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八日

　　世界著名的游击手就在这里。他就坐在洋基体育场内队员休息室的长椅上，等着播音员叫他的名字。这是他参加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比赛的第一周。在一片期待中，观众席上安静了下来。本垒板后，坐着一个戴白围巾的漂亮小姑娘，她紧张地绞着手帕，希望他能对自己再微笑一次。天啊，这个感觉甚至比戴上护目镜、驾驶着索普维斯骆驼战斗机飞过狗屋上空还要好。去死吧，红男爵1。你的对手迈克尔·巴克勒来了。

　　“洋基队接下来上场的是——52号，游击手，米切尔·巴克曼。”

　　史努比出去了。查理·布朗上场了。哎呀。

　　八月十日

　　和明尼苏达双城队的晚场比赛。第七局下半场，我第一次在职棒大联盟比赛中成功击球，给纽约洋基队得了分。然后，在罗伊·斯莫利试图为明尼苏达队接球时，我打到了他的嘴。查理·奥利弗对着我陷入沉思。我总是不停地让对方球员受伤。查理·奥利弗在想，为什么我是一名美国职棒联盟的游击手，而不是迈阿密海豚队的后卫。比赛后，我走向洋基队的播音员埃夫·格拉瑟，对他说，如果他能试着记住我的名字不是米切尔·巴克曼，就給他买辆日产的达特桑汽车。

　　格拉瑟点上烟斗，保证不会再叫错我的名字。紧接着，他把我叫成了马克。

　　八月十二日

　　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条广告，上面写道：“迷人的上西区赤褐色砂石公寓。装修一新，拎包入住。DMP。”我不知道“DMP”是什么意思。

　　八月十五日

　　斯默奇·法伯认为，“DMP”是废弃的意思。他建议我不要搬到这个公寓。然后，他还说，只要一条广告里写了“迷人”，基本上就意味着你冲水时得按两次按钮。米奇·富勒补充道，如果水管系统不出什么问题的话，就已经很幸运了。

　　“但这是装修一新的。”我反驳道。

　　“没什么大不了的，”富勒回答，“他们会把花盆放上窗台，但窗户上没有玻璃。”我们的争论被打断了——轮到我来击下一个球了。到目前为止，我今晚的发挥都不算太好，第三局快结束时，我出现了两次失误。但我还是朝着右外野方向，打出了一个漂亮的一垒安打。这多少让我挽回了点自尊。埃夫·格拉瑟把我叫成了马蒂·巴克勒。至少，他离我正确的名字要近了一点。

　　八月十六日

　　斯默奇错了。“DMP”根本不是废弃的意思。那是女房东名字的首字母缩写。波普金夫人是一位年老的欧洲女士，她总是魂不守舍，穿一件褪色的棕色家居服，慢吞吞地在楼里走动，唱着捷克斯洛伐克时期的歌曲。她看上去像颗土豆。据我所知，她每天早上七点就起来，在走廊拖地到中午，然后会休息一下，喝一碗罗宋汤。饭后她会打蜡，一直到一天结束。尽管我觉得她的这种行为令人敬佩，但我还是忍不住去想，如果地板上没铺地毯，她会更成功一点。

　　只看一眼，我就知道，不管这里的水管系统是不是老旧的自重式，我都必须拥有这间公寓。它没有什么河景，甚至，客厅的窗户正对着洛杉矶——但我真正想要得到的，是拥有足够大的墙面空间，来挂我十二年来跟棒球有关的点点滴滴。一直以来，我每周都得轮换棒球运动员罗恩·赛伊和山迪·科法斯的照片——尽管这是为了给他们两人公平的待遇，但罗恩的脸上还是粘了太多的胶带，以至于看上去像是长了第二层小胡子。我随口问起波普金夫人她想要的租金，然后发现，虽然她之前一直在用我基本听不懂的口音说话，却在这时突然换成了一口标准英语。她提出的金额让我小小地惊讶了一下，不过我知道，纽约的女房东们总是能讨价还价的，于是试图压低价格。

　　“这个价格有点点高，”我表现得有点歉然，“不过我相信，我们可以想到办法的，对吧？”

　　“当然可以，”她回答道，“要么租下来，要么走。”

　　“我要租下来。”

　　这就是我不去逛跳蚤市场的原因。

　　八月二十四日

　　刚刚和波士顿红袜队打完比赛，回到纽约。之前的比赛因为大雨取消了，这次算是补偿赛。我只轮到了一次击球。我朝三垒打出了一个高飞球，然后被轻轻松松地接杀了。不过，如果考虑到我几乎错过了整场比赛的话，我其实也没有打得太糟。全都是因为波士顿的地铁系统。

　　比赛前五小时，我在哈佛旁的查尔斯河看风景。我很清楚，只要搭上绿线，到肯莫尔广场站下车，就能在十五分钟内抵达芬威球场。这个小方案的唯一问题在于，波士顿海湾交通局不肯在地铁入口处写出“绿线”这两个字；相反，他们在售票处上方漆上一道彩色的斜杠，让乘客知道自己坐对了线。这么看来，这不像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设计，所以我也相信找路不难。结果是，我最终坐上了往相反方向驶去的红线。

