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我并不具备免费门诊治疗的资格——五次治疗是给退伍老兵的，而下个月，我又要重新接受部署了——但我给退伍军人事务部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为自己的情况申辩。然后，我就得到批准，在我的法定兵役期限——永久——重新开始之前，可以趁机参加这五次中的两次治疗。
我的邮件很短：“我的队伍里仅存的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我），在签下自杀协议之前，暂时还不用死的时候，想跟您这儿的心理医生见上三十分钟。”我不确定最惊动他的是什么。是我用第三人称提到自己，还是本来能一听到匆忙又迅速的一声“开火”，就可以把几个村庄全都炸毁的三个人，可能就要逝去，成为三具温暖的尸体。
不管怎样，我在第二天早上接到了电话，得到了一个电话号码，和到这间诊所的路线。诊所位于纽约最烂的区，挤在一家面包房和一个当铺之间。我哼着歌来打发时间，翻阅一本名为《创伤后压力综合征：了解真相》的小册子。翻开封面，是一系列的症状。“睡眠紊乱。广场恐惧症。转移愤怒。暂时失忆。情绪反应迟钝。”可就在我要问候诊室里坐在我对面的马多克斯，或者像胎儿一样蜷缩在地上的斯内克，“情绪反应”是什么意思前——我想它和感觉有点关系，而这是我很多年都没有体会过的了——轰隆一声，回忆袭来。在伊拉克的一场露天婚礼上，导弹被引爆了。一个名列国家最高通缉犯列表的叙利亚人被认为参与其中。
鲜血。尖叫。女人低沉的呻吟。我紧紧抓住椅子的两侧。我的头痉挛性地向后抽动，好像回忆本身是一团有毒的云，里面满是催泪瓦斯，它悬挂在我的脸庞之上，而我则把脸上和身上的肌肉扭曲到最僵硬来躲避。朦胧之中，我听到有人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还没到最后一局，索克斯就不顾一切，向洛厄尔投球。满垒。他把球击向左外野;球勉强碰到罗伯森手套的最上面。一次漏球！奥利兹滑来，后面跟着贝德利。洛厄尔溜到二垒，这个时候，罗伯森向格林正面投球。人们都他妈的疯了。”
马多克斯的嘴里叼着根没点着的细长雪茄。他正在为斯内克做昨晚比赛的实况报道，而斯内克用前后摇摆来回应他。前台接待员走了进来，这将马多克斯的美好回忆——他是索克斯的球迷——和我暂时称为“不那么好”的回忆，拼接在一起。
“列兵米奇·斯伯丁？”我站了起来。
“是我。”我用嘶哑的声音尴尬地说道，就好像又回到十四岁，浑身难受地和健康课上其他长着痘痘的怪人们一起排队，等待一位女同性恋护士说出致命的宣判：咳嗽。
“请跟我来。”我被领着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进一间没什么摆设的屋子里。“想坐哪里就坐哪里。”我環视四周：有一把转椅，很显然是医生的。还有一个双人小沙发，上面放着个带流苏的枕头。就像在陆军，我心想。别难过，朋友，选择都是假的。
我坐在沙发的最左边。我不知道应该把胳膊放哪儿。
她指了指门边上的一台康丽根水箱。“请喝点水。汉纳医生很快就过来。你要来本杂志吗？”
“你有《汽车交易》吗？”
“麻烦再说一遍？”
“不用了，谢谢。”我说，“谢谢。”
她一离开，我的双眼就变得像腹腔镜一样。我扫视屋内，好像自己有60秒钟的时间来把感受到的每一个细节编成编码，而如果我记错了，就会备受折磨。我列了个详细目录，估测了屋子的尺寸，找出了三处可能藏有敌人的地方，还有两个我能在反击时持续开火的庇身之处。
之后，我又一个人待了九分钟。
我重新把对屋内的最初印象译成编码。我背了遍军用字符。我做了一连串为了让水下肺活量达到最大的拉伸运动。如果让我做回以前的自己，哪怕只有一分钟，我都会伸开胳膊，躺在沙发上，把脚跷起来，从医生桌子上的维多利亚式糖果碟里拿颗薄荷糖。我会哼上辛纳特拉《今晚真幸运是个女人》里的一两节。然而此刻我还是定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发呆。
