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昱宁

　　女孩名叫黛尔，是个高中生，正是会对生活中出现的所有男人都产生好奇和恐惧的年纪，正是会跟闺密半真半假地谈论性的年纪。那个跟他半生不熟的成年男子叫张伯伦，是家里女房客的男朋友，他有一双白皙的手，和一堆从战场上带来的故事。此刻，他就站在楼下的客厅。女孩和这个男人之间，横着她的母亲，她跟张伯伦随口闲聊着那些热带的早熟的女孩，却又警觉地打发女孩上楼。在这个名叫“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的故事里，“女孩”总是自觉地与“女人們”拉开距离——她认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要从她们的模板中突围，她相信她的生活会跟她们截然不同。在黛尔眼里，哪怕是母亲，也只是那些“女人们”中的一个而已。

　　“（那些热带地区的女孩）比黛尔大不了多少，”张伯伦刚刚说话的声音一直回荡在黛尔耳边。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作者艾丽丝·门罗用黛尔的第一人称描述：“就像人造丝抚摩着皮肤”，让她感觉到“危险和渴望”。黛尔身上的这件晨衣，黑色，有粉红和白色的花点缀，实用而舒适。在听到张伯伦和母亲的对话之后，黛尔没有去餐厅吃饭，而是径直跑上楼，脱掉自己的衣服，换上了这一件母亲的晨衣。这是下意识的行为。在感受到危险和渴望时，女孩黛尔觉得只有把自己的肉体，装进“女人们”程式化的外壳才是安全的，哪怕它是人造的，廉价的，哪怕它只是提供某些假象。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那时，年轻的门罗就已经能娴熟地在细节里使用这样尖锐的意象。三十多年之后，她在短篇《温洛岭》中，安排一个大学女生走进富翁的豪宅，在他的指令下，赤身裸体地坐在椅子上，背诵豪斯曼的诗歌《西普罗郡少年》。包在那把椅子上的毛皮，起到了和“人造丝晨衣”同样的效果——它们都刺激着女孩的欲望，但是同时又让她感觉到这种欲望是被刻意引导的，是不由自主地进入某种她本来希望挣脱的模式。《温洛岭》里的女生毕竟更年长，毕竟在大学里攻读哲学和英语，所以在此后的岁月里，她终日沉浸在图书馆里，写论文，得无数个A。可是她知道，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那把椅子上的毛皮还在刺痛着她（“那是挥之不去的刺痛之耻”）。她说，尽管那富翁根本没有碰过她，但“归根结底，他还是对我做过些什么的”。

　　究竟做过些什么呢？我们把《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跟《温洛岭》放在一起对读，确实能读出更多的意味来。在《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里，黛尔也一直以为张伯伦会对她“做点什么”。黛尔期待的那种性接触是矛盾而混乱的，似乎既有浪漫化的男权意志，也有那么一点抽象的女性自我意识。用她自己的话说，那应该摒弃“父亲或同志式的友好”，必须“像闪电一样野蛮，疯狂的闪念，对体面的表象世界的一次梦幻般的、无情的傲慢入侵”。入侵的究竟是她自己，还是这个虚假的世界，她也说不清楚。而书外读者的疑虑，被作者的叙述一次次悬置。我们都知道有事要发生。作为一个老于世故的读者，我们担心年轻女孩的叛逆被无耻的男人利用。当张伯伦开着车来、对着黛尔按喇叭、让她双腿发软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然而，我们担忧的性侵，以及更可怕的恶性事件，都没有来。门罗善于让读者的预计落空，然后猝不及防地给你另一种震惊。我们渐渐发现，张伯伦要黛尔做的是两件事：首先，把他女朋友弗恩的信偷出来，因为他曾经在信上许诺过娶她，而现在想违背诺言，远走高飞;其次，到僻静的小河边，以一个重度露阴癖的姿态，来了一场匪夷所思的个人表演。这一段门罗写得极其耐心，从黛尔的视角审视这个男人是何等的自大，又是何等的虚弱，写他“在静静的花枝的环绕中，整个表演似乎是被迫的，怪异而意料之中地夸张，像印度舞蹈”。如是，门罗把讽刺力度推到了最高级，这根弦一直不松劲，直到最后张伯伦用一句台词把一切都变成了一个寒冷彻骨的笑话：

　　“‘你真走运，呵？他对我笑着，虽然他还没有完全喘过气来。”

　　“你真走运。”——《温洛岭》里的富翁虽然一言不发，但很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在他们的定义里，这种肆意宣泄性别优越感的姿态，对女性并没有造成什么肉眼可见的伤害——这简直是他们道德节制的体现，女人有什么理由要求更多呢？在门罗冷峻的笔下，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委实令人气馁。小说里有一处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的闲笔，写黛尔在路边看见一只躲在树上的白色孔雀，从它的叫声里听出“疯狂、责骂和杂乱”。但是转述这件事给张伯伦时，对方的反应却是马上唱起歌来：“去看孔雀，去看美丽的孔雀。”黛尔的闺密很快就跟着赞叹孔雀的“漂亮”，却引来黛尔的反感。上楼睡觉时，黛尔写下一句诗：“朦胧的夜晚，是什么在树上鸣叫？是孔雀的歌喉，还是冬天的幽灵？”

