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莫之

　　我们可以说是擦肩而过。

　　我决定再冒一次险。兴许他会认出我来，想起在记忆的远端，有那么一个不断长高、逐渐饱满的身形，经常光顾他的柜面，然后，他可能会和我一样，停了脚步，回头张望。兴许，我们还能聊上几句。

　　他重新回到了我的视野。这次是一个提了购物袋的背影。那优衣库的白色纸袋，里面倒栽着一把折扇，扇柄随了脚步晃悠，却不倾倒。袋子里显然还有别的物品。

　　离正午还有大半个小时，烈日已经灼烤难耐。树叶纹丝不动并吱吱响，仿佛是对一场埋伏的预警，同时又是一种麻痹，犹如耳朵里插了一副正在歌唱的多单元监听设备。我假装研究公交站牌上的信息，他在我的余光里摇着折扇，时不时地，用手背擦拭额头。他瘦了，却不失魁梧。那天，我拆开新来的档案，看到照片上那个酷劲十足、头势清爽的中年男子，纳闷怎么会是老陈。某些方面来说，他倒是一点都没变：头发浓密，喷足了啫喱水，又湿又亮，统一梳向脑后；T恤衫喜欢穿黑色紧身款，凸显胸肌；商务休闲裤；裤子直筒到底是一双咖啡色的乐福皮鞋。他躲在树荫底下候车，树干被一条过于夸张的铁链捆绑在一辆自行车的倚靠之下。那辆红色的自行车破旧得乏善可陈，车龙头正对着脏乱不堪的分类垃圾桶。旁边有位穿戴时髦的老阿姨，嘴唇翻来翻去，不知在嘀咕什么。老陈并不理睬她，专注于观望马路对面的拆违现场。好些民工忙得冒烟，忙着拆沿街的商铺，忙着用赭红色的砖头替废墟重塑容颜。“停业”——每堵新砌的墙上都有白色油漆刷的两个大字。

　　一辆597路公交车缓缓驶入，一突气，停在了老陈的身前。我目送老陈上了车，直到车门合拢，才不紧不慢地归位。我的违规行为就此走到了尽头。

　　“跟牢。”我嘱咐握着方向盘的小王，顺势坐进了副驾驶位，使劲把车门带上，戴上一副墨镜。

　　新的旅程开启了。你永远都猜不透它的终点或起点。吃这碗饭简直就是和上海的市容街景谈恋爱。太阳和月亮会为我作证，若不是这份工作，我不会对上海如此熟稔。

　　在我的学生时代，最初的志向是当一名运动员。受制于天赋，我的上限注定不会可观。就像一个筛子，有的淘汰，有的留了下来。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残酷之时，正是我的青春叛逆期。我的学业糟透了，在体育特招生的班级这压根不算风景，只是我糟得邪门，引起了若干师生的议论。他们说，我的语文成绩即便放在普通班也是漂亮的，但是其他学科就实在太惨了。我当时确实严重偏科。我承认自己挑食，正如我喜欢看书，却只接受侦探、悬疑、间谍、武侠这些重口味的类型小说。起初，阅读纯粹就是一桩消遣，我在娱乐的过程中受了蛊惑。听音乐也是如此，在我人生最消沉的时光，它给了我许多慰藉和勇气。当年的那些卡带，随着岁月的流逝，本初的功能与价值已经消失殆尽。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甚至没有设备给它们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可我仍旧敬爱它们，用透明的薄膜袋封存在书房的某个阴凉干燥的抽屉里。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它们还有开口的一天。

　　那是几年前，我在虬江路的旧货市场偶然觅得一台上世纪80年代原产的天龙卡座，单卡双磁头，品相簇新，机器的状态一流。我把它夹在腋下，单手托着，喜滋滋地回家。待到音响系统接通，按下播放键，磁带拖拉的嘶嘶响伴着底噪，那声音醇厚而温暖，犹如寒冬开了空调裹着羽绒被睡觉。我首先解封的是蝎子合唱团的《摇滚与柔情》，我在老陈店面买的第一盘卡带。当年，华语音乐的卡带在正规音像店的零售价是九块八毛，欧美引进版的要价比较复杂，常见的，分为十二、十三、十五元三个档次，但是，无论什么规格，在老陈的店面统一只卖两元。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是什么原因吸引我走进现代电子城。那個市场占据现代大厦的一至四楼，离我家不足两分钟的路程，反正，那不是我的第一次光顾，却是我和老陈的初识。

