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志清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博士。曾为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英国学术院、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著有《变革中的20世纪希伯来文学》等学术著作；译有《我的米海尔》《黑匣子》《爱与黑暗的故事》《咏叹生死》《乡村生活图景》等希伯来文学作品。

　　2016年12月中，我应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张平教授邀请，前往特拉维夫大学参加题为“道与托拉是否可译”的国际会议，探讨“文学与翻译”问题。临行之际，收到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转来的他与会议组织者的往来邮件，奥兹承诺要亲临“文学与翻译”分论坛现场，对与会者的发言予以回应，更令我对旅程充满了期待。

　　分论坛开始之前五分钟，阿摩司·奥兹身穿蓝色羽绒服，轻轻走进会场，悄悄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椅子上。我立即起身去和他打招呼。尽管我在以色列读了六年书，在以色列有许多师友，但是再一次见到奥兹，还是有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

　　我们按照座位牌，在主席台前就坐，前两位老师分别就犹太教与基督教文献在中国的翻译、《诗经》中某些篇目的英文翻译问题进行了探讨。我的发言题目是《用文学来塑造另一个以色列的形象》，大意是讲现代希伯来文学自产生之日起便与社会变迁结下了不解之缘。奥兹、约书亚、格罗斯曼等杰出的以色列作家在文本中所体现出的政治观点与立场表明其对和平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阅读当代以色列文学作品有助于创立对当代以色列社会和以色列人的正确想象，纠正或补充一味通过新闻或其他一些传播途径形成的以色列印象。对此，奥兹颇为认同。2004年，当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荣膺歌德文化奖时，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沙龙曾给奥兹打电话致贺，奥兹答曰：不要祝贺我，如果总理先生真的关心希伯来文学，就请支持希伯来文学在海外的传播，让世界了解另一个以色列。

　　那天，特拉维夫的天气非常特别，时而细雨霏霏，时而狂风大作。在我发言时，本来和风细雨的天气突然雷电交加。奥兹上台后，首先幽默地以个人名义为以色列富有戏剧性的天气向大家道歉，说尽管他们尽力让阳光灿烂，但只能在书中为之。继之，奥兹陷入缓缓的个人回忆中：

　　1995年，就在这个校园，离这个会议室两百多米的地方，也是在一个淅淅沥沥的雨天，我应邀到特拉维夫大学做关于希伯来以色列文化之类的系列讲座，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在我演讲后来到我的面前，自我介绍说她在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希伯来以色列文学和文化。令我颇为惊讶的是，她告诉我她正在看我的小说《我的米海尔》，且深深为之感动，并表达了她想翻译我的作品的梦想，这位年轻学者就是今天坐在这里的钟志清教授。当时，翻译成中文的希伯来文学作品寥寥无几，我的作品也没有翻译成中文。她的热诚令我非常感动。她后来把《我的米海尔》翻译成了中文，而且非常成功。再后来她到我所任教的本-古里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致力于希伯来文学与中国文学反映二战灾难比较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并令人感动的话题。

　　虽然在日常交往中，我和奥兹有时都会提起20年前在特拉维夫大学的初次见面，但我没有想到他竟然确切地记得我们的见面地点。当时，中以建交不久，自幼便对遥远的中国大陆怀有憧憬的奥兹听说有人要将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显然不会拒绝，这对初出茅庐的我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正是围绕《我的米海尔》的翻译，我才踏上了真正的希伯来文学之路。

　　奥兹曾于2007年与2016年分别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和中国人民大学之邀访问中国，相继到过北京和上海，对中国有着自己的印象与感受。他在向听众讲述了我当年在本-古里安大学从事的博士论文研究后，又把话题延伸开去，谈到犹太文明与中华文明所拥有的许多共同经历，如苦难、屈辱、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思想深度、创造力、数千年来维系身份感的能力等。岁月荏苒，尽管条件有所变化，规则有所变化，但这种身份得到保持，层层叠加，有时甚至有所改变。

　　最令奥兹难以忘怀的是他与中国读者的交流体验，这些读者包括作家、学者、文学爱好者和新闻工作者。大家对以色列的了解参差不齐。有些人可能对以色列知之甚少，有些人可能对犹太人不甚了解，有些人甚至像刚才的学者讲述的分不清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界限，难以跨越希伯来语与中文之间的语言鸿沟，但是，含着微笑与泪水写就的个人与家庭故事却以优美的译文形式，经历漫长的旅行，打动了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下的读者心灵，这令他感到驚讶。他认为在他被成功地翻译成中文的许多作品中，早期创作的《我的米海尔》和后来创作的《爱与黑暗的故事》之所以最受读者欢迎，是因为这两部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写的都是家庭故事，写的是父亲、母亲和唯一的儿子。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触动中国读者心灵深处的敏感之地。

