话。”我对着车窗说道。
“上车，威廉。”她一边说，一边把车门推开，“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你为什么要来接我？”
“上车。”她说，把车门又往外推开了一点。
就在那一刻，一阵恐惧迅速刺入了我的心，就像她要绑架我似的。但我的确是她的孩子。这种感觉真是让人困惑。
我坐上副驾驶的位子。
“所以，”她一边说着话一边把车开出学校停车场，“今天过得怎么样？”
“很好。”我说。
“你的朋友们怎么样？”
“很好。”我说。
“那挺好。今天你做什么了？”
“我们玩了战争的游戏。你怎么样？”
……
……
“你们在操场上玩战争的游戏？”
“是的。”
“战争可不是游戏，威廉。你的舅舅——”
“我是说，我们玩了捉人游戏。我记错了。对不起。”
“哦，好玩吗？”
“当然。”
“我一直很喜欢玩捉人游戏。”
“捉人游戏真的太经典了。”
车开到了商业区旁的主干道上，母亲曾在这附近做行政助理，但上个月，她失业了。“我们没什么能给行政做的事了。”他们对她说。
“在你的朋友当中，你最喜欢谁？”她说。
“妈妈，”我一边把安全带拉出来，一边问道，“为什么要到这儿？这儿有股薯条味。”
“有没有哪个朋友让你觉得，你喜欢他要胜过其他人？”
“不大有，”我说，“我都很喜欢他们。”
她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跟在我们后面的司机。在变道时，她挥手致意。
“我们要去哪？”我问道。
“不去哪。你有什么要去的地方吗？”
“我？”
“对。”
“我有什么要去的地方？”
“对。”
“没有。”
“好的。那你不如现在跟我说一个朋友的名字。”
“为什么你突然对这个这么感兴趣了？”
“我只是想知道一个你朋友的名字。”她说着，在一处红绿灯前减慢了车速。
“加特。”我说。
“姓什么？”
“加特。”
“名字呢？”
“加特。”
“加特·加特？”
“当然。”
她面朝着正前方露出笑容，但目光却在摇摆。
“你说的当然是什么意思？”
“大概就是说，对的。”我说，“我们能停下来买点薯条吗？”
“但这是他的真名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说。
“加特·加特？”
“我觉得这名字听上去不错。”我说。
“你不知道自己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我打开副驾仪表盘下方的储物箱，里面整齐地堆放着一叠叠的资料，上面都是跟车子和车内设置有关的内容。
“那如果他们背对着你，你怎么喊他们？”
我想了一会儿。我们面前有一辆车，车里的孩子隔着后窗玻璃对我不停地挥手。
“我就喊他们‘嘿或者‘你。”我说道，也对那个孩子挥了挥手。
她几乎大笑起来，但她的笑最终却变成了一声咕哝。载着那个孩子的车向左转去。再见。我们开进了商场。她去买鞋，我就坐在停车场里。半小时后她回来了，身上有一种可疑的巧克力蛋糕味。“那边的鞋子，”她说，“实在是太贵了！”她递来一个小圆面包。她不想带我进去，因为上次过来时，商场保安发现我悄无声息地把店里的东西放到了别的货架上面。
那天晚上吃饭时，她又把所有那些问题说了一遍。餐桌上摆着意大利面和红酱。
“我的朋友们有很多名字，”我的小妹妹金妮立刻回答道，“安琪、科维特、玛乔丽、奥乐尔——”
“闭嘴，”我说，“吃你的晚饭。”
爸爸朝着他的盘子低了低头。他很少在九点前回家，所以我们家也很少像这样聚在一起吃饭。这感觉像是一场伟大的巧合。
“怎么了？”他问道。
母亲摇了摇头。“你不懂，”她说，“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朋友的名字。这些孩子可是他每天在学校都会见到的人。”
“我知道他们是谁，”我说，“他们是我的一群朋友。”
“你觉得他们看上去有什么不一样吗？”她问道。
“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能看出他们之间的不同吗？”
我喝了一口果汁，想了一会儿。
“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能看出他们谁是谁吗？”