　　在沉迷于对着波士顿公园拍照时，我似乎忘了注意时间——而下一次看表时，我已经快要赶不上比赛热身了。我匆忙往体育场奔去，希望洋基队不要在第一局一开场就缺了一个游击手。在地铁站，我看错了标志。我以为自己看到的“I”代表换乘绿线。其实，有人在墙上写了一个“狗屎”，而这个“I”是“狗屎”的一部分2。直到地铁往海厄尼斯港方向开出一半路程，我才反应过来，自己犯了一个糟糕到该被罚下场的大错。我不是为了跟罗斯·肯尼迪3吃午饭才来波士顿的。下一站，我下了车。我必须在半小时内，坐相同的线路穿过二十五个街区，回去找正确的站台，还得努力不要在绝望中想起一首歌的歌词：“他会永远地在波士顿的街道之下穿行，他是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我已经开始认真地猜想，从此以后，可能再不会有人能够听到我的消息了。正在这时，我不巧撞上了一位老人。他手中拿着锡杯，牵着一条导盲犬，站在一块宣传犹太黑面包的广告牌旁边。我的痛苦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他自告奋勇地离开了一直待着的地方，来给我比划怎么找到去往市中心方向的车。他指路的样子，是我见过的最能印证“瞎子领瞎子”这句话的例子了。事实上，我对他的帮助感激不已，以至于买下了他所有的圆珠笔——看着他清点找给我的零钱时，我在心中发誓，从棒球队退役后，永远不会搬到马萨诸塞州来。大概只有在这个州，你才会被一句脏话领到城市的边缘。

　　按照计划，我在十二分钟内到达了肯莫尔广场，紧接着就印证了墨菲定律的第二条——所有的事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自第一次在电视上看红袜队的比赛时起，我就想親自去芬威球场朝拜一下了。在我的印象里，它或许是20世纪棒球届最具传统的球场，地位仅次于已经被拆掉的埃贝茨球场。因此，走上约基路时，我一直睁大双眼，搜寻罗马斗兽场一样的建筑。天啊，我真是一头雾水。在一英里半的范围内，我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一长串小商店和餐厅——还有左手边一个巨大的棕色仓库。我觉得那是梅西百货东北分部的一部分。我决定钻进经过的第一个入口，问问怎么去体育场，然后，这又把我带入万劫不复。我以为自己会来到收货区，但相反，我发现在自己眼前的就是红袜队——他们在内野练习击球，而我还以为能在这里看到十五台载货电梯。这个情况本应该让我明白，不管我愿不愿意，我就身处芬威球场。但我实在不肯接受幻想破灭的事实，反而试图说服自己，这个看上去像极了卡尔·雅泽姆斯基的人不过是一个狡猾的卡车司机，他穿的拿的都是偷来的体育用品。

　　事到如今，我对自己在波士顿的倒霉经历也没有很吃惊。之前的一路上，我的运气也是一塌糊涂。这让我怀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旅行。在芝加哥时，我们和芝加哥白袜队的四场比赛都因为大雨取消了。我们无事可做，只能待在酒店里，仔细观察地毯上的每一根绒毛。然而一小时后，这就变得很无聊了。所以，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跑去瑞格利球场买一顶芝加哥小熊队的棒球帽。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如果我只缺少两种东西，那就是常识和对销售人员的免疫力。最终当我离开球场时，已经花掉了两百二十七美元，还得想办法解释自己怎么拿着一个芝加哥小熊队的马桶圈。

　　八月二十八日

　　埃迪·阿克曼在练习击球的间隙抽出空来，告诉我《华盛顿邮报》上有一篇我的专访。虽然我试着表现出这根本不算什么的样子，但等他一回击球笼，我就冲到报刊亭买了三份报纸。我真不该这样费心的。首先，他们抓拍了一张我的照片，上面是我滑到一垒时失败的样子，而且只拍到了我的下巴。如果我记得在比赛前刮胡子的话，光是这一点也不是太糟。我想起了吉列剃须刀广告里那个用着X系列的男人。我看上去像是得了皮肤病。另一个让我沮丧的是采访本身。尽管大家已经告诉过我，我一辈子都在这样做，但直到在报纸上看到自己时，我才明白我有不停地说“天啊”的习惯。“天啊，那真是一场艰苦的比赛”“天啊，我太紧张了”“天啊，我们就那样打败他们了”。我看上去仍然像个青春期男孩，这已经够糟了，更糟的是，我听着像是刚被带到马戏团里。真不应该这样。

