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筱一

　　在法国文学的历史上，福楼拜的地位的确有些奇怪。他的鼎盛时期是在19世纪的中叶，与法国小说的鼎盛时期恰巧吻合。他沿着从浪漫主义下来的现实主义脉络在写，因为还没有遭逢世纪末的危机，完全看不出是某段历史的终结者，进入20世纪之后，却始终被当作是所谓小说“现代性”的缔造者来看待。当自然主义之后的世纪孤儿们无所适从，当法国的小说已经魅力不复从前，当小说本身遭遇危机，他始终是一个不温不火的源泉，能够幻化出一些其他关于小说的形式与概念。哪怕到了21世紀，他依然在一波又一波当红的评论家——例如朗西埃或者布鲁姆——手里不断得到新的诠释，尤其是《包法利夫人》。这一点和同样在19世纪到达鼎盛的雨果、巴尔扎克不同，和稍后一点的莫泊桑、左拉也不同——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打倒“侯爵夫人晚上五点钟出门”的写作方式时，似乎是必须要放过福楼拜的，尽管每个《包法利夫人》的读者都能够清楚地定义她的身份以及她的——行动。

　　大多数学者把其中的原因归结于有意而为之的主题之“无”——这可以引福楼拜与红颜知己科莱的通信为证——与同样有意而为之的文体之精致构成的冲突与张力。前者是主题意义的现代性：既然是“什么也不是”的小说，那就可以是关于一切的，男人，女人，激情，痛苦，社会，政治，死亡，身体，文学，风气……甚至，就像朗西埃所说的，还关乎医学。后者是审美意义的现代性，那就是小说，或者更大的文学，乃至艺术“什么都不为”，除了自身。

　　《包法利夫人》的现代性当然需要史实的佐证：小说完成于1856年年末，1857年年初即遭遇有伤风化的诉讼，发生在一百六十年前两个年度的转换之际。遭遇诉讼在那个时代当然并不奇怪，彼时法国挺焦虑的，在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与王权复辟之间纠结，在宗教代表的秩序与世俗所期许的自由和科学之间纠结。福楼拜的好友波德莱尔在不久之后也遭遇诉讼，甚至连“有伤风化”的理由都如出一辙，尽管他的有伤风化和福楼拜的有伤风化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很自然地想要知道，如果说《包法利夫人》表现出与自身所处的时代方向相左，究竟是左在哪里？

　　《包法利夫人》当然首先是个平庸的通奸事件。说平庸是因为倘若在真的生活里，男女之事在法国本不那么令人焦虑，否则爱玛不可能从婚姻的一开始——甚至是婚姻之前——就好像做好了一切准备想要出轨，何况包法利医生对她很好，任由她满足自己种种心血来潮的欲望，直至债台高筑。

　　爱玛与三个男人发生过情爱关系。第一次是和从小说的开始就作为一个笑话出现的夏尔·包法利。夏尔·包法利的好处是顺从、满足，“无忧无虑”，因为不思想，他甚至在遇到爱玛之前，身体里沉睡的欲望也不曾觉醒。与爱玛结婚后，他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只可惜他的幸福感与爱玛的幸福感是错位的，倒是与她的幻灭同步，“他什么也不会教，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指望”，不仅如此，她很快就开始恨他“这种神完气足的麻木，这种无动于衷的迟钝”。爱玛的两次出轨对象并不完美，拉开序曲的环境也不完美，可是爱玛就是要逃离，逃离这种一旦有了具体的对象就沦落为琐碎、平庸、没有指望的生活，继续向理想生活的模式挺进。

　　罗道尔夫本不是爱玛最向往的那种爱情的对象，因为罗道尔夫“生性粗鲁，精明干练”，本不构成受浪漫主义蛊惑的包法利夫人的向往。但反讽的却是，罗道尔夫能够用比莱昂快十倍的速度将爱玛勾引到手，他从第一次见到爱玛开始，就已经把这当做一桩生意来算计：“可怜的小娘们儿！她渴望爱情，就像案板上的鲤鱼渴望水。我敢断定，三句献殷勤的话一说，她就会爱得你要命！一定又温柔，又迷人！……是啊，不过事后怎么从中脱身呢？”

　　罗道尔夫的“三句献殷勤的话”是夹杂在农展会上参议员的演讲中的，这一边在说：“不要去听那些墨守成规的老生常谈……一定要花大力气来改良土壤、施用优质肥料以及培育马牛猪羊的新品种！”另一边在谈情说爱：“有哪一种感情不曾遭受过谴责？……迟早总有一天他们会相聚在一起，会彼此相亲相爱，因为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他们都是为对方而来到这世上的。”

