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

　　爱情故事是揭示世界真相的武器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朱诺·迪亚斯，显得比任何网站照片上的他都瘦小，曾酷爱拳击的壮汉在练习瑜伽时不慎受伤，就此中断高强度训练，如今保持半小时的坐姿都很辛苦，所以他挺直背脊，站着完成大部分采访和讲座。这昂首的姿态，连同瞪圆的眼睛、有力的手势，越发凸显了他的恭敬和玩世不恭、幽默和犀利毒舌，让他在揭示资本主义国家主流人士让移民做替罪羊时格外强悍，在讲述女人保护爱情、男人毁掉关系时更显坦诚。

　　曾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和全美书评人协会奖的朱诺·迪亚斯出生于1968年，6岁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移民到美国。作为作家，他写得慢，写得少，爱给自己找麻烦，但成就显赫。今年49岁的迪亚斯至今只出版了三本书：处女作《沉溺》被公认为是当代美国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长篇处女作《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获得普利策奖，被誉为“21世纪最伟大的小说”；最新短篇集《你就这样失去了她》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

　　在这些雄心勃勃的拼图式小说中，迪亚斯塑造了鲜明的形象：肥胖的宅男“奥斯卡”，聪慧敏感但非得毁掉幸福的“尤尼奥”，粗野而任性的大哥“拉法”……以及他们身边令人叫绝的女人们。他从不允许自己止于故事的表层，而是始终逼迫自己用接受度最高的文学样式，去传达他坚定不移的政治态度。所以，奥斯卡的故事里融进了多米尼加悲惨的国家历史，尤尼奥的故事里掺杂了最不引人注目的美国种族歧视的证据……就像融化的黄油渗透细密的面包，你一口咬下去，知道好吃，但只有较真儿的品尝者才能辨认出那黄油或面包好在哪儿。

　　大学时代，迪亚斯并不写通俗易懂的小说，而是在写作中注入政治议题，谈论非裔移民的权益、拉丁美洲政策，热衷于组建社团，探讨种族压迫、剥削，甚至屠杀的历史和现状。改变他写作的人，是某位前女友，她不留情面地说：“你写得太烂了，根本读不下去，像政治犯的自白，谁会喜欢？你该写偷情！写性！”看似媚俗的建议，却让迪亚斯如梦初醒，接下去的一整年时间里，他研究了大量西班牙语肥皂剧，学会用通俗爱情故事的套路来讲复杂的社会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写家庭对我来说更像一种写作策略，一条捷径。”

　　“如果对亲密关系背后的社会政治不感兴趣，你就无法以它为主题进行写作。爱情故事是揭示世界真相的武器。”

　　所以，向迪亚斯请教写作技巧是不会有错的。欲扬先抑的，是他骨子里的批判现实主义；予取予求的，是极富娱乐精神的好看故事——诱饵抛向读者，再诱导聪明的读者领悟故事背后的真谛。一个会这样写小说的作家，决不会放任天赋的自由意志，且已看透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文学是他可以游戏的异次元，更是他吸引公众注意力的绝佳武器。他在演讲中曾直言不讳：“你肯定没种说自己写的小说就是好的，因为好不好由不得你，读者说了算。但你可以控制的是：写一部有趣的小说。”

　　“我们都希望成名，走在街上有人朝你扔鲜花甚至内衣……这是天性。艺术，不在乎能不能成为你的朋友，但娱乐是一门心思想和你成为好朋友的。艺术不需要你的喜爱，艺术需要得更多。所以，获得掌声、赞许，也可能就是艺术死亡的时刻。好的艺术作品要唤起更复杂更深层的情感。只有赞许？不行。”

　　“该如何塑造自我，这个问题和如何获得名誉、处理名利同等重要。你可以整天读写，培养自己的写作能力，但这不能保证你成为一个作家，你应该做的是培养自己的人性。你必须变成那个能够写你想要的那本书的人——你必须全身心的变成一个新人，才能写那本书。”

