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子

　　香山实在太远了，他站在火车南站感叹。打开地图琢磨路线，能看到香山是北京西北角上的一片绿。他没来由地想，要能把这片绿搬进市区应该放哪儿？要放在天安门，他就能在天黑前赶到，要是放在牛街，估计只要二十分钟，放在陶然亭，他就可以走过去……但是没有，不论他怎么拨拉地图，香山始终坚硬地守在原地。这么大一座山，城里确实也放不下。他替香山着想，动身往前走去。

　　上海没有大山。佘山更像个土坡，上面住着打高尔夫球的富人。他们过着一种他不能理解的生活。仿佛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打高尔夫球的，然后他们来到了佘山，把自己的照片放在高档别墅的广告牌上，从西边对着整个城市微笑。他住在松江，下班路上经常能看到这些斑斓的牌子。有时他觉得这是城市生活的福利，起码老家看不到这个，不是吗？有朋友告诉他，这里面还有游艇俱乐部。他震惊了，作为一个从小在山区长大的人。山上怎么开游艇呢？朋友没有回答，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很为他的反应得意。这些别墅的广告都在告诉他一个意思，如果今生能住在佘山，不但死后可以上天堂，子子孙孙也都将在此地拥有一种幸福的生活。但那都是与他无关的事物。他想起自己冰冷的一居室，网上抽奖抽来的自行车停在门背后，他用了三年的台式机发出嗡嗡的读盘声……每个月的开销发票他都用皮筋扎好了放在冰箱顶上，期待着也许偶尔有报销的可能。剩下的钱他这次都取出来带在身上了，放在贴身衬衫的口袋里，然后他突然想起昨晚吃剩的葱油拌面外卖还丢在垃圾桶里忘了扔出去。回去的时候应该要馊掉了，不过因为是冬天，上海的房间里也没有暖气，应该不至于引来蚂蚁。他寄希望于房东太太不要在他不在的这几天里去开门找什么东西。

　　如果住在香山呢？他这么想着。香山也是很伟大的吧？毕竟这里是北京。香山，红叶……然后呢？他发现除此之外他对香山一无所知。他没有在北方生活过，他毕业后就去了上海，对北方城市的生活缺乏认识。暖气究竟是怎么送进千家万户的？冬天的菜市场真的只有大白菜和萝卜吗？北京人周末都会去香山玩吗？如果他离开上海，住到北京这样一个城市，会怎么样呢？不受欢迎大约是肯定的，天下没有不欺生的老百姓……可起码吃的方面会习惯些吧？早年有两个朋友倒是真的离开上海在北京工作了几年，但他们最后都又回到了上海，并对在北京的经历绝口不提。他不知道在这里会发生什么。有时他觉得城市都是一样的，一样无聊，巨大，冷漠。人们在地铁里挤成一片，但心中的距离远隔重洋，不爆发剧烈的冲突就是万幸了。想到这一点，他打量了一番周围，这里仍旧和他刚上来时一样，冰冷，拥挤，嘈杂。他用腿紧紧夹着放在地板上的包，人吊在拉环上，随着车辆的前进晃晃荡荡。坐在他身前椅子上的中年人戴着一个简易的3M口罩，乃是为了防止雾霾。据说雾霾已经侵占了整个北方。那种口罩，不管有没有用，他包里也有一个，他想了想，也拿出来扣在了脸上。呼出的热气在眼镜上变成一团雾气，又瞬间被寒冷吞噬。地铁到站在离香山还有十几公里的地方，无法再向前。他从地底下上来，发现天已经全黑，寒风猛烈地朝他扑过来。

　　地铁站外面是个巨大的公交车站，一辆辆公交车从车流中挣扎出来，在这里停下，又轰鸣着绝尘而去，像怪兽。他小心翼翼地奔走，查看它们的去向。这些公交车都是两截的，大概是为了把更多的人从这偏远的所在，带去更偏远的所在。发现公交车要坐十三站之后，他试图在这里叫一辆出租车，但失败了，风越来越大，天越来越黑，完全没有小汽车在这里靠边。他又在巨大的公交车站来回走了几圈，最后放弃。此刻，那副口罩完全变成了累赘，已经勒得他无法呼吸，他懊丧地把口罩扯下来，冲进了一辆即将离开的公交车。