　　但是《包法利夫人》决计不是要清算男性的无情和女人的无知，在与莱昂的感情里，爱玛是打算做个主导者的。由于和莱昂不在一地，爱玛为了瞒过丈夫，需要玩弄“爱情的机巧”，她设计他们约会的时间、地点，她甚至为他们的约会依靠借贷和撒谎支出大笔的费用，以至于“与其说她是他的情妇，不如说他成了她的情妇”。只是在男女关系的颠覆上并不能阻挡她生活的颓势，甚至成了导致她幻灭的最后一击。因为都试过了：资产阶级中爱玛能够到的所有类型。爱玛是浪漫主义爱情观的牺牲者，她不停地幻灭，有趣的是，倒是在幻灭之后，再也没有爱情作为幌子欺骗自己，她才突然间有了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概，在公证人吉约曼试图乘人之危、以钱易色时，她使尽平生的力气夺门而逃。

　　因而爱玛的通奸更像是一个让形形色色的人——而且多是男人——你来我往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以前那类浪漫爱情的剧情都反转了过来。再也没有了为社会所不容的真爱。包法利夫人从乡村进驻小镇，之后又随包法利医生迁往永镇寺，虽然小说的人口密度不高1，但无论是和包法利夫人一起站在前台的主要人物，还是对情节构成重要推动力的药剂师奥梅，抑或是布料商候麦这些次要人物，都指向了——请原谅我们找不到更好的词——资产阶级。

　　《包法利夫人》中第一个与时代风尚相悖的地方可能是在这里：福楼拜写了一群资产阶级，但是没有一个——也许除了据说和他父亲有一定相似之处的拉里维埃尔医生——在他的笔下得到宽恕。其实《包法利夫人》的写作年代是欧洲资产阶级开始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同时又遭遇到各种势力围剿的年代：极权复辟的势力，与王权联姻的宗教的势力，无产阶级的反抗等等，都是在既定的秩序被彻底破坏之后，各种建立新秩序——或者恢复旧秩序——的尝试。但是这些势力尽管各自不同，却有着统一的出口，那就是对资产阶级的仇恨。

　　福楼拜也并没有太例外地仇恨资产阶级，虽然他自己也大体算是其中的一员。只是与我们此前所接受的“资产阶级”的概念不同，这种仇恨并非站在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当然也不站在保守的，还梦想着复辟王权的贵族的立场。包法利是个医生，是福楼拜熟悉的人群，也是福楼拜笔下资产阶级的代表阶层。历史学家，同时也是福楼拜的传记作家米歇尔·维诺克甄别了这一时期占据法国舞台的资产阶级与马克思所攻击的大资产阶级的不同：他们大部分是批发商，公证人，法官，医生，律师，或者靠租金吃饭的地主，“为人小心谨慎，生活平静、节俭、保守、多疑”，在物质主义开始兴盛的社会中唯恐自己一不小心就丢失了生存的权力2。换句话说，是一群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自身的平庸、胆小和狭隘，既不能主宰这个世界，甚至也不能成为革命瞄准的目标。

　　意识形态，或是政治也许是低估了这群人的作用。福楼拜因为他们站在艺术的对立面，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惟其隐蔽性，所谓“像迷雾一般”深入这世界五脏六腑的资产阶级生活模式恰恰是由这群人带来的：富有的沉溺声色，中等的在随时等待着上升的渠道，通过财富或者权力，贫穷的投入盲目的激情，成为所谓的“革命者”。他们成为彼此的目标，或者谄媚巴结，或者因为要替代对方而有意将对方铲除。这种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越过社会制度的藩篱，唯一的智慧只能是投机，小说里唯一的赢家，药剂师奥梅（Homais，亦即“Homo”，“人类”）即是如此。

　　所以爱玛不过是在时代的转折处，不露声色地将这种已经成为现实的生活方式通过艺术的陌生化来震惊我们的一个引子。现实反过来成了未来社会的预言，这当然是福楼拜的功力，但也和福楼拜对于文学何为的认知相关。在福楼拜的精心策划下，我们和爱玛一样，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就掉入了精致的物质陷阱。我们怎么能够忘记爱玛到昂代维利埃侯爵府上做客，如何将年幼无知时读到的《基督教真谛》之类的作品转换成自己未来的生活模式，我们又如何能够否认，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所有人都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用同样的方式继续着爱玛的梦幻和……幻灭：

　　爱玛一进餐厅，就觉得四周热腾腾的，夹杂着花儿和干净桌布的清香，以及烤肉和块菰诱人的香味。枝形烛台的光焰延接到餐桌上的银罩；晶莹的水晶蒙上一層雾气，不再显得耀眼；一丛丛鲜花，沿长餐桌一溜儿排开，宽边餐盆上，餐巾折成主教冠冕形状，每两道褶裥当中放一只鹅蛋形的小面包。龙虾红彤彤的螯脚，伸出在盘子外面；硕大的水果，在铺垫细草的镂空篮子里垒得很高；裹着羽毛烹烧的鹌鹑，香味阵阵扑鼻……