　　也許，迪亚斯很早就成为“能够写你想要的那本书的人”了。

　　多年来，他始终是活跃的公众人物，开办非营利教育项目、参与联名反抗特朗普、反对《查理周刊》得自由言论勇气奖、反对海地移民后裔政策……所以，当我们谈及声誉，及其带来的影响力时，他说：“文学并不会带给你很大的声誉。很多人和我谈论我的书，但其实没有看过，我也不在乎。对名誉，我可以完全免疫。很多作家会将‘作家视为他们的核心身份，但我不是，把我仅仅看作是作家的朋友非常少，因为我也是社会活动家，而且在成为作家之前——很久以前——我就组织社群活动了，所以，写作对我来说才是新事件。这让我突然想起来，有个朋友曾说：你2008年得奖后至今都没办过一次派对！是的，我从没为此庆祝过。”

　　一眨眼，曾被《纽约客》评为“20位40岁以下的文学新星”的迪亚斯已近天命之年！他一边抱怨背痛，一边开玩笑说：“我老了，但老对男人来说是优势——你看，过了40岁，我才有机会受邀请来中国呢！不过说实话，年轻时的hunger肯定会减弱。”

　　年轻时，他用11年时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屡次回多米尼加采访，编辑都换了几茬，别说女朋友们了。年轻时，他凭借《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得了大奖，电影版权在2007年就被Miramax电影公司高价买下，但他摇摇头，嗤之以鼻：“改编权早就过期了。没人想拍一个多尼米加共和国处男的故事。电影世界太白人化了。加勒比海地区和中国其实有相似之处，我来到上海，看到广告牌上很多模特都是白人，所以有点在故乡的感觉——我们都是PRADA之类的奢侈品消费帝国中的囚徒，廉价的霸权形式。任何带着白人脸孔的品牌都能轻而易举从你口袋里挖到钱。我只能往好处想，去希望这种情况会变好。”

　　当迪亚斯无法承诺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完成时，我们却能看到身为社会活动家的他始终有一个天下大同的梦想。可做副证的，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在不同的采访中，迪亚斯提到对他很有影响，或他很喜欢的作家们几乎全是少数族裔作家、移民作家：阿兰达蒂·洛伊，奥克塔维亚·巴特勒，托妮·莫里森……他们的肤色都不是白的。

　　如果谈论情爱主题的小说、移民问题都会让朱诺·迪亚斯严肃，那谈什么会让他眉开眼笑呢？

　　他的背忍受不了沙发，站到吧台边，总算浑身轻松了，这时刚好聊到他的“本职工作”：早在他得到普利策文学奖之前的六年，他千辛万苦，才谋到MIT（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份差。“我选择MIT，仅仅因为那是我能找到的唯一的工作。说真的，找到大学里的教职是很难的。”

　　倒不是说迪亚斯在别的时候不会笑——众所周知他很喜欢开玩笑，也特别喜欢在公开演讲时故意带几句美式国骂，以增添搞笑和强调的气氛——但他谈到那些学生时，真的两眼放光！“我喜欢在MIT教书，因为那里的学生刚好是我想挑战的对象。MIT是世界第一的理工学院，学生们在任何方面都很优秀，尤其是他们会建构，这个很棒。他们不太相信未来世界必须围着艺术转，他们来到我的课堂，不期待有人扭转他们的世界观。我最爱的就是这一点！教这样的学生创意写作，是很有趣的挑战，所以我快乐。”

　　迪亚斯在2014年发表于《纽约客》的《MFA vs. POC》中提到，如今是创意写作的时代，美国是生产“获得艺术硕士学位的作家”的一个大机器，而他课堂里的学生也有各种肤色了。“全世界的创意写作课，就像餐厅——你去过一家，就知道别家是怎么运作的，模式简单明了：中餐还是西餐？不管提供的是什么食物，什么价位，你很理解这套模式的用途。”