　　纯属偶然，我发现了老陈位于二楼的鸽子间，只有两张柜台，摆满了上海音像、上海声像、中唱上海这三家公司的滞销货。多年以后，我意识到这种清理库存的模式在图书行业更为普遍，确实要比直接销毁人性化。当然，对于那些已经或即将接受正价的消费者而言，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特价书的身上通常会用彩笔涂上一道，以示区别，好比古代在犯人的脸上刺字，体现在老陈卖的那些卡带上，就是用锐器在它的盒体划刻两道深浅不一的伤疤。

　　老陈是有门路的人。传言他是行业内的，下岗在家，单位给他一个饭碗加点小菜。没有后手。偌大的上海滩，像他这样的专营，我没见过第二家。就连几大音像公司自设的门市部也不提供这种服务。这种价格，还有什么闲话好讲。没错，品种是少了一点，全是不被市场认可的内容，而且更新迟缓，但是，就冲这价格，路过了都得多望老陈几眼。他就瘫在柜台后面的藤椅上，胸口卧着一部袖珍款的无线电，脚边搁一张板凳，上面有好大一杯茶，那盛茶的容器是雀巢咖啡的广口瓶，咖啡吃完了，空瓶子当茶杯是那个年代的派头之一。

　　对我而言，老陈就是当年现代电子城的一种派头。别的摊主巴结、殷勤，他呢，死人不管，置身事外，躺着听广播电台推送的滑稽戏，有时，也听一点沪剧和滩簧，偶尔也哼两句。他是舍不得招待客人的。客人指着说，我要这个，要那个，他勉勉强强起身，笃悠悠拉开柜板，右手痛苦地伸进去，摸出来，伸到玻璃台面上。货钱两清。他喜欢这种爽爽气气的客人，屁话没有。这种客人少见。多的是那种镂东挖西的“十万个为什么”：

　　“保尔·莫里哀有吗？”

　　“没的，就这点品种。”

　　“哦……为啥啊？”

　　“没为啥，就这点品种。”

　　“哦，就这点品种啊！”那人似乎听明白了，瞄着柜台，埋头问道：“那么卡拉扬呢？”

　　这时就考验老陈的心情了，心情好，多送一句：“就这点品种。”不然，两眼一抹黑。我当时很吃他这套，一半原因是柜面狭小，两三个人一挤就没法挑了，而那些一阵一阵发糯米嗲的中年男子也实在是讨厌。他们可以研究上老半天，结果连皮夹子都不肯摸。他们把两块钱看成人民广场那么大，没有心仪的目标是不可以抱着刮彩票的心态去涉险的。与之相比，我确实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人。当时的我，早已厌倦了广播电台，厌倦了它们的样板与口水。在资源匮乏、渠道单一的前数码时代，这就意味着付出更大的代价。看书，如果说还可以求助图书馆，作为某种指南或替代，那么听音乐就只能自求多福了。于是，精神上的空虚与好奇降解了我的智商和自控力，以至于我在老陈面前，如同一个瘾君子。

　　达明一派、齐豫、潘越云、罗克塞、平克·佛洛依德、希妮德·奥康娜、恐惧海峡、金属乐队、比约克……很快地，我的随身听被这些名字攻陷了。我近来在网上和一些年轻乐迷互动，他们惊讶于我发的老卡带照片，比如《月之暗面》，居然早在1993年就出过引进版，比约克曾经也是席上嘉宾。其实，很多禁忌的声音早在香港回归之前的五年间已经介入了大陆人的娱乐。主要是通过中唱上海，通过“百代巨星系列”和“宝利金世界巨星系列”。可是，即便他们贵为巨星，即便内页上的乐评把他们吹得天花乱坠，在老陈那里，统统只是被市场淘汰的落魄形象，塑封蒙灰，身上刻了两道划痕。这些被淘汰掉的巨星，让我着迷的与其说是他们奇怪的音乐，不如说是他们在上海的奇怪命运。其中的不少名字，只是在被我长期拥有之后才变得不那么可憎。