第十分钟后，一个矮个子男人走了进来，关上门。他留着一脸修剪整齐的络腮胡。我想都没想就站了起来。他朝我伸出手：“杰克·汉纳医生。”
“列兵米奇·斯伯丁，美国陆军，第五十步兵旅。”
“你们步兵旅的座右铭是什么？”
“遵守规则。”
“特鲁迪给你水了吗？”
“是的，长官。”
“没必要说‘长官。你可以喊我杰克。”
“好的，长官。”
“请坐，”他说。我像个保龄球瓶一样向后倒下。
他亲切地笑了，跟我对视了好几秒，直到我觉得极其难受。我没有移开视线。我的双眼开始因为一直睁着而流泪。他把一个文件夹打开放在膝头，开始翻阅起来。“米奇·亚历山大·斯伯丁，”他说道，“21岁。服役时间，18个月。作战区域：保密。军事荣誉：无。附加评价……”他念道，但没有把那之后的内容读出来。
“军事荣誉是要在死后才能授予的，长官。”我含糊地说。
“什么？”
“没什么。”
“米奇，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吗？”
“趁我的下一次派遣还没开始，利用一下陆军慷慨给出的两次免费治疗机会。”
“好的。那么，在哪里开战？还有很多其他从伊拉克自由行动休假回来的士兵，没能早早地利用免费治疗的机会。”
“长官？”
“让我把问题重新说一遍，”他说，“你感觉怎么样？”
“长官？”
他又一次微笑了。我用扫视屋内的方式扫视了他的脸：迅速，又能洞察一切。我有两个直接的目标：获得准确的印象，消除误差。我没法把从他脸上读到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也不需要这么做。我只是在搜索软弱和恐惧的迹象。因为我的大脑没能感受到这两种特质中的任何一种，我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个男人，也不知道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米奇，”他靠在椅子上说道，“跟我介绍一下去伊拉克之前的你。”
我的姿势还是一丝不苟的。我还是不知道把胳膊放在哪儿好。我的手指渴望着扳机。“没什么特别的，”我说，“我上了公立学校。”
“兄弟姐妹呢？你的父母呢，他们还在一起吗？”
“四个兄弟姐妹。我是最大的。母亲在我两岁的时候死了。”
“有什么爱好？”
“我以前弹过吉他，还用工具做过飞机模型。”
“很好。”他低头看我的表格，然后合上文件夾，把它放到自己的桌上。“你会用什么形容词来描述入伍前自己的性格？你是个顽皮的人吗？害怕针吗？有性生活吗？有多能吃辣？你折磨过小动物吗？”
我生气了。我确定他在嘲笑我。
“这些是常规问题。”他说。
“我从不往吃的上加盐和胡椒，”我说，“十岁时，我为一只受伤松鼠的腿做了个夹板。”
“还有前面三个问题呢？”
在不用思考地做事时，你并不需要从一连串的指令里挑出最合适的，而是只听对方给出的最后一两条。我的大脑不能用来处理任何其他的东西。“我不记得了。”我说。
他在本子上记下一笔。“你去伊拉克前待过的训练营，能为我描绘出一幅记忆图像吗？”我的心跳加速。我告诉自己，这个男人也是我们的人。一个军队医生。他受雇于政府，来倾听我们的记忆。他不会向任何人汇报。
“我很抱歉。”几分钟后，我说道。
“我可以等。”他说。我向窗外匆匆一瞥，但我们所处的楼层是如此之高，而我能看见的全部，就是一片飘浮着的孤单的云。
“我的头被剃了，”我终于开口，“我被分到了一张床铺，和其他九名士兵住在营房里。为了训练，我们五点就要起床。”
“哪种训练？”
“给我来二十下，混账。现在亲我的靴子，然后给我再来十下。”
他无动于衷地坐着。“这就是所有的了？”
“还有障碍跑。我被扔进水池里，脚踝上绑着负重。快淹死时，我又立刻被弄醒。”记忆图像开始一幅幅地涌来，而我坐得更直了。庄严的。