“有三个人都差不多，”我说，擦了擦嘴，“然后呢，有一个人非常高！他跟别人不一样。”
母亲注视着父亲。“你听见了吗？”
“我累死了，”爸爸说。他把脸往下扯，“我觉得我今天一个人挽救了整个公司。”
“哪家公司？”金妮问道。
“卖瓶子的那家，”他说，“卖塑料瓶子的。”
“噢！”她说，“我的最爱！”她从椅子上跳下来，冲进浴室，然后拿着一个装着洗发水的黄色塑料瓶回到了餐桌。她只是为了表现一下，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已经差不多能认出他的作品了。他揉了揉她的头发。母亲给自己倒了一杯廉价雪莉酒，剩下的意大利面她都不要了。没人会怪她浪费食物，毕竟那基本上就是些拌着番茄酱的面条而已。
“所以说，”母亲说道，“你没法分辨出每一个朋友。你能分辨出我和你的父亲吗？”
“当然了，爸爸，”我说，“很容易。”
她刚抿了一口酒，然后就被呛到了。爸爸在跟金妮介绍塑料瓶的构造，没听见发生了什么。这真遗憾，因为如果他听见了，他就是那个会大笑起来的人。
“我是妈妈吗？”金妮问道。她假装在听爸爸说话。
“你的舅舅们呢？”妈妈问。
“我从没见过他们。”我说。
“那你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呢？”
“哪一个？”
“哪一个都行。”
“我基本上能认出他们谁是谁，”我说，“比如说，有一个得了精神病的。”
“威廉！”母亲叫了一声，她开始收拾盘子，把意大利面拨到了垃圾桶里。
“在蜂窝状结构中，有一种脂类物质。”爸爸说。
“我们得带你去看医生，”妈妈说，“你出了大问题。”
“他真是一团糟。”金妮小声说道。
“我还想先问你呢，你今天为什么要来接我？”我问道。
母亲在厨房里抿着雪莉酒。她吸了吸鼻子。父亲从餐桌边消失了。再一次看到他时，他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他的腿上搁着本有关塑料历史的书，那瓶洗发水靠在他的肚子上，就像一个婴儿。
第二天，我那焦虑不安的母亲：
“不要再开玩笑了，威廉，”她说，“你很有意思。现在，告诉我，你今天跟哪个人吃午饭了？具体的名字。”
“所有那五个加斯家的男孩，”我说，“他们连着两天都来上学了！”
“哪个人最好？”她问道。
“他们谁都没有一点点的不好。”
家里有这样的一套装饰品：钢丝做的鸟浴池、钢丝做的小鸟、钢丝圈做的小小水滴从钢丝树上落下。她正在擦着这套装饰品上的灰尘，然后停了下来。
“或者，哪个加斯家的男孩话最多？”
“他们的话都一样多。”
“有没有谁要比其他人话更多一点？”
“没有，”我说，“他们所有人都同时说话。”
“如果他们都同时说话，你怎么可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
“很简单，”我晃荡着身子说，“跟着感觉走就好。”
她甩了甩抹布，抹布上的灰尘像一团潮湿的云，落在地毯上。“这越来越像艾伯特的那一套东西了，”她说，“但一点都不好笑。”
“你为什么突然对此这么感兴趣了？”我说，“你的朋友是谁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呢？”
她关上柜子，锁了起来。她只打扫了一半。她总是锁着柜子，好像我要偷走那个钢丝鸟浴池自己留着一样。然后她拿出了一堆小装饰品，把它们放到茶几上。一只石头做的蜥蜴，一个岩石材质的烟灰缸，还有一个玻璃做的公主。
“别管我，”她说，“现在告诉我，哪个是玻璃？”
我指着那个公主，“我又不蠢。”
“哪个是蜥蜴？”
我指了指烟灰缸。
“是蜥蜴，威廉。”她说。
我还是指向了烟灰缸，面无表情。