　　那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我逐渐建立起自己的迷你曲库。现代电子城戴好假领头、套上西装马甲，成为本城跳蚤市场里的新贵。很多人为某个违法勾当慕名而来。如何用最低的代价穿透层层叠叠的过滤网，把耳朵伸向世界，盗版CD为日后的文艺片非法普及做了铺垫。好些人发了财。老陈倒不眼红。他是一点一点、眼睁睁地目睹现代电子城的二楼如何走到了这一步。起初，只有少数几家摊位在卖盗版CD，后来，也就是小半年的光景，只有少數几家摊位不甘堕落。老陈就是那少数派中的死磕派，一个钉子户。不过话说回来，他也是既得利益者，真是没少沾光。这个市场突然化作乐友之乡，会逛二楼的十之八九是目标客户。照理说，老陈应该跟风，应该改行，可他顽固地瘫在藤椅上，木知木觉，像个中风病人，等待被谁唤醒，或者，被某种残酷的现实踹醒。

　　卖摇滚乐的马松涛和老陈是一对搭子。小马当时二十岁出头，在我的记忆里是一个皮衣皮裤铁链条尖头皮鞋不离身的帅小伙。长发有时披肩，有时扎成小辫，嘴里时常叼根牙签。他活脱是银幕上的角色，一度让我非常困惑，他在这个市场，到底是来练摊的，还是体验生活的？照他的讲法，卖盗版碟是因为高考失败，因为热爱音乐。他和老陈是两个极端。他喜欢和客人攀谈，打听对方在音乐上的品味。他的热情迎宾非以推销为目的，倒像是记者暗访，或者作家采风，对上海的乐迷群体做人口普查式的调研工作。难得遇到谈得来的，他必定会递上名片：“想听啥，一句言话，我总归有办法的。”他指着名片上的传呼机号码，还有他的大名：“叫我小马好来，有啥事体，打我拷机。”

　　我见他寂寞空虚，陪他扯过几句。我低着头，CD盒缓慢、轻微、有节奏地相互触碰，溜过我的指尖，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那声响以及翻动中的唱片封面让我沉迷。我买的不多，但是翻得很勤快。

　　不光是价格的问题，还有盗版的粗制劣造。

　　小马出现在电子城的时候，盗版CD的单价已经跌至十五块。逢了周末，整个二楼好比城隍庙的八仙桥，人贴人，挤肉饼子。卖流行、古典、发烧天碟的摊位总是肉腥气最重。同质竞争，在铺面风水的择选上大有讲究。老陈很识相，物业吹风要涨他的租金，他并不翻毛枪，乖乖撤出最热门的电动扶梯转弯口，缩到旮旯角落，和消防安全门为伍。这样也有好处，抽烟方便，铺子与安全门之间的那面墙明明是公共面积，他添置一张柜台，转租给小马。两个人相互照应，闲暇时，一道竖在半掩的安全门门口，一只脚在界内，一只脚在界外，抽烟，斗牛皮，像两个混黑道的，时下的上海语境叫“社会精英”。

　　也许是受了老陈的影响，还有那些类型小说，我一走进现代电子城就俨然换了一个人，异常冷峻。还喜欢偷听别人聊天，尤其是小马和老陈的对话。这后来成了我淘碟时的一大特色和乐趣。当然，我也不是绝对沉默，只要碟贩足够多，足够闲，我也会尝试打开他们的心扉，通过B去了解D的情况，或者与H谈一谈K，前提是我觉得这样的行为是有意义的。至于是什么意义，要等到我进入专业的培训学校才有更深入的体会。

　　“老陈，我听他们讲哦，两楼有可能保不牢了，所有卖CD的全部要清出去。”