“我们学习各种攻击性武器，还有怎么迅速地部署它们。我们研究作战区域的地图。我们学会如何用酒来贿赂村民，让他们带我们了解地形。还有如何快速启动敌军的车，如何给惊厥发作的士兵们喂抗惊厥的药。要把药放在士兵的舌头下，这样他们不会把它吞下去。我说的‘它是指舌头，不是药。”
我试着大笑，但笑声听上去却是哽咽的。
“你会怎么评价自己受到的指挥？你在什么时候升职了？为什么？”
突然间我感到极度的疲惫，而我们甚至都还没离开营地。
“升职是因为队里的其他人都沉迷于毒品和色情。指挥我的是陆军中最好的中士。”
“那指挥其他那些听命于你的人呢？”
“我愿意为了团队牺牲。在交战区，我努力掩饰自己的恐惧。”
“请描述你在海外军事基地的生活情况，”汉纳医生说，“‘米奇生活里的一天，如果你愿意的话。”
“一间房里十二张床铺。六点起床，汇报情报，然后绘制出敌人的隐匿之处，直到十点。每周有四天的巡逻站执勤。其他三天我通常在护送车队里，到处开。大概一个月有一次，我们会被叫去作战。”
“谁是敌人？”
“哈？”
“跟我描述一下，你们的部队军官是如何定义敌人的。谁在威胁美国和伊拉克公民的安全和自由？”
“激进派的宗教极端组织，长官，他们中的很多人藏在山上的飞地里。”我说道，心想这个笨蛋难道不看新闻吗？
“我知道了。好了，米奇。我们马上进入‘脆弱区域。”我嘴里全是口水。我不知道这是因为饥饿还是因为羞耻。“请描述在美国陆军服役期间，你遭遇的第一起死亡。”
“这简单。列兵斯科特·弗兰德斯在基础训练时踩上了一个饵雷。”
“你那时跟他在一起吗？”
“是的。”
“在列兵弗兰德斯之前，你见过死亡的发生吗？”
“没有。”
“能具体地描述一下这件事吗？”
“一碰到那个装置，他的身体就分成了一块块。”
“你的初级情感反应是什么？第一次遭遇死亡后，很多其他的士兵报告了各种各样的感受，从愤怒到悲伤。”
“嗯，震惊。”
“只有震惊？”
“对。”
“谢谢你。”医生用钢笔写下一长段流动的斜体草书。“请描述你遇到的第一次平民死亡。”我用力用手抬起右腿。“一切都还好吧？”医生问道。
“我的两条腿没感觉了。”
“试试看抖抖腿。到处走一下。”我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时不时伸手抓住书架的边缘。我用脚趾抵着墙，留下一道擦痕。“有意思，”医生说道，“你竟然就在刚刚经历了局部麻痹。”
“不是我。是我的身体。”
“你能就站在那儿回答我上一个问题吗？”他转着他的椅子。有一种阴暗而残忍的感觉开始在我的心中升起。
“一个女孩。大概八岁。很可爱，头发上扎着一条丝带。”
“发生什么事了？”
“她走进了军事线里。”
“谁的部队？”
“我们的。”
“武器形式？”
“M16A2突击步枪。”
“谁击中的？”
“不确定。”
“会是你吗？”
“不一定。”
“她从哪里被击中？”
“背后。”
“她得到空中救护了吗？”这个问题对我而言是残忍的。我拒绝回答。
“我就当作没有了，”他说，“请描述一下你的第一次故意杀人。”
“该死！”我说，“你认真的吗？”我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知觉，但我不想回到沙发上去。我还是站着，像一位著名的美国作家，为了拍一张媒体照而在自己的书架边摆着造型。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爆炸;我觉得自己被单独挑出来受迫害。我确定，马多克斯和斯内克不会被问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没这样被不是敌军的力量威胁过。
“这些问题不是强制的。但如果你不回答，你得跟你的指挥官解释原因。”
“我第一次杀人，”我清楚地说道，“不仅杀了一个人，是四个人。他们是同时死的。”他坐着，笔一动不動。“我往一小群恐怖分子身上扔了一颗手榴弹。他们躲在一个碉堡里。”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恐怖分子？”
