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夏

　　高中时代因为《英国病人》第一次知道翁达杰这个名字，这些年来他一直是我最偏爱的作家。读他的书总是带着不一样的认真和投入，因為没有人能像翁达杰一样，将叛逆与自由写得那么诗意：他笔下的主角们都是迷人的浪子，离经叛道，对世俗规章不屑一顾，对权威和制度抱有嘲讽与质疑的态度。但同时，他们对世界有更细微透彻的感知，常常智慧超群，掌握精深的专业学识。如果可以不仅仅是翁达杰的读者，那时候的我在成堆的考卷和参考书中暗自希望能成为他书中人物一样的人，一样只遵循内心的法则活着，却没有想过有一天要成为他的译者，逐字逐句将他的作品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进行另一种更仔细也更辛苦的阅读。

　　在伦敦留学的时候，我读了翁达杰大部分长篇小说的英文原版，顺序分别是《英国病人》《身着狮皮》《遥望》《安尼尔的鬼魂》，从这几本书里，能明显感到翁达杰内心走过的漫长旅程。从《英国病人》到《安尼尔的鬼魂》，我从忠实读者成为了译者，而翁达杰也仿佛从埃及沙漠里那个轻松浪漫的业余地理爱好者，成为了科伦坡港口的船屋中一个心事重重的历史记录者。

　　《安尼尔的鬼魂》男主人公塞拉斯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考古学家，为了保护回国调查斯里兰卡内战遇难者身份的大赦国际特派员安尼尔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他的弟弟，外科医生迦米尼离异后以急诊室为家，内战血淋淋的残酷让他处于崩溃边缘，但他依旧依靠药物支撑在地狱般的急诊室里缝合伤口。塞拉斯的导师、碑刻家帕利帕纳隐居密林并正失去他的视力，但依旧孜孜不倦地照顾着自己在内战中失去双亲的侄女，并将关于斯里兰卡古文字的知识传授于她。当佛像雕刻师安南达因帕利帕纳的推荐成为安尼尔和塞拉斯的助手，负责复原骸骨面容，他们将一同面对战争的残酷、不义，在寻找真相的同时，面对自己内心无法明言的隐痛。

　　翻译翁达杰，译者遇到的最大挑战当然是让译文忠于原著风格。翁达杰的另一个身份是诗人，再加上他在东西方文化下成长的独特身世，使他的写作风格独树一帜。翁达杰文字里有太多东方式的幽微含蓄，但本质精准犀利：他深知自己要表达什么，然后分毫不差地为这些信息寻找到合适的语句、节奏。译者要在保留美感的同时，重现这种精确。

　　翁达杰对英语的简洁与直接的特性同样熟稔，比如当安尼尔跪在安南达的鲜血中，她第一次明白了这个终日醉酒的佛像雕刻师因痛失挚爱而忍受的绝望，愧疚与哀伤将她淹没，She was citizened by their friendship——翁达杰这样形容安南达和塞拉斯给她的感觉。这个citizened，来自名词citizen，以被动语态作动词用。这个词的意义不仅仅是归属感，还有为人的理性，在屠杀事件与不义之战频发的背景下，这个词显得如此有人性而且洁净。

　　这些是他的魅力，也是对译者极大的挑战。要尽善尽美地翻译翁达杰，大概需要一双会画工笔的手，轻、巧、稳、准，通识布局之后，层层渲染，我常常觉得力有不逮。很大程度上来说，翻译翁达杰的快乐正来自这些困难：面对它、研究它、解决它。

　　读者与译者之间，有一条很细但确实存在的边界。读者可以感性，译者必须理智。掌握作者在书中的情绪变化，但客观地去翻译而不是沉浸于书中人的悲喜，是我从读者到译者要做的第一个功课。在《安尼尔的鬼魂》中，作为读者的我获得了一如既往的愉悦感，因为翁达杰如考古学家般对细节的执著依旧，他显著的诗性写作风格一以贯之，而作为译者的我，需要多多推敲译文的语感，因为这诗意有了截然不同的“韵尾”。

　　《英国病人》中跳跃的节奏就是他笔下开罗暮色中群飞的猎鹰，书中人物也像迎风飞扬的种子，在那片没有疆域的国度寻找着无尽自由：

　　The sea of night sky， hawks in rows until they are released at dusk， arcing towards the last colour of the desert. A unison of performance like a handful of thrown seed.