她惊恐地朝我眨眼。我憋了一小会儿，然后就大笑个不停，直到倒在地上时我还在笑。那天晚上我受了惩罚，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吃晚饭。剩下的番茄酱拌意大利面，还是冷的。在辨识物体方面，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晚些时候，我出门倒垃圾。垃圾堆的最上面有一本《母亲》杂志，翻开的那页正好是一个叫作“你有多了解你的孩子？”的测试，这让我的侦查工作简单了许多。整页纸上都是她刚刚写下的铅笔字。测试里有这样一些问题：你知道孩子放学后去了哪儿吗？她回答说，金妮：知道；威廉：不知道。你知道你孩子的朋友叫什么吗？金妮：知道；威廉：不知道。你知道孩子最喜欢什么颜色吗？金妮：黄色；威廉：蓝色（她回答错了。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最喜欢的颜色。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觉得给颜色排名是一件很蠢的事）。你知道孩子害怕什么吗？金妮：死亡和核战争；威廉：可能是朋友？还有一题：你知道孩子长大后想做什么吗？金妮：兽医或者歌手。威廉：可能是参军？
雜志上还有张打分表——如果能答出85%到100%的问题，你就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伟大母亲”。表上写了这样的伟大母亲有多优秀、多在意孩子的感受、多关心孩子的生活。对于金妮而言，她就是伟大的母亲。中间一档的评语是“坚持下去吧妈妈，你正在努力中”，而最后一档则是“这位母亲，我劝你多承担点母亲的责任吧”。对照着我打分时，她只拿到了最后一档的成绩。
“所有这些东西，都只是为了一个测试？”走进房间时，我对她说。垃圾桶里的液体沾到了我的手上。在我洗手时，她把报纸叠成整齐的长方形，然后说她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第二天放学后，我们开了半小时的车，去见一位知觉方面的专家。很神奇的是，虽然我们的保险计划非常糟糕，却可以报销在这里看病的钱。在候诊室里，我们一人坐一个沙发，母亲在看一本跟新娘有关的杂志，而我看的那一本上不仅有每周新闻报道，后面还有一个教你怎么养小孩的栏目。这栏目很搞笑。
“罗伯森！”前台喊道。我在进诊室的时候抓了一把硬糖。
医生的诊室里有白色的墙、蓝色的垃圾桶和橙色的椅子。我同时吃了一颗肉桂糖和一颗薄荷糖。医生身穿白大褂、手拿写字板，大步走进来。母亲立刻冲了过去：“医生您好，非常感谢您的接待，我儿子的问题有点奇怪，他没办法区别一个人和一群人。”
“好的，”医生开心地笑了起来，“真有意思。”
她的脖子太长了。她居然是个知觉方面的专家，真是莫名其妙。
“让我们来看看能发现什么问题吧，”她说，“你好，威廉。”
“你好。”
她用一些器械摆弄我的眼睛。她把各种各样的字母放在房间的另一头，让我读字母。她让我先闭上一只眼睛，再闭另一只。
“他的视力没问题。”十分钟后，她说道。
“啊！”母亲说。
我咬着一颗咸味奶油糖。一小片金色的糖果被我咬得飞了出去，粘到了医生的白大褂的领子上。
“对不起。”我说。
她掸了掸白大褂，在墙上放了几幅幻灯片，让我一一描述：这条线是波浪线吗？这是条笔直的线。上面那个圆圈是不是更小一点？它跟下面那个圆圈一样大。“但是，难道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知觉上的问题吗？”在辨别出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巫和年轻女孩之后，我问道。“是的，”她说，“当然了。但看看这些图片也蛮好玩的，对吧？”
她关掉投影仪，在一个抽屉里翻找起来。然后，她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一群人。
“我们来试试这个，”她说，“威廉，这些人是谁？”
“他们是一群人。”我说。
她点点头。“嗯……好的。那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呢？”
“他们都是护士。”我说。
“对！”
我指了指照片的下方。那儿有一块牌子，上面用白色的字母写着“护士会议”几个大字。
她点点头。她的脖子太长了，以至于光是点一下头就要花四秒钟的时间。
“那你能跟我描述下照片里的人吗？任何一个人都行。”