　　我庄严地发誓，我永远不会再说“天啊”这个词了。

　　八月二十九日

　　跟天使队连打两场比赛，这是第一场。天啊，我真是一塌糊涂。第八局一开始，米奇·富勒跃到空中，接住博比·邦兹打来的平直球。然后，当我在二垒上防守，想要靠触杀戴夫·乔克来完成双杀时，米奇·富勒把球向我扔来。我立刻就把球弄掉了。然后，戴夫在往垒包跑的时候从球上滑了过去。如果不考虑这个事实的话，我还是打得挺不错的，但裁判不这样认为。他们宣布乔克上了二垒。然后，在这一局快结束时，我又三振出局了——而当我希望回休息棚里躲起来时，埃夫·格拉瑟居然终于读对了我的名字——他居然选择了今天。赛后，查理·奥利弗决定我应该休息一下，并拒绝再让我上第二场比赛。

　　我觉得这场比赛不公平。

　　九月二日

　　今天的比赛结束后，我总算彻彻底底地搬进了我的公寓。虽然有点折腾，但我还是把自己所有的道奇队锦标都挂到了墙上。我觉得这能让整个空间有一种迷你名人堂的感觉，但不知为什么，效果跟我想的不一样。事实上，我看上去像是住在了一个小货摊里。不管怎样，在最后一颗钉子被敲进墙壁后，我就去给诺埃尔打了电话。大学毕业以后，我们就再没有待在同一个城市过，而且，直到今天，我都有意地克制住自己不要跟她联系。其实这并没有听上去那么无情——我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小小的幻想之中，幻想着在我的小窝里安顿下来，然后用一个电话、一瓶科达克和一箱达能香草味酸奶，来给她一个惊喜。酸奶能确保我获得成功，因为即便诺埃尔经常会轻易地拒绝我，但她从来都没办法拒绝达能；等着电话被接通时，我在想光是香草味的酸奶足不足以吸引她来过夜。记住：她过来之前，我得再去买一支牙刷。

　　咔哒。

　　“这是比安奇小姐家。”

　　“请找比安奇小姐。”

　　“这是代客接听服务。比安奇小姐去蒙特利尔报道奥运会了。她十月回来。”

　　咔哒。

　　太好了。也就是说，不管其他的，一直到劳工节之前，我都可以趁这十二磅酸奶还没坏掉时来吃掉它们。

　　九月八日

　　我希望自己能有个姐姐，跟《花生漫画》里的露西一样，开一家只要五美分就能就诊的心理咨询小摊子。我的被害妄想症在迅速地加重。我觉得自己需要帮助。昨天晚上，我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两个双杀，还有一个在每个垒上都有跑垒员时的一垒安打——但埃夫·格拉瑟抽他的海泡石烟斗抽得有点太狠了，以至于他没法念出我的名字。相反，他最后在咳嗽声中把我叫成了迈克。无论如何，这他妈都不会有什么区别，反正他又开始叫我米切尔·巴克曼了。戴维·厄尔说，这都是因为我打的位置不对。我让他讲讲清楚，毕竟这个建议迟到了九年。

　　“巴克勒不是一个游击手该有的名字，”他告诉我，“它听上去就像是个一垒手。”我半信半疑，因为戴维就是个一垒手。

　　“这有什么关系？”我问道。

　　“关系可大了，”他回答说，“朋友，这就叫人物设定。你永远不会相信拉奎尔·韦尔奇4去演悲剧吧，对吗？”他显然没看过她演的《米拉·布来金里治》。不过，我还是很尊重戴维的看法，毕竟他让我明白，那天晚上我没联系上诺埃尔，不大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电话公司本身就经常带来坏运气。本周早些时候，戴维提到他在试着搞一个拼出来是“洋基队”的电话号码，虽然他那边好像没什么进展，但这启发我回家看看自己的号码。我从没想过自己的号码除了自动分配的七个数字外还有什么别的意义，所以我开始好奇，想发现这串数字能秘密拼出“全垒打”的几率能有多大。结果是，这个几率为零——因为，在仔细地查看了每个数字对应的字母后，我发现自己的电话号码拼出的是“混蛋”。我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别无选择。我一直在考虑打电话给纽约电话公司，让他们给我换个号码，但我不知道如果他们问原因的话我该说些什么。

　　补充：查理·奥利弗今天下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个赛季后他就退休了。为什么我觉得自己也有责任？

　　九月十日

　　米奇·富勒和斯默奇·法伯开始喊我“费多”——一只小狗的名字。几天前，我在一个高飞球上失误了，又两次三振出局。之后，我看见查理·奥利弗眯起眼睛盯着我。我立刻就开始猜想，他是不是在重新考虑我作为洋基队队员的资格。后来我发现，这是我单方面的错误判断。他那样滑稽地看我，只是因为一只瓢虫飞上了他的鼻子。然而，没有人向我透露过什么消息，所以我加倍努力地给他展现了一些真正的把戏，以至于他确实开始考虑让我参加大沼泽国家公园那儿的比赛了。起初，没什么人议论我突然在内野表演起来的杂技，但当我开始在没什么人惹我的情况下，反复地头朝前扑向垒线时，米奇·富勒终于开口评价道，我让他想起了一只过于激动的可卡犬。 “嘿，巴克勒，”在和奥克兰队的一场日间比赛中，米奇对我说，“球打到了中外场——你他妈为什么要把脸扑在二垒上？”