　　“我老早就讲过了，枪打出头鸟，这种生意早点晚点要出事体的。之前不弄侬，现在不弄侬，就太平啦？迟早是要拿侬垫刀头的。”说着，老陈闷一口香烟，“侬不要看现在对过的服装市场多少风光，野路子呀，一样的，总有一天要出事体的，辰光没到而已。”

　　“真要整顿的话，那真是大进攻了，整个楼面要闹翻天了。”

　　“有卵用啊，该跑的总归要跑的，逃不掉的。不过闲话又讲转来了，不给卖了，就真的太平啦？这种物什禁得掉吗？总归有地方的呀，上海滩那么大，还怕没地方去啊！”

　　“那么侬已经寻好后路了啊？”

　　“后路？我寻啥后路啊，我卖正版磁带碍着啥人啦？”

　　“我倒是有新的方向了。”小马说。他花了一支烟的时间介绍时下新兴的“打口碟”，随后又给老陈点上一支，邀他去大杨浦发财。“我在同济对过的鞍山四村借了一套房子。”他说曲阜路的三兄弟、新乐路的老林都是这样，不租门面，借一套私房，一方面能住，另一方面是店铺兼仓库。他想越过这两条货源，直接到广州沿海进货，本钱不够，理想是有信得过的朋友搭把手。

　　那个周四的下午，我终于搞明白了“打口碟”的来源。之前，我在淮海路、复兴中路以及音乐学院门口见过这种居然是由流动摊贩兜售的进口唱片。我完全被贩子忽悠了，以为这是海关缉拿的走私货，惩戒了，害成残废。这些CD全是正版的，可惜负了重伤，放在电脑光驱或者Discman里旋转会发出巨大的噪声，部分音轨跳音卡音甚至无法播放。我头一回产生了想和老陈聊几句的冲动。内心的我，似乎已被小马俘虏，想要替他站台、背书。他们的生意我不懂，我只是本能地预感到，如果事情能成，就会有更多的音乐可供挑选。这个主意不错。可我说不出口，一说就暴露了那双耳朵，隔开两三米，一字不落地默默收听、分析。

　　老陈婉拒了小马。他有许多顾虑，好些说了，更多的挂在脸上。“打口碟”固然是正版的，以洋垃圾的面目入境，是废物利用，可音像制品终究是敏感的，这里面含了违法乱纪的风险。他有老婆有儿子，社会上不缺违法乱纪的人事，有的还活得很逍遥，可是老陈坚信，逍遥是暂时的，历史会在合适的时机痛下杀招。老陈要当良民，无愧于心，无愧于天地。两年后，他还在坚持这套理论，没什么好后悔的：

　　“小马多少精刮，这种人好搭伙的啊？不要被他弄死啊。他是懂货的，我连廿六个英文字母都识不全。搞啥百叶结啦！烂烂糊糊混口饭吃吃嘛算来。”

　　“问题人家现在搞大了，我噜苏这个倒不是讲侬当年应该搭伙，我的感觉是侬应该早点改行。搞到现在还在卖磁带。侬讲讲看，现在啥人还听磁带啊？现在是CD的时代了。”

　　“没用场的，发财也是一种命，老天爷都帮侬安排好了，有就有，没就没。”

　　“那侬也要争取的呀。”

　　老陈听哑巴了，不再辩驳，低头喝茶。他来王龙宝的调剂商店串门，王龙宝把他奉为上宾，搬出一套宜兴的紫砂茶具，泡了特级大红袍。刚巧店里有六七个客人在挑碟。其中某位，主职是广播电台的DJ，偶尔也在电视台的生活类节目中担任主持，在上海的文艺圈似乎是一位门路畅通的人物。出于一些微妙的原因，老陈的目光一直不肯饶过他。至于我，就像排球比赛的裁判，视线在老陈和他之间来回切换，一度忘了我来此买碟的初衷。今天的我，更能理解他的灼热眼神，我说“更”，是因为我当时只领会了其中的一层企图，和王龙宝新到的这批“打口”的品相有关，几乎都没打到碟。本世纪初，“打口碟”渐渐摘了“打口”的帽子，出现了“原盘”（打到内页，碟无损）和“原盒”（毫发无伤）。这是老陈早先拒绝小马的时候所不曾预料的。