　　医院在一条小路上，小路上全是土。他看到父亲在路边站着，穿着棉袄跟他挥手。棉袄是土黄色的，他想起这件衣服父亲至少已经穿了六年。雾霭把整条路都遮住了，只能看到近处有几个人，黑衣服的男人，粉红袄子的女人，他们叫嚷着，招呼来往的人住宿。但他们背后没有巍峨的酒店大堂，只是些低矮的平房，门口写着“住宿，60元一晚”。

　　来了？父亲远远地跟他叫道。来了。老远就看到你了。他说。我在这里等你半天了。他看到父亲跺了跺脚。我妈在哪间病房？他着急地问。很近，跟我走。他父亲转身走去。医院的楼房都不高，被楼道旁边栽种的树木遮掩。树木让这里变得幽深，安静，他平心静气，跟着父亲拐弯，又拐弯，最后进入其中一幢。这时，脚踩在实地上的坚硬感才顺着膝盖传上来。

　　母亲剃了光头坐在病床上，看到他，张张口没说话，又扭头附身下去，趴在枕头上哭泣。他走过去安慰她，又拥抱了她。她说，我难看死了。他说，不难看，像是要演尼姑的大明星。她忍不住又笑。接着她开口要抱怨，为什么我要生这个病呢？我本来不会生病的，要不是……好了好了我们都知道。他打断了母亲的话，拉住她的手。

　　关于母亲生病的原因，所有人都知道，并且已经听了很多遍，大家都不想再听了。旁边的父亲看起来也像是松了一口气，他丢下儿子和妻子寒暄，走到阳台上望着黑乎乎的远处，突然大声说，这里白天应该可以看到香山，等你妈病好了，我们带她去香山。好，好，一定要去的，一定会去的。

　　到了去香山的时候，病就好了吧。他这样想着，木然在病床边的椅子上坐下，详细询问着母亲病情以及检查的进展、手术时间。但母亲语焉不详，很明显大家都对她有所隐瞒。于是他问，醫生还在吗？不，不在了，他已经回家休息了。但是有值班医生，你要不要和他聊聊？母亲说。也行，那就去和值班医生聊聊。他站起身来。让你爸带你去吧，我要休息一会儿，值班医生的办公室就在对面，不远的。说完母亲躺倒下去，他看着她闭上了眼睛。

　　医院走廊的灯光总是过于刺眼，他低着头，跟父亲走。医生办公室里只有一名医生了，他从最里面站起身来，大声说，你就是九床病人的家属吧？是她儿子？对，是她儿子。好，您坐，她的情况明天主刀的大夫已经跟我详细说过了，我来跟您解释一下。医生把CT片子一张张放在灯前。他走过来坐下。

　　病人的情况我想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异物，我们暂且称之为异物，在她的脑部已经长了十几年，现在我们要把它拿掉，目前论证下来，拿掉的唯一办法就是开颅。我们不再考虑其他治疗方案。手术的部位，你看这一张，这一张比较清晰……一般就是我们称为大脑中动脉M1段的位置。M1的位置非常关键，稍有不慎，人就会出现肢体瘫痪、语言等行为能力丧失的症状，所以手术非常危险。但是不手术呢，就更危险。你们看，这个异物，我们经过分析，认为它确实是有生命的，并且它还在不断地生长，目前它已经直径……你们注意我的卡尺，已经有4CM了。现在，在它的外面尚有一层壳，但这个壳目前已经出现裂缝了，我们拿今天照的片子和之前你们在地方医院照的片子相比，发现这条裂缝就是在这一个月才出现的，这证明里面的生命体就要破壳而出了，一旦它破壳而出，病人的性命就会不保，所以我们必须马上手术，手术时间就是明天……