　　他的创意写作课是这样上的：每周学生按时交来作业，大家通览一遍，做出评价，然后聚在workshop，粗略地给学生分组，设定目标：你们从所读的篇章中可以“偷”到什么好玩意儿？讨论几分钟后，再讨论有什么问题，如何解决？之后，学生们会有五到十分钟的提问时间，workshop就此结束。“我敢说美国十之八九的workshop都用这种模式。”

　　除了创意写作课，迪亚斯还教好几门别的课，包括末日文学、如何创建极具普遍性的权威作品……他很喜欢让那些课的学生们从《星球大战》和《魔戒》开始读。

　　注意到的最后一个细节是：只有在谈论这些时，他才没有爆出那句口头禅：“我才不在乎呢！”

　　Q：《小说界》杂志

　　A：朱诺·迪亚斯

　　结构套结构的写作方式，正是我身为作家自娱自乐的方式

　　Q：从《沉溺》到《你就这样失去了她》，我们可以看到你的短篇小说有鲜明的内在线索，彼此补全，各自发挥。你写这样的短篇时有规划吗？

　　A：我确实有规划：有意识地规划出一组短篇故事，像拼图一样，成为完整的一本书，但始终要围绕着一个“空缺”来安排故事。拿我的前两本书来说吧，每一本都掩藏着一块巨大的、显而易见的沉默区域。第一本书《沉溺》中，处于中心点的“空缺”在于：主人公的大哥后来怎样了？一开始他很有存在感，但随着书的推进，他就消失了。第二本《你就这样失去了她》中，回顾了大哥的故事。你读到第二本，才会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第一本的“沉默”部分是在第二本中揭露的，这会让第一本书读来更令人悲伤。但第二本书中沉默的“空缺”部分，我猜想不会有太多人注意到，那要等第三本书出来——如果我能写完的话——你又会大叫一声，哎呀！天啊！原来是这样！我就是这样规划我所有的书的，但书中人物不会谈论这一点。这种结构套结构的写作方式，正是我身为作家自娱自乐的方式。我很享受在拼图、在游戏的感觉中写作，这种游戏并不是为了解决什么写作上的问题，它们只是凭空显现出来，给你留下很多选择，哪怕大部分读者在阅读我的作品时并不会有更深的参与感，或进入深一层思考，但那也没什么，我不认为是个问题。

　　Q：你的第三本短篇集什么时候出版呢？又要让我们等七八年？

　　A：天啊，我不知道。它理论上应该是在进行中……

　　Q：包括舍伍德的《小城畸人》、布拉德伯里的《火星纪事》、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奥丽芙·基特里奇》在内的美国经典小说都用关联性的短篇连綴而成，你好像特别偏爱这种方式？它和长篇有何异同？

　　A：这是作家不可避免的写作策略之一，确实很普遍。长篇小说是一系列故事构成的，根据你要写的题材，这种体裁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我喜欢这种形式，很有用，让你更容易开始并完成一本书。在传统格局的长篇里，你要预先排除很多问题，以保证它的前后统一、连贯不断；由短篇构成的长篇则是碎片状的，它反而能容纳，甚至召唤出更多问题。我很享受写完一个短篇后，不用着急赶赴下一章节，而是在原地坐一会儿，我享受那些停顿，给那个故事以时空余地，彻底发挥出来。读长篇，你可能从头到尾一口气，但短篇构成不一样，完全不同——就好像你追看一部电视剧，每周追一集，这一集的内容、悬疑就会延续一周，你会有更多期待、好奇、渴望看到下一集，这本身就是思考的过程；但如果买回整套光碟，一口气看完十几集，那种乐趣就完全丧失了——也有乐趣，但我怀疑，那和你看完一集得到的乐趣是差不多的，而不是十几倍的乐趣——当然这也可能是我个人的偏见。

　　Q：但是你把奥斯卡的故事写成了独立的长篇，虽然用了11年。

　　A：我写得很慢，但也不太累。我想专注于一个年轻人的一生写一个故事，这个念头一度让我牵肠挂肚。

　　Q：你好像很喜欢变换人称？《你就这样失去了她》中出现了四次第二人称，为什么会有这种更抒情、更难写的变化？而且，其中还有女性第一人称（《另一种生活、另一段时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尝试？