　　物的力量超乎我们的想象，尤其在和人的感官相逢之后。大革命通过自由、平等的概念暂时打破了由出身决定的阶层的壁垒，使得通过对物的拥有而成功跨越阶层成为可能。《包法利夫人》中到处都是物的象征，小到爱玛还是姑娘的时候用的一把波纹绸阳伞，大到后来爱玛与莱昂在里昂的酒店里颇为任性的奢华。我们渐渐在物中堕落的过程就是这个世界资产阶级化的过程；而与此同时，借理性、科学之名一起跨入“现代”的资产阶级也渐渐在对物的迷恋中完成了贪婪、自负、喜欢说教的人格塑造。在《包法利夫人》的社会学图景中，没有人能够逃脱这样的命运：自诩为“人类”的奥梅和一堆从动物名字发展来的姓氏混在一起，原因很简单，因为福楼拜将资产阶级定义为“一切思想能力极低的人”。

　　早在鲍德里亚所谓“物的时代”来到前的一百多年，福楼拜已通过小说的形式对“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3”有了鲜活的注解：爱玛的消费即便超出夏尔的收入，究竟也有限，怎么就通过这一点点新奇、流行的布料导致破了产呢？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引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更加惊心的文学注解：“把所有经济上的满足都给予他，让他除了睡觉、吃蛋糕和为延长世界历史而忧虑之外，无所事事；把地球上的所有财富都用来满足他，让他沐浴在幸福之中，直至头发根：这个幸福表面的小水泡会像水面上的一样破裂掉”4。——我们也终于理解了，必须等到物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才会有令爱玛眩晕的“烦恼”——ennui。它才是爱玛精神破产的真正原因。

　　那么，难道人类引以为豪的理性和科学就一无用处了吗？在这一点上，福楼拜与时代所展示的进步和乐观之间的分裂或许更大。理性是什么？科学是什么？在永镇寺，奥梅就是科学和理性的代表。在小说转入永镇寺场景之初，这位药剂师如此宣言：

　　我的上帝，就是苏格拉底、富兰克林、伏尔泰和贝朗瑞的上帝！我拥护《萨瓦教长的信仰宣言》和八九年的不朽原则！因此，我不承认……这些事情本身就荒唐无稽，何况还完全违反了一切物理学的定律；这反倒证明了，顺便说一句，神甫都是愚昧无知的朽木，还硬要把世人和他们一起拉入黑暗的无底洞。

　　相信理性的力量——苏格拉底、富兰克林、伏尔泰都是理性进程上的代表力量，言必称科学，奥梅的确对得起其“人类”的姓氏。进展到19世纪中叶，所谓科学带来的进步值得人类陶醉。正因为这样，福楼拜的反动昭然若揭：难道不是在奥梅的怂恿下，包法利完成了一生之中最为失败的手术吗？ 还有包法利本人。在这个被贴上资产阶级标签的族群中，福楼拜恶毒地选择了医生作为主要人物，因为在19世纪上半叶，医生代表的正是科学实证主义，是自由左派的有力支撑。如果说拉里维埃尔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描写为蠢人的人，他的力量也不足以挽救人类因为愚蠢而犯下的错：不管是爱玛虚幻的爱情，还是奥梅实实在在送爱玛上了西天的砒霜，拉里维埃尔都无法应对。他像一阵风似的来了，又像一阵风似的走了。

　　可能更甚于此。要理解福楼拜为什么会花这么大的心思写破灭的爱情或者失败的通奸，另一个我们不该忘记的背景就是：在19世纪，浪漫主义以摧毁宗教严苛规定下的非理性为切口，主张自我认知、自由和科学，从而慢慢将人类的理性推向极端，形成种种绝对化的价值，竟至也走到了反理性。爱玛的爱情——她在修道院里，从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里习得的爱情以及她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时时调整的爱情策略——就是这种反理性的理性的典型代表。

　　因而爱玛一厢情愿的浪漫只是游历各种愚蠢的一叶扁舟，是作者不曾放弃的线性小说的故事核心。至于幻想的对象是爱情还是其他，其实并不重要。就像男人可以把教士的衣袍或者战士的盔甲想象成进入荣誉的通行证一样，爱玛把每一次爱情都当作是自己远离现在的、即时的生活，进入所谓“更高的”生活的通道，就像她曾经进入过的侯爵府邸。

　　爱玛梦想的浪漫生活落入了“现代人” ——功利主义的蠢人，充满偏见，远离优雅，对美无动于衷——的圈套。而到了一个半世纪之后，和我们想象的正相反，却与福楼拜预言的恰巧吻合，我们的理性与科学也和《包法利夫人》中的所有诗意一样，坠入了现代社会的圈套。这大概就是福楼拜的现代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