“他们都是护士。”我重复了一遍。
“他们彼此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他们不一样高。”
“好的。”在我说话的时候，她检查了我的耳朵。
“我觉得我耳朵没问题。”我说。
“她在检查你的平衡能力。”母亲轻轻地说。她坐在角落里的橙色硬椅上，一动不动。
医生把照片在我面前摆正。
“现在，威廉，”她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哪个护士要比其他人年纪大一点？”
“什么意思？”
“我是说，照片里有没有年纪大的护士？”
我盯着照片。对我来说他们都很老。我看到有一个护士的头发是白的。
“这个人看上去挺老的，”我说，“他有白头发。”
她转头看了一眼照片。“好的，”她说，“很好。你能看出来那个人是男的。”
“是的，”我说，“一位年老的男护士，就在那儿。”
“关于这些人，你还能告诉我什么信息吗？”
“没什么了，”我说，“照片里有一群护士，他们去开会。”
她回到抽屉前，拿出另一张照片，上面是一群来自部队的年轻男人。
“士兵。”我说，对自己很满意。我是从迷彩服上看出他们是士兵的。
“好的，”她说，“还有呢？”
“还有什么？”
“还有，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什么意思？”我问道，“他们之间？他们都是士兵啊。”
“比方说，”她说，“有没有人比较开心？”
我又看了下照片。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走动。“当然，”我说，“我觉得有些人是开心的。”
“你能看得出来吗？”
“也不是啦，”我说，“你永远没法确定一个人到底开不开心。”
她指了指照片的一角。“那这边的这个人呢，他怎么样？”
“他怎么样？”
“他还好吗？”
我仔细地看了看他的脸。“我觉得他看上去不大好，”我说，“他的表情很诡异。”
医生用一张面巾纸擤了一下鼻子。“他中弹了。”她说。
“噢，”我说，“啊！我还没看到那部分。”
“你没看到他的身体？”
“没呢，”我说，“我刚刚看的是他的脸，你让我这么做的。现在我来看看他的身体。我能看到他中弹了。”
“所以，他开心吗？”
“嗯，恐怕不开心，”我说，“我又不是智障。”
“他们中有人死了吗？”
我重新看起了照片，这花了我很长时间。有几个士兵是躺着的。在这些躺着的士兵中，有一个人的脸埋在土里。
“这个人可能死了，”大概五分钟后，我开口道，“不过他也可能在睡觉啦。”
她把耳机从她的仪器上拧了下来，从我手中拿回照片。“谢谢你，威廉，”她说，“好的，我们休息一下，试试别的吧。在你学校里的朋友当中，你最喜欢誰？”
说真的，我都能听到我妈在我身后咬紧牙关的声音。
“我都很喜欢他们。”我说。
“真的？”她问道。
“真的。”
“你在学校里有朋友吗？”
“刚刚不是说了吗，我有好几群朋友。我在他们之间晃荡；我没跟哪群人玩得更多。”
“那你能分辨出两群不同的朋友吗？”
“当然。”我说，并撕坏了身上那件看病专用的纸质衣服的一角。
“怎么分辨？”
“在学校里，他们坐的位子不一样。”我说。
“我知道了，”医生说，“那在这些小团体里，有没有哪个孩子是老大？”
“他们轮番当老大。”我说。
我转身瞪了母亲一眼。她低着头，一会儿看墙，一会儿看天花板，一会儿看地上。
“医生，我们继续吧？”我问道，“还有别的照片吗？”
医生在写字板上写了一些东西，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了另一张照片。这回是全家福。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的抽屉里有这么多这样的照片，可能她一直在给我这样的人看病吧。
“那这些人呢？”她问道。
“嗯？”
“你能跟我描绘下他们吗？”
“他们都是黑人，”我说，“我能看得出来。”
“你能看出哪个是祖父吗？”
我看了一会儿。没人有白头发。“不能。”
“能看出哪个是宝宝吗？”
我又看了一会儿。终于，我在照片的角落里发现了一辆婴儿车。
“那儿，”我说，“一个宝宝。”
“能看到年轻男人吗？”