　　我在发言中曾引用奥兹在2007年访问外文所时说过的话：文学的奇妙之处在于越富有地方色彩的东西越具有普遍性。奥兹对此呼应说，此话是他多年前讲的，尽管他并非永远赞同他多年前说过的话，但至今对这句话仍毫无异议。原因在于，富有地方色彩的偏远小村庄的故事、大城市中一套本地公寓住宅的故事、父母为孩子倾其所有的故事，都具有普遍色彩。人们拥有共同的秘密。比如会场在座的所有人，校园里的所有人，城市中的所有人，乃至世上所有人都有其隐私。但如果你进一步深究，则会发现这些秘密并非不尽相同。人们的幻想、目标、野心以及某些羞于示人的东西，均有着共同之处。大家有与他人分享自己秘密的经历，也有不愿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任何人的经历。这正是其作品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背景中得以传播的原因。但是，这种传播必须通过优秀的翻译才能得以实现。

　　在奥兹看来，翻译是一门艺术。文学翻译不同于新闻翻译、国际会议翻译或普通的会务翻译。尽管同声翻译也很重要，但文学翻译更为独特。如果允许他做个比喻，那他则会把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从希伯来语翻译成中文，从西班牙语翻译成韩语，从任何语言翻译成任何语言，比作在钢琴上演奏小提琴协奏曲。在音乐史上，永远不可能迫使钢琴成功地演奏小提琴协奏曲。每种语言都是一种乐器，某个音符、语词、表达方式或习惯用语在一种语言中可能非常欢快，但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后则可能突然变得喧闹不堪。有些词语在一种语言中可能含着微笑写出，在阅读原文时也会让人面带笑意，但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同样的词语、同样的表达方式或习惯用语可能一点也不会引人发笑，还可能会引起怨愤，甚至伤害。翻译并非像有人从井里取水，再把水放进瓶子里。翻译就像某位神匠，有时把水化作醇酒，有时把美酒化作水，用一种宝贵的液体，一种宝贵的矿物质取代另一种矿物质，以唤起一样的情感与思想上的张力。有时翻译家会使用一个惯用法代替另一个惯用法，以产生一种情感的或思想上的冲击。

　　奥兹作品已经被翻译成45种文字。他经常告诉所有译者：“ be unfaithful in order to be loyal”。奥兹说他不知“be unfaithful in order to be loyal”是否可译成中文。但幸运的是，英语中有两个不同的词语，一是“faithfulness”，一是 “loyalty”。 前者指的是技术层面，后者则带有情感和思想维度。无论“faithful”还是 “loyal”，在英文中均有“忠于”之意。在奥兹说此话的语境中，后者应该是指忠于原文的内在神韵，前者应该是指文字上的准确可靠。也就是说，为保持原作的内在神韵，不必硬将两种文字或个别词语一一对应。更确切地说，便是“为忠实原作，不必拘泥于文字”。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希望其作品在转换成另一种文字时不准确，因此在翻译时要对“be unfaithful in order to be loyal”这一说法有基本正确的理解和基本到位的实施。后来与奥兹的进一步切磋时，奥兹说：“为忠实原作，不必拘泥于文字”正是其本意。他主张：在翻译一个词语时，不要去字典中查询该词的含义，而是要在对象国文字中寻找一个与之匹配的词语，它能唤起同样的情绪、同样的感觉与情感、同样的张力与冲击。

　　奥兹当众表示：笔者的译作做到了忠实原作，抑或说把他的小提琴乐章在中国钢琴上成功地演奏出来。他幽默地解释道，这样讲并非因为他背着大家学会了中文，而是他从中国读者的反应上感受到的。他想如果用中文阅读这些作品，应该是截然不同的，否则将是不合格的译作。作为奥兹二十多年的译者，闻听此言，令我倍加感动，我感谢中国读者多年的厚爱，也感谢奥兹多年的信任。

　　奥兹的这一主张在听众中引发了小小热议。分论坛主持人张平教授在奧兹离去后发问：奥兹说钟教授做到了“loyal”，那请你说说你是怎样“unfaithful”的。与张教授相识多年，无需客套，我索性接过他的话茬儿继续调侃：我喜欢优美的文字，奥兹的文字已颇为优美了，我想使之更为优美。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忠于原作与忠于文字并不矛盾；但有时，译者可通过文字上合理的变通，以达到与原作的高度契合。