　　A：第二人称读来更私密，从情感上说更有冲击力。“你三十岁那年结婚了，一年后离婚了。”这句话用别的人称、别的句式也可以表达清楚，但这样说特别带感，又不失亲密。我挺喜欢用这个技巧，相比于第三人称，能涵盖更多角度。有时我用别的叙述手法，但会觉得很假。

　　Q：你会反复试验吗？用不同叙述方法、不同人称，测试哪个效果最好？

　　A：那是当然的了！你必须这样尝试，如果不这么做……你就有麻烦了。当然，女性视角是不容易。第二人称视角，在书里的重点在于标示叙述者：谁对这个人物、这个故事感兴趣？谁在讲述？在故事和读者、故事和朱诺·迪亚斯之间，有一个真切的叙述者存在。你读这篇小说，就会意识到除了迪亚斯，还有一个叙述者——所有故事都由这家伙创造出来的。这和“所有故事都由迪亚斯创造出来的”是截然不同的。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否则你就会无视：为什么会有这些故事？在书的中间位置，为什么会有一个女人的故事？让这些故事有意义、也讲得通的唯一办法不是和迪亚斯建立关系，而是和这位叙述者尤尼奥建立关系。

　　Q：很多记者和读者都会问你一个问题，关于半自传性。迪亚斯和尤尼奥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A：区分迪亚斯和尤尼奥对我来说太容易了！书，很清楚地表明叙述者是尤尼奥，会竭尽所能地用无数细节提醒你：要你去滋养叙述者的面目。但读者可以随意，完全不用管作家用了哪些技巧、哪些概念。我觉得这是很公平的，因为作家也不管读者会怎样解读。读者也许分不清，但我不在乎，反正他们也不需要认识我。假如有读者把人物和作者本人混同，那是因为幻想力在作祟，我们渴望书本带来的想象，渴望故事是真的，哪怕在现实和历史中不可能出现，但那是我们的天性。在奥斯卡的故事里，有一个真实的情节：会说话的獴。我妈妈五岁时在山里走失过，父母找不到她，三天后，小棺材都买来了，爷爷奶奶哭成一团，但我妈妈脏兮兮地回家了，大人们都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我迷路了，但一只会说话的獴放我走了。我就把这段放进了书里。除此之外，奥斯卡的一切都是虚构的。你们可能以为是有原型的，但我妈看了之后，大呼小叫地问我：这些人都是谁啊？

　　爱是伟大的测试，测试我们是不是完整的人

　　Q：《你就这样失去了她》让你获得了更多女读者的喜爱吗？

　　A：我的书大部分读者是女性，事实上，我一直觉得，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談及人际社交时，会过度强调情感关系的女性化，这是美国主流媒体的导向所致：爱情的主流基调仍然是罗曼史，成功男性是不会敏感的，这才能符合主流社会的生活需要。至于我从小长大的社会环境里，男性气概是通过对亲密关系的放纵、放弃来表现的。所以，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如果致力于写情感、写爱情，注定不会有很多男性读者，主流文化根本不鼓励男性去看爱情主题的作品。

　　Q：但这本书也吸引了女权主义者在内的女读者。比如某激进网站上有一篇文章指责你这本书在运用男性话语权时过于夸张，有直男癌倾向，以至于并没有在写爱情，而只是在写关系；但男性读者会很喜欢，因为这本书格外诚实。你觉得读后感有性别之差吗？

　　A：你说的这种不同反应，要看情况。写这本书之前，我采访了很多多米尼加社区的女性。我让她们谈自己的生活，谈最糟糕的男朋友。书出来后，我也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大部分都是女性，其中大部分都是感情生活挫败的女性，所以她们更能透彻理解小说人物的感受。我有个朋友说，你的小说基调是忧伤的，不适合那些心没有碎过的人；心碎过，忧伤才能被理解；心没碎过，你也不会想用忧伤的眼睛去看透这个世界。世界分属于这两种人，哪怕你能够尝试理解另一个，也终究不属于你。所以，如果你很乐观，也没心碎过，你应该不会喜欢我的书。不过我还是不在乎，世界上有那么多书呢。