　　王龙宝递了几张未拆的“原盒”给老陈。

　　“要死快了，这老鬼三摆在武定路五百五十五号，再贴上一张‘中图的黏纸，就是一百三十二块呀。”老陈说，两手微微发抖。

　　“我估计再下去‘中图也好关关掉了。”王龙宝得意地说，替老陈的小茶杯里加了点黄汤。这很荒唐。老陈此后的言行与进门之时判若两人。看得出，他有些动摇了。事实上，近一两年，他的生意确实在走下坡路，那路陡峭得心惊肉跳。表面看来，这得怪现代电子城的“强拆”（他换了一种形式，又成了钉子户），更致命的，其实是音乐载体的革新。卡带的品种、发行量持续削减，大众的消费习惯把老陈淘汰出市场，正如他卖的那些音乐被大众的审美习惯逼至绝境。

　　我后来有一年多的时间没见过老陈，在这之前，我也很少再去现代电子城了。那里早就无法照亮我了，我对它的热情与眷恋被CD从二楼的撤离湮灭了。新乐路没有三十元以内的买卖，那里不是我的家。我把更多的精气神耗在相对廉价的曲阜路。我在现今是地铁曲阜路站四号口的那几栋民宅花了大把钞票。鉴于棚户区是如此阴霉、晦暗，三兄弟是如此市侩、狡诈，王龙宝就愈加让我上瘾。他的调剂商店位于徐汇与卢湾的交界处，兼售古玩、钟表、家具、服装，富于老克勒的某些特质，精巧而做作，做作得很迷人。更妙的是，他其实并不懂货，却装作很懂，好似每张唱片和他都是朋友，或者即将交朋友。更绝的是，他不仅不懂货，开价之时还不认脸，平民如我，名流如一些电台DJ、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乐评家，全都一视同仁。这些，也都是老陈的优点。

　　我和老陈的重逢发生在宜康电子电器市场。这个市场徒有虚名，正如大浴场的社会职能不在洗澡，难得有谁用实名称呼它，更没什么人为了电子或者电器大老远地跑一趟。它在上海人，尤其是在外省人的嘴里通常只是“大自鸣钟”。这几个字后来成了黑话切口，一度取代了“打口碟”、“盗版DVD”，成为某个群体文化消费的能指与所指。时至今日，这批人仍对大自鸣钟念兹在兹，如果到西康路与宜昌路的丁字路口，仿佛总能看见一栋并不高大的雄伟建筑，那建筑分为三层，二楼直通一座石桥，那桥架在苏州河上，对岸是光复西路。

　　有一点，我当年一直没搞明白。大自鸣钟的二楼是如此纯洁，在这个几乎没有空铺的楼面，怎么就遇不到一点离题呢？它真的就是电子电器市场，完全的，彻底的，而在它的楼上和楼下，完全就是两个音像世界。让我同样费解的，还有老陈的某些改变。我还记得我在一楼中庭见到他时的惊讶。他的藤椅不见了，取代的是一张枣红色的太师椅；他的无线电不见了，取代的是一套二手的发烧设备，循环播放老鹰乐队选自“冰封地狱”现场的那首《加州旅馆》。仿佛洗脑，我但凡路过，总会听到吉他的炫技，或者一个中年男子的沙哑演唱：

　　“欢迎来到加州旅馆，多么美好的地方，多么美好的脸庞……”

　　和加州旅馆一样，大自鸣钟也是四个字。这四个字陪我度过的那几年间，我对老陈的了解更为深入，尽管我们一如既往地蔑视交流。我从其他渠道对他的生平、家庭有了一些认知。他的独生子就读于艺术院校，学表演的，今后想当演员。他对这个宝贝儿子寄予厚望；还有他的老婆，身体不好，病退在家——这一条是三楼的老丁告诉我的，他和老陈是市场里吃“打口”饭的罕见的上海人。