　　“啊，别管他了，”斯默奇·法伯打断了他，“他只是非常敬业。”然后他朝我这边扫了一眼，“对吧，孩子？”我赶快点头同意，即使这不是真的。真正的原因是，我只是单纯地喜欢在土里滚来滚去。富勒一定知道了真相。因为，下一局结束后，他问我有没有学会用爪子跟人握手。去死吧，米奇。

　　虽然我根本没骗到其他人，却好像给查理·奥利弗留下了印象。今天晚上，他过来跟我说自己在考虑作些改变。凭着我一向无敌的乐观心态，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我要被踢出队了。幸好，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我想让你在下周跟波士顿打比赛，可以吧？”

　　“你是说波士顿红袜队？”我回答道，试着让自己的语气正常一点。查理锐利地看了我一眼。

　　“不，”他打断我，“龙虾队。你觉得可以搞定吗？”我一边点头同意，一边希望他别发现我刚出了十磅的汗。事实上，我实在是太惬意了，以至于当我换赛服时，压根没发现米奇放在我柜子里的一罐艾坡狗粮。或许这是件好事。我当时心情那么好，是很可能会对着他的鞋子尿尿的。

　　哦，还有——本周的大新闻。将近六天了，我都没有说一个“天啊”。我终于开始相信自己永远都不会再说这个词了。我的天，这可真是个大进步。

　　九月二十二日

　　我觉得自己爱上了弗兰西斯卡，那个代诺埃尔接电话的接听员。她总是在正确的时间说正确的话。就像昨天，她告诉我，她曾有过一个朋友，那个女孩的电话号码拼出来是“腋窝”——还有，她说，“腋窝”还不如“混蛋”呢。我没想到自己居然不情不愿地擁有了一只宠物，而在这之后，弗兰就成为了我的兽医顾问。这是这周早些时候的事。当时，我听见门外走道里一阵骚动，然后发现波普金夫人正追着一只流浪猫跑。她想要给猫打蜡。那只小动物看上去好像受到过精神创伤，让我想起刚加入洋基队时的自己。所以我跟波普金夫人撒了谎，说这是我的猫。就这样我拥有了第一个相依为命的小伙伴。

　　我不是说这只猫让我非常失望，但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当自己终于能有只宠物时，它会是一条看上去很滑稽的狗，有着又黑又大的鼻子。它会在学校的宿舍间晃来晃去，做出史努比扮演酷哥乔的样子。虽然我的眼光可能太高了，但我最没想到的，就是收养一只因为被弹弓袭击而逃跑的小猫。弗兰评价道：“我不知道，亲爱的——如果有人紧跟着我，手里还拿着一桶地板蜡的话，我可能也会做一样的事。面对现实吧，你要跟一只偏执的猫困在一起了。”对于想名字这件事，我真的非常没有想象力，如果只是由我来决定的话，我可能最后会给这只小动物取名叫“安打”。所以我让弗兰去想一个合适的名字。她的建议是“点点”。这个名字虽然不是很好听，但从长远看，如果我能有第二只猫并取名“片片”的话，它还是不错的。我想都没想就接受了她的建议，但还是控制不住地怀疑，给一只神经质的猫取这种简陋的名字是不是不大妥当。还有，我不知道这个名字会不会不可避免地给它带来身份危机。最终，我就这样给它取名叫R2——《星球大战》里那个机器人的名字。现在我只要教它发出哔哔声就行了。

　　说到身份危机——今天晚上，我从体育场回来，在地铁上被卷入了一场深入的交谈。对方是来自雷哥公园的销售员，卖塑料制品。他问我的职业是什么。我觉得他怀疑我是卖铝制品的。我多少有点刻意地跟他说，我是洋基队的游击手。他看上去震惊了一下，然后语带嘲讽地回答：“是啊，我还是玛丽皇后呢。”我的天，我真的很郁闷。弗兰跟我说，我应该跟他要一张他加冕礼的门票，但我很庆幸自己没这么做。每次我做这种事的时候，都会遭到报应。

　　我开始有点厌倦自己的默默无闻。这让我觉得自己像是西蒙与加芬克尔歌中的那个纽约寂寞男孩。我希望他们能给一个内野手写歌，而不是给拳击手。

　　我不知道保罗·西蒙的电话号码拼出来会是什么。

　　九月二十一日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栋赤褐色砂石公寓位于曼哈顿西七十五街，被装修复原过。我住在三楼。朦胧中，我依稀感觉到，一个醉汉坠落在了我窗户正下方的垃圾桶里。我还知道，R2在等我睡着，这样它就可以嗅出我的护腕，再把它们扯碎。我不在乎。我的脑子里有更重要的事。我好像走在昏暗的走廊里，里面有成千上万的门，而我得想办法决定打开哪一扇。摆在我面前的是个严肃的问题，因为我知道，如果我选错了，肯定会被卷入噩梦当中。比如昨晚，我拧开了第一个看到的门把手，然后就发现自己住在新泽西州的霍博肯，患有窦性头痛，还背着抵押贷款。因此，在走道尽头的那扇门前，我考虑再三。然而这种警惕没什么必要，因为在猫眼的上方有一个巨大的标志，上面写着“选我”。我觉得，这就是人们口中的那种万无一失的选择。

