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意

　　还是得不能免俗地从诺奖说起。北京时间2017年10月5日19点，诺贝尔文学奖正式公布，获奖者是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原本是只有少数文学爱好者、研究者熟悉的名字迅速受到全面的热捧。本人多年之前的旧译作也跟着沾了光，避免了绝版、淹没于浩瀚的书海之中的命运。

　　亲朋好友听闻我翻译过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作品，通常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哎呀，想不到你还会翻译日语！这时，我便耐心地跟他们解释，石黑一雄原来确实是日本人，不过五岁便随父母举家迁居英国，从此便居住在英国，接受英国教育，加入英国国籍，因此他是地道的英国作家，用英语写作。

　　另外一种反应是：诺贝尔文学奖啊？好厉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的书很难读吧，我一般都看不下去。遇到这种情况，我便会向他们推荐《小夜曲》。一来短篇小说适合那些没有时间或者不喜欢读大部头书的人；二来《小夜曲》讲的是当代普通人的故事，贴近我们的生活。普通读者可以从这本书开始了解石黑一雄和他用文字构建的世界，我就利用这部短篇小说集简单介绍一下石黑一雄的风格。

　　瑞典文学院将石黑一雄的创作归纳为记忆、时间和自我欺骗。从处女作《远山淡影》至最新作品《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始终致力于深耕回忆这个主题，这已然成为他的标签。岁月嬗递，光阴荏苒，时间在人的脑海中留下深深浅浅的回忆。回忆是不可靠的、非常主观的东西，不仅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模糊，而且加入了人的情感和选择。石黑一雄说：“我喜欢回忆是因为回忆是我们审视自己的生活的过滤器。回忆模糊不清，就给自我欺骗提供了机会。作为一个作家，我更关心的是人们告诉自己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

　　相比主题重大、结构缜密、叙述技巧精雕细琢的长篇作品，《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讲述的只是生活在当代的普通欧美人平凡人生中的一次难忘经历。格局小了，立意低了，篇幅短了，作品分量自然比不上长篇小说。

　　《小夜曲》仍是作者一贯钟爱的题材：尘封多年的往事被唤醒、重新挖掘出来，叙述方式仍是作者一贯擅长的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小夜曲》的五个故事都有两条故事线：一条是叙述者“我”，一条是与“我”偶遇或久别重逢的人物，“我”的往事与他人的往事在互动中巧妙、自然地同时展开：第一篇中的“我”因偶遇母亲的偶像歌手而被唤起儿时的记忆，歌手又为了要为妻子演唱小夜曲而给“我”讲述有关妻子的一些事情；第二篇中“我”受邀到久别的大学死党家里做客，勾起大学生活的回忆，主人之一的查理通过电话向“我”坦白自己的婚姻危机；第三篇的“我”大学辍学寻求音乐梦想暂时受挫，正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偶遇一对瑞士来的老夫妇，闲聊中“我”了解了这对夫妇的人生……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不同形式的回忆。

　　其中最能体现记忆和自我欺骗这一主题的当属第二篇《不论下雨或晴天》和第四篇同名短篇《小夜曲》。石黑一雄的叙述者都是不可靠的，他们的话不可照单全收。这种言不由衷可能是故意的，既自欺也欺人，也可能是无心的，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云云，说话人无意间暴露了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真实自我。第二篇的查理属于前者，第四篇的史蒂夫属于后者。

　　查理虽然不是第二篇《不论下雨或晴天》的叙述者，但在故事中戏份颇多：与叙述者“我”雷蒙德吃了一顿饭、通了四次电话、出差前与妻子互怼，着实说了不少话。他请雷蒙德帮忙挽救婚姻，却没有把自己的婚姻状况如实相告，还骗他说埃米莉曾因“日记本”而大发雷霆，好让他在埃米莉面前出丑，这部分很容易看出来，我更感兴趣的方面是：其实雷蒙德也没有问他这些事情、没有打听夫妻俩的事，是查理自己一个劲儿地说啊说。这一整天，查理的情绪从焦躁不安到愈发激动到近乎歇斯底里，犹如在向神父告解自己的婚姻危机。记事本里埃米莉的语气也很冲，可见夫妻双方的情绪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累积，急需找一个地方发泄，雷蒙德便成了最合适的人选。故事没有明说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两人的婚姻告急（这种留白与《远山淡影》相似），重要的是情感需要宣泄、烦恼需要倾诉、受伤的心灵需要慰藉。