　　医生，手术的同意书，我还需要再签吗？

　　不用了，你父亲下午签过了，他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就是等待手术是吗？

　　是的，等手术就好了。

　　手术……会成功吗？

　　这……叫我怎么说，我们会尽力的，但手术有风险，这个你必须明白，风险还是很大的，毕竟它，这个异物，是个活体。

　　在他母亲脑袋里的，乃是一只鸟。二十五年前，母亲尚年轻，是个美丽温和的中年妇人，白皙，高挑，身躯细软，说话轻柔。他的家乡是大山深处的盆地，父亲母亲并不常出山，工作之余，不过打打麻将，或在山水间徜徉。但他那时尚且年幼，对这些生活知之不多。少年人期望父母的关注，但并不在意父母是如何生活的。原因应该还是打麻将造成的——母亲陪父亲去山中看望远亲，于远亲家院中树下摆开龙门阵，一打就是一个下午。傍晚歇息之时，母亲趴在桌子上小憩，被异物滴入耳朵的感觉惊醒。母亲说，那种感觉非常奇怪，像是水，但又比水要浓稠，有一股甜甜的腥味。但亲戚们都报之以哂笑，你是做梦了吧？这种小憩不可能睡得很死，而且那种感觉是如此的真实，所以母亲试图争辩，并伸手轻掏左耳，但耳中竟空无一物，那滴入耳中的东西仿佛从未存在过。此事被当作一个笑谈，从此轻轻被放过。但母亲的性情却从那时渐渐发生了改变。原先的她不喜欢与人争执，遇到别人诘难，只会涨红了脸，从那天以后，她竟能毫无来由地从口中爆出连珠炮般的语句，吵得对方哑口无言。她的脾气也开始变得急躁、暴烈，不再温柔如水。那一年，他不过刚上初中，但记忆中挨的第一顿打便是在那之后。后来，母亲的面相也随之略有些变化，原本丰腴的下巴变成干瘪，本来淡淡的法令纹变得深刻，白皙的肤色渐渐暗黄……虽然还是个美人，却开始让人觉得不能亲近。这种变化是缓慢的，却又不容置疑，之前的那个母亲仿佛消失了。事到如今他去回想，能想起来的都是母亲跳着脚在邻居门口大骂的场景：她手叉在腰间，短短的头发束在脑后，穿着一件碎花的罩衫，嘴唇翻飞，声音尖细……而邻居家则关门闭户，鸦雀无声。母亲那副样子，怎么说，确实像一只愤怒而疯狂的鸟。

　　另一个变化是她不再吃鸡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不吃两条腿的动物了。噢，还要再加上鸡蛋。这个变化也是令人瞩目的。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韭黄炒鸡蛋本是家中常见的菜类，起先他和父亲发觉，这些菜开始总是剩下一小份，然后他们看到母亲在洗手台前干呕，说感觉鸡蛋坏掉了，吃下去恶心。后来家中就不再能看到蛋类了。又有一天，他发现母亲不再给他买烧鸡吃，于是去问母亲，母亲想了想说，你喜欢吃猪蹄吗？五香牛肉也可以。他欢欣鼓舞地选了五香牛肉，从此遗忘了再也没有在家里出现过的禽类。山城偏僻，穷苦，他家本就不是讲究的那一类，从此便接受了这种改变。他现在回想，父亲和母亲之间也许就此谈过，也许没有，但那也于事无补了。

　　有一年，应该是他高考前夕，北山里下来一个亲戚，说老家院子里的樱桃结得特别好，特地带了一些来给他们吃。母亲接过樱桃，笑靥如花，边吃边和亲戚聊天，那种小小的野樱桃，母亲轻巧的用舌头一卷，便能将肉与核分离，樱桃核和樱桃梗连在一起，被准确地丢进垃圾桶，肉被喂进他嘴里。不过半小时的光景，樱桃被他们二人一扫而空，留下瞠目结舌的亲戚大人：“没想到你们这么喜欢吃，明年我多带些来。”母亲嘻嘻笑着，不再说话，他只顾品味樱桃的美味，对其中的蹊跷一无所察。