　　大自鸣钟的早市是最热闹的，很像文庙的鬼市。去鬼市卖书的贩子开着驮了几个麻袋的助动车，停在哪里，哪里就引来一窝蜂的光线与哄抢。鬼市的这道风景独属于漆黑的凌晨，高潮集中在周六至周日的子夜。书贩的到来毫无规律，时机错过了，也就淘不到什么好东西。在大自鸣钟，好东西的切口是“尖货”，特别好的冠以“大尖”。大自鸣钟早上八点半营业，这之前，已经有好些碟友啃着早饭在候场，等着开头箱，抢尖货。那哄抢的场面是可以見血的，因为CD盒是塑料的，有些盒子破得不巧，仓皇下手，难免被扎伤。那混乱的场面无疑是失控的，碟贩只能东张西望，争取多生几只眼睛，而人又实在太多太杂，所以失窃是大概率事件。

　　有一次，我难得周六休息，赶早去大自鸣钟过把瘾，就撞见了这样一幕。那个小偷与我遭遇的时候，俨然已是一具尸体了，而受害者还扬着见红的拳头，武松打虎似的不依不饶。我正想冲过去制止，被老陈抢先了。“小四子，可以了，”老陈从后面抱住魁梧的受害者，使劲拽拉，“别打了，你再打要打出人命了。”

　　“妈了个逼，”受害者指着小偷啐骂，都是极难听的粗口与诅咒。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拳头挂彩了，心疼地用拇指一抹，掉了一层皮。看来是下手太重，拳头与门牙正面冲突，撞破的。至于那几颗门牙，现在也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它的主人正痛苦地捂着鲜血淋漓的缺口，挣扎着想要爬起。

　　“小许，看什么热闹啊，快拿餐巾纸。”

　　那个左眉上有一道刀疤的安徽人，老陳的邻铺，这时终于缓过神来，丢过来一包纸巾。有热心人从市场隔壁的可的便利店买了纱布和创可贴，还有矿泉水。老陈帮着做了简易的护理。小偷始终捂着脸。再后来，一根扫帚柄从柜台底下拨出满是灰尘、严重变形的眼镜，擦干净了，大约摸拗正，勉强戴好。谢了几声，小偷灰溜溜地从周遭的凝视之下消失了。

　　我始终忘不了那人离去时的背影，暗含了太多情绪。我把他的离去与大自鸣钟几年后的肃清联系到了一起。

　　北京奥运年的伊始，大自鸣钟成了一栋空的建筑。紧接着就是农历新春，本地的，外加一小撮没返乡的碟贩沿着上了封条的空建筑的外围做生意。这一段的宜昌路曾经有过露天菜场，历史悠久，现在，这景象倒让许多附近的居民念起了旧。春节嘛，原本就是抚今追昔的日子。我问贩子：“下家找好了吗？”对方就悻悻然地答道：“还在找，等过了元宵再说吧。”大过年的，谁都不愿意流露出内心的惴惴不安。

　　好像是三月的头上，结论定了。原本在大自鸣钟卖DVD的全搬进了叶家宅路的事久建材市场，卖“打口”的大部分去了西宫旁边的银宫商厦。老陈随大流。老丁则选择改行，这个老鬼三，我后来就只见过一次，是在亚新广场附近，他开着一辆新款的小型环卫车正在替长寿路作美容。

　　“怎么不做了啦？”我递上一支烟，打火机也凑过去，“不去‘银宫陪陪老陈啊？”

　　“这帮安徽人实在太辣手了，弄不过他们，再做下去就要当垃圾瘪三了，还不如现在好，扫扫垃圾，吃吃大锅饭，混日脚呀。”

　　“侬不去‘银宫嘛，现在市场里只剩老陈一个上海人了。”

　　“好像是的，”他思忖道，“老陈的压力比我大，为了他的宝货儿子，老婆嘛还生毛病，作孽啊。”