　　第四则《小夜曲》在五篇中最像长篇戏剧独白，好像在病房里无事可做的主人公与你闲聊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他如何偶遇琳迪·加德纳、两人发生了什么有趣的经历。叙述者语气轻松，读者却不能抱着听八卦、看故事的心态阅读，而是要从叙述者的独白中推理和想象，挖掘人物表面言语之下的真实内心世界，探知隐蔽的作者的观点和用意。

　　叙述者“我”史蒂夫虽然心里不屑与琳迪这类人为伍，但在她的邀请下还是客客气气地到她的病房做客。两人争执时史蒂夫无意之中脱口而出的一句“我差点忘了你是什么人了”；琳迪质问他：“你怎么知道有些得奖人不行？你怎么知道有些人不配得到他们的奖？”可以看出史蒂夫至少在某些时候是情绪化、对世界抱有偏见的，不总是个理性、客观的叙述者。人在情绪失控时不小心卸下平常精心伪装的假面具，露出真面目，如于无声处听惊雷，是阅读时须留意的紧要处。

　　史蒂夫自我欺骗的部分自然是妻子离开他的事情：他在琳迪面前对此事遮遮掩掩、三缄其口；前面说他不相信经纪人编的鬼话，最后俨然相信这是妻子为了帮助他精心安排的计划。然而读罢，读者并不会讨厌史蒂夫，觉得他可恶或者可笑，不愿把他归为查理那类故意说谎的人，反而很是同情他。他对于妻子的离开明明很心痛，表面上却跟没事一样；心里很爱她，希望她不要离开自己，又说不出挽留的话。他不愿意向琳迪承认妻子跟别人跑了，也是不愿意向自己承认，心里仍旧保留一丝希望，整容成功后妻子还是有可能回来，哪怕那根救命稻草是经纪人编的鬼话。

　　由于篇幅限制，短篇小说无法像长篇那样洋洋洒洒地铺开来回忆，恨不得用好几页，甚至十几页书来讲述记忆中的某个片段。作者在有限的篇幅當中既要交代眼前发生的事情，又要回忆往事，因此刻画人物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取其典型特征，漫画式地几笔就勾勒出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

　　小说集中的第三篇《莫尔文山》原文只用了六页的篇幅，通过问答的方式，便将瑞士老夫妇主要的人生经历勾勒了出来：他们原来的志向是演奏什么样的音乐，迫于现实生活只能演奏观众想听的热门流行歌曲；穿着全套民族服装在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脚下演奏，其实并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轻松惬意；由于东奔西跑地演出，夫妇俩与独生子的感情淡薄等。对“我”的问题，丈夫蒂洛的回答总是积极乐观，他的口头禅就是“我们是幸运的”。每每他说完，妻子索尼娅就会补刀，道出不愉快的一面，打破原本轻松愉快的聊天氛围和“我”对他们职业的美好憧憬。通过这几个精心安排的对话桥段，舍去旁枝末节，画龙点睛地勾勒出两个人不同的性格特征，隐隐流露出对生活的愤慨和无奈。这种写作手法就是白描：用最简练的笔墨，不加烘托，描画出鲜明生动的形象。文字简练朴素，不加渲染。这种手法不仅运用在主要人物身上，也运用在次要人物身上。“我”生姐姐的气时愤愤想道：“我在她家待了这么久，她从来没有像蒂洛和索尼娅那样要我唱首歌给她听。这个要求对自己的姐姐来说不过分，而且我突然想到，她十几岁的时候也热衷于音乐。可现在，她在我想专心写歌的时候打断我，说些愚不可及的话。”一句话就把配角姐姐的形象丰满了：生活使她失去了少女时代的天真烂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