“一个内幕消息。”
“你怎么知道他们死了？”
“尖叫，然后寂静。“他用力点点头。
“你把尸体找回来了吗？还是就把他们留在碉堡里？”
“长官，我用的是手榴弹。找不回尸体的。”
“米奇，在伊拉克的时候，你曾遭遇过敌军的攻击吗？”
“有。但我很幸运。光这个月，我就看到十三个人死了。”
“你说在见到列兵弗兰德斯死的时候，你有一种震惊的感觉。在后来的战争伤亡中，你有持续产生这种感觉吗？”
“震惊不是一种感觉，它是对感觉的一种抗拒。一种缓冲。”
“所以，你还是持续地感受到那种抗拒感吗？还是有其他情绪浮现？你总得感受到点什么。”
我听到深色皮肤男人的喉咙里，死神颤栗的喘息。我看到和我打了两年牌的男人，眼睛往上翻去。我看到母亲们在戴头巾的男人尸体前弯下腰，把他们搂在怀里，在沙中摇摆着，唱一曲全是元音的悲伤的歌。我听到人们用英语、阿拉伯语、印度语和法语诅咒上苍。我听到弗兰克·帕特森说：“米奇，我要死了吗？这就是结束了吗？”
“我昏倒了几次，”我说，“我经常吐。有一次，我用来复枪把一具波斯男人的尸体翻了过来。他在微笑。但他死了。”
“很好。”医生边草草写着，边说道。
“第二周，我正在街上巡逻，然后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孩在一家露天咖啡馆喝茶。我有多久没跟女孩在一起过了，一年？我正准备走过去，然后就爆炸了。自杀炸弹。”
“她是袭击者还是受害者？”我摆了摆手，好像在赶走谄媚的话。
“我可以说一整天，”我说，“但我想我们自己人的死亡是最让人痛苦的，因为我知道他们。我知道他们的中间名，他们跟多少女孩睡过，他们在梦里会叫嚷些什么。我知道他们回家时想要第一个见到的人。”
“在你的排里，有谁跟你走得近吗？”
“卢克·桑德斯。”
“卢克·桑德斯。”医生说道。他和蔼地放下笔。
“他来自费耶特威尔，或者那附近。我能懂他，你明白吗？他能懂我。”
“我的小同志。”汉纳医生说。我盯着他看。“兰波，”他说，“我很抱歉。请继续。”
“卢克是个疯狂有趣的人。大学毕业后，他一直是个公园管理员。然后，呼，他在看报纸时染上了病毒。”
“病毒？”
“错位的爱国激情。”汉纳医生伸手拿笔。
“把那写下来的话我就杀了你。”
他惊慌地抬头看我。“我认真的。不要。”
“你没什么好担心的。这些治疗都是为了你自己的心理修复。这不是审讯。我保证。”
“放下那支该死的笔。”他放下笔。“总有些年轻人被欺负——戴眼镜的蠢胖子，一有机会就要给妈妈打电话的家伙。没人捉弄卢克，他不一样。新兵训练的时候，他会在我们都睡了以后去读书，读些聪明厉害的垃圾玩意儿，梭罗和赫胥黎之类。我们会笑他，但这只是因为我们敬佩他的思想。他对自己的未来有打算，这跟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一个天生的军人。”汉纳医生说。
“正相反。他没有杀戮的天性，一点也没有。”我在回忆的时候几乎微笑了。“他总是向靶子的边缘射击，不向其他地方，甚至不靠近靶心。每次训练后他都会偏头痛或者中暑。不管怎样，他们都会派遣他的，但弗兰德斯死的时候，他就在弗兰德斯旁边。然后他疯了。所以他被延迟了两个月。那个陷阱不应该被引爆的。有人搞砸了。”
“面对列兵弗兰德斯的死亡，列兵桑德斯有什么反应？”
“他试着捡起弗兰德斯的身体。身体的碎片。”
“他把列兵弗兰德斯的遗体收集起来了？”
“是的，长官。我们得到指示，除非认为还有幸存的机会，否则不要在战斗中触碰丧生士兵的身体。但当时，周围没有一个中尉。所以我们就看着卢克到处爬着，捡起血淋淋的四肢。”
“然后呢？”
“然后他就——”我转过头，但在我转向的那一面，没什么可以帮到我。我把头转向另一面。还是一样。我用力扇了自己一巴掌。“然后他就尽最大努力，把它们堆在一起，坐在那旁边，开始嚎叫。”
屋里一阵寂静，有一种时空分离之感。在那个片刻，汉纳医生和我飘浮在那里，时间不存在，空间也不存在。“从那之后他再也不一样了。但他决心坚持到底。我想他在尽力向自己证明什么，可很明显，他不具备该具备的东西。”