　　第一次晕倒发生在十年前，据父亲说，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天色很好，星星月亮才升起来，难得天气也不闷热，还有微微的细风掠过堂屋，堂屋里摆着切好的青瓜，散出淡淡的甜香。吃过晚饭，父亲提议去河边散步，但母亲表示晚饭吃多了，要先喝点水。母亲坐在院子里喝水的时候，父亲将将出门走了五十步，然后她轻轻歪倒在椅子上，椅子失去了平衡，翻倒在地，她继而跟着倒在地上。椅子敲击在院子里的石板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父亲扭头看到了这一幕。倘若椅子是放在土地上，或是母亲没有能够将椅子压倒，那么父亲便有可能径自向河边走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母亲便可能性命不保。所以，此次灾厄过去以后，尽管母亲的脾气已经变得非常之差，差得让人觉得她六亲不认，但她仍旧常常会提起“我男人曾救了我一命”。

　　十年前的检查，是在他老家山城的医院进行，那里条件一般，只能模糊地查出“脑中有一个小小的圆形的阴影，应该是肿瘤”，然而即使去了南阳，去了郑州，医院也不建议手术，因为那个位置实在要命，“如果能不动，就尽量先不动”。就这么又过了十年。这十年里，居然晕倒再未发生，直到那个小东西试图破壳而出。

　　初次晕倒之时，他在外读书工作，一无所知。之后的十年里，父亲和母亲将此事对他守口如瓶。母亲会打来一些电话，说一些道理给他听。类似，“你不要怕苦怕累，没有人是累死的，只有懒死的”，“你是我的儿子我当然了解你”，“你要重视血缘和家族超过你自己”，“你要早早结婚生子，不可浪荡”……凡此种种，在他聽来，都是陈词滥调。他不知道别家父母是否如此啰嗦，只是在电话中赔笑，虚与委蛇。他觉得自己不同于自己的母亲。他喜欢吃鸡肉，广东餐馆卖的烧鸭和烧鹅他也颇为钟意。倘若摘去蛋黄的话，他一气能吃四个鸡蛋。他有一种要把幼年欠的美味全部补上的决心。不过他过得并不好，在上海这样一个地方，过得不好十之八九就是指穷。像他这样大学毕业混迹此地的青年多如牛毛，没有出众的才华，没有显赫的家世，他挣扎腾挪在一间间奇怪的公司，三十多岁，如朝不保夕的浮萍。一只水鸟掠过湖面，仿佛触到了水面，又仿佛没有。他在此地的生活像是真实存在的，又像不是，这些年，他反反复复确认着，从城市的西边搬到东边，又从东边搬回西边。他意识到人生如同循环往复，毫无意义，随时可能休止。

　　遵照母命向生活进军的历程不是没有过，比如他有过一段糟糕的爱情。如果那能称之为爱情的话。对方是年轻、有活力的城市女同事，大概是误将他的沉默寡言当成了神秘，主动示好。两人约在公司不远处的茶社，单独共进午餐，餐后两人对坐闲聊，他突然发现对方没有穿文胸。一道美好的弧线在他面前伸展着，带给他某种生命中没有出现过的、向上的气息。女同事自然是脸色绯红地用目光指责他的贪婪，然而他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变得坦然而安静。事后二人都将这段经历视作感情的开始——如果一段感情修成了正果，这便是美好的童话，如果没有，人们会说“这真不是什么好事儿”。是的，这真不是什么好事儿。

　　姑娘在激情时的叫喊总会让他觉得不适，在这之前，他只对妓女有经验，妓女们会发出大胆、直接的叫声，他悦纳于此，觉得仿佛在人生中抓住了某种确定的东西。但她的叫声常常让他弄不清楚她是舒服还是痛苦，或者有时候他觉得她快要断气了，就停下来询问，她会停下那种嘶哑的呻吟，小声说“没事儿”。她那种像蛇吐信子般，或者是倒抽冷气的“咝咝咝咝……”，常常让他腰后发凉，觉得自己是被某种冷血动物擒获。他习以为常的冷漠肯定也令对方不适了，姑娘的热切很快就过去，然后“神秘感背后果然空无一物”这一事实也令姑娘更加厌倦，他们很快便不再来往，而他居然也对她毫无眷恋。他母亲知道这段关系，常常打电话过来询问进展，期望可以抱上孙子。最后他说“分手了”。母亲在电话那边沉默良久，最后说起了他几个表亲的近况。之后一段时间，她不再催促他恋爱结婚，她知道他经济状况不好，常常寄钱寄物，他把东西都留下，钱攒下来，然后在过年的时候包成红包还给她。