　　“夜色似海，列队以待的猎鹰在暮色降临时分获得自由，疾速射向荒漠中最后的光亮。如一把种子，整齐划一，脱掌而去。”

　　《安尼尔的鬼魂》中跳跃的文字则是佛像雕刻师安南达眼中奋勇与气流搏击的小鸟，脆弱但勇敢，在即将亮起的天色之中为生存而努力飞翔：

　　The birds dove towards gaps within the trees！ They flew through the shelves of heat currents. The tiniest of hearts in them beating exhausted and fast， the way Sirissa had died in the story he invented for her in the vacuum of her disappearance. A small brave heart. In the heights she loved and in the dark she feared.

　　“鸟群正向着树木的间隙俯冲！它们飞越层层热浪。体内如此微小的心脏猛烈而迅疾地跳动，赛丽莎正是这样死去的——在失去她的无尽虚空之中，他为她的死编排了这样一个故事。一颗小巧而无畏的心。穿行在她曾挚爱的高空与惧怕的黑暗之中。”

　　幸运的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懂得最好的表达方式。因为翁达杰令人赞叹的塑造人物的功力，我在寻找语感的摸索中并没有迷失很久。通过他在塑造不同人物时使用的不同节奏的语言，为叙述带来不同语气和“表情”。比如塞拉斯思念亡妻时候的缠绵，帕利帕纳在密林中缓慢的言行，他那些湖水一样深的学识带来的最终的平静，刺客在火车上行刺时候的急迫和孤注一掷，迦米尼和一切保持距离的冷漠，以及他最终对哥哥表达依恋时那种近乎绝望的恳切。

　　比起倔强莽撞、被西方文化领养的女主人公安尼尔，男主人公塞拉斯明显是个更复杂的人物，他在初相识时告诉安尼尔，他渴望能写本书，关于岛屿南部某座已消失的、没有留下丝毫痕迹的城市。这个土生土长的斯里兰卡考古学家，被政府指派为安尼尔的搭档，这个沉默起来如同石像、说话时又近乎圆滑的中年男人，有怎样的内心世界？该如何在他简短而藏匿着各种潜台词的话语中忠实还原原著的语气？我能做的是来回通读全书，去找齐翁达杰在各处隐藏的线索，在书即将结束的篇章里，翁达杰用白描的方式，通过描绘塞拉斯的生活，刻画了他的内心。

　　“结束了一整天的海岸挖掘工作，疲惫的他回到自己的帐篷。他有四十五六岁，但在弟子们眼中却更为年長。他等到傍晚时分，等其他人都游完泳，才走进水中，投身它漆黑的怀抱。在这昏暗时分，在远离海岸的幽深水域，有时会遇上不让你返回的乱流，不断将你推离海岸。孤身漂浮在海浪之间，他会任凭自己随波逐流，身躯胡乱旋转，仿佛独自起舞，只有留在水面上的脑袋清醒地关注着四周的情况，当波光细微的大浪袭来时，他会潜入水下躲避。

　　他从小就喜欢海。孩提时代在圣托马斯公学读书时，学校与大海之间只隔着一条铁路。无论他到哪个海岸工作——汉班托特、奇洛或者亭可马力——他会目送渔民们乘坐排筏在暮色中启程，消失于夜色，离开一个男孩的视线。仿佛离别也好，死亡也好，或者消失不见也好，都不过是去往旁观者目力所不能及的地方而已。”

　　这是充满深情和孤独的一章，我跟在翁达杰身后，来到那片海边，看着塞拉斯从一个目送大海藏起排筏的男孩，在经历了战争之后，用大海一般深广的沉默收藏起自己的苦痛，也用海一样的胸怀，承载起了他人的命运。读完这一章，我看清了翁达杰像考古挖掘一般逐渐透露给读者的塞拉斯这个人的全貌，然后带着信心回到故事的开头，更有把握地开始翻译关于塞拉斯的章节，这点信心足够把握人物说话的语气，为他的世界寻找到更精确的动词、形容词与副词。