　　Q：还有很多读者能透过“情爱”的表层，看到你想揭示的种族、阶层间的不平等，以及移民生活的本相。

　　A：我只知道自己是如何把书写完的，但不会知道读者读到了什么——除了爱，还有什么？在我想来，爱是伟大的测试，测试我们是不是完整的人？在别的领域，你很难用这个准则去测试自己。做优秀的父母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你不用先成为完整的人就能当好父母。被爱，忠诚，需要很多我们害怕付出的东西。孩子对父母是无条件地依赖，但约会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身为父母、身为爱人的爱是不一样的。

　　我的写作，就好比是你能遇到的最糟糕的情人

　　Q：Wiki网页上说你在去年正式宣布放弃完成长篇小说Monstro，是真的吗？出于什么原因让你最终放弃从2007年就开始写的这部科幻末世题材的小说？

　　A：要我说自己作品的进展或未来，是很糟糕的事。我不是那种对自己的写作很有计划，或胸有成竹的作者。我的写作，就好比是你能遇到的最糟糕的情人，因为我从来不给你承诺，我们真的在约会吗？我不知道。我们会有未来吗？我也不知道。咱们还是别想明天了。这就是我和写作的关系。好吧，说回来，我确实停下来不写了，但以后也说不定再捡起来。

　　Q：衷心希望你早日捡起来，毕竟你为此研究了十年之久，2012年还在《纽约客》上登过一个同名短篇，2015年来中国还对读者说你已经（在文中）炸掉了墨西哥城，信誓旦旦地说就快写完了……

　　A：这个故事不再让我念念不忘了，这是问题所在，我本应该每天醒来时就想着它的，但我好像不再爱它了。作为作家、艺术家，我是很会给自己找麻烦的，也许是因为我期待得更多，不能让它就这么结束了，这么说可能比较合理。至于什么时候捡起来……真的不知道，它就像一个恶劣的女朋友，我很希望她来找我，但很可能她不会出现。

　　Q：这代表你找到了新的方向吗？你一直迷恋的末日主题和移民主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联的吧？

　　A：当然有关联。这就好比我看汉字或日文，有些字词读音是一样的，但意义不同，比如姓氏。这两个主题的故事也可以共用一种法则：一个世界结束了，另一个世界开始了。我相信，大部分有过移民经历的人都能回想起艰难的时刻，真的不容易，原有的世界彻头彻尾消失了，毁灭性的，但事实上，你不太会从这个角度，用这种词汇去想，因为移民者理应心存感恩之情，尤其是感恩父母、家庭的付出……但，说真的，从情感角度讲，大部分移民者并不太会这样想。尤其是作为孩子，没有办法表达，或解释当时的感受，小时候，你甚至也看不到其他人的移民故事，从而能一眼看出那是移民者的普遍的痛苦；大家看到的都是那些成功的移民故事，是那种宏大叙事的精英故事。所以，用末日故事去阐释当时我感受到的移民初期的痛苦，这对我有吸引力。

　　Q：这让我想到《你就这样失去了她》中唯一一个不涉及男女情感的篇章《冬天》，我觉得那是最悲伤、最震惊的一个故事。

　　A：谢谢！是的，吸引我的是——那第一个移民者，也就是我父母那一代人所经历的体验。我一直很钦佩他们的勇气、他们做出的牺牲。我是不可能做到那样的……啊，真的不行。就算今天，你让我移民到巴基斯坦，或是中国上海，我都觉得自己做不到。这是根据亲身体验得到的结论。当然，移民的状况也各有不同，有些人移居的体验会轻松一点。