　　关于自己儿子在上海混得不好这件事，她应该已经默默认命了，也或者她根本没有指望过他多么有出息。后来她来电话，只是反复跟他讲，我那年去山里，就是后面红草沟，红草沟你知道吗？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就是你父亲的老家了。我去跟你几个伯父伯母，以及他们的儿子媳妇打牌，也可能是打麻将吧。打了一下午，我赢钱了，我开心啊，然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他们都起来走了，不跟我玩儿了。我估计他们就是因为我赢太多啦。然后他们说晚上烧鸡汤，我指望他们把鸡汤烧上了接着回来打，就也没有去厨房帮忙，坐了一会儿，我就趴在牌桌上睡着了。睡着睡着，我就觉得有个东西钻进了我的耳朵里。我一下子就醒过来了。醒过来那个东西就不见了，我跟你爸说，他不信，我跟你几个伯父说，他们也不信，说是我做梦……那你掏耳朵了吗？他问道。掏了啊，但就是什么也没有掏出来……他听出来她在电话那边有点不好意思。没有掏出来就说明什么也没有。他冷冷地说，并打算如果她没有什么更多要说的，他一会儿就把电话挂掉。但她并没有停下来，而是接着说，那个感觉真是太清楚了，这么些年了，我还记得，就像是水，或者奶，滴进耳朵的感觉，或者是蜂蜜，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我觉得还挺多的……

　　后来这个故事，她反复和他说了有不下十次，每一次都不尽相同，他心情好的时候，也会偶尔陪她回忆前前后后的细节，比如“那天到底打的是牌还是麻将？”“都有谁在打？中间有没有换过人？”“谁输得最多？”“是谁最先提出要喝鸡汤的？”“鸡汤最后你到底有没有喝？你就是从那天以后不吃鸡肉的吧？”“第二天你们什么时候走的？还是你们是当晚走的？”……我觉得那次鸡汤我好像喝了挺多的。她在电话里喃喃地说，难得来一次，又是农村的柴鸡汤……我看你大哥跟你二哥，一人拎着一把刀，追着那只鸡满地跑啊，最后那只鸡一直上到树顶上，怎么也不下来。到底还是你二哥家那个小家伙麻利，他慢慢爬到树上，从背后一把捏住了鸡脖子。嗨，我觉得主要还是那个鸡顺着树枝走到绝路上了，不然他们抓不住它的……

　　他是两个月前知道她非动手术不可的。她再次在家中昏倒了，不过这次是在床头，晚上她正看着电视，开始呕吐，然后不省人事，父亲将她送去山城医院，医院的设备水平已经进步了，他们从影像上看到那个“肿瘤”已经有4CM大小，建议她转去南阳的医院。他从上海飞回南阳，和医生做详细沟通。医生第一次告诉他，你母亲的脑袋里，有一枚鸟类的蛋。经过十年，现在这枚鸟蛋可能要孵化了。一旦蛋壳破碎，你母亲就有生命危险。

　　人的脑袋里怎么会有鸟蛋呢？他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件事。

　　但它就是在那里了，医生说，我们现在还看不出这是哪种鸟类的蛋。一开始，我们以為是纤维瘤，后来觉得是脑膜瘤，但都排除了。有北京的医生说是动脉瘤，我觉得也不像。我们跟我们有联系的，北京上海的，最好的专家都会诊了，把片子发给他们看了，最终都支持我们的诊断结果，就是那是一只鸟蛋。它所处的位置叫M1，这里好比大脑中的十字路口，血管非常密集，而且管着人的肢体、语言等关键能力，本来能不动刀最好不动刀……不是这里，是这里，这里（医生迅速伸手用手指比划了一下他左边的脑袋）……但拖了这么多年，它越长越大，不断挤压脑组织，现在又出现了要孵化的迹象，如果不尽快开颅，等它孵化出来，人就没了。而且现在我们这里还没有条件动这个手术。这个手术难度非常高，世界上没有人动过，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在开颅的过程中引起鸟蛋的破碎。目前全国能动这个手术的医院，都在北京，跟我们有合作关系的，在北京香山，按照我们的推测，这枚鸟蛋可能还需要三个月才能孵化，所以手术必须在三个月之内完成。