　　我闻到了一股明显的芥末味。这股味道穿过门楣，飘了过来。因此，当我踏过大门，发现自己身处道奇球场的包厢之中时，我也并不惊讶。我就在右野的边界杆之外。从计分板可以判断，这是七月的中旬，因为我们正处于全明星赛的第七局——只有这种棒球赛，是你睁着眼睛时永远无法看到的。为美国联盟而战的巴比·鲁斯站在投手丘的位置。特里斯·斯比克和乔·迪马吉奥站在外野上，为巴比·鲁斯做策应配合。卢·贾里格站在一垒，抬头望着记者席，心想电视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好家伙”牌焦糖爆米花只要五美分。我侧着身子下到了前排的座位，希望不要有人发现我身上没票。我跨过富兰克林·罗斯福一家，往体育场唯一剩下的座位走去。罗斯福有点心神不宁，毕竟，战争还在继续，而他真的不应该躲到洛杉矶来看比赛。但我告诉他，亲自看一把乔伊·廷克、约翰尼·艾夫斯和弗兰克·钱斯搭档配合的双杀，或许能让他再来搞一次炉边谈话。他听后安心了许多。尼基塔· 赫鲁晓夫和丽莎·明奈利点头同意我的话。

　　第七局上半场结束后有一段休息时间。休息后，国家联盟上场了。他们目前以三比二领先。山迪·科法斯已经做好了准备，凭着连续的六个快速球，让米奇·曼托和“颠簸乔”乔·迪马吉奥双双三振出局。这对他来说不过是开胃小菜。他系上餐巾。主菜要上桌了。

　　“我操，指定打击制度。”巴比·鲁斯对裁判大吼道。他往击球员准备区里吐了一大堆烟液。“我要是知道自己会听到这种垃圾东西，一开始就不会再回来了。你刚才说什么？”

　　“三振出局。”裁判客气地回答。在那一刻，人们都敬畏地陷入了寂静。整个体育场都惊愕地看着这个投手，目瞪口呆——山迪·科法斯衣服的背面写着“道奇队三十二号”。人群中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也一样震惊。

　　“他都是这样打球的吗？”罗斯福带着疑惑问道。

　　“这不算什么，”我指了指科法斯，回答道，“你应该在醒着的时候也看看他的比赛。”

　　两个队交换场地时，美国联盟更换了投手。惠特尼·福特走上投手丘。他决心要在剩下的两局里，带着全队扳回一分之差，完败对手。不过很显然，他并不比巴比幸运多少。乔伊·廷克以投伸卡球的方式，朝右边高高地打出一个高飞球，似乎直冲着罗斯福一家飞去，从飞行轨道来看，球很可能要落入埃莉诺·罗斯福的啤酒中。罗杰·马里斯往护栏边飞奔，努力想要接住球，但不知為何，他似乎就是没法赶上球的速度。他看上去太难过了，以至于我也开始为他感到伤心。然后，虽然我知道自己的行为真的很蠢，但我还是跃过包厢的栏杆，飞快地穿过草地，一路往警告道跑去。在离外野墙还有两英尺的地方，我接住了球。 几秒钟后，马里斯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了。我很确定他要把我打一顿。因此，当他摘下帽子、挠了挠头然后对我说话时，我有点被吓到了。他说：“我的天啊，巴克勒，差不多到时候了。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我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但我绝不会去揣测来自罗杰·马里斯的认可。他让我留着球，还叫我以后要多来。回到座位后，罗斯福总统开始暗示我说，他希望我做他1944年大选的竞选搭档。当我正在努力思索自己该如何委婉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哈里·杜鲁门时，R2把我的头盔从餐厅的桌上弄到了地上。我被响声吵醒了。

　　这一夜剩下的时间里，我都盯着天花板。我没法忘掉罗杰·马里斯的话。“你怎么这么晚才来？”这让我想起上周《苏豪新闻周报》对我做的采访。采访我的是加里·雷德利，他正在做一系列的访谈，主标题叫《被埋没的新人们》。他已经把我的访谈安排到了下一期，还说自己喜欢我的个人风格和坚毅的性格（其实是因为他没法采访到道格·德辛斯）。我们在西五十七街的一家日料店吃了午饭，那里的气氛让人沉醉，服务也堪称完美。因此，食物本身，非常难吃。其实这也没什么关系——我知道，只要讲起平直球和场外二垒安打，我就不会再注意自己吃的是野草了。

　　我从没接受过完整的专访，所以错误地以为自己会被问到“你早餐吃什么”“你会慢跑吗”和“你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谁”这样的问题。但很明显，雷德利非常专业。他一丝不苟地把自己的寿司切成了一块块的小三角，主要讲的又都是纽约尼克斯篮球队，基本没说什么老套的话。因此，当他终于开始进入正题时，我已经以为他完全忘掉了采访。