我盯着看了一会儿，没法找到年轻男人，也没法看出哪个是祖父。毕竟，一个年纪大的人也不一定就是祖父。
“不能，”我说，“我不是种族歧视啊。”
她拿出一张差不多的全家福，上面都是白人。我只能根据他们的身高、胳膊和脚的姿势来判断这一整群人的样子。
“这个人是坐着的。”我指着照片说道。
医生在这时看了我的母亲一眼。她们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怎么了？”我说，“我大脑受损了？怎么了？谁在乎谁是谁啊？我喜欢所有人。这有什么问题吗？有这么重要吗？如果我见到人、跟他们讲话，我就会知道他们是谁啊。”
母亲一言不发。
医生一言不发。
“为什么这么说？”片刻之后，医生开口问道。
“什么意思？”
“你刚刚为什么那样说？”
“因为我讨厌你们草率地评价我。”我说。
医生抱着胳膊。
“但你是怎么知道的？”她问道。
“我怎么知道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草率地评价你？”
我又剥开了一颗糖。绿色的，薄荷味。“没原因，”我说，“我妈给了你一个眼色。”
医生此刻靠在了墙上。
“所以你能看见她的眼色？”
“什么意思？”我问道，“她难道没有看了你一眼吗？”
“有的，”妈妈说，“我看了她一眼。”
“但你可以看见你母亲的眼色，”医生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
“你看不出来一位老人。你看不出一个中弹的士兵。”
“我知道我妈的脸是什么样子的。”
“你现在能看见吗？”
我看过去。其实我也不大能看见她的脸。我能看到一张红色的大嘴，因为她涂了口红。她喜欢在医生面前打扮得好看一点。
“做个表情，罗伯森太太。”医生说。
她做了个表情。至于是什么表情，我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我说，吮着糖果。
“但你能看出之前的那个表情。”医生说。
“也就是有时候而已，”我说，“我们好了没？”
“你觉得我是一群人吗？”医生问道。她的声音有点过度亲切了。
“我不是智障，”我一边套上衬衫一边说，“我能看出来你是一个人，你还有一个可笑的长脖子。”
“威廉！”母亲大吼一声。
“威廉，我能单独跟你的母亲说一会儿话吗？”医生问道。
我冲出诊室，把大厅里的整罐糖果都倒了出来，塞进口袋然后走出门。隔壁是一家卖蜡烛的店，我走进去，闻了一会儿蜡的味道。有一款蜡烛号称是巧克力味的，但其实味道根本不是那样。我的嗅觉非常厉害。在大街上，我试着去看那些从我身边走过的人，但对我来说，他们也不过就是走路的人而已。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非得去研究他们的脸。这个世界已经如此混乱又复杂，每个人那该死的脸，那脸上的细节和全部，不过是沉重的负担。为什么还要承受这一切？
开车回家的时候，我们几乎沉默了一路。母亲没有在变道时跟其他司机挥手，这不像她。总的来说， 在跟陌生人相处时，她的状态最好。和其他开车的人之间的一个挥手、一个点头，就能给她带来巨大的安慰。但这次回家时，她没跟任何人打招呼，自顾自地变道，直到我们开到了家门口，她也没有说话。
“我只是不明白。”这是她说的唯一一句话。
那天晚上，爸爸跟往常一样，很晚才回到家。在冰箱里，他找到了不小心被放进去化冻的速冻披萨。这块披萨完全是生的，但他也懒得加热，就直接吃了冷的。“冷披萨。”他笑着对我说。一些芝士碎屑掉在了地上。“我们吃的冷披萨不是一回事。”我对他说。等他吃完，母亲问能不能换个房间跟他说几句话。金妮正拿着被她撕烂的毛绒玩具，玩看病过家家的游戏。一等他们走进卧室，我就跑去躲在了房门口。我听到她悄悄地对爸爸说，我们今天去看了医生，医生给我做了许多测试，医生非常善良专业，威廉真的有点问题，医生诊断他得了脸盲症。
“等等，什么东西？”我从走廊向前一步靠在门框边，“她说什么？”
母亲的眼睛巨大无比。嗯，我能看到她的眼睛。只有在某些时候，我才能看到我的妈妈。父亲的头发完全被弄乱了，变得一团糟。他说道：“脸盲症？这又他妈的是个什么东西？”