　　父亲带着母亲先来了香山，接着是他。现在一家三口，聚集在香山脚下。他和父亲回到60元一晚的农家，佝偻着睡下。睡到一半，他咬咬牙将父亲叫起来，说，走，我们去住酒店。父亲没有拒绝，他们顺着地图找到最近的一家，安顿下来，但也不再睡觉，而是坐下来试图就母亲的病情做一些交流。

　　父亲告诉了他十年前发病的经过，他则分享了吃樱桃的事儿。父亲听了不禁笑了起来，说，她越来越瘦，也确实越来越像一只鸟。你觉得她像哪一种鸟呢？他嘴边有一个词呼之欲出，但是忍住了。他父亲自顾自地说下去，我觉得她像麻雀，就是我们土话说的“小虫儿”。她后来跟人吵架，一直蹦蹦跶跶的。然后我带她去玩乒乓球，她也蹦蹦跳跳的，因为瘦，有一次徐坤，就是你徐叔说，她怎么越来越像只小虫儿了。你妈后来说话也快，一旦开口别人一句也插不进去，附近都闻名了，都知道她厉害，会吵架。

　　她不吃鸡蛋和鸡肉的时候，我就觉得她奇怪了。但你们不说，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小，有次拿零花钱在路边买了一根鸡肉肠，她回家看到，还抢了一半去吃，前后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吧，她突然就不碰这些东西了。他说着开始用眼睛打量自己的父亲。父亲讪讪坐着，并不抬头看他。

　　我没有想那么多，不吃就不吃吧，我也没有多喜欢吃鸡肉……还有个事情没跟你说呢，后来有一段时间，她一直说你不好，说你外出读书工作以后，人变得冷漠，对谁都不热情，好像在上海跟人处得也不好，不知道你为什么变成了这样。尤其你有了一个女朋友，但后来又分手了，她好像很喜欢那个女孩子，但最终你们也没有成，她对此很失望。因此她想去外面再抱养一个孩子。说得最多的时候，我带她去接触过几个亲戚家的小孩儿，但最后她还是没有抱。

　　他脑袋一紧，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起身去浴室洗澡，并在浴室门口说，明早还要去陪她手术，你也早些睡吧。他听到父亲应了一声。待洗完澡出来，他发现父亲已经睡着了，他和衣躺在床边上，被子胡乱压在身下，发出响亮的鼾声。他试图帮他盖盖好，但没有做到，只好把空调开到最高。

　　第二天一早，他们被医院的电话叫醒，七点钟。半个小时后，母亲就要进手术室了。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父亲的鼾声太响，他一直被吵醒，现在感到自己头痛欲裂。站在家属等待区，麻醉确认书从一个小窗口里递出来。他父亲有点哆嗦地拿着笔，定在那里。他说，没关系的，签吧。他父亲一声不吭，过了一会儿，说，我看不懂。他拿起来，但觉得那些字像是扭曲的蚯蚓，不禁一阵晕眩，问那个遮紧口鼻只露出一对眼睛的麻醉师，我可以签吗？不行，昨天手术确认书谁签的，就得谁签。昨天都签了，不差这个了。他盯着父亲说。父亲颤抖着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字很好。

　　鸟蛋会被敲碎吗？到底要如何取出？取出来的鸟，还能活吗？它会不会是一只会飞的、真正的麻雀？如果不是，它到底是什么？听说取出的东西会交给病员家属确认，是真的吗？母亲会顺利醒来吗？她还能认出我来吗？凡此种种，他都不知道。手术的时间是如此漫长，单调，他和父亲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交谈的。下午昏黄的天气像一场热病，氤氲在每个人身上，却冷得彻骨。