　　“你为什么会打棒球？”他随口问道——我说不出话了。我一生中只有几次说不出话来，这是其中之一。这并不是一个特别难的问题，但说实话，我真的从没想过。我考虑着要给出一个米奇·富勒那样的回答，告诉他“因为打棒球能给你加油打气”，但一想到他可能会觉得我在自作聪明，就改了主意。然而，我又该怎么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解释，自己追随的每一道彩虹，都不可避免地指向棒球场的内野？我该怎么让自己听着不像一个怀揣明星梦的少年棒球队员？

　　或许他想听到的是，我曾在一月一日开车去道奇体育场，祝道奇体育场新年快乐。或者是在劳德代尔堡时，我第一次穿上了洋基队的队服，那个三月，我基本都穿着它入睡。我还可以说说那个迈阿密海滩上的男孩。八岁的他，为了两块五，把自己的小妹妹卖给了最好的朋友。他只是为了看我们和坦帕红队的比赛。不，这些都不是全部。我不妨把这件事告诉他。看，有这么一场洛杉矶的比赛。在那个赛季，道奇队最后一次跟旧金山巨人队对战 ，而不管你有多爱穿着蓝白队服的道奇队员，你都得承认，旧金山队要厉害太多。胡安·马歇尔投出的每一个球都是好球，他累了之后，兰迪·墨菲特的发挥也跟他一样精彩。特别是到了第七局，威利·迈克菲又打出了一个本垒打，所以第九局快结束时，旧金山队已经二比零领先了。即便是最乐观的人都得承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比赛都结束了。哪怕比利·罗素尔被四坏保送、史蒂夫·加维打出一垒安打，你也知道，这已无济于事。毕竟，下一秒钟，墨菲特就让接下来的两个击球手下场了。道奇队离失败只剩一个三振出局，而你已经可以看到，在76号加油站的标志下面，一长串的车子从停车场一辆辆地开出。突然之间，你发现，票都卖空了的体育场里只剩下一半的人。你买了最后一包花生，重重地跌坐在座位上，失落地想道：“这真是用最差的方式，跟这个棒球赛季说再见。”

　　然后轮到罗恩·赛伊击球了。你的掌心开始出汗。

　　通常，只要这个绰号“企鹅”的男人走上投手板，你基本就可以确定，他至少能打出一个给球队得分的二垒安打。但考虑到第九局里的两次夹杀，你强迫自己记住，只有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海军陆战队才会出现在《大卫深夜秀》上，这种奇迹不可能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当然，你是根本不会相信的，因为你正看到罗恩·赛伊脸上那副“别给我添乱”的表情。而你也发现，自己把没剥壳的花生都咽了下去。就在此刻，一切突然变得如此明朗，他很显然是要打出本垒打了。三万名观众同时起身，齐声高呼着“赛伊！赛伊！赛伊！”——然后，在二比一落后的情况下，罗恩对着墨菲特打来的球就是一棒。球越过了护栏，往金州高速公路飞去。你发现自己的双眼都湿润了，但你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你重新坐回座位，盯着计分板。现在计分板上写的是“道奇队：三分，巨人队：两分”。你知道你这一生都要拼尽全力。在成为下一个罗恩·赛伊之前，你绝不会放弃。

　　我为什么要打棒球？！

　　“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只是简单地回答道。

　　你知道，或许这就是罗杰·马里斯想告诉我的事。

　　九月二十八日

　　我既要接电话，又要想办法准备好这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在做这些事的间隙，我每五分钟就能想出一个跑到厨房的新理由。我只是为了找个借口，好让自己能偷偷摸摸地去看一眼这周的《苏豪新闻周报》。报纸放在水槽边的橱柜上，封面上是我的照片，是最近一场和堪萨斯城皇家队的比赛，我站在投手板旁，看上去要狠狠地接住下一个击球（很幸运的是，我接住球的样子被拍下来了，这样就没人知道我一开始就轻易地被接杀出局）。我研究起自己眯着双眼、咬紧牙关的样子，然后发现自己跟杰基·罗宾森的一张老照片有点像。在那一刻，我希望自己是个黑人。我让自己冷静下来，因为我的自我已经过度地膨胀，如果继续这样自恋下去，人们就要开始把我当作约翰·麦肯罗了。无论如何，我也算得到了一点鼓励，毕竟，这份报纸一在报摊上亮相，我的电话铃声就没停过。但公众对此的反应也并没有那么轰动。一直以来，弗兰都要比任何人都更期待这篇文章，因为我们从未见过面，而她想看看我长什么样子。虽然她没有很失望，但她听上去也不是特别热情。我觉得她很平静。

　　“亲爱的，我以为你要高得多呢。”她说道。我再一次希望自己的绰号是“拉伸哥”。因为她的话，我把听筒从电话上拿了下来，这样就没人能再戳破我的幻梦——在这期间，我没留心R2。它跳上橱柜，闻了闻报纸，然后立刻就在第一页报纸上吐了个遍。我能感觉到，这将是个漫长的冬天。