　　《安尼尔的鬼魂》这本书篇幅有限，人物也并不多，但每个人物都有主角般的动人魅力，搁笔至今，回想起来都是刀凿斧刻般的难以忘记。这是翻译翁达杰的快乐之一。

　　作为一个出过几本书的作者，起书名是让我很头疼的事，有时常常要与编辑讨论几个月也无法确定。我在翻译《安尼尔的鬼魂》时，没想到书名也成了一个难题 。Anils Ghost，对于没有通读过这本书的读者，这实在是个让人困惑的书名。

　　如果要为这本书的主题做个简单总结的话，我会说这是一个“正名”的故事。在斯里兰卡内战中遇害的无名氏们因为身份不明而成为无法安息的孤魂野鬼，安尼尔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查明他们的身份，揭开内战中当权者与反对派犯下的血腥罪恶。那些无辜的鬼魂是安尼尔要担负的责任，所以是归属于她的鬼魂。

　　至于女主人公的名字：安尼尔，Anil，一个她费尽波折从哥哥那里买来的名字，原本专属于男性。在女主角看来它带着男性的潇洒，读音和形状都有简洁流畅的魅力，选择改名是她对世俗传统的第一场反抗，为着女主人公最初选择这个名字的理由，我决定用笔画简单的文字音译了“安尼尔”这个名字，而不是女性化的“安妮儿”。

　　在和编辑沟通之后，我们将书名直译为《安尼尔的鬼魂》，因为它是这个故事最精准的概括，也是贯穿始终的线索。翻译也可以看作是为一种文字找到另一个名字吧，就像安尼尔的工作曲折艰难，翻译这本书也不是轻易的差使，却很值得。

　　语言的本质是符号，符号之间的转换类似解码。翻译《安尼尔的鬼魂》遇到的另一个小障碍是斯里兰卡语，书中的地名与姓名都由斯里兰卡语音译成英文，往往很长且不符合英语拼写与发音规律。比如：Bandarawela， Kuttapitiya， Awalawwa in Ekneligoda， Weeratunga Samaraweera虽然也只要音译成中文就好，但它们醒目的存在提醒我，我的密钥存在缺陷，我与这个故事依旧有隔阂，这种隔阂代表着不确定，这是刻苦钻研都无法破解的“语境”问题。凑巧的是，我在开始翻译《安尼尔的鬼魂》后不久就去了斯里兰卡，游览了书中提及的科伦坡、锡吉里耶、狮子岩、康提。

　　在斯里兰卡，我与当地人交谈，阅读看不懂的图案一样的斯里兰卡文字，看当地人书写这些文字。原本神秘“符咒”般的地名就成了普通不过的日常存在，咒语被解开了，不再存在障碍与不确定。这后来的翻译就顺畅很多，成了单纯需要久坐和用脑的“力气活”。

　　编辑常说：想见翁达杰吗？我帮你写邮件约好他，你买张机票去渥太华。但我总是拒绝。这似乎与我对他作品的喜爱有强烈反差。确实有译者喜欢与作者本人交流，可以讨论翻译中遇到的疑问，或觉得了解作者本人说话做事的方式有助于更好理解文字的节奏。我不知道写作者是否如此，但我见过太多艺术创作者在生活中与他作品中的呈现完全不同。温文的居家型好男人李安塑造了玉娇龙，一身反骨逆鳞。不羁的文艺先锋王家卫却塑造了宫家二小姐，一招一式都按拳路来。翁达杰笔下的主人公们桀骜不驯，才华出众，抹去家世出身，流浪尘世。生活中的他早早成家，离异又再婚，在大学担任教职。我喜欢这种反差，也喜欢这种距离。这距离代表永远有想象，永远有不确定的惊喜。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一个人在伦敦留学，功课繁忙，没有朋友。翁达杰书里的浪子情结与我那时的心境产生了奇妙的共鸣，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对的时间”。就像那样的年纪那样的生活不会重来，以后也不会有别的作家能像翁达杰这样让我着迷。爱是自私的，说的并不是我们不会为爱牺牲付出，而是我们倾向于以自己的方式去爱。但译者的爱却要走另一条路，放弃自我，对原著保持疑虑与探求：你是这个意思吗？我准确理解你了吗？我可以更确切地表达你吗？

　　不让情绪泛滥，不过度诠释，不简单推断，这是我从翁达杰的读者成为翁达杰的译者的过程中，学到的功课。这两个身份，都使我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