“快进，”汉纳医生说，“到伊拉克。”
“在德克萨斯发生的事情后，每个人对他都真的很温柔。甚至是总想要羞辱他的帕尔默上校。卢克不属于那儿。这是个巨大的错误。他对每一起死亡的反应都跟对斯科特的死亡一样。”
“卢克是一个敏感的年轻人。”汉纳医生说。他希望我认同这一点，但不知为何，我感到愤怒，好像他让有关卢克的回忆变得廉价。
“没人会惹卢克，所以我跟他在一起时，也没人会惹我。”
“一个领导者。”
“不，一个朋克。他写诗。”
“他在诗里写什么？”
“性、毒品和摇滚乐，”我谨慎地说，“你他妈觉得他会写什么？他写痛苦。他写死亡。”汉纳医生草草记下一笔。“你刚刚写什么了？给我看。”
“别固执。你有留着卢克的诗吗？”
“我想看你写了什么！你写了‘列兵斯伯丁的朋友，在死前写到死亡？还是说你写了‘当谈到和已故的列兵桑德斯的关系时，列兵斯伯丁开始流露出一些情绪？”
“米奇。拜托了。”
“给我看那个笔记本，不然我就从你手里把它撕了。”
“把长期参战造成的巨大创伤组织成叙事形式，能让经历变得真实，即使这很痛苦。”汉纳医生说，“你想看我的笔记，我并不惊讶。但是，这违背了临床实验的原则。你想谈谈卢克的死吗？”
“卢克被一名伊拉克公民近距离击中。那个伊拉克公民认为卢克在掏武器。实际上他是在找自己的打火机。列兵施瓦茨试着用火柴来点香烟，可火柴总是熄掉。”
“这是真的吗？”汉纳医生尖声说。
“是的。”
“多么悲惨。”
“如果你要来写个故事，基于我目前为止跟你说的内容，还有过去那么多年你从其他士兵那里听到的，写出来的会是个喜剧吗？”
“所有的战争都艰难又凄惨。”汉纳医生说。
“有的人不应该死，对吗？”我问道。
“列兵桑德斯，他立刻就死了吗？”汉纳医生说。
“当然不。那可是个恩赐。”
“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那天夜里。”
“他还有意识吗？能说话吗？ ”
“午夜前后，他咕哝了一些无聊的东西。然后他说‘谋杀不是一门艺术。”
汉纳医生花了几分钟伏在他的纸面前。他好像在描摹一个圆圈。“我们快结束了吧？我们可以在第二次治疗中处理剩下的内容吗？”
“听起来不错，”汉纳医生站着说，“我们可以讨论膳食金字塔和睡眠的重要性。”他伸出手跟我握手。“列兵斯伯丁。一个光荣的人。谢谢你为我们的国家服务。”
“我是颗行走的定时炸弹。”
“你的前面是光明的未来。”
“我在往回走，医生。我今年的梦想是失去一条胳膊，或者两条，然后得到圣杯。”
“那是什么？”
“光荣退伍。别忘了把这也加到你的笔记里。后会有期。”
我乘电梯下楼——马多克斯和斯内克已经消失了——走出门，叫了辆出租车。一上车，我的军用身份识别证就缠上了一根胸毛。我失去了感觉，但起码我可以思考，我想。想办法治疗创伤后应激综合征没什么意义。多年来，我的大脑中，已经没有哪块还会寻求快感，更别说想满足需求（狂欢节啦！孩子们快来呀！） 了。
我唯一想做的就是用手指止住伤口的血，但流血的是我的内心。因此，我会成为一个这样的男人，立着军姿，却流血不止。伤疤组织让我分离的灵魂更加丑陋。直到我的号被叫到的那天。再见了黑鸟。再见。
Q&A
Q_《小说界》杂志
A_弗吉尼亚·科沙
Q：为什么写这个故事？有没有哪个特别的人给了你灵感？
A：在读完有关战争副作用和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伊莱恩·斯凯瑞（Elaine Scarry）的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之后，我写了《黑鸟》。斯凯瑞的这本书从临床的角度，有力地论证了表达、衡量或是评估生理痛苦的难度。同样，战争、创伤和折磨，会摧毁我们把经历组织成语言的能力，从而无法战胜痛苦、得到治愈。小说和诗歌，不就是要试着把不能表达的事物表达出来吗？所以，带着这些思考，我觉得如果从一个士兵的视角来写一个故事，会很有意思。这个士兵不去讲述已结束的过去（他的战争经历），而是在战争正在进行时休假——他必须再回到战场。我还想体现的是，军队对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显然没有太大意义。甚至你可以说，这只是个作用有限的“心理治疗一日游”。在这个环境里，即使他们想要寻求治疗，但这样的短暂会面，也仅仅是加深了他的无助和悲痛。