　　九月三十号

　　世界著名的游击手就在这里。他就坐在洋基体育场内队员休息室的长椅上，等着播音员叫他的名字。这是他参加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比赛的最后一周。在一片期待中，观众席上安静了下来。在本垒板后，坐着一个戴白围巾的漂亮小姑娘，她紧张地绞着手帕，希望他能对自己再微笑一次。

　　“洋基队接下来上场的是——52号，游击手，迈克尔·巴克勒。”

　　他调了调自己的护目镜，走上投手板。他已经准备好了，他要让观众们花大价钱买的票值回票价。去死吧，诺兰·瑞恩，你碰上对手了。啊！他用力地击出一个地滚球。球往二垒的方向滚去。鲍比·格雷奇把球从地上捞了起来，传给杰森·汤普森。鲍比想要来个双杀。

　　这个世界著名的游击手，在一垒上被触杀出局了。真他妈倒霉，他说道。他回到队员休息室去拿自己的手套。为什么去蒂珀雷里的路总是那么漫长5？他摘下护腕，检查了下自己的起落架，然后准备在下面的第九局回到他在内野上的位置。 他知道，只要天使队接下来别得分，然后仅仅给他们再来三个出局，就能打赢这场战争。米奇·富勒也是这样想的。米奇·富勒对世界著名的游击手喊道：“就是这样，孩子。想做什么就尽管做吧——只要别让他们得分就行。”遵命，长官，游击手回复道。他从瞄准镜里看了一眼。他永远愿意遵守命令。但丹尼·威尔森不这样听话——这个人让迪基·索恩完成了一个一垒安打。该死！游击手喊道。他很困惑，为什么总统要让一个士兵站上投手丘。幸好，他发现戴维·厄尔和米奇·富勒是两匹老战马了。当戴夫·柯林斯打出一垒安打、往二垒跑去时，富勒接住了球——一次出局！——然后把球传给了一垒的戴维——两次出局！太棒了，米奇。世界著名的游击手想道。记得提醒我，停战后我要给你买一杯根汁汽水。然后，突然之间，他的笑容消失了。一团阴影罩在了他的螺旋桨上。红男爵本人走上投手板了。不！游击手说道。这是唐·贝勒，这个人在一个赛季里击落的索普维斯骆驼战斗机，要比两年来整个德国空军击落的还要多。

　　這就是结束了吗？

　　世界著名的游击手坚定地咬紧牙关。他加足马力，准备开始一场空中混战。接下来的一百年里，人们会不断地书写这场战役。威尔森挥动双臂，把球扔了出去。贝勒用力一击。砰！球往高空飞去，越飞越远。这是一个打得很高的高飞球，球一直朝中场手之前、二垒之后的地方飞去。世界著名的游击手拼命向外野奔去，他张开自己的手套，决心要让这成为对手的最后一次出局——然后，这是怎么了？米奇·富勒在往同一个地方飞奔！他们要撞机了！ 不知不觉中，两架美军双翼飞机精准地朝彼此飞去。本垒板后那个漂亮的姑娘吓得晕了过去。世界著名的游击手顾不上危险，最后一次加大油门，拼尽全力。然后，正当球急速下落、跌入他的手套之中时——啊啊啊！空中撞机！空中撞机！紧急求救！ 两架失事的飞机无声地坠落了。他们并肩躺在二垒后方的球场上。号手湿润了嘴唇，吹响了安息号。人们在恐惧中等待着，这等待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然后，富勒慢慢地站起身子，掸了掸自己。他双眼茫然，没受什么伤。他低头看着游击手。游击手是这场双杀组合中的三分之一，但此刻已经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为了履行职责而身受重伤。然后，他看见了那只缝着红线的棒球。球就躺在这个棒球新人的手套中，从接球口袋里向外张望。他的脸上慢慢露出微笑。他明白，虽然还要等很久，这个世界著名的游击手才能奔赴下一场战役，但起码，这一次的努力没有白费。看，这个孩子倒下了，但球被抓住了。

　　“嘿，费多？”二垒手米奇·富勒说道。费多？你拿错漫画了，米奇。“你知道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啦。”他说道。游击手回答说：“嗯。”

　　此刻，洋基队队员已经完全忘掉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冲到中外场，来看这个世界著名的游击手还能不能再起飞。查理·奥利弗第一个抵达了事故现场，随之而来的还有步兵师的医务人员。步兵师驻扎在法国亚眠城外。他们确定，世界著名的游击手没有死掉。然后，斯默奇·法伯和戴维·厄尔轻轻地把他抬到担架上。为了让他更舒服一点，他们还试着脱掉他的手套。别想了。就算昏过去，他也不会放开这个球的。他们抬着他穿过球场，往队员休息室的方向走去。他们走到垒线旁边时，包厢里的球迷开始欢呼。这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让游击手振奋起来——尤其是睁开一只眼后，他看见本垒板后那个漂亮的姑娘已经为他织起了袜子。他知道，因为这次牺牲，白宫可能会给自己颁发一枚紫心勋章，更别提自己一定会被提拔到领头小猎犬的位置了——在《花生漫画》里，领头小猎犬能领导所有的小狗。然后他慢慢地陷入了一片黑暗。他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不管他这架两栖飞机有没有被烧毁，在这一刻，世界上都不会再有比他更幸福的人。