　　奥兹还表示，长篇小说、诗歌、短篇小说均以语言的形式存在，但不仅以语言的形式存在。可以借助字典来翻译，但又不能仅借助字典来翻译。文学作品中的每个词语，至少他所喜爱的文学作品中的每个词语都有其音乐的面向。短篇小说本身并非只是表达信息、理念、感觉、情感、记忆，短篇小说本身拥有记忆。诗歌显然拥有记忆。长篇小说中的对话，对风景、落日、暴风雨的描绘，如果写得好，也拥有记忆。

　　希伯来语的旋律不可能靠查字典翻译成中文。即使颇为相近的语言，如法语与意大利语、德语与斯堪的纳维亚语，其语言旋律也不尽相同。优秀译作并非只转达思想、故事、情感与描述，也会通过改变旋律来转达旋律。与优秀译者合作犹如与一个好的舞伴共舞。在跳舞时，一对舞伴需要和谐，需要相互配合，步调一致，跟随音乐节拍起舞，但他们又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作家与优秀译者的关系就像一对舞伴。

　　自2005年在以色列完成博士学位归国后，每逢出访以色列，我都会与奥兹夫妇在一些场合见面，或去家中看望他们，但此次似乎密度最大，六天三次会面。承蒙会议主办方特许，我没有参加最后一场论坛讨论，应邀到奥兹家中喝咖啡。我们谈起奥兹头天的讲座，奥兹说那不是讲座，只是回应。尽管他一向不提供讲稿，但是当天早晨，他确实用两个小时思考如何在15分钟至20分钟把想说的东西说完。他的妻子尼莉则说奥兹专门为我而去。这一点也确实令我感动，令我感恩。我感谢所有人的成全；在以色列，在这片位于上帝脚下的土地上，但愿我可以说感谢上帝的眷顾。我们也谈到一些共同认识的人：娜塔莉·波特曼、伊戈尔·施瓦茨、尼古拉斯·德朗士、陈众议所长、阎连科老师，等等；谈到第二天如何与之会和，去特拉维夫市中心参加“阿格农与奥兹”的文学活动。奥兹确是引路高手，一丝不苟地告诉我如何从大学招待所走到他家，走到海边，就连走每条小街需要多少分钟都说得十分准确。

　　提到娜塔莉·波特曼，就必然要谈起《爱与黑暗的故事》的电影改编。影片杀青后，奥兹收到许多活动邀请，但他没有一一接受。奥兹说：对于健在者来说，坐在屏幕前观看自己的人生，回答人们的盘问：这是不是真的，那是不是真的，确实十分困难。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在有生之年能观看呈现其人生经历的电影。但影片本身又是那样的让人感动。奥兹夫妇回忆起在洛杉矶观看影片时的情形，这对相濡以沫六十年的夫妇不愿把伤痛昭示众人，于是独自关在房间里，默默地，任泪水尽情地流淌。尼莉说她与奥兹相识六十年，几乎见过奥兹的所有亲人，他母亲的姐妹，他父亲的父亲。奥兹则打趣说：可是尼莉，你永远不知道这些人会被带进《爱与黑暗的故事》。

　　奥兹问起我在2016年北京电影节上遇见娜塔莉·波特曼的事情，以及我看了这部影片之后的感受。我告诉他们：当娜塔莉听我的一个朋友说奥兹的中文译者就在现场时，便要求把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译者，于是我便有机会和她交流：基布兹的生活在作品中占据了很大比重，这些描写对奥兹的性格与身份构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娜塔莉只是一带而过。奥兹说这就像室内音乐，不能展示宏大的历史背景，还说娜塔莉人真的很好！更为有趣的是，娜塔莉也说翻译就像桥梁，并问我在翻译时面临的难度与挑战。而这几天，我们在特拉维夫多次讨论的正是这些话题。提到翻译，奥兹再次谈到他一个美好的愿望：有朝一日，他要把他所有的译者请到一起，听他们讲述翻译中的难点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

　　席间，奥兹很想知道我目前从事的科研项目，我便简要介绍了目前承担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创新工程项目“希伯来圣经学术史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希伯来叙事与民族认同研究”。奥兹当然对希伯来叙事与民族认同研究十分感兴趣，尼莉则激动地告诉我，她目前正在学圣经阐释，与我的项目不谋而合，非常希望我来年再去以色列，与之一起讨论。那一刻，我忽然感到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