　　他这样一说，倒让我有点内疚，因为已经好久没在老陈手里消费了。我去“银宫”，统共也就只有两三回。作为一个唱片弹药库，“银宫”的历史太短暂。在这九个多月里，老陈的人生经历了两次重大变故，老婆没了，儿子出道了。

　　老陈的儿子主要是演话剧。当个话剧演员虽说发不了财，但起码有一份颇为安稳的收入，当然，这点数目寒薄得不足以对付他的开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更何况是一名演员，未来的明星。我在王龙宝的调剂商店，听他唧咕这些，不似客人，倒像是他的朋友。我也是公务繁忙，忙得不知道王龙宝也退出江湖了。

　　“这行难做啊，老客户该收的片子都收得差不多了，新的跟不上。现在一点小青年行的是听mp3，连音响都不欢喜了，烧耳机倒是烧得起劲。买副耳机几千块，眼睛都不眨一下，叫他买张唱片，难啊。人家不欢喜，侬有啥办法呢！”他说的时候，手里的茶杯还往嘴边凑，情绪一激动，喝茶喝呛到了，咳得厉害。他预计自己还能混几年，眼下旧货调剂的买卖也很萧条，房租厉害，和楼市一样日涨夜涨。“赛过是帮房东在打工啦，”王龙宝说，“再混几年，再混几年，我大概也要歇脚了。”

　　老陈还在坚持。就我认识的上海人，还在实体经营“打口”的只剩下他了。“银宫”企图复制“大自鸣钟”的成功，它做到了，连结局都是拷贝不走样。撤出“银宫”，老陈大概也就看明白了，不能再这样随大流，跟难民灾民、流亡的军队一样，结伴一起逃。他们要搬去事久建材市场，从头开始，他不能再和这些人一起鬼混、死磕。他要过安生日子，就得脱离大部队。老陈最后选择回现代电子城，一个人。那里虽然没有消费音乐的气候，但毕竟很稳定。回到一个熟悉而相对漂亮的环境。他选了租金偏低的三楼角落，又和消防安全门当了邻居。

　　光靠唱片肯定是死路。老陈学习王龙宝，搞了一些旅行箱、不粘锅、机械表，所谓的外贸货色当陪衬。他是真的有心开疆拓土，而不是像事久建材市场的碟贩，在世博期间，拿丝袜、内裤当幌子，看到熟人的眼神透露出需求，放他们进来，矮了身子暗箱操作。

　　建材市场的唱片交易支撑到2012年年底，老陈比他们多卖了半年。现代电子城也要关了。一夜之间空降的命令。这个在某些人眼里乱哄哄、污糟糟的市场档次太低，配不上它所在的地段，扎在如此高尚的社区，简直就是一颗生锈的钉子。上有不满的领导，下有愤怒的租户，于是，物业就成了三夹板。他们也没办法，找了好些理由敷衍、安慰租户。停业的前夕，市场内外的醒目位置贴满了告示：

　　“首先感谢各承租户及广大顾客长期以来对‘现代电子城的支持和厚爱！

　　“现经双方友好协商，我司已与全体承租户签订了《场地租赁提前终止补偿协议》，为此，我司对各承租户的大力配合予以衷心感谢！

　　“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约定，全体承租户均同意提前终止双方租赁关系，并承诺于2013年6月30日搬离租赁场地……”

　　如同告示所言，租户们得了补偿。仿佛是一场持久战，几乎整个六月，关于补偿数额的协商与争执就没消停过。无非是多赔一点，再多赔一点，就像市政动迁，赔到不愿搬的能露出尴尬的笑颜。停业是租户无法面对的。他们得抱怨，得抗争，在相熟的客人面前发泄，透露一点协商的进度、赔偿的数额，引起舆论高压。自知一切都是徒劳，还要这样办。老陈早就想好了，独立的街面房子，他负担不起。有一户卖办公文具的，找老陈合计，就近找一个，平摊合租，可是一涉及具体的费用就没有下文了。老陈认了。这是老天爷让他退休。别说附近，就是在上海市区也很难找到现代电子城的替身。这样的综合性市场，大概也只有虬江路还有几家，老西门有一家，但是无不脏乱、破败。这座国际大都市已经容不下这样的景象了。