“他没法认出脸，”母亲一脸忧愁，“他没法看出脸部表情，进一步说，他没法看出肢体信号。他完全没办法看懂人。斯坦，”她说，“这是真的。”
“管他呢，”我敲敲门，说道，“那个词肯定是医生临时编的。”
“回去睡觉，威廉。”
“才九点。”
“你还在长身体。回去睡觉。”
“所以，那个词是什么意思？”父亲问道。
“我不知道，”她说，“他可能得去上一些特殊的课，跟识别能力有关的课。关于人们和他们的脸。回去睡觉，威廉！”
我赖在门口不走，直到她过来对着我关上了门。
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见父亲轻微的反对声，还有母亲越来越刺耳的嗓音。“士兵！”她說道，“全是死的！他还觉得他们很开心！”
我看见待在电视机前的金妮，她正在看一部情景喜剧，身边是一圈已经补好了的毛绒玩具。节目里，一群在宠物店工作的人模仿着动物的一举一动。她喜欢那个像猴子一样说话的宠物店老板。我努力去看每个演员的脸，却只能看见眉毛和牙齿。过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人从父母的卧室里走出来，然后我就在沙发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第一道晨光唤醒了我。我还躺在沙发上，身上盖着毛绒熊。那些毛绒熊的身上都是订书钉和胶带，金妮就是用这些东西把撕烂的毛绒熊补起来的。
（曾有这样的一刻。我和妈妈在吃晚饭，爸爸要工作到很晚，金妮在朋友家学习数学中的分数。我几乎要忘记这一切了：说真的，这其实多少是我编出来的事情。但在那时，我们正吃着意大利面和农夫奶酪，妈妈看了我一眼，然后突然间，她的脸好像就融化了；她眼周的线条开始全部向下流淌，沿着她的脸一路向下，直到跟她嘴边的线条汇合。她嘴边的线条也开始向下流淌，而她的下巴如同一张网，兜住了所有向下的线条，再把它们融汇到不断下坠的下颚和下嘴唇之中。
她喝了一小口水。
“妈妈，你没事吧？”我问道。
“当然，”她说，“怎么了？”）
每一天，我穿过小镇，去上长脖子医生的课。我大概去了一个月。他们让我和她待在一个黑魆魆的放映室里，看一些巨型幻灯片。幻灯片上都是孩子的脸，有的在哭，有的在笑。我得告诉她哪个是哪个。医生非常蠢，一直在用同一套幻灯片，每次她又都会告诉我哪个是哪个。每幅幻灯片的角落处都有一个浮雕状的小小的金色数字，但她并没有发现这一点。我就在自己的腿上做了记号：14是大笑，13是打喷嚏，12是哭泣，11是睡觉等等。两周之内，我就能在十道题的测试里做对八道（还有两题是我故意做错的），她好像对我们两个人的成绩很满意。“让我们看看你到目前为止学习得怎么样了。”她说，然后就准许我不用再在周六早上过去上课。以前，我都会在周六早上爬上别人家的屋顶，对他们的电视天线做点手脚。
（我和金妮一起走路去学校。她跟我说了自己的动词计划——她正在收集所有没有得到重视的动词，然后要多多使用这些词。“看，我正在漫步去学校。”她一边说，一边走了几个有趣的步子。有那么一会儿，她把头斜向了一边。她比我小几岁。她斜着眼睛时，她把嘴歪到一边时——在这些时刻，我觉得她看上去是性感的。这都是我编出来的。她才九岁。她穿过马路，回过头，对我喊道：“待会见！”）
母亲再也没有到学校来接过我。她又开始在街上挨家挨户地走，想办法找一份工作。有几次我们都在家，她还是在饭桌上审问了我一番，但现在我已经有经验了。“他叫约翰·加斯，”我一边吃着第五片吐司，一边对她说，“他比谁的话都要多，是这群人中的老大。只要他心情好，他就是我最喜欢的人。”
“约翰？”她说。
“约翰，”我说，嚼着面包的边，“他的兄弟叫作乔治和保罗，表兄弟的名字是洛基和乔-乔。”
“谁的话最少？”她问道。她把一些蚂蚁扫到垃圾箱里，我看见蚂蚁又爬了出来。
“乔-乔，”我说，“他挺安静的。还有，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蓝色，”她叹了一口气，倚靠在柜子上，“挺好的颜色。作业做完了吗？”
“全做完了，”我说，“你找到工作了吗？”
“快找到了。”她说。