　　不管在翻译中丢失了什么内容，都只是为了迈进另一扇门所付出的很小的代价

　　Q：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中有很多用罗马英文拼写的日文单词，因为宅男世界里的动漫游戏充斥着大量此类词汇，诸如怪兽（kaiju）、刀（katana）、能（Noh），但在中文译本中就自动消失了，被直接译成中文。你用双语写作，作品又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会不会偶尔出现lost in translation（丢失在翻译中）的情况？

　　A：这个丢失很okay的。我生活在需要翻译的环境里，也花了很多时间和讲多种语言的人在一起，比如新加坡，或任何国际大都市，你就会理解有些人只能用两三种蹩脚的语言，那是很现实的状况。但我真的相信：不管在翻译中丢失了什么内容，都只是为了迈进另一扇门所付出的很小的代價。我很清楚在单一语言中是什么情况，突然进入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又是什么感受，不管你或我犯了什么（语言上的）错误，相比于第二种语言给予你的内容，总归是少之又少的付出。

　　Q：你的小说会有注脚，甚至词汇表，是否就是为了弥补这种丢失？这种混合的语言风格是和小说人物的身份认同、移民世代的表达方式相对应的，如果在翻译或阅读（但读不懂）中丢失，会不会减损你想表现的“新美国小说”的特色？

　　A：只有英国版的《沉溺》附有词汇表，美国版就没有。我一直不希望有这种注释，但英国编辑坚持附……那也无所谓，我不在乎的。毕竟时代变化了，不再是以前打电报的年代，尤其是智能手机出现后，你想找一个外语词汇的意思，很简单就能获得翻译。我想那种注释的意义仅仅在于可以满足某些人的好奇心。

　　Q：在一篇采访中看到你曾说过，用英语写作始终会让你感到不适应，因为那不是母语。

　　A：是的，一直都是。我身在MIT的语言学院，会被很多与语言有关的理论包围。语言学家说，你换一种语言讲话，就成为另一个人。还读过一篇研究双语者的文章，发现，讲不同语言时是在动用不同的大脑部分，这很有趣：我讲西班牙语时，大脑就会自动抑制讲英语的部位；反过来，讲英语时，讲西班牙语的部分就被抑制。我十岁就经历这些了。在美国学习英语，就等于袒露在美国式竞争性的自我意识中，我整个身心都因此感受到变化，很奇怪的——长时间讲英语，我会感到身心俱疲，但讲西班牙语的时候就特别放松。我想，对我而言，英语就意味着“征服”。

　　问题在于：你的第一种语言总会有更多的发言权，更多的发声欲望，所以，即使我的英语讲得比西班牙语流利，西班牙语始终存在；哪怕我讲西班牙语时会有漏洞，但它终究是最熨帖的，属于我与生俱来的语感。所以用英语对我来说始终很别扭，（至今仍是？）噢！是的，从没变过（听来有点哀伤），不过那也okay：哪怕永远都是新手，也绝不是坏事情。

　　Q：你未婚妻Marjorie Liu是移民后代，也是作家——写的还是超自然、科幻题材……

　　A：还有动漫！她是我有生以来谈过的第一个作家女朋友！相处下来，我觉得（有个作家女朋友）挺好的。不过相比之下，和女律师约会还是简单多了（笑）。我们读起书来都很厉害，她写的书我都读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谈自己的写作，也许会聊到某个进行中的项目，她有问题的时候，我会尽力帮助她解决。

　　你肯定以为我们肯定有很多共同话题：可以讨论如何写作，甚至讨论移民感受，但好玩的是，（我们）并没有很多相同之处。我们常说我们在一起是mix marriage，因为华裔混血移民和多米尼加裔移民的世界实在天差地别——我很高兴我们有这种不同。比如说，她知道自己的曾祖父、曾曾祖父是谁，甚至有一百年前的老照片，这是华裔移民后代的特点；但多米尼加共和国移民后代绝不可能有这些（资料），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历史经历了殖民、奴隶时期，因而破损不齐，很多人没有回忆，也没有传承。我们家顶多能追溯到我爷爷那辈，再往上就不知道了。