Q：故事里的美国和你现在生活的美国有没有相似之处？
A：当然有。故事里描述的美国，想用一片创可贴来草率地弥补一个深层次的、系统性的问题——美国这样一个军工复合体所狂热关注的那些国家，往往既不想要我们半民主式的“干预”，也不想要随之而来的创伤。不仅被占领的国家留下了创伤，被派遣的军人也留下了创伤。 同样，现在我们生活的美国，在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之下（如果那也能被称为领导的话），正面临着环境、公共安全、经济稳定性和外交政策方面空前的威胁。最大的区别或许在于，跟特朗普充满仇恨的愚昧相比，以前那些好战的总统，尤其是乔治·W·布什，都显得没那么糟了。过去的政府有很大的缺陷，我不认为特朗普政府能改变我们的看法。事实上，我们现在这位执政总统的政策（和税收改革），伤害了那些非常脆弱的人群（工人阶层，女性，少数族裔），剥夺他们的权利。我的小说《黑鸟》，正是在尝试为这群人发声。无助地被征兵入伍（对于米奇来说，这是为了付大学学费），进入到一个更为庞大的机制里，在那里，一切操控都没有理智，充满不幸——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有前途的年轻男人或者女人，所能遭遇的最痛苦的经历。
Q：你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但现在决定移民到加拿大……
A：我的确打算成为加拿大公民——还有几个月，我就能满足拿加拿大国籍的要求了（需要在五年内，在加拿大定居满三年——2014到2016年，读博期间和读完博士后，我也在蒙特利尔住过）。我相信，如果美國继续在政治灾难的路上走下去，在加拿大拿双重国籍只会对我的专业更有帮助。至少，加拿大的问题还没美国的那么糟糕。还有，我真的很爱说法语的蒙特利尔。和多伦多一样，这是座国际化大城市。跟我成长的克利夫兰，还有生活过的圣路易斯、华盛顿特区、底特律这样种族之间相互隔离的美国城市相比，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人口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最后，双语制和多语制是蒙特利尔的常态，这也和美国不一样。美国主要是只说英语的社区。说第二种或者第三种语言——尤其是进行翻译——能和那些没有交集的其他群体进行文化和语言上的沟通。
Q：这是你的作品第一次在中国发表，你对读者有什么期待吗？
A：我的故事能在中国发表，拥有中国的读者，这让我无比荣幸。伴随着现代消费主义社会的圈套，常常会有资本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思维的陷阱：企业意识、激烈的竞争，以及普遍性的、对个体的忽略——尤其是那些在这个体系中被当作负担的个体。我希望《小说界》的读者们能从他的（破碎的）灵魂中，把米奇这个人物当作一个对抗战争恐怖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评论员或者政策分析者——他是一个发声对抗政权的人，在这个冷漠的政权里，平民的伤亡被当作附带性的损伤。而在努力为国家服务、保卫国家的过程中，他的灵魂也受到了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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