（课间休息时，我们在墙边抽烟。一个叫加斯的男孩递给我一包烧烤味的薯片。我接过薯片时，他用一种特别的眼神看着我。闪闪发光。直直地看着我。“怎么了？”我说。“什么？”他说。）
你知道我喜欢看什么吗？被锁起来的鸟浴池。用订书钉和胶带补好的毛绒熊。电视。冰箱。我喜欢车。千变万化的天气。弄错了颜色的薄荷糖的味道。医生的脖子。
（在电视机顶上，有一张罗伯森一家的全家福。照片被放在蓝色的木质相框里。那是我们在百货商店里拍的。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电视上，但有时，我还是会不小心抬头看到照片。大多数时候，我只能看见我们的头发。我看见我们所有人都穿着好看的衣服。我还记得那個愚蠢的摄影师让我们一起喊“奶油乳酪派”。偶尔，当我抬起头，这个画面就会突然闪现——照片好像在尖叫，所有的一切都被封印在了那里，所有的一切。妈妈看上去一脸失望的样子，爸爸的眼神遥远而空洞，金妮在笑的时候把嘴张得太大，好像要从嘴里吐出泥浆来，我好像被人打扁了。
有天晚上，妈妈在电视上放广告的时候拿起了这张照片，然后说：“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合影。”这张照片拍摄的角度遮住了她的双下巴，金妮在笑的时候露出了漂亮的牙齿，爸爸刚刚剪了头发，而我只有在这张照片里没有对着相机瞪眼睛。她多喜欢这些。
“你看看，威廉，你随和一点的时候多帅呀。”她说。
我朝她耸耸肩。“我看不见，”我说，“抱歉。”）
Q_《小说界》杂志
A_艾梅·本德尔
Q：《脸》是以一个男孩的视角来创作的，他患了一种罕见的病……
A：其实这本来是我编出来的，但后来我发现，这个病居然是真的！或者说，现实中的这个病要更具体一点——它叫面孔失认症。我现在经常遇到一些人说自己有这个病，或者有类似的问题。他们很难立刻认出谁是谁。但在我的设想里，威廉的问题跟面孔失认症还有一点区别——他不大能看出表情，其他很多东西也不行——他看不出一个死去的士兵。对他来说，看不出的东西要多得多了。
Q：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创作故事显然是极具挑战性的……
A：我真的很喜欢第一人称！把自己放到别人的处境中——这本身就是件有意思的事，也常常让人觉得在经历一场即兴创作。用第一人称写作让我很开心——我写过许多第一人称的小说，但都失败了，所以，当故事中的声音终于能有一点力量时，我感到又轻松又快乐。
Q：你的小说通常都有一点幻想色彩，但这一篇没有……
A：本来我以为自己编了一点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我想，《脸》还是有着幻想色彩的！不过，归根结底，我只是想去写那些可以写出来的内容——不管它们是真的还是假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声音，是语言。它们引领了我的创作。
Q：你曾为贫困学生教授创意写作，并发现这个过程对学生和你自己都很有价值……
很好的问题。许多年来，我都在做一个名为“想象力工作坊”的推广计划，为弱势群体教授即兴戏剧表演。这个计划的创始者分别是一位编剧和一位演员。在他们看来，如果想要体验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感觉，隐喻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方式。通过对隐喻的运用，我们可以拓展思维，并最终对自己、对他人都产生共情。通常而言，弱势群体的想象空间比较小，他们不想改变任何事，只愿意在脑中留下更多的解释空间。我曾一次又一次地亲眼见证，在我们一两个小时的课程中，那些精神疾病患者、受到创伤的老兵，还有被冷落的学生，都能有机会去练习这项关键的人际能力——这种能力，让他们得以想象跟日常生活不一样的东西。这真的让人感动，又振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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