　　短篇小说发展到门罗的年代，作者和读者都已经习惯于不在文本中追索标准答案。孔雀代表什么，“美丽”代表什么，黛尔的反感又代表什么，我们不必落到实处。我们需要感知的是，当女性和孔雀都只能负责“美丽”时，女孩和女人们的世界，会变得多么荒芜。同样的，在这样的世界里，男人们最终也沦为一个粗糙的符号，所以黛尔无法清晰地想象张伯伦先生，她说：“他的在场很重要，但总是模糊不清;在我白日梦的角落，他没有特征，但很强大，然后像蓝色日光灯般嘶嘶作响着消失。”

　　在《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的末尾，张伯伦果然嘶嘶作响着消失了。他的女朋友弗恩叹息着当初为什么要扔掉那些谈婚论嫁的信。黛尔的母亲当着她的面说，幸好她逃掉了一场糟糕的婚姻，背着她却说：“我为弗恩的生活感到难过。”我们甚至在字里行间隐约看到了对弗恩怀孕的指涉，但并不那么确定。确定无疑的是，经过这些故事的洗礼，黛尔长大了，而且，对于那些并不确定的东西，她已经“决定反抗它”。这也是《温洛岭》中的女大学生最终的选择。门罗这两篇相隔三十多年的小说，告诉我们两件事：一、时代在变，但女人面临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二、这并不等于说你就应该与这样的环境讲和。无论看待问题有多么辨证，表达方式有多么含蓄，对于个体的反抗，门罗始终是个坚定的支持者。

　　女性迷失的自我，对控制的甘于臣服，背后的深层痼疾，以及个体对此作出的反思和抗争——这些元素始终萦绕在门罗数十年的作品中。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柔韧地在这块被宏大主题挤到角落的方寸之地上耕耘。起初的故事，处置人物（尤其是将其推往绝境）、揭开伤疤时，她下笔是略显犹豫的，但需要作者表明态度时倒从不怯场，那时的门罗甚至偶尔并不掩饰一个斗士的姿态。到了后期，情况正好倒过来，人物和情节趋向惨烈、不留余地，门罗自己的态度倒越来越柔软，对笔下女性及其环境的悲悯和理解溢于笔尖。

　　不过，艾丽丝·门罗并不是桑塔格和波伏娃，给出任何确凿的结论，并不是她的任务和本分——尤其到后期，她在文本中流露的态度，远比“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为复杂也更为暧昧。“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门罗在访谈中说，“我确实认为做个男人也挺不容易的。”与当代很多大作家一样，门罗的这番表态与其笔下的小说文本互相嘲弄，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其作品的组成部分——更明确地说，是一种文本之外的叙事策略：其欲盖弥彰的姿态，本身就对七十年代以后女权主义陷入的困境构成反讽。

　　《女孩和女人的生活》同时也是门罗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的标题。除了这个同名的短篇以外，其他篇目也都以黛尔作为女一号叙述者。其他人物的名字、身份，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加拿大一个叫诸伯利的小镇），都保持一致，故事的情节虽然各自独立，彼此間却也有一定的连续性，因此这本书曾一度被认为是门罗唯一的长篇小说。不过，如今学院里一般把这一类作品称为“系列短篇”（story sequence）或者更形象的“短篇故事环”（short story cycle）。

　　整本书也确实像一个看不见的环。通过黛尔的视角，小镇上各色女性的故事被串在一起，占据舞台的前景;稍远处，仿佛是舞台的后方，则是属于男人的那个环。在诸伯利，男人与女人当然常有交集。但在黛尔的观察中，这两个世界各行其是，各有一套难以打破的规则，从未平等而和谐地交融在一起。

　　考虑到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语境，这样的叙事倒也不能算特别异类。不过，时隔多年以后，中国的读者拿起来重读，却会时不时地被某些细节震撼，体会到某种年代错乱的荒诞感。比如下面这句：“我读了或跳读了人口增长的统计数据，各个国家通过的支持或反对人口控制的法律，因宣传计划生育被抓进监狱的妇女。”世界太大，样本太多，我们以为早就洞悉秋毫的一面，翻过来就是另一面。

　　书里的黛尔所经受的，就是被当时各种来自报纸上、书本上、生活中的样本重重包围的过程——当然，这同时也是她从中寻求突围的过程。她信仰知识，喜欢阅读，热爱观察，不希望被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彻底说服。无论是遵守传统观念的姑妈，还是她那个从小就梦想着出嫁的闺密，或者离经叛道、热爱艺术、却最终把自己变成祭品的女教师，都不是她的理想模板。哪怕是她自己的母亲，这个被小镇妇女当成疯子来嘲笑的女人，虽然对黛尔的成长影响最大，最终也成了她需要抵抗的对象。因为她敏锐地感到，母亲的女权言论常常是空洞的，教条的，缺少策略的。当她对着黛尔热情地宣告“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开始改变了……我们需要自己的努力实现这种改变”时，黛尔却在想：“她对我的了解就仅限于此。”

　　在门罗的作品序列里，《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之所以被认为特别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评论家在其中看到了太多门罗自己的影子。黛尔的成长轨迹、家庭背景，与门罗本人精确重叠。在作为这本书尾声的短篇《摄影师》里，黛尔像门罗一样当上了小说家，因为市政厅图书馆里所有的书都不能满足她，她说：“我要有自己的书，我想我唯一能把生命派上用场的就是写小说。”

　　不过，仅仅以自传体的性质来解释这本小说的出色，是不够公平的——即便大部分取材于真实的生活，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还是能把熟稔的事物写出陌生感，写出某种刹那间浮出日常生活表面的质地。见证小镇风物的女孩和女人们有很多，门罗却只有一个——在她的笔下，人造丝或者白孔雀，都会出现在它们应该出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