　　手术室里的人一个个推出来，但没有母亲。最后天黑了，黑得又像是从来没有亮过那样。香山再也看不见了，它躲在暗中，不知道是否仍舊巨大如昔。外面医院的马路空空荡荡，通向不知道什么地方。不时地，会有病人躺在床上，从楼里被推上马路，绕了几圈送去别的地方检查，又推回来。小小的输液瓶撞击着不锈钢输液杆，发出叮当叮当的声音。叮当叮当地来了，叮当叮当地去了，就像千里之外上海的生活，此刻更加模糊了。他已经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会在那里，而此刻为什么又在这里。他觉得假如生活在这一刻就此停止的话，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对于上海，他也许就是那只易碎的、应该被摘除的鸟蛋。他是有害的。一旦他认识到这一点，他就觉得自己开始理解自己的生活。佘山上的那些人才是真实的，有问题的、不踏实的、无法停顿和存在下去的人——是他。

　　后来，在母亲应该要推出手术室之前的某一刻，医院进口处的马路上传来嘈杂的声音，一直传到了他站立的窗口。别的病人家属都走了，他带着无聊的父亲下楼去看热闹，顺便吃东西。这里实在太冷，太安静了。

　　他们顺着楼梯下去，边跺脚边往前走，转过弯，看到一大票人堵在医院门口，远远地听到有人说，出车祸了。他还在犹豫要不要凑上去的时候，父亲已经冲到了最前面。接着他看到一辆农用皮卡停在路当中，分开人群层层的包围圈，一头驴喘着粗气躺在地上，驴旁边是一辆翻倒的大车，大车上是收废品收来的纸盒子。收废品的人抚摸着自己的驴正在抽泣。车把驴撞死了。边上有人解说着。人没事吧？人没事儿。

　　人们围着，不愿意散去。他看到父亲站在驴前面仔细打量，他过去拉他，别看了，我们去吃饭吧。好，好。他父亲答应着。估计手术还得一会儿，他说。

　　他们顺着香山脚下一直走着，最后走到了一片像度假区的地方。这里有不少大饭店，但因为不是旅游季节，多数都没有开门。他们走完了一条街，又绕到另一条街，才找到几家开着门儿的小店。其中一间挂着四个大字“驴肉火烧”，他看看父亲，父亲看看他，两人一起走了进去。

　　热腾腾的驴肉汤端上来的时候，他看到父亲的眼睛红红的。吃了半晌，他开口说，我过得也不好。他看到父亲点点头。他又说，我觉得我妈不会有事儿的。他父亲低头喝着汤，又点点头。他说，我想了想，我不走了，我以后也不回上海了。等这个鸟，从我妈的脑袋里取出来，我们一家人哪里不能去？也算是鬼门关上走过一遭了。就算是在这里，在北京，在香山，咱也可以住下来。等我把上海的房子、工作退了，咱们在这边开个像这样的驴肉火烧店也行。我想这里的房租总还不至于贵。这里多偏啊，上海像这么偏的地方都很便宜了。我想这里应该更便宜了。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好不好？他父亲低着头，说，好。也不知道那头驴死了没有？他父亲又说。就在医院门口，肯定死不了，他说。可医院是治人的，驴得去兽医院吧？他父亲又问。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父亲也不再问下去。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和父亲心灵相通——尽管少小离家，疏于交流，但在这一瞬间他突然觉得他知道父亲在想什么。他觉得他们都想起了那只鸟，那只躲在他母亲脑袋里的鸟。那只鸟飞行在北山深处，红草沟的上空。红草沟的土地是红色的，母亲白皙的皮肤在傍晚的斜阳下闪着银光，那天下午她麻将赢了二十二圈，笑容堆在她美丽的脸上，桑树下的牌局结束了，她趴在石台面上假寐，那只鸟，那只小而轻盈的飞禽，从天上盘旋而下，落进了她的左耳。那一定是母亲经历过的、不被理解的，最好的事情。他知道一定是这样，所以她才会那么执着地相信，还一再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