　　最后的交易日，多数租户和老陈怀了相近的心思，亏本甩卖，他们也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或许，就此歇业，或许改行。顾客都抱着捡漏的心态过来，另一方面，过来看看，算是对过去的美好有所交代。

　　东西早就收拾好了。老陈看起来颇为疲乏。他把贴在安全门上的告示撕下一半，烧了拿来点烟。我没有上去和他打招呼，只是多看了他几眼。如果我没有猜错，当时的他对未来并不悲观。他的儿子已经出道了，在一些电视上看不到的电视剧里客串，在一些话剧里担当重要的配角。

　　赔偿金，再加上个人积蓄，老陳给儿子在宝山与闸北的交界处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留了房贷让儿子去还。老陈不再具备造血功能了。他能做的就是不给儿子找后妈，添麻烦，学着用微信节省话费，在群里组织当年一道上山下乡的插兄插妹，去农家乐度周末，打打牌，疯一疯。这样的太平日子，他只过了半年。

　　那是圣诞节的下午。老陈的儿子不光酒驾撞伤了执勤的交警，还在大白天上演警匪追逐的戏码。相关视频后来在电视台在网上热传，遇袭的交警面对镜头慷慨陈词：“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明星，当然，即便知道了也不会影响我秉公执法。我看他违规停车，就叫他赶紧把车子开走，他说女朋友去便利店买点东西，马上就走，他说的时候总感觉哪里不对，我就要求他出示驾照，然后他就支支吾吾的……”

　　就这样，老陈的儿子终于成了明星。各方努力，他被塑造成了一个颇有名望的明星，有他出镜的一些电视剧片断，终于有机会在电视上亮相了。它们经过精心剪辑，汇同案犯、交警、目击群众的采访，作为娱乐新闻、社会新闻、法制新闻滚动播出。这不是他要的结果。他是有一些心虚，因为酒驾会给演艺事业留下污点，有污点的艺人是很被动的。他在警局的笔录里详细解释当时的动机。他很怕。他的朋友里就有一个名编剧，因为吸毒，日子过得非常狼狈。他说交警查他的驾照，他很怕。他想起团里新排的一个戏，他好不容易当了男一号。他就跟交警说，我还是把车开走吧，交警不准，他硬闯，于是，就有了七个月的刑期。出狱即是失业。没有任何文件或者说法要封杀他，但是也没有剧组敢用他，谁都犯不着给自己惹麻烦。看着他在社会上浪荡，老陈干着急。

　　去年，老陈大病了一场，动了手术。儿子日夜守着，本质上，他是个好孩子。从鬼门关出来的老陈让一些朋友看不懂。当然，他的焦虑还是可以理解的。他的忙碌总是有道理的。他做什么选择都是有道理的。天知道这半年多以来，他都经历了什么。

　　我们可以调查，可以揣测，动用我们的资源。

　　为了一网打尽，我们一直没有动老陈。现在，我可以发布信号了，让那些暗中待命的同事们汇拢过来。这件案子交由我来负责其实不是太合适。追踪的这些日子，我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上海市区，望着街面，我的心绪时常偏离。我会想起过往的许多事情，想起过往的许多唱片店。实体书店去了又回来，无论它是否纯粹，它在回潮，但是唱片店已经从上海，从这座国际大都市彻底消失了，无论它的货源是否合法。

　　如今的我早已不再淘碟。我曾经设想过很多种可能，我和老陈也许会在某个场合不期而遇。我们未必会畅谈过往，但是，最起码，我可以笑着向他递一支烟，我想，最好是一句屁话都没有，我就直接走到他的眼前，向他递一支烟，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像剧情即将推进的那样，举着手枪，警告他和他的同伙，不许动。

　　今年的夏天酷热难挡。七月底连日高温，好几天逼近摄氏四十度。这样辛苦的追查眼看着就要结束了。老陈今天是去接头的。届时，我们强闯民宅，难免会有一场冲突，预想之中，意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