　　除非是米切尔·巴克曼。

　　哎呀。

　　Q_《小说界》杂志

　　A_史蒂夫·克卢格

　　Q：《一鸣惊人》是你第一部关于棒球的短篇小说，在它的基础上您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据我所知，你至少写了两部棒球主题的长篇小说，其中，Last Days of Summer在美国非常畅销，也被译成了中文（《那年深夏》）。在美国的学校里，这本书常被用来代替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A：很显然，现在的美国高中生在读《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时碰到的问题，跟我十六岁时碰到的是一样的——第一次读到小说中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讽刺后，我就生气地把书扔到了房间的另一头。事实上，接下来的三十七年里，我都没有再去看它，而当我重新开始读它时，我发现这本书是有史以来最勇敢的美国小说。十六岁时的我没意识到，小说里那些种族主义的语言并没有恶意，它们不过是当时的口语而已。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觉得这些话是“种族主义”的，是后来那些更先进的人把这些词贴上了贬义的标签。从那以后，这些话才变得让人无法接受。我还发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其实是那个年代最反种族主义的小说。小说后半部分有一个关键的情节：哈克决心要把吉姆从权贵那里救出来，而吉姆是个逃跑的奴隶。哈克想起从小到大，他都相信，只要保护非裔美国人不受其他白人欺负，就一定会下地狱。然后哈克决定，宁可下地狱，也不能让他的朋友失望。对于南北战争后的很大一部分读者来说，马克·吐温的这些话都太具煽动性了，以至于如果马克·吐温出现在当时任何一个南方州，都可能会被私刑处死。但是，现在的大多数美国高中生了解得还不够多，没法体会故事的精妙所在。我花了很多年学习美国和民权运动相关的文化背景，然后才能真正理解这部小说。与此同时，老师们得去培养学生。他们没法把《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拿来用，就找来Last Days of Summer作为代替。原因仅仅在于，这两部小说有着相同的主题：年轻的男孩被不负责的父亲抛下不管，找到不寻常的成年人来接替父亲的角色；最为肮脏丑陋的种族主义；通过自己的选择，建立新的大家庭，让他们取代原本的家人，或者说让家人越来越多。不过，Last Days of Summer用词更为现代、通俗，青少年也就更容易理解。

　　Q：Last Days of Summer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你还把它改编成了百老汇音乐剧，并撰写了剧本和歌词……

　　A：从两岁那年开始，我就在无意中成了一位百老汇音乐剧迷。只要有原声专辑发行，我的母亲就会把它们都买下来，然后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这么一说，人们可能会觉得，是我首先想要把Last Days of Summer改编成音乐剧的。事實上，第一次有作曲家找到我是在2006年，当时我觉得他疯了。Last Days of Summer是一部由无数片段组成的书信体小说，你怎么可能把这种小说改编成音乐剧？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有太多的人试着来说服我，我就开始认真考虑这个想法，并决定由我自己来写歌词和剧本，因为小说里的角色都有独特的说话方式——每个人的用词都是不同的——所以我得确保他们的台词和歌词风格一致。在这之后，一切都推进地非常迅速。因为一连串幸运的偶然，百老汇导演杰夫·卡尔霍恩同意执导这部作品。他是我的第一人选。百老汇最有创意的作曲家杰森·霍兰德也同意来编曲。仅仅几个月，我们就集结了百老汇的歌手们和一整支乐队，录了十几首歌。再过几个月，我们就完成了整部剧的行业内部试演，这给我们找来了百老汇的制片人。所以，真的只是在前十年半里拖了很久——之后的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快得简直让人觉得难以跟上了。

　　Q：想起你跟中国有一个有趣的联结。《花鼓歌》是一部由罗杰斯和哈默斯坦制作的音乐剧，改编自华裔作家黎锦扬的同名长篇小说。这部剧作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它和其他作品一起，让你爱上了音乐剧……

　　A：1958年12月1日，《花鼓歌》在百老汇上演。我那时只有六岁。 到了1959年初，我已经能记住全部的配乐，感觉自己跟专辑封面上的那些演员都特别亲密。黎锦扬的小说讲述了1957年旧金山唐人街里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与鸿沟——长辈还坚守着从中国习得的文化价值观，晚辈们却已全面西化了。这部剧让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名字也可以出现在百老汇剧院门口的灯板上，它还让我决心长大后做一名中国人。（后来我发现，这种事是我没法选择的。我很崩溃。）就这样，我开始用一生的时间来热爱亚裔美国人文化，这些年，这种热爱表现为许多形式，尤其是我努力建造了一个纪念公园，来缅怀12万日裔美国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出生在美国的——二战期间，这12万日裔美国人都被关在了